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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真实故事计划》第562期:我的仇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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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4 10: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仇人死了

 马朝虎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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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西部,待拆的老城区房屋拥挤,无限压缩的生活空间使得邻里间摩擦不断。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十元钱引起了两家人长达四十五年的争斗。

真实故事计划的 562 个故事
故事时间:1975 - 2020年
故事地点:浙江


1

惊蛰那天黄昏,县城刚下了一场阵雨,空气里弥漫着清淡的草木气息。

我正独自在家喝酒,母亲打来电话说:“刚刚胡天纲死掉了,胰腺癌。”沉默了好一会儿,又道:“他天天痛得哭天喊地,听了都瘆人,早死早解脱。人活一辈子,没名堂,都要死。”

胡天纲是我家三个仇人中最后一个死掉的。三年前,另一个仇人胡地方去街上买东西,被一辆农用车撞飞,当场丢命。两年前,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张知明,误食家人放在柜子里的老鼠药,被发现时已经没了体温。

从懂事开始,我都在设想如何报复他们,幻想他们死得惨烈。而当他们真的不得善终,我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灾乐祸。

我倒了三杯酒,泼在地上,算是祭他们,然后戴上口罩,走进春天的夜里,街上灯火通明,一如往常。

1938年2月,祖父母为躲避战火带着我父亲来到了常山县城,在一个叫东门外的老城区扎下了根。

那里集聚的大多是和他们一样迫于生计的外来户,从事着车夫、木匠、菜贩之类的工作,大家的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偶尔有些小摩擦,但基本都能和睦相处。

作为外来户,祖父母特别谨小慎微,甚至有些巴结当地人。为了证明与他们的完全融合,祖父母三个月就学会了当地方言,口音里丝毫听不出杭州腔。

而东门外的中心地带正是胡天纲开的代销店,那也是闲人聚集的场所,大事小情通过这里,一夜间便可传遍城区。胡天纲为了维持生意,不时会给闲聊的人散散香烟、倒倒茶水,人脉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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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胡天纲的代销店原址

1975年7月10日下午5点半,夏日的太阳刚刚西斜,我10岁的姐姐喜悦拿上一张十元钞票,拎着一只葡萄糖玻璃瓶子,一路雀跃地去代销店替父亲打黄酒。

这是父亲多年来的习惯,在发薪日去街头的卤肉店称上两只猪耳朵,然后去菜市场买半斤红辣椒,再喝上一斤黄酒,足以熨贴他一个月的辛劳。

代销店里只有胡天纲和张知明两人,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胡天纲将喜悦递来的十元钱扔进钱箱,转头又跟张知明说笑。

喜悦催他:“快给我打黄酒啊,我爸爸还等着喝呢。”胡天纲听后,做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反问道:“你不给我钱,我怎么给你打黄酒?”

喜悦气懵了,胡天纲反而说:“小孩子要诚实,谁看到你给我钱了,叫他们来作证。”一旁的张知明也摇摇头表示没看见。

拎着空瓶子,喜悦哭哭啼啼地回到家里。这时,胡天纲也跟了进来,他对我父亲说:“话要说清楚,我可没有收到你女儿的钱,可能是她在路上丢了。”

那时人们的平均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十元钱是我们家一个星期的生活费。父亲越想越生气,转身拿上空玻璃瓶独自去找胡天纲。

过了一会儿,邻居小孩急匆匆跑来说:“你爸被胡天纲打了。”

我们一家人朝代销店跑去,只见父亲躺在地上,脸上全是鲜血。母亲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祖父借来一辆手推平板车,把父亲送到县人民医院。

我至今记得那个场景,祖父拉着平板车快步如飞,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跟在后面,大声地哭叫。很多人站在路边,脸上毫无表情。


2

父亲是被胡天纲、胡地方兄弟俩打伤的。旁观者张知明拉了偏架。

当时,父亲去找胡天纲理论,胡天纲的弟弟胡地方正在店里,两人一唱一和,话说得难听,一致认定我父亲想诓一斤黄酒喝。父亲气不过,将玻璃瓶砸了个稀巴烂,说:“这十块钱算我送你们买药吃。”

兄弟俩像狼一样扑上来,张知明紧紧抱住我父亲的双手,让他不得动弹。拳脚无遮无拦地落在身上,父亲被打掉一颗牙齿,打断三根肋骨,胃部大出血。

在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拳头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武器。那次冲突,父亲挨了打,还背上了骂名。张知明说是父亲先用玻璃瓶砸人,胡天纲一偏头躲过了,迫不得已才还击的。

后来听人说,胡天纲给张知明送了两斤白酒和两条西湖牌香烟。

从医院出来,父亲又去打了一架,他将店里一坛黄酒和几罐辣椒酱打碎,黄色、红色的液体流了一地。第二天,胡天纲兄弟带着五、六个儿子来到我家,打碎了热水瓶、锅碗、家具,连烧饭的灶头也给挖了。这是民间争执中最毒辣的一招,诅咒别人家“倒灶、走霉运”。

两家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就这么打响。我们家当时的“实力”并不足以与胡家抗衡,胡天纲生有四个儿子,胡地方有三个儿子,还有张知明在明里暗里帮衬。而我们家除了父亲正当壮年,其他老老小小势单力薄。

家里男人不行,只有女人上阵,我的祖母和母亲常站在自家门口,对着外面指桑骂槐,引来胡家女人猛烈回击。两家“女将”唇枪舌剑、唾沫横飞,最后撕扯在一起。等双方神疲力倦了,留下一地头发和布条。

哥哥、姐姐和我都非常害怕看到这样的场面,只能用哭声来宣泄内心的恐惧与无助。那时哥哥正要升入高中、姐姐上小学四年级,而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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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我家的平房

恨在我们一家人心底扎了根,父亲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到哥哥喜伟身上。
喜伟成绩不错,如果安心学业,完全可能用成绩改变命运。但经历了黄酒事件后,父亲开始打听全县最有名的拳师,他决定让喜伟去学拳,雪洗胡、张两家的打压之仇。

喜伟放弃了高中学业,开始跟一名被当地人追捧的师傅学习武艺。师傅住在乡下,传闻中十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近不得他的身。父亲为了让他收喜伟为徒费了不少心思。

从那之后,我时常看到师傅端坐在屋子里抽烟喝茶,祖母与母亲就在厨房准备好菜,有时甚至会杀一只鸡。吃过饭后,父亲会将大门紧紧关上,拉好窗帘,让师傅教哥哥扎马步、练套路,学习輶辂拳。

我也想跟喜伟一起学拳,但被父亲拒绝了,他有自己的规划。“我不能把筹码押在一张牌上,你好好读书,以后当大官同样治他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半年下来,喜伟的马步能扎一支香的时间,打起拳来也是虎虎生风。父亲母亲扬眉吐气,仿佛已经看到胡家人与张家人被打翻在地。


3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胡家两兄弟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物色了一名中学体育老师,学起了长拳。

子辈的冲突发生在1976年10月。那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但民间的恩仇,依旧以最原始的方式延续着。

那天喜伟上街,在观风桥与胡天纲的两个儿子狭路相逢。喜伟斜了他们一眼,两伙学了点三脚猫功夫,正愁没地方挥霍的青年就打了起来。

围观的人很多,胡地方的儿子听到消息也加入进来。孤掌难鸣,喜伟被他们扔到四米多高的桥下,幸好水不深不浅,救了他一命。看着喜伟狼狈地从水里挣扎上来,围观的人哈哈大笑,那伙人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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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观风桥

这是一次致命的挫败,每当胡家和张家人表露出胜利者的神态,从我家门口神采飞扬地走过去,父亲总会感到无尽的屈辱,他染黑的头发,半个月之间全白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停止回击,一些夜里,我看到父亲悄悄溜出门外,回来时已是一身泥土。他趁着夜色,去了胡家和张家的地里,将他们种下的菜全部拔掉。

但是第二天,胡天纲、胡地方和张知明又会把那些菜扔在我家门口,然后正大光明地走到我家的菜地里,将所有作物一阵乱踩。

经此一战,喜伟突然明白,武术在格斗中用处不大,人多才是取胜关键,他开始有目的地去结识辍学在家的小混混。

县城里的小混混,五六个一伙,留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大鬓角,穿着喇叭裤,聚集在学校、电影院、百货大楼门口,看到漂亮女孩走过就吹口哨,看谁不顺眼,冲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我没想过,哥哥会和那些人混在一起。

很快,练过武术的喜伟就成了一个团伙中的“大哥”,带着手下十几号人,在县城的街道上呼啸来去。喜伟混社会的名声难听,但父亲对此是默许甚至是支持的。

此后,胡家和张家的窗玻璃会莫名其妙地破碎,屋顶时常漏雨,养的鸡鸭经常消失。

1978年5月,喜伟带着小兄弟和仇家的儿子们进行了一场闻名全县的打斗。在县人民广场,对方有3人被打进医院。他们被镇住了,没有反击,也不再趾高气昂。

群架第二天,派出所来过家里,喜伟提前跑去乡下小兄弟家避风头。回来后派出所没再找他,那个年代只要不出人命,打架斗殴之事大多不了了之。

此后,我们和仇家的地位开始反转,父亲为此一度扬眉吐气,一些过去与胡家和张家站在一边的人,也开始跟我们一家人打招呼说话了,甚至还有人历数他们的不是。

而喜伟一直混着,除了偷鸡摸狗,还常去国道上敲诈过路的货车司机,如果不给钱,就往死里打,还把车子轮胎的气放掉。

直到1983年严打来临,县城里被抓去13个人,其中就有喜伟。

县里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喜伟被判刑18年,送往大西北劳动改造。那天现场人山人海,很多乡下人也赶来看热闹。喜伟和十几个罪犯被押在台上,胸前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流氓犯、抢劫犯”。

喜伟被押上解放牌卡车游街时,胡、张两家人沿路放起了鞭炮。父亲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4

喜伟的人生被毁了,父亲的事业也被毁了。

父亲是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懂技术懂管理,很被看好。领导本打算让他当一段时间副厂长,然后去筹建一家新工厂,最后再调去局里。自从父亲与胡、张两家纠缠起来,有了恶劣名声,特别是有了喜伟这个污点后,他的职业彻底被断送了。

喜伟去大西北劳改第二年,父亲车间主任的职务被罢免,他被调去看仓库。

父亲像是一头斗伤了的兽,从此对于胡、张两家有形无形的欺辱无动于衷,甚至连抬头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哥哥喜伟被判刑那年,姐姐喜悦18岁,刚好高中毕业。第二年,她进了县棉纺织厂,那是县里的大厂,待遇很好,工作到一定年限还会分配住房。同批进厂的还有胡地方的小女儿胡雪。

当年,一位名叫刘青的小伙子看上了喜悦,他是物资公司的科长,父亲还是副县级领导,算是县城里出类拔萃的人物。两人偷偷恋爱了一段时间,1985年夏天,喜悦将刘青带回家,这让家里人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然而好景不长,那年冬天,刘青突然斩断了和喜悦的恋爱关系。

有人传言,喜悦初中三年级时和一位男生早恋,还堕过两次胎。还有传言说,喜悦高二那年,和一名开大卡车的离婚男人在一起,每天放学都会被人接走。

喜悦整日躲在房间里以泪洗面,流言如同刀子在她心里划过。此后,她又恋爱了几次,但都无疾而终。1989年,喜悦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县的一位男青年,第二年,她辞掉工作嫁了过去,从此很少再回娘家。

喜悦出嫁后的第二年四月,县城里柚子花开得浓密。一天中午,我78岁的祖母怀揣一瓶敌敌畏,走进了胡天纲的家。正在胡天纲一家人愣神的空档,祖母一仰头,喝下了敌敌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家庭琐事或邻里纠纷喝敌敌畏自杀的人屡见不鲜。县人民医院的医生隔三差五会给喝农药的人洗胃、洗肠。有的人救过来了,没救过来的就用一块布从头遮到脚,等家属将尸体运走。

祖母想用这种极端的自戕,让胡家背上道德枷锁,内心不得安宁。

胡天纲顿时傻了,立即叫来一辆三轮车,将我祖母送到县人民医院。路上祖母已经失去知觉,嘴唇青黑,口吐白沫,双眼紧闭。

好在救助及时,祖母被救过来了。

第二天,我在背后藏了一根胳膊粗的硬木棍,守在观音桥头。当我看到胡天纲的大儿子胡雨走过时,我镇定地用木棍狠狠地砸了他的后脑勺。胡雨软软地瘫在地上,鲜红的血从伤口中流出。我既解恨又后怕。


5

胡雨也被救了过来,十几天后能走路上下班了。但据别人说,只要是阴雨天,他的后脑勺就要疼痛。

一个月后,胡天纲把代销店关掉,让他的儿子都搬到外面去住,他一个人留在东门外,住在一栋临巷的木板房里,那里常年失修,摇摇欲坠。

祖母服农药落下了手脚抽搐、神经衰弱的后遗症,不要说下地干活了,就连简单的家务也做不了。

1991年秋天,祖母去世。祖母“三七”那天,祖父正在吃饭,人突然愣住了,向前扑在桌上,转眼没了气息。而父亲一直郁郁寡欢,两年后也因脑溢血去世。

喜伟因改造表现较好,减刑3年,于1998年被释放。他不愿再回家,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衢州市开了家小超市。

老家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到了晚上,灯泡将两人身影投在房间四壁上,显得十分空荡冷清。

18年前,政府打算对东门外进行拆迁改造,但住户对拆迁补偿期望过高,有人临时乱搭乱建,有人假离婚,原来500多户人家,突然间变成700多户,这样一来,拆迁只能搁置,东门外变得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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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图 | 如今的东门外

就在那年,我结婚了,在新的小区买了房子,想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哥哥、姐姐也曾多次劝母亲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就住在这里,要看着他们,一个个不得好死。”

我心里疼痛万分,对于这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曾充满怨恨,恨不得尽快远离,让所有往事被岁月淹没,但母亲仍固执地守着仇恨。

我的祖父母本是地道的杭州人,1937年日本侵占杭州,他们抱着4岁的儿子一路向西躲避战火,直到1938年在东门外安定下来。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家人的生活基本安定,祖父母年过花甲,但身体尚好,父亲当上了车间主任,母亲在纸袋厂做小工,三个子女也都健康懂事。

这是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尽力劳动、维持温饱、心存希望。没想到十元钱引发了三家人无休止的争斗,四十五年过去了,没有人在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

- END -
口述 | 蒋喜成
撰文 | 马朝虎
编辑 | 马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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