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石节子的较劲是公平的，因为在所有和时间的比赛里，没有一个不是以悲剧结束的 | 刘伟伟 一席第677位讲者一席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20-03-19 22:06
刘伟伟，艺术家
当代艺术不光是大家看到的那种网红展，那种声光电的艺术展览。在今天，一个社会事件，同样也可以是一个艺术作品。
大家好，我叫刘伟伟，我是个临时艺术家，现在住在北京郊区当穷人。我有时候做点这个事情，有时候做点那个事情，接下来我就来和大家来聊聊我自己的事情。
我2007年在重庆开始上学和工作，但是很不满学院那种非常滞后的美学教育和系统，包括弥漫一时的画廊、博览会氛围。当时我碰巧遇上了一个艺术家，当然我是从书上知道的这个艺术家，叫博伊斯，我去看了很多博伊斯的作品，还去了解了他的一些社会活动。 其实现在想起来，当时对博伊斯也好，对那种社会事件式的艺术也好，实际上是知之甚少。今天在座的观众可能也是一头雾水，那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对我影响比较深的这个人，博伊斯。
社会雕塑
这个头戴毡帽，手拿铁锹的人就是博伊斯，他是一个德国艺术家。这是博伊斯在1982年6月，第八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发起的一个艺术项目，叫“7000棵橡树”，他号召全市人民在柏林种植7000棵橡木，还在旁边放了一块玄武岩石。
这个项目在进行了五年之后，他的儿子在他父亲种下第一棵橡树的位置，终于把第7000棵橡树种完了，当时博伊斯已经死了。这就是博伊斯的一个作品。 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就可以看到，从70年代开始，关于当代艺术，关于观念艺术的作品，它们的形态已经非常丰富和多元，它不再是一幅画、一个装饰品，也可能不再是美术馆里看到的一个带有艺术标签的东西。 博伊斯当时做过非常多惊世骇俗的作品，例如他把自己和一匹狼关在了一起，或者他向一只死去的兔子解释什么是绘画，包括他在一个空白空间里做了一个叫“直接民主局一天的事项记录”的作品。
▲ 博伊斯作品，由左至右：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如何给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直接民主局一天的事项记录——连续一百天和参观者对谈民主、对谈投票。
有人总结出来他的一个观点，叫社会雕塑，实际上博伊斯就是试图通过艺术的方式来更新社会观念，改造社会结构，这是他的社会雕塑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大家可能听过博伊斯的另外一句话：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话实际上指向的是，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艺术家本人的权利，而是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生命力，运用自己的感知力、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产物。 讲了讲博伊斯，接下来我再讲一讲自己的事情。在博伊斯的影响之下，我就逐渐放弃了学院的教育，开始进入社会空间进行艺术活动，我先给大家看看我早期做的几个。 这是我在一个车水马龙的马路上，拎着一袋面粉，用提前制作好的模型，制作了一个斑马线。
还有例如宜家开门的时候，我把它们所有的警报器都推响了，整个警报声音一直嗡嗡嗡地在商场里面响，保安追了一路，然后把我追出去了。 后来我非常不满自己这种，只是荷尔蒙或者是点子式的作品，我开始有意识地去找一些有社会身份的人来合作艺术项目。
赤裸裸的、无处不在的困境
2014年，我开始跟一些劳教人员合作。当地的警察就非常好奇，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这些人能产生什么艺术？他们到底要探讨什么样的社会问题？非常好奇，隔三差五就来跟我聊天。
有一个王警官，他对艺术非常感兴趣，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一个上海展览的计划，我就告诉了他。他说：我能不能去？我说好。然后我就给他订了机票和住宿，找了上海接待的朋友。几天之后，他跟我说他可以去，我猜他是跟上级汇报好了工作。于是他带着一个秘密的任务，一个人飞到了上海。
我告诉他我不去上海，也不去参加在上海的任何活动，于是王警官就在展厅里，一个人坐了七天。这是当时我的朋友用监控摄像头的角度，去拍摄的他在展厅里的活动。
实际上我特别希望王警官能从展厅逃跑，沉醉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可是王警官他一直坐在这个展厅，王警官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
我今天讲这个事情，大家可能觉得非常荒诞或者莫名其妙，这是一个艺术作品吗？实际上我这个作品的核心就是展出王警官，一个监控他人的人忽然出现在一个展厅里，被众人围观，整个观看的逻辑和王警官的身份，就面临着一个被消解的过程。这个作品是我把自己的遭遇变成了一个艺术作品，我作为一个个体，还挺喜欢这种直接暴露自己的。因为这种暴露本身就是在展示作为一个人在某一个事情里的处境，那种赤裸裸的、无处不在的困境。 2015年我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众泰。
我到西安去参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但其实我对美术馆的展览没有任何兴趣。当时我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拉着我到西安美术馆，我感觉他多要了我十块，我就跟他仔细剖析这个事情，因为我有的时候有点较真。
我就说，你为什么多收了我几块钱？没想到我刚说完这句话，出租车司机立马就火了，他说，你去投诉我吧，大不了我不干出租车行业了，然后怎么着怎么着，他说了很大一串抱怨。我忽然对这个事情非常好奇，今天的西安出租车司机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怨气呢？
当时我的一个律师朋友，给我讲了西安出租车的基础情况，我就知道了西安众泰。 2014年底或2015年初的时候，由几个出租车司机发起，聚集了一百多个出租车驾驶员，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西安众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他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公司？因为他们不满原有出租车这个行业里面的，例如行业垄断、保险问题、职业伤害问题，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份子钱。其实简明扼要一句话，今天的很多出租车公司把经营风险和投资风险转嫁到了驾驶员身上，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或者是被剥削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一百多个出租车司机自我组织，聘请了管理层，聘请了工会主席，自我组建了一个公司。他们虽然叫公司，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想做合作化式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说的合作社或者合作化，在欧洲，在南美洲，都有非常多的社区实践，甚至一度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我跟他们逐渐深聊的过程中，我对众泰的事情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跟他们的合作方式是这样的，第一是拍摄纪录片，第二是组织一个放映会。
他们公司在西安的郊区，我每天都去他们公司吃饭，有时候也住在那，每天跟他们商量拍哪些内容，怎么拍，然后他们去找那些出租车司机的案例之类的。这样大概持续拍摄了七天，我又用七天时间完成了纪录片。
▲ 纪录片《众泰》截图 之后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放映会，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天去了将近300位出租车司机，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我的确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能够放下自己一天的谋生时间，来观看我和他们一块来拍摄的这部关于出租车行业的纪录片。当时还来了很多媒体和记者，放映完了就直接在现场，就像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现场跟这些出租车司机进行了一个交流，最后形成了一个滚雪球式的报道。
当时出租车和网约车正打得不可开交，众泰的这种模式让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和想从事出租行业的人们看到了第三条道路。因为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公平和自治的模式，在各种层面来说，它都尽可能地减少了资本对我们个人权益的损害。
香港的媒体去给他们拍了一个纪录片，最后众泰还讨论到了人民日报上去。观众可能不觉得，但是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就是观影事件本身就是我的一个艺术作品。 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应前面提到的博伊斯。当代艺术不光是大家看到的那种网红展，那种声光电的艺术展览。在今天，一个社会事件，同样也可以是一个艺术作品。300多位出租车司机，他们不再是单纯地坐在这里看演讲、看电影的人，而是变成了讨论自我存在，讨论自己的权益，关心自己现实生活的一些人。
艺术家式的社会调查
很多艺术家，包括我自己去做众泰，前期都做了大量的调查，甚至这些调查本身都是可以被展出，被观众观看的。我们采取的方式是迥异于记者的一种调查，它充满了感性，充满了一种对事实的创造力。我现在给大家看两个简单例子。 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建筑小组叫法医建筑，这是当时在英国的一个展览，名字就叫走向调查美学。他把他们自己在社会中，在冲突领域，在一些大规模的战争区域，调查出来的图像、资料、视频，构建出模型展示给公众，他们觉得美术馆是通向公众之路。
▲ 法医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是一家独立研究机构，总部设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他们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包括建筑师、艺术家、电影制作人、软件开发人员、调查记者、考古学家、律师和科学家。
法医建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组，在今天没有真实新闻的地方，它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判断的样本。 刚才提到的是英国的，在国内也有很多艺术家，比如说这是我2014年去参加的一个艺术项目，叫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这个项目是北京的二楼出版机构发起的，针对北京五环六环之间40个行政村进行的调查。
▲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由李一凡与二楼出版机构葛非、葛磊、满宇发起，针对北京五、六环间行政村进行的艺术家调查项目，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启动。
我们去调查过的村子大部分都被拆掉了，这些资料在以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当时去的是北京最大的城郊村，叫北四村，那里原住民有6000人，但实际上住了十多万外来务工者，我在那做了十天的调查。 调查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图我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蓝色的线是北京的五环六环，蓝色的点是2014年到2016年民办的、官方不承认的打工子弟小学，红色的点是民办的、官方承认和支持的打工子弟小学，黑色的点是2014年到2016年被拆除的打工子弟小学。 我当时正在准备拍一个片子，结果面临着一个特别基础性的问题，北京到底有多少打工子弟小学？我去找了很多资料，问了很多人，也写了信给北京市教委之类的，都没有得到回复。 我就自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过现场找，打电话，去采访其他的人，最后把这个资料整理出来，发布在了网上。这是北京打工子弟小学的一览表，我当时做了非常详细的统计数据，它的位置在哪里，拆迁与否，在校人数有多少，在哪个区，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表。
▲ 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2014-2016）一览表。2016年，北京市（含拆迁）共有子弟小学112所，在校人数约65000人，比2014年减少约28000人。
你能看到，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密集的地方，就是北京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比如说这五个区，实际上就是北京外来人口最密集的五个区。
我发布了两年之后，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工作者，叫魏佳羽，他也去调查了。从我们的调查资料能够发现，2014年到2018年，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的在校人数少了至少四到五万人，如果按家庭来计算的话，它有可能涉及十几万人因为孩子上学产生的去留问题。 说到打工子弟小学就不得不提一下五证，我本来以为我很清楚五证了，我觉得就是这五个证件，但是在后来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原来事情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 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 - 在京务工就业证 - 全家户口本 - 在京居住证 - 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 给大家看看什么叫五证，它实际上包含了30多个证件。
作为一个普通的外来务工者，他很难凑齐这么多证件，包括街道的一些证明，甚至北京有的区还对外来务工者提出了连续在地社保的要求。
我有的时候非常感慨，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个权益或者信息，在今天主流的话语里面，谈论它的还是很少。北京外来居民的这些权益的缺失，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今天面临的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 这么多的务工者遭遇到了惨重的权益代价，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判断，或者去说如何更改这些东西，但是我在艺术项目里面，其实最想做的是把最基础的信息，通过共享的方式让大家来了解到，起码我们能知道一些声音。
直到生命结束或村庄消失 调查的时候，我遇到了非常多的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四川、贵州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很多人都来自农村。 我其实非常好奇，农村的现实在今天是什么？我们把眼睛从北京的五环六环转移到一个甘肃的小山村吧，这个村叫石节子，在甘肃省秦安县叶堡镇。这个村子只有13户，44个人。
▲ 甘肃省秦安县叶堡镇石节子村
2015年我参加了琴嘎和靳勒组织发起的“一起飞”项目，我做的事情是生活在偏远的小山村，生活了八天。在那八天里，我和村民们约定，每年的1月3号定为村民会议日。这是从2016年到2019年我们前四年去组织发起村民会议日的海报。
我们讨论的场地是在村子的坝子上，如果下大雪下大雨的话，我们就在屋里。
我们讨论的主题非常具体，比如说2016年我们的会议内容，就是成立了石节子的村民会议日，2017年我们就石节子村对面的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也是他们当时很急迫很现实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大讨论。
2018年我们就涉及到了危房改造，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落地。到2019年，因为前一年他们遭遇了村里最严重的霜冻，导致他们经济缩减了一半，花椒树绝产，我们就严肃地讨论了要不要买农业保险，怎么防霜防冻。 当然还有更基础的信息，我每年去石节子都会在前期做一些调查，包括他们的人口数量、外出打工情况，对乡村进行一年一天的档案拍摄和资料收集。
每次去石节子给我的感觉都不一样，村民们一开始比较沉默，慢慢地发言越来越踊跃，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石节子的夜很漂亮，这张照片是我的朋友葛磊的作品。他当时捐赠给了石节子几盏路灯，后来县里又追加了很多路灯。我每次看这张照片都很伤感，石节子这些路灯，我老感觉它照亮了一些什么东西，但又说不清楚。
长期以来，面对被动城市化这么一个现实，对于中国的农村，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我的态度是比较悲观的。
在村民会议日的艺术项目里，我跟村民说，每年的1月3号我都会来，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或者这个村庄消失。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要把自己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某一天和这个村子捆绑起来，用这种看似非常极端的生命体验，来感受今天中国的农村，来传递今天中国农村的变化。 有人可能要问，你做的村民会议日是不是跟时间的一个比赛？因为你提到了自己的生命结束，或者是这个村庄的消失。
我想是就是吧，我跟石节子的较劲是公平的，因为在所有跟时间比赛的事情里，没有一个不是以悲剧结束的。 上面就是我带来的消息与艺术，谢谢大家。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4-13 02: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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