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 | 人们对病毒的恐惧，与其他的恐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源济

王明珂 | 人们对病毒的恐惧，与其他的恐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席  2020-03-03

2月 17号起，我们陆续约请几位讲者，请他们写下这段时间的感受，作为一个记录。今天是第三篇，作者是一席第750位讲者王明珂。 王明珂 生于台湾，祖籍湖北，1992年获哈佛东亚系博士学位， 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去年底在一席办的上海演讲会中，我以“毒药猫与代罪羊：人类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根源”为题作了一场演讲。这是我尚未完成的一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了完成这本已写了多年的著作，我从去年起便积心处虑地安排今年的行止﹕卸下史语所所长之职，到北京及意大利隐居写作，以及从事一些田野考察。新冠肺炎暴发与全球传播，乱了我的计划，但这是微不足道的。

重要的是，疫情发展至今，在大陆、在海峡两岸以及在全球，均发生许多人群间严重的集体恐惧、猜疑与暴力，而此正是这尚未完成的著作之主题。”

对新冠肺炎的人文省思

王明珂

武汉百步亭社区便是一具体而微的例子：曾经“便宜行事”，突破各种法规、体制而获得极大掌声的模范社区，在发生疫情时却成为体制外的孤儿。

01.

为了关于人类集体暴力的研究，近几年我经常翻阅一本15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著作《女巫之槌》。这是一本实务手册，由论证女巫存在、邪恶本质的神学基础，到说明如何对女巫侦询、审判和处刑。

在它广为流传的16、17世纪欧洲，约十余至二十万人被指为巫，而遭到凌虐和处死。也因此，今日这本书普遍被认为是中世纪迷信、愚昧、不宽容的最终代表作。

而与此相对的是启蒙运动：学者们普遍认为它让人们摆脱上帝的束缚，让人们相信理性思维让世界更美好，从此奠定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基础。

我提及这一段欧洲猎巫之暗黑历史是因为，它的主要背景之一黑死病流行和人们对疫疾的恐惧，与今日我们面对的新冠肺炎横行有些相似。

人们找寻毒的源头，探索传播途径，最后经由审判及处刑来消毒。这一套防疫抗灾程序并没有克服黑死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这种审判还有另一层意义：它们是一种仪式化的社会暴力。人们借着施暴于一替罪羔羊，以克服集体恐惧，并凝聚因猜疑而濒于分崩离析的社会群体。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代罪羔羊暴力从未消失。

可以说，近来因着新冠肺炎，在中国大陆与海峡两岸间，以及在全球各国之间，都掀起了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猎巫”运动。

所谓启蒙运动，并未让人类脱离这种最原始的蒙昧。

02.

人们对新冠肺炎的一种普遍反应——封闭边界、隔绝流动，看起来十分科学，但其实是人类十分原始的一种社群自保反应。

事实上，不待恶性疾疫或其它外来灾难来袭，人类社群平常就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小至一家庭，大至国家，皆是如此。

封闭性表现在各个方面：自己人的团结与情感，对外人的防范与敌意，又如实质的村界、国界，与透过生活习俗展现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也因为这种社群认同，人们对“病毒”的认知与恐惧经常错综复杂——有近身的、能直接感受的，有远方的、常是人们主观想象的。

新冠肺炎不只是一个医学防疫抗灾的问题——“病毒”被加上了有政治、文化、性别偏见的联想。人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与其它的恐惧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中一种恐惧，是此前早已被西方学者一再夸大的恐惧，因中国宣扬“大国崛起”带来的中国威胁论，或更带有种族、文化色彩的文明冲突论。

在这样的想象下，新冠肺炎成为一种催化剂，在全球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自认为政治社会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家——都发生华人被排斥，歧视或遭各种形式暴力的现象。

对身边“中国人”的不满，常转移为对远方的中国的嫌恶上；相反的，对中国的恐惧与嫌恶，也会转移为对身边“中国人”的猜疑与仇视。

另外一个现象，许多医护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受到民众各种理由与形式的暴力。我们可以由此思考：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文化现象是，女性从事医疗照顾的人口比例远超过男性，如护士、接生婆、临终照顾者。但是没有任何道理女性特别宜于这些行业。

事实上，疾病、死亡被认为是危险的、有毒的，因此社会常让女人、或鼓励她们来从事这些行业，认为女性宜于处理有关的事务。

这是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发生的事，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类社会皆如此。

南丁格尔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但南丁格尔如何成为护理人员牺牲奉献的符号则值得我们深思。女性并非特别宜于从事医疗照顾，这是人类社会中古老的性别偏见在今日医疗体系中留下的狐狸尾巴。

03.

历史学家指出，人类历史上几次严重的传染病暴发，经常发生在大规模人口移动的跨界场景中，如14世纪蒙古西征为欧洲带来毁灭性的黑死病，如16、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为美洲印地安人带来造成大量人口灭绝的恶性传染病。

事实上，在今日全球化的场景下，我们应思考的不只是流动带来的陌生病毒问题，更应反思的是，人们与陌生人群接触而产生的敌意与暴力。

在全球化下，许多人家中有了菲籍或印度尼西亚籍佣人，工厂中有了土耳其裔或巴基斯坦裔劳工，超市货架上亦出现许多东南亚及中东食品，与产自墨西哥及中国之物美价廉家电。

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全球化场景，只是在体系中获益的国家、及其国内那些获益群体的美好体验。

另一些人的体验则是，由于全球化市场，农民难以决定该种什么，“辛勤耕必有收获”的祖训成为空谈。于是农村人口流向都市，成为全球化工业生产链的底层劳工。而低薪，成为了工人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无法脱逃的宿命。

而知识、职业市场与教育评鉴的全球化，似乎让北大、清华、台大、哈佛的学生家长们愈来愈富有，但事实上是，家长愈来愈需要有钱才能让子女进入全球排名前列的名校。

最糟的是，全球化——特别是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浪潮——将种族主义与社会阶级区分合理化，让19世纪以来人类对阶级社会、种族主义的反思及革命成果化为乌有。

这现象在东亚全球化最彻底的新加坡和香港尤为明显：商业大楼中的银行经理及跨国企业主管（欧美各国白人），一般商家及白领受薪阶级（华人）、家中的雇佣及体力劳工（马来或东南亚各国人），他们按照种族、国籍的区分各安其位。

便是如此，在全球化下，人们信奉利益分配原则、普世价值与公平正义，却愈来愈不能宽容，不愿了解自己身边陌生的外来者。

恐惧常来自于陌生感，相反的人们安于自己熟悉的世界。

美国人习于每年一万上下的国内人口死于枪支暴力，习于为了安全晚上不宜出门的生活，也习于接受因医疗与保险体系缺失而大量民众死于流感等疾病之宿命。

但他们难以理解，为何数亿中国人习于没有言论自由、公民社会，而只安于晚上能跳广场舞至深夜的日子；更不能理解为何全球穆斯林要如此坚持其教规、教仪而敌视努力拯救他们的西方世界。

人群流动与信息传播，拉近了不同文化人群间的距离，但同时也让人们感觉“陌生”已来到身边，因此让一些西方学者大声疾呼所谓的文明冲突。

我认为，这仍然建立在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上：受启蒙运动塑造的理性、自由、民主之西方世界（the West）与此外的其他世界（the Rest）。

04.

近二三十年，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因广大国土的自然资源、14亿人口的智慧与劳动力，以及强烈的经济动机，投入于全球化市场的分工体系。而近两年来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抵制，理由是中国未能遵守这些先进国家设定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华为便是很好的例子。华为或者的确应做些改变以适应国际市场，然而此事并非如此单纯。

如我在前面提及，人们对“病毒”有许多基于认同偏见的联想，这不是生物现象而是人文现象。在这个以美国为首、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大家庭中，努力进入此大家庭核心的华为是一替罪羊，反映的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恐惧与反感。

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说的流利英文常让他听得起鸡皮疙瘩。也就是说，在一个群体中，愈和自身相似的异类，愈容易让人们感到恐惧。

再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另一种型态的帝国主义版图扩张，自然涉及强权之间的竞争与敌对。它不只涉及合作、竞争与垄断，也激化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之争。

无论如何，美国智库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IIE）所称的全球化理想——经由各国间的合作来促进繁荣及和平以创造一更好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谎言而已。

05.

近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中东乱局与强权介入、欧洲难民与移民问题、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近日因新冠肺炎造成国际流动封闭。

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是：人们应关心及反思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态问题。人们是否生活在一富足、安全、公平、和谐的社会体系之中？

以中国来说，近数十年来飞跃的经济成长与物质建设，无疑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亦无可讳言的，许多体制、价值观与个人惯性行为难以配合这样高速的经济成长，而追求高效率的“便宜行事”文化也让内部各层面发生落差与矛盾。

武汉百步亭社区便是一具体而微的例子：曾经“便宜行事”，突破各种法规、体制而获得极大掌声的模范社区，在发生疫情时却成为体制外的孤儿。

人类生态观点认为环境、经济、社会、文化为一整体，因此关怀也应是整体性的。

环境是否能负担及永续支持经济开发及其成果？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是否能遵循合理、公平与一致的法则？社会团体、组织是否能维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保障弱势者？以及什么样的文化能规律人们的行为，而让上述环境、经济与社会体系得以顺利运转？

当今世界人们有很多理由反对全球化，但全球化的趋势仍不可挡。不久后，新冠肺炎的流行结束，中国还将继续追求高经济成长，并在全球化中与美国及西欧各国一较短长。

然而如何“消化”过去的成就，完善一个稳定、理想的人类生态体系，是值得大家深思及共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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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毒药猫与代罪羊 人类恐惧、猜疑与暴力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