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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人世间] “Z世代玩家手册”系列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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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0 04: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入职基层医院的医学生:我的工作和医学关系不大 | 人间 · Z世代

 曲港跳鱼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6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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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医院当个“鸡头”就能被悉心培养?不存在的。领导捧你,不过是为了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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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春风十里,不如你》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今年的“史上最难毕业季”令人忌惮,还有1年才研究生毕业的我,也提前开始盘算就业方向。一次聊天时,室友林圆讲起了自己之前的就业经历。我俩同是中医临床基础学研二的学生,她是2019年的本科毕业生,在老家温州的一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了1年后,决定放弃事业编制来读研。

起初我对她的选择很费解:医生的收入,除了基础工资和绩效之外,还与资历紧紧挂钩,那份街道卫生中心的工作每月工资均下来5000多块,而同年浙江省中医院“规培生”的薪资才3000元左右。这样的“初始待遇”,对于还没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应届毕业生来说,完全符合“事少、钱多、离家近”的理想情况。一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活儿,还能比省级中医院里的多吗?

但等林圆讲完她那1年的生活,我明白她为什么要离开了。



1


2019年春天,马上要从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林圆点开微信,对着联系好的硕导的对话框,再字斟句酌,也想不出体面的措辞。

早在大三上学期的伤寒课上,林圆就动了在本校读研的心思。这门课的任课老师思维清晰,能辨证地看待中西医治疗方式的结合,还在课上旁征博引各种哲学观点,将中医经典理论讲得深入浅出,在学校一众“吃老本”的老师中间显得极为闪亮。借着上课,近水楼台,林圆努力“套磁儿”,加了老师微信,积极表示对老师手下课题的兴趣,老师也介绍她认识了不少研究生师兄师姐。打听到这个老师指导学生认真又上心,也愿意给学生各种表现的机会,更让林圆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研究生初试后,林圆早早进入课题组打杂。老师也表示,只要她过了录取线,自己的研究生名额非她莫属。然而,成绩出来后,一向逢考必过的林圆都傻了,完全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考出来的分数,她甚至向学院提出复核成绩的申请,但是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个分数,连调剂都没机会。

林圆无颜面对导师,微信里的文字几番编辑后,最终删除。她想,还是发邮件吧,不仅郑重些,也少了直接面对老师的局促和羞愧。

按照医学生普遍的培养道路,考研失败后,还可以直接考各医院的“规培生”(规范化培训),在医院接受3年科室轮转的临床训练,相比考研简单多了。但“规培生”总是被分配至医院的住院部,每天对病人采用的是西医治疗手段,一心想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救人的林圆,不想去接受“荼毒”。况且,即便考入一个省属三甲医院规培,3年后同样要面临就业抉择,与其这样,林圆想,不如珍惜自己的应届生身份,选定一个医院,直接工作。

于是,大五的她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开始留心各类招聘。

3月下旬,辅导员提前在群里发布了“春招”的单位信息。家在温州的林圆本想优先选留在杭州的工作,可细细浏览招聘信息后,她失望地发现:杭州市区医院放出的中医师招聘,都要求至少研究生学历,她完全不具备竞争资格。要是想留在杭州,她只能考虑一些专门招收中医本科生作为保健医生的民营企业。林圆自认医术平平,想去中医氛围更浓厚的工作环境中接受熏陶——那就只有一两家和母校关系密切才接受本科生的医馆可以选了,可是它们的位置离市区又实在太远,和去下级县城没什么区别。

“为什么医学生都想考研?”

“因为本科毕业只能去县里工作。”

林圆终于体会到了这个问答的残酷。她感慨,还是学针灸、推拿专业好,明明学的都是一样的基础课程,但人家的临床技能培训,能帮学生一毕业就在市里的医院找份“正经”工作。

林圆接受现实,放弃留在杭州的期待,选择了自认为“力所能及”的几家县医院,开始了面试之旅。



2


林圆的首选是青田县中医院。这所二甲医院招收中医专业的本科生,离她家也不远。林圆还有另一层考虑:拥有“中国房价第一县”“金融十强县”“外汇第一县”等称号的青田,是远近闻名的“华侨县”,经济实力应该不会太落后,有利于她这样的年轻人扎根做长远规划。

招聘会当天,林圆带着精心“粉饰”过的简历奔到现场,发现青田县中医院的招聘位上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看时间,自己并未迟到,她不禁猜测:是不是人家已经招够了人提前离场了?她不知该找谁询问情况,又不想浪费其他机会,只好转而争取其他岗位。

她先来到了宁波一家区级医院的招聘位,排队递上简历入座后,面试官开门见山:“你是哪里人?”

“温州人。”

“那你会在宁波长久待下去么?”

面对这么单刀直入的问话,没有太多求职经验、也未提前准备话术的林圆当场愣住。她私心里当然是更想待在杭州,也不准备谋一份长久差事,只想去医院历练一番后去医馆工作。犹豫几秒后,林圆实话实说:“可能会。”

后面的问题,她已经没有印象,她清楚地感受到,整场面试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问题,而自己的回答显然不是令对方满意的答案。最后,工作人员流程化地收下她的简历,说有机会的话后续会打电话通知她。

林圆有些惆怅,她漫无目的地在招聘会上继续闲逛,无意中看到了方太集团正在招聘中医师。方太对国学的推崇,林圆略有耳闻,听说不仅安排职工学习传统文化,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医学院”,同时承担中医教学和企业医疗工作。招聘现场的宣传单上写着,公司会为中医技术岗提供3年的学习培训,然后再正式上岗执业。中医学院最资深的教学老师,是一个盲人师傅,听说之前曾到终南山拜师学艺了十几年。林圆当场百度了一下“高人”的资料,能够找到的具体信息虽然很少,但看上去都“不明觉厉”。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林圆也留下了简历。当天现场没有面试,工作人员只让她回去等电话。又随意投递了几份简历之后,林圆就离开了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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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后续电话通知”的漫长日子里,林圆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关注着各个平台的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看来看去,不是她瞧不上工作,就是工作瞧不上她。需要落实“就业率”的辅导员每天在群里不停催促,对找工作略感灰心的林圆甚至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回家复习1年再“二战”?

林圆闷闷不乐的状态也让父亲记挂着。4月,消息灵通的父亲给她发来了家乡医疗卫生单位的招聘信息,其中有个卫生院招收中医专业本科生。林圆仔细回想了一下,那是家附近的一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在当地名声一直不错,她以前还去那里看过病,听说相熟的医生说,工资待遇不错。作为求职以来唯一一个各方面“平均分”都比较高的医院,她迅速把目标转向这里。

林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在线上报了名。5月11日,她向实习医院的带教老师请了假,坐了3个多小时的高铁,回家参加了当地卫建委组织的招聘考试。考试项目只有中医学基础知识和职业能力倾向测试两项,对认真复习过考研科目的林圆来说不在话下。考完后,她回到杭州的实习医院,完成毕业前最后的任务。

回来没几天,林圆接到了方太中医学院的通知,在通过了两轮线上面试的提前筛选后,她进入了正式的面试环节。当天,她一大早便奔赴集团考点——在宁波余姚的一个郊外工业区,下了高铁后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才到,好在公司给面试者报销一部分车费和住宿费用。下车后,林圆感觉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营地,环境是真的好,但它的偏远也让林圆心生退意。

排队等电梯时,林圆听到走廊另一头传来诵读古文的声音。进入面试的房间,她惊讶地发现,面试官居然就是那位盲眼“高人”。简单的自我介绍后,“高人”直接问林圆的未来计划。因为面试前已经对公司和岗位做了全盘调研,林圆这次十分“上道”,说自己计划好好钻研《伤寒论》,并在此基础上向《内经》《金匮要略》以及温病学拓展学习,继承好中医传统。

师父听后一脸恬静地说:“这么喜欢《伤寒论》的话,那背个条文吧,再讲讲理解。”

林圆选了每个中医学生都倒背如流的第12条“桂枝汤证”,又按教科书的讲解角度谈了几点理解。从师父的反馈来看,林圆感到整个面试并不成功,自己似乎不是公司需要的人。

果然,在方太的面试没了下文。好在5月23日,家那边的考试成绩公布了,林圆是中医内科岗位考生中的笔试第一名。街道卫生中心并未组织面试,在体检和政审通过后,林圆就算是被录用了。

林圆这几个月一直悬着的心安定了些。亏了最后出现的这家卫生服务中心兜底,她才好歹有了着落,给求职之路画上了个不太过难看的句号。这几个月的诸番波折已让林圆身心俱疲,她详细罗列了这份工作的优点,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躺平”:这份工作是正规编制;应聘的是中医师岗位,专业对口;离家不远,骑电动车只需要15分钟,环境相对熟悉;社区医院,不会像大医院那么忙,应该会有双休……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医师“规培”后能直接回到本院,有能力的就能独立门诊出诊,不需要像大型三甲医院一样先去病房苦熬5年以上,再考主治,才有可能去门诊。

唯一令林园不太满意的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只是城市医疗机构的最基层单位,接触到的病人肯定多是慢性病患者,病种也会相对单一,这种环境对年轻中医精进技艺不算友好,反而更适合学有所成的中医。

不过目之所及,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反正去任何医院,对于“中医新人”都是一个学习机会——这样安慰着自己,6月毕业后,林圆安心回到了家乡。



3


许是看到林圆家住址距离医院很近,主管人事又老谋深算的副院长,在3个新人中独独联系了林圆,让她提前来报到。副院长说,医院目前缺人手,“希望”她能来帮忙——但林圆分明听出了“要求”的意思。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林圆只得以临时工的身份提前入职。阅历尚欠的她,甚至连这期间的薪酬待遇都没问。

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坐落在老城区内,辖区包含街道下属的18个社区,院内设有行政、门诊、公共卫生和妇幼保健4个部门,在卫生局对市里25所社区医院的年度业务考核中成绩稳居前4——能够取得这样的佳绩,除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更得益于院长有一颗“勇争第一”的心。

社区医院,院区不大,只有3栋小楼:行政楼包括院长、人事部、后勤、宣传、医务科等行政办公室。4层的门诊楼,1楼是内科,门诊有2位中医骨伤科医师、5位内科中医师和2位西医内科医师,其中1位西医主修儿科;2楼和3楼是妇科和皮肤科;4楼是公共卫生科,专门负责社区居民的日常健康管理。门诊楼旁的小楼里,是妇幼保健科。

医院有1位党委书记和4位院长,1位正院长()统筹全局;1位副院长()主管各科室人事调度,把控任务完成进度;1位副院长()负责后勤物资保障;另有1位副院长()管理医院的对外事项,比如新院建设、宣传等。根据那位女副院长的说辞,林圆的正式岗位要等她“规培”后才能确定,但是——她需要先在本单位就职1年,才能够被单位外派去上一级医院进行“规培”。而这1年中,林圆的具体岗位,这位副院长也要“考虑”一下再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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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林圆坐上了导诊台“迎来送往”,回复患者们的咨询,帮忙指路。每天除了刚上班那阵儿问询的病人多,其余时间倒也相对清闲,临下班前还能有1小时左右完整的空闲时间看看书,然后到点下班。毕竟是暂时性的工作,林圆也不觉得“屈才”,权当提前熟悉工作环境了。

但没清闲几天,找林圆“帮忙”的科室就蜂拥而至。

8月末,医务科的同事要林圆帮忙整理4楼公共卫生科的材料,说已经取得过院长同意了。闻言,作为新人的林圆也只得答应,内心却默默吐槽:前两天才帮信息科核对了医保的数据,怎么这么快又来一个需要帮忙的科室?

随后,公共卫生科的科长拿着一堆名单出现在导诊台,让林圆挨个给名单上的患者打电话,核实名字、住址、工作单位、婚姻状态、有无搬家、搬到哪个社区等基础身份信息,再重点询问他们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家里亲属的患病史、药物过敏史等。

林圆一边导诊,一边打电话采集信息。本来这种询问私人信息的电话就惹人怀疑,即便林圆开门见山地介绍自己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但谁能不带一点戒备心呢?要问的问题又多,问到最后,患者都会很不耐烦。

这份采集信息的工作远比想象中困难,不仅琐碎,而且存在着很大的沟通障碍——林圆打电话时会常常提及到人名、专业术语、工作单位的念法,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患者,只会说温州本地的方言,但林圆的方言并不好,确认起来很是吃力,只能发微信向父母求助,几乎天天都在重温儿时牙牙学语的感觉。有些老人以前的工作单位,她从没听过,即便对方重复几遍,她也依旧一头雾水,又不好让老人家一直复述。

之前的清闲一去不复返,林圆每天看到导诊台上的电话名单就发怵——一次电话沟通,起码要15分钟,为了兼顾导诊的“本职工作”,她一天里能完成的有效信息采集,只有7到10人。更尴尬的是,有时电话刚讲到一半,正赶上来医院的患者过来咨询,无论让哪一边稍等一下,都会落下埋怨。谁都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不时遭遇到患者的恶劣态度,让林圆难受,她每打一个电话,都要鼓足勇气,做足心理建设。

林圆从没想过,一个电话信息采集会这么难。支撑她继续这份工作的原因只有一个——副院长说过,这都只是“暂时”的。打电话的工作量好歹可以折算绩效,这样自我安慰着,林圆才挨过了那段日子。

林圆说,坐导诊台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和楼下缴费处、药房同事们的八卦,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的工作都比公共卫生科轻松些,不会太累。如果将来定岗时能被安排到那两个科室就好了——然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到时一切能否如自己所愿,完全是未知数。

打电话的工作持续了2周多,但对林圆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太过漫长。9月初,和她同期考入卫生服务中心的新同事也来入职了。新同事考的是西医医师岗位,更偏向公共卫生科的管辖范围,于是一入职便“喜提”走了打电话的艰巨任务。看着那个懵懂女孩,林圆就像看到了救星。

做好工作移交后,林圆立刻接到女副院长的通知:在“规培”之前的1年,她到儿童保健科工作。



4


妇幼保健科,涵盖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预防接种3个办公室,各科室分工明确:“妇保”医生定期随访孕妇的健康状况,教授相关健康知识,直到胎儿分娩;等孩子出生后,“儿保”医师会定期随访新生儿健康状况,直到孩子3岁;预防接种科室则主要负责定期给适龄孩童接种所需疫苗。

儿保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儿童体检,每天早上进行,形式很像普通儿科门诊,挂号费用由政府承担。医生要给规定月龄的小朋友定期体检,检查他们的身高、体重、骨骼发育等有无达到正常标准。有时候还需要抽血,观察其是否有贫血倾向,若发现异常,须及时提醒家长注意,或是将孩子转到上级医院就医。

对于社区医院的儿保科医生,可以额外计算“绩效”的项目有10种:月龄儿童按时体检人次、贫血类儿童的定期随访次数、月龄儿童中医药服务的人次(6、12、18、24、30、36月)、月龄儿童抽血化验的人次、乙肝儿童的规定随访次数、新生儿的家访规定次数、死亡儿童的记录人次、社区内幼儿园督导、定期儿童宣讲课堂次数、规定月龄儿童发育筛查人次。

这些项目都有电脑系统或对应文件存档,半年度和年度考核时,妇幼保健院负责这个辖区的医生,会到科室里来按项查阅,看资料是否齐全完善。检查时,还会随机抽取一些儿童体检的档案,打电话给家长,以核对体检时间和检查信息、体检率、健康率(如肥胖率、近视率、贫血率)是否达到规定标准。

这些项目里,基数大的常规项目(如体检、随访)的“绩效”稍低些,基数小的项目(如帮助抽血、督导幼儿园、新生儿家访)计入的“绩效”高一些。“绩效”每月月末由科室统一上报结算,再由全科室工作人员平分。每天下午,医生们都会打电话提醒辖区内的父母带着孩子准时来体检,同时也需要打电话跟进去往上级医院体检的孩子的身体情况,而后在电脑里录入相关数据——对林圆他们来说,只有等到辖区的儿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体检并录入数据,才能计为一次“工作合格”,每人次计入的“绩效”在0.5到3元不等。

林圆来之前,儿保科已有2名医生:一位是大林圆几岁的年轻医师蓓蓓,科室的中坚力量,也是“元老”;另一位是再过2年就要退休的医师阿丹。

为了避免把同事喊老,林圆一视同仁地称呼她们“姐”。但很快,她就觉察到了两个前辈之间的关系微妙。

听医院里的老同事说,起初,儿保科只有蓓蓓一人,工作任务实在太重,她便向领导请求加派人手,于是领导从妇保科调来了阿丹。可阿丹上了年纪,不会操作电脑,平时只能帮忙体检和打电话,录入数据的工作还是只能蓓蓓干。两人平摊科室的“绩效”,但一直是蓓蓓在多干活,她自然不乐意。

在林圆来之前,蓓蓓多次劝说阿丹,多少学一点电脑操作,好独立录入数据。可阿丹是抱着养老的心态转来儿保科的,老是被逼着学电脑,心里自然不痛快,所以时不时还会教训蓓蓓一句“年轻人就该多干一些”。

感受着科室里的工作氛围,林圆猜想,蓓蓓和阿丹很可能曾闹到过撕破脸皮、影响工作的地步,所以在很多部门都缺人手的情况下,副院长才把她“安插”到俩人中间缓和矛盾。

很快,林圆有了另一个重要发现:蓓蓓和她一样,当初考进医院的时候,报考的也是中医全科医生。这让她顿悟——在基层医院里,你考进来的岗位是什么并不重要,自己想当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觉得哪里需要人,你才会被安排到哪里。如今,自己就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果然,在儿保科待了3周之后,她就又被搬走了。



5


由于以前很少接触儿科的东西,进了儿保科,很多医学知识和具体操作,林圆都要从头学起。9月底工作刚刚上手,副院长又来找林圆了,要她同时帮忙分担预防接种科的工作。

副院长说,儿保科上午的体检,有蓓蓓和阿丹顶着就够了,她让林圆每天上午去预防接种科帮忙,下午再回儿保科处理数据,“绩效”同时跟两个科室的同事们平分,收入会略有增加。对于频繁的工作变动,林圆有些不快,但也只得应下。说实话,她更希望直接被调入预防接种科,毕竟夹在两个有矛盾的前辈中间,日子并不好过。

两天后的周日,休假中的林圆收到了预防接种科科长发来的疫苗接种规范。这直接浇灭了林圆继续学儿保科知识的热情——既然早上不用帮孩子体检了,儿科知识也基本无用武之地了。她得赶快遵照科长的嘱咐,提前熟悉预防接种流程:几个月大的孩子应该打什么针、什么情况下不能接种疫苗、进口和国产的同种疫苗的区别、疫苗的价格、每个疫苗的接种禁忌、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的区别、接种后的注意事项……内容详细而琐碎。

社区医院有2个预防接种的登记口,每个登记口一上午会对接约100个孩子,负责给孩子接种疫苗的医师,业务必须精熟,要全面准确掌握不同月龄的孩子所需要接种的疫苗情况,否则在高强度的工作里很容易“卡壳”,轻则影响工作效率,一旦出现登记错误,修改校正也相对繁琐。

需要迅速背诵掌握的内容巨多,但留给林圆的学习时间却很短。她只坐在科长身边看了3天资料,在第4天副院来巡视工作的时候,就直接被赶鸭子上架去负责登记了。林圆紧张得额头直冒汗,生怕出错,腹诽着不知道院长是不是对谁都这么“有信心”。

林圆自认是全院从学习预防接种到实操上手时间最短的人。知识内容是记住了,但是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应对,就难了。她时常在接种时反应不及——计算月龄只是第一步,安排好每个孩子每月要接种哪一种疫苗、根据孩子身体状况调整疫苗接种的先后顺序,这些都很依赖经验,如果没有安排好,迟了或是早了,疫苗的疗效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人命关天,一遇到不确定的情况,林圆就需要停下来到隔壁座位请教一下前辈,一上午下来,只登记了70多个信息,同事还帮她分担了不少。

转到接种预防科后,林圆少有机会休息,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来,她连轴转地同每位家长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介绍不同的疫苗以供选择。每天上午,她都筋疲力尽,等下午回到儿保科后,才能小小地偷闲一下。

可儿保科的麻烦事也不少。林圆一度质疑,除了统计“绩效”,数据录入的意义到底何在——对于家长而言,体检后得知孩子健康就好了,医生定期打电话整理这些数据,似乎更多只是为了自己的“绩效”而占用对方的时间,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不是所有家长都会天天去测量孩子的身高、体重、头围,记住那些准确数值的家长更少。电话回访的信息经常缺东少西,林圆最后只能编造一个正常范围内的数字填上去。

赶上半年度和年终考核时,对于在前2个月在社区医院里给孩子做了规定体检的家长,林圆她们还要特意提醒,说如果有人打电话问起,一定要回答“是在规定月龄做了体检”。但有时候提醒也没用,很多家长接起电话,就想不起来这事了,“背锅”的还是林圆她们。

最让林圆烦恼的是,在副院长的这种“一仆侍二主”的安排下,同事们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她在2个科室干出了“双份绩效”的错觉,发工资时,蓓蓓就旁敲侧击打听林圆的工资数额。听说预防接种科医生的工资普遍高于儿保科的,但林圆却没法参照比对——说出来或许没人相信,3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工资条,工资卡也没有进账。人事部的同事说,因为林圆刚入编,“还没有被系统录入进去”,所以发不出她的工资。

林圆别无他法,只能继续乖乖工作,乖乖傻等。



6


10月的一次家庭聚会上,表弟说起正在备战考研。或许察觉到林圆对现在的工作并不满意,期盼女儿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的林爸林妈,趁机也来探林圆的口风。

林圆直接拒绝:“这么累,哪有时间复习,别白白浪费钱。”

当时林圆在两个科室时间尚短,虽然感到一些工作压力,但她安慰自己,这是对新工作还不太熟悉导致的,习惯了就好了。第一次考研的惨败令她信心尽失,工作的忙碌也让她分身乏术,既然这份有编制的工作能稳保自己衣食无忧,何必再折腾呢?

可在父母的多番鼓动下,向来听话的林圆耳根又软了,决定先报个名,随便考考,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结合之前找工作的经历,林圆知道学针灸的就业前景更好,但她还是更喜欢方药,就报考了和之前同样的专业方向,只是把目标学校调整成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她想着,目标定高点,就算考不上,心里也好受些。

被两个科室的工作轮番蹂躏,林圆也没有设定什么复习计划,毕竟,计划赶不上领导突然给出的任务变化。直到笔试前1个月,她才想起来该看书了。于是上班时就带上《胡希恕伤寒论讲稿》《胡希恕伤寒论方证辨证》,趁着午休瞄上几眼。下班回家后,工作已经消耗了她太多情绪和精力,唯一能让她牺牲休息时间的就只有英语——除了看美剧,她还刷完了原版的《教养的迷思》,对照着中文版看,权当英语练习了。

她不敢太过用功,生怕调高了自己的期待,到头来却只换来和第一次考研一样的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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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林圆跟预防接种科科长出去开会,学习12月1日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会上强调,预防接种将由专门的预检人员操作,预检人员和负责疫苗登记及接种的医疗卫生人员,均需具备执业证书。

林圆毕业还不足1年,不具备考证资格。从那之后,她从紧张的登记工作中解脱了,每天只需要给孩子测体温、问询身体状况或者维持一下病区秩序。

和她一起帮忙测体温的是预防接种科里一个游手好闲的邋遢大叔,典型的发福中年男。林圆刚进儿保科时,几乎每天10半点前后都能看见他穿过科室,推开通往对面平台的门,在平台吸上半天烟。上午是预防接种科最忙的时候,但大叔好像既不用登记,也不用打针,只负责整理部分资料,或者出一些去卫生局取疫苗的轻松“外勤”。

兼顾两边工作后,林圆发现,即使要面临考核、大家忙得手忙脚乱的时候,科长也不会找大叔帮忙,据说是因为对方太粗心,不放心——他是老员工,又是在编人员,皮糙肉厚,扛得住副院长的说教,每天一副老神在在、岿然不动的样子。

说实话,大叔的工作状态,让林圆羡慕不已。

12月17日年终考核前的两天,几乎全院都在加班。林圆不知道这是单位的传统,还是同事们真的有很多事情都没做完。好在她的直属上级蓓蓓早已提前安排好了工作进度,可以在检查前一天把所有任务完成。

蓓蓓不喜欢加班,一方面是因为她本就喜欢闲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和她积极备孕有关。她结婚3年多,每次怀孕不出3个月就会流产,这几年药没少吃,医院没少跑,却依旧不见效果,用她的话说,她和老公赚的钱还不够她看病的。她本身就是容易因为压力产生情绪波动的性格,所以会尽量避免一切令她产生压力的事,特别是加班,所以细心的她会在平时完成好所有应该做的工作。

那天,蓓蓓依旧准点下班,告诉林圆剩下的一点工作可以等明天再做完。林圆自然乐得“反卷”,可正当她打算回家时,阿丹却叫住了她:“今天全院都在加班,领导肯定也会来视察,你这样走了,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

林圆厌恶那种为了显得尽责的“表演性加班”——领导对自己的印象有那么重要吗?她满不在乎地回道:“明天事情就可以干完呀,不用非要加班今天搞完吧。”阿丹立刻“点”她:“你要是不加班,到时候考核成绩不好领导就会拿你说事,你要是在这里加班,没考核好,那也少一点责任,你也不能说你做的是百分百完美的,对不对?”

林圆谢绝了阿丹的好意劝告,结果回家刚吃完饭,副院长兴师问罪的电话就来了:“我看到阿丹姐一个人在这里加班,你和蓓蓓两个都不在,你们事情都干完了么?”

林圆只得说:“还剩下一点,但明天就可以干完。”

副院长就说:“你还是过来今天就干完吧,明天一天再专心检查一下。”

领导都这样说了,林圆纵然再百般不愿,也得回医院干活。进了儿保科,阿丹还卖好地对她说,自己在副院长巡视时替她“圆了一下”。

那天晚上,蓓蓓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听说她果断拒绝了副院长的加班要求,并硬气地说:“出了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林圆自叹,自己真不是个合格的“社会人”,都无法用合适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合理利益。

1小时后,林圆把所有的工作完成了,她带着极其不爽的心情,百无聊赖地坐在办公室里继续发呆了1个小时,等到副院长下班才敢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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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笔试临近,林圆没有提前请假,只跟同事换了一次班去参加考试,没让单位里的人知道她考研的事。考场在温州市区,离她家1小时的车程,父母想直接开车送她去,她拒绝了,提前一晚住去了朋友家,考试当天6点多爬起来赶公交。

上午考政治,选择题全靠1年前的记忆,问答题按考前2天突击的真题套了答案;下午英语考试时一开始,注意力还很集中,但早起睡眠不足,中午又没午睡,答到最后的作文时,林圆眼皮都要睁不开了——当时还剩50多分钟结束考试,她对自己说,“我只睡一下下”,就趴下去会周公了。等她再次睁眼,距离考试结束只剩下25分钟了。构思了5分钟,她飞快落笔,终于赶在打铃前答完了试卷。

第二天是中医综合考试,她依旧起早赶车,考完后和朋友吃了个午饭就回家了,第二天如常上班。



7


转眼到了不寻常的2020年。

春节期间,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半个月的封控管制,大年初二,医院全员都被召回上班,院长要求各级人员随时待命。没有任何日常的业务,大家守在科室里百无聊赖,林圆每天做些电话回访,询问辖区内各家孩子的健康状况。

3月中旬,医院开始逐渐恢复运行。疫情当前,必须要有“预检分诊”,对每一个入院患者进行身份核对、测量体温和流行病学调查。预检的地方,就在医院门口随意搭的几个棚子里,里面有简易的桌椅,坐着站着都难受。

预检是轮岗制,早班从7点50到中午12点半,中班从12点半到下午17点,晚班从17点到21点。头几天每天都是各科室的科长留守,后来就全是年轻医师顶班。早春时坐在棚子里冷得要命,到了夏天又闷热不已。这工作不算“绩效”,也没有加班费。

疫情初期,查验健康码是一大难题,不少人去了好几个地方,实在被查烦了,开始耍脾气,拒绝出示,时常让林圆成了发泄情绪的“公共垃圾桶”。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要经过几轮的劝说才愿意配合手写登记——总之,预检分诊内容机械重复,没有技术含量,还特别惹人嫌。

预检刚开始的一周,林圆被分配去值班的时间,总计1天半;第二周,一些老资历医生陆续恢复了门诊,有心回避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导致轮班人员大大减少,林圆分到的值班时长直接翻了一倍。另一个比她迟1个月来医院、被分配到公共卫生科的新人,直接被调到了预检分诊岗“长期驻扎”。林圆知道,要不是儿保科实在缺人手,自己也会难逃同样的命运,而且没有拒绝的权利。

回想入职初开会时,副院长专门提到,林圆是全院唯一一个本科生,要好好培养。当时她还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这几个月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多天真——在基层医院当个“鸡头”就能被悉心培养?不存在的。领导捧你,不过是为了用你。“重视人才”“重点培养”这件事,她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自己不过也是一个方便廉价的劳动力。

这样毫无希望的生活令林圆窒息,她还有自己的医学理想,不想在这个小地方白白当“砖”。这时,救命稻草出现了——她通过了考研笔试,收到了第一志愿学校的复试通知。听说上海中医药大学格外重视英语,她当即网购了《中医英语基础教程》和《西医英语基础教程》,开始仔细研读。

初试时只想“打个酱油”的她,决定在复试冲一把,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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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公共卫生科不知为何又需要增加人手。蓓蓓虽然万分不情愿,但也没能阻止副院长把林圆调走。

林圆又过上了入职初期给老人们打电话询问基本信息的日子。这次电话调查是针对老年人的慢病询问,5个问题循环往复:

您近期是否有体检,具体的体检时间是什么时候?

您的血压或血糖水平是多少?

体重是多少?

每日或每周的运动情况如何?

服药情况和饮食情况呢,胃口和饭量都正常吗?

根据患者的反馈,林圆还需要请求患者配合检查,这给了她很大压力,本想悄悄复习备考,却无法专注。与此同时,公共卫生科里回来了几个“规培”结束的年轻医生,每人天天连轴转,既要出门诊,又要兼顾科室分配的社区信息采集任务,遇到紧急突发任务,还得随时随叫,几个才30岁左右的,都有高血压了。之前想着外派“规培”后就能上临床的林圆,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无法拒绝的加班,没有职业的成长空间,盈利化的医院的排名压力,计较绩效的微妙氛围,无理取闹的患者,分工不明的管理模式……工作上的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让之前没遭受过社会毒打的林圆一度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她在“工作无聊又没意义”和“人活着真累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之间徘徊,最后走投无路,每隔一周就和心理咨询师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线上沟通,让对方引导自己发泄和释放,消除郁结在心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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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林圆收到通知,准备线上面试。她请了年假,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地狱般的日子。

学校在报考时就要求考生选好导师,且每个导师只有一个录取名额。林圆选的导师很抢手,她只有“5进1”的概率。笔试成绩中游的她没能如愿靠面试“逆袭”,综合成绩最后只排在第3名。获知落选的那一刻,失败的痛苦和不想再回医院的不甘同时涌上心头,林圆大哭一场,只能准备调剂。

消耗完年假的林圆本该回医院边上班边准备复试调剂,爱女心切的林爸跑到了医院办公室,竟向副院长又求得了一周的假期。安心在家备考的林圆,收到了3个学校的调剂面试,考虑到学校的综合实力和位置,她接受了福建中医药大学和我们学校的调剂,最终只通过我校的复试。

虽然离预期相去甚远,但总算没有空手而归。林圆再也不想体会复试前的那种高压状态和每次等待结果时的自我怀疑了。



8


收到拟录取通知后,林圆马上就想“跑路”,父母却劝她,“坚持到完成医院的半年度考核后再说”。毕竟,如果提前离职,会损失一笔奖金。

看在人民币的面子上,林圆才又有了一点坚持下去的动力,最终撑到7月才办理离职。对副院长提议的“保留编制,读完研回来继续工作”,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但这并没有斩断林圆和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纠葛”——因为她的工资还被拖欠着。

每一个上班的人,最期待的都是工资到账时的片刻抚慰。而在2019年8月到12月,这种快乐,林圆一次都没能体会过。她正式的入职时间,本应该在10月,五险一金也是从那时开始缴纳,可实际上,她一次次地与进账为0的工资卡卡大眼瞪小眼。人事部门的回答永远是“局里的系统没有调整好”,但什么时候能好呢?没人知道。

直到2020年大年廿九,林圆的工资卡才收到了3笔汇款:一笔是2019年全年的周末加班费,2121.5元;一笔是1月份的基础工资,978.66元;一笔是2019年的年终奖,24361元。林圆和财务咨询后获知,这个“年终奖”里直接包含了她前半年的所有工资。但她并不知道具体的工资明细,那些“绩效”和加班费也无从核验。

疫情给卫生局的财政带来了不小压力,有些医疗物资也要医院先垫钱支付,于是,林圆2020年2月的工资直降到204.29元。蓓蓓因为是科室科长,拿到了500多块,工龄最长的阿丹是700多。“204.29元” 工资一直发到了4月,不知道是医院没有上报“绩效”,还是卫健委没有余力统计。预防接种科里另一个登记岗位的前辈,在林圆考研复试前到了退休年龄,但因为招聘困难,又被医院返聘回来,可回来发挥余热不到2个月,就因为疫情期间无法保证的工资水平、繁重的文件工作学习整理工作和巨大的工作压力,毅然决然地离职了。

4月末,“局里”补发了4000元,说是2月和3月的“绩效”,林圆的基础工资也慢慢涨到了2000多元。她这才后知后觉:原来不加班就不算“绩效”,自己每月的基础工资就是这么多——怪不得公立医疗机构招人都不写明薪酬,因为基本薪酬真是不太好看。她也理解了单位里人人都盯着“绩效”的原因——没有这些,真的没人能继续干下去吧。

半年考核的奖金,林圆是在读研半年后才收到的,2832元。得知女儿被坑的林爸又杀去了副院长面前,先是质问奖金情况,又暗示事业单位克扣工资,自己要去检举告发讨个说法。不久后,院里就给林圆补发了5160元。前去讨薪的林爸,还凑巧知道了政府曾给抗疫时加班的医务人员发过补贴,医院似乎把林圆的这笔钱也给扣下了,于是林圆后来又收到了8250元。

把这些“绩效”、奖金、疫情补助加在一起,林圆在这个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工资,终于达到每月5000多元,听起来没那么寒碜了。不过这个工资拿到手的过程着实有些艰辛,要是指望着当月的进账吃饭,林圆早就不知道饿成啥样了。

林圆原以为,做医生只需要好好精进医术,好好看病,好好对待病人就够了。没想到,除了应付人际关系,还要应对上司指派的突发任务,真的太消耗精力。不过她转念一想,基层医院是这样,省级三甲医院也是一样啊——实习时候的带教老师们,除了出诊,还要被安排教学任务,从医院长途跋涉到学校去讲大学的专业课,动辄就要耗上好几个小时,更不要说在大医院还有科研任务要完成。

林圆跟自己说,假如注定都是这样,不如往高处走,她想清楚了,与其坐在自行车上哭,不如坐在宝马车里哭。她再也不想去基层医院工作了,好在考研的选择并没辜负她,从前以为遥不可攀的名师,她也站在了其身后。学硕虽然比不上专硕“3年4证”(专硕毕业即可获得硕士研究生证、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和“规培证”)的效率,但是起码可以安心学习中医学知识,一心一意完成自己的毕业研究课题,这对她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如今,快要研三的她早就知道,求职这种事,起码得提前半年准备,决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病急乱投医”,也不能再盲目自信、乐观估计形势,任何时候,做两手准备总是没错的。



后记


林圆辞职后不久,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就换了院长。原来女院长,年龄已经到了,如果没有特别突出的贡献的话,就该“让位”了。10月,卫生服务中心搬去了新院区。好像只是林圆运气不好,赶上了医院发展以来“最黑暗”的时光,又在黎明到来之前就离职了。

林圆离职前也曾想过,新院长来,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变,院区扩大也会带动效益,工作环境也能进一步改善,或许也会招聘和培养更多的年轻医务人员。但医院的原班人马还在,分管人事的副院长仍会贯彻自己的“用人之道”,同事间的积怨和矛盾也不会消弭。基层医院对医生素质培养并不是很看重,工作性质更偏向基本的公共卫生管理,行政导向为主的任务繁多,即便周末,“规培”医生和年轻门诊医生也常为应付各种上级单位检查管理的任务而去院里加班,很难真正地救死扶伤。

林圆快开学时,听说跟自己同期的新人,已经被送去“规培”了,不过没有去成市级中医药医院,而是被院里“就近安排”了。林圆觉得自己离职了,真是万幸。

我也曾把社区医院作为求职方向,看重的是那里不用值夜班,能让我有命好好活着,为有一天能当上一个“老中医”奠定身体基础。可听林圆的经历,我对基层医院的幻想有些破灭了——在基层,“编制”这个东西,未必像传言中那么香,看上去的稳定,是拿自由换的。人在迷茫的时候,会愿意抓住“保底”的稳定而舍弃自由,可是当找到目标后,太过稳定却往往束缚人。

如果有选择的机会,我还是更想试试别的出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龚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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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19 04:5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参加985高校创业大赛,加的是导师的功名利禄 | 人间 · Z世代

 良木择禽 人间theLivings 2022-11-16 07:05 Posted on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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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技术或者发明专利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来研究探索,年年举办五花八门的比赛,能有几个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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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今年8月,我为期一年多的“创业”算是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基本上想拿的奖项都拿到了——但我也彻底准备和“创业”两个字说再见了。

搞创业,说得理想一点,是为了开拓眼界——我学的是工科,上的很多专业课都落伍了,而在创业团队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讨论,这是在专业课里很难获得的体验;说得功利一些,我十分迷恋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证书上,它们能够为我的期末成绩加上不错的分数,拿到“综合排名前3%”的人才能拿到的甲等奖学金,且只要保证自己排名位置处于“团队前三”,保研还能加分。

我努力“鸡”自己,一定要比“优异生”做得更好。哪怕老早就发现本科生创业很“水”的事实,老师PUA的苗头,比赛中各种不成文的潜规则,也舍不得退出,结果就是专业课荒废、保研滑铁卢、抑郁症加重。

我想记下过去一年多的折腾经历,给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不要再走我的弯路。



1


人生中第一次实际接触到“创业”的概念,是大学城里一间奶茶店老板请我去做说唱歌手——作为小镇做题家,我靠着高中三年老实本分的学习才考上这所排名不错的985高校,对说唱的爱好经过压抑之后彻底释放了,跟着学校里说唱社的同学开始“混圈”。

奶茶加说唱这不伦不类的搭配,源自老板对说唱的执念。他的法子太过新颖,愿意买单的人很少,加上无力邀请说唱圈的“大腕”来巡演热场,开着开着,奶茶店便转型酒吧了。跟老板混熟之后,他向我们坦承,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只是觉得“喝奶茶才能安静地听说唱”,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用阿尧的话说,“这家店定位不清楚”。

我和阿尧是在大学认识的,都对音乐非常感兴趣,经常一起来奶茶店,算这家店元老级的客户了。奶茶店经营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几个“元老”还和老板一起讨论过运营策略,分析当周人气、销量,要不要策划活动。时间长了,说唱的本事没长多少,倒是对开店创业有了一番认识。

阿尧在“创业”上比我早行一步,他曾休学两年,期间做过驻场歌手、酒吧老板,也开过视频工作室。一次在酒吧门口聊天,我问他为什么没继续,他说开工作室虽然赚得不少但开销很大,剪辑需要高配置的电脑,拍摄需要很贵的单反相机、摄像机,除此之外房租费、人工费也是很大的一笔。当然,更要命的是人的原因:“当初接了几单之后,客户反馈还行,我觉得应该沉淀一段时间了,但另外两个合伙人一味想赚钱,又接了几单,搞得所有人手忙脚乱的,成品也不太好。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因为彼此卫生问题吵起来,生闷气,拖累工作,结果让整个团队垮掉了。”

说完这些,他又提醒我:“创业需要一个团队,但最好不要和兄弟一起,因为你们的关系大多会闹崩。”

我说自己最近刚参加完学校的“寒假创业训练营”,虽然是围绕着大学生创业比赛转,不过也确实学了点东西,“什么股权结构啊,商业模式,我还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阿尧又立马用他的经历,给我泼了几瓢冷水。

对于普通的本科生来说,创业确实是资金、技术、人脉“三不占”,亲身参与过酒吧的运营后,我打听了一圈朋友的情况,本打算放弃。可一个打来的电话,从此改变了我2020年的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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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英哥打来的,他是我高中室友,如今又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他先是寒暄,问我说唱搞得怎么样,又说辅导员不同意他寒假留校,问我有没有让他“搭伙”的地方——大一上学期我住学校寝室,后来一直想出来住,磨了很久,父母才答应先让我寒假在学校北门外商业街的自家房子独自住一下,感觉能否适应,看来是被他知道了。一通东拉西扯,我才在他的一堆废话中抓到“创业”两个字——尽管他没说清楚,但我心一热,就答应让他先过来住。

我去学校北门,半个小时后看到了穿着军绿色冲锋衣、留着短发的英哥,他的脸庞已褪去了高中时的青涩,一派神神秘秘的样子。见面后他就着急去寝室抱被子,至于他在搞什么创业项目,他一直遛我回了公寓才说。路上聊天时,我发现他现在对钱异常执着,挂在嘴边的尽是“没钱就是屌丝”“跟学历没有关系,只有钱才能赢来尊重”,已经不再是高中那个只爱打篮球的男孩了。

回到我的公寓,他才说自己做的是二手书生意,之前有过上万的订单。业务流程并不繁杂:先确定同学们所需要的书名和数量,再与“货源”谈价,确定后下单运送,货到后通知同学们领书。他打包票说这生意简单又好赚,他已经确定了他们学院的订单,问我要不要也在我们学院复制一把。我问起货源和成本的问题,他一脸自信地说“货源不着急”,过几天便能给我消息,至于本钱,他先帮我垫付。

“那真是谢谢你啊。”我真诚感谢,仍旧疑惑,“但你为什么要找我呢,还非要跑来我这儿住一段时间?”

“因为你的‘年级长’身份啊,你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把广告)发在年级群里,老师给你几分面子,不会说什么,肯定会有同学信任你并且填问卷,这不就手到擒来?我现在在附近的一家补习机构做小学数学老师,辅导员不同意留校,实在走投无路,只好投奔你。我一个人做不长远,只有团队才能做长久,电话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我的质询被他打了一顿太极,接着他又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了一张收款5000元的截图说:“我就做了几单生意,轻松赚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然后拍拍我肩膀:“我们几个都觉得,你上了大学变化最大。他们要么保持高中的状态,继续做题,要么抗拒新鲜事物,变得畏畏缩缩。只有你搞说唱,又当年级长,混得风生水起——好好弄,等你出歌了,兄弟出钱给你拍那种很拽很Flexing(流行于嘻哈圈中,有爱炫、炫富之意)的MV。”

这一番话说得我异常舒服,我决定让他搭伙几天看看。



2


白天我要去寒假工机构当“答疑老师”,回到家往往都晚上10点半了,每次都看见英哥坐在椅子上打游戏,还要拉我“一起放松放松”。我还惦记着二手书的生意,他却搪塞:“这段时间干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踏实,但每天8个轻轨站地来回奔波,也无暇纠结太多。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学院年级群里出现了“订书”的消息,便赶紧跟英哥说了,他沉思了一下回我:“这是竞争对手‘书多多’把业务做到你们学院来了。”

“书多多”是我们学校已经办了好几年的一个二手书平台,他们有相对成熟的小程序,也有正规的工作人员。我有点丧气,“书多多”体系完善,口碑也不错,而英哥找我搭的草台班子,胡乱编了个品牌叫“旧手”,就想同这样的对手竞争,抢食为数不多的校内学生市场,那同学们肯定更愿意买对手的账——至于校外的资源,“书多多”都没能做出去,更别说我们这些后来的。

我问英哥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这才叫我赶紧也发个问卷,我又一次担心拿不到货源把自己名声搞臭了。英哥却风轻云淡:“以后会告诉你的。要相信我,兄弟,想想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天了。”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如法炮制,编辑了文案,在年级群里先打感情牌,说我们“旧手”是大学生创业团队,请大家支持,然后又根据下学期的书单在“问卷星”上制作了一份订单需求问卷,统计书名和相应数量的需求,还有个人收货信息,做完就发在了年级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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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发完后不久就是2021年春节,我回家后,父母担心地说我看上去很憔悴,曾经帅酷自信的“黄毛rapper”,现在蔫嗒嗒的。我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很久都没有创作写词的欲望了。

正在家里过年,英哥的电话又来了,让我大年初四陪他再去老校区附近“勘探书源”。我一听就火大了,他这才说了实话:他做的工作也只是发问卷和找货源,这个项目是由一个清华博士牵的头。接着,他又谈钱画饼,说事成之后能分我三成。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那个博士呢?”我问,“货源你也没有,到底怎么回事?你他妈之前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

“别急,赚钱哪有那么容易?!”英哥脾气也上来了,开始强调我俩要以“团队”的名义去和书商谈,过一会儿又说光我一个人还是太少了,干脆不用去了。

我已经隐约觉得这事情不太靠谱——以前我追问生意细节时,他总是让我“不要着急”,除了发问卷确定订单,再问就是“以后再准备”。于是举着手机,对着空气摆了摆手,准备止损:“虽然我过年没有事情,但我确实想休息。”

英哥却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初创团队”,不应该中途散伙,半是打感情牌,半是央求,要我一定要陪着他找货源。我服软了,想着寒假已经过去大半,毕竟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不如就继续做到底。我们花了3天时间在老校区附近转悠,四处观察打听大学生二手书货源的信息,最终给英哥的上线推了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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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迎来开学,寒假里“创业”的事情我只敢跟父母说个大概,他们只让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等英哥再次出现,带来的是过河拆桥的老戏码——那个清华博士得到货源之后,立马把他拉黑了。当然,我对他的说辞也是将信将疑——那段时间他总是老早就出门,说自己在市里另一条街当补习老师,还拿了一套小学奥数教材给我看,可后来我偶然路过那条街,发现一个培训机构都没有。联想到他最开始说事成之后分我3万,后来又说开学之后把我的房子作为“创业基地”,我猜英哥也许跟那个博士是一伙的,只把我当作免费劳动力,或者只是编理由蹭睡觉的地方。

但他给我造成的麻烦事情在等着我,除去那些已经确定被博士私吞的订单,“旧手”还有8个订单,无法与书商按之前谈好的价格出货。我绞尽脑汁,先从认识的学长学姐那里收书,数量还不够,迫于无奈,只得拉下脸去寝室楼一间一间地敲门问不认识的学长学姐。



3


这次“二手书”生意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开始每晚睡不着觉,上课听不进去,看书看不进去,常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开学3个月了,我仍旧耿耿于怀,辛苦了一个寒假,生意就这样说没就没?我给阿尧讲,他安慰我:“你应该从我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我早就说过跟所谓的‘兄弟’合作要慎重。”

我愈发懒得说话,每天躺在床上啥事也不想做。直到在网上偶然瞟到抑郁症的文章,才恍然大悟。镜子里的我呆滞无神,头顶黑色头发长出来了大半,一气之下,我把烫了5个月黄色卷毛全部剪掉,也把英哥拉黑了。

大一下学期的课程比上学期难得多,我的期中考试成绩惨不忍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特别想休学,就在网上查找关于休学的事宜,因此加了一个女孩。她对这些很熟稔,告诉我:现在刚过了半学期还能休学,成绩下次重新计算;休学最少1年,最多2年;休学必须要医院精神科开诊断书,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明材料,辅导员只会对你做很多的心理疏导工作。她还提醒我说:“因抑郁症休学再复学很麻烦的,上面的领导不想你在学校里出事,会让你在各个医院做很多量表,必须足够证明你的心理是健康的(才行)。”

这个女孩叫林央,我们学校环境学院的,曾因“双相(情感障碍)”休学1年,现在跟我同级。刚开始我只是问问题,聊着聊着发现我俩的编程课在一起,之后我逐渐敞开心扉,她赞叹我经历丰富,人也很有趣,想要见一面。

当时,我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撑着去了。林央长得很好看,长发披肩,眼睛极有神。她坐在我身旁,我看着她手里的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她问我还想休学吗?我说不确定,如果能找到值得挂念的事物的话。

一周之后,林央对我表白了,她说见到我的第一面就确定了,我是她喜欢的类型,而她身上的气质也深深吸引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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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创业仍留着一股冲动,林央劝过我很多次,但我觉得,只有创业才能够为当时破碎的我带来极大的自信。

跟林央在一起之后,状态稍好,我便全身心投入了之前在“寒假创业训练营”加入的一个“互联网+”团队,他们的核心技术是利用一种高新材料做电子仪器和玩具周边,市场领域大类属于电子消费和文创,像我这样的本科生,在此类项目里能做的就是改PPT、答辩打比赛。学校里的“互联网+”创业团队很多,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也是赶当下趋势。

2021年5月,甫一正式“工作”,我就被安排去答辩。最开始的两场比赛评委都很友好,问的问题都很基础,我也渐渐触摸到了一些灰色地带——参赛的众多大学生创业项目,都是由该校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只是为了应付比赛才包装成学生的东西,我参加的项目也是如此。

看我渐渐上路后,招募我的学姐便说,团队里这批成员马上大四了,现在项目需要一个传承——即交接。“传承”过程很简单,学长学姐带着我们这批3个新人见了个面,吃饭时交代了些工作,后来我再问问题,他们都答得很模糊。

几场答辩之后,我就晓得这项目的本质了。很明显,这些答辩路演只不过是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部分而已,美名其曰“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实际上,学生都是打杂的,也没有工资。可我当时已经对纯体力劳动的工作十分厌烦,只想干一点对得起学历的事情,希望用技术建立竞争壁垒,踩着别人的肩膀登上我想要的位置——而那些荣誉也可以在学校的综合奖学金评定上、保研上加分,为未来求职添上有用的一笔。

但并不是每次答辩的评委都很友好。去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校赛答辩,评委就毫不客气,严肃质疑:“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参加了好几年,为什么今年还要来呢?”

我们一起去答辩的3个人瞬间凝住,幸好我脑子一转,信口说:“今年我们在技术和应用上做了相应的创新,推出了‘画板’系列,这个画板也用上了高新材料,售价仅300元,准备以此打开低端市场的入口。”

在我看来,这个画板颇像小时候用吸铁石在沙堆里吸铁砂的游戏。评委们自然也不傻,皱着眉头,一脸不屑:“那你们产品的技术优势在哪儿呢,我看不出来。” 

“我们控制高新材料的系统有了重大的突破,现在的画板系列基于的新系统同样有效,成本更加低廉。”

“那你们产品有订单了吗?”一个中年女评委有点好奇地提问。

“原产品系列主要针对B端(企业用户商家),这类客户每年都有固定需求。我们已经与陕西省的一个高校签订了70万的合同,和国家级科技馆签订了40万的合同。绘板系列则面向C端(个人消费者),走潮玩路线,并打算在今年下半年量产。”我继续回复道。

这些订单其实我们心里都没底:答辩之前,拥有这个项目技术专利的刘老师(即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毛毛地为我们上了几个小时的课,我们只能临时背熟了上一届学姐留下的稿子,随机应变。我们对项目了解得太少,也无法深入阐述某些具体操作和细节。3个评委互相打了个眼神,面容冷峻,我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答辩和项目都不太满意。

之后的比赛中,没有了学姐学长,我和刚进来的2个伙伴不得不像无头苍蝇一样,尽最大努力想出善意的谎言去应付评委们诸如“你们的市场意义在哪里”、“细分市场属于哪个领域”、“有对标的竞品吗”、“技术门槛足够吗”等等问题。

我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修改PPT的工作,同期进来的一个学姐主要负责商业计划书的修改和部分的答辩,另一个学姐做的事情也是大差不差。

无论是打比赛,还是导师请的熟人教授、科技馆的渠道商、种子基金投资人,不管他们对项目实质了解多少,都可以对PPT和商业计划书指手画脚,我们往往需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和刘老师一起开会讨论调整答辩策略和修改PPT文案。导师特别喜欢约上一大群认识、不认识的人一起开会,将学生团队和社会上的人拉在一起,显摆他“人脉广”。

我的PPT愈发精致,内容也逐渐庞杂,又加上了竞品分析、行业政策、技术创新等好几页。



4


去年7月一次开会时,一个学姐说:“我们应该招人,现在忙不过来。”

通常,学校参加这类创新创业比赛的同学,都是各个学院的年级前几名,学有余力想再给简历添几笔。我虽然只是跟着他们磨PPT,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自己的认知,了解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情况,甚至能在某些想法上建立交集——工科各个专业本身联系紧密,只要有人愿意提点,触类旁通。

这次招募,我存了私心,在岗位需求中加了一个做小程序的岗位。这是为林央专门加的,我想借此机会在来年“互联网+”大赛的市赛决赛之前将她拉进来,之后我俩好携手参加后续的创业比赛和“国创”训练项目。

大学生的创业比赛里,一般国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市创(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是“主线”,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I CAN(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是“副线”。不管哪条线,前期申报材料、网评,项目通过之后的路演答辩,都是相通的。当然,在保研加分上,也都是通常要排名团队前三或者前五。

除了以上两条线的比赛,我们还要参加各种创业孵化基地、平台的社会性质的比赛,这些场合鱼龙混杂,不会像上面那些比赛只限定学生和教师。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教育部与政府、各大高校共同主办的赛事,“高校主赛道”包括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此外还有什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高教主赛道”又分为本科生创意组、研究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5个组别。本科生、研究生创意组的参赛项目以学生个人身份参加,不能由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参加比赛;初创组得以企业法人身份参加,可以拿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成长组则在初创组的基础上要求获得过大于等于2轮的融资才行。

我们两次大赛参加的都是本科生创意组——初创组什么的,各路大神齐聚,我们打不过。通常,“互联网+”大赛是3月提交材料,6月初举行校赛决赛答辩,7月底市赛,9月底国赛。“挑战杯”是11月提交资料,次年3月校赛决赛答辩,接着也有省赛,全国决赛。奖金的话,像2022年“互联网+”,1万出头,比赛官网写的是指导老师和学生一半一半,但刘老师赛前一个月就通知只能分给我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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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央进组之后,说这下终于能跟我完全感同身受了。殊不知,我那时又一次走到崩溃边缘,每一天,那些层出不穷的需求会占满我的时间,我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备赛战线极长,期间我们要参加必要的培训、修改提交资料、参与答辩,以及应对突发状况和其他琐事。

竞赛、学习、生活之间的界限根本拉不开。虽然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缺课,完成好作业,实在不行就找队友帮忙应付,有时候只能抄作业。林央也差不多,加之我俩本身有心理疾病,情绪异常敏感,很多时候我俩会因为项目吵架——大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内容、没有营养的噱头。

无意识地,我变得愈发急功近利,林央也拉不住我了,我想,学校里那些讲师为了评职称升职的心理,跟我也是异曲同工吧。

直到2021年底,林央说她累了,说这些反反复复的工作让她完全得不到什么成长。我也很心累,不服气地指责她加入后只有刚开始忙了一阵子,那时确实辛苦,可如今她做了“小挑(即挑战杯)”负责人,反而主要工作都是我在帮她做。

“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那些荣誉,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一开始坚持做,只是因为是被你拉进来的,我不想给你丢脸。”林央说。

我似乎懂了什么,但思绪却拐到别的岔路上去了。

林央又劝我:“我刚遇到你时,这些都是你的加分项,但现在看来,它们只会拖累我们的情绪。关于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你我的关系,你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

之后,我俩大吵了一架,冷战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心底也早已厌倦了所做的一切,我很清楚这些东西根本不属于我,我本想拿参与这个项目的经历做为跳板,但却被荣誉迷了眼。

这次吵架后,我发现我与林央的感情正在不断被耗损,她对我的爱好像慢慢消退了。不过,我并没让她退出“挑战杯”以及后续的“互联网+”,她的工作几乎都被我揽了过来,我想挽回她。



5


去年寒假,我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技术部分,发现目前一篇实质性的论文都没有,全部都是专利,而且20来项专利中只有3个是发明专利。

技术部分主要由刘老师和他的博士硕士在做,他也挑了几个本科生参与,但只能算打杂,碰不到核心技术。如之前所说,学生的创业项目一般都是拿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所以很多项目可以借用对应的实验室,但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物化实验,都是在一个“创业谷”2层的办公室里完成的。那个“创业谷”离我们校区只有几分钟的距离,由本地人力社保局管理,相当于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的创业孵化基地,给初创公司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以期望能带动整个大片区的经济发展。

每次在“创业谷”里见面,刘老师总夸我是个不可多得的创业人才:“好好干,以后我把这些帮扶创业的资源直接推给你。”整个寒假,我常常为了清洗容器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来回跑动。途中,我透过走廊里光滑洁净的玻璃墙,能清晰地看到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坐在电脑前剪视频或者做设计,只有我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实验仪器,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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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大二下学期,我如愿当上了团队的负责人。今年我校项目极多,学校鼓励大家踊跃参赛,哪怕只有一个商业计划书也可以拿来凑数——一是可以在新闻报道上写我们前面30个项目是“从60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其次也是为了高校排名。

刘老师叫我们本科生去“创业谷”打杂的次数愈发频繁,美其名曰“参加公司实习”,实际上学生们并没有签订任何实习合同,也拿不到什么工资,倒贴饭钱车钱,最多就是得到毕业要求的实习证明。之后他的做法更加恶劣,让新来的学生承诺必须“干到大四”。我作为负责人,自然每次干活都要首当其冲,有几次因忙别的事没能到现场,刘老师就威胁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你这样,不是合适的负责人的角色。”一次我请假,他就在QQ上厉声道:“明天见投资人,要是你表现不好就撤了!”

他这样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样。我作为负责人,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统筹安排好人员就够了,为了搬个仪器就扯出什么人力策划案,无理由随叫随到,人人都可以不在,我必须在,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而且我从2021年5月打比赛打到当年年底,新年第一天只给了我500块钱劳务费,后面还改口说是“奖励”,真是可笑又荒谬。

被刘老师这一番搞,我们团队更加招不到有能力的学生,所以他把进“互联网+”大赛国赛的压力全部压在了我头上。他给我画大饼,说2022年“互联网+”大赛我校进国赛的名额可能会多一些,只要进了国赛,起码是个铜奖,奖金可以分我1万,又捧我说,我将会是本市最年轻的国赛获胜项目负责人。

“国赛铜奖5万元,但学生与老师哪能真的按照这上面说的对半分?你懂吧?我给你们一部分就行了。”他压榨惯了我,直接下了结论。

我哪里敢反驳呢,这毕竟主要是他的成果。

我开始考虑跳槽去更好的创业项目团队。其一,这个项目本身的技术和应用解决不了行业痛点,应用领域狭窄,门槛也不高;其二,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这个项目的实力不上不下,得不到国家级荣誉,上限就是一些市赛金奖;其三,所有专利第一人都是刘老师,知识产权属于他开的公司。



6


为了满足“互联网+”大赛的比赛要求——公司法人必须是学生(之前的是刘老师的公司,而且学校参赛团队普遍都会想法子去注册公司,对打比赛有好处),所以我又拿着父母之前给我的商业房产证,以我们的项目名注册了一个“R科技有限公司”。刘老师没有反对,问起相关流程也全力支持,毕竟,我只打算开一个空壳公司。

刘老师忙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们的项目他是投入最大的,但他在学校其他项目上也挂了名。临近比赛,他的花样就越发多了,常常将原有产品与其他项目的部分技术或者元素结合起来,改造成一件新产品,再添加进我们PPT的“项目成果列表”。

比如,一个高新材料的电子仪器,刘老师只是给它换了一个炫酷外观再加上音效设备,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件新产品,并借此获得了德国一个极有名的工业设计大奖;再比如,和本校实验室一起合作做太空生物研究,与国家级科学院老师的项目倒腾倒腾。

刘老师常常在开会时分享这些“喜讯”,一讲就是4个小时。但产品太多太杂,就像之前的奶茶店定位一样,非常不清楚,对打比赛极为不利,倘若我们每场都把这些产品挨个介绍一遍,估计评委们会听得极为疲惫,一个要点都抓不住。于是我主动提出,根据价位,把产品进行分类,做成三大系列,并用现在正热的“IP”概念来做标签化。

比赛事宜统统落到我肩上,我想得奖的欲望也随之更加强烈,沉没成本让我根本不可能回头。大部分事情都需要我亲力亲为,负责产品设计、技术的同学也跟着我备受煎熬。我甚至买了PPT网课学“如何美化”,将内容打磨了数遍,又加入了引领教育、带动就业、市场规模等部分——这版PPT一直用到了市赛结束。

我跟刘老师绑在一条绳上了,这个“商人”教授只想提高知名度,卖产品赚钱,我们的比赛在他那里只是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部分。我也摸清了高校教授们拿自己成果转化为学生创业作品的另一重现实——这里面包含着实打实的金钱收益。

明面上刘老师春风化雨,平易近人,暗地里把我们一群人压榨得像骡子一样。我问了下以前的学长学姐们,才知道从2019年开始,刘老师每年都会申报项目,由他指导学生团队参加各色大学生创业比赛。他以实验花销为由先去学校报批经费,累计下来将近3万,比赛所获奖金也一并收入囊中,学生们每每问起劳务费,他都以自己劳苦功高糊弄,到我们这一届,也就我们核心的3个成员在元旦时得了几百块。

我们在比赛现场、路演时吹嘘的50万、70万高价合同订单,实际上只卖出去了两台大型的第一代仪器,盈利仅5万。这也是刘老师的包装手段,以便之后再去新的创业孵化园找人做“冤大头”。

等到和我一批进来的2个学姐全都走了,我身上又加上了去“创业谷”和经销商开会的工作:旁听记录,展示项目撑个场子,以及负责在“智博会”、教育设备展会进行“场控”。我要提前安排人准备器材,布置好展台,并在展览高峰期负责演示和解说。

在刘老师的手下干活令人窒息:他极爱迟到,约了时间开会,到了现场电话不断,等到会议开完,往往都晚上10点以后了,还得继续加班,而寝室11点门禁;几乎所有紧急事务,他总是在截止日期前才告诉我们,第二天在商业街开展览要做海报,晚上6点发通知,12点之前成品就得出来;他还要我们干私活,赶他其余项目的PPT,好让他去参加外地的创业比赛。

我们虽十分反感且极力抵制,但一点用都没有。当上负责人以后,我就成了刘老师的“人肉备忘录”,常常12点突然接到他询问比赛事宜的电话。一个保研到他门下的学长说,自己垫付了上千元的仪器钱,被刘老师一直拖着不给,后面再发钱的时候,就直接让他负责管账了。

这些细枝末节的痛苦罄竹难书,我常常暗下决心:参加完今年“互联网+”大赛市赛之后,一定要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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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次队内模拟答辩,刘老师说我的声音听起来不自信,为了第二天的一个社会上的比赛,他临阵换将,让我刚招进来的法学院朋友去了“创业谷”。次日比赛刚结束,那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表示要退出。她说台上那些“社会选手”都像是搞传销的一样,自己应付不了这样的场合。

我劝她好好休息,她也回过头来劝我:“你变了,我还记得你以前很开朗、很快乐,但现在你是那么的疲惫、不开心。”

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她说得很中肯,我想起冷战前,林央也曾这么说过——我俩初相识时,我就像是她的“小太阳”。

“人会变的。”我叹息回复。

“去给自己买一束花吧。”最后她劝我,微信界面是50元转账。

隔天,刘老师对着我痛斥道:“这本来是个多么好的锻炼机会啊,结果不好我也不会责怪她,结果她直接退了,气死我了!”他盯着我,咬牙切齿,像是要把怒气撒到我头上。我强撑着,不情愿挤了一下嘴角。

可我始终无法轻易放弃为包装这个项目所付出的心血,我不想做了很多事却一无所获,我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甚至做了两手准备——7月初,我找到另外两个实力更强的团队负责人,面谈后,他们让我加入了团队,一个医药类,一个农业类。但作为后进项目的新人,我能做的事情又是改PPT和梳理答辩逻辑,而且没有机会在排位上进入“团队前三”。

比赛规则允许我们钻这样的空子,虽然只能当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但可以作为队员加入其他团队,得奖后,奖状上也会有名字。



7


高校的创业比赛想要拿高分获奖,除了项目本身的硬技术,还有另一条潜规则——幕后得跟打分的评委搞关系。许多创业导师本身就是高校教师,对比赛的了解程度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再加上关系硬,我们越发被动。

今年赛区项目极多,本科生创意组有5个大组,每大组有40个项目,前3名基本上都有类似背景。

2022年7月底,市赛决赛,我们作为小组内第一个队伍上台答辩。刚进入提问环节,一个评委就先发制人,声音极为严肃可怕:“这个(专利)发明第一人是你们学生吗,放大PPT给我看看。”

他明知故问,我便知道来者不善,连忙镇定回答:“是的,我负责了其中一项改善材料性能的专利。”

“那你们有实物吗?”评委紧追。

“有,请各位评委老师观看我们身后的这台……”我已经被训练了多次,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手到擒来——当然,专利是有水分的,回答的内容也真假难辨。

3分钟很快过去,这一个评委霸占全场,从各个角度反复质询,可想而知,我们的答辩情况异常差劲。

我事后回想,显然,我们被针对了。毕竟,像专利第一人、公司法人、签约合同、订单主体等等这样的问题,是这个圈里的评委早就心照不宣的、几乎不会问的。一项新技术或者发明专利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来研究探索,年年举办五花八门的比赛,能有几个有含金量?所以一般情况下,评委们会集中问学生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技术上的创新。

刘老师的电话很快打来,上开就是一句脏话“去他妈的”——哪怕之前我那个法学院的朋友退出,他也没骂过。本来赛前他还很开心地说我们抽到第一个答辩非常走运,因为“早上评委都很精神”,而且,评委里还有一个他的熟人,吴老师。

负责我们这组的评委里,恰好也有“创业谷”的给刘老师投种子基金的。结束后,人家给刘老师传消息,直言我们答辩状态不佳。刘老师转头就要求我们当晚加班做答辩训练,备战第二天的“复活赛”。同去的两个同学怨声载道:“吴老师怎么不提问我们,这样不就打断那个评委的咄咄逼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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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复活赛”,我们成功晋级进入前12名,获得市赛“金奖”。这次的金奖名单上虽多了些新项目,但大抵都是参赛了几年的“回锅肉”,还有几个就是像我们这种,上限只能到此。打分评委也都是创业圈内人,他们对往年“回锅肉”都一致高分,次之的项目,他们心里也都门清。

在比赛现场,我结识了南方另外一个高校的团队负责人小王,他已经获得了50多项国家级奖项,在今年的赛后夏令营中很快崭露头角,收获了武大、川大、华科的“优秀结营”,而且,他有一个由自己独立带领团队做出来的项目,进了“挑战杯”的国赛。虽是偏文的项目,不像理工科那么难,但我仍旧佩服且羡慕有这样完全属于自己的成果。

我想,现在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项目,但我不再想经历了,我厌烦这些流程了。小王安慰我说,如果他当初也遇到刘老师这种人,可能早就躺平了。

8月,“互联网+”大赛终于熬完了,我们斩获省级、市级第一,我还拿了国家级“创业训练良好结题”。刘老师想留我干苦力到大四,我坚持退了——团队里一个上一批的学长,好心提醒我“根本学不到东西”,父母也劝我赶紧脱身,不要再参加了。另两个勉强自己的项目,虽然实力强劲,但本科生进去,现状就是如此,我也相继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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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生日前两天,我主动向林央道歉,冷战叠加我自己受的折磨,让我早已明白“创业”太能磨平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了。林央选择了原谅我,但要我保证以后不能再碰这些“虚的”东西。

我仔细回想“二手书创业”的遭遇,也觉得这些“创业”的奖项,最多能证明某段努力的时光和未知的能力提升。功利点说,也一样没用,毕业后企业不会因为这些就招你,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暑假,我去阿尧的租屋里坐了半天,他有了新的生活和梦想,斥资打造了一个录音室,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写歌、混音、发歌。那个定位不清的酒吧(奶茶店)也已经倒闭了。

仔细想想,握不住的东西那就不是我的,挣扎只会徒劳无功,反而带来新的折磨。生活不是靠名誉来定义的,我本应该笑闹着和林央一起度过大学时代,本可以游刃有余地以高分保研,而不是这么被动。

“要是我们最后在不了一起怎么办?”我问林央,时间转瞬即逝,我害怕又像上次一样不小心失去她。

“未来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只要现在好好在一起呀。”她异常坚定。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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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2 04: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北漂9年,不是漂泊,是漂浮 | 人间 · Z世代

 蒲子 人间theLivings 2022-11-30 07:31 Posted on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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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乐队,鼓楼和酒,只说关键词的话,实在让人有种住进老电影里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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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点燃我,温暖你》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22年2月9日,我起了个大早去安定医院。强忍着崩溃做完一连串的检查,重新坐回医生对面,我蜷缩着身子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医生对我说:“你必须得戒酒了。”

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几乎每天都是“醉”过去的,有时候从午饭打开一瓶啤酒起,我就能一瓶接着一瓶喝到入睡。大年二十九晚上,不准备回家过年的我在外卖APP上点了两箱酒,朗姆、烧酒、啤酒……早起先干一口啤酒醒神,困了借高度酒助眠,我就这样醉过了差不多整个春节。直到大年初六哭着给朋友打电话,她们赶来我家时,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吃药戒酒后,我试着早起看书,每周去拳馆运动三四次,和朋友的聚会也不再有喝到天亮的续摊。但没有酒精之后,北京的鼓楼也突然对我失去了意义,许多靠着“喝吗”两个字联络感情的朋友,也沦为没理由见面的网络邻居。一时之间,我仿佛失去了与整座北京城的连接,那些早起的神清气爽,同样伴随下班回家后的枯燥与失措。

那段时间,我想回家了。家里人常问“你打算在北京待到什么时候”,以前我总是打着哈哈糊弄说“还没玩够”,但当不能再喝酒了,“玩”这件事,一下就成了走到尽头的死胡同。

算起来,我已经独自在北京生活了9年。比起父母定居的西安和老家天水,我对北京的熟悉程度要高得多,却始终无法产生一种扎根在此的归宿感。我的北漂更像是“漂浮”:一个漂浮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局外人。曾经的我躺在柔软甜蜜的云朵上一边漂浮一边做梦,但现在,云瞬间变成让我挣扎不休的泥潭。

我决定离开了。跟爸妈通了几次电话之后,我便着手开始准备。清明节放假前夕,我借着一起去看看楼下那家“陈记老二居酒屋”的名义,想跟老板聊聊辞职。对于拒绝和离别,我一贯很难开口,刚坐下就已经开始手心冒汗。老板当当要了瓶朝日,我顺势接了句“两个”——那是我戒酒以来第一次“破戒”,没有酒精的帮助,实在让人难以鼓起勇气。

“我想辞职了。”

“虽然我在支持你创业的时候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家公司干了,那一定是要离开北京了’,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稍微有点快。”公司从开始接项目到现在,不过一年半多的时间,当当说,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她能理解我的想法,她想挽留我,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问我:“万一你回家没待多久又觉得家里没意思了怎么办?”

“那就再回来呗,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们在沉默中僵持了一会儿,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不等过完清明节,我先在家办公吧,也再好好考虑考虑。”

但我心里其实已经想好,过完五一假期就离开北京。


------

这一个月,我没事就去楼下沿着护城河散步,看着人们拿矿泉水瓶捞鱼,傍晚就混迹于广场舞队伍中。4月的天逐渐暖和起来了,即使是工作日的午后也有许多人坐在河边晒太阳。我带着一张毯子坐在河边看书,渴的时候想买杯咖啡,发现那家网红咖啡店竟就开在家旁边。近3年来一直困在“007”的工作中,其余时间都泡在酒坛子里,我从没注意过生活就在脚下。

月底,北京的疫情又严重起来。那晚我正和朋友在新DDC看试营业演出,妈妈打来电话询问疫情情况,怕我回不了家,我不以为然地回:“没事儿,我这儿都没有被影响,还在看演出呢。”结果第二天询问西安的防疫政策时我就被告知:“北京回来需要隔离,建议暂时先别回来。”

已经跟房东商量好了五一后退租,我只能先到朋友家暂时借住。临退租前几天,房间里堆满了纸箱和收纳盒,我一次次地崩溃后,又不得不提起精神,跟着物流小哥一趟一趟地搬箱子上下楼。等我终于有空坐在沙发上喘口气时,才发现胳膊被硌得青一块紫一块。

晚上,我趁着邻居正在露台吃饭聊天的时候凑上前搭讪,想把剩下的几张桶装水水票送出去。结果热心的邻居问我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已经戒酒两个多月的我又开始复喝了,从冰箱里拿出最后一罐啤酒,我隔着露台栏杆和他们干杯。他念叨着“记得你去年还养花来着”“看你有时候也在露台听歌,你的歌单还挺好听的”,手上的啤酒还没喝完,他们就又递过来一瓶。

邻居一边介绍着露台种的新鲜薄荷,一边摘下几片转身进了厨房,没一会儿又端给我一杯莫吉托。在他家做客的朋友打趣着说也想要一杯,主人摆摆手推说“没冰块了”,我赶紧应声“我有我有”。

在这间住了两年多的房子里,直到最后一晚,我才终于认识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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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醒来,最后几箱快递搬走,我拖着行李箱去了朋友家。朋友已经开始居家办公,虽然还能有个人做伴,但我心情并不轻松。各处都没开堂食,我们唯一的外出活动就是傍晚溜达到社区核酸点捅嗓子眼。我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增确诊人数,然后四处询问北京回西安的政策有没有松动。

回家的政策不断变动,一会儿说需要居家隔离,一会儿回复会采取集中隔离14天。除了等待别无他法,我只能眼看着每天的确诊数字逐渐下降、朝阳区中高风险区的红色标志在地图上一个个消除。

5月底,我联系上了另外一个同样打算回西安的朋友,商量过后,我俩决定一起去不用隔离的海南,等行程码没有了北京的星号之后再返回西安。到机场之后,我给好朋友们分别发微信告别。当当回复我:“你别煽情了,又不是见不到了。以后去西部玩就有人接待了,嘻嘻。”亲如家人的哥哥姐姐们在群里说:“开心最重要,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吧。”

鼻头很酸,但我忍住没哭。



2


初二那年,我在尖子班成绩直线下滑、又退回了普通班。一时无心向学的我,跟沉迷于国学的我妈一拍即合,决定退学,去一所私人书院学习“传统文化”。不到两年,书院就讹着我妈自费给我出版了十几万字的散文和小说集,顶不住其他长辈的压力,家里最终决定还是找学校让我考个文凭。

西安和北京都有非全日制自考的教育机构,条件和环境都大差不差。我们一家三口专门飞了一趟北京实地考察,爸妈询问我的态度。首都的吸引力、摆脱父母独自生活的诱惑,都让我必须选择北京。虽然有许多担心,但爸爸还是松口了:“去大城市看一看也挺好的。”

培训机构的学费我已经记不清是多少了,是一次性交完的。学员们按照课表自主选课和报考,专本一起考,每年有3次的考试机会,只要在2年内上课拿到学分、考完试就可以拿证。为了能来北京,我向父母妥协,学了考试内容更简单的商务管理。

2013年春天,16岁的我独自提着行李箱来到北京,住进了教育机构统一安排在城中村的宿舍,楼下路口的公交站和乐队“坡上村”同名。4人间宿舍的床位每月400块,屋里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灯照明。洗手间是房间最里侧隔出的一个狭窄空间,有舍友在水龙头旁边摆起小电锅,自己做饭煮面,自律又辛酸。刨除住宿费,我拿着每个月800块的生活费,每天都和同学在宿舍楼下的小饭馆解决伙食。小饭馆老板是一对湖南夫妻,为了给儿子挣学费才到北京开店,他们手艺地道,我刚来时连续一个月的午餐吃的都是他家的酸辣土豆丝盖饭,周末时几个同学也会一起凑着点上干锅和小炒,小酌两杯啤酒放松心情。

我很快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了一片,跟我关系最好的朋友是阿金和杜安。阿金是福建妹子,是当时全班唯一一个每天穿包身连衣裙和高跟鞋来上课的女生;杜安个高人帅又会来事,深受女教导主任的喜欢,有个与我同龄的女孩每天上下课都围着他转,就差把“喜欢”二字贴在脑门上了。我们互相交流着怎么安排考试科目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毕业,在国庆假期组团去周边秋游,还曾坐通宵的硬座,天亮到站后整晚没睡就去爬了泰山。

后来我们仨相约一起搬出宿舍,住进了距离坡上村大概3站地、条件更好一点的自建楼。搬家那天晚上9点,我最后一个收拾完东西,他俩帮我又是推又是抬,把几个收纳箱运到了路口。我对着正准备开出的末班车大喊了一声“等等”,于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成了我们的专属搬家货车。新房间不到10平,厕所挨着床,床尾一个长桌和小衣柜就填满了全部空间。房租每月600,我和阿金合住一间,杜安单独住一间。

这里离上课的地方更近一些,起初我仨每天都一起乘公交去上课。教育机构的大楼紧挨着清华和北大,虽然顶级学府就在身边,但渐渐地,所有人的心思都越来越少地放在学习上了。

先是杜安和我们共同出没的时间变少了,他一头扎进恋爱里,每天不是在外约会就是在房间里煲电话粥,最后火速搬走去和对象同居了。阿金结识了许多附近大学的学生,对创业跃跃欲试,准备重操她在福建老家的旧业:商务礼仪培训。我也逐渐放飞自我,第一次去漫展看到各种动漫角色的cosplay,就在展厅里找到了惺惺相惜的感觉,差点激动地哭出来,第一次买了一块小鱼板,跟贴吧里认识的朋友坐大巴去大兴的Woodward滑板公园参加滑板节,靠拍照赢到了Vans限量板鞋……新生活扑面而来,我已经不怎么去上课了。

我们仨还是经常一起吃晚饭,但几乎不再交流课程和考试内容了,说起学业,也都只有敷衍的一句:“你还有多久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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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花缭乱的娱乐生活让我的生活费开始告急,虽然爸妈给的生活费提升到了每个月1500,但还是愈发难以满足我在兴趣爱好和喝酒上的开销。我接过各种各样的兼职,大多是在豆瓣里跟人聊上的:在APP上刷美食评价,每条“稿费”收入20到30元不等;漫展帮忙看摊子,一天80元;打推销电话,稳定的话每个月能赚到3000块;帮本科毕业论文“降重”,那次我赚了5000块,但只接到过那一次。

2014年年底,因为喜欢喝酒,我在网上联系了一份酒保的兼职。兼职的酒吧不大,坐落在故宫西门旁百十来米的位置,周末常有各种各样的小乐队演出和音乐人聚堆搞的活动。我来这家酒吧的第一晚,一个朋克乐队穿着镶满铆钉、布标的花哨皮衣,顶着鸡冠头上台了,乐手脱裤子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震惊的同时,我也被他们身上的激情、反叛与躁动感染——除了酒,这种不定期的“福利”,也是我想来兼职的重要原因。

面试很简单,老板觉得我说话挺逗,聊得投缘,就录用了我。每周一周二,就我一个人看店,从下午2点到半夜2点,全靠着吧台上一本《调酒大全》给客人做鸡尾酒。有天一对情侣点了长岛冰茶,毫无经验的我按照说明把4种基酒和可乐倒进了调酒壶里开始摇壶,可乐的泡沫在疯狂晃动间溢洒在吧台上,我一边偷瞄客人有没有观看制作的进度,一边赶紧把酒倒进杯子里,祈祷他们喝不出什么门道。

我看店的日子,除了晚上会来一些常客之外,下午基本没人光顾。酒吧正对面是北京重点中学一六一中学,每天我开店时差不多都赶上学生们结束午休回学校的时间。和他们几乎同龄的我,在酒吧门前拿着扫把清理完前一天的垃圾后,有时会趁着阳光正好坐在门口发呆,看着在一条马路之隔敞开的校门,却从没恍惚过如果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的话,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这份兼职我并没有干很久,但却因此深深的喜欢上了摇滚音乐。



3


2015年,我18岁了。虽然可以选择性遗忘和逃避自己还需要考试、毕业,但要想留在北京,找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是必须的。我开始给看起来自己能够胜任的岗位投简历,那些工作大多都和文字或音乐相关。

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卖飞机杯的创业公司做新媒体运营,面试我的是部门的一位女主管。我很诚实地说了自己的个人情况,对她畅谈说并不能因为要卖的产品是飞机杯,宣发的内容就得恶俗低级。我们不可避免地对杜蕾斯的官微评价了一番,最后她破格把没有任何学历、刚刚成年的我招进了公司。

工作落定,我还跟人组了个乐队。这不是个一时兴起的念头,从小学起我就喜欢唱歌,到了初中也大做特做过“明星梦”,还用小卡纸画了一沓自己的“演唱会门票”,分发给关系好的同学,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以后有一天我火了,你们就用它来兑换我真正的演唱会门票,永远有效。”当乐队组起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离这个承诺又近了一步。

我最早是和乐队贝斯手老孟在贴吧里互加了微信。老孟大学期间就跟同学组过校园乐队,毕业后兄弟们各自进入职场,他去找了乐队曾经的主音吉他手,希望能一起在业余时间继续搞音乐。我跟老孟说,我一直喜欢唱歌,也写过自己的原创,于是老孟他们决定先带我一起排练一次,磨合下试试,地点就在安定门的地下排练室,按次租的。

排练室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早已经从合住的自建小楼搬了出来,先在上地一处loft租过主卧,后来又去了天通苑,遇到房东要卖房子,把我们一群租客都赶了出来。于是我干脆住进了二环里北新桥二条——我对老北京的胡同生活心心念念已久,在豆瓣上发帖找合租室友,还真碰上了个同样有意的妹子。约着去看房那天,为了打破素未谋面的尴尬,我问了句“你是什么星座的啊”,她说“金牛座”。一问一答,直接让两个同天生日的女孩迅速熟悉起来,当机立断付了定金,成了室友。

那是胡同尽头的一间空荡荡、没有任何家具的平房,两个屋子之间只有一堵隔断的薄墙,我和室友各自简单置办了大件家具后光速入住。房子没有押金,月租3000块,半年付。虽然我有了稳定收入,但房租钱还是靠爸妈顶了好一阵子。

住胡同最不方便的一点莫过于需要出门去上公共厕所。夏天在厕所蹲一会儿,少不得满头大汗;冬天每次起夜,都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有次凌晨2点,一个陌生的大妈走进了没有隔板的公厕,占住了我旁边坑位,然后发出了一声灵魂追问:“你好了没?”我不知所措地转过头看着她,发出了疑问的一声“啊?”话音未落,墙另一头传来了一个大爷的嘶吼:“再等一下!”

胡同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多,距离感少。住我们隔壁的阿姨是个公交车售票员,在狭长的胡同走道里养了十几只流浪猫,我主动提出帮她在网上找人领养,还真送出去了两只刚刚足月的小奶猫。室友无意间翻老杂志上的采访,“据说窦唯最早好像就住这附近”!在来回比对过我们小院和窦唯那张站在院门口的照片后,我俩愈发觉得“实锤”——他当年住的不会就是我们这个院吧?!然后激动地摆出同款造型拍照留念。

因为住得离排练室最近,后来乐队偶尔会在排练结束后把设备拿去我家放着,下次排练时再托我带过去。最夸张的一次,我背着吉他,身上斜跨着自己的包,左手拖着镲片,右手还拎了把琴。我们最早排练的歌都是一些日本动漫主题曲,不会日文的我只能对照着罗马音死记硬背。我戏称自己是“最惨主唱”,但这种卖惨相当于炫耀——相比于和伙伴们共同为喜欢的事付出的开心,一切辛苦根本不值一提。

乐队组起来不过几个月,成员就已经来来回回地换过三四个。不用排练但需要一起见面写歌的日子,我们基本都约在老孟家碰面,那儿成了乐队的据点。

二环,乐队,鼓楼和酒,只说关键词的话,实在让人有种住进老电影里的错觉——是那样美妙的错觉。



4


在我逐步解锁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时候,同事们却让我愈感烦躁。

本职工作并不让人生厌,除了运营,还可以尝试选题策划,有时为了有趣的选题,我会帮助拍摄不同的形似男性生殖器的道具配图,也会把“公司福利”带回去送给男生朋友。出于工作需要,男同事们有时会在工作时间去洗手间试用“新品”,但是那些口无遮拦的“经验交流”和毫无下限的黄色玩笑,让整个职场环境每况愈下。某天聚餐时,男同事们议论起隔壁桌的一位陌生女性,话里话外不加克制的恶意引发了我强烈的生理不适,让我之后每天只要走进办公室就觉得恶心。

女领导也肉眼可见地日益憔悴起来,她那头卷发不再像往日般蓬松又带着香气,常常好几天都带着未曾打理过的油腻和凌乱,发丝和衰退的精气神一缕一缕地垂在她脸上。

此处没有大快人心的反转,只有我脚底抹油的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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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之后,我用存下的小金库和爸妈给的生活费,混到了2016年4月底。

我在朋友圈刷到了“MAO的最后一晚,大家把舞台当成了KTV”。虽然“MAO要关门”的传闻已久,但看到这样的消息,还是心里一沉,换了件衣服就出门赶了过去——即使没来得及站上去演出过,那至少也要亲眼见证和认真告别。

鼓楼东大街111号的MAO Livehouse曾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现场”,我对那儿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每当音乐响起,台下从未有过交集的观众们都可以自然地、自由地融为一体。在金属乐现场甩头时,不时就会有一支胳膊搭上你的肩膀,人们相拥在激烈又暴虐的节奏里,甩头、狂欢,把音乐揉进身体里。

那天我站在观众席后方观望,现场的人自由地放伴奏,上台唱歌,有人上台只是拿起麦克风跟大家闲聊两句。我想这恐怕就是自己最后一次和唯一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的机会了,心中登台的欲望不断翻腾。我迈着小步,紧张地挪到调音台旁边,找到那首算是我的乐队启蒙动漫《NANA》的主题曲,走上台,前奏响起的时候,我对着台下说:“麻烦大家给我拍拍照片,等会发给我,哈哈哈哈哈。”

下台时,有人过来搭讪:“哎你也喜欢《NANA》啊。”

那次登台,没给乐队带来什么演出机会,却让我意外收获了一份实习——台下一个聊得投缘的哥们,没两天后便介绍我入职了“乐童音乐”做运营。我借实习之便,见证了“乐空间”的开业,自告奋勇地向领导推荐了室友去拍场地宣传照。那天下午,我们泡在崭新又空荡荡的“乐空间”里,一边拍照一边摸鱼。不管后来在那里看了多少场喜欢的演出,那里对我的意义都只来自于那个下午——没有音乐,只有朋友间笑声的时光。

短短几个月的实习还让我收获了爱情。

入职后没两天,正赶上五一假期,全部门一起去了草莓音乐节。我第一次见到了刚出差回来的花澪——他是同部门的同事,做商务沟通的,常跟着乐队四处跑,对接联系演出相关事宜。他的头发几乎留到了腰,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我就看着他就举着印着部门LOGO的大旗,冲上了金属舞台。

那一眼,让我们之间的故事有了后来。

从音乐节回来后,我和花澪上下班都常常厮混在一起。我们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北新桥老QS酒吧里,动辄聊到半夜两三点。他喜欢的音乐风格和乐队跟我完全不同,我基本都没听过,但他对我说起了自己的梦想:

“我以后想自己创业,我想为中国的独立音乐做点什么。”

“我希望它更好。”

那一刻,花澪的眼睛里有星星。

那段时间,我夜夜去酒吧,不是为了酒,后来离职之后,“他会去吗”成了我每天脑海里和自己的纠结博弈,直到他对我说:“我哪有天天都喝酒的习惯?去那里只是为了见你。”

于是,我给他戴上了淘宝20块钱的盗版南京锁。

而后是迅速地同居。我在网上无意间刷到了租房信息,房子在簋街南面的石雀胡同里,大开间的布局,月租2800。虽然是在院子最里侧,采光不是很好,但在我俩一番布置之下也有了一丝小家的温馨。住在北京二环里最爽的时刻,就是在假日和朋友们喝完酒散场之后,别人不得不站在路边等待打车软件几百人的排队,而我俩却可以手牵手稍走几分钟就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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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后,我辞掉了这份实习,运营的公众号没太大起色,需要我独自应对的找选题、写推送难度却直线上升。机械地写东西让人消耗,我搞不懂了。直属上司时刻“打鸡血”似的状态,和管理方式也令人生倦。为了完成选题任务,她常要我组织部门同事一起开会,败于职场社恐又恐惧的我,直接选择了跑路。

兜兜转转几个月后,我在之前一家接过写稿私活的公司入职了,做艺人宣发,自此踏入娱乐营销行业。

入职后我的第一个项目是某歌手的新专辑宣传工作。客户要求我们的宣传文案不能提及与“爱情”相关的字眼,甚至“你”“我”这种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有指向性的词也需要屏蔽。我小心翼翼地写着“安全解读”的宣传推广文案,只要在各平台看到项目相关的任何信息,就积极用自己的账号去豆瓣小组里“用爱发电”。尽管我之前对这位艺人没有任何了解,一段时间后竟也对此人“日久生情”,凭白添了许多好感和善意。

直到对方公布恋情的那一刻,我才真的懂了“塌房”的感觉——只不过我塌的是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的工作是“用正向的文字解读、建立一种(艺人)形象”,但这个艺人的恋情,让我之前的所有包装言辞都成了为对方的竭力遮掩。最搞笑的是,对真相毫不知情的我还曾一度乐在其中。



5


主业伤我,好在还有一份踏踏实实的副业值得我付出。

乐队依旧常聚在老孟家交换对新歌的想法,分配各自的任务。一次下午聊完创作之后,老孟女友刚把火锅端上桌,天就开始下雨了。雨滴轻而易举地穿透老房子的屋顶,各个角落都开始漏雨,屋里接水的小盆根本应付不住。忘了是谁最先举起锅盖接雨,还有人打趣了一句:“这雨正好给火锅加汤了。”后来雨再往哪儿滴,哪怕正好落在脑门上,也没人在意了,大家傻子一样笑成一团。

年底,乐队终于积累出了一两首原创,也第一次接到了演出。

第一次演出在老DDC,我们给一支日本乐队暖场。晚上5、6点我们开演时,台下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大多还都是我们叫来捧场的自己人。舞台很小,我们鼓手、贝斯、主唱、吉他、键盘依次站立,鼓手被挤在最靠后的位置,开演前还在不住地担心:“这儿没人能拍得到我啊,回头别我一张照片都没有。”当天我们翻唱和原创穿插着来,估摸也就演了不到半个小时,每首歌之间我什么串场的话都没有说,只是简单报了每一首歌名。

之后我们能陆续接到一些小场地的演出了,甚至还被厂牌邀请参加了新人乐队的比赛。第一轮现场比赛在昌平一个大学校区里,过去一趟得在1个小时往上,我们不得不都向公司请了全天的事假专程跑一趟。各乐队坐在大学礼堂的最后几排,等着登台。评委是指人儿乐队,我在排练时翻唱过他们的歌,上台面对他们时紧张得不行。上台的乐队都没有调音的时间,我作为主唱,试音非常简单,只要话筒能出声就行了,当其他成员还在对着音箱和效果器的各种旋钮调配时,我只能站在舞台中央独自尴尬和冷场等待。

该说点什么吗?这样的场景实在让我社恐发作。台下许多人开始解锁手机屏幕,或是凑到邻座耳边说起悄悄话。见状,我和两侧成员互相点头示意,顾不上还有些琐碎的细节没调试好,就突然地开始了表演。

按照规则,每个乐队只能唱一首歌。但紧张的情绪加上并没有完全调试好的设备,让我们的表现简直可以说是乱七八糟。为了给刚刚才找到状态的我们扳回一城,我在评委点评时带着全场起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之后不顾评委的反复强调,前奏响起,又表演了一段。唱是唱了,但事后我们再也没收到有关那场比赛后续任何消息。

后来为了在演出过程中跟大家扯点串场词,我想了个歪招——不如在每首歌中间穿插着讲个冷笑话。结果第一次在演出现场实验的时候,我拿着手机一边念冷笑话,一边打磕巴,讲完之后自己都没理解笑点在哪儿。

对于这波滑铁卢,演出结束后老孟劝我:以后还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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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愈发忙碌,我不想再守着看不到希望的梦想,一心只想花时间和精力经营好已经握在手的工作和爱情。于是我向老孟提了退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看到他朋友圈里和新主唱排练的视频,我虽说不后悔,但心里还是会有些意难平。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脱离职场小白期后,我慢慢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类型的文案和稿件了,也进到有客户的工作群开始负责对接一些沟通工作。但不会换位思考、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拒绝”的我,很快就被客户投诉到了老板那里。

2017年年底,在不到10个人、轮流进小屋报告的述职会上,我跟领导们“检讨”:“我从只会写文案,到开始接触客户完成一些沟通的工作,还是有很多不足。我知道我有时候脾气会有点冲,我以后会调整这种状态,跟客户交流的时候更柔和一些。”当时还是公司合伙人的当当回应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沟通方式,你也不用非得改变你自己的性格。”

当当平时几乎不会来公司,所有的工作都在线上沟通,但大多事务她又都亲力亲为,比如什么样的媒体适合发布哪种类型的稿件、创意策划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对接的人员等等,事无巨细。每次我发些思路受阻的稿子向她寻求意见的时候,她总能几句话就能给整篇稿子加上点睛之笔;我讲出自己的困惑和问题时,她也总能中肯又精确地给出建议。当当得到了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信赖,每个人都相信,只要经由她手,所有事情都能得到妥善解决。

但那年年会,大家正在KTV里嗨唱,她却突然按下了暂停,跟我们所有人说:“我要离开了。”

她的离职是毫无预兆的,但自打她离开后,很多人都接二连三地离开了,也包括我。

我在这家公司待了近两年,离职时已经习惯了每天工作项目一个追着一个、随叫随到的工作节奏,习惯了紧盯那些需要跟的综艺、跨年晚会的热搜和舆情监控,也习惯了需要处理文案、物料和每月到手的4、5千薪酬。下一步,我本来该沿着“项目经理”的职业路径一步步往上爬了,但我真不愿意时时面对甲方、天天对接联络沟通——临时应付一下,问题不大,要是就只干这活儿,我真不想。

离职的另一个原因,是老板实在性格古怪。他教会我许多,带我进了一个崭新的行业,但这人不好相处,我后来光是想到他就膈应,以致于在公司一秒都不想再多待。



6


这次辞职后,我回老家休息了一段时间,2018年春节假期后才又回到北京,约了许久未见的老孟去老QS喝酒。他喊我回乐队:“你回来吧。你写的那首歌,我们从没跟新主唱排练过。我觉得只有你能唱。”

再回乐队,原创歌曲已经攒了四五首,除了老孟之外,没有一个以前的乐队成员。新成员们都是有本职工作但爱好音乐的同龄人,老孟在微信里列下一条条关于玩乐队的目标:半年内每月两次演出;参加一次夏季或秋季的音乐节;争取办专场;无人员变动。我提醒说“办专场还是冷静点吧”,他只说“争取”。

但事实上,这些计划最终一个都没有坚持贯彻落实。

乐队还在陆陆续续演出,也能接到一些商演。我们赚到最多的一笔演出费是500块,但那次并没有表演。那是原定在团结湖附近地下的T-HOUSE音乐空间里的一场演出,跟我们同场的有现在已经成网红乐队的花墙和脆莓。我们第一次在演出前有了独立的休息室,正在一边吃零食一边聊天,却听见前台的音乐突然停下来了。主办方告诉我们,有人举报扰民,之后的演出都被迫取消了。拿着结款,我们去场地对面的馆子吃了顿夜宵,花了200,剩下的进了公费小金库,留作后用。

乐队唯一的“重大发展”,只有一首原创歌曲的正式制作。为了节省预算,我们只能跑去录音师家里录歌——没有什么任何的隔音和高端设备,纯“在他家里录歌”的字面意思。

那天早上10点多,我提前到了约定地点附近,蹲在房山地铁口前抽烟,等着跟其他人会合。老孟见了,调侃我:“今儿怎么能起这么早了?”我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回怼:“那不是有正事。”可惜早起弥补不了唱功上的缺陷,等我一遍遍唱至体力耗尽、肚饿嗓哑时,已经过了下午3点。老孟还在不断地抠着每一个发音的细节:“这个字儿跑了”“这句高音没唱上去”“破音了”。等到所有人都筋疲力尽,老孟最后指着我说:“下周末你单独再来跟我录唱。”

这第一首制作完整、千辛万苦录下来的原创,我们乐队成员并没有等来能够激动地分享到朋友圈的时刻。直到2020年,老孟才把这首歌的音源同其他几首demo,一起上传到了他个人的网易云账号里。那张专辑的简介只有一句话:“some demo of old song”,除此之外,能证明我们存在过的为数不多的痕迹,还有老孟自己发在B站的几个演出视频。

就像那首再没后续消息的歌,许多我们演出过的场地,也慢慢在北京的地图里被擦掉了痕迹:夹在DADA和Temple之间的EA,方家胡同的热力猫,百子湾的来福,五道口的13club,朝阳门的天草之间,西直门的蘑菇商店……几年间,许多地儿都关门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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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我又混了大半年,直到秋天才又找了个活儿——在一个做音乐APP的创业公司做“音乐编辑”,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定量审核用户传歌。操作简单快捷,传了就审,没有歌就没活儿。我都不敢说这是一份工作,因为在公司里我们几个人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喝酒、聊天。

我买了辆电动车,至今也没换过,甚至联系了多家物流把这辆小牛带回了西安。我很喜欢骑车通勤,这是我能逃离工作、最深层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没有碎片化的信息抢夺我的注意力,路程一般刚好能听完一张专辑。路过的每个行人看起来都有故事,我在望京附近的高架桥下看见过躺在路边睡觉的代驾小哥,凌晨12点,正是团结湖路口小吃摊热闹起来的时间。骑车下班前,我会跟随心情挑一条自己喜欢的路,再去趟便利店买回酒和夜宵。

我没时间去傍晚就关门的菜市场,但有几家特别喜欢去逛的7-11。簋街快挨着东直门的那家7-11很大,货架上的商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我把它当做一家大超市去采购;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店在雍和宫地铁站旁边,每次我从鼓楼走回家的路上,总是会去那再续杯一瓶睡前啤酒;在ZHAODAI旁边的那家7-11里,我曾和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孩在喝完酒后一同光顾过,他在货架上认真地浏览后,拿下一瓶驱蚊水对我说:“就是这个,特别好用。”

如果没有这瓶驱蚊水,可能我们不会继续在路边聊到天亮。



7


在创业公司没待多久,接到了前同事的邀请,见过一面,喝了顿酒,我就迅速去她就职的公司入职了,还是做文案策划,主要项目都是综艺。我俩在前东家那里建立起的革命友谊,又在新公司得到了延续。

公司在将台附近的一个商业园里,不忙的时候我和同事会一起过马路到751里遛弯,那有一整面供游客翻木板拼图案的“快乐墙”,抽烟、聊天、晒太阳,承载了我的许多快乐的回忆。园区便利蜂的冰美式让我清醒,潇湘阁和火烧云外卖让我长胖,但楼下的健身教室又帮我养成了运动习惯。

转眼到了2019年春,公司收到了一档平台“S+级”项目的“比稿”邀请,有机会争取成为这个平台综艺宣传组供应商的机会。比稿说到底就是PPT的PK赛,为了拿下这个项目,我们同事3人熬了半个月,写了将近100页PPT。说实话,没经历过这事,谁都没有十足的信心稳赢——直到高达500万的预算通过一条微信消息砸在了我们头上。收到消息时,我正躺在出租屋的床上,花澪用手机记录下了我“范进中举”般癫狂的一幕。我激动到痛哭,双手高举,一边流泪一边说:“500万啊!!!”

我们没有人畏惧过,这会是一个难熬的夏天,也从没人能预料到,这会是疫情前的最后一个夏天,在当时,那只是漫长而忙碌的3个月。节目录制期间需要出差去录影棚,确实能碰到一些明星,不过对我们这些小白丁来说,仅限于远观。第一次出差,下午2点我陪着负责拍摄明星“上班图”的同事蹲在对方的下车点,不到4点又和他一起回到会议室,为了几张照片的热搜修图、写文案。录制过程中,唯有一次“奇遇”——我们正在公共区开小会,孙燕姿结束录制往这边走来了,项目经理作为她的资深老粉,没忍住惊讶地感叹了一声,换来了孙燕姿微笑着回头说“辛苦了”。之后项目经理那没出息地哭到不值钱的样子,被我们嘲笑了一整晚。

除了进棚出差之外,所有时间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周六晚上节目更新,对于宣传组意味着整个周末都成了最忙碌的工作日,第二天要发布的文案和视频素材是从周五开始准备的,周六当天所有人都会实时紧盯着节目微博热搜上榜的成绩,周日早起需要不断刷新的舆情和话题。

综艺决赛收官当天,我们公司、其他供应商和投资的客户们齐聚录影棚旁边的会议室里。直播结束后,所有人都一窝蜂似地涌向舞台,一家家公司、一个个团队轮着上台合影。对于平时很少有机会能公开拍照分享的我们来说,只有这个时候,才能终于光明正大地证明自己一次:这里我也来过。

不过,大多数项目都不需要我们宣发组在前期“深入”,一般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边看边对节目提出建议。偶尔需要面采时,我们才有机会跟随记者一起和艺人面对面地交流。

2019年冬天,我参与了一档纪录片项目的宣发,接受采访的男艺人不算大红大紫的“顶流”,坐在艺人对面、负责采访的记者只有一位,其余都是来自不同公司的宣传组、供应商和甲方客户。男艺人在镜头前笑着侃侃而谈,话里有很多笑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不敢直视他,怕看一眼就会直接笑出声来,都在翻弄笔记本或者窸窸窣窣地敲着电脑键盘,装作忙碌的样子——实际上都正在微信对话框里“赛博爆笑”。一个问题结束后,男艺人突然把目光转向我们这边,说:“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在听我说话,但是没关系,我懂,都是这样的。”他说这话时还是在咧嘴笑着,我很想回答他:“也不是,我们只是不想没礼貌地笑得很大声。”

后来我在另一个项目里又遇到这个艺人,当时我们正在现场随机抓拍艺人录vlog,面对突如其来的镜头,他的第一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抗拒:“你们也都是打工人,其实你们也不想拍对不对?”但当我转去拍摄其他艺人时,他突然又怼着脸凑到镜头前,对没听到他说话的我问:“我问你呢,厕所在哪儿?”

那两年,我常觉得“宣传”位于整个行业鄙视链的最底端。负责“上热搜”这件事久了之后,我更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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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乐队没熬过2019年,解散了。这次放弃的不是我,是老孟。

关于乐队,唯一回想起来让我热泪盈眶的瞬间,并不是站在舞台上卖力放声的时候,而是解散许久之后,在某个已经醉醺醺的晚上,我从还开在鼓楼的DADA步行回家时被人拦下搭讪。我们一起去QS续摊,坐在窗口的位置,那个人说:

“我记得你,我看过你们演出。”

“你是不是在DDC,你还穿一个lolita裙子。”

“你们乐队叫……”

那一刻,并没有点燃我想要重新追求音乐梦想的冲动——我不过是因为什么乐器都不擅长才做了主唱,为了玩乐队去上过几节声乐课、进过录音棚、偶然一次也和某个出道歌手在KTV唱过同一首歌,这一切都让我逐渐更深地意识到:我不是这块料。

不过好在,我也有被听到过。



8


2020年年初,我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职业困境:我不想从文案岗“升级”成需要对接客户的项目经理岗,动了离职的念头,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儿去。

跟当当在酒局上聊起这事,她刚好也不想再“打工”,我和其他朋友便一起劝她:“创业吧!你肯定可以。”

结果事竟然就这么成了,我也加入了她的创业团队。

夏天,公司接到第一个项目的时候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人员不固定,办公室也没有。我们经常相约在呼家楼苟市(酒馆)碰头,从下午2点开始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工作,到晚饭点开始喝精酿啤酒。这样的“游击”打到了2020年底,中途我们几度问当当:“不租个办公室吗?”她却一直主张“有需要的时候见面就行”——在她的创业畅想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办公地点,每个人竭尽所能地做好自己擅长和喜欢的事就完了。有次我和她说想做关于“酒鬼调查”的写作项目,她当场转给我200块红包:“这是支持你的资金。”

那一年,我们不到10个人的小团队跟着当当一起,为了做一场从早吃到晚的小型发()布()会,请过10几家媒体从不同的城市飞去福建;也曾为了项目方案熬夜开会,写到头秃;周末需要加班时,我和当当提议一起去“男仆咖啡店”,还请了3个“男仆”陪我们一起聊创意。

公司渐渐步入了正轨的同时,我也结束了和花澪将近4年的恋爱,恢复了单身。决定分手的那天晚上下着小雨,苟市只剩下我和当当聊完工作之后还在喝酒。当当在听完我的想法之后只说:“在一起可以慢,但分手要快。”

身边所有朋友都认为我们是模范情侣,距离结婚只差一步之遥,我一提起“想分手”,大家都只劝和不劝分。我很能理解别人这样做的原因:这几年,我喝醉时只要一个电话他准到;他不想去的聚会,但只要我提出了要求他都会陪着我一起,哪怕是静静坐在旁边打游戏;睡觉之前,他会摸着我的肚子开玩笑说“宝宝你是不是胖了”,又兴致勃勃地买回健身环大冒险。

我陪着他剃掉快秃了的长发,从合租到住进了独属两人的一居。就和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里那个起初的“理想的家的模样”如出一辙:在护城河边离地铁站步行要20分钟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顶层7楼,老旧但铺满阳光的小露台。两张书桌和台式电脑并排放在客厅,从看房子、签租赁合同、重新打扫装修,一切让人很难不觉得这就已经是幸福的标准答案了。

每年他生日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去蛋糕店做蛋糕。我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蛋糕,他连续好几年都说:“我想要一个DOTA的蛋糕。”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不知道花澪喜欢玩什么英雄,只能指着DOTA的logo问蛋糕师这个应该怎么做,我做过在生日牌子上画DOTA logo的普通奶油蛋糕、水泥底色配橙红色DOTA logo的蛋糕,每次都让他哭笑不得。

我也见过了花澪家里大大小小的亲戚,每隔几周我们都会辗转从地铁换乘公交到昌平,陪他爷爷奶奶一起吃饭。爷爷八十大寿那天拍全家福的时候,爷爷看见站在摄影师旁边的我,一把给我拽到了花澪旁边入镜。

但我总觉得我们过于早进入了“老夫老妻”的状态,和他出门我从来懒得化妆,情人节和七夕也没有花和礼物,但在我抱怨过枕头太旧之后的某一天,他会兴冲冲地举着一个快递进门:“宝宝,你看这是什么!”

2019年年底,为了能一起跨年,我飞去长沙和他一起出差。我们住在解放西路,临近零点时,火急火燎地穿外套跑下楼。新年来临的那一刻,十字路口站满了人,IFS的楼顶洒下金闪闪的小亮片,我们对视、相拥、接吻,和狂欢声一起簇拥着2020年的降生,之后一起在文和友吃新年的第一顿宵夜。饭桌上一起出差的同事趁他上厕所的时候告诉我:“花澪说准备和你结婚了。”后来再聊起这事,他坦诚地告诉我确实如此,他跟爸爸商量过了,只等把手头欠的网贷还完,我们就结婚。

但那都停在了2019年。疫情带来的灾难无论从生计还是情感层面上来说,都是毁灭性的。

我们第一次都没回家过年,花澪久久等不到工资入账,每天我俩都只能蜗居在家里。Livehouse无法营业、没有演出,对于当时是巡演经理的他来说,相当于所有的工作通通停滞。他无奈地每天坐在电脑前打游戏,有时也会跟我一起看偶像剧。但当走出客厅时,就像是偶像剧和文艺电影的另一面——满眼的生活垃圾。

下楼拿外卖和扔垃圾,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出门机会。我不止一次问花澪:“那里不是还有一袋垃圾,一起拿下去呗?”他总是回答我:“拿不下了,明天再扔呗。”可是,一人拎一袋垃圾,他明明还有一只手是空的。叠衣服、洗碗、收纳,类似的问题重复提及的次数多了之后,他会辩驳:“改了就不是我自己了。”

在起初不能复工的那几个月里,我的失眠日益严重,盯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课题只有一个:“我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里,就是他躺在我旁边吗?”

“你确定吗?”

确定——我不喜欢他了。

决定分手的那个雨夜,我淋着细碎的雨骑电动车回到家。已经半躺在床上的花澪照旧说着:“宝宝,你回来啦。”我坐到床边,说:“我想跟你说个事。”

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听我说了“我们分手吧”,他一味重复地问着“为什么”,而我只能回答:“我不喜欢你了。”

至今我依然非常抗拒“为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所有事情都必须有原因?与其说那一袋垃圾是“细节决定成败”的其中一个细节,那我宁愿更相信在那段时间里天天折磨着自己的“感觉”或“氛围”才是我决定分手的要因。

这段感情还算结束得痛快。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回家,花澪回复“跟朋友喝点酒聊会儿天”。回家之后,他盘坐在自己的电脑椅上:“我们确实很多地方不合适。”

他逐条分析:“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追求浪漫的人,但我更追求稳定。但是吧,我在稳定中其实也会追求刺激,比如明明还有负债,还会拿钱出来炒股。”

“Hello?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9


2021年4月29日,搬进办公室的那天,也是公司一个新项目的首次录制的时候。这个综艺项目从我未成年起就一直在追的,转眼节目已经到了第七年,录制地点就在北京郊区,能亲身参与进去,是我之前从来没敢想过的。

第一次录制当天,我和另两名同事各自举着相机、大疆,在艺人的下车口等待拍摄他们的“上班图”。站在远处看到两个MC互相问好,我激动地揪住旁边同事的衣服直跺脚,他笑着打趣:“都做过多少个项目了,别再狗狗祟祟的了。”

杀青日对于我们宣传组来说,远没到收工大吉的时候,给我们留的参加庆功宴的名额也少得可怜。不抱任何希望的我早早就打车离开了,直到快进四环时,项目经理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你要不要过来,你能过来的话也可以一起。”我赶紧地在打车软件里修改了目的地,在北边的机场高速从国贸绕了一圈,重新回到通州,在40分钟之后赶回了办庆功宴的饭店。

宣传组只单独占了一个小包间,和艺人们不在同一层楼,酒足饭饱,艺人嘉宾才聚在大堂,向全体工作人员表达感谢。我站在最外圈,只能踮起脚看到他们的侧脸。我直勾勾地望着曾经只在屏幕里看到的人站在眼前,如同悬浮在世界另一边的陪伴变成了握住我的一只手,情绪一时难以自控,忍不住泪崩——进入娱乐行业之后,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了身处现场的真实感。

国庆假期一结束,我迎来了自己第一次面对客户的提案。从颤抖的声音到激情澎湃的“小学生朗诵”,我只记得结束之后对面运营组的一个客户,向我投来鼓励的微笑和掌声。

我终于能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和面对“甲方”们了。每个周末,大家都是在朋友圈里各自靠着酒精宣泄心情,我看待“好甲方”的标准,也不再是“这个人没那么事儿”“好对付”,哪怕收到修改建议,也能一边叹气一边加班,对自己说:“这样确实对项目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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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了方向确定但情绪动荡的矛盾期。从2020年直到离开北京前的许多个晚上,过了深夜12点,我便结束加班开始化妆奔赴酒局。我站在club的舞池里,不喜欢耳边的电子音乐,也玩不明白“十五二十”的酒桌游戏。我只像一个无情的酒精机器,不断地喝,直到醉为止。

接连经历跳槽和分手后,我酗酒的冲动像成年后再次迎来的叛逆期。住的地方从温馨的情侣小窝变成了醉鬼们狂欢的派对现场。如果有人留宿,我会拆开一个个新的电动牙刷刷头,直到用以区分人头的刷头颜色都不再够用,堆满了小小的收纳架。我家楼下的早餐铺会在凌晨2点半左右出锅第一波小笼包,但如果想吃韭菜鸡蛋馅的,得多等20分钟。

不记得过了多久这样的日子,每一天,我对酒精的依恋和对自我的放纵始终不停。2021年春节,我借着疫情没有回家,建起“就地过年”的豆瓣小组,和同留在北京的朋友们吃遍了鼓楼附近酒吧的“百家年夜饭”。大年初一一早,当我空着肚子打车去打麻将时,下楼接我的朋友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我没醒酒没吃饭晕车了,正扶着小区花坛吐。

虽然酒精确实能麻痹人,让我得偿所愿地进入睡眠,但每个下午睁开眼睛的时候,酗酒后的清醒会带给我深深的不想开启和面对新一天的逃避感——那些酒后的眼泪、十几通拨出去但无人接听的电话,和只能拥有下午和后半夜的不完整的“一天”,我一睁开眼,就会被更不可挽回的负罪感吞没。

我常常怀疑这一切,包括我活着的意义,思考的意义,这些本身是否有意义?愈演愈烈的酗酒让我的写作计划不得不暂停,之前下班吃完饭回家每晚10点点燃熏香、倒一杯朗姆、坐在电脑前安静写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电脑文件夹里尽是些改了许多次、最终还是中途就被放置的文字。

确诊抑郁和酒精依赖之后,我把自己的症状归于“人和外界世界连接的失衡”以及“对现实生活掌控的失序”。我无法确定自己该和外界保持什么样的联系,过近的距离或过于频繁的对话,都会令我很快厌倦和不耐烦,而跟人只稍隔开一点距离,又会让我感觉陌生与焦虑。

我沉浸在“自己没有生活”的焦虑里。我想通过文字和记录的方式继续更深层地“研究”自己,究其一生只以自己作为课题,又何尝不是件趣事呢?但琐碎而难以脱身的工作让我的思考断断续续,一部分生理和病理性的症状也让我迫切地想要停下来休息。

现实的问题是这样出现的:我难以想象自己能有足够多的收入让我在北京继续保持高支出、稳定且也能维持写作的日常状态,毕竟我也不是每天源源不断地写。

这种对生活强烈的不确定感,让我想要找到一个稳定生活的“根”。我要回家——即便已经对“家”失去了概念,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在所谓的“家”中产生“扎根”的感觉。

回家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念头,似乎从一开始到北京,我就觉得自己最终还是会回家。2019年底我就想和花澪一起回西安开个小酒吧,我想卖创意调酒,他一心只爱精酿,最后因为没钱作罢。一年前有次和妈妈聊天时,我也动过回家再继续上学的心思,但又担心没钱赚会失去很多自由。

发出“回家”的消息之后,父母的电话迫不及待地涌来,他们反复跟我确认“你是想回来待一段时间,还是就彻底回来了”“你回来之后准备做什么”“怎么突然决定了”以及“你问过你身边的朋友有什么建议了吗”。一长串的提问里糅杂着惊讶和半信半疑,我反问:“咋,不欢迎吗?”这时,两人才异口同声:“怎么会呢,女儿回家,我们高兴还来不及。”

一直以来我都秉承着报喜不报忧、好让父母少管我的想法,对自己的许多经历都从没跟他们坦诚过。妈妈有次问:“我看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都抑郁了,你还好吧?”我立刻绷紧了弦打哈哈带过:“你看我现在这样像抑郁吗,肯定没有啦。”

但既然决定了要回到他们身边,我还是决定,说吧。

这通电话是让人紧张的,因为我无法预测父母会有怎样的反应。没想到妈妈只短暂地沉默了一小下,就用一种超乎我想象冷静的语气回道:“我知道了。”

“你知道吗,你把这些都告诉我之后,我反而松了口气。”她迅速接受和安慰的语气,与电话另一头我紧张到几乎要发抖的声音和眼泪不断打转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

果然还是大人啊,我不由得这么想。

有年过年回家,父母开车来接我,路上才说:“我们搬家了,那里离你爸的公司近一点也方便。”我瞬间就急了:“搬家这么大的事为什么都没告诉我呢!”不过事后想来,我也没什么发脾气介意的资格,毕竟一年回家待不了几天,电话里也总是那个说几句就开始不耐烦的人。

后来父母决定去终南山定居的时候,还是告诉了我。那里紧挨着秦岭景区,走两步路就可以从小道去到山林深处,挨着平房旁边有大片大片的菜田,能看见毫无遮挡的蓝天。相应的代价是:去一趟超市要花20分钟下山;离最近的地铁站相距1小时的公交车程;没有能买到咖啡和沙拉的24小时便利店。妈妈特意叮嘱我:“回家之后看见村民们不要瞎折腾你那些张扬的装扮和观点。”

在北京的9年,总让我恍惚觉得这座城市会是我的家,但高昂的房价和巨大的生活压力又让我计较自己从没被它好好地接受过。摇晃在生活的不确定之中,我如同穿越在快乐和痛苦的两极。如今我只想拥有我可以拥有的那部分确定,就是我的父母,那里有一个家,那个家里有一个房间属于我。



10


2022年五一前的一个晚上,还没有禁止堂食,我在朋友上班的酒吧喝多了,突然哭起来,搞得几个认识的人一时间都手足无措,一边戴起草帽在我面前跳舞,一边紧张地问着我到底怎么了。

我实在难以给瞬间的崩溃找出确切的原因,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我要离开北京了”。大家安慰着:“这有什么的,又不是见不到了”“还是可以回来玩的嘛”,朋友甚至立刻掏出手机,准备介绍自己在西安关系好的朋友给我,说回去可以一起玩。

那本来应该是一个快乐又放松的晚上,但好几个人一整晚就只坐在我旁边,看着我说不出话的样子和被哭花的妆。

虽然常常去7-11只为了这样一杯咖啡或啤酒,但即便在货架都空了的深夜,马上能拿在手里的酒和24小时常亮的灯,仍能给我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安全感。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次,我从朋友家溜达到公司旁边的7-11,说完“两杯冰美式”之后,店员让我扫健康宝,我意外发现自己的48小时核酸已经过了保质期。我尴尬地站在门口,多一步进不去,退一步看着正在接咖啡的杯子又觉得不甘心。店员自然地跟后来的人打了个招呼,我借着别人的手机结了账。

为了躲避隔离,6月2日我离京到了海南,从万宁、琼海又辗转到海口,6月11日又飞往了成都,最终才在6月18日乘高铁回了西安。自此,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枯燥的乡村生活。太久没和父母朝夕相处的生疏感,还是让我短时间难以习惯。

偶尔进城找个临时住所再奔赴酒场,快乐的同时,熟悉的酒后空虚和从零开始的社交,又让我倍感压力。我在矛盾中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我的“根”和它所带来的安全感是什么?我的安全感究竟来自于固定的地方还是某个人?建立在金钱、爱、陪伴还是自由上?

我的思绪又迅速飘去了不同的城市,一些迷幻、湿润、黏腻、凉爽的幻想带我进入另个极端的向往,而我始终渴望在极端里找到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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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朋友的电话,让我在7月底拎着行李箱独自坐上高铁,到了当时还没完全解除疫情管控的成都。我在朋友家借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又订了间月租公寓,40度的高温下我很少出门,只每天固定去健身练拳,时不时地去club或演出现场喝个烂醉。我穿着背心拖鞋穿梭在成都的深夜,在没有灵感的时候看着公寓窗户外的绿茵发呆。我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某种向往的生活状态,然而在房租到期前,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疫情和静态管理。

在被封印住脚步的20天里,我反复地想:这是一座离家很近、我也喜欢的城市,我要继续留在这里吗?我要回家吗?我要继续去哪里?或者我要出国吗?这20天里,我经历了地震,在2天才能出门一次的机会里,和朋友去河边小坐了1个小时。我们盯着限2小时的出门时限,不舍地分开。

在解封的第一天,我抱着新买的枕头,又飞往了广州。

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每天都在同一条街道散步,看不同角度的日落,连续去同一家小吃摊直到老板记得我,我可以在每一个暴晒的午间躲在卧室吹空调,不对任何一个景点有欲望,却在偶然骑车散心的路上,发现“原来这里就是XXX啊”。

在广州的最后一天,我和国庆时看演出刚认识的朋友沿着珠江步行了整个通宵,暴雨突袭时刚好路过桥洞,等再回到住处,天已经隐约亮了。凌晨5点多,站在马路边,我对他说:“要不我今天回家吧。”就定下了早上9点回天水的高铁,上楼收拾行李,就此分别。

是因为我在北京这座城市被禁锢太久了吗?当我开始根据自己想品尝的美食、想碰面的朋友、想看的一场演出就能自由地进入另外一座城市生活时,我曾以为能给自己“安定感”的“根”又几乎被削弱至无了。我还想去更多地方,一个行李箱就足矣,继续过只在一座城市生活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旅居生活。家的牵绊和世俗的要求,通通成了限制,我在寻“根”无果后,重新回到自己,兴致勃勃地规划着,畅想着。我是自由的,我至少应该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

从广州回到老家不到1个月,我再次进入静默管控。老孟的朋友圈里张罗着结婚的事——今年他终于和大学时的女友结束恋爱长跑,修成正果,但我包好的礼金,却因为疫情迟迟等不到婚礼喜酒当面送出去了。

姥姥每天准时打来电话,希望我从现在独居的老房子过去一起吃饭,时不时有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润”,但我却对今天和明天都不在乎、也不敢在乎了。

我在结束北漂时没有找到的答案,家也没有给我。

或许在路上本身,就是答案。而我,也本就一直在路上。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雅坤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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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10 11:0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父母之间的死结,我和姐姐解不了 | 人间 · Z世代

 慎微 人间theLivings 2022-12-08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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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父母的一切,我和姐姐,是隔着墙壁听心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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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我一直想要逃离甘肃冀城这个地方,从我对“家庭”有意识以来,这个想法就扎了根。

我家在解放前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一大家子人常常吃不饱饭,闹饥荒时为了活命,爷爷就带着家小逃荒去了陕西。父亲生在陕西的某片大山里头,是难产儿,刚吸吮了第一口奶,我奶奶便撒手人寰。“成分不好”延续在父亲稚嫩的肩头,前面一堆兄弟姊妹,他长大后放牛砍柴勉强度日,只读了个小学,便早早收拾行李,从乡下老家出来闷头打拼,成了90年代初西北第一批去县城闯荡的人。

我母亲的经历更坎坷。家里姊妹众多,她作为老大,要强的性格早早就烙印在了骨子里。她只在村小读了1个月的一年级,便早早扛起家计,15岁时,便逃票扒上南下武汉的火车,进了当地的一家服装厂。她干活麻利又懂察言观色,很快就在车间里混出了名堂,全车间的工友们都知道厂里来了一个干活顶好的小姑娘,能两只手踩针缝线,母亲做工时,总有人围观,像在欣赏一场特技表演秀。

在武汉挣了几年钱之后,为了照顾家里,母亲又回到了老家县城的毛纺厂做女工。那时她个子已经窜到近1米7,漂亮伶俐,一度是厂里的“厂花”。我和姐姐一直很奇怪,比她矮了10公分的父亲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追到的她——他俩是自由恋爱,那时父亲连彩礼都掏不出来。

这个问题每次提起,母亲就沉默下去,我们问急了,她便开始破口大骂父亲是个骗子,有时骂着骂着,竟哭出声来。几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触碰他们的爱情过往,只能偶尔从泛黄的老相册里管窥一下——看着照片里高挑靓丽的母亲站在低父亲3级的台阶上,一脸幸福笑容,我心里次次泛起苦涩:要是母亲当年能预知婚后的生活,不知道她还会选择这段自由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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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婚时,父母的生活并不像现在一样吵闹不休,母亲仍在毛纺厂上班,父亲跑长途车,我家当时算奔上了小康。

转折出在一次车祸。一次跑邻县的长途,父亲与人合资买下的卡车在路上发生了倾翻,人倒是没有受伤,但那时父亲跑车,贴进去了全副身家,随之而来的高额外债像冰雹一样狠狠砸向这个刚支棱起的小家。从此父亲性情大变,对母亲拳脚相加,幸福笑容也就从母亲脸上消逝了。

母亲怀孕后,父亲脾气越发暴躁,他忙着四处拉活还债,母亲只能辞了工做些零工在家养胎。1996年,姐姐出生,父亲看见从产房里抱出来的是个女娃,甩下个冷脸转头就走,只剩下外婆脚不沾地照顾刚刚生产完的母亲。

3年后因为我的出生,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不得不再次拧在一起。母亲常常叹息说,当年为了养活我们,想尽了办法。我刚过断奶期就被寄养在一家私人育儿所——实际上就是每月固定缴纳些钱,委托一家邻居照料,那家邻居也有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

外债高筑,父母都忙于打工,无暇顾及我。母亲说有次中午她打完工买了面油去看我,看见我正光着小屁股脏兮兮地在装煤球的纸箱子里爬,正值饭点,邻居抱着自家干干净净的孩子喂食饭菜,我抱着颗煤球眼巴巴地看着。于是她再也忍不住了,抱起我哭着就往门外走。

这些遥远的事情,我早已没了记忆,母亲说起时却常常抹着泪。



2


后来,父母盘下一家小门面,干起了小吃生意,卖些凉皮、茶叶蛋、豆腐脑这样的简单便宜的吃食,凉皮1块5一碗,豆腐脑6毛一份,多1毛就没人吃。为了这点薄利,他俩起早贪黑,没钱雇人,自己上手,好歹把一家人都照顾上了。

姐姐6、7岁时开始帮家里干活。在那间小小的作坊里,一台凉皮机呼哧呼哧转,姐姐拿着油刷子坐在小板凳上,捏着一把小刀条,等热烫的凉皮从出料口滑出来,就整齐利索地切开、刷油,她一直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塑料大桶里的凉皮面浆消耗完。

等到我能承担家计的时候,凉皮机小漏斗里的面浆将将淌完时,我就得赶紧从塑料桶里用大铁瓢满满舀上一瓢添进去。在等待加下一瓢的空当里,我会飞快地跑进东面小屋看动画片,所以很多次因为断浆,机器空转甚至烧坏。父亲回家取货时一旦瞅见我不在凉皮机前,就会大骂我们姐弟俩,姐姐气不过,梗着闹罢工,父亲会立马找到手边任何现成的东西抽我们。

到底是姐姐挨的打多还是我挨的打多,我早已记不清了。对于挨打,我总是遗忘得特别快,好像忘记就可以逃避,这样人活着不累。

每当我被迫跟着父亲忙碌,玩伴们就会在家门外的小巷里喊我。我知道他们的裤兜里一定装着漂亮的玻璃弹珠等着和我对决,或是带着印刷精美的彩色卡片等着从我这赢取新的。可父亲盯我的眼神就像《西游记》里的捆仙索,捆得我动弹不得。我只能被迫和他待在那小小的作坊里,听着他对我发号施令、安排活计。

童年时,我对生活充满了恐惧,恐惧父亲、恐惧家庭、恐惧干活,我害怕被指责,也受够了指责。常年泡在作坊里,我自然而然成了班级里的吊车尾,好几次抢工没写作业,在学校疯狂补作业时,我都被老师揪着耳朵拎到讲台上,接受同学们的嘲笑。

年轻的英语女教师说:

“你看看你妈摆地摊挣钱多可怜,你连作业都不写,怎么好意思来学校上课?你呀,还是别读书了哦,去帮你妈卖凉皮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以后卖凉皮也能出息嘛,是不是?”

“来,回去让家长在作业后面签字,让她看看自己的好儿子坐在教室在干什么?”

这时候,一个孩子在后面大笑着喊:“老师,他妈妈不识字,是文盲!”

教室里的嬉笑声更大了,讲台上的我像被处刑的犯人一样,只能将头深埋进胸膛。

我面对同学愈发自卑、面对老师愈发恐惧,剩余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只有角落中的沉默。久而久之,连父亲也觉得我天生蠢笨,时常念经一般嚼我不是读书的料。母亲对我并没有过多要求,只希望我和姐姐能够健康成长。年少时的饥饿记忆让她活得格外真实清醒,“天大地大,填饱肚皮最大”“肚里有粮,心里不慌”这些她常挂在嘴边的俚语,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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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买进一辆三轮,母亲开始去摆“地摊菜”,这是家里的小餐饮店换了多次地方之后他们找到的新营生。此前从卖凉皮豆腐脑到麻辣烫,在钱上还是捉襟见肘。母亲看中了在路边卖菜不用交房租电费,辛苦是辛苦,但能攒下些钱还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一直在还债——车祸赔偿的借债还完后,家里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母亲又想把租住的小院买下,遂又借债还债;刚能喘上几口粗气,母亲又张罗翻盖旧屋……就这样一笔又一笔,外债像个大黑窟窿没个尽头,搞到父亲叫苦不迭。母亲咬紧牙关要改变这积贫羸弱的小家,她对做生意雄心勃勃,与畏手畏脚的父亲吵架打骂是家常便饭,我和姐姐也在这来往中被反复捶打。

母亲一般早上5点就起床,先把乱成猪窝的家快速打扫、归置一番,然后张罗做早饭。做饭的同时,她要忙着联系送莲藕的、送油麦菜的、送手擀粉的、送豆芽菜的,让他们把菜按时送到我们家摊位上。打电话的缝隙,她快手点完三轮车上的现货,不够的话好再拨电话补货。如此这般,她还能抽出空打扫院子,浇自己亲手栽的几盆兰花。

每天早上母亲忙里忙外的声音和她独有的高嗓门准时噼里啪啦在院子里炸响,父亲听得心烦,撑着从暖被窝里爬起来,重重地摔上门又钻回床上躺下。母亲会立马发火数落他,或者搡开房门,掀掉被子赶他下床。父亲被揪起来后,会拿一双阴沉的眼珠子直直盯着母亲,然后他俩便会扭打在一起。母亲的哭声、喊叫声,父亲的骂声、殴打声,像炸弹爆开般在整个房间里轰鸣。我和姐姐一被惊醒,就赶紧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我抱住父亲的腰,姐姐第一时间夺下父亲手里的物件——有时候是拖鞋,有时候是扫帚,有时候是厨房里的一把刀。

这几乎是我家每一天的固定节目,这样的生活,我和姐姐一直过到今天。姐姐的性格随了母亲,独立、泼辣,学习好。童年时我俩常常干架,成年后,因着各自的人生困境,我俩又总会互相依靠。姐姐叛逆得张牙舞爪,不像我,闷葫芦一个。姐姐很早就知道自己出生时父亲的态度,她面对父亲常常顶嘴,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母亲打圆场说他俩一个属鼠一个属鸡,冤家路窄。而我从记事起也处处与父亲作对——大抵是因为我内心里一直在逃避成为他那样的人。

父亲屡次斥责说他这辈子是来给我俩还债的,我和姐姐早已厌烦这样的指责。我有时也想,父亲那偏执的性格,对母亲、对家庭的冷漠,是不是也和他苦难的童年有关?爷爷结过好几次婚,他有一众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姐姐在早年逃荒路上还被爷爷过继给了一户农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性格里无法避免地有着我现在也无法理解的自怨自艾和感情缺失。



3


我第一次真正尝试逃离冀城,是在小学四年级,10岁的时候。

那时家里的凉皮作坊已经转型成了豆腐坊。一天下午,父亲安排我去给一家主顾送货。我骑着他花了130元买来的二手自行车,车后座和车筐塞得满满当当,交货完毕,我溜到了县城里卖小人书的书摊上,在一大堆盗版印刷的漫画书和小说里翻翻找找,挑出上次看了一半的漫画,站在书摊前继续往下读。

不多一会儿,书摊老板吊起脸冲着我说:“小孩,不买就走开。”我自有对策,找出早就挑好的《小和尚》和老板讲价,买完书后我装作要再挑几本的样子,继续蹭看之前的漫画,直到老板将书劈手夺下。

我知道偷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将书插在屁股后面的裤腰带上再用衣服遮住,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心里翻滚着恐惧——买书的钱是从母亲的零钱袋子里偷的,回家后等待我的绝对是一场斥责。

到家了,正在豆腐房里磨豆子的父亲,脱口就是“X你妈”“你妈X”,我等他发泄够,只垂头不语。父亲稍缓谩骂后,用看一坨废物的眼神示意我过去接手活计,我忐忑非常,结果手上一个没接稳,磨好的豆浆直接泼洒到了水泥地上。父亲大骂着关掉轰鸣的机器,对着地上流失的米黄色的豆浆和一旁帮工的阿姨,抬手就给了我两巴掌。

我一个趔趄,腰上别着的漫画书掉进了豆浆里。父亲跳起来捡起来,“啪”一下摔在我脸上,从我鼻子冒出的血,又滴在地上米黄色的豆浆里,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父亲的泥鞋踩碎了这幅画,他捏着湿溻溻的漫画书,一把扯碎,对我说:“扔锅炉里!扔完过来干活,畜生!”

帮工的阿姨连忙用卫生纸攥一个纸疙瘩沾了唾沫堵住了我的鼻孔。我哭着,抱着被撕碎的漫画书夺门而出,揽过那辆破旧自行车,在父亲的咒骂声中开始了第一次逃亡。

这座县城从南到北只有一条街,我不知道去哪儿,任凭胸腔里攒的委屈和怒气汇聚到双腿上,蹬着车在这唯一的一条柏油大街上飞驰,一直骑到尽头——那是国道出入口,从那里就可以离开冀城了。

我骑上去了,但并没有走多远,自行车的车链就蹬断了,我的第一次逃离也戛然而止。

从国道下来后,我不敢回家,推着那辆和我身高完全不符的自行车去了母亲的摊位。忙碌着的母亲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刚才的事,对我并未有太多指责,她用一贯温顺的态度笑骂一阵后,问我:“渴不渴?饿不饿?”然后从脏兮兮的钱袋子里摸出5块钱,嘱咐我去对面饭店买碗面吃。

我被母亲的好言好语噎住了,怄的气又散不掉。我不敢回家面对父亲,只能把一肚子的气撒在母亲身上。母亲总是全盘承接我的一切怨气,一边忙着卖菜一边宽慰我。可我想要的不是她问我肚子饥不饥、衣裳暖不暖,我想让她问:一个10岁的孩子,为什么会闹着离家出走?

姐姐懂我,虽然她总像个小大人一样数落我,但之后又会将一些被她偷偷保护下来的漫画书递到我的泪眼前。一看见这些在炉火下幸存的漫画,我所有不快都被欣喜淹没。

我想,还好有一个姐姐。姐姐中学时成绩出奇地好,脾气则出奇地坏,对父亲的不公总是充满愤怒。我学习差劲,一到寒暑假父亲就逼迫着我报班,姐姐她想报补习班,父亲却觉得没必要。家里的菜摊豆腐坊缺少劳动力,逢寒暑假又总是生意的旺季,父亲屡屡呵斥姐姐要她去帮工,姐姐不愿意,父亲便将愤怒转移到我身上——因为我是男孩,扛揍。

我明白我俩的性别差异带来待遇不同,也知晓姐姐报补习班也并不是为了学习,她只是想要暂时逃离这个家庭,哪怕就半天。



4


我真的走出冀城,是读大学。填报志愿时,姐姐死活要给我填报省外的高校,她想让我出去看看,想让我走得更远。

犹记得2016年姐姐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的那个夏天,她好几次被父亲指责到崩溃大哭,最后妥协填报了省内的一所医科院校。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姐姐的大学生活过得异常轻松,但这种被家里把控、像提线木偶一样的感觉却几次裹挟住她,让她变得敏感易怒。

大三假期时,姐姐准备和同学一起去外地开设补习班,父亲的辱骂张口就来:“是谁养活着你,你穿的、吃的,坐在教室吹风扇的钱,谁在供着你?”母亲也帮腔:“去外地?去外地开补习班能挣多少钱?你帮妈看看摊子,帮家里的豆腐房干活,还能帮我们省一个长工的钱。”

姐姐告诉我,要逃,就要逃得远远的,逃得离经叛道。父母不愿意我逃离,甘肃是安土重迁的地方,省内农村医学定向生和师范定向生,成了他们心中的不二之选。他们摆了一辈子菜摊,觉得我能干一份坐在办公室、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已经非常幸福了,医生和老师在小地方人眼里绝对体面,我得听话。

当父亲听见姐姐要给我填报一些船舶制造、铁路轨道等工科技术类专业时,气得跳起脚骂娘,他冲姐姐吼:“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心有多狠要这么害你弟弟!你自己以后当医生却要让你兄弟做个工人?”说着,他就给了姐姐一巴掌。

当天夜里,我骑着电动车偷偷载着姐姐去县城火车站,她沉默了一路,临进站才开了口:“要么选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要么选个能养活自己的专业。船舶制造和铁路轨道学出来以后,工作地点离家远,命是自己的,你自己选吧。”

我蹲在火车站外面,听见身后传来闷沉刺耳的火车轰鸣,自顾自想象着冀城以外的世界。点开MP3里那首《平凡之路》,插上耳机,拧紧电动车把,思绪翻飞——我从懂事起就渴望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家,现在机会来了,我的心开始焦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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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了士官学校的提前批,分别选了西安航空学院、南昌工程学院等学校。父母知道后先是指责和怒骂,直到别人告诉他们,这是体制内专业,毕业就能去部队混口公家饭,他俩才喜笑颜开。

可欢喜并没有持续多久,录取结果出来时,体检栏显示“肝功能异常”——我被刷了。父母当然不甘心,晚上他俩在隔壁大声商量着要带我上县医院再检查。我睡在小房间的竹席上,在他们的纷争声中反反复复刷着录取屏幕。

那一夜,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无法挣脱的束缚。我想要逃离这个家、逃离泥潭一样的家庭关系、逃离这个小县城,我恍然看到自己10岁时在国道边盯着那条断裂的自行车链,看见自己无奈推着那辆坏掉的自行车,垂着头朝回家的路上走去。长夜难明。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去县医院做血常规,下午报告就出来了,肝功能没有任何问题。父亲拿着报告反反复复地看,又找了他外甥——一个乡村医生——把关,听见人家也说没问题,他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脸色也缓和不少。

当天夜里,父亲带着我坐上前往兰州的火车。我们站了3个半钟头,在凌晨4点,我背着书包跟父亲出了兰州火车站。从火车站去招考单位的公交车还没上班,出租车开口要价260。父亲心疼钱,给我说:“公家单位的人都是早上8点上班,咱们打车过去早了也还要在人家门口等。这样,咱们两个先走一段路,再打车。”

我就缀在父亲屁股后面从火车站往安宁区走,他走一段便转头骂我腿软,督促我走快点,但骂一次我也只紧走两步。我不愿意和他并肩走路,在他后面我才会觉得自在些。如此往复,父亲顺理成章开始发火,像要把几天攒的怒气一股脑倒出来。他呵斥我从小到大什么事都干不好,发泄他和母亲之间的怨气,而我就像一块被线拖在地上走的石头。

夏日早晨的冷风灌进袖子里,凉得人皮肤紧缩。街面上人很少,一些早餐摊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我肚子饿极了,却害怕接下来可能会有的检查,只能忍耐着。火发完了,父亲嘴里时不时地蹦出一些他的揣测,听得我心神不定。天空灰暗,好像要下雨的样子,那些灰蒙蒙的云彩也像压在我的心上,我既想走快点早点了结这磨人的忐忑,又惧怕即将发生的未来不敢向前。



5


2个多小时后,我和父亲坐在马路牙子上眼巴巴地往招考单位的大门口望,一直挨到上班的点,父亲才拉着我往门口的接待室走去。

到了接待室,父亲拿出我在县里做的血常规报告,展平捏在手上,然后给值班员说:“领导,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检查我们都做过了。这孩子的身体确实没问题,您再看看是不是搞错了。这是孩子上学的大事,我求求您,您再给看一眼。”

值班员让父亲坐下,给倒了杯水,说:“师傅,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从昨天到今天,好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我们这找个说法——可这事是我们这些办事员能决定的吗?军校招考是有规矩、有门槛的,难道每个来的家长,我们都再去一个个审核吗?”

“师傅,你不信你看这个。”父亲把报告递了过去。

值班员没理,打开电脑从一堆文档中扒拉出我的准考证号,鼠标划到体检一栏,招呼父亲看个清楚——体检栏里,红字写着“不合格”,其后备注栏里是“肝功能异常-转氨酶61”。

“这次体检转氨酶标准是60,孩子61,超标了一个指数。”

“就一个指数?”父亲两眼瞪直了。

“对,就这一个指数,别说是1,就是0.1,电脑上也过不了,这事神仙来了也难办。”值班员摊开两只手,无可奈何地说,“孩子身体肯定没问题,这个不用看检查报告就知道,但这种事有什么办法?电脑没辙,人也没辙。”

听到这儿,父亲把手从拉开的书包里拿了出来。书包里面有他准备的两条“黑兰州”和2万块钱,用黑塑料袋包好,整整齐齐地码进去的。

“回去吧。”值班员说。

我们复又蹲在来时的马路牙子上,看着那个门口,眼神颓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父亲站起身,冲我咧了个没有声音的苦笑。我们开始寻找最近的公交站牌,这次,我走在前头,父亲垂着头掉在我屁股后面。

回程的火车上,父亲看我沉默不语,便主动挑起话头,要求我回去后马上报名复读,说明年好好准备,一定能过。然后他又谈起士官学校有多少实打实的好处:“士官士官,多少带个官字,多少人巴望着想要出人头地。你们体检那天,我们一群家长在外候着,我们问一个穿军装的领导,这个学校学出来能干啥?你猜人家领导怎么说——说这是给部队培养人才,好好干能在部队长期发展,退伍后回家还能给安排工作。你说说,这是多大的好事,好好复习一年,我再为了你熬一年,明年我们再报这个学校,说什么都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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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州回来后,父亲咬牙切齿地把结果告诉了母亲。他不甘心,家里面祖祖辈辈在土地里刨食,这一辈好不容易从偏远山沟来到了县城,受尽欺辱才终于扎下根。他渴望着家里面能出来个吃公家饭的。父凭子贵,我“有出息”了,他也能挺直腰杆了。

复读一个月后,我抱着书找班主任办理退学。背着书包抱着书刚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来为学校食堂送货的父亲。四目相对,他喊我过去问怎么回事,我拿出退费条子,他就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下扇了我,然后劈手夺下退费收据,揪着我回学校走进了复读班。

班主任正在讲课,父亲命令我在走廊上站好,我撂下书脱掉校服就要跑,父亲追上来给了我两脚,因为用力太猛,他自己也跌在走廊。

听见响动,班主任走出了教室,叫住我问怎么回事。我不说话,背过脸和父亲对峙。班主任搀扶起地上的父亲,父亲一起身就要拉着我给老师跪下认错:“老师,这娃瓜怂,交了钱不念书,不念书干啥?屎都吃不上!”

“我报了志愿,我不想复读,复读了明年还是考这么多。”我恨道。

“狗娘养的坏种,你报,我让你报!你报的学校,我一毛钱学费也没有给你的,你自己去挣钱去,不要像个吸血虫一样吸家里的血!”父亲边说边给班主任赔笑脸,教室里的学生一个个都趴窗户上偷偷打望,我依稀能听见曾经的同学在笑,屈辱极了。

这时父亲忽然给我跪下了:“我的祖宗,我给你磕头了。你好好念,家里供你吃、供你喝就让你读书。你不争气,你狗日的要熬死你老子,我当老子的给你磕头了,你回教室复读,祖宗,你听到没有!”

因着父亲的喊叫声,别的班正在上课的老师都甩着冷脸子跑出来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些被枯燥学业压抑住的学生们也纷纷哄笑着、交头接耳着传递情报,探出头像看耍猴的一样看我,一楼层5个班级,快600个学生,所有焦点在父亲下跪那一刻都对准了我,我满脸通红,羞愧难当,悲愤和耻辱随着同学们的笑声急剧膨胀,我感觉胸口快要烧烂了,我从二楼跳了下去。

在一片惊呼声中,我拖着一条腿踉跄着从学校里逃了出去。



6


9月还没过完,我坐上长途火车远赴千里外求学。一个医学专科院校,我们这批新生在新院区就学。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寄宿生活充满好奇。这里充满生机,生活并不苦闷。我长呼几口气,仿佛自己已经永远远离了家乡和父母,远离了以前那种生活。

专科院校努力读书的人并不多,我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点,就能超越一大半趴桌子睡觉或者低头打游戏的同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发现了一个人生漏洞——于是我开始贪婪地学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读书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张自由到感动的体验卡很快到期了,寒假,我该回家了。我首次咂摸到,人不可能真正地逃离原生家庭,精神逃离、肉身逃离都是如此。蒲公英飞得再远,它也长不成其它的花。

但我仍要挣扎,大一结束时,我选择入伍当兵,这件事只告诉了姐姐,政审到家门口,父母才知道我要去当兵了。我是异地入伍,走时母亲忙着照顾家里菜摊上的生意,她虽心疼我,但更心疼来回的车票钱,我自己一个人拖着行李包上的火车。

接兵干部在火车上问我们这群新兵想家吗,所有人都喊“不想”,我把声音呼喊到最大。其他人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我是真的不想。我们坐了40个小时的硬座,看着窗外的景色从白变到黑,再从黑变到白,我终于感觉自己离开了想要逃离的那个家,这次自行车链没有断,它变成了钢轨。

崭新的军装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泥巴的洗礼。我来这儿第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荨麻疹,叠“豆腐块”叠得崩溃。军营生活久了枯燥乏味,战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吃饱不想家”。我吃不饱,也不想家。我从没想过父亲,只在晚上夜哨中凝视四周重叠的山峦时,在寒风从我脖子口倒灌进去时,才怀念起母亲的手擀面和油黄油黄的葱油烙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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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周有例行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拢共也就2个小时。入伍1年后,我意外接到了父亲发来的两张《离婚起诉书》照片,后面跟着一篇篇的“小作文”,还有他的微信语音。

那些“小作文”一屏幕都装不下,都是控诉母亲如何强势,买菜挣了钱也不给他交账。他说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地位,妻子不顺、子女不孝,全无一家之主的威严。那些语音则是他感觉自己心情苦闷时对我和姐姐没有期望的发泄之语。

我这些嗤之以鼻,我明白当生活把一个女人逼迫成男人时,该是有多么的残酷。父亲像是一只只臆想着会受到伤害、蒙着眼睛撞击牢笼的困兽。这个家里头,父亲、姐姐、我,各自都挣扎着想逃离,但我和姐姐是不想再面对偏执自私的父亲,而父亲是他不想面对强势的妻子。父亲说,他现在在婚姻里连那仅有的“凑合”也荡然无存了,他觉得与母亲在性格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是天生的冤家。

说实话,当我看见那张《离婚起诉书》时,第一次感受到一种道不明的欣喜。可我又不能真的顺水推舟,于是只能发消息询问姐姐,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姐姐回的语音是哭着录下的,没有悲伤,只有愤怒——原来父亲这一次打定主意离婚,缘起她将父亲告到了县妇联。

之前父母又一次为一些没有结果的事争执,父亲情绪失控,抄起屋角的铁锨拍向母亲。虽然母亲只被铁锨刮破了皮,出了血,但这次家暴彻底激化了姐姐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她录下了父亲猛烈锤击母亲头和脸的视频,告到了妇联和派出所,坚持让他和母亲离婚。

妇联的人来了,对父母做了教育协商,离婚的事却被母亲又一次叫停。一个想把所有苦都咽下去的女人,不会懂并不是每个蚌壳都能用血肉把石子磨成珍珠的道理,她总是幻想能改变父亲,让他重新回归家庭,好好过日子。但这怎么可能呢?父亲早已明确表示,他对母亲现在只有厌、憎、恨。

在那些长长的、被分截发来的微信语音里,父亲用一种震惊又好笑的语气添油加醋地向我转述,大骂姐姐:“白眼狼、猪脑子,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去了。”“虎毒不食子,当女儿的能举报父亲?人不如畜生。”

我越听越难受,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家会有这么多烦心事,为什么别人家没有?一如父亲反问我: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让父母骄傲,为什么别人家的妻子能让丈夫舒心?为什么我们家不能?

“这个家迟早要完蛋。”父亲在微信里说。我刚冷着脸回了一个憨笑的表情,母亲也来发语音哭诉,那段父亲拿铁锹打得她满脸是血的视频又一次冲到我眼前。她对这场冲突有着与父亲完全不同的讲述,在他俩各自的陈情里,对方才是家庭战争的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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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姐姐天真地以为父母离婚才是这个家庭的解脱之道。但母亲不想让我和姐姐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不想让父亲分走她辛苦攒下的积蓄。她仍对父亲抱着爱,不想这个人到中年、自小没娘的男人成为孤家寡人。

母亲不打算像我们一样逃离这个家,她也无处可逃,就像她以前念叨的:这就是债,虽不是今生欠的,却得今生偿还。她如今独当一面,活成了这个家最牢固又最无名的螺丝钉,坚守在一地鸡毛中。在她的信仰里,小摊就是她的道场,让父亲逃避吧,她一个人照样能把家撑起来。她没多大的本事,只是想做一根绳子、一个螺母、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守稻人,这个可怜又伟大的农村妇女,还在幻想着自己可以斡旋好家里的每个人,维系着这辆破破烂烂的家庭三轮车一直开到尽头。

尽头是什么?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等我工作,等到我娶妻生子,他们两个纠缠了一辈子的冤家才能握手言和,从这片苦海中脱离出来。我听了这话,觉得自己就是被套上缰绳的骡子,被迫成了这个家庭的核心,一切因果好像都在我身等待消解。

我逃离冀城、逃离家庭、逃离父母的想法,在父亲发给我的“小作文”中分崩离析。我把这些“小作文”连同《离婚起诉书》一起打包发给了母亲,然后把手机关机,交给了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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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秋,部队组织晚会,我和战友们穿着大棉袄坐在台下看文艺分队的女兵在台上跳舞。我驻扎的那个部队平时不要说女兵,连女厕所都没有,一曲天鹅舞,让台下所有的年轻战士的心都浸泡在了舞蹈演员身上。

这时,指导员看着天上升起的明月,情不自禁地说了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我听见了,小声回:“月是他乡明”。

指导员转过头诧异地看着我,我冲着他傻笑,又把头偏过去看着舞台。心沉静下来后,我偷着抬头看月,月光在黑夜的衬托下,照得营地四周的群山很白很白。



7


父母还是没有离婚。每天早上6点多,母亲照例忙着给三轮车装货,父亲就从院里溜出来,去广场上和县城里一帮退了休或者像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闲人跳广场舞,跳完就去饭馆里吃个早餐,然后回家里继续睡回笼觉。母亲备的早餐他是从来都不吃的,他对我说,他对这个女人的厌恶,已经到了对她做的饭无论如何也吃不下去的地步了。

父亲撒手混日子,每天一副老太爷的做派,隔三差五给我发一些饱含各种痛苦情绪的“小作文”,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痛苦程度不同,我早已厌倦。我始终认为父亲是个自私的人,他对自己的爱惜程度远超对母亲的。母亲除了偶尔得空向我和姐姐哭诉、咒骂,也只能忍受。

姐姐已经把父亲微信拉黑快2年了,而我却不敢。我将他的微信设置成“消息免打扰”,但糟心的是,即使这样,微信的信息栏上依旧会随时跳出他的头像,我只能一次次地手动删除或者设置“消息不显示”。我知道自己无法像姐姐一样拉黑父亲,因为他会比我更先崩溃。他一辈子重男轻女,那脆弱的安全感和无法自控的极端情绪,肯定会把我的拉黑视作一种背叛,我怕这会成为剪断他理智的那把剪刀,让他的行为更加极端——长年的家庭战争中,他没少进过派出所的门,我怕他受了刺激,会做出更伤害母亲的事。

我不想母亲再受伤害了。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药不离身,我家药瓶和药袋随处可见。1975年生人的母亲,已经做过6场大手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输卵管切除、膀胱白斑,她好像要一口气把身体里的疾病都扫光一样,几乎把一个女人身体里应该有的“器件”摘空了。她有高血压,糖尿病也有13年了,一双手因为常年扛卸货物,关节早已变形,死皮和硬茧很厚,是在常年做豆腐和洗海带的冰水和盐水中浸泡出来的。她的主治大夫,第一次看见母亲将化验单递过来时,惊讶地叫出声来,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双手出现在一个女人身上。

相比于身体上的疾病,父亲的漠然、不理解、不体贴才是最锋利的刀,深深刺伤了母亲。几次大手术期间,父亲完全不陪护,母亲一个人在市医院里缴费、住院、办手续、做手术,还是我二姨去为她守床。

“给儿子结完婚再离婚”,是父亲给我的解决方案,但我觉得这是他给自己的枷刑。儿子结婚不结婚和老子有什么关系呢?他休想拿我的人生,给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打上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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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毕业后,我没有回乡。母亲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回冀城,在她的认知里,全中国哪里都一样。她一直告诉我冀城的好,哪怕是在新冠肆虐的这三年,这里依然平安无事,外面哪还有这样的地方?

每次电话都是从母亲对父亲的哭诉声开始,到要求我回家工作的唠叨声消停。我烦透了,刚开始还会调整好情绪开导她,后来我干脆开导自己,努力将自己从他俩的感情垃圾堆中拽出来。

有次她告诉我,有个相识的顾客在菜摊寄放了一箱牛奶和两包桃酥,被其他买菜的人顺手牵羊了,最后她只好给相识的顾客赔了钱,牛奶75块,桃酥15块,她还得多赔些,给了人家100元。

母亲不甘心,照着一个居士给的法子,去寺里磕头烧香,向佛菩萨求告。哪承想烧完香隔天,一个打眼就收了张假钱,又损失了100元。父亲知道后,跑来菜摊骂母亲猪脑子,母亲则回骂他平时不帮衬生意,所以才让自己被贼惦记。

发了一通火,父亲跑了,母亲就埋怨起菩萨:“菩萨啊菩萨,为什么这样的事都让我遇到了?家里面男人不是男人,家外面还有贼人暗地里作害。救苦救难的菩萨,你怎么看不见,你为什么看不见?”

之后,我又接到了母亲的电话,这次声音里明显带着欢喜。她说有个农妇今天上午装模做样来摊上丢下了箱牛奶,母亲觉得不对劲吗,喊她,说东西落下了,哪知道越喊那女人跑得越快。一旁来赶集的孙老头说,那女人他认识,一个庄上的,是出了名的贼娃子,前几天听说她家小娃娃因为喝了过期牛奶腹泻,连着几天上吐下泻发高热,镇上的卫生院没办法,只好将小娃娃转去市里了。

母亲一向嘴巴大,早就把丢东西赔钱的事宣扬给了周围的一众顾客,大家纷纷回应,这是遭了报应,要母亲回头好好感谢菩萨保佑,居士也絮叨着要母亲去寺里还愿。于是,母亲又欢欢喜喜买了香蜡供果还愿去了。

我哭笑不得给她算账:“前后两次去寺里烧香拜佛,又花了100元,这么一算,你还是丢了不该丢的钱,就像你和我爸离婚这事一样,一个想离一个不愿意,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么?”

“大人的事你别管,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好工作,妈妈就放心了。”

每次电话结束,她都会告诉我家里没事,一切都好着呢。我知道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也是说给她自己听的。



8


毕业后我开始修禅入道,游历四方,在枯燥的经文里寻求一种活着的解脱方式。外公信佛,家里有很多印着佛画像的小册子,打小我也喜欢翻看经书,长大些,就自己开始找各种书看。我并不祈求从中得到求解之道,世上的一些事是无解的,求一个解,也只是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心里安慰。

母亲老了,身高开始缩水,皮肤像冬天的树皮一样满布裂纹,记忆力也不行了,前脚卖给顾客的东西后脚就忘,老算错账。以前的她,估量顾客的购买力推荐物品,风风火火,那么伶俐,仿佛无所不能,现在的她已经不会再变化了,就像荒原上的石头,成了纪事长河里的一个点。

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很复杂,依赖又躲避,也对她生出悲悯。她幽深的内心秘境从不展示给我和姐姐,结结实实地用稻草杆和黄泥巴糊成一堵牢固的围墙。我多次想向墙后进发,却又次次半道回转。

天地辽阔,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各自的无法言说,既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想,那我不念好了,或者,在需要念的时候念一下就好。我们改变不了家庭里的任何一个人,人一生最大的本事就是管好自己。就像我从小告诫自己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竭尽全力地想活成他的对立面,从自己身上剔除他的影子。

我对师父说:“时间长了我怕自己出毛病,对于父母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去解救他们,我只能解救我自己。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我以为我这样是对的,直到有一天我在道观内听师父讲经时,有了刹那间的明悟:种种波澜,月光照海,松林听风,谁又能逃得开业力的洪流?而洪流之下,就是我们的坚守。面对父母的一切,我和姐姐,是隔着墙壁听心事的人。超脱之法或许并不是砸掉他们筑起的墙,也许是推开旁边的门呢?推开门之后呢?是坦诚后的相欢,还是愈加无解的自我包裹?

正想到这里,父亲的微信头像又跃动起来。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慎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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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9 02: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非典型“深二代”生存记录 | 人间 · Z世代

 梦浮生 人间theLivings 2022-12-21 07:05 Posted on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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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像是刻进了每个深圳人的DNA里,我总是错觉,我整个人生好像和这座城市的成长拧在一起——我了解它的过去,对它知根知底,它见证我的青春,钢铁森林是我所有记忆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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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二十不惑》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暑假里,我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聚会地点在深圳福田下沙的一家烤肉店。聚会的5人,我、小柳、甜甜、宋江、嘉怡,是高中班里玩得最好的小团体,毕业后,大家散落各处读大学。上次聚会还是大二,我们吃着烤肉大肆吐槽疫情的诸多不便,无限想念疫情前,然后便到了现在。

虽然微信群节假日时没少了消息,但如今线下见面,我一时竟不知用什么话题切入。偶然,小柳问我们考驾照没,说自己今天开车来的,如果没忍住喝了酒,就要劳烦我们顺路送送他。话匣子一下子由此打开,在长沙读大学的宋江开始愤愤抱怨考科目三时操作满分,结果那辆车人脸识别有问题就挂了。甜甜喝了一口茶水,说自己大一寒假就考完了科目一,到现在都没去考科目二,教练一开始还催,后面好像放弃了。嘉怡很帅气地扬言拿到了驾照,但说自己今天必喝酒。

我独自埋头吃菜,悄悄在他们注意不到的角落里用左手调出手机计算器,再偷瞄一眼账单小票,算自己需要A多少钱,又悄悄检查了一遍微信钱包里的数字。他们不必问到我有没有驾照,因为我和他们不再顺路——以前在福田住所的房租太贵了,高中毕业后我家搬到了龙岗区,距离福田整整有1个多小时的地铁车程。我庆幸考驾照的话题不会被引到我身上,他们也就不会发现我压根没有考驾照的心思,更不会发现我拿不出考驾照的报名费。

我是一名非典型的“深二代”,虽然住在深圳22年,但既没有深圳户口,家里也没车没房,更没有富贵亲戚住在深圳,当然,也没有家产需要我继承。



1


我的父母均于1974年出生在汕尾,父亲20岁那年听说深圳要改革开放,毅然决然告别家乡,带着刚成婚没多久的母亲,两手空空来到深圳,开始他的风雨闯荡史。母亲告诉我,1994年时深圳设有一条“深圳特区管理线”,他们这些内地人需要边防证才能过关。为了去深圳“捞大钱”,搞不到边防证,那只能以各种途径“偷渡”。母亲说起她的一位朋友,先是坐船到深圳海岸线附近,再一口气游到岸边,可谓艺高人胆大。

编者注: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即“深圳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内地人通过管理线公路道口及码头、专用通道进出特区时,必须持有效证件,主动递交公安边防警察查验。

我父母没那么高的技艺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正巧父亲有一个小学同学当时在老家县里海关就职,在他的帮助下,父母一个星期内就顺利拿到了边防证,两人坐上大巴,一路摇摇晃晃踏上深圳的土地。

小学文凭的父亲以罗湖区为事业起点,餐厅后厨、货车司机,他先后换了好几份工作,一边省吃俭用攒“启动资金”,一边熬夜苦读恶补金融知识。着手创业途中,他认识了一些生意场上的朋友,几人一拍即合,最终父亲贷了部分款项,与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皮革公司。公司出资大头来自一位香港的叔叔,父亲负责经营,另有一位本地人负责“拉项目”。

父亲骨子里仍是传统的汕尾家庭观念,母亲人虽到了深圳,但只在家全职操持家务。后来我问起父亲创业初期的生意细节,母亲说不清楚,只讲起刚开始时家里十分困难——他们住在罗湖区莲塘小小的单间里,房间中央靠墙一张双人床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门边放着一张路边摊常用的矮折叠桌并两个红色塑料小板凳供两人吃饭。尽管母亲做饭时已经十分注意,平时也经常搞卫生,但日积月累,家具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黏腻。每天晚上,父母就在这腻乎乎的家中烦恼着下个月的房租,也忐忑明天能否继续留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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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9年我姐姐3岁时,家中的经济终于逐渐好转,算是奔上了“小康家庭”的康庄大道。2001年我出生后,父母带着我们姐妹俩举家搬到罗湖东门,租下了套两房一厅的二楼商铺。罗湖东门作为那时全深圳有名的商业街,楼底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热闹的代价是人员复杂,治安恶劣,母亲每次出门买菜都要把斜挎包背到前头,不自觉地用手按住,以此来避免被路过的扒手“划包”。

父亲的生意还在走上坡路,等到我上幼儿园时,我们一家人又搬到了治安稍好一些的福田区,一套复式公寓。这套房子大有来头,是父亲一个朋友买下给年迈的父母养老的,当初被精装修了一番,老两口也确实跟着儿子儿媳住进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这套复式在5楼6楼,老人上下楼实在不方便,于是他们又搬出去了。我们刚搬进去时,10岁的姐姐上蹿下跳,左摸摸右摸摸,竟在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暗格,打开一看,里面藏着房东家不知哪位的小几千私房钱。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皮革公司的业务愈加繁忙起来,他平时要不是出差去浙江海宁的皮革厂,要不就是在深圳各处跑客户。他雇了一位司机接送出行,所以我们姐妹俩平日上下学也都能蹭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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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福田区家附近的小学就读一年级,父母第一次爆发了尖锐的矛盾。暑假的一天,母亲久违地带着我和姐姐回了汕尾老家,我只记得我俩正在大姨家看奥运会开幕式,大姨在一旁用福佬话念叨着,似乎在宽慰着母亲,话里话外大概是“都会过去的”。年幼的我尚且懵懂,加之从小在深圳长大,并不熟悉家乡方言,只隐约明白家里可能出现了什么大的变故。

同年10月份,我升上二年级,老师通知说学校要举行秋游活动,并下发了意愿书,吩咐我们拿回家让家长填写,决定去秋游的,要带上135元的“秋游费”。那次秋游是去欢乐谷,我一直挺期待的,我按照一年级时的经验,轻车熟路地先在意愿书上勾下了“同意”,空着家长签名,等到母亲来接我们放学时,就把意愿书交给了她。

等来母亲后,她看了一眼意愿书,并没有说话。待到晚饭,父亲未回,母亲与我们对坐在饭桌旁,她面色略有些窘迫、踟蹰,两张意愿书摆在餐桌上,她攒了好久的劲才终于开口,说家里最近经济很困难,最好还是避免不必要的开支。我和姐姐一时被这话冲击到,呆立半天沉默着消化。最后,我俩拿过意愿书,亲手将原本的“同意”勾划掉,重新勾选了“不同意”。

“要是你爸不去搞房子——”母亲最后哀叹了这么一句。

母亲出于愧疚,在学校秋游的日子带着我俩到深圳湾红树林玩耍。她教我们放风筝,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零食,我们坐在地上野餐,一起看着日落海面,那几乎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然而第二天回校,当班里其他同学兴致勃勃地聊起欢乐谷秋游时,我还是难忍伤心,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在前几年眼红房地产行业风生水起,想要趁着风口大赚一笔。结果,2008年深圳楼市崩盘,父亲公司资金链断裂,我们家一夜之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也是父母爆发矛盾的直接原因。

有一天母亲送我和姐姐上学时,我小心翼翼询问母亲,才知道家中大概欠了50多万外债,但年幼的我尚且对金钱并没有深刻的概念,只是出于好奇。



2


我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位置的一个城中村里。房子前后左右都是逼狭的小巷子,我们住的楼层低,从客厅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对面楼上下四五家的阳台,而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伸手就可以碰到另一栋楼的墙壁。童年的时候,我想要模仿动画片里看日出,于是定好凌晨5点的闹钟,早早起来跑到客厅窗台旁扒着栏杆探头尽力向上眺望,却只能从一方窄窄的天空里看到渐渐明朗的天色。

我后知后觉地知道,我们家是见不到太阳的。

虽然楼与楼距离如此相近,但邻里关系很一般。深圳外来人口多,不同的出身背景,人和人的交往自然会防备冷淡。偶尔母亲带我去买菜,回来时遇到了邻居婆婆出门,双方只笑一声招呼下,便低头匆匆错身离开。我问起母亲这是哪层楼的邻居,母亲想了一下,才跟我说是在5楼住了很久的婆婆。

我对那位婆婆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记忆稍稍清晰的是一楼卖桶装水的邻居,白天他们经常拿水桶挡住绿色掉漆的铁门,不让它关上,因而我出门从不带楼下大门的钥匙。我们家不跟邻居主动来往,当然也没有邻居跟我们家主动打交道,大家只是恰好住在一栋楼里,最熟的关系仅限于点头之交,所以我曾经很难理解那句“远亲不如近邻”。

即便如此,深圳这座城市又实在太容易给人制造出所谓的“归宿感”——“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口号像是刻进了每个深圳人的DNA里,我总是错觉,我整个人生好像和这座城市的成长拧在一起——我了解它的过去,对它知根知底,它见证我的青春,钢铁森林是我所有记忆的背景。

这种归宿感伴随我度过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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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父亲事业遇冷,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他剩下的人生一直在筹谋着东山再起。2009年后,本就忙碌的他更加脚不沾地,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应酬。

一天,父亲带着我去一个合作伙伴家里吃饭。那位叔叔是湖南人,家住在市中心的高档小区,有两个女儿,比我大一两岁。我跟父亲进门时,她们正在上钢琴课。父亲表现得倒是稀松平常,那个叔叔极为热情地让我跟着他的女儿们去玩耍,我比较怯生,乖乖坐在客厅等着她们下课的时候,父亲和叔叔已经拿着几份文件在细细研究了。

大概等了10分钟,我看到优雅温柔的老师走出了开放的琴房,点头跟主人家道别。两个姐姐随后从琴房里出来,大大方方地坐到我身边,聊了几句后便自然地拉着我参观她们家。路过琴房时,我出于好奇多看了几眼,一个姐姐发现了,就打开琴盖,随口教了我一些基础琴键,比如“DO”音怎么找,黑键和白键的区别是什么。我一边听着,一边克制不住地对她们心生羡慕。

晚上吃完饭回家后,父亲又一头扎进书房忙他的文件,母亲打趣问我那个叔叔家怎么样,还愿不愿意跟父亲去他们家玩?我下意识地抗拒。现在回想起来,年龄尚小的我在得知家里的经济难关之后,再遇到家境良好、大方有教养的同龄人,心头自然会缭绕着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感。

所幸父亲再也没有带我去过那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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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到福田区的城中村后,母亲给我办了“深圳通”,学生半价,每天我在深圳发达的交通中来回穿梭,仿若在解锁一个个新地图。周末我常常拉着朋友坐地铁到深圳博物馆、市民中心、图书馆,去更远的地方四处乱晃。那个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在深圳长大的汕尾人,我们因此熟络起来。她家里是开小卖铺的,我特别爱去她家玩耍,叔叔阿姨会给我塞很多零嘴。当然,我也会很仗义地在作业上对她伸出“援手”,如此一来二往,小小的我们由此互相认定对方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姐妹。

姐姐这年已经13岁,进入了青春叛逆期,她不太愿意跟我这种低年级的小朋友一起玩,迷上了二次元动漫。寒假的时候,她用压岁钱购置了一套cosplay的服装,准备去参加深圳体育馆的漫展。姐姐第一次晾晒那套服装时正巧我起夜经过阳台,迷迷糊糊中,我看见一件长袍白裙悬挂在空中,心头狠狠一震,再低头一看,阳台的石台上还放着一顶翻过来的白色假发,我一个腿软,差点没站稳跪下去。

后面我偷偷解开了姐姐的QQ空间相册,看见她在漫展戴着白长发、穿着白长袍,笑得异常灿烂。至今我也不知道姐姐cos的是哪一位角色,但脑海里每每闪回她因为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而露出的幸福又自信的笑容,就由衷地替她感到开心。



3


深圳这座城市带给我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舒适,还有视野的拓宽、眼界的提升。2013年9月,按照当时的政策(根据学生所住学区划分初中学校),我进入城中村所属的片区中学就读。那段时间与外教的积极交谈,令我的英语口语至今都不俗。学校的试卷题总是会紧跟时代潮流,对于我来说这些日常都是亲眼目睹,譬如写“共享单车”,我回家路上就摆满了“小蓝”“小橙”,自然有话可谈、有句可写。

然而对于我父母而言,深圳只是一个“繁华的居住场所”,不是“根”。他们曾经也起心动念,要将户口迁到深圳。深圳从2012年4月开始施行“积分入户”政策,具体的条件涉及到“年龄”,18到35岁加5分,35到40岁加1分,只要年龄超过了40岁,每多一岁就扣5分, 学历中专或高中以上加分,如果在深圳有房,按揭中加20分,红本在手加30分——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达到100分,就可以在深圳申请入户。我父母当时已38岁,都只念了小学,我们家这么多年也确实没能在深圳买房。他们两人的分加一起都没有100分。

童年时,我从未觉得“非深户”与“深户”之间有区别,直到2015年9月,我面临中考升学,这才知道深圳中考考生是分为A类、C类、D类的——A类指具有深圳户籍户口的考生,C类指享受市政府优惠政策人员的子女,D类指除了A、C类考生外,符合参加统一划线录取条件的考生。

“非深户”属于D类,有些高中的分数线会分类别而定,一般A、C类一条分数线,D类一条分数线,“非深户”的分数线往往会比深户的分数线高上几分,有的甚至能高上20到30分。看完了资料,我心里产生了浅浅的无力感,好像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作为“非深户”要留在深圳,总是要比深户努力一点。2015年,福田区实行公办高中教育免学费,我想要减轻家中的负担,暗自下定决心要考上福田的公办学校。当年姐姐19岁,刚从深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考入了广州的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校,读电子商务,家中只剩下我与父母3人。

往前翻一年,事业一蹶不振的父亲突然看中黄金行业,决定放手一搏。但再也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于是他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甚至是高利贷,孤注一掷将所有资金推入黄金市场。可惜泡沫消散后,吃到红利的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才一年,他的事业又以失败告终。

利尽人散,父亲与曾经的事业伙伴逐渐失去联系,因为借钱,家中已经跟老家的亲戚们闹得很僵。父亲从此在家酗酒颓靡,从精装的白酒到二锅头,再降级到不知道从哪买回来的矿泉水瓶装的劣质酒精。

尽管如此,父亲知道我将要面临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后,克制地将自己锁在房间内,只有吃饭时才走出房门。我曾无意从门缝瞄到过,父亲背对着门躺在床上,拉紧窗帘,瘦削的肩背轻轻起伏,床脚散乱堆着几个空酒瓶。一向乐观的母亲也开始常常望着家中的角落发呆,偶尔我撞见她默默垂泪,她就假装打哈欠问我作业写完没,然后很忙似的离开原地去做家务。一辈子都没迈出家门的母亲,因帮着父亲与娘家借款,那堆叠的债务也让她愧疚难耐。

我从学校回来,在楼下偶尔能听到他俩的哭闹怒骂。家中的杯子似乎又被打碎了几个,我在路灯下静静听着,等到路灯亮起,吵架的声音也会逐渐消停下来。我上楼,开门后目不斜视,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在父母特地为我创造的克制的宁静中,泪眼模糊地赶完当天没写完的作业。

在这样沉郁的氛围里,2016年7月,我超常发挥考了“400+”,被家附近的名中学所录取。那是一所公办学校,而我的分数几乎就是年级前五。我久违地在父母脸上看见了笑容,父亲意外地为我出门去了一趟市场买了烤鸭回来,再将烤鸭的骨头细细拆掉,一块一块地把肉堆到我的碗里。

一个多月后,我高中入学前几天,长期酗酒又心情郁结的父亲因为一场突发的疾病,在短短3天内离开了人世,甚至没来得及见证我成为一名高中生。

办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在家中打理了一辈子家务的母亲只能咬牙出门找工作——我们的房租、姐姐的学费、我的生活费,还有父亲遗留下的债务,都需要钱。她虽从来不会跟我分享家中现今是什么情况,但我从她每天灰败的脸色中知道,她又碰壁了。

深圳是一座太年轻的城市,它的人才引进政策,它的很多机遇,吸引着年轻的人们,他们背井离乡,在深圳形成了一阵阵的年轻浪潮。而在这浪潮里,已经42岁的、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社会交际网的母亲,就像一只井底之蛙,虽听着海浪的声音,但无论怎么努力,也跳不出随着年龄增长越筑越高的井口。最后,母亲在亲戚的推荐下,去到亲戚的朋友家当保姆,一个月拿3000元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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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年底,房东那边可能得到了一些内部讯息,给我们说要在楼里加装电梯。要建电梯,就一定会贯穿我们家,于是房东让我们在2个月之内另寻住处。

我们搬离了住了近8年的屋子,匆忙之下,只能在原来的城中村里找房子。这次的房子只是一间十几平的单间,一起搬过来的家具是一张上下铺和一个小沙发。母亲睡下铺,我睡上铺,小沙发则放在床头。餐桌与我的书桌是同一张折叠桌,不用时需要收起来,不然会挡住储物柜兼我的书柜。每当我取个作业时都得飞檐走壁。母亲触景生情,回想起刚开始来深圳时住的那个小单间,跟我们笑称她回到原点了。

2017年1月,放寒假的姐姐回家了,家里愈发逼仄。姐姐只能跟母亲一起挤在下铺。父亲去世之后,姐姐作为长女变得沉稳了太多,她出手了所有cosplay服装和手办,推了所有朋友的漫展邀约。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早早找好了实习单位,晚上10点我放学回家,她通常都在家里唯一的餐桌上赶文稿,但只要一听到我回来了,就会一声不吭地抱着电脑坐回下铺,将餐桌留给我。

也许我心里是羡慕姐姐的——2012年始,她因为读中专而住校,2015年后她又去广州读书,一如母亲从来不跟我们哭诉家中的苦楚一样,我也不愿意让远方的姐姐知道父母的争吵。

被通知搬家的时候,姐姐专门从学校请假回来帮着上班的母亲到处找房子,让我安心上课。她一手操办了搬家事务——测算房子大小、购置新家具、规划空间,我从来不知道她可以这么干练。等安置好一切后,我看着姐姐拖着行李箱回学校时脸上尽是疲色,眼中突然就浮现出那个在漫展上生机勃勃的少女……我想,姐姐偶尔会不会也羡慕我呢?



4


从小学开始,我就隐隐能感受到“筛选”的存在。小学班主任在班上统计“非深户”时,班里有近3/5的同学举手——初中时是1/2,高中就只剩下1/3了。“深户”并非一定就等同于家境优越,但无法否认的是,大部分“深户”的经济条件还是优于“非深户”的。

前面聚餐的朋友中,有3人是“深户”:小柳家中做外贸生意,嘉怡父母是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引入的,宋江纯粹就是本地人。我读书的高中当时风气还不错,大家并不那么在意各自家中条件如何,只看是否玩得来。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班后,我和朋友们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走读生,路上偶遇了几次,便渐渐熟悉起来。

白日里,我们聊课上的趣事、某个班的八卦、新出的番剧,偶尔也听他们讲旅游的故事。我们一起畅想未来,相约以后住在同一栋楼做邻居。可下了晚自习回到家,我就好像是灰姑娘脱下了晚礼服和水晶鞋,晚礼服不属于我,水晶鞋也不属于我,它们都是仙女教母——我的好友们给予我的镜花水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极为割裂的岁月,而我的成绩便在这种割裂中断崖式下跌。

班主任是一名中年男教师,湖北人,他说自己原本是不想当老师的,但政策调剂他去了师范专业,一番心灰意冷之后,还是接受了现实。早些年他在湖北教书,后被深圳的特殊政策所吸引,2000年来到深圳发展。因为他带着内地教师根深蒂固的严厉,所以我们都很怕他,但他在我成绩下降后主动找我谈过几次话,小心翼翼劝我不要太有压力:“我希望你不要想太多,能够活得开心。”

2018年我高三了,虽然学校装修了好几年的教学楼终于接近尾声,但仍然无法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只能跑到隔壁小学补课,晚上则在食堂里自习。

食堂的晚自习并不那么严格,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也是被几周以来紧锣密鼓的补课压抑得没办法,我一顿舌灿莲花成功怂恿了嘉怡,决心在小学下课后就翘掉晚自习,一起去附近的麦当劳。

我和嘉怡又顾忌一次性逃太多人容易被抓包,因而打定主意瞒着剩下3位。然而,好友之间果然心有灵犀,刚走进麦当劳,我们恰好看到端着餐盘正往位置上走的甜甜和小柳。我和嘉怡错愕地对视了一眼,砰地上前坐到了他俩对面,幸灾乐祸地欣赏着他们惊恐的表情。

那天我们吃完麦当劳,太阳难得没有下山,走在归家路上,嘉怡说自己以后想学医,不想离家太远,准备冲刺南方医科大学;小柳想走金融,日后好帮持家里,考上什么学校再说;甜甜的父母希望她当老师,但她自己还没有任何想法;我一直向往心理学,总觉得读懂自己看穿他人,好像就能找到我一直缺失的安全感。

久违的余晖从高楼大厦间隙里逃逸出来,我突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强压下,寻到了喘息的缝隙,重新发现了光芒。最可怜的是宋江,晚自习结束后,他才发现我们疑似结伴溜走,在微信群里疯狂谴责我们,气得几度退群,又被我们好说歹说几次拉回群里。

高三的时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累积成山又一夜清空的试卷,昼长夜短、昼短夜长,又复一轮,黑板旁的倒计时表归零。可惜我的成绩并没有在这可触摸的时间里重回巅峰,2019年高考数学奇难,向来靠数学拉分的我几近崩溃,堪堪将卷子写完。

我很想大哭一场,甚至不敢回到家里那十几平的小房子。我不敢面对母亲,也不想耽搁太长时间让等着的好友们看出异样。最后,我回到班级备考室趴在桌子上静静流了一会儿泪。甜甜第一个发现了我,她什么也没说,只给我递了一包纸巾,宋江和嘉怡也来了,宋江这个超级大直男问了一句:“小梦怎么了?”

眼前一片被糊住的黑暗,我感觉有人温柔地拍了拍我的头,甜甜的声音从我头顶上传出:“小梦只是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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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出分时,我们家住了10年的城中村传来了明确的“旧改”信息,房东趁机涨房租,母亲照顾的那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不再需要保姆,她失业了。

8月份,母亲找好了龙岗区的房子,两房一厅,租金跟城中村的单间一样,我们又开始了搬家。

我、母亲和姐姐坐在颠簸货车的后排,车窗一路路过了我每个清晨上学匆忙买葱油饼的早餐店,父亲以前让我跑腿买酒的小卖铺。我看见常去的快递站里的小哥拿了瓶水正好从小卖铺出来,往前不远,糖水店的风扇还在吱呀呀地左右摇头,而它隔壁,那间承包了我中学时期所有证件照的小小照相馆,已在两个月前倒闭。

车子一间一间店铺经过,我就好像在跟往昔一抹一抹告别。车子驶向大道,我从远处回眺曾经生活的那一小方天地,恍惚间惊觉,很多熟悉的旧楼已经夷为平地,又化作万丈高楼。这是我从小长大的福田,又好似不是我的福田。

曾经,我一直为“深圳速度”自豪,这时却觉得眼前的景色陌生到令我怅然。道路越来越宽阔,精致的职场精英、忙碌的外卖小哥在街道中穿行,珠光宝气、灯红酒绿,在地理行政概念上它仍然叫做深圳,但在时间维度里,我永远失去了泛着烟火气的深圳。



5


我被广东某大学录取,但没能去成心理学,被调剂到通信工程。开学前,母亲带着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户籍地的教育局申请了8000元助学贷款,到校后,我只需要将回执码提交给学校,这样就能交上学费。

为了不让母亲来回受累,也为了省下路费,我拿着班级群里提前发的贫困生材料,打印好盖章签字,提着两个行李箱只身前往广州。到了学校,我被指引到供助学贷款交学费、申请贫困资助的学生提交材料“绿色通道”。单亲家庭,我和姐姐都在读书,母亲失业,我完全符合贫困生的标准,然而“绿色通道”负责登记的师姐先是粗浅地看了一眼我的材料,便目露犹豫:“你家住在深圳?”

我当即愣了一下,随即有些赧然,我解释说,不是所有住在深圳的人都非富即贵,并简单说明了一下家里困难的原因。师姐边听边重新看了我的材料,了然地点了点头,沉默半晌后善意开口:“贫困生助学金最后会出公示名单……记得日常生活作风要注意一下。”

听完这句话,我脑子里浮现出很多想法——在繁华的深圳里浮沉,我因贫穷而自卑,因自卑而虚荣。刚刚吐露身世仿佛耗尽了我所有的勇气,再让我时时刻刻表现出贫困生的模样,对于那时尚且虚荣的我来说,自尊心十分受挫。我脸色估计挺难看的,师姐叹了一口气解释说:“每年都有很多贫困生,学校也是有名额限制的,有些同学会针对这个日常作风提出异议。”

当然,最终我还是通过了学校的贫困生认证,公示名单也没有被人提出异议。

入学后总是伴随着很多的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仍会在介绍出生地时飞快地加上一句“我住在深圳,我在深圳长大”,以此给自己穿上高人一等的外壳,但后面渐渐发现,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来自哪里并不能对你的人格进行镀金升华,穷山恶水会出好民,大都市也有素质低下的人。很多人对广东也有误解,虽然它GDP排名第一,但真富的只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它很多城市仍旧需要脱困扶贫。

我的室友中有一位来自梅州市相对落后的地区,她家中务农,靠种植番石榴维系生活,她家没有我家窘迫,但需要赡养几位老人,供几个孩子读书,即使是这样,贫穷与出身从来没有限制住她上进的步伐,她整个人都因为努力和自信闪闪发光。今年,她获得了学院只有2个名额的国家奖学金。从她身上我才知道,出生在不在类似深圳这种大都市,只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上限还是需要自己去突破。班里的同学们也都来自于广东的角角落落,一开始大家认老乡抱团,久了,我们有时也会突然忘了对方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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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我从广州回到深圳,第一次对这座年轻的都市产生了陌生感。朋友圈里有高中同学已经在着手创业,准备开奶茶店,套用喜茶的成功模式;也有小学同学晒家里买的新房,装修高贵很是气派。我非常诚恳地给他们一一点赞,一边期盼着他们“苟富贵莫相忘”,一边感慨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深二代”。

他们的父辈或许来自五湖四海,成功扎根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真正做到了“来了就是深圳人”。他们的果实未来也将落在此地,野蛮生长,又是一代新人。只不过,我们这代人能否真正扎根于此,又是一场各凭本事的角斗。

大二暑假,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也为给自己赚点生活费,我去了深圳会展中心的汽车展当礼仪,9天展期,算下来一天有240元。一起兼职的东莞姐姐在休息时问我住哪里,她想找人合租,我说自己住家里,家就在深圳,她略带羡慕地问:“那你是深圳人?”

我摇了摇头,说自己是汕尾人。

“哦……那你父母在深圳工作?”

我接着尴尬地摇了摇头。

姐姐愣了一下,问道:“你们家在深圳收租?”

我笑笑说:“没有房子,哪有这么富。”

姐姐可能也觉得这个话题太过尴尬,便及时止住了话头。

跟她聊完后,一些疑惑萦绕上我的心头:我们家为什么还要待在深圳呢?户口不在此处,没有能力买房,不在深圳就业,没有孩子在深圳读书,曾经熟悉的街景渐渐远去,邻里关系不亲近,也没有关系可拉,不是“深户”,各种优惠政策落不到我们头上——深圳这个熟悉的朋友,也仿佛在以委婉的语气叹息道:“离开吧。”

现在,我们家暂时安在龙岗区横岗街道,租房压力小了许多,母亲却因为临近退休年龄,工作经验少,求职四处碰壁,找工作的决心也黯淡下去。姐姐已经工作2年,目前在家附近的一家企业做HR,但她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不断在招聘软件上物色新的岗位。母亲跟姐姐深聊过,姐姐也不确定未来会不会选择继续留在深圳。

如今我们家靠着姐姐的工资以及亲戚的救济生活,如果姐姐决定离开,我们家也许就会随着她搬离。可我心里始终无法接受——离开深圳意味着我要扔弃我先前的所有人生,我将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儿、再也没有一处安心地。扪心自问,我不想离开这座虽然略显冰冷但俨然已经成为我故乡的地方。

大三开学前,我心血来潮跑回之前居住的福田区城中村,我看到陈旧的楼体上贴着红底黄字的标语——“认清城市新形势,权衡改造利与弊”。城中村改造已经进入二期,我在深圳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即将被拆除,这如同挖去了我心上的一块地方,从今往后,总会有一种缺了一角的空落感。


(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雅坤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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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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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9 02:1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学车,让教练职业生涯画上句号 | 人间 · Z世代

 野火汲汲 人间theLivings 2023-01-06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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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姑娘开的次数都没你多,结果你开得都没人家好。小伙子,你羞不羞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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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玩家》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 | 连载



作为一个在福建读书的云南人,我每年都要经历数次身心俱疲的奔波——更疲惫的是,回到家还要学驾照。听第五任教练说,云南学车其实稍稍跟其他地方有些不同:一是有些地方可以不用专门找教练,熟人自行带教,“学到位了”便去考试,成本便宜许多;二是云贵高原山区,道路多弯,很考验初学者的心理素质。

我就是那个心理素质差的,考驾照的战线毫无意外因各种原因拉长了,见证了考驾照从不需要时长打卡到“必须达到规定学时才可预约考试”,也经历了2000多块钱“包拿到驾照”到不再承诺包过、再到如今学费涨到了3500元。

算起来,我跟了5个教练学了3年的驾照,活脱脱搞出了个学车版的“5年高考3年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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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每年高考完的暑假都是学车高峰期,天时地利人和,家长也抱着执念:高考假期这么长,又比冬天舒服,参加完高考的孩子与其在家耍,不如抓紧时间去学驾照,考一个本本,百利无一害。驾校也趁机打出“只用2300元”的广告,很难不让家长和学生心动。

我本是漏网之鱼,去大学报到前的那个夏天,我啥事没干,在家追了900多集《海贼王》。时间一晃到了2020年,疫情之后一直在家上网课,返校通知迟迟未至,暑假先来了。我妈心血来潮要学驾照,顺口问我要不要一起?闲来无事,我就半推半就答应了。

我的第一任驾校教练来自我妈的牌桌——牌品见人品,何况大家还住在一个村,我妈当即就拍板了。我们娘俩刚走完报名程序,教练便督促我们抓紧看“科目一”的知识点。我妈一向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下班就反复刷题,还不时抓我的进度,害得我屡屡用“我有自己的节奏”来辩驳。

“科目一”考试就是考交规,时间为45分钟,100道题,上机考,由计算机驾驶人考试系统按《机动车驾驶证工作规范》规定的比例关系随机抽取、组合,题型为判断题和单项选择题,满分100分,90分合格——一般来说,只要识字、认真做题、有交通安全常识,过应该是没问题的。

7月初的一个阴天,教练送我们去考点——昆明市车管所考“科目一”,我在机器上匆忙做完,核对一遍之后提前交卷,当场出了成绩——合格。我妈稍晚才出来,知道我过了后,她长舒一口气:“要是你没考过,我骂死你,天天在家玩手机!”

7月中旬,我们开始练“科目二”。“科目二”又叫小路考,考C本的话,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S弯这5项是必考科目。

教练车是辆手动挡的老捷达。那个教练之前在广东当厨子,现在挂靠在本地一个驾校,他嘴上说程序合规,但我们却没有场地练车。开始我也不明白里头的门道,后来才知道,教练的老捷达并不是驾校的正规教练车,副驾驶脚下没有刹车踏板。但教练自信满满说“不要紧”,我们开车时,他会握着手刹随机应变,但真开起来,他总是抽着烟和后座的大叔学员侃大山。

我们先是在教练侄子就职的驾校偷偷蹭场地,那个驾校很大,但位置偏僻,练车要经常饿肚子,而且一旦被驾校的人发现,就会撵我们走,我们只能灰溜溜逃走。后来,教练又瞄上了邻村一条新修的柏油马路,那条路拐弯处有大片空地,他买来黄色油漆和胶带,自行在地上画线,然后我们就在这潦草的场地练习侧方位停车和倒车入库。练了没几天,我们又被路政驱离,于是教练继续带我们去别的驾校打游击。

我们娘俩是在打工的村里学车,一起同车考本的也多是在外务工的中年人。教练颇会看人下菜碟,大概看出我还是个学生,我若倒车停车不好,他会说“没关系,下一次会更好”,换我妈或者那位大叔没操作正确,便是:“我真是服了你们了,这么简单的都开不好,怎么会这么笨!”

我第一次坐进驾驶位,还带着学生思维,教练说一步,我走一步,甚至还期待他能像老师一样把车子的行驶原理说清楚,比如为什么“科目二”的训练项目都要始终踩着一点离合器。教练不予理睬,只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不要问为什么!”我大声回:“好的!”然后调整座椅后视镜,系上安全带,捏着车钥匙拧来拧去。车子一动不动,我茫然无措望向教练,两人大眼瞪小眼,直到空气凝固……

终于,车缓慢启动了,像蜗牛爬,教练唤我“加速加速”,但我只敢挂到二挡。平常看着这车感觉它很大,可坐进驾驶座专注于前方道路后,就会觉得车很小。后视镜的距离和实际距离是有出入的,很考验驾驶水平,教练会不断提醒:“要压到边线了,往中间一点”“太靠中间了,要撞到对面来车了,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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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子到蹭的场地大概10公里,一般教练会让学员轮流开车往返。我们早上9、10点钟出发,下午4、5点钟回来,遇到驾校赶人,我们就去邻村的空地练一会儿。渐渐地,我不用教练说也敢换到二挡了。窗外吹进来的风大了一点,我觉得自己很轻盈——如果没有教练的指令把我拽回人间的话。

可我真的很害怕,总感觉他没教什么,我也没学到什么。教练常常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练了不到一周,他就决定带我们跑长途。

跑长途第一天,我就让第一任教练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

当天断断续续地下雨,吃完早餐,我和我妈赶到了汇合的地点。去时一切顺利,回程轮到我开。教练撺掇我们再去练练,我拐弯驶去驾校的场地,人太多,我们只能打道回府。

从驾校出来,要过刚才经过的路口左转进入大路。那条主干道车流虽不大,但货车和渣土车巨多,还是爬坡路段。拐弯前,大路上有一辆小货车从我左边驶来,我瞅着距离合适,按照之前练习的,打开左转向灯,缓缓向左打方向盘,慢慢往主干道上拐。可当小货车越来越近,我不由慌了——转弯不及时,车与路肩的距离不到位,与后座大叔聊得热火朝天的教练终于回过神儿了,忙喊“刹车”,然后我就把油门当刹车踩了下去。车冲下路肩,又冲上来,还呼哧到对面车道,撞上了那辆小货车的侧方保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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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是道路情况,绿色的是我们的车,蓝色是小货车

撞车的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后座的大叔叫疼,我妈忙问我有没有伤到。万幸没人受伤,我们下车,教练和小货车不约而同都没去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教练弯腰去盘小货车的保险杆,老捷达伤了车头,我干站在那里,被来往车辆行注目礼。最后,小货车司机开口要500元,我妈立马呛“要不了”,只是油箱附件的保险杆,300块结了。

回家路上,教练难得地宽慰我:“好在人没事,我把车修好了再通知你们练车。”我本来做好了被骂的心理建设,到家后我爸却批评了我妈,说:“麻将室找的人会有多靠谱?”

练车停了几天,等我跑回老家办完助学贷款,教练通知我们:“修车要5000块,有这个修车的钱,我还不如再买一辆二手车,买比修划算,但真的买一辆又太贵了,所以我不准备继续当教练了,让我的侄儿子带你们练车和考试。我要回家种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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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群人就这样被第一任教练甩给了他侄儿。第二任教练身材粗壮、油肚很大,话不多,也喜欢抽烟,尤爱穿粉色衬衣。他租了招生的门面,挂驾校的招牌,同时也提供电脑供学员练习“科目一”和“科目四”。他的第二任妻子在他外出带教时负责看顾生意,在门面那看着那些电脑,也为前来咨询学车事宜的人介绍驾校,解疑答惑。

他的车是正规的教练车,手动挡新捷达,副驾驶有副刹车。从7月末开始,每天9点多他来接我们去驾校,传授了“点位诀窍”后,就放我们几个学员自己琢磨,他自己则坐在凉棚下刷视频。昆明的日头晒得一群人晕乎乎的,我和我妈只能互相盯着彼此练习的情况。

“科目二”每一项都有评分标准,处处都是“扣分点”。倒车入库和侧方位停车过程中,车辆“入库”停稳后车身出线、行驶中轮胎轧线、中途停车,都会被宣告“不合格”。我最恐惧的当属“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按规定时间起步,在坡道合适位置停车,停车时右前轮与边缘线距离合适。这要求里的每一句话都能让我炸毛——起步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扣100分;未开左转向灯,扣10分;停车后,后溜大于30厘米,扣100分……

我们每天都在扣5分、扣10分、扣100分的悲报中度过。扣分项目是:车辆停止后,汽车前保险杠未定于桩杆线上,且前后超出50厘米,扣100分(不超出50厘米的话,扣10分);停车后,后溜大于30厘米,扣100分(小于30厘米,扣10分);起步未开左转向灯,扣10分;停车时右前轮距边缘线30厘米但未超出50厘米,扣10分(超过50厘米,直接扣100分);起步时间超过规定时间扣100分……

在驾校练习时,“坡起”是我们最后一个练习项目,教练教“口诀”说:“瞧准雨刮器的那个点,将车辆缓缓对准桩杆,微调方向盘,及时修正距离,摆正方向盘12点钟方向对准停车线正中,当雨刮器与桩杆对齐时,立即停车。”我刚从“倒车入库”中解脱,此时更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我觉得边缘线与车身距离合适时,前轮已压线,保险杠早就压在杆桩线上,甚至冲出去大半截……好几次溜车,要么是松离合太快要么是忘记拉手刹,熄火后车子向后滑去,教练就在一旁喊:“踩住刹车、刹车!”手忙脚乱的我总忘记要挂空挡打火,现在想想,都觉得离谱。

8月6日,我们便要上考场。在“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场选择上,本地教练们都默认:昆明市唯一的考场——山水驾校最难,石林县的则容易很多。所以,我们这群“小白”当然得预约容易过的考场。加上教练,我们一行5人提前一天去熟悉考场,草草吃过晚饭,就去考场排空置的考试车,一个人练两趟,就到了晚上10点多。我那两趟都练得不理想,毫不意外地触碰了这样那样的扣分点。

次日,我们提前半小时进入候考室,然后眼巴巴望着考场的门。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如释重负。昨晚我就已经知道考试第一项就是“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心里发虚,练习时车子前轮与边缘线的距离始终纠缠不清,我只好暗自盘算——实在不行,就“舍小保大”。

上车,调试座椅和后视镜,系上安全带,打着车,打左转向灯出发,打了个大圈,拉长爬坡前的平地距离,好够我摆正车头的方向,之后就是按照之前所学:瞄准桩杆线、观察后视镜、把控车前轮与边缘线的距离(30到50厘米)……一番操作下来,我心里非常明晰:扣了10分,接下来的4项考试问题不大,只要全程压着离合控住速度,拉开与前车的距离即可顺利通关。

当我把车停在最初的位置,语音播报传来:“成绩合格,请回中心打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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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考完,开学时间也到了,我只能寒假继续考。我妈历经坎坷,早我一步于国庆节前夕拿到了驾照——她跟着第二任教练学的“科目三”,前后两任教练虽然是叔侄,但也为钱的事情扯皮,侄子三天两头找我妈多要钱,我妈一个社会人,只给应给的考试费用。于是教练便在练习上敷衍了事,潦草练完,立马拉着一车人去石林考试,结果可想而知。

我妈给我吐槽:

“这个鬼教练,一天天地鬼混,就知道催人考试,第一次7个人就2个过了,他还好意思又找我要钱!我还是没给,他还威胁我……最后他又叫我去练车了,我呼哧呼哧地练,第二次(考试)过了3个人。”

“你还记得那个不识字的学员吗?教练总是骂他,他‘科目二’、‘科目三’考了好几次才过。之后,我就一个人在手机上看科目四,嘿!我这个小学文凭的还是不笨的嘛!”

就这样,我妈自己考了“科目四”,拿到了驾照。

2020年寒假回家,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第二任教练我放假的消息,他先是叫我转260元的考试费,说过两天带我练车。可两天后,他又说家里祖母过世,要赶回去烧纸,推到春节前再练。没几天,他又变卦说得到春节后。就这样一拖再拖,最后我学“科目三”的事不了了之。

到了2021年暑假,我自顾自决定去莆田打工——反正学驾照的有效期是3年。



3


去年寒假回到家,我妈说第二任教练跑路了,她打手机和微信电话都没人接,可我的档案还在他手上,我们娘俩就又专门跑去了那个教练挂靠的驾校,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我妈通过万能的通讯录又给我联系到第三任教练,咨询后,才知道档案可以补办。我妈请他带我“科目三”,教练答应得爽快:“姑娘,过完年之后带你哈,不要担心。”之后,我们就飞回了600多公里外的老家,结果那个年过得兵荒马乱,奶奶大年二十九踢到砖头,摔倒住院。我在家磕磕巴巴地联系教练,他却一推三四五,到我开学了车还没练上,于是又改换去年暑假练车——带上我刚高考完的弟弟。

7月12日是第一天练车,吃完早点后,我们抵达约定的接送地点,教练要送两位女生去考科目一,所以准备绕老路,顺便让我弟跑长途,熟悉熟悉路况。

到了场地,他让我弟启动,随后点燃一支烟,边抽边问我:“你怎么要来和我练车?你之前的教练呢?”

我回答:“之前的教练跑路,您教得好,我就来跟您练车。”

但我的回答他似乎不满意,他继续问:“路上跑过没有?”

我说:“没有。”

他问:“还记得怎么开吗?”

我回:“一两年没开了,可能需要您的指导,请允许我试一下。”

于是我弟开了一段距离后,教练便让我“试驾”,可坐上驾驶座后我就懵了,扭了几下钥匙后,害怕地收了手,虚汗从额头沁出。沉默良久,教练才出声指导我的动作,车总算是动起来了,从一挡加到了二挡,我自顾观察后视镜中车身与边缘线的距离,正感觉不错,教练说:“前轮压线了。”

“之前你催着要考试,和你妈说好的是带你一天,但看你的样子,啥都不会,相当于要重学。我‘带学员’与‘跟着学’是不一样的意思,而且我的学员都排着队等我。”教练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之前的教练到底是怎么教的?你看看你开车的样子,双目无神!如果是你弟开,我可以放心地在副驾驶睡觉;你开,我怕得要命。你看看你开的,都快要撞到右边的护栏了,你怎么瞎开?无药可救,停车,换你弟。”

我弟在一旁维护我:“我姐都没有学过‘科目三’,可能不知道怎么开。”但教练充耳不闻。我狼狈下车坐在后座,心里乱糟糟的,教练依旧抽着烟絮絮叨叨,气味让人难受。我想我要争口气,家人群里爸妈还在给我鼓劲。我自我安慰道:接受自己摆烂就是无敌,不要陷入完美主义误区,不要再急于辩驳些什么。

“科目三”是真正的“上路考试”,刹车、换挡、超车、打方向盘、转弯,我都毫无头绪。教练叭叭了五六遍我如何糟糕和他如何优秀,就是丝毫不教我正确的操作。后来他带学员进去考试了,我弟说:“这教练就这样,在你的面前说我的好话,在其他人面前又总说我开得烂,就是无限贬低你。”

我冷静了下来,知道以前的教练都跑路了,自己现在相当于“黑户”,通过私人关系找的教练,也无处申诉。

教练最后说:“我只教你这一次,你之前一直催着要考试,既然你都报名了,那就直接去考试,但‘科目三’不是一次两次跑出来的,你开的车可以走,但操作上达不到要求。如果要学,你只能找其他教练带你,你这个要半个月,现在7月份,不抓紧学,就没法()了。”

这几乎是明确地拒绝我了。

中午1点多,教练把我们姐弟放在早上接头的地方后就离开了。我委屈地给我妈打视频,她回:“你激动完了?我又没给他钱。不学就等你自己有钱从‘科目一’重学。你个人倒是玩得开心,不知道提前在网上搜一下怎么操作吗?”

我回答到:“是的,我就是在玩,可我上车之前也搜了一些的,为什么我一上车就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不会了?”

我妈:“你还觉得自己委屈了,委屈,谁不委屈?”

但我真的做不到忍气吞声,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跟这个教练学车的。后来我弟也常在一旁说起这个教练的槽点,想以此来安慰我——这个家伙说一套做一套,报名时说每天接送我弟,可只接了一两次之后就让我弟自己坐公交去驾校,倒是跟我弟一起学车的两个女生,他天天接送,但人家考完“科目一”就不去了,因为高考成绩出来了,人家打算复读,于是教练在车上骂了她俩好久。我弟又说,这教练挺可怜的,在驾校独来独往,没人愿意和他说话,因为“太装”。

第二天大清早,迷迷糊糊中,我听到还没出门的爸妈在小声商量,我爸说:“朱老乡给我推荐了她之前学车的教练,等早上教练上班了,我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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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朱阿姨迅速地推了一个女教练给我——也就是我学车的第四任教练——她干脆利落地问了我相关情况后,加了我微信,分享了“科目三”考试的注意事项,让我立马给她转2000块钱。我没钱,说要先和爸妈商量一下,她就反复催促着我赶快交钱。可等晚上我爸妈回家了,她却不搭理我了。期间,表姐也推了她在抖音上找的教练,我妈说离家太远,往返不方便。

7月14日,我妈专门请了一天假来“多管闲事”,带我去村里新开的驾校。驾校离家很近,骑电动车几分钟,场地里停着几辆教练车,地上有“科目二”的5项考试项目的线路。我们进办公室时,就遇上了一个刚刚吃完早点准备扔饭盒的教练,高高瘦瘦的,皮肤被昆明过强的紫外线灼晒得黝黑。他操一口本地方言,请我们等一下。

在室外阴凉处,我妈说:“我就住在你家的隔壁,张阿财是我的房东,我家姑娘之前的教练跑了,档案也没在我们的手上,她学驾照的有效期到明年7月,又马上大四实习了,只有这个暑假了,想请你家带一下?”

教练转头问我:“你们要哪个时候开学?”我答复后,他对我妈说:“可以,但要看她的学习情况。学得好,这个暑假就可以拿到驾照——但不敢给你承诺这个暑假一定能拿到驾照。我这两天带学员考完‘科目二’,到时候我会通知她练车。”

又到谈价环节了,我妈试探道:“别人给我推荐了一个教练,离得很远,还要我交2000块,我觉得太贵。你们驾校有个教练说1000,我刚好想起你也是这里的。”

教练挺诧异:“要不了多少钱,我们驾校的哪位教练说要1000的?”

我妈就打哈哈。

我们娘俩转头又去了第二任教练的驾校,试图拿回我的档案,但依旧一无所获。回家路上,我妈说:“村子里这个驾校近,又是村里人开的,这教练和张阿财玩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至于价钱,我们就看着给。”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第五任教练,就是我妈早前打算让我高考完跟着学车的教练,他之前在一乘驾校干,后去了山水驾校,有长达11年的教练生涯,如今回村跟别人合伙开了驾校,教得挺好,附近村子的人都找他。

跟第五任教练第一次跑长途,我只记得很紧张,但也真真切切学到了东西。他从不乱批评人,该批评的会批评,该教的地方不遗余力,废话和自夸压根不说。教练爱菌子,跑长途时总会让我们停在菜街子附近,大家去卫生间,他溜达去菜市场。7月正值菌子上市,教练逛了那么多次,但一直没买到称心如意的,好菌子太贵了,一般的不新鲜。



4


一天晚上,我妈聊起她认识的有好几个人“科目三”都挂了,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学驾照的心理素质问题。

“你要看他是男的女的。”我弟在一旁了然道。

“女的。”我妈立即回。

“那就是了,女的心理素质不好。”

我立刻反问:“谁和你说的女的心理素质不好,男的心理素质就好了?”

我弟一脸通红:“不好意思嘎,我说错了。”

我愤怒道:“确实。”

他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我觉得悲哀,也惊讶于自己的敏感。我弟练车期间,第三任教练总有意无意向他打探我的消息,从“不想带”松口到“帮我挤时间”,我弟则一路从“我姐不学了”拒绝到“她在村里找了新教练”,才让他终于住嘴了,但偶尔还会漏出些讽刺——“你姐肯定学不好”。

我跟着新教练跑了3次长途,也是大家轮流开,但从未见他抽过一根烟,他每每在副驾坐定后,就摸出一根小石条在手里摩挲。

从跟着第一个教练学车开始,我就一直疑惑:到底什么时候应该踩离合和刹车?虽然我有记了一些规则——车减速时要松开油门,轻踩刹车减速;车辆要停下来时,踩离合器降挡。我还搞过一次危险操作,一次返程路上从主路左转拐弯,跨越对向车道,进入另一条路。我按教练说的,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时对向车道来了一辆大货车,我本来估摸着时间足够,但车行到对向车道时,大货车越来越近,我内心一紧,居然下意识地就踩住了刹车。教练连忙喝止我:“你踩刹车干嘛?赶紧松开,轰一点油门,减速停在这里是等着被撞吗?!”

跟着这个教练,我终于搞清了手动挡的车有时“为什么要踩着一点离合”——它的准确说法叫做“半联动”,这种状态下车速慢,新手可以有更多余地和时间来调整车况。比如练“科目二”时,如果完全松开离合,车走得很快,新手就无法很好地掌控速度。此外,在半联动下遇到意外可以马上踩死离合与刹车,车会停下来,但不会熄火。


------

教练看我们练得差不多了,就带我们出发去熟悉考场。因着教练是山水驾校的老熟人,这次我们就报名了传说中严格很多的山水驾校考点(昆明的驾照考试只要是下辖的行政区县有考点的都可以预约,所以我们上次才能跑去石林)。山水驾校同我家都在官渡区,事实上我也因祸得福。

我在8月8日周一上午第一场考,只余下周末和周一早上各1个小时的练车时间了。周六,我差不多在车上坐了8个小时,跟着一起学车的学员们来回花着30分钟往返在一条考试线路上。当时2号考试线路正在修路,我们只需要练习1号和3号线路。后来我才从教练那里知道,2号线路是最难考的,社会车辆多,非常考验学员的心态。

练车的有4个人,除了我,还有两男一女。其中那个新来的男生极其自信,嘴里溜着:“这个太简单了,没什么好练的,开一两把就可以了,不用花大功夫。”结果每次轮到他开,教练都骂得最凶,教练指着我教育他:“这个姑娘开的次数都没你多,结果你开得都没人家好。小伙子,你羞不羞人啊?”

这份意外的夸赞让我的自信心多了一点。我知道教练的原则是该骂骂、该夸夸,他会用方言夸我们:“合了嘛!要记住考点,到时候考试就这样去考是没问题的!”可当谁忘记点刹车或者没有路口“左右看”,他又会叹道:“哦莫莫(惊叹词,类似于“天啦”),到时候考试,是要我来提醒你吗?或者我帮你考?要是我能帮你考,我何必坐在这里骂你!这要靠自己,再用点心!”

靠边停车时,我总不能很好地先压离合再踩刹车,教练就会骂:“你看不到前面的箭头的右边的角吗?看着那个角慢慢地过去。”

我哭丧着:“看得到,但对不准。”

“这有什么看不准的?”教练一边说一边下车走到前面,用脚蹬着箭头的右下角问,“看到了吗?是这个,不要乱歪着看,还有,我请你们不要早早地看后视镜,尽管等语音播报叫你靠边停车,你才给我看后视镜来调整位置!”

他骂了无数次,我也有心改正,但越练越混乱。教练冒火了:“慢慢慢,离合器半联动,‘科目二’学过吧?速度降下来,咋还是停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下来看看这距离有多宽?我嗓子都吼哑了,你还是这样子,得得得!你们成神仙了,自己学,我不教了。”

然后,他就手臂环胸扭头看着车窗外——但一会儿我练习时,他还是会提醒。

对待“科目三”,我比高考还认真和紧张,半夜摸黑起床上厕所,都害怕踩到什么,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驾校的1号路线和3号路线。周日,算上我,总共有3个人练车,练了7个小时后,我们又去驾校练了1个小时的“灯光模拟(考夜路)”。晚上回家,我和我妈睡,她突然抓住我的脚,絮絮叨叨跟我说:“我梦见你要考试,有坏人抓你,我要保护你,所以我大声喊叫,让别人不要抓你,不能让人妨碍你考‘科目三’,所以我死死地抓住你的脚。”



5


考试当天,早上6点30分出发,我只吃了一个小酥饼垫肚子。教练先接上我,再捎上另外一位大叔,到驾校时才6点51分。我和大叔轮流把两条考试线路都开了一遍,考试时间就差不多到了。令我心里安慰的是,我那天的停车停得蛮好。

之后便是进场等待,第一场考试时间是9点到10点半,我8点半就坐进候考室。山水驾校“科目三”考点的办公区域不大,两个房间,一间核验健康码、行程码,另一间进行握拳下蹲、拍照以及提交身份证等流程,弄完之后就是把考试号码牌挂在脖子上傻等。

相较于机械化操作车辆的“科目二”,“科目三”的路考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状况——也许是社会车辆拒绝让你加塞,你后知后觉就在禁停区域停了车;也许是你紧跟在前面一辆考试车后,它突然在你准备做加减挡的地方熄火了;更别提忘记打转向灯和路口“左右看”这些要考核的细节……

枯等无聊,我便盯着电子屏上的人名看。安全员叫到了一个独特的名字,左角的一个男生忙转头同认识的人笑;考场里有一位孕妇姐姐,工作人员就会让随车的两位安全员注意一点;我还看到一个大叔在安全员的带领下走到了考试车旁边,大叔交涉要求换车,说学车时开的是新捷达,但考试时错预约了老捷达,工作人员明确拒绝,大叔无奈上车。

3.png

我绘制的方位图

考完“科目三”后需要归还考试牌,负责收牌牌的人与办理牌牌的工作人员背对而坐,考完的人从窗口办理完业务就直走,左转离开。等待室的右边是考场,隔着一道透明玻璃墙就能“直击”路考现状,考试起点和终点在一处,如果看见一辆考试车缓慢驶来,那有90%的概率能过;如果考试车是飞速驶过,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如果被要求在归还考试牌的地方下车,那么就是考试不合格。

我看缓慢驶来的车没几辆,瞬时有点心慌,呼吸放松几次都不管用,慢慢又觉得无聊,打开电子书,看几分钟就抬头瞄电子屏。不知抬了多少次,终于看到了我的名字,就合上手机等安全员叫我。可居然我后面显示名字的人都出去了,也没有叫到我。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死死盯着门口,生怕错过安全员点名的瞬间。

终于叫到我名字了,我蹭地起身,跟着安全员出门交身份证、关手机。安全员还抽空安慰我:“不要慌,把你们教练教的东西发挥出来,能考过的。”之后他继续讲解考试注意事项并录像。

我的考试线路是1号路线,按照流程进行“环车检视”,汇报安全员,之后请求上车,得到“上车”的指令后,将手机放入车门储物盒、调整座椅距离和后视镜、系上安全带,踩住离合和刹车,打着车,随即听语音播报进行“灯光模拟”,模拟完毕后,向安全员汇报:“报告老师,车内检视完毕,请求起步。”

汽车起步,教练给了10个字心法:“一灯,二挡,三号,四刹,五看”——打开左转向灯,踩离合挂一挡,鸣喇叭3秒以上,放下手刹,考试开始后,随即左脚慢抬离合器至半联动,查看左右后视镜,确保安全后松开刹车,半联动起步驶出。我这块技能掌握得薄弱,学车时常观察教练和开得不错的学员,为了杜绝拉下手刹抬离合至半联动的时间过长被扣分,我当机立断,推迟放手刹——前3个的操作到位后,再立马快放手刹到底,显得动作连贯些。

成功起步后,首先是在前方路口左转弯,转弯完毕进行直线行驶,直线行驶结束,我要继续向前驶到下坡路段,再左转驶入和3号线共用的道路继续下坡。等我驶到平坦路面的中间车道,听到“变更车道”的指示后,就迅速掰下左转向灯,默数到“7”,查看左右后视镜,微微打方向盘把车跨越到左边的车道上,再慢慢修正车身向前行驶。前方有两个红绿灯路口,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红灯上,流畅地驶过第一个路口,到第二个路口需要开启左转向灯时,我才意识到刚才变更车道后左转向灯一直没关——扣10分。

我继续按左转指令行驶,爬了一段坡路后,“在前方合适位置掉头”,再驶过红绿灯后,开始“百米加减挡”——这是我觉得最为刺激的操作,要先要微踩油门提速升到二挡,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让时速表的指针转到“35”左右,然后二挡换到三挡后立即换四挡,还要保持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感觉速度降了,就微加一点油门,默数到“6”后,踩下离合、再踩刹车、随后减挡——“先离合,后刹车”这种操作,都是为了应付考试确保四挡驾驶时间达到规定要求来的。

加减挡操作完毕后,我开车继续爬坡,路口点刹车,前方掉头,在公交站牌和学校区域要点刹车与“左右观看”,然后按来时路的对向车道驶回去。如果前面有车,我就按教练说的,“拉开距离”,避免受到干扰,同时要确保一挡行驶的距离不超过50米。

剩下的就是我最怵的“靠边停车”了,我异常小心谨慎,停车完毕后长舒一口气——耶!右侧车身与道路边缘线的距离在30厘米以内。“下车汇报”也是一个要注意的扣分点,幸好我前两天刚犯过了。

汇报完毕后,人机打分均是90分,我过了。我蹦蹦跳跳地返回考试中心打印成绩,给工作人员交身份证时,才想起了落在车上的手机,等我冲回去找到手机再回成绩打印中心时,工作人员问:“你不要身份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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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消息禀报给教练和爸妈后,我就想尝试去考“科目四”。头脑里还一团浆糊,我准备找个凳子傻痴痴地坐着等,工作人员问我要干什么,我这才发现没有报名要的白底证件照。她便引导我去自助拍照机器,又指路让我赶紧进去完成相关登记。

考试等待室里空无一人,我干坐了几秒,跑去前面透过考试房间的窗户偷看,看见10多个穿着考试马甲的人正坐在电脑前,吓得我又赶忙退回来。

之后,我自娱自乐地看着考试等待室有自己的那一屏监控,直到把监考人员逼得看不下去出来叫我赶紧进去考试。我尴尬地跟了进去,90分合格,“考一补一”,我第一次只考了88分,鼓起勇气补考,94分,侥幸过关。

最后是宣誓领取驾驶证,我再次欢呼雀跃地告诉了爸妈。我妈说:“应该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的嘛!”

这个驾照终于是考完了!



6


一直围绕着我的紧张感消失了。按我妈的交代,我给教练转了练车场地费和带教费。

从山水驾校回家的10多公里路,我想走走,路上正好看到一个小车在路口转弯处随意掉头,既堵住了公交车,又占了其他车的路,好危险。大中午太阳正辣,路上遇到大货车驶过,我自觉靠边让它们先走——考驾照让我有了些交通安全常识,但我更害怕中暑晕倒后有人抢走我的驾驶证。

回家路上竟遇到了第二任教练——我妈此前说他又离婚了,他正坐在前妻家的沙发上,租的房子两面卷闸门大敞,一大群人围着他,他看起来萎靡不振,病恹恹的,依旧着粉色衬衣。我微信告诉我妈,她鼓动我进去理论,要回他骗走的钱。但我不敢,一方面我觉得已经拿到驾照了,没必要再纠缠;另一方面,我懦弱害怕惹恼了他,不好脱身——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要从何开始理论。

回家后,我妈看到我放在桌上的驾照,揶揄:“儿哦,恭喜你啊,把你的驾照收好啊,你在路上不是害怕人家给你偷掉吗?”

我大声笑:“当然是放在桌上向你们炫耀一下啊,这就收好——不行,等爸爸回家,我向他炫耀完再收。”

我妈又打电话给我弟:“儿子,练得怎么样?对了,你有没有和你的教练说你大姐考过了?”

我弟回:“说了,但教练说:‘虽然你大姐拿到驾驶证,但是她肯定不敢开,我都会害怕的。’”

我妈不屑:“哼,不用他教,我们还是考过了嘛,人又不憨。”

晚上,我妈兴起,又要带我去跟第二任教练讨说法。她撇着嘴跟我爸说,问了教练的第二任前妻:“他早不当教练了,去外省打工了,这次碰巧过来玩,你姑娘的眼睛,好得很嘛!”


------

快要开学的时候,我妈说起表姐,她在抖音找的驾校教练也跑路了,她现在正和其他学员去驾校维权。我一时间竟有些感慨,想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考了好几次没过,再遇上教练跑路,又不知道如何申诉与维权的话,一两个月的工资就付诸东流。

不过说来惭愧,我虽然获得了驾照,但是我确实还是不知道怎么开车。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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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火和水一样汲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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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5 05: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16岁辍学混社会,我曾3次跳河自杀 | 人间·Z世代

 呆呆 人间theLivings 2023-01-15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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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疯狂地捶打自己,用衣架把自己勒到窒息,似乎只有这样能让我不再想。我不喜欢与人诉苦,也不喜欢说自己的这些症状,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我觉得那是耻辱,我的人生已经够失败了,我不想更加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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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少年的你》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017年高一下学期的午后,在同学们不解的目光中,我哭着挂断了与父亲的电话——我不想读书了,父亲问了我原因,我哭着说就是不想读了——真实原因羞于启齿,我跟女友分手了,由我提出的。

用手抹了眼角,我“倒带”了一个学期多的高中生活,似乎没啥值得留恋的。哪怕是我最喜欢的语文,第一篇作文就被老师挂了“不准在网上抄”的评语。想罢,我去宿舍包好零碎回了外公家,外公和外婆把我一顿数落,但我无动于衷,他们便不再言语。

自打记事起,父母无时无刻不在闹离婚。小时候,每当外出务工的父亲归家,团圆晚饭吃完,外公就历数我的顽劣事迹,父亲少不得一顿铺天盖地的教训,最后我以眼泪收尾,但哭也是碍眼的。“哭什么哭,给我把眼泪擦了!”父亲兜头浇下。语文老师要我写《我的好父亲》,我写着写着,泪就一滴一滴落在本子上,在方格纸上一格一格洇开……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不就是贪玩了一些?

几天后,工地上的父亲打来1000元,我该走了。自此,我开始了“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的浪荡日子。50块一张去成都的汽车票,那天阳光很好,2小时车程,一路上我尽在想:家里再也束缚不了我了。他们每次都说,我这样的人出去上班,只会睡天桥。我心想,我偏要证明给你们看并非如此。

到成都后,我联系上一位小学发小来接站,他初中时读市重点,那时也辍学了,我们之前断了一阵联系。等了20来分钟,发小那标志性的笑脸就出现在我眼前,他拍了拍我:“以后我带你混了。”

我们挤上公交,当晚先去他姐姐家对付。夜里我俩溜出去想上网,可成都不是家里的小镇,网吧未成年人进不了。我想租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就联系了一位中介看房,有一个单间很合适,要价700,我想了想微信里发薄的1000元,有些发呆,扭头看了看发小,他满脸淡定,与中介几个来回便敲定了合同。我给好友转去700元,他摆摆手。待我再张嘴,他拦:“走吧,去买些必需品。”

往后几天,我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找工作,发小以“今日太阳太大”“你看楼下泳池好多人,我俩去玩玩”“今天起晚了,休息会儿吧”“今天黄历不适合出门”……一拖再拖,直到我俩微信加起来凑不到100元。

高中辍学,没有一技之长,想在成都立足,就只能顶着烈日漫无目的地逛,看到贴着招聘海报的店铺,我们便进去问一问。运气很好,不多时,我们便有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月薪2500加300全勤,老板让我次日9点来上工,我满口答应,但发小却一言未发。

回家路上,我买了凉拌素菜庆祝,和老干妈一起下饭。发小还是闷闷的,吃完洗完几只碗盘,我才开口问他:“你咋回事啊,不是一起找工作么,看不起服务员?”

“不是,我妈说我出来上班也有一段时间了,也明白了没有学历的苦,过些日子就回学校吧,她都联系好了。”他眉头微皱着,有些为难。

“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这不好事么?你回去好好读书,我混出名堂后,以后我罩着你。”我大度地说道,也庆幸发小以后能比我混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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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上班,我起了个大早,8点半便到了店门口。兴许是太早了,店还没开门,我看着红色招牌“兔辣辣干锅”,在几束阳光下粼粼亮着充满活力,路边的人忙忙碌碌,我忽然觉得未来充满美好。

10来分钟后,同事们陆续到了,一名瘦瘦的男子来开门,在连片的招呼声中,我得知他就是“主管”。进去后,我先被安排到吧台洗杯子,之后到二楼跟着打暑假工的一个姐姐,她瞥了我一眼,讲了些注意事项,再带着我去顶楼帮着后厨摘菜、洗碗。我从小帮着家里做事,做这些很是得心应手。

一切暂时忙活完了,这时一个文着大花臂、头发带些酒红色的小青年从门口慢悠悠地走进来,同事喊:“你又迟到了,李祺!”

“睡过头了,闹钟今早没响。”那人痞里痞气,捡了个碗自顾自地吃早饭去了。

“这人可真滑头。”我嘀咕。

后来听同事说,这个李祺在哪里上班都一个样,是个老油条,不过嘴巴甜。看着他那一身行头,我虽然心里嘀咕,但依然想要接近他。遭受过校园暴力的我,觉得像他这种在父母口中“不三不四的朋友”能给初入社会的我带来安全感,不被人欺负。

但现实打了我一巴掌。

服务员朝九晚九,一站一整天,到饭点儿更是脚不沾地。虽说晚上9点打烊,但总有那么几桌客人喝酒吹牛到凌晨,我们就得在一边守着。你说苦嘛?苦,但我很清楚自己当时并没有挑剔工作的权利。半个月以后,我和同事们熟悉起来。李祺就带着我去后厨偷吃,店里没人时和我分喝饮料。我知道不对,但在李祺老练的“没事,放心吧”中,我沉沦了。下班后,我俩会一起去网吧、酒吧,深夜骑着共享单车在成都街头闲逛,去看之前我从未见过的新奇。

我拿第一个月工资时,老板把李祺单独叫了过去,我心想,难道是偷吃被发现了?过了一会儿,李祺回来了,他说自己被开除了,很是不屑地与我骂:“这个X老板一直说我偷吃,其他人不一样偷吃么?就逮着我说,还说我家里面肯定也不干净,父母教给我的;说我是垃圾,我看他才是垃圾!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嘛,了不起是的?”

听完李祺的怨愤,我觉得这老板颇不当人,就算他偷吃,有必要连坐家人吗?——我那时无法确定李祺是否夸大其词,着了几次道以后,我才知道他说谎只是家常便饭——而那时,我脑子一抽便冲去老板那儿:“我也不干了,你什么老板,为什么只说他偷吃,其他人偷吃你没看见么?”

“你这样急辞,还没上到1个月,可是没有工资的。”老板轻描淡写地回我。

我顿了顿:“没有便没有!”说罢,头也不回地跟上李祺,陪他去宿舍收拾行李,洒脱地拎包走人。

就这样,辍学后的第一份工作,我把老板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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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祺拿了2000多块的工资,我俩挥霍了几天,网吧、火锅,好吃的好玩的,很快便捉襟见肘。我在网吧同他商议再去找份工作,李祺盯着游戏很快决定:“去那个‘嘎嘎鸭脑壳’,我看他们工资还不错。”

入职“嘎嘎鸭脑壳”后,一切重蹈覆辙,传菜员上错了菜,扣到我身上。上班时间不好发作,我忍到下班回到宿舍,我、李祺,和新认的“小兄弟”陈滔,与那个传菜的同事大吵。对方“问候”了我母亲,虽然我与家里关系差劲,但不代表要接受这样的辱骂,骂架一下升级为斗殴。

“我他妈让你嘴欠。”我拳头招呼上,不等他回手,李祺和陈滔便扑了上来。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嘴臭同事嚣张不起来了。

“你再嘴臭,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吐了一滩口水,我们仨离开了宿舍。



2


少年意气风发,江湖何处不为家。2017年10月,我们在成都大街小巷的网吧流浪,饿了吃桶泡面、困了抽上一根烟,搭把椅子放脚,便能沉沉睡去,过一天算一天。再次击醒我们的还是“余额不足”,3个人凑不出一张红色大钞时,我们无奈浏览起了“58同城”的招工界面。

“江苏高薪招聘,月工资保底8000,工作轻松,坐着上班,女生多,这工作巴适啊!”李祺点到一处。

我们联系上那个中介,他眉飞色舞,说不用交一分钱就能去苏州赚钱:“一个月到手有8000多咧!”

我们怎么会不心动——这数字是做服务员3个月的工资了。给中介交上身份证照片后,我们当天下午就登上了大巴。卧铺上中下3张窄床,车厢充斥着臭味。我们吃住全在车上,只有司机憋不住时,才会偶尔在服务区停留一下。

窝了一天多,我们终于摇摇晃晃地到了工厂门口。秋末的苏州比成都更冷,我还穿着短袖,口袋空空,找家里要钱又实在拉不下脸面,李祺和陈滔也是。中介站在门口给我们讲了一通规矩,之后领着我们去宿舍,“老破旧”,12个人挤一间,墙皮直掉,马桶结着尿垢,“日内瓦战俘住的也不过如此吧?”可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饥肠辘辘,我们仨先凑在一起算微信余额,我的手机早已在成都卖掉了,剩下的钱只够买3桶泡面,要了些热水泡上。可一回到宿舍,李祺变魔术般从口袋里掏出许多小零食,我疑惑了一瞬,转头一想,知道他故态复萌了。我这次有了廉耻心,只抱着面桶埋头吃,吃完便裹着前工友的被子闷头睡,被子很臭,可我没钱买新的。同事的呼噜声阵阵,我辗转难眠。

大半个月后,我们被开除了,因为和厂里的人打架。中介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这样好驯服的劳力,他可舍不得丢弃,于是把我们带去在杭州的一个工厂。这次工资到手了,我赶忙给自己买了一件便宜衣服,一个便宜手机,同时也暗自盘算要离开李祺——那时他已经可以视监控如无物,“光明正大”地从超市带回上百元的吃食——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虽然我依然渴望安全感,但偷东西我做不出来,分清对错,是我人生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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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厂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瞅准机会认了个老乡,在我隔壁流水线,攀枝花的,面相憨厚老实,看着20岁出头。我俩经常一起“抽一根”,一来二去便熟了。他还邀请我去他家过年,让我遇上事儿找他“出头”。我想,不愧是我们四川老乡。

这一切李祺都不知道,他和我不在一条流水线。一个夜晚,我打包完所有东西,偷偷地从宿舍溜走,去往我的“新希望”——另一栋宿舍楼。手机被打爆了,李祺从最开始问我在哪儿,直到破口大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骂我,但询问的信息终究没有发出去,我不知怎么劝也不好去劝他不要偷了,想来他也不会理解,只会认为自己不能饿着。

好景不长,毕竟还在同一个工厂,李祺发现我了,某天晚上我刚洗漱完,他们一伙人冲了进来,把我拖到阳台。之前那个传菜员的遭遇这次轮到我身上,他们“骂爹骂娘”,我尝试着还手,可1米6的小个翻不了什么风浪,便只蜷着,死死护住身份证和手机。李祺还是抢到了手机,他强拽着我的手去按指纹,转走了我1700多块的余额。

“这是你欠我们的,从成都到现在,一路上你吃我的、用我的,不用钱?狼心狗肺的东西,亏我们对你这么好!”他们将我的被子和外套扔进了厕所,陈滔狠狠地踹了我一脚,终于是走了。

杭州的冬夜很冷,我穿着短袖瘫坐在地上,手臂上布满了鸡皮疙瘩,脑海里一片空白。我开始怀疑我的“对错”:不想跨过自己的底线难道是错的?还是我真的欠李祺他们的,他们打我是对的?唯一能安慰我自己的,便是“看错人了”。

我哽咽着拨通父亲的电话,他沉默良久说:“我给你转点钱,也快过年了,回家过年,明年再出去上班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紧跟着是1000元的微信转账。我有些动容,也有自责,自己当初许下要闯出一片天地的宏图,如今似乎潦草收尾了。

老乡回来,看我一身脚印,脸上的泪痕还未干透,急忙问我发生了什么。我断断续续讲了同李祺和陈滔的纠葛,听完老乡安慰我,让我和他挤一挤:“我最开始看着他们俩就(觉得)不是好人,以后擦亮眼睛就是了。”次日,他带着我去钱塘江边散了散心,一路走走说说,我心里一直空落落的,有挨打的沮丧,有父亲什么也没说的不安,亦在纠结什么是对错。

晚上我俩在小餐馆点了炒菜,老乡带着我去宾馆开了个房,开房并不便宜,我正疑虑,老乡说:“我们先待几天,过几天,我给你报仇。”看着他,我突然觉得这世界好像没那么坏——当然并不是为了揍李祺一顿,只是我好像守住了我的“对”。

可等我一觉醒来,老乡却不见了。我以为他买早饭去了,可过了会儿还没见人影,发消息问也不回,不由觉得这人也不可靠,昨晚的好感烟消云散。

我拿上充电器和身份证去火车站准备买票回家。阳光洒落肩头,快乐多了几分,“对错”到底如何也不重要了。站在自助售票机前,我点开微信准备扫码支付时,却弹出“余额不足”。我心头一紧,忙查看我的微信交易记录,顿时五雷轰顶——钱全被转走了,收款人是老乡,我疯狂地给他打电话,却无法接通。

“你还买不买,不买一边去,别卡在这儿!”身后传来不耐烦的声音,我拎着行李挪去边上,看忙着回家的人次第经过,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当时的我注定不明白,这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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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给父亲,说吃了老乡的亏,父亲不信,把电话掐了,我再打他也不接了,给母亲打,她也不接。寒风肆虐,身体冷,内心更冷,只要300元,我就能回家,和父亲说明缘由,吃上母亲热乎乎的饭菜,小狗小黑也很久没见了,家门前的河虽然没有钱塘江阔,但那是我的童年记忆……

我在微信上联系了读书时所有的“哥们儿”,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借我钱。我颓坐在地上,打电话求他们帮帮我,他们回的都是:“我也没有办法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生活费管得严”“下个月吧,我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完了”。

饿极累极冷极,我瑟缩在火车站避风角落里,死皮赖脸地又给父母打电话,直到被他们拉黑。我独自在12月份的火车站游荡,有人来驱赶,我便离开,在公厕里对付了一夜,再拨父母的电话,依旧无法接通。

第二天,我站到了钱塘江边上,好宽好壮阔。“是不是从这里跳下去就没有烦恼了?”我明明什么也没做错,但好像所有人都跟我过不去。沮丧、麻木,正欲抬脚之时,手机响了。

欣喜一闪而过,我拿起手机一看,熟悉的号码,竟然是我初恋女友的。犹豫了几秒后,我接了,她说知道我的处境,她会帮我,让我再坚持一下。初恋女友是一个早早辍学的“街溜子”,我疑惑于她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情况,但思索了一阵,想不动了。我抓着这唯一的希望,从石墩上下来了。

兜兜转转回到火车站,白天我躲在便利店给手机充电,怕老板撵我,只能把头埋得紧紧的,渴了去厕所喝自来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去翻垃圾桶,运气好时能捡着别人没吃的水果,喝别人吃剩的泡面汤,毕竟那是热乎的。

现在想想,那段日子真是难熬,幸好都过去了。

熬到第六天,父亲突然来电:“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次要是再骗我,你就不用回来了,我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正欲解释,他又一次掐断电话,微信随即弹出500元转账。

“回去好好地给你爸道个歉,说你知道错了,别犟,路上小心一点,到家给我发个消息。”另一个对话框里,是初恋女友的劝告。

买了最近一趟火车票,我去便利店狠狠吃了两桶泡面,等不及面饼泡软,便狼吞虎咽了起来,再买了几瓶水,等着检票。一路上,我无言地看着窗外,满脑子都是这半年发生的桩桩件件。

到家了,看着父亲严厉的目光和母亲憎恨的眼神,我却难得的心里平静,解释的话到了嘴边也收了回去。父母一直在吵架打架,过年时拿刀也不是没有过,我习以为常。跟他们道了歉以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待着。



3


春节后,我再一次启程找工作,这次依旧在成都,我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社会底层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就谢天谢地了,我在“58同城”上滑来滑去,做服务员学不到技术也不能做一辈子,最终,我找到了一份“酒托”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在上网与人聊天,诱使顾客去酒吧消费,早十晚十,包吃住,只是底薪2000元有点低了,还好有提成。我自我安慰:“能够接触到电脑,还能练打字速度,以后找其它工作也有帮助。”便马不停蹄地去报到了。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酒托”和我想象中的出入很大。我负责在微信和陌陌一类的社交软件上装成女人,把定位改在广州,每天不停地和“附近的人”打招呼,挖掘潜在顾客,然后约对方到指定地点消费——那里酒水价格常高出外面10倍不止。我做了月余,良心实在过不去,偷偷跑了。我不想再这样去骗取那些男人的血汗钱了,他们大部分都是老实憨厚得与我父亲一般。

2018年4月上旬,经一个游戏里认识的网友介绍,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那公司设在成都市中心的写字楼,出入的人皆光鲜亮丽,站在楼下,自卑从我心底涌起。我联系网友说自己“不行”,他回:“你怕啥,都是两个眼睛一张嘴的,人事我都联系好了,上来面试,麻溜的。”

在楼下磨磨蹭蹭一阵子,我终于走进了写字楼。

“你好,请问一下32楼是走哪边呢?我去面试的。”我对着前台说,尽力不漏怯,但脚趾要把袜子抓烂了。

“这里登记一下,然后去右边高层电梯。”她看了我一眼,说道。

我填好信息,等电梯,一点都不敢东张西望,进入电梯更是动也不敢动。到了32楼,右侧写着“奇川金融科技”几个大字,我给网友发消息,他让我直接去前台,说自己是来面试的。我深呼吸一下,让自己不再那么惶恐,领了一张面试申请表填完,静静等待。大厅十分亮眼,两侧的鱼缸里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品种,直到响起一声:“你好,是石二吗?”

“是的,你好。”我一个激灵,循着声音望过去,人事微笑地看着我。

“好的,面试跟我到这边来。”说罢,她便走向一旁的会议室。

我跟着进去,会议室装修豪华,我又手足无措起来,坐好后她开始介绍公司,以及主要业务,我听得一脸茫然,“股票一手等于一百股”“T+1”“期货”……

“公司主要的业务板块和发展前景您也大概了解了,可以花个两分钟时间自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我叫石二,之前做过……”我也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最后,人事告知,当天下午6点半之前会电话通知面试结果。

面试结束,我觉得没希望了。对于股票我一窍不通,甚至对数字都不敏感,这种公司怎么可能要我,养我吃白饭嘛?“没戏咯,还是看看下一份工作吧。”我骑着自行车四处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待遇好些的餐馆,能让我过渡一段时间。

我准备往回骑时,路上突然就接到了通知面试结果的电话,我竟然通过了。我激动地道谢,忍不住欢呼起来,骑车也更有劲儿了。我在心里盘算,工资3000,扣掉每个月800块房租,吃饭、水电、还钱,也许不够,不过节约点就是了,而且还有提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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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第一天,顶头上司专门带我熟悉了公司,她非常客气,询问完我的基本信息后,便把我交给一个“老人”带。

当天恰好是发薪日,现场所有同事突然都站起来了,然后一位光头开始讲话。光头边讲边扯开了面前的黑布,一堆红色晃得我睁不开眼——钱,全是钱,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钱,堆了整张桌子。光头不紧不慢讲完话,周围的同事上前,他们拿着一叠叠的钱挨个从我面前走过,我心里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对钱的浓烈渴望。光头讲完后,我借来前辈的笔记本,开始疯狂学习,死记硬背各种专业术语,“龙头股”“白马股”“黑马股”“科技股”“新三板”……下班时,顶头上司对我说:“公司需要统一着装,你自己去买一套西装,外套公司会发,你记得买白衬衣、皮鞋和西裤就好了。”

微信里剩下几百块,买完衣服减到200块不到,我只好去商店拎了一箱泡面回家。

公司早九晚九,我每天坐最早一班公交,7点多就到公司了。我需要按名单打电话联系客户,添加上微信,再由我们经理把这些人拉入一个“股票推荐群”。一到公司我就着手打电话,打到下午1点,上司问我“不去吃饭吗?”我摇摇头,说自己不饿,实则是手里的钱不允许。

同事们午休时,我就学习话术、专业知识,午休完毕继续打电话,同事们下班,我继续加班,晚上11点左右才匆匆收拾下班回家。回家只能骑自行车,成都早春的天气依然不友好,白衬衣包上劣质西装外套显然抵御不了寒风,不过我也没得选。到家了,吃一顿泡面,算是对自己的奖励。

但努力不一定有效,第一个月我没出单,拿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我想着下个月要加倍努力,可第二个月依然如此。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一天,我在公司“卷”时被其他领导看见,发到了工作群,公司专门发了个不痛不痒的公告表扬我,还给我买了一杯从未喝过的高档咖啡“星巴克”,那玩意儿真苦。

第三个月,我终于开单了。不多,客户就充值了5万,但这是我的第一笔“成交”,我下定决心必须把这个客户伺候好。努力没有白费,18岁,我拿到了人生第一笔高工资,足足1万多,我觉得,上天也许还是眷顾我的。

可笑的是,直到公司被查封,我才知道我们做的不是正经营生,期货全是“假盘”,客户的钱进来就别想着出去,涨跌全凭后台的心情——这份工作我满打满算干了一年,心里还有点惋惜。



4


2019年5月,因为有了一些销售经验,这次找工作容易了很多,我很快在高新区得到一份教育机构的招生老师工作,包吃,我很满足,而且是下午1点上班。

起初出奇地顺利,梳着小辫子的领导似乎很重视我,第三个月便升我做了小组长。可这份工作着实辛苦,强度甚至比上一份还高,晚11点下班以后得加班到2点。作为部门里“唯二”的小组长,领导常拉着我们在公司楼下的公园商讨“业绩计划”,“新人怎么才能更快融入团队”,给我们画大饼——“只要你们好好干,晋升很快的。公司现在疯狂扩张,你看隔壁的负责人,人家才来半年不到都买车了,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呢?”

“新人一定得带好了,你们一天天不要尽划水,特别是你,石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天在干些什么,你还年轻就不知道努力一些?”小辫子瞅着我,但我那时眼皮都快睁不开了,连续一个月,7点天亮才能到家,下午1点又正常去上班,短短半年,我就白了少年头。

在这永无休止的画饼和作息颠倒的生活中熬,直到某天我彻底崩溃——7点刚下班,领导叫我10点回公司,我决定立马辞职,上司挽留我,但我真的吃不了这份苦,我甚至因为胃病在小区门口打滚。事后,“小辫子”还吞了我1万多块的提成。

这次辞职以后,我没来由陷入了迷茫期,休息了几天出去找工作,面试过了不想去。我把自己关在房间,日夜颠倒,慢慢地不想吃饭,饿到受不了才吃个面包、喝点水,然后关上窗帘,我不玩手机,可也睡不着觉。我觉得我似乎病了,但我不清楚得了什么病。

直到许久后父亲打来电话,一切似乎又要爆发了。父亲在电话那头咆哮:“你一天天的在干些什么?你看看你之前的同学,在新疆学挖机,人家车都买了。你一年到头出去工作,钱没挣到,还要老子给你转钱!”

“那份工作太熬夜了,我受不了,我这几个月也存了一些钱,够自己生活。”

“够?你才挣几个钱?上次的路费你还我了?这次出门上班谁给你的钱?以后你结婚不用钱?你能不能挣点钱。石二,我一天累死累活为了谁……”

我知道父亲后面要接什么,但不敢挂断电话,只能把手机远离耳边,那气急败坏的辱骂声还是不断传来。

手机滚烫滚烫的,父亲终于挂了。我的情绪像是找到了破口,终于决堤,我瞬时觉得一切都挺没意思的——为什么别人能有个好的家庭,而我只有被辱骂,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你俩无休止地闹离婚,已经10多年了,要离就离,别一天天地把我挂在嘴边,说是为了我好,可连陪陪我的时间都没有。我在学校里被堵在厕所要钱的时候、在我小时候哭着求你们别走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有在乎过我,只在乎你们自己!

哭累了,我把钥匙放在家门口,一路走到附近的一条河沟,我坐在边上,鼻涕流下来便用手抹一抹,止不住地流泪。我很想跳下去,百度自杀,却弹出来了心理救援电话,可是打不通。我妄想有人能救救我,但这一次没有人了,我已经很久没和朋友们聊天,他们自然也不知道我的情况。绝望之下,我跳了下去,可冬天衣服很厚,我没有很快沉下去,生物的求生本能,我开始在水里扑腾,河沟的水很臭,我被呛得一直咳嗽。

蛮荒唐的,我被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看见了,他把我救起,我觉得很丢人,不住地给他道歉,然后一趟跑回出租屋,藏着哭。我想,这样就不会丢人了吧?

过年,我没有回家。一个睡不着的夜里,我实在实在太想家了,点开购票软件订了回家的车票,待到点开微信对话框,我又犹豫了,想起父亲说的:“你要是今年敢回来,老子把你腿给你打断。狗日的,老子纳闷生了你这个畜生。”

在出租屋的沉默里,我自嘲地笑了笑。好在朋友请我去他家帮忙看猫,我欣然接受,毕竟有免费的电脑。可那猫着实讨人厌,吃饭要来、睡觉要来,似乎空气里都是猫毛。

7天后,朋友归来,我回到新换的不足5平米的小房间,算了算,我把自己关了快3个月了。朋友劝我不要再颓废下去了,他主动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也终于鼓起勇气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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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面试公司也在高新区,似乎刚刚成立,就几个人,我甚至怀疑过是传销。老板亲自面试我,得知我之前做过招生老师并且业绩不错,这场面试2分钟便收场了。公司性质和上一家相似,但主要做互联网美术教育招生,老板免了我的试用期,薪资4500,没有提成。

回到家,我还在犹豫,可看看微信里仅剩的20块,嗯,该去上班了。入职后,在上一份工作经验的“加持”下,我可谓手到擒来,第一天下午就连开3单——在我之前,同事们从来没有在下午成过单,一般得等晚上老师讲完公开课以后才会有学生报名。同事们哗啦啦全部凑了过来,围在我这个好久没上班的人身边。

公司虽没有提成,但有一个福利——开一单可以抽2个红包,里面有5块到100块不等的人民币。第一天,我抽到了快200块,至少能让我不用吃家里的泡面了。我每天工作的动力都是“红包”,其次是“饿肚子”,以至于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第一个月就干了接近30万的业绩,公司第一,放在上家,至少1万多提成到手。我小小地懊恼了会儿,但领导说下个月就给我升职加薪,每个月底薪5500。

半个月后,我渐渐地和同事们熟悉了,人也比以前乐观多了。公司楼下有一个小烧烤摊,有时忙完我们会小聚一下,大家“AA”。一次我们正吃着烧烤吹牛,一阵“喵喵”声传来,一只瘦巴巴的奶猫,看着刚断奶,也许很久没有进食了。我们投喂了一根火腿肠,同事起哄,老“决明,决明过来”这样叫着,而且那奶猫还应——“决明”本是我在公司的花名——同事们叫“决明”,它就跟着走,很心机地一直跟到了公司楼下。商量一番后,我无奈把它带回了家,第二天去宠物医院,检查花费了1100多块,同事们均摊,我那时入职不久,只“意思意思”了100块。

自此,“决明”便跟我蜗居在5平米不到的出租小屋。它很乖,每天晚上紧紧挨着我睡觉,我一回家便黏上来蹭我。唯一的小缺点是,我只有一个枕头,它有点不识时务——这个家谁是大小王啊?后来,它成为了我一段时间的精神支柱,我撤回了“猫这种生物真令人讨厌”这句话。

这份工作越来越让人欢喜,工资涨到5500之后,公司逐渐盈利,给我们加上了业绩提成还有奖金,我每月的收入屡屡突破万元大关。我换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租屋,“决明”跟着享福,猫条罐头天天投喂,小家伙迅速膨胀起来,睡觉压得我喘不了气,不过我的心很踏实,肉体是、灵魂也是。

公司获客渠道主要依靠抖音,平均下来每个学员的成本要100块左右。闲的没事时,我会去微博、知乎搜搜看,遇到想学画画的人便和他们闲聊,暗暗盼望他们能报名。我还发现了公众号投放广告的渠道,报给老板以后要来预算,立了军令状开始搞,效果很不错,获客均价能降到30块以下,并且质量比抖音差不到哪里。

我欣喜若狂,可老板见有“果子”,就把我一脚踢开。我愤愤,“这是我发现的,我也立下了军令状,为什么不让我来沟通?就这样抢走了我的成果?就凭你是老板?”但也没有真去吵架,默默地找人事拿离职单,她不想给——人事姑娘好像还是我招进来的。倔驴如我,还是磨来了单子,填完以后我迅速退了所有的工作群,甚至没管老板签没签字。

到家以后,我才发现与我关系不错的同事专门拉了个群,“聚酒令”给我饯行,真的很可爱了。



5


“躺尸”了1个月,前领导金三找到了我。金三帮过我很多,为人极聪明,我和他走得非常近。离职时,公司小100号人了,发展得很不错。金三给我一顿忽悠,他说给我投资,利润二八分,我没有脑热。后来,我在“小辫子”手下做事时认识的前同事团子回到成都,团子性格大大咧咧,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刚好还没工作,这事便成了。

2021年10月,我们的公司成立,仍做之前的互联网教育。金三同他女朋友一起商讨公司名字,最终定为“成都青云信息技术”,我和他都是法人。新公司招人并不容易,我只能想法儿去挖靠谱的前同事。思量再三,我请来前搭档小杜,一个东北男孩,为人耿直,但就是过于胖了,我催他减肥,他从不放在心上。

公司人员齐备,开始正式运营。我负责广告投放,做业绩,小杜打辅助,但他上了没几天班便喊不舒服,我让他回家歇着,隔一天问一下他,他每每回“不太好”,我说去看看他,他说“不用”,也知道我走不开。后面几天,我的消息再无回音,我正好奇小杜是不是不想来了,便接到了他母亲的电话,她说小杜去世了,因为肥胖,但具体什么病也没给我明说。

如果我不让小杜过来上班,他就不会这么累了,如果我在小杜最开始不好的情况下就去看看他,如果……我除了悔恨,什么也做不了,甚至无法去参加小杜在东北老家的葬礼。公司才刚刚成立,我只能在一天的忙碌之后,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根烟,直至烟烫到手。

生活还得继续,广告投放,做业绩,优化流量……睁眼就是工作,我恨不得以一当十,忙得太晚了就睡在公司沙发上,也偶尔挂念在家里的“决明”。于是,我又领养了一只“拖鞋”陪它,那小家伙一到家就咬我拖鞋。

公司似乎发展得不错,招了10多个员工,我沾沾自喜,年底结算,盈利了,虽然就几万,但我已经很满足了,于是给员工们放了一个长长的年假。

我回家过年了,不是因为父母,而是为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在我的人生低谷期,她正忙着高考,顶着压力接纳了我的烂情绪。老友重逢,虽没什么话,但好像冬天也不冷了。我送了父亲一条好烟,给了母亲一个手镯,翌日去外公家做了一顿温馨的饭。吃完我就坐车回了成都,24小时都没待满——我觉得家里给的温暖,甚至都没有两只猫来得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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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初,我很快投入工作,也许是市场原因,也许是管理问题,公司连续亏损,开始是勉强能周转,但业绩惨淡,金三有继续投资,但他一万、两万挤牙膏式的投资根本不够用,没办法,我开始借网贷。最终公司还是解散了,员工工资拖了一些时日,当月社保也需要缴纳,而我根本借不到钱了,网贷也榨干了。21岁,我的信用仅仅值5万,只能靠金三了。

办公室剩我一个人,员工们在微信上逼问:

“你再不发工资,我明天就去公司搬电脑了。”

“说好的几天时间,我们给你了,可是现在都快过去半个月了,工资没发,社保没缴纳,我这边公司要给我买社保,你就不能快一点嘛?”

我加紧催金三,又安抚员工们,很累,我准备创业时就预想过今天的局面。半个月后工资发了,再没有员工找我,世界突然就安静下来。

公司散伙了,我倒不觉得气馁,也没有因为欠钱而感到压力很大。突然闲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似乎又回到了“把自己关起来”的状态,还是睡不着,几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有朋友说我在“修仙”,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屡屡受挫,什么都做不好,也没有人愿意爱我,甚至连喜欢的东西都没有。我为什么要活着,这糟糕的人生还有继续的必要吗?

不敢去想,但是也控制不住。一想就没由来地心慌,随之而来的便是躯体症状,我疯狂地捶打自己,用衣架把自己勒到窒息,似乎只有这样能让我不再想。我不喜欢与人诉苦,也不喜欢说自己的这些症状,更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抑郁症。我觉得那是耻辱,我的人生已经够失败了,我不想更加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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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末,那天太阳很好,上午心情好了一些,我起来下了把棋,不出所料“老八出局”了。我把办公室草草收了一下(毕竟还在苟延残喘),然后我看了一部电影,写了遗书,等到前员工来了以后(她是我高中同学,大三实习时被我连哄带骗地抓来我公司),拿了一包烟出门了。

“你去干啥?”

“你管我,一起出去晒太阳?”

“我才不去。”

下楼打车,午后太阳热辣,我躲在门口。车到了,写了两份遗书,一份发给了我的十年好友,一份发给了金三,发完我把手机关机了。

我点了根烟,走到桥中间,回头看了看并没有人,一根烟烧完,我跳了下去,这次我选了个挺高的位置,怕自己死不掉吧。可能老天爷真的不太愿意收我,河水太浅,只没到我脖子,喝了几口臭水以后,我自己爬上了岸。腿上划了一个深深的口子,手机还在,拖鞋不见了,地板烫脚,我一瘸一拐地往回走。

走到大概一半,路边来了个警车,有警察下来问:“你是不是石二?”我点点头,他说:“上车。”朋友报警了,警察说朋友们还在烈日下找我。到了警局,朋友们都在,都很担心我。我知道他们在关心我,可我感觉不到爱,我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

朋友们开始日以继夜地守着我,怕我再想不开,我住11楼,跳下去就直接嗝屁了。他们回家洗澡都是轮着班的,还直接把我的嘴扒开喂饭。有天,我想自己下楼走走,金三的女朋友要陪着我,我不愿意,她很生气地骂了我,然后哭了。我感到很抱歉,但是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如此过去几个月,慢慢地我能够正常生活了,他们才放心下来。

好一些以后,我依然不太想出门,只是没有之前那么难过,也不会有猛烈的情绪卷上来。我开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尝试过和之前学画画的学生聊天,还能赚些钱;尝试过一个人出去走走,但被朋友拦了下来;尝试过阅读一些文字,只不过依然静不下心。直到看到一句话:“你不必在乎你没有什么,你应该看看你拥有什么。”

我想,是的,我拥有我的小猫,爱我的朋友。“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我也应当是死了,只有如今的我。

(文中人物名、公司名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呆 呆

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

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

就像头顶上夜空中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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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2 09: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拼命攒钱的年轻人,遇到的困难比钱多 | 人间 · Z世代

 时格 人间theLivings 2023-01-20 07:19 Posted on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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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攒钱后,我们有了计划未来的底气,虽然仅19万存款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小家,但也足够应对骤起的些许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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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无法抗拒的他》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 | 连载



天空泛起鱼肚白,摊贩的喇叭里传出大声的吆喝,困于梦境的人只翻身换个睡姿,以被掩耳、以枕埋面,好再继续一时半刻清梦。接着,在闹钟准点的叫嚣中,惺忪着睡眼、挣扎着手脚坐起,迎接枕边人熨帖的拥抱和亲吻,然后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洗漱、穿扮,将自己打包扔进拥挤的公交或地铁,开启工作日的一天。

这是我和男友小李的清晨,也是旭日东升时深圳城中村的常态,亦是时代洪流里为生存挣扎的平凡人的写照。



1


我和小李第一次产生交集是在2014年读高二那会儿。我综合成绩较好,可偏偏对数理分析束手无策,次次下课后围着数学老师。每讲完一题,老师惯会用右手上推眼镜,眼角扫视一圈:“你们理解了吗?”身边同学点头如捣蒜,压根没理解的我,也愣愣地点头附和,生怕露出异议引来一众轻蔑目光。那句口头禅似乎成了我的噩梦,像噬人的蚂蚁,我再也不主动请教老师问题,直接导致周考成绩告急。

我两手托腮为成绩苦恼,刚巧看见前桌小李数学周考试卷上醒目的“135”。小李当时是班长,为人谦逊,我想,他有帮助同学学习的义务,直觉要抓住这根“浮木”,一遇到难题,便厚着脸皮逮住小李。一道题他往往需反复讲解三四遍我才能听懂,他却从未显露过不耐烦,仅有一次,耗时的“辅导”结束后,他大言不惭地说,高二开学以来,他从未做过数学练习册,那些重难点题目,托我的福,他都熟练掌握了——恋爱后,我一时兴起问小李,这句话是夸我不耻下问还是损我?小李冥思了一会,斩钉截铁地说,他不记得了,也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遗憾的是,小李虽然曾因我眉目清丽对我心生暗恋,但一心向学且单纯的我未解情思,他也适时将懵懂爱恋埋藏,我俩安然度过高二,最后以分班暂时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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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2019年9月,我开始大四实习,在前台小妹妹的带领下入了“和平精英”的坑,每晚睡觉前得雷打不动“开黑”两三个小时。13号那天晚上,我们连输四把,前台小妹妹见实在带不动我这猪队友,便寻着洗澡的借口无情下线。我人菜瘾大,玩兴正酣,正愁哪去找队友,一个头像“嘣”地跳出来邀请我,我暗自欢腾又可以“抱大腿”,迅速点了同意。

待看清队友后,发现竟然是小李,一股莫名的安全感涌上心头。我让小李冲在前线“钢枪”,自己则放肆地跟在后面“苟分”,但游戏系统可能看不惯我的劣行,要么惩罚我死在“舔包”时分,要么死在“舔包”路上,只剩小李替我追杀对方或被对方反杀。在我这个菜鸡的拖累下,我俩连“鸡屁股”都没摸到过,更遑论“吃鸡”了。一直玩到午夜时分,我才心满意足地下线,还不忘邀约小李“明晚继续”。他正被毕业设计折磨得苦,想借游戏宣泄一番,满口答应。

就这样,我俩成了默契的游戏搭档。不过,我玩游戏的技术基本没怎么进步,实习结束后便不常上线了,但与小李的联系却未减反增。

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我大四的下学期无法返校,幸好上学期刚发了篇“SCI”,按照学校规定译成中文后可作为毕业论文,所以我悠闲自在,在家赏花赏树、看过往车辆。签好“三方”的小李也早就忙活好毕业论文初稿,除修改外无事可忙,我俩便每日在微信上聊天解闷,舒缓焦虑。他偶尔也会拎着大包小包吃食骑半小时摩托上门拜访,一如往昔的敦厚拙舌,甚至稍显局促,但他的善良、周至深深吸引着我。

本科毕业前夕,我主动袒露心声表达爱意,小李兴奋得一晚未眠,喋喋不休着他高中时对我那懵懂青涩、自卑怯懦的暗恋,重逢后虽再次萌动喜爱但不敢表露声色,他既期待我知晓他心意,又害怕我明晰后选择疏远。最后,小李激动地应允了我的表白。

自此,我们成为了携手并肩的恋人,续上了当年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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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接受了深圳一家商业地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7月17日,我满怀憧憬地踏入了位于南山的公司总部大楼,有两个人和我同一天入职为管培生。在会议室里等待签劳动合同时,他俩为了打破紧张气氛主动挑起话题,末了还夸我妆容精致、温婉有范儿,让手心冒汗的我变得从容了一些。而后,人事给我们介绍了接下来的安排:先集训1个月,轮岗6个月,最后再定岗。

小李则入职了一家大型建筑国企,也是做管培生。建筑行业最看重实践磨砺,他们在武汉集训半个月后,就会被随机扔往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混迹在一个又一个人情复杂的项目中,解决一处又一处棘手的施工问题,以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工长。

7月24日这一天被我在台历上用鲜红的记号笔圈住,因为小李乘坐高铁即将到站深圳。敲下最后一个数字,为一周的工作画上句号,我绕过雨后的湿泞,奔向人群中满眼皆是我的小李,踩着余晖拉长的斜影,我们倾吐半月来的思念,踱步回我租住的公寓。

途遇一个在建楼盘,钢筋混凝柱刚搭成楼体,灰白色水泥墙板隔出方形空洞,呼啦啦地吞噬着四周刮来的风。小李对着它晃了晃下巴,说:“这是我社畜生涯的起点,我会在这里成为一名合格的工长。”

我感到不可思议,指着对面街道比划:“你知道我租住的公寓在哪里嘛?这条街尽头左拐。”

小李难掩激动,转头与我相视而笑。我才发现他微笑时,眉眼如弯月倒挂,予人澄澈之感。

直到现在,小李偶尔还会调侃自己是“天选之子”,全国那么多城市,他却幸运地被分配到深圳,深圳那么多项目,他又幸运地被分配到离我最近的那一个。

距离拉近,我俩迅速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我们一起看梧桐山蛋黄似的日出,赏欢乐海岸色彩斑斓的水母,瞧世界之窗不同国家的屋脊,分别时依依不舍,往往在公寓门口坐下侃谈到夜深。



2


我和小李都生于粤北山区,是村里为数不多凭着高考走出来的大学生,幼年时都饱尝贫穷的滋味。我俩在深圳的生活都比较节省,但又不太一样——小李濡染了父母的勤劳节俭,我则是看透了村里人的好逸恶劳。在老家,年轻时挥霍无度、中年时穷苦拮据、老年时迫于生计拖着残躯劳碌奔波,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爸和我叔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爸在四兄妹中排行老二,25岁和我妈结婚前没有任何存款,他们婚后一年我出生,到我5岁时他俩婚姻破裂,这个家仍一贫如洗。三十而立,我爸看着眼前的光景,决定独自外出打工,留下我和奶奶相依为命,但美其名曰赚钱,实则风花雪月,他从没给家里转过一分钱。

奶奶养了头母猪,一年卖两趟猪崽,一次卖两三千元,靠此维持我们祖孙俩基本的生活开销。我10岁那年,奶奶浇菜时脚底打滑摔伤了腿,却因为我爸偷走了她存折里仅剩的两千元,没钱看病,只能硬挨着度过山区凛冽的冬天。也是在那年,我开始学着隔壁的阿姨挑桶浇菜,帮着瘸腿的奶奶洗衣做饭,恨不能立马长大,包揽所有活计。

奶奶用勤劳、节俭和宠爱庇佑着我安然度过一年又一年,直到我爸再婚、继母又生下一女二儿。再婚再育时我爸仍毫无积蓄,“七口之家”迫着他不得不出外帮人装修、在家辛苦耕作,累出一身血汗也只能勉强喂饱一家人。我作为长女,从高中到大学不敢有丝毫松懈,既为了拿奖学金补贴家里,更为了挣脱贫穷的牢笼。

我叔是奶奶的“老来子”,虽没条件过分溺爱,却也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性子。同村里的大多数青年一样,小叔很早就外出打工,但每年春节归家时都身无分文,过完节外出打工的路费都得奶奶补贴。奶奶摔断腿那年,她困窘到自身难保,我只好将90元压岁钱借给小叔。小叔23岁结婚时,依旧囊空如洗,堂妹出生后的满月礼都没钱办。他生活难以为继时便找奶奶打秋风,而且从不归还。

2019年,在“精准扶贫”的扶持下,我爸拿了4万政府补贴、举了近8万外债,终于建起两层平房。装修钱挤不出来,毛毛装了一楼,我们就搬进新房。

与我家情况不同,小李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独生子,但因小李的爷爷好吃懒做又掌管财政大权,结婚头几年,小李的父母即使忙得昏天黑地,日子依旧捉襟见肘。渐渐地,夫妻俩意识到得自己“藏钱”,叔叔阿姨勤劳朴实,对时令和土地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靠着白天打工、傍晚耕种,凑和着将小李姐弟仨抚养长大。

所以,小李和我一样都觉得,钱财虽身外之物,无需过分看重,但亦需支取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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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圳后,我立下的第一个攒钱目标是“两个月存1万”,好先还上奶奶早先帮我偿还助学贷款的8000元。刚入职时,我每月到手工资8000元,房租2500元,食行约1500元,但即使我刻意不参加任何聚餐、不购买任何非必要物品,每月也只最多能攒下4000元。我申请提取部分公积金后,勉强在入职的第四个月打了1万块到奶奶的账户。

爸爸在知道我找奶奶拿银行账户后,一个劲地打电话让我不要还钱。在他眼中,似乎奶奶出钱给我是理所应当,而我连辩驳的心力都被气没了,只回应了句“肯定要还的”,便沉默以对。

我的第二个攒钱目标是“每月攒3000元”——在之前节约的基础上多挪了1000元出来,用于置办衣服护肤品化妆品等等。可父母接二连三地打电话说他们钱不够用,我只能将每月的存款陆陆续续转回家,半年下来,我依旧一无所有。

小李虽没怎么计划,但是每月除了食宿住行花费个3000外,剩余7000都扎实地存入银行。



3


2020年年尾,我已在集团总部轮岗完毕,面临“定岗”,如果被派到分公司,就意味着我和小李即将“异地”。下班后,我俩牵着手并排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南方冬季的风湿冷沁凉,星月黯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茫然,好不容易凑到的完整生活又出现了缺口。

我依偎在小李怀里,自嘲:“刚来深圳置办日常用品时,觉得深圳物价忒高,在被诳着买了500多的床上四件套后,更是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啊,就像一个‘暴发户’,令人不喜。现在对深圳的印象依然如此,却因为你在这里,我竟是无比盼望能留在深圳。”

小李裹紧了我,眼神坚定:“不管你被分到哪里,我都会像跟着你来深圳一样,跟着你去另外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现我喜欢的这个男孩情深不渝,是值得托付一生的良人。这半年来,小李一直尽其所能、不计回报地照顾我——我喜欢喝滚烫的粥,他一有时间就给我煲,再用保温桶装好拎给我;我喜欢吃香辣的零食,他隔段时间就给我“补货”,还叮嘱我不能吃太多;我不喜欢肢体接触,他便只克制地拉拉小手,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烈和狂热。

2021年1月4日,我刚到工位放下包,带教林姐便走过来,暗暗戳了戳办公室,悄咪告诉我:人力经理正在约谈一位管培生,大概率是在聊“定岗”的事情。

我们这届几十个校招管培生都是冲着深圳来的,大家都不愿意被“下放”,可深圳的岗位只有三四个,僧多粥少。我和林姐不露痕迹地观察着每一位进去的同事,试图从他们推门离开的表情和动作中,解读谁成为了留在这里的“幸运儿”。

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走进那间决定命运的办公室,我小心翼翼地推开磨砂玻璃门。一进门,人力经理便开门见山,说综合我轮岗期间的工作表现和公司的岗位需求,最终决定将我定岗为深圳分公司的薪酬专员,工作地点依旧在集团总部的办公楼,我只需要换个工位。喜悦像烟花般咻咻在心里炸开,我努力维持着表情的平静,假装心无旁骛地聆听人力经理“画饼”,偶尔点点头表示自己没跑神。

回到工位后,我迫不及待地给小李发微信,与他分享喜讯,一旁的同事打趣我“笑没了下巴”。

此番定岗的峰回路转,让我觉得生活本身充满变数,与其留有遗憾,不如珍惜当下。我和小李既然彼此心悦,又难得都在深圳,就应当尽情享受爱恋,不能等异地了再后悔不迭。恰好我租住的公寓租期将满,于是便主动邀约小李同居,如此我们便有更多时间腻在一起,也可以省下一半房租。

没两天,我们就租下了套一室一厅的公寓。1月的最后一天,我俩打扫新住处,搬来旧物件。折腾完后,我们去附近吃了我最喜欢的潮汕牛肉火锅,热气氤氲。

吃饭时,小李说:“我们项目有个同事王哥,平时生活特别节俭,睡在项目板房来省房租,吃也都在饭堂,平时一毛不拔,却经常去夜店和按摩店几千几千地花。”

“王哥也老大不小了吧,他不打算结婚生孩子嘛?以后没有积蓄就会像我爸和小叔一样。”我摇头表示不能理解,举起右手边的单丛茶,啜了几口,说起昨天从奶奶那得来的家丑,“前几天小婶下蹲时下得太狠了,屁股嘣一声,疼痛不已,着急忙慌地找我奶借了500元去医院看病。简直不敢相信,都这年代了,我小叔,一个30多岁的大男人,妻子看病的几百块都拿不出!”

小李听着我讲话,碗底厚的镜片都挡不住诧异的眼神,但下一瞬,他立马信誓旦旦道:“我们以后肯定可以靠自己生活得很好,我计划3年存30万,为未来打好经济基础。”

为了给我安全感,小李开始掰着手指头郑重地细数未来结婚的花销:买车首付5万(暂时攒不够房子首付),彩礼10万,宴席10万,剩余5万留着应急。25万被他精打细算,让我再一次确认了我俩对未来的规划极其相似——车房两无,父母要养老,我们着实没有放肆的资本。

我们开始合计新的攒钱目标。工作的头半年我虽攒下了一两万,但都漏给父母补贴家用,小李加上奖金攒下了小4万。考虑到我向来办事细致,我们最终决定,同居后由我掌管“财政大权”,在保证生活品质的前提下,一起慢慢填充“小金库”。为此,我特地下了个记账软件来记录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努力控制不必要的花销。

小李是家中幺子,但我是长女,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我忐忑提议,我这边每月拨出2000元存入支付宝,算是为父母建的单独账户,等到家里实在急需时再转给他们。小李有些纠结,但最终同意了——与其像无底洞一样一直混着从属于我们的“小金库”里给父母拿钱,倒不如每月定额转入固定的账户,严格把控支出。



4


记账软件记录下的第一笔支出是搭乘公交车的费用——2元。

我们住在一起的次日就是工作日,我的上班动线也变更了。我打开地图导航,选择了用时最短的公交直达路线。提着小李煮好的鸡蛋到达公交站时,要乘坐的19路也恰好到站,前后门瞬时就堆成人山人海。我着实无法跨越他们挤上车,无奈寄希望于十几分钟后的下一辆,未料想等来的车,后车厢虽寥无几人,但等候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斗士,不等车停便贴着车门缓行,车一停立马加速往上冲。我没见过这阵势,也没那不要命的狠劲,乖巧地守在外围,最终以迟到扣款终结了这兵荒马乱的公交车争夺战。

之后,我自觉减去20分钟懒觉时间,和小李一起挤地铁。地铁口前大家会文明地排成一溜长队,失控仅是上地铁前短暂的一会儿推搡,所幸身后有小李护着我,挤地铁也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早高峰结束,我和小李各自投入到繁琐的工作中,偶尔在微信上吐槽一下。分公司的福利很少,提供一顿免费午餐,朝九晚六执行准确,周末双休。我从小被奶奶捧在手心,煮饭烧菜的本事没学到一二,之前每天下班前我会提前点个外卖来解决晚餐,公寓附近的麻辣香锅、麻辣烫、麦当劳、小龙虾都被我点了个遍。小李在公司负责暖通条线的施工和技术管理,也是朝九晚六,但经常加班至晚上8点,周日单休。项目有雇煮饭阿姨,做两餐,一人每月500元伙食费。这样周六我就点外卖,周末等小李下厨或者外出觅食。

同居第一个月,我们合计收入18000元左右,房租水电3500、吃饭3500、护肤品500,杂七杂八500,加上转给我父母2000,结余8000。算下来也不多,但“积跬步以至千里”,等到小李季度奖金发放,我们还能多存3000元到“小金库”,小李又拿着部分存款购买基金,投资赚点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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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我们的存款如愿达到了六位数。可福兮祸所依,这半年来,我的身体时常“抗议”,小病小痛不断。先是3月份每晚八九点钟准时拜访的头晕呕吐,实在熬不住了,小李陪我去急诊挂号,我们辗转了耳鼻喉科、心内科、神经内科3个科室,历经颈部B超、心脏彩超、头部CT,才被最终确诊为“特殊表现型偏头痛”,医生建议我健康饮食、规律作息。

调养一段时间后,头晕消停了,却开始拉肚子。挂了消化内科的号,吃了两天药依旧不见好。复诊医生通过吹气试验,检出我体内有幽门螺旋杆菌,用上了“四联疗法”,我才彻底摆脱了肠胃炎。

我以为即将柳暗花明的时候,更为恐怖的尿路感染找上来了。大半年里,几乎所有周末我和小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小李愁得没办法,几次在医院按错电梯下行键。

回家路上,我常无精打采,背靠公交座后椅,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感觉什么也抓不住。唯有耳边小李的懊恼极其清晰:“怎么在我的照顾下反而经常生病了呢?看来前几天不应该允许你吃辣条和薯片!”他那阵仗俨然似开批斗大会,把我近期光顾过的“垃圾食品”枚举一遍。

好在看病有医保,公司另外为我们买的商业险可报销门诊费的90%,我们的攒钱进程幸运地未受丝毫影响。

一个周末傍晚,我同家人进行每周一次的视频,一不小心说漏嘴,奶奶趁机教育我:“不能老是贪凉吃冰,不能老是吃外卖,更不能老是吃没有营养的零嘴。”爸爸说他以前在县城餐饮店帮厨时,餐饮店用的是“死肉”、烂菜叶、地沟油,餐饮业利薄,要盈利只能从成本上计较;妈妈则开玩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妹妹的厨艺,起码不能像我,连自己都喂不饱,惹一身病痛。

我硬着头皮连连点头,使劲找话题岔开,祥和收线。一直旁观的小李摸了摸我的头,遗憾表示:未来几个月辣味零食、冰激凌、外卖都和我无缘了,他和项目地煮饭阿姨打了招呼,每月多交300元餐费,晚上多做一份我的饭菜——可恶的是,阿姨竟欣然答应了。

小李还捏着嗓子,学着阿姨的口吻转述:“之前看你女朋友太瘦了,后面要多给她打包点肉……”我“哎呀”一声扑到小李怀里,贴着他的额头,满脸委屈地询问有没有通融空间。小李假装认真思考了一会,然后无情、果断地拒绝了我。

从此,我痛失点外卖的权利,下班后只能乖乖等着小李投喂,接着选一部高分电影开2倍速,每次趁小李不注意时抢夺碗中的素菜。吃完,小李会一脸满足地在我耳边嘟囔“到遛女朋友的时间啦”,拉着不十分情愿的我去楼下散步。每每此时,沉浸在电影情绪中的我会追问小李各种问题,譬如,《何以为家》里赞恩贫困潦倒的父母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触不可及》里拥有一切的菲利普为什么要玩跳伞导致残疾?

夜晚的深圳城中村最是热闹,汽车的笛鸣、摊贩的叫卖、小孩的嬉闹,抚慰着异乡人的愁善之感。

不常点外卖后,我明显感觉到身体状况好了许多,不再需要光顾医院,也不再被领导批评老请病假。工作一年后,公司给我涨薪了15%(但因绩效计算方式变化,实际到手并没有增加,甚至低了一丢丢),算下来每月我们能多省下1500元充入“小金库”。

这样下去,到2021年年底,我们的存款便能到16万,算是超额完成了一年半的目标。



5


我刚刚消停了一会儿,生活就继续把我俩打得措手不及。

7月21日,小李父亲开打田机翻地时,右脚意外卡进了高速旋转的刀片中,小腿被挖了个洞,伤可见骨。小李母亲在一旁锄草,吓出一身冷汗,手忙脚乱地拨打120叫救护车。附近几个田里的老乡马上赶去帮忙,合力把小李父亲抬到了救护车旁。经过清创、拍片后,小李父亲被诊断为右腿腿骨粉碎性骨折,虽然进行了复位植钉固定手术,但术后伤口发炎一直低烧。

小李第一时间请假回家,晚上得空和我语音时,声音低沉:“我爸手术后问的第一句话是打田机开回家了没,气得我不知说啥好”“很早就让他们不要种地了,毕竟年纪大了,可他们就是不听”“现在我妈还想边做医院的临时清洁工,边照顾我爸,我和我姐都不同意,现下肯定照顾好爸爸最重要”……我静静听着,偶尔宽慰几句,担心小李家里人不舍得花钱,于是让小李给家里转了2万元。

挂断电话后,我想我们目前并未计划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我们这一代只想为自己而活,不敢也不愿为下一代忍受生活的摧残,所以既不能理解传统的生育观,也不能理解父母长辈的愚勤。他们或是像我爸妈,生育二女二子,操劳大半生也只是能让儿女吃饱穿暖而已;或是像小李父母,抚养二女一子,土里刨食一辈子只为了给儿子建房娶妻。

一周后,小李无奈地回到工作岗位,为了追赶请假时落下的进度,经常加班到凌晨。我这边因为发薪节点临近,也常常需要加班到晚10点。

8月10日,我凌晨3点结束工作,合上电脑离开工位,刚走到办公楼下,就看到在霓虹里静静伫立等待的小李,我旋即挥舞着手臂直直撞入他怀里。还没来得及撒娇,肚子先“咕噜噜”叫唤了起来。小李气得说我“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又变魔术似的递给我一份汤饺。就着南山的繁华林立、流光溢彩,我大口吞咽下一颗颗圆滚滚的饺子,热乎劲顺着食道弥散至全身心。

频繁加班,我的尿路感染又复发了。9月8日,我刚完成算薪工作,下班前最后几分钟开始隐隐不适,待我6点半赶到医院时,已经有了血尿。小李赶来陪护,挂号、检查、缴费、取药,将我安置到输液室输液后,还去附近打包来玉米猪肉馅饺子。

吃饭间隙,我向小李抱怨我们新入职的经理“不作为”,拖了算薪启动节点,搞得我和另外一位薪酬同事天天加班。小李那边也“不遑多让”,他的前上司留下一堆烂摊子,现在他既要完成本职工作,还得给上司擦屁股。

我们彼此都皱成一张包子脸,可想到“3年存30万”的目标,便互相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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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追着我打来好多通电话,大意是:我们家前两年建房子向姑姑、二伯和叔叔借的近8万元,姑姑家打算在县城买房子,首付还差几万,我们要还钱了;二伯家的孙子确诊了罕见病,亟需筹措住院费;小叔家的女儿瞒着父母考了“专升本”,一年学费好几万。

我爸妈挣的钱糊住嘴都勉强,遑论还债。我和小李商议后,隔三差五转钱让父母还债,合计转了6万4。如此,我们的“小金库”就被掏得只剩下10万左右,离目标又远了一大截。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一是觉得自己家拖累了小李,二是工作上也不顺——2021年年底,地产行业进入寒冬,像我们这种依附于地产输血的商业地产公司,要么节衣缩食要么被出售。公司起初大幅裁员,办公室气氛紧绷如弦,和人事经理多对视两眼都让人心慌。两周后,一位同事刷到总公司拟出售一子公司给某国企的新闻,瞬间人心惶惶,少部分人选择另谋高就,大部分人安然被划入该子公司旗下,等待着被收购。我选择了做大多数,春节后,我们会搬至新的办公楼,正式成为某国企的子公司。

小李很淡然,他说“选择了你,等于选择了你的家庭”,“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在你的身后”。他说得我一愣一愣的,心中大石放下,安静地盖好棉被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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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春节意味着收入;工作后,春节意味着支出。2022年春节假期前几周,我俩基本都泡在网上给对方家人购买新年礼物,还去银行取了1万红票票装红包,加起来花掉了我们全部的年终奖。

1月30日,我俩乘大巴返乡,粤北山区盘绕曲折的公路、葱郁密实的阔叶林、错落有致的民房……熟悉的景致涮洗掉了返乡人一年的疲惫,却阻隔不掉三姑六婆的评头论足:“一个211本科毕业生不考研考公着实可惜了,你看你小妹在县城做公务员就挺好,工作稳定又离家近”“你长得好看,书读得也好,怎么还是找了个农村人?看人家某某找了个富二代,开着几十万的豪车回娘家”“小李家那边交通挺不方便的,以后能有什么发展呀”……我假装玩手机,不管他们的叨叨,然后抓准时机迅速溜走。

当然,假期还是十分潇洒的,睡至日头高起,偶尔分担下家务活,聊聊天、逗逗猫,一周倏忽而过。大年初六,我和小李再次踏入阴冷咸湿的鹏城,开始新一年的打拼。小李的项目接近尾声,我搬到了新的办公地点,一切悄然变动,但我们的“小金库”却固守在10万元。



6


正在我们计划着新一年每月存9500元时,深圳的疫情匆匆而来,我们在城中村的出租屋中一封就是小半个月。

3月13日,我如往常一样在家刷《如懿传》,等候小李投喂,微信突然“叮叮叮”响个不停。我疑惑地摸过手机,立马弹出公寓群未读消息“999+”。我一键置顶,挤到眼前的是拓着鲜红社区章的疫情隔离文件——从明天起隔离,解封时间未定。

“抢菜!”我第一时间跑向家附近的生鲜超市,货架已经空空如也。我急忙打语音给小李,一边哽咽一边努力描述我们现下的处境,小李却一腔淡定。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我们去村里的超市补充厨具,买米买菜,正式开启隔离生活。小李从小只身在县城求学,早已操练了一身厨艺,每天换着花样做菜,可乐鸡翅、三鲜饺子、豉汁排骨、油炸鸡腿……工作被撂到一边,我们只偶尔上线一下,也算“偷得浮生半月闲”。隔离期间因为自己开火,我们省下1000多元的餐饮费用,使得3月结余升至10500元。

隔离结束后,一切步入正轨。小李的项目即将竣工,为赶工期,他经常加班到深夜,我的晚饭又一次没了着落,只能重启外卖生活。

4月上旬,许是因为连日加班,小李在竣工调试的紧要关头,下班骑电动车时,本想把挂在车头妨碍视线的伞拨开,却没注意到前面的小坑,一头扎了进去,直接右手和膝盖着地,膝盖擦掉了碗口大的皮。他一回家,我就迫着他去医院,急诊医生说问题不大,伤口较浅且没有伤到骨头,回家用碘伏消毒、洗澡时多清洗伤口即可。

我以为这小伤口将养几天就会痊愈,但3天后小李的膝盖不仅没有结痂,甚至有红肿感染的迹象,一测体温,还有点低烧。

我吓坏了,赶紧陪着他挂了外伤的号。一进诊室,医生就问我们伤口是不是碰水了?我俩满腹疑惑,说我们按照了之前急诊医生的建议,每天认真清洗伤口。医生一脸凝重,说膝盖伤本来就难愈合,走动间会拉扯到,碰了水就更难愈合,红肿说明已经出现了感染。他建议小李接下来一周尽量不要走动,每天去“社康”换药,如果再不见好转可能得清创。

回来后,小李还想去工作:“项目现在处于关键阶段,我怎么能在这时候掉链子!”

我特别生气,质问道:“是身体重要还是工作重要?你要是上班的话,上下班就得走动,如果伤口没养好,后面要做手术可咋办?”

小李扛不住我担忧的神色,乖乖向项目经理请了一周居家办公假,主动包揽了整个项目的文书工作,从此开始了睁眼办公、等外卖上门,除上厕所就是去“社康”换药的“废柴”生活。

他养了一周,红肿消了一些,但伤口还在流脓。我焦虑到半夜才睡着,又领着他去更专业的三甲医院挂号。三甲的医生连连叹气,担忧清创手术会导致更大更深的伤口,犹豫着让小李先换药再观察3天。我俩听到不用清创后瞬间松了口气,但这口气在换药室又提了起来——老道的护士姐姐先发制人,二话不说拿着镊子把小李伤口上的软痂整片揭下,疼得小李浑身绷紧,不断发出“嘶嘶”声,我在一旁看得心惊胆颤。

大概看我们被吓到了,护士姐姐娴熟地消毒换药,安抚我们:“上面的软痂是坏死的肉芽,得揭掉才能长新的,之前比这更严重的伤口我都处理过,不用担心哈,疼一下就过去了。”

之后3天,伤口一天比一天好转,再去医院,医生直接断言不再需要清创,再休养一周就好。

等到小李膝盖处的擦伤再次结痂,折磨我俩近1个月的意外终于翻篇儿。但小李的社保没交在深圳,看病只能自掏腰包,去了三趟医院,花费近1000,去“社康”换药又是1000,小李居家办公期间午饭点外卖增加支出800,我偶尔请事假,工资减去了1000。

故2022年4月末,我们的“小金库”只增加了5500元,总额116000元。



7


眼瞧着离攒钱两年就差2个月了,估计我们连存到15万都勉强。我翻来覆去地盘记账软件,发现疫情期间花销最少,主要原因是小李做饭。

我想着,要不也动手烧菜?可一想到那腻乎乎的厨房油污便退却了。直到5月我有天下班到家,才想起自己忘了点外卖,只好关上房门外出觅食。晃悠到一家装潢亮眼的小馆,三两落座的宾客谈笑嗦面,两臂宽的隔间里厨师翻炒不停。我寻了个靠近后厨的空位落座,刚拿起桌上些许脏污的菜单,就闻到一股挥之不去的恶臭。当我判断出这股异味源自厨房后,便快步走出了餐馆。

站在路边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我瞥见斜对面招牌精致的日料店,海报令我食指大动。一刻钟后,精美的寿司已被脱袋拆盒,整齐摆放在家里的餐桌上,我挤好酱料戴上手套,大口吞下一整个玉子烧,来不及细嚼便“哇”一声吐了出来——馊了。

折腾了半天,啥也没吃上,小李回来后心疼不已,进厨房下了碗青菜鸡蛋面给我,吃完熨帖不已。动手烧菜的念头再次冒了出来,我果断向小李提议,自己做晚饭既营养放心又能减少支出,小李当然同意,唯一的问题是他现在换了项目,通勤时间1个半小时,回到出租屋得到晚7点半,就算煮饭再利索,我们也得折腾到8点多才能吃上饭。

于是我豪气地毛遂自荐:“我来!”

下厨要不停试错、反复实践才能掌握一点点窍门——在不同的生鲜超市连续几次买到变质的肉后,我开始去知名连锁超市购买肉蔬;在首次尝试熬粥太稀再次尝试太稠之后,我渐渐摸到了最佳水米比例为1:5;在尝了各色蔬菜和瘦肉熬成粥的花式味道后,我们还是最爱瘦肉加生菜……哪怕是一个简单的青菜瘦肉粥,我也耗费了5个工作日晚上才做明白。小李荣升试菜员,评价跌宕起伏——从一言难尽到赞赏有加到麻木无感。

万事开头难,有小李这个大厨在,我挺快就掌握了青菜汤、蒜蓉排骨、豆皮蒸腊味这3道家常菜,之后便轮换着煮,偶尔小李早下班换口味。

我计划着,到年底,我们的存款理论上应该能到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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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无常坏陂复。2022年仲夏,粤北山区老家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瓢泼不停,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拖网,网走了漫山遍野的果子,而这些果子是乡里经济支柱。

那几周里,爸妈的朋友圈每天都是对时年不利的哀言叹语,他们还自我勉励:“暴雨成灾,李子压闷(压坏),挺住,肩上的担还重。”

我和小李深知父母不易,临近开学,我从为父母建的单独账户里转出1万6,交给爸妈支付弟妹的学费,之后,每每家中有紧急大额支出时,我们也会担起一大半,算下来,大约从“小金库”挤出了1万。

少时深觉父母花钱无度,家中才会如此拮据,等我自己出了社会,才发现赚钱并非易事。没有学历和技术傍身,父母把我们姐弟拉扯大,尽量让我们吃饱穿暖,已耗尽心力。生活磕绊,意外常驻,足以剥走他们挣来的薄钱,正所谓“谷高三倍价,人到十分穷”。

十月秋风起,我们的基金却返“绿”了——小李成了被割的“韭菜”。

10月25日,洗完澡后,我百无聊赖地刷抖音,上一秒还欢喜在撩猫逗狗中,下一秒便失落在财经博主基金血亏200万中。我猛然一怔——小李手中的12万全都购买了基金——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跑出卧室问小李基金盈亏。

小李倒完水顺手递给我,掏出手机,趁着打开APP的间隙,给我做心理铺垫:“没事,亏了一部分,我们不卖就不会被割韭菜。”

但当我得知所谓“亏了一部分”是2万多时,那不曾筑起的心理堤坝瞬时溃塌,忍不住埋怨:“我们得存3个月才能弥补这次的亏损,宝贝,我们不买基金了好不好呀?风险投资其实和赌博没两样,但我们承受不起损失……”

我喋喋不休一通后,小李肉眼可见地低沉了起来。他解释自己也没想到会亏这么多,只是想尽力让存款能跑赢每年6%的通胀。最终我俩达成一致——等投进去的12万回本后立马套现离场,届时匀出3、4万进行中风险投资,其余就存定期或者投资其他稳健型理财产品——然而直到现在,基金仍旧死水微澜。

所幸,小李今年年终奖有3万多,算抵掉亏空,还让“小金库”金额见涨。现在,我俩毕业已然2年半,存款才堪堪19万,离30万的目标还有些距离,但这一路走来,我俩早已不再焦虑。共同努力后,我们得了勠力同心之乐趣:移动WiFi代替有线宽带,可以省下一半网费,但也不会抠到用临期商品代替食品和药品;我们会拒绝高档奢侈品,但也舍得花几百买一捧花,偶尔看一场电影、吃一次火锅、买一件衣服。

开始攒钱后,我们有了计划未来的底气,虽然仅19万存款尚不足以支撑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小家,但也足够应对骤起的些许风浪。

当然,相比于左支右绌地达成30万这个数字,我俩更希望所爱之人拥有康健的体魄、简单的确幸和热爱的勇气。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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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2-10 04: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历经辗转的童年,我只想逃离我的家 | 人间 · Z世代

 人间试错少年 人间theLivings 2023-02-10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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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蛮不理解,大人们在我幼年时做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蒸发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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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放学后》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从我幼儿园中班起,父母亲便开始试探着“往外走”,几周、几个月,从杭州、芜湖,转到重庆。父亲想把一家人尽量拢在一起,于是我小学时代辗转多地。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为了我以后的发展铺路,但我的成长一团糟,几乎成了父亲的翻版。上大学前,我从没谈过恋爱,冷漠却渴望表达,放纵却努力克制,认识的人都说我特别矛盾。



1


2001年9月11日凌晨1点,我出生在四川省泸州市的一个公立医院。白天,父亲躺在家里看到了本拉登袭击美国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新闻,“那里面都是全世界的精英啊,说不定我们孩子就是投胎过来的”,他逢人就喋喋不休,自豪于我出身不凡。

母亲那时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产后大出血她要动第二次手术,医护却到处找不到我爸的人。情况危急,外婆签了手术同意书。母亲后来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在爬山,我紧紧地拉住绳子。每次快要爬上悬崖的时候,就滑倒,我想起你还那么小,不能没有我的照顾。最后,拼命咬着牙就上来了,刚好医生在拍我的脸,说醒醒。”

待我们回到家中,父亲仍旧游魂一样,他连抱我的姿势都不对,差点把我憋死;好几次带我出去转悠,不是磕坏额头就是撞坏鼻梁。父亲单位分的福利房破旧潮湿,经年累月地漏水,母亲坐完月子后,外婆再也忍不了了。临走前,她对母亲说:“孩子他爸不靠谱,也不上心,别指望着他带孩子。”

父亲是90年代西南交大的大学生,机电专业,从峨眉山分校毕业后回泸州进了一家国营机械厂。我俩溜达时,他总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当年多刻苦,中高考他都一枝独秀,但在爱情上一窍不通。懂事后,我问他大学怎么度过的,父亲支支吾吾,“大学女生太少了,没谈恋爱”,出社会相亲时才认识我妈。

我妈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介绍人说“只大5岁”,但见面后父亲佝偻着背,衣着老式、面相老成,像大了10岁不止。同行的朋友说不合适,看着太老了。外公外婆却很满意:“这是大学生哦,了不得。”母亲从小很听两老的话,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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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架很猛,长到4岁,只要我受到一点欺负,哪怕对方有几个人,体格比我大,也要拼到头破血流,非打回来不可。小孩之间的矛盾鸡零狗碎,干了什么坏事也会很快忘记。我心安理得、随心所欲地搞破坏,为此爸妈给我转了七八所幼儿园。

周围人多番数落父亲,但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大人就是他——父亲会从小摊上给我买好玩的DVD,用台式机放给我看;教我组装台式电脑,给我做计算机启蒙;追着我喂饭,直跑到公共广场。幼儿园的多次转学,就是出自于他“多换个环境,让小孩有更多接触机会”的教育理念。

母亲似乎对感情“免疫”,不算冷血,只能说她对爱和子女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匆匆完成着社会给女人的既定任务。父亲则进阶为“逃避”,现在刷到短视频里有关感恩或爱的内容,会慌慌张张地划走。这样两个人,很少能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

母亲头上有个哥哥,而父亲是奶奶5个孩子里的老幺,家里把唯一的读书机会给了他。长大后,我似乎理解了父母那些“固化认知”的因由。叛逆期后,我开始频繁对抗,并加快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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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父亲单位改制,领导班子更替,效益下降,他拿到手的薪水降了一大截。母亲中专毕业,一开始在报社上班,后应聘上了沃尔玛的导购员,再升上领班。我们家的生活勉强过得去,但父母皆不想白白耗着。泸州就业机会实在有限,他俩决定一起去外地碰碰机遇。

伊始,父母怕万一他们在外安顿不下来,让我受苦,我时不时被他们寄放在外公家里。等他们干出点名堂,便回乡接我。我们搬到新家,漏水潮湿的旧福利房租了出去,新房子宽敞了些,方便叫奶奶来照顾我了。

等到我上小学时,他俩又摸索到了一个去杭州的路子,我则开始了长期在外公家的寄住生活。父母拎着包,我哭着拽衣角不让他们走,他俩安慰了我几句,便不再回头。外公用力把我拽开,我从窗户往下喊:“要早点回来啊。”直到他们消失在小区大门外的尽头。



2


幼儿园时转学过多,我没留下一个好朋友。小学开学报到,外婆领着我,看着其他小朋友呼朋引伴,我第一次尝到了胆怯的滋味。外公家三代同堂,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表妹分别占据一间卧室,所以我只能一直睡沙发。环境氛围突变,又得学着瞧别人眼色行事,我吃不下饭、睡不了觉,隔壁姨婆来哄,才骗我吃下第一口。

我家里的宝贝台式电脑被搬到外公家客厅,但再没人领我去买DVD了。有次舅妈心血来潮,我又按又拧,机子反应极慢,界面亮起来后颜色暗淡,明显发潮荒废了。舅妈打开了单机纸牌游戏,鼠标点了几下便“呲”地黑屏了,再无法亮起。我确信,我的好朋友——电脑里那些蹦蹦跳跳的小人,就此永别了。

外公和舅舅进了县城,在长江起重机厂打工,但骨子里仍是乡村那套节衣缩食、棍棒教育的理念,一点儿鸡毛蒜皮做得不合他们心意,便“赏”我一顿打,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落差如此之大,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渐渐地,我学会了伪装,跟从于他们的“美德”,掉了一颗饭,就赶紧捡起来吃掉。

大多数时候,动手打我的都是外公,“棍棒底下出孝子”,舅舅和妈妈都是这样过来的。舅舅性格也暴躁,看不惯时也拎着竹鞭对我一顿抽。他们甚至拔掉了电话线,因为只有我父母会打来,我接了就不让挂。那时我不理解,后来才知仅仅是因为长途电话费很贵。他们的暴戾恣睢,让我觉得很压抑、害怕。我向父母求助,他俩说,“习惯了就好,你会独立的”;我说被打了,他俩说,“好了好了,我们先挂了,你记得吃饭”。

我渴求甜味,却被他俩灌了一包水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望。长大后,我把“独立”践行到极致,什么都靠自己,也坚信自己能够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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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妹小我两岁,也皮,我们常和小区同伴一起玩捉迷藏,在新搬回家的电脑上玩“4399”。出门时,她也惦念着我,怕我太孤独;生病了,她喝一口枇杷止咳糖浆,也给我塞一小杯,因为很甜。

临到节假日,舅舅舅妈带着她,外公外婆则带着我,两拨人分开过。外公外婆在农村有众多亲戚,也可能是看我太苦相,每次“走人府(走亲戚)”时都一定会把我带上,试图以此来提振我的“士气”。这个舅舅、那个姑妈,只要有一家办宴席,外公外婆就去“随份子”,我就顺便蹭吃蹭喝,在陌生环境里住好几天。

有次,他们带我走了一个很远的亲戚。亲戚家一儿一女,玩耍时意外把我的左眼划伤了,疼得我睁不开眼。大人们也没说带着我看医生,先用土法子捣鼓,直到徒劳无益,女主人才慌了,怕我父母追责,先是安抚我,要我自认调皮,与他们无关,然后给外婆倒贴红包,捡了些土鸡蛋和蔬菜,让她帮着圆谎。

回去的路上,外公外婆打鸡骂狗,外公还逮住我,要强行把我左眼掰开,外婆则在一旁祈祷“阿弥陀佛,菩萨保佑”,我的左眼更疼了。到家后,左眼照旧睁不开,外婆破天荒地让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受伤的理由换了一个——是我自己搁幼儿园撞墙上了。

电话那头父母将信将疑,可也毫无办法。7岁的我第一次有了自己“命不好”的预感。

幸好,调养几天后,我的眼睛能睁开了,所有大人都长舒一口气。外婆说这都要归功于她平日里去庙里拜神、拜菩萨,拜得勤快,上天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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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只有过年时才会回来,他俩带着给我和表妹的新衣服,零嘴小吃,不断描绘着异乡见闻。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反应不咸不淡、零零落落,话题不得已转向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外公当着他们面,难得夸我:“这孩子很懂节约,每天给他3块钱的路费,总等最便宜的公交,来回只要2块钱。他这学期攒了50块,让我帮着存着交给你们。”

团圆饭吃完,父亲收了我辛苦攒下的50块钱,偷偷把我拽到一个角落,说:“()外婆他们很势利,每月给他们打了1000块做你的生活费,可你现在还是这么瘦。他们喜欢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给XX结婚时送了3次(红包),他们500块,舅舅家500,你妈1000。”

我呆呆地望着父亲,不太能理解他说的话,此时母亲还在餐桌上口若悬河。

“因为()外婆总觉得你妈在外面挣了大钱,其实我们在杭州也存不下多少。杭州不适合我们,很快就要换城市了。(我觉得)你在这里过得不好,等我们立稳了脚跟,到时候再把你转学过去。”父亲也不管我能不能听懂成人的算计,自顾自地叙述着。

一股陌生的气息从父亲身上散发出来,自他毫不犹豫收下我的钱开始,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柔,面目可亲。

母亲日常泡在父亲的抱怨里,转头就向外婆交了底。他们一走,外婆就冲我嘀咕:“你爸说些什么,说我没有照顾好你的生活,克扣你的生活费。哎呀!早知道你这次春节就跟他们一起去杭州呗!”外公也附和:“说再多也没有用!外孙外孙,为什么要加个外字?毕竟没有亲的那么好啊。”

这种不受待见的生活,让我愈发寝食难安,我做梦都想逃离外公家。可两年后,我才等来心心念念的转学。



3


班主任刘老师教语文,每天放学前都要把一众孩子赶去操场,排列整齐后才慢悠悠地向我们强调作业、规矩,再说些有的没的,才让一旁久等的家长领人。我个头矮站在第一排,被迫闻着他的口臭,承接横飞的唾沫。刘老师精熟表面功夫,像某个央视儿童节目的主持人,转脸就对学生图穷匕见。

在外公家寄住久了,他们越发对我腻烦,表妹大了,我支愣在客厅也不是个事儿,挨教训的次数水涨船高。父母也觉得我太“造孽(可怜)”,泸州实验小学在我出生那所医院下面,离外公家很远,我每天早上6点起,坐40分钟公交,跌跌晃晃地赶到学校,傍晚再赶回去。

父母费了一番工夫打听,托管班只负责学生午休和放学后的2个小时,直到听人说,刘老师家寄宿了一个学生,他们就忙不迭想把我也送去。刘老师淡淡应下了,虽嫌钱少,他体谅我父母打工不容易,就忍了。外公那边已对我全无好感,自然没有太多挽留。

父母觉得为我寻了一个好去处,我却觉得这陌生冰冷的环境跟外公家差不多。我才8岁,却早已习惯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对刘老师更加顺从,他给我和寄宿同学布置了额外的作业——写大字,背莫名其妙的诗歌,阅读名著写800字读后感,轻轻松松占去我的休息时间。当时少儿频道正播着《猪猪侠》《果宝特攻》,没有我的份,电脑更是摸不着。

不过至少,书籍中的瑰丽故事拯救了我,“白雪公主”“小豆豆”“小王子”的境遇让我觉得自己也能等到未来,但这一切截止在晚上9点半——刘老师会关灯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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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饥饿,一种精神和身体上双重的饿。有次刘老师夫妇外出,我和那个同学待在家,我顺手拿起一根面包吃掉,就像同学做的那样。刘老师夫妻俩回来后,指着茶几上放面包的位置,眼神凌厉,叱骂我:“没有跟我们说,就拿桌上的面包吃了吗?这种行为叫偷!”

我问同学为什么能吃,师母瞥我一眼,说:“别人一月生活费交3000,你交1500,这能比吗?还有你别忘了,生病、资料、衣物的钱还得自己出。你父母给的不够,上次生病都是我们掏的钱。”

那个同学不会为我出头,他早已谙熟这法则。

打工间隙,父亲回老家办事顺便看我,他提着牛奶水果上门,刘老师便戴上面具,收礼、讨好、试探。父亲一走,他又恢复尖酸刻薄,父亲送的牛奶水果,我还是没有份。

我老是不由得把自己代入童话里悲惨主角的境地,幻想着能改变故事的走向。可惜,幻想终究被沉闷现实打败。

二年级结束了,父亲刚好来接我放学,一见面,我就飞快地扑了上去,但他只是木讷地站着,一点儿高兴的样子都不愿意装出来。那几天,我生病发烧,拉他陪我打针,他一路责怪我为什么生病了。我低着头不说话,直到针扎进屁股,眼泪才不受控地涌了出来。

打针的姐姐为我圆场:“之前两天都是一个人来的,怎么今天打针就哭了,是因为见到爸爸太激动了吗?”

父亲局促不安地站着,嗓子里好不容易挤出几声干笑。



4


三年级时,我转学到芜湖,终于和父母团聚了。芜湖是安徽的第二大城市,从一年级开始就学英语。转去的公办学校不打算收我,可我爸工作单位跟他们有合作关系,最后还是把我“通融”进去了。

头天晚上,我对新的学校尚存着些期待,结果第二天在教室里只收了些嫌弃和冷眼,甚至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班里的男同学们围着我,一个男同学走上前假意问我从哪儿来的,我的回答还没出口,他一脚就把我踹倒了,我倒在地上,骨头疼,勉力爬起来拍了拍新衣服上的脚印、灰尘。直到下一节英语课老师进来,他们才一哄而散。

我脑子里嗡嗡的,根本听不清老师说的什么,下课后也不敢找人问,隔天被留堂,我又悄悄溜走了。英语老师的排外毫不掩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差生。我惶惶不安,但心里明镜一样,跟父母告状也没用——他们接到英语老师电话后,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第四天中午,英语老师找上门来,把我扯到教室外面,拿一把大人手掌宽的教学直尺打我手心,打一遍问我一遍,直到我双臂都涨得疼痛。

我从零学起,音标自己买录音带。学习上指望不上父母,他们一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却只是迫不及待地把我丢去托管机构,回家再恶狠狠地提问。父亲变化很大,我才发现他如此暴戾,动辄在公共场合大吼大闹。我一度觉得很羞耻,但我也莫名学会了。叛逆时,也习惯了恶语相向,根本不顾引起了路人多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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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芜湖求学的时光,父母的关系也不太平。母亲吃不惯芜湖的饮食,一心想回到重庆,发展机遇更大,离泸州也近,父亲想要再缓一缓。

一次他们吵得激烈时,不知道是谁用力把装着刚炒好菜的不锈钢碗“哐当”扔在地上。我们一家和父亲的一个同事合租,那个同事会自觉把房门紧闭。这样的次数多了,我能迅速抓到苗头,提前把菜端进厨房,以此减少硝烟过后我打扫卫生的难度。父母还存着一丝羞耻心,转移到卧室边吵边砸,手边硬的软的,花瓶、遥控器、枕头……统统往对方身上掷去。有次我站在中间劝架,被遥控器砸到头,顿时哭了起来,然后我妈抱着我喊:“幺儿,疼不疼?”

从此之后,我竟生出了些奇怪想法——我乐意他们吵架,更巴不得他们又把东西砸在我身上,这能让我获得一丝久违的温暖。

母亲那时在“郎酒”上班,职位是营销经理,需要参加很多酒局,一回到出租屋就钻进卫生间吐得昏天黑地。2010年前后,酒水行业十分赚钱,公款吃喝盛行,像我妈那样能喝,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家里经济地位变化,父亲嫉妒母亲,便耍起了脾气。母亲这样辛苦,他还看不起,总对着我贬低她是“三陪”,天天在外“鬼混”,然后安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合租同事都看不下去,用开玩笑的语气劝:“老杨,学下你的儿子。”我在一旁赶紧扶着母亲进卧室,倒水、拿盆子,让她能舒服一些。

在那种情境下,我开始刻意回避有关情感的一切,性格越发胆怯,被欺辱也不敢反抗。当我们一家人勉强坐在一起看电视,遇上温情的广告,我会比父亲更快调走。生活饮食的差异和孤独,竟让我在一瞬间想念起了泸州。虽然泸州没啥美好回忆,但那一点点熟悉感也比漂泊强太多。



5


我的境遇很快否极泰来。母亲跟我说:“这边应酬工作太重,我决定还是回离泸州更近的城市发展。”她砍瓜切菜般调回重庆,又联系上了刘老师,准备花钱把我重新插回泸州实验小学。

父亲无力阻止,只能趁我妈不在时,多次策动我:“我看你在老家待着并不好,把你带在身边改善伙食,但你妈总说芜湖不适合她。你可别被你妈带跑了!”

但这事一路畅通——虽然我在芜湖的学习刚刚有了起色,跑步得了全班第一,学校想发展我做体育特长生,因为期末考试考了90分,英语老师也一改往日态度,甚至有女同学向我表白——可三年级的孩子哪能生出几分主见?我心里对父亲叨叨的有点认可,因为这里的教学水平好太多。

可惜没有如果。回泸州自然要去外公家,迎接我们的是舅舅的嘲笑。饭桌上,他们问母亲:“外面有什么好,现在还不是又把孩子送回来了?”

小城市的人确实是这样,年轻时候不出去闯,过几年后愈发胆怯。就像我的堂哥,大学一毕业,就只想回泸州当小学体育老师。

这次,父母把我送去了奶奶家,不用再睡沙发了。我妈想等着父亲也调回重庆再一家团聚,那又是一年。

奶奶家是典型的农村自建房,三楼有2个房间,我暂住堂哥那间。奶奶住二楼。门口是公交站牌,四周有田野、池塘。每天有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和我一起坐40分钟的车到学校。平时家里没有其他大人,我就帮着奶奶割草喂猪,打理农活。

母亲回老家附近出差,有时能待上一周多,便接我去找其他亲戚家的小孩玩。大人们坐一起聊天,我偶然窥到有个叔叔偷偷亲母亲的脸,于是故意在他们面前晃,咳嗽了一声,那个叔叔的动作戛然而止。我后来偷偷把这事告诉父亲,他却很无力:“真的吗?你当时还看到别的没有?我现在还不能跟那个人闹翻脸。”

母亲偶尔也带我去外公家,但一切还是老样子,除了和表妹见面好受点。

奶奶待我不错,但面对着旷野,我常感到孤独。奶奶70多岁了,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去医院也查不出所以然。父亲口头很关心奶奶,说些“保重身体”的场面话,但几乎从不主动带她去医院。我一提起,他就反问:“你是孙子,你怎么不带你奶奶去?”外婆评价他:“你爸不是‘晃晃儿(混混)’,但太死板了,办事不靠谱。”

而外婆的话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6


四年级下学期,我打篮球时,一个小孩不知道被谁推搡,冲过来撞到我后背上,又弹落在地,胳膊磕在水泥地上。我扶着他去校医室,校医治不了,送去大医院被判定为骨折。那小孩什么都不懂,只记下了我的名字以及我当时说的“对不起”。班主任带我去医院看他,他妈也在,没为难我,但要学校有个交代。学校翻了几番,小孩当时正跟着一群同学疯跑,他害怕不说,所以也没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他父母便调转矛头对准了我。

父亲一辈子搞不好交际,他知道以后竟然把手机关了,想藉此息事宁人,反倒让那小孩父母觉得我们做贼心虚。待父亲被对方找到后,两家人上谈判桌,一开始协商,赔几千。父亲这才反复询问我当时的情形,还找来一起打球的同学。确认了错不在我之后,他就又不接对方电话了——他想着,我下学期要转学去重庆,拖着拖着,就烟消云散了。

之后我插到了重庆的一所新成立的小学,那个学校招不满生,所以很乐意接收我们这些转学的学生。本来要面试,但招生老师听到我800米跑了第六名时眼睛一亮,他质疑成绩单上体育才60分,我急中生智解释道:“那是同学帮着打的分,随便打的。”

这件小事,被我爸一路记到如今,逢人便说。

新小学的转学生很多,20多个,都是因为父母来重庆务工跟着来的,这就让我少去了在芜湖时被本地孩子小团体骚扰霸凌之忧——但在我们班体育老师面前依旧不能幸免。跟在父母身边后,我长高了不少,脸上有了红润,学校也想推我去当体育特长生,专攻400米。我又做了班里足球队的队长,比赛时击败了体育老师带的那个班。那次踢完后,他恼羞成怒,专门喝了口水喷在我头上,还不顾形象破口大骂。

好在,很快,他出局了。

新小学的生活快乐不少,我交了一些朋友,带领足球队踢赢了其他两个班,校运会拿了400米和800米的第一名。往昔的阴翳,一扫而空。

但父母吵架更厉害了,父亲追着我妈“查岗”,一个电话没接,他就夺命连环call,然后转过头带着哭腔跟我说:“你妈不要你了,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母亲一到家,他必然像警察一样盘问她的行踪。老戏码在重庆家里上演,打架,砸饭菜,他们开始把“离婚”挂在嘴边。

我们一家人仿佛从未爱过,大吼大叫成了家常便饭,我跟同学平时都小声说话,在家里这会显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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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篮球的旧账重提,因为父亲办事不得力,我走后,泸州实验小学顺水推舟彻底把问题抛给我们两家,并扯谎说我们畏罪潜逃。这让对方死死咬住了我们,非得争个好歹。多轮协商无果后,他们把我们一家告上了法庭,我们得不断回泸州应诉取证。

我妈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说了多少次了,这件事情私了最好。当时大不了就3千,现在搞成要我们赔4万了!”

“要是当时就妥协了,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麻烦要我们赔钱怎么办呢?”父亲也不服气,“我相信中国的司法系统,会还我们一个公正!”

开庭后,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未成年人,我和那小孩都没出庭。庭审结束,我问外婆:“我们赢了吗?”外婆喃喃:“赢了,赢了。”父母却阴着一张脸不说话。

最后我才知道,父亲没等来他的“正义”,法院选择两边各打一大板,对方借着在部队的关系,判我们赔2万。家里所有的亲戚大人轮番指责我,问我为什么要道歉?为什么要扶起那个该死的小孩?

这些耻辱感不断撕扯着我,我下决心以后得更加冷漠才行。父母也变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们对我更少有温情,父亲甚至习惯了在公共场合对我大吼大叫。

“我不想再回到泸州了。”尽管他们变得面目可憎,我还是鼓起勇气,第一次坦白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7


但过年少不得还得回泸州。可能因为当体育生的缘故,我个头蹿得很快,身材高大了不少。外公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抱着我高兴地喊,“外孙长大了呀!长得比我还高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恩宠,我手足无措。还有就是,我与表妹竟无话可说了,迈入青春期了,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圈子。

之后每次回泸州,童年的黑暗记忆就会沉渣泛起。我蛮不理解,大人们在我幼年时做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蒸发掉了呢?大人都说,是因为你做了错事,才会打你。

这些作践,让我比同龄人更早熟些。我爱上了历史书,乐此不疲揣摩那些政客英雄,我长成人精,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在新环境脱颖而出后,我开始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行为博关注,为逗笑身边同学,公然捉弄挑逗女生。

小升初时,父亲给市一中上报我是体育特长生,回来沾沾自喜走上了后门,让我好好把握。我十分反感,我本来就是正当竞争,没必要把我碾进泥里。但我没算到,考试时我发烧了,800米被对手反超一大截。我哭着跑完全程,跌跌撞撞走向父母,他俩竟然在那一刻,双双侧着身子躲开了。

“你是个屁的体尖生,连小姑娘都跑不过。”父亲见实在躲不过,从上往下鄙夷地瞅着我,“白给你机会了,浪费我的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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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后,我再也不提自己曾是体育尖子生了,也放弃了这条路。我开始寄宿,刚开始室友们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我却因变成一个人、远离过去而兴奋。这次,耳边再也没有喋喋不休的说教了。

除了踢足球,周末和寒暑假我就窝在家里上网、看小说、打游戏。我在游戏里认识了几个年龄相近的网友,聊天才发现他们的生活好轻松,根本没有我这么多要累的事情。

我也喜欢上了看网文,浏览各大网站里的科幻、悬疑、古风、言情小说,有次在热榜上看到一篇网文朝代错乱,就主动联系了那个写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十人忠实粉丝群”,帮忙试读。

我也萌发了自己写作的欲望,散文、读后感、小说,我都捣腾了些,之后就是写连载小说,我会花上大半个晚自习的时间写,第一波读者就是我的同学们。父亲开家长会后意外知道了我写小说,又是劈头盖脑一顿训斥。

更糟糕的是,我近视加深了,之前跟父母提配眼镜,他们觉得浪费钱,我强撑着若无其事地生活学习。无奈再提了一次,父母暴怒之后带我去了眼镜店,一查200度。在店里,父亲吼:“败家子,现在又是近视眼了。”

我一听,转头直接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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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是先填志愿后出分,父母为了求稳,只填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因为之前签了学校降10分的协议。实际出分,我的成绩比预期更高,但木已成舟。

暑假时,我参加学校的夏令营并通过了开学测试,考到了“清北班”。父亲又搬出那套“别人看你是外校来的,给你一个‘清北班’的机会,看你抓不抓得住咯”,我异常难受、自卑,像是我高攀了一样。

西大附中属于重庆高中“七龙珠”之一,同学们表面和睦交好,实则暗流涌动。4个“创新班”206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初中部直升。我再一次成了外来者,每天要花大把的时间暗中角力。

成绩掉到了前400,父母老生常谈,认为我不够听话,得知我重操写作旧业,斥骂:“不务正业!”如此这般,我都不愿同他们耍心眼。我准备参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央求他们帮我邮寄文稿,但等待我的是:

“已经看了这个小说了,不知道你写的什么。”

“不要东想西想,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

童年的颠沛流离,让我总期待着换个新环境,这样仿佛能带给我新生一样。父母要我高考前别谈恋爱,上大学后认识了女友,父母又嫌弃她是福建人。如今回想,生活有太多不如意,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于死守的舅舅舅妈,他们勇敢太多,给了我新环境。但我仍旧只想逃离,还想逃得更远一些。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黎欧



人间试错少年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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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2-24 02: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学毕业,我被母亲困在闽南内衣小镇 | 人间 · Z世代

 来温 人间theLivings 2023-02-24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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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斌忙得团团转,我们只剩下工作上的事能交流了。慢慢的,他在吃饭时间里选择休息一会、喘口气,或是打开一段短视频,似乎遗忘了手机里的那些英语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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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内衣白领风云》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当年高考完填报志愿时,我打定主意要出省,去四川一所高校读新闻。我兴致勃勃把想法告知父母,母亲反应淡淡,也没表态。翌日中午,她老神在在(闽南话,从容稳重,含贬义)地说,凌晨拜了关夫子庙为我去“跋杯”了。

闽南风俗,跋杯即掷筊。杯筊的凸出面称为“阴”,平坦面称为“阳”,掷出的杯筊,一阴一阳为“圣杯”,表示神佛认同事情可行,两个阳面为“笑杯”,表示此事还需再请示,两个阴面为“阴杯”,代表此事神佛不准,凶多吉少。

“我把你要去四川读书的事和夫子说了,拜了三次都是‘笑杯’,夫子都认为你不能出去读书。我说,那就留在福建吧——这一跋杯就成了。你看,夫子都这样说,也不是我想拦着你。”

“明明就是你不想我出去读书,别把这件事推到神佛身上……”我说。

母亲立时呛声:“出省有什么好?在哪儿读不是读?你挑个近点的学校,我偶尔还能去看看你,地方近点,心里也有安慰。”她眼泪说来就来,絮叨着,“你出去读书,一个人在外面,我得天天担心你,你记不记得你高中的事?我在家里哭了一个月多!”

那旧事想来让人啼笑皆非。高中时,我终于出镇到了市里,离家不过一小时车程。我想住校,母亲面上不显,私底下哭了一个月,亲戚们好说歹说,她才消停。

我反问母亲:“要是你早上跋杯的时候,夫子同意了让我出去读书,你能同意不?”

“不用说这些没头没尾的事,夫子本来就没同意。”她避而不答。

之后,这场角力持续了一个星期。母亲每天手捏纸巾,眼泡浮肿,急得嘴角燎泡。亲戚们熙熙攘攘来劝,唯有弟弟挺我:“你应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老是这样,你别理她。”母亲听到,气得要抄鞋子。

五个亲姨姨私下也来找我,四姨说:“你妈这么多年过得很不容易,你该乖一点,让你妈这么伤心,太不像话了。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读书……”

母亲煎熬,我心里何尝不憋闷。最终,我无奈妥协,换了所漳州高校读新闻专业,同母亲谈好条件:“我可以在省内读书,但是毕业后工作的事,我要自己决定,自己选择想去的地方,你同意吗?”

母亲旋即眉开眼笑、连声同意。可实际上,大学几年,她一次都没来探望过我。


------

2018年,终于等到大三实习,我信心满满地往北上广撒网,母亲则再一次祭出眼泪和“夫子”阻止我。她哭得不着痕迹,做饭时忽得就停了声音。我慌忙转过头,只见她绷着肩膀、满脸是泪,我吓一大跳。

我问:“发生什么了?”

“你就留在家这里工作,好不好?”

这话听着像商量,实际是通知。此前我和她推搡了两天,选志愿时的承诺一律不作数,她说:“你要是准备出去工作,我就得没日没夜地操心你,你这是要逼死我。”夜里,她又掏心窝地说她和我爸关系焦灼,弟弟毕业后注定会外出打拼,而我如果不陪着她,她就没了指望,孤零零地过活,不如死了算了。四十几岁的人,哭起来如此狼狈。

半晌,她擦了擦泪来了句:“我今天去拜了夫子,夫子也不同意你出去工作——看吧,夫子也要你留在这里。”

我哑口无言。从小到大,父母关系一直很僵,他俩年轻时互殴,上了年纪吵架。一开始,我和弟弟还觉恐惧,后来就习以为常、麻木了。父亲祖上富过,他当年小有资产,一艘船,还有房产。母亲在本家排行第六,当年家里直到老七才终于是个“麟儿”。外婆停止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生育战时,已经奄奄一息。家贫母弱,只有两个姐姐和弟弟读了些书,母亲没轮上上学,认不得字,十几岁就进老家厂子里学做内裤车工。23岁时,她相亲相上了比自己大10岁的我爸,几个月后迅速结婚。

婚后,母亲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我爸破产,船也贱卖了,就此一蹶不振,母亲无奈重操旧业。父亲是个“木偶人”,母亲说一提一动。在我人生约1/3的时间里,他整天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出门晃荡。工作和饭菜一样,要喂到嘴边。父母互为镜像,母亲控制侵占,父亲匿迹隐形,像个幽灵般穿行于家中。20年来,母亲日复一日车出一条条内裤,养大了我们姐弟,操持好人情往来,甚至攒下了一笔不菲的存款。我们衣食无忧,龟缩在他们的婚姻败絮里。

“我就只有你和小弟了。”母亲说,“我都是为你们两个活着的。我为你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现在老了,只想少操点心,看着你好好的,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母亲又哭了,她拿捏住我了。我陷入巨大的茫然,心里有再多的不甘,也得埋好藏好。

我该怎么做?



2


福建沿海,撑起家乡小镇的无非两个产业——渔业、内衣行业。内衣专攻外贸出口,改革开放之后发展了几十年,已是全国重要的内衣生产基地之一,得了“内衣名镇”的称号。开车进小镇,大道两侧皆是一杆杆醒目的宽幅内衣广告牌,一张张帅气漂亮的白人面孔。男士只穿内裤,露出健硕肌肉,女士身姿曼妙,内衣颜色鲜妍。配以各色公司品牌名,围成了一道绿化带之上的殊异风景线。

所以,在小镇找工作,除了考编就是进内衣厂“跟单”,母亲早给我合计好了。我一听是和内裤打交道,天然抗拒——母亲长年累月地扎在内裤堆里,打骂我时身上就浸润着布料的味道。

“你有好几个表姐也是做跟单员,人家都做得怪好的,一年赚十几二十万。别的工作倒是有,你会教书吗?你学会计吗?你这读出来啥也不会。跟单员怎么也是个坐办公室的活儿,妈又不会害你。”母亲看我面上愤愤,劝我。

我说要是能出省,自然能找到适合专业的工作。她叫我少顶嘴,单方面帮我定了工作,隔天领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内衣服装公司。我俩站定,她指着办公楼对面的厂楼说:“这家厂开了三十几年了,前年刚从旧厂搬到新厂,你妈我年轻时就在这里做过内裤,大老板人挺好,赚得特别多,在镇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车间里有几百个人,你看这新厂,多气派。”随即带着我上楼面试。老板娘只简单问过几句,就叫我过几天来上班。

下楼时,母亲和我细说:这家公司大老板如今已经退休,现在由他儿子管理公司,还有一些她在这里工作时发生的大小趣事。她呢喃着,笑容不由得回到脸上,我的难受也跟着消退了些。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外贸跟单员。当然,按照老家的语言习惯,无论是坐办公室、还是踩机台,统一都被称为“进厂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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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第一周,一同入职的共5人,我、小杰、萍萍、陈斌和梁平,岁数大都差不多。老板安排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之后叫来一位前辈带着我们去工厂车间。

办公楼、工厂面对面,两分钟就到。前辈先把我们领去装箱区,说接下来一周你们就安在这里。小杰没听明白,问她什么意思——她麻利坐下,撑开纸箱,撕拉下一段胶带封底,纸箱翻正,按配比表把包装好的内衣叠进纸箱:“你们就按照纸上写的装,每个码数需要多少包,一定不能装错了。可以几个人互相配合,一个人装一个码,最后再把箱子封起来。”

示范完后,前辈问还有什么问题,我们面面相觑,只有小杰再次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这种活儿应该也有人负责吧?”

前辈觑他一眼,道:“跟单不是只坐在办公室,也应该了解工厂的每道工序。你们现在实习也没什么事做,这里缺人,来帮忙是应该的。”

她说完就走,我们也只好照着她的话忙活开来,没有椅子,就拉了点纸皮垫着。小杰打着包,悻悻开口:“我们是来学跟单的,又不是来做杂工的。”

我这才意识到,小杰和我们不太一样。

梁平适时转移话题,指着框里的女士内裤:“这是什么裤子?”

小杰眼都不抬:“丁字裤啊,你没见过吗?”

我们剩余几人登时尬住,互换眼神、掩饰笑笑,梁平脸涨红一片——确实,我们几人都没见过。

装箱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清闲。为了拿货、装货,我们需反复弯腰,断码时四处找货,在整个装箱区来回窜。一周的时间里,我知道了小杰曾有过跟单经验,他在上一家公司干了3个月,但学不到什么东西;陈斌从一线城市归乡,以前的工作和跟单完全不搭边,现在要从头学起;我、萍萍和梁平,则毫无经验。



3


灰头土脸一周后,我们被叫回办公室,正式学习跟单。我的直属上司是一位年轻的业务员,脾气好、温声细语,刚见面就安抚我:“这份工作不难,你用心做就好。”

起初工作确实清闲,我甚至过了一段按时上下班的好日子。内衣厂办公室装潢别致,楼层边角立着4个独立的隔间,分别是老板、业务员、财务和厂长的;中间的大开间则是我们跟单员的地盘,20个工位。办公桌宽敞,前辈们桌下都塞着好几个塑料收纳箱,收着内裤相关的物品。

公司大部分产品都是内裤,我们的学习重点自然也集中在内裤上,比如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内裤各个部分的辨别、布料种类的区分等等。英文尺寸表的翻译,国外不同公司有不同风格,用词五花八门。我曾一头雾水地盯着“Cross Front”这个词组,死活都想不明白这是指内裤哪个部位——直到问了上司才恍然大悟,它在这个品牌的女士内裤尺寸表里指代“内裤的前宽”,就是腰围以下最宽的部位。

小镇工厂里的打版师通常不懂英文,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准确无误地翻译好客户用邮件发来的英文尺寸表,注明辅料材质尺寸,打版师好以此进行开版,之后才能够裁剪布样。女士内裤通常要注意腰围、内叉的前后宽度,以及前长的尺寸,辅料所用的蕾丝花边、花芽松紧带、包边带等,皆需打版师提前余留布料;男士内裤好做一些,辅料花样少,但也需在腰围松紧带上下足功夫,常见松紧带宽度为2.5至3.5厘米,余留布料也相异,倘若因为我们标注失误导致开版错误,就会招来打版师和上司、老板的几重厌恶。

普通款内裤前片、后片、内叉三块布基本搞定,复杂点的会多些布片。这些布片经样品室出样品,挑拣出优质的几条,由对接该客户的跟单员负责寄送。大部分客户只需中码的样品,也有部分要求全码——全码的工作量等于开一次大货版(最终量产的版本),一遇到这种事,打版师都极难拜托。

部分客户会在样品寄达批准后才下订单,也有客户会先下订单,再批样品,而一旦样品批准的时间拖长,环环相扣的辅料批准时间和大货生产时间也跟着压缩,给跟单员和工厂都造成一连串麻烦。

上面的流程熟悉了,老板便带着我们5个新手跟单员去参观布厂、染厂和松紧带厂。回来后,他请来几位前辈教我们辨别布料、辅料——市面上最常见的,100%棉的纯棉布,95%棉5%氨纶的氨纶布。前辈教我们上手拉扯布料——纯棉布几乎没有延展性、氨纶布延展性好,再高档些的竹纤维、莫代尔,触感丝滑。国外订单布料选用严苛,我们取布时倘若不慎拿错布料,样品还寄出了,那会给客户留下极不专业的印象。

“好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也多了点指望,甚至觉得“这样也不错”。之后,上司通过邮件把我介绍给客户,她细细指导了我发邮件的诀窍,而每寄出一次快递,我都得发送包裹清单给客户,注明于何时寄出了什么。

“这是现成的证据。”上司点我,“遇到客人过久没有给出评语的情况,我们找出邮件对照时间,才能证明不是自己的过错。”

她说和客户沟通,最好是打电话,既方便“催评语”,也方便问清订单上的迷惑之处,而一旦电话中涉及订单细节,哪怕得到客人口头肯定,还必须补上一封邮件。


------

半个月后,我们才正式跟第一个订单。

这时我发现自己太过天真:我们的工作要跟完一个订单的所有流程——产品打样、样品制作、寄送,等客户批复主料辅料,这只是前期的一小部分,我们还要负责订单采购,跟进工厂生产进度,再定好船期与货柜,直到把一箱箱货物送上车,才能短暂松一口气。

大部分的订单货期为3个月,厂长强烈要求必须预留1个月的生产时间,所以就意味着我们得在2个月内要搞定一切主辅料。老板还火上浇油:“你们得留给染厂1个月时间,留给松紧带厂1个月时间,整天催来催去,你们也烦,他们也受不了。”

老板离了一线,拍屁股的话随口就来。顺着时间线往上捋,那我们的正常批复时间就只剩1个月。掐指算算,染厂需要3天来打样,寄到客户手里等批复,又是7至10天,小半个月一晃没。碰上难缠的客户,一个颜色等批复都能捣腾两三次,再比如男装的松紧带,订线、织带,15天是正常周期,一次性通过是天下红雨(闽南俚语,全话是“天落红雨马生角”,意思是指不可能发生的事,多带有调侃、贬损的意思)。最后能怎么办?只能我们去和供应商协商,讨债似地催。

入职2个月后,我们5人都入了加班大军。小镇工厂没有双休,更别提五险和社保,运气好时能得个周日休息。不只新人,老人也加班,前辈们也为手头订单忙得焦头烂额。



4


在跟单过程中,琐碎步骤尚算好的,频频出现的“突发事件”才是最大的阻力,货期逼近,人就是那热锅上的蚂蚁。

内裤样品是最常出岔子的。样品室也是我们的“第二办公室”,5个样品员分别负责不同工序,需要应对至少20个跟单员林林总总的样品需求。跟单员并不是3个月里只跟一单,而是多单并驾齐驱。久而久之,这5个样品员就成了我们必须捧着的“角”。每个同事走进样品室,都得赔笑脸,轻声细语道:“样品做好了吗?”生怕惹她们一个不高兴,自己的样品就得压后。

第一次做样品,我就碰上个大货版——一款女童内裤,英文尺寸表上从2/3码到16码,整整8个号!我拿着翻译好的尺寸表去找打版师开版,她瞪着尺寸表,数了又数,怒道:“你怎么做个尺寸样品还开全码版?!这么多码,多耗时啊!不是我不给你开,其他跟单员做尺寸样都只做一两个码,你怎么要做这么多?这么多个码数,我就是给你开了,样品室都不愿意做!”

打版师抛了锅,我一筹莫展,只能去求教上司。上司打电话问样品室的吴兰,小心翼翼地试探样品室最近是否产能富余,能否做8个号码的尺寸样。吴兰立时抗议:“不成啊!其他人还有好多样品呢,尺寸样做8个号?哪有这种事!你不能和客人打个商量吗?”

电话挂断,上司转而跟客户磨,幸好磨出了结果——客户挑了其中3个码——还是多,但对方已经让步,我们自然也不能再进尺。

吴兰负责做女装,脾气差。一个前辈点拨我,对着她嘴巴要甜,更不能先着急发脾气。

一次,萍萍被客户催要一套女装样品,她拎着布料在吴兰身边甜言蜜语一下午,嘴巴都干了。吴兰瞥她一眼,指着角落说:“你倒是睁眼看看,那边还有那么多样品等着做呢,你凭什么插队?”

萍萍苦涩道:“这也不是我想的啊,是客人急着要的。”

“其他人也都说急着要,我又没长八只手,哪里能应付你们这么多个?”吴兰也不耐烦,“我现在做黑色的线,你是白色的布,难道我还得特意为你换个线啊?我又不是来伺候你的!”

萍萍没辙了,只好放下样品蔫头耷脑回到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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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单员聚会时,常拿手上跟过的样品比惨,比如,尺寸差了1厘米,被客户无情打回;内裤腰围拉开度不够,被嫌弃;针脚不够密集,16针做成14针,不行;哪怕尺寸合格,客户认定布料起球严重……客户拒得爽快,我们却只有同一个下场——赔笑求5个样品员重做。

大家屡屡对样品室唉声叹气,我也很奇怪——样品员既然那么忙,为什么不多加人手?一个资深前辈现身说法:“要钱啊!样品室又不像我们,他们贵着呢!就算样品做不出来,他们也基本不会加班。他们加班要加班费的,又不像我们。”

私底下,我听同事们叨叨,别看吴兰她们现在每月工资才5、6千,等资历熬上去了,手艺熟稔,工资自然水涨船高。公司得仰仗她们,年底老板会包上丰厚红包,一年下来收入10来万也不稀奇。

萍萍刚偃旗息鼓,小杰就步入后尘。他手上一套样品来回做了3次,客人仍不满意尺寸。没办法,小杰只能从头再来,他拎着布片去样品室,吴兰推诿,两人相持不下。

“大家都是打工的,都拿着工资上下班,你凭什么不愿意做?”小杰涨红了脸,扔下一句,“你神气什么?”

吴兰嘴上骂,手上抓起布片丢到墙角。

当晚,小杰就辞职了。下班后,他找我们4个同期告别,饭桌上脸色灰败:“是老子主动不干了,这地方待不下去。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分工明确,跟单就是跟单,采购归采购,订舱归订舱,不像这里这么压榨人——3000块的工资叫人做牛做马的,想得倒是美!”

我上班不过个把月,自己公司里的事都一团浆糊,更别提其他厂的情况了。小杰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我之前傻傻地以为跟单员的工作量就是这么夸张。



5


小杰走得潇洒,很快,有一就有二。一年忙碌完,同期入职的5个人,居然只剩下了我和陈斌。

新人陆续来去,我和陈斌荣升为“前辈”,手头订单猛增,工资只涨了500块,工时却比“996”还漫长。客户下订单后的一个月,办公室人人加班,有家室的会被早点放回,但基本也在晚10点左右;我俩更晚,经常到晚上11、12点。

20岁出头,身上一阵无畏的勇,觉得反正下班了没事做,不如加班。老板给我俩画饼,说之后每成一单就给我们提成,这笔钱加总到年终奖里。我俩还暗地里讨论能拿到多少钱,仅一个假想的数字,就让我俩开足了马力。后来,有老同事戳破了这彩虹泡泡——早几年老板就这么跟他们说了,现在都没兑现。

一个人常加班,是个人效率问题;一群人常加班,是老板有问题。当然,我俩对此无计可施。说来好笑,白天本应是上班时间,但几乎无人能安稳坐在办公室里,大家要处理样品、和工厂交涉、和供应商耍嘴皮子,或像只没头苍蝇满仓库乱转,只为寻一块客户要的布样。到了晚上,我们才有时间处理工作事务。

一天晚上,我和陈斌蹲在办公室角落吃外卖,我好奇问:“每天都这么加班,你有没有想过换工作?”

“可这里工作机会少,一旦做了跟单,换来换去也只是换工厂,没什么差别。”他扒了几口饭说,“赶紧吃吧,不然晚上又得过12点才能回去了。”

我低头干饭,心里点头认同。这“内衣名镇”工作机会少,跟单已是光鲜的了,我总不能下海打渔。每晚母亲都亮着灯枯坐到我回家方去睡觉,她担心我一个人晚归不安全,但对加班她并无异议。在母亲的人生信条里,吃苦才能赚钱,她不怕吃苦,也不允许我怕。直到现在,母亲仍是车间里的一流好手,随便一个厂都抢着要。

小镇内衣厂的车间工人都是计件工资,做得多、快,到手的工资就越多。一间工厂里,工序繁多,男装有四线、五线、左刀、平车等;女装有四线、花边、打边、平车等,接检验、包装。凡踏实肯干,总能赚到钱。一回深夜赶工,我向一位包装大姐打听,她正常每晚上工作到10点,遇到好做的货,一个月能领8、9千,平常也至少6、7千。像她这样的车间员工,似乎都对我们有所误解,他们认为跟单总归是坐办公室,再忙再累也不及他们。

母亲给我鼓劲:“你现在多忙一点,以后就好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咬咬牙,心想,行吧!现在这么辛苦,说不定只是我还不够努力,做得还不够好。

于是我一头深深扎进工作里,社交圈独留同事,发小朋友们每次组局我都是缺席的那个。生活只剩下吃饭、睡觉、工作。夜晚加班到腰酸背痛,转头看到其他人也在埋头苦干,心里竟浮起些微安慰。


------

陈斌却给我的“努力”敲了警钟。一天,我们又一起吃外卖,他突然说:“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我抬头望他,问他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跟单无论做得多好,也就是个跟单,只要有耐心,够细心,这种事很多人都能做。难道你想做一辈子跟单吗?这份工作没前途的。”

那时我刚工作不到一年,从来没想过这么长远的事,经他一提,惊出一身冷汗。

“你知道小杰辞职的时候老板娘和他说了什么吗?”

“说了什么?”我心里奇怪,他怎么突然提起小杰。

“老板娘说,他爱走就走,没人拦着。现在大学生这么多,要招坐办公室的人一抓一大把。工厂里最值钱的是车间工人,最不值钱的就是文员。”

这话说得我心头窝火,仅剩的那点自我价值碎成渣渣。陈斌则一脸漠然、理所当然,似乎他早已消化完了。

沉默许久,我喃喃道:“资本也太高傲,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你也不用生气。”陈斌看我一眼,“跟单虽然吃力不讨好,但要想摸透工厂的一切,跟单才是基础。等把内裤的生产都摸透了,我们可以去做业务员。业务员和跟单不一样,有更好的工资、待遇,也更不容易被取代。”

“我们得抽出时间好好学口语,业务员需要和外国客户打交道,没有好英语是不行的。”陈斌举起手机给我看界面,上面好几个学英语的APP。

是啊,生气发火有什么用,自己不往前走,只会日复一日地陷在枯燥的生活里。我也很快行动起来,见缝插针学东西——一天三顿饭,边吃边背几个专业术语;在办公楼、车间、样品室来回腾挪那几分钟,也拿来复习;睡前挤出半小时,多看几页书。

陈斌偶尔和我分享心得、互相鼓励,我们成了一个阵营的好战友。但工作不会怜惜我,忙到昏头转向,回家恨不得倒头就睡,强撑眼皮看书成了催眠。我咬牙坚持一个月,货期一逼近,好不容易制定好的节奏就崩溃了。

我们工厂存货饱和,订单又经常赶死线。为了清晨能够顺利赶到货仓,我们通常半夜出货。运气好时,订单很快能出完,好歹能回去睡个囫囵觉;倒霉时,得盯着装柜员工数每种不同箱唛的货物,直到每种都对上,货物出清才算完。最忙碌时,一顿安稳觉都成了奢侈,急促繁密的手机铃声、微信提醒让我神经紧张,生怕拿起手机就迎来一起“突发事件”。

磕磕绊绊地过完那段时间后,我整个人卸下劲来,一上秤,居然掉了5斤。可我还是忍不住叩问自己:究竟是图什么?工作确实是要做好,这没错,可这么糟践自己,难道就是正确的?



6


那阵忙完后,老板趁着我手头订单时间充裕,派我去深圳出差3天——客户公司组织了一场交流会,专门讲解其新季度将推出的订舱系统、箱唛细节和对色标准,各厂都派了业务员和跟单员参会,以此希冀提高新季度订单的沟通效率。

母亲压着我的志愿和实习,公司出差她阻拦不了。但她还是特别不放心。我只好说:“出差是公司安排的,总不能说不去就不去吧?那工作还做不做了?”她没辙了,但要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给她发微信,登机下机都得报备。我也没辙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差,等待起飞时,在母亲一连串的忧愁微信里,我难得收到了另外一条微信——是我大学时期的摄影小组,群里几人一起合力拍摄过几部作品,宣传片也有,纪录片也有。我们在校期间处得挺好,但工作后就失去联系。当时担任导演的女孩说有一个好消息宣布,她先贴出几张图片,再高兴地说我们的纪录片在大学生电影比赛上获奖了。沉寂许久的群霎时热闹起来,群里其他几人接连祝贺,我盯着屏幕迟迟不敢动作。直到空姐提醒关手机,一阵手忙脚乱,平静下来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我抱的背包,里面放满了内裤样品,而我必须小心谨慎,保证它们不出现任何褶皱。获奖的片子是一部关于传统雕刻文化的纪录片。拍摄期间,我们每天都泡在雕刻家的工作室里,当天取材结束后,一定要围着镜头再看一遍,所有人都满意了,大家伙才回食堂吃饭。

我心头酸涩,这可太没劲了,现在我的喜怒哀乐全在内裤堆里。说白了,乐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完成任务后偷得一丝轻松,暂时挣脱束缚。也会有人热爱这份工作,但那肯定不是我。

在高空之上,我把自己翻了个底朝天。深圳出差结束后,我捡起没看完的书,希望把那曾经一个月的坚持往下延续。我告诉自己,我必须得想办法在这内裤堆里钻出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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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照旧。晚上趁着吃饭,我问陈斌的学习近况。

“最近都在忙,没什么空看了。”陈斌皱眉感叹,“时间还是太少了啊!”

“那也得自己想办法挤出时间。你说过的,不能就这样下去。”

陈斌沉默了,过会才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回还行吧。

再过一个月,陈斌忙得团团转,我们只剩下工作上的事能交流了。慢慢的,他在吃饭时间里选择休息一会、喘口气,或是打开一段短视频,似乎遗忘了手机里的那些英语APP。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盘算起辞职。说来有趣,一旦想到辞职,人就跟着硬气许多。车间里此前就有些让人看不惯的糟烂事,同事们当没看见,我也学着沉默。特别是包装车间主管,脾气躁,骂人特别难听。一次我赶去女装车间收拾残局,路过包装车间,听见他正大嗓门吼一个年轻女孩:“‘僧头’是不是?我说的话你是不是都没听进去?我叫你包得好看一点,你是没长手还是没长脑?”

我偷着问旁边一位大姐“僧头”是啥意思?大姐手上不停,喉咙里冒出一声笑:“你听不懂哦?‘僧头’就是傻瓜的意思!”

主管越骂越起劲,那女孩看着不过20岁,眼睛红了。我出声叫了主管,他没好气地问:“干嘛?!”

“你有话就好好说,没必要发脾气。”

“关你屁事,管好你自己吧。要不是你们这群跟单的拖拖拉拉,我们哪里要这么赶时间?”

好吧,谁都有道理,就我们跟单的没道理。我当时也窝着火——女装车间主管看错了我写好的生产单,明明写着腰围做1厘米的包边带、裤脚做0.8厘米的包边带,他却把两者倒了个儿。我得去清点到底有多少个做错了,要再补多少辅料。

上司早先把我俩叫到办公室对质,女装车间主管抵赖:“单上写了吗?我没看到单上写了啊!”

我把单子堵他眼前:“你看我写没写!”

他哑口无言,小声嘟囔“字太小”。

等他走后,上司打我一大板:“这事还是你做得不够好。”

我大跌眼镜:“我写都写了,样裤也给了,这还能是我的错啊?”

上司瞄我一眼,很认真地说:“你要是字写得够大,他不就能够看清了?”

我顿时觉得荒谬无比。这公司里的人都是甩锅大王,出了错,一层一层往下扒,最后总能把锅安在跟单员头上。

这头包装车间主管仍在骂骂咧咧,说手头的货太赶,都怪办公室里的某个跟单员没有及早催客户评语。我耳朵嗡嗡直响,朝他吼:“我要不要给你买个喇叭,你大点声,做个全场广播?”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回嘴,一时间愣住,哑火了。这下,我心里终于舒服了,头一甩,脚步轻快地赶往女装车间。

工厂里节奏快,言语摩擦司空见惯,大多也上升不到隔夜仇。我后面下楼准备回办公室时,包装车间主管瞥见我,脸色迅即变臭,可下午我俩就握手言和了。



7


我迟迟未下定决心辞职。一来,辞职后的工作没着落,二来,母亲不同意。辞职念头晃过脑海后,我坦诚地同母亲交流过一次,一五一十细数了工作里的弊端,可她却说:“讲这么多,你无非就是觉得太辛苦了,可是就算换到了别的厂,就不辛苦了吗?”

“不只是辛苦。这份工作给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干嘛非得吊在这份工作上?”

“那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吗?辞了职没工作难道你想窝在家里?还是你又打着主意想出去?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才几岁就说压力?我活了这么多年,你能有我压力大吗?少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能不能稍微考虑考虑我的想法?”

“那你能不能多想想我?”

我俩不欢而散。我依旧上班、下班,可辞职在心里发酵。后来在和母亲的数次交锋中,我也逐渐想开:我可以退让一次、两次,但我不能永远退让,直到让自己退无可退。她的想法总归是一种束缚,她不满意,也不会让孩子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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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天,临近年底厂里订单爆满,内裤布片一车一车地往其他加工厂送——通常,自家工厂做不完的货会被送到相熟的加工厂,给一定的加工费用,但原则上外国客户禁止这样做。我们要紧盯货物进度,所以必须往返于不同工厂。

那是一个必须要出货的订单,我暗自庆幸包装还算简单,箱唛也是,按部就班地贴完,再把货物送上车就告捷。

凌晨,我打电话盯进度,加工厂厂长信誓旦旦说一切顺利,让我安心下班回家,到时候他们会直接装车把货送走。我立刻松了一口气,裹好羽绒服骑上电动车回家。迷糊间睡到3点钟,手机铃刺耳,接起来,就是:“哎呀!你快去一趟办公室,把箱唛贴纸重新打印给我吧,工人弄丢了几张,现在找不到了。”

我没有余力发火,得留着力气起床,大半夜赶回公司,叫醒保安给我开门。保安骂骂咧咧,我上楼摸黑开灯、打印贴纸。一晃半小时,加工厂死命催,刚弄好,我就匆匆骑车往加工厂赶。

寒风凌冽,路上黑悄悄一片,只能借着车灯往前开。我生怕赶不上趟,错过装货时间,越开越快。一摞摞的箱唛被我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堆在电动车车座前的空当里。我太困了,冷风刮脸也忍不住打了个呵欠,只听“砰”的一声响,待我回过神,人已在地上,电动车摔出去两三米远。

我一个激灵清醒了,原来是我闷头撞在了花坛上,冷不丁地被弹了出去。我拍了拍衣服爬起来,身上仅有一点刺痛,心惊肉跳,庆幸只撞了自己没有其他人,来不及平复心情,收拾收拾散在地上的箱唛,赶着扶起车,查看花坛。

车没事,花坛没事,箱唛齐全,就我摔了个地打滚,蹭破了裤子。顾不上心疼裤子,箱唛送到,我上场帮忙,才赶在6点前结束一切工作。货柜司机睡熟了,我拍窗叫他,他睡眼惺忪:“啊,终于要装货了?”

天色微亮,我回到家。开门时我怒火中烧,心里反复回想刚才撞车时的情形。幸好我摔的位置不错、幸好我皮够厚、幸好没人大半夜在路上走……我想了许多个幸好,去掩盖我对自身的愤懑——我居然在那个时候,还在想箱唛会不会出事!我简直要被自己气笑,我在心里发誓,无论母亲说什么,这个工作我是辞定了!

推门进去,客厅亮着灯,我准备坐到沙发上洗洗膝盖上的伤口,母亲忽然出现,她问我发生了什么。

我照实说完,眼泪突然滑了下来。我不常哭,把母亲吓了一跳。她沉默良久,说:“不行就辞职吧。”

后来她说,那晚我一出门她就惊醒了,一宿都没睡,坐在客厅里。看见我冻得满脸通红,膝盖破烂,血迹都干了一片,推门而入,她心里想:也就是个工作,不干就算了。

我很快辞职了。老板提出加薪,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老板鄙夷:“工作不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我当时没回,心里憋着,现在想也许我该回敬:“在你眼里,员工值几个钱?”

直到现在,母亲还老把“百炼成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上。我已经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我本来就不是钢,也不会被炼成钢。我不想,也不愿意。现在,我还在继续与母亲交锋,争取着属于我的自由。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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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5-30 07:5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当了一年多辅警,事业编不香了 | 人间 · Z世代

 山河无恙 人间theLivings 2023-05-30 08:0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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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了后,我一直暗地里称呼自己怂货,没有再去做过一个案子的笔录。当时我没有掀翻桌子的勇气,后来无数个夜里,我都会想起那个报警人。我只能用拒绝做笔录这样幼稚的方式来发出自己无声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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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警察荣誉》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名牌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脑海中会浮起疑问:像我一样的高中学历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后悔不上大学吗?现在的人生是怎样的?



1


我家是单亲家庭,父亲日常无暇顾及我。初中时,我结识了一些社会青年,三天两头逃课,从此学习一落千丈,到了高中仍嬉笑度日不以为然。当时,“提前四年搬砖,大学生出来后给我打工”的可笑迷思,让我心安理得地堕落。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所事事。偶然听初中同学说起他在苏州一个工厂里实习,我遂心起动念。当时我迫切地想逃开家里无尽的数落,也不想沦为同学聚会上的笑柄。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上飞机出省,从虹桥机场出来,一路摸爬滚打地倒火车去了苏州。跟同学打工时的组长联系上之后,他安排我进了苏州最大的工厂——名硕电脑。入职当天,无数男女老少在厂子外面排着队,大包小包的行李箱,五湖四海的方言,令我咂摸出了一丝新鲜。

接下来的日子,两点一线,两班倒,工资全靠加班,早八晚八,外搭一个周六,名义上加班自愿,事实上不加班的人是不会收的。几万人的大厂,干三天就走的人比比皆是。熬过了三个月,我靠着“资历”升任组长,但很快因在交接班时跟搭班组长吵了一架,直接旷工“自离”。

离职后,受不住大城市的快节奏,我缩回了老家,在KTV当服务员、在奶茶店做店员、在网吧当网管……一休息就和好友捧着手机“开黑”,日子安逸又糜烂,虽对未来有不确定的焦虑,但甘心沉溺。

一段时间后,我想着烂在小县城不是事,又想出去。姑奶奶给我爸打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份没有门槛的工作,高中学历就行,让我去试试。起先我反感家人的摆弄,不耐烦地拒绝了,但耐不住他们总在催促,又半推半就踏上了旅途。走之前,我问我爸,到底什么岗位,他说是当辅警。我翻了个白眼,姑奶奶只是区区一个公交公司的调度员,哪来的关系安排我当辅警?但我也没当回事,就出发了。

西北没有茂盛的植被、温暖湿润的空气,风总是很粗犷,永远不会和煦温柔。2018年夏天离开的火车上,窗外入目皆是土黄色,我心里满是热辣焦灼。

下火车后,吃了几顿便饭,工作便有了眉目,真是派出所的辅警——没想到,我爸竟然真的没骗我,而且还不需要“安排”,我自个去面试就行。那时我对警察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电视剧中,真正的接触,顶多就是在网吧被查过几次身份证。电视里的便衣警察,办案就亮证,男帅女美,一个打三四个,我觉得自己这是要去超人堆里工作了。

不过,我心存疑惑,辅警不是也要考吗?联络的人回复说,我这个是“辅警的辅警”,是名为“巡防队员”的一种社会公益性岗位,日常的工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民警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单位,我见到了我之后的“直系领导”,一位行政编人民警察,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他姓赵,没有高高壮壮的身体,身高1米7左右,笑得很温柔。后来他渐渐就成了“赵哥”,私底下,我们喊他“老赵”。我跟着赵哥,平日里干的活和辅警差不多,但待遇不如辅警,没有公积金,只交社保,包吃住——要当真正的辅警,我得先有大专起步的学历,再去参加辅警考试。

因为之前在工厂的经历,让我对舍友的素质不抱任何期待。所以我没有住单位宿舍,自己在5公里外的一片城中村里租了房子,一个月500块,一室一卫。我买了小电锅等电器,上班在单位吃,下班照着抖音捣鼓。

不管怎样,我的“辅警的辅警”工作生涯正式开始了。



2


工作上一天休一天,白天巡逻,有人报警就跟着民警出警,晚上几个人轮班接待群众以及接收、处理、移交警情。值班期间,我要盯看辖区重点单位的监控画面,哪怕诸如学校等场所都有自己的安保人员,我们也要再盯,好防止安保人员失职没发现可能到来的意外……一天下来,我最多能睡5个小时,第二天休假基本都用来补觉了。第一个月下班后我还有精力去网吧玩个小半天,到第二个月,就彻底蔫巴了。

单位的氛围让我意外,没有勾心斗角,工作也不牵扯利益和职位晋升,所以大家有事一起扛。开始我每天跟着巡组一起在辖区巡逻,熟悉辖区,有人报警了,我就要快速确定警情是否属于本辖区。

赵哥对我很好,我俩是老乡,他可能不想看我混日子,在我上班第二天就建议我报个成人大专,再去学个驾照。等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后,加上之前的积蓄,我去报了法律事务专业。钱包大出血,办公桌上堆满各类教材,我每天要挤时间看书——奇怪的是,很多时候都能看进去了——但看着看着,一个警情或者意外事件,就倏地打断了我的学习状态。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浅显的内容看过即可,难点记录下来,休息时再去认真揣摩。这样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平衡点。我发现书中很多精辟条例和实务几乎是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民事调解、商法以及各种管辖范围等部分,比如:1989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严令各地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但生活中欠钱不还,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报警,我们劝,报警的人听得进去的也就罢了,听不进去的,上来就是一句“警察不作为”。就像曾经的我,也没少说警察拿钱不干事这种话。

再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属于违法行为。我还在疑惑这个“公然侮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骂人的警情,而这就属于公然侮辱——骂人的那位以一连串60秒语音以及文字国骂,喜提拘留3天。不过,一般也只有小区业主群这种性质的群才好办,其他五湖四海的网友群,虽能立案,但因非刑事案件,我们权限较小,能动用的技术手段较少,少有侦破的。

最开始,我也以为民警只需要提交证件就可以调取对方后台实名信息,但非刑事案件,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警察的权利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非公安管辖的案件,在听完赵哥给报警人的解释后,我才懂了去找什么部门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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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迎来了第一次挨骂。

一个下午,有人报警称被人打了,我在单位值班,赵哥带人过去处理。案发地离单位非常近,也就100多米。几分钟后赵哥打电话来说:“执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

当时我手机声音开得小,身边对讲机太嘈杂,我只听到了个“过来”。我站在原地慌了一会儿,战战兢兢想要不要打电话再问问,又怕赵哥觉得我能力低下。

两分钟后,我刚出门,迎面碰上赵哥,他劈头盖脸一句:“耳朵有问题吗?跟你说了执法记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为什么没动静?”

我脸烫烫的,很小声地说“没听清”。赵哥急着处理案子,没多说什么,很快进去拿了个执法仪就回现场。我也跟着过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120——为了一个耍无赖的老头。警情很简单:一个77岁的老爷子,在公交车站等公交,不知道抽什么风,手里拿了根柳枝,莫名其妙地给了迎面走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阿姨一柳条。阿姨的眼皮被抽了一道,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赶到现场发现是这个老爷子干的,试图沟通,但老爷子油盐不进,最后她选择了报警。

我跟着赵哥赶到现场后,老爷子躺在便利店门口的椅子上不起来,说自己难受。阿姨的女儿蛮讲道理,说得也很清楚,去医院处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多要。老爷子依旧拒绝沟通,闭上眼睛假寐。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以至影响交通,赵哥好话说尽,老爷子才愿意移驾派出所。他进了我们单位的门就喊渴,倒了杯水给他后,他又不说话了。问他要身份证,说没有;要家里人手机号,说没有;有没有家里人,说不知道。赵哥无奈,联系了社区包户干部,要来了老爷子儿子的电话,希望他儿子出面协调一下,毕竟阿姨的女儿要求合理,而老爷子一点不占理。

电话通了,老爷子的儿子回复:“你们赶紧把他抓进去吧。别找我,我不管,或者你们把我抓进去也行。”很明显,家里人已经懒得管这个老爷子了,到底是他精神有问题还是以此来博家人关注,不得而知。

赵哥叹口气,再磋磨,老爷子仍完全是一副无赖样子,众人都有点不爽了。赵哥直接开始讲法条,正说着,老爷子突然大喊“心脏难受”,演技之差,放到《逐梦演艺圈》这种大烂片里也辣眼睛。

赵哥让我赶紧打120。我一头雾水,这摆明是演的。我偷偷问赵哥,他说必须打,我们没权利和资格去断定对方是演的,老爷子表露了心脏难受,那我们就必须为他叫120。

急救车很快到了,我们简单说明情况后,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问了老爷子几句,上手在特定部位摸了几下,听诊器听了听,对赵哥摇摇头后,直接走了。

我们拿老爷子没招了。由于实在看不惯,我还上去和老爷子吵了几句,随即被赵哥拦下来。赵哥说不要激怒他,他再劝一下,让他认错调解。最后谈判无果,只能走法律程序。

我由此明确了一条法律规定,《治安法》对70岁以上老人采取“从轻处罚或不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措施”。而我们顶多能依法罚款,可罚款上缴国库,由被处罚人去银行缴纳,不会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就更不可能将钱给到被侵害人——这也是为什么赵哥始终低三下四地劝说老爷子调解,这样他才能帮被打的阿姨拿到点补偿。

但最终,这位老“滚刀肉”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在那天显得强势极了。



3


时光荏苒,我的法律知识飞涨,警务技能也迅速熟练。

夜晚的派出所一点都不安静,查车、出警、临时任务,一次次让打盹儿的我疲惫起身。忙完后,到了凌晨4、5点,咕咕叫的肚子就呼唤着一碗泡面,就这样,在数不清的夜里,我慢慢变胖。我比较愣,始终死守规矩,警帽和装备时刻戴着,随时备勤,凡有警情,弹射起步,接待群众张口就是“您……”。委屈受了不少,但更多的是感谢和笑脸。

自然,也有偷懒的警察、辅警,“辅警的辅警”,偷着睡觉的、摸鱼的、接待群众态度恶劣的,我甚至给赵哥告过状。

我从小接触电脑,信息检索能力过关,打字速度最高每分钟330字,日常也在200字上下浮动,算是身上少有的长处。于是,单位的宣传和工作简报、统计报表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换言之,内外勤我都在干。

同事大海,本科学历,和我一样比较负责,他身高1米88,我非常羡慕。我俩三观差不多,渐渐成了关系很铁的兄弟。之后,我被叫去做小组长,大海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共3个组长,组长可以安排每天的排班、工作,对责任心强的人来说,这反而是枷锁,会迫使自己干得更多。中间最忙时,我备考都停了2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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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充实,很快1年时间就过去了。赵哥告诉我和大海,工作满1年可以考内部事业编辅警,考上后,工资略涨,给交住房公积金,出去以后也是“民警”称呼,再拿3次优秀事业编辅警,以后能参加行政编民警内部招考,虽然名额有限、难度很大,但赵哥认为我俩可以。事业编辅警内部招考不限名额,工作满1年都可以参加,但赵哥独独跟我和大海说,想必也是看明白了哪些人在真工作、哪些人在混日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清楚了前路,想象着自己考上人民警察时的欢呼雀跃。我回过头来担心学历,赵哥说不用紧张,考上事业编以后提上来就行。

虽然赵哥对我很好,但一位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处事八面玲珑的警察,并不是我的理想型。实务时,我也明白处警不是非黑即白,让双方都如沐春风、进而和谐地消除矛盾,才是一个派出所民警最该掌握的招数——但我依旧向往成为王Sir那样的人——单位的老前辈王洋,我的好兄弟,我们开玩笑学港台剧里喊他“王sir”。他被封为所里的“治安王”,铁面无私,办案无数,程序熟练效率高,一度超过了很多老民警。王Sir从小身体瘦弱,曾经是出了校门就会被混子喊过去要零花钱之类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名警察。

我曾亲眼见证王Sir办理一起猥亵案。

一天晚8点左右,一个爸爸带着女儿上门,称孩子可能被人欺负了,回家后一直在哭,问她为什么也不说。他对女儿说:“豆豆,警察叔叔们都在这,谁欺负你了,你放心说。”

在爸爸的鼓励和我们的注视下,小女孩开始吞吞吐吐:“有个叔叔抱我了。”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思维还停留在“大人看小孩可爱于是抱了孩子”上,豆豆爸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王洋突然问豆豆:“那位叔叔是怎么抱你的?”

豆豆哭哭啼啼地说,她放学后去了学校对面的商店,想买些零食当晚饭,但早上上学时,爸爸忘记给她零花钱了,她问商店老板借电话打给她爸爸,让爸爸微信转钱过来。起初,老板答应了,可几秒钟后,他突然跟豆豆说,如果能让他抱一下,就给她10块钱,不用还。

豆豆上五年级,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不能吃陌生人的糖果,但没人告诉她商店老板也是要防范的人。一听能白拿10块钱,她虽然不太好意思,但还是同意了。随后,商店老板将豆豆带到了商店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角处,蹲下,将豆豆紧紧地搂在怀里,全程可能持续了10秒左右,之后也确实给了豆豆10块钱。

但豆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在想自己会不会怀孕、是不是不干净了等等,偷偷哭泣被父母发现端倪,豆豆爸爸遂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报警。

豆豆一说完,孩子爸爸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气极了,直接说要曝光这家店,并且要我们出警。

那家商店离我们辖区的一个警务站很近,平时执行护校任务时,我们也会去那个老板那里买水,算是熟人。老板姓陈,有个跟豆豆在同一学校上三年级的女儿。最后,由我和大海还有同事老马一起去“带人”。老马是个老辅警,为人圆滑又较真,是单位比较矛盾的一个开心果。吵架后,他在两分钟内能跟无事发生一样过来给你发烟,情绪调节之快,是我生平仅见。

到了商店,陈老板根本没意识到我们是来传唤他的,还在热情地招呼我们。我神色复杂地看着陈老板,心想,平日里他待人接物算是周边独一份,非常有亲和力,回头客很多,没想到暗地里会有这种怪癖。

我们简单说明来意,陈老板这才慌了,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看店,之后锁上门跟我们离开。我们没了往常寒暄的欲望,陈老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我和大海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带回所里,老马留在店里调取监控。

豆豆爸爸看到我们回来,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王sir命人将他拉到另一边,怕他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有理变成没理。

监控调来后,我们略感失望——只拍到陈老板带着豆豆去了一楼楼梯处,后面是死角。

没有特意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专业审讯面前,根本没法逻辑流畅地说假话,陈老板在审讯初期直接撂了,说自己生活太平淡,想找刺激,看豆豆穿得脏脏的,感觉是那种家里人不太管的孩子,所以选择了豆豆下手。他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没敢上手,只敢紧紧地抱着豆豆,隔着衣服去感受,他胆小,没有上升到犯罪的程度。

今天是豆豆,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小女孩,我不知道陈老板当不当得起“变态色魔”四个字,但他有愧于“父亲”二字,如果是他三年级的女儿遇到这种事,他会是什么反应?

案子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夜里10点,豆豆爸爸先带着女儿回家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对陈老板的先期讯问完毕,已是夜里12点多,还有很多程序没走完,但非特大警情或者刑事案件,也不能连夜审问。为了程序合法,我们只能让陈老板先回家,明早来报到。



4


第二天早上,陈老板面上已不复昨日的沮丧。调查取证还未结束时,依照规定,治安案件可以调解。虽然王sir极力阻止,但规定就是规定,豆豆爸爸怒气冲冲地和陈老板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陈老板策略性地先表达了歉意,紧跟着谈现实和利益。他说自己仅仅只是抱了一下,没有其他实质性举动,跟孩子解释清楚的话,孩子也不会多想,而且他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

仅看结果的话,抱了孩子一下,5000元,似乎很公道,在符合调解程序的治安案件里,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进了派出所上了谈判桌,不乏有人觉得自己占理漫天要价、选车买房,可事实上,如果对方不愿意掏钱,拘留完给国家缴纳完罚款后,你一毛钱都落不着。

豆豆爸爸犹豫了一会,决定和解,不走法律程序。陈老板面带喜色,态度越发恭敬诚恳,他不想去拘留所,事情似乎已经稳了。

倏然间,王Sir化身雷震子给陈老板来了一道加大加粗的闪电:“治安案件确实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且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但同时也要遵循有教育意义和合法的原则,我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我不同意你们的调解。”说罢,“治安王”撂下一屋子人,率先离开了调解室。

陈老板面色立时僵住了,大海负责看着他,我跟着豆豆爸爸出了调解室。

王Sir没给豆豆爸爸开口的机会,直接说道:“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考虑过你孩子会怎么想?你想让豆豆觉得自己是可以被交易的物品?”

豆豆爸爸没答话。王Sir又说道:“如果你执意调解,要拿这钱,我没权利阻拦,你也可以骗你的孩子说对方已经被法律制裁了,我都没意见,你怎么圆谎,我们不管,但我希望你自己去好好想想。我再说难听点,如果孩子意外得知了真相,是不是会留下一个金钱可以换取肉体、或者说可以换取尊严的概念?她是被换的那个。”

豆豆爸爸坐在派出所大门口的台阶上想了良久,久到陈老板多次要求再次调解,久到王Sir已经放弃。当时,我感受到有什么好像在无形之中交战,后来想想,那应该是豆豆爸爸因为现实的利益和女儿的尊严,内心在疯狂碰撞。

坐到下午2点,豆豆爸爸迈着坚定的步伐起身了,跟王Sir说,他想清楚了,绝不调解,钱总能再挣。

我能感到,王Sir肉眼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之后,案件彻底走上正轨,陈老板先是撕下了伪善的嘴脸,满身敌意地看着王Sir,再是惧怕、惶恐,最终因为案件涉及猥亵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属于性质恶劣,陈老板被顶格处罚,拘留15天。

出来后,陈老板一头茂密的长发变成了平头,常低着头走路,店铺门口挂上了转让的牌子,人也经常不在店里。我们去时,他妻子在看店,说他背个包到处走,但转让挂了一段时间,店铺还是没换主人。这都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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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Sir的这次雷霆出击,我们内部其实也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仅从结果和利益来分析,5000块,豆豆爸爸可以带着女儿去游乐园玩一天,买几身漂亮衣服,吃豪华大餐,或者给女儿买台学习机等;也有人背地里说王Sir道德绑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豆豆爸爸放弃了这笔钱。

王Sir不可避免地听到了这些议论,表面上依旧雷厉风行,暗地里很多次偷偷抽闷烟。我找机会跟他也聊过,王Sir说:“当时就没想过那么多。”

之后,豆豆爸爸给王Sir送来了一面锦旗,合照时,豆豆爸爸脸上洋溢着笑容,王Sir表情坚毅、站姿挺拔。听了这么多天风言风语,我觉得王Sir的内心恐怕并非表面这样淡定,那天,王Sir将锦旗挂在办公室后,就默默离开了。

我没有问过背地里的冰冷嘲讽是否会让王Sir有所动摇,我怕我失望,我怕看到一个警察的血冷下去。几年后的今天,我记录下这个案子,王Sir说最开始听到风言风语时,也曾经自我怀疑。那只荒漠上的骆驼,虽摇摇欲坠,但还没倒下。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淋过雨就要把别人的伞折断;另一种人,自己淋过雨,知道淋雨的难过,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别人淋雨。王Sir正是后者。



5


我本已经打算一辈子投身公安事业,却在两个案件后产生了动摇。

一件是划车案,报警人说他停车时,曾跟一个人肉占车位的女人发生过口头纠纷。那段时间图侦(图像侦查)大队案子堆满,这种治安案件只能由派出所出警力看内部监控,或者去物业调停车场监控。看监控是一个很心累的工作,眼睛瞪得大大的,只为找到作案的那一瞬间。我从下午2点看到凌晨1点,锁定了4个嫌疑人,反复观看,再结合附近其它监控探头,终于确认了作案人。

当晚8点左右,那女人换完衣服去吃饭,晚11点从饭店出来,都快走回家了,又折返回去。在监控画面里,被划车辆是副驾朝着镜头,而女人转去报警人车辆的主驾位置,停了几秒后才离开。

在单位里,赵哥日常专门负责出警,办案民警会另有其他几组人。报告给赵哥后,他直接下令传唤。作案人被带回警局后,我和齐哥搭班讯问,他问话,我打字记录。齐哥快退休了,每天都笑呵呵,皮肤非常好,面如冠玉,年轻时,这张脸恐怕能引起不少老少妇女的青眼。

前面的常规问话,女人对答如流,对于案件,咬死说不知情。我连续追问了3个问题后,她哑火了——我问你回去干什么,她说钥匙丢了;我说你去吃饭的路上,走的是右边的人行道,回来却走的停车场的车道,你走人行道,钥匙怎么会丢在停车场;你说你找钥匙,可监控上你直奔目的地,根本没有头左右摆动找东西的痕迹,停车场那么黑,你也没有打手电筒或者打开手机闪光灯,你找什么?

但没等我打字记到笔录里,齐哥就说:“行了,下一个问题”。他再次问女人对案子知不知情,女子仍说不知情。最后,齐哥问女人以上说的是否属实,女子说属实。女人签字按手印完毕,齐哥就放人了。

我震惊地看着齐哥,齐哥视而不见,让女人出去补程序走人。我不忿,劈里啪啦地拿着自己的东西也出了审讯室,怒气冲冲地把东西往办公桌上一摔。赵哥问怎么了,我如实以告。赵哥和稀泥说,齐哥快退休了,一点事都不想揽啊……然后没了。

最终,报警人的车定损后,大概损失在500块,由保险理赔,但我受不了一个违法行为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离开了审讯室。

这次事了后,我一直暗地里称呼自己怂货,没有再去做过一个案子的笔录。当时我没有掀翻桌子的勇气,后来无数个夜里,我都会想起那个报警人。我只能用拒绝做笔录这样幼稚的方式来发出自己无声的呐喊。

一天夜里,我们和交警队联合执法,一辆SUV缓缓驶来,车窗降下后,副驾躺着一个半醉的人,司机吹完酒精测试仪后无异常。交警的活干完了,去了下一辆车,我依法要求他俩出示身份证进行人员核查,副驾的人来了句:“我是XX派出所的,我姓李。”

巧了,他说的正是我们单位。当时我人没认全,就算认全,我也最讨厌这种人,出示个身份证几分钟的事,非要在那耍特权。我一点面子没给:“那也出示一下。”

姓李的民警瞥了我一眼,好像刻意把我记在了脑子里,随后出示了身份证。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怂过一次了,不会有第二次了。不过,直到我离开,也并没有等到任何报复,可能他也是自觉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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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内部招考开始了。我因长期作息不规律,体能差点没过,擦着及格线上的岸。但从此,我就是带编制的了,而下一步,就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那时,我真的以为自己看清了前路。

两个月后,另一件决定性的事情来了。

辖区内有个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日常也有护送学生安全上下学的工作。2019年,某省发生了校园恶性案件,一时间,全国上下都要求重视学生安全问题。我们也按照上级指示,对学校周边容易出现学生聚集的场所进行清查。

辖区内一家音乐餐吧,藏在学校几百米外的美食街后排的最角落,挂着一个花里胡哨的大牌子。店铺由一家人共同经营,一对30岁上下的夫妻,还有一位头发银白的老爷子。店铺上下两层,一楼储物、接待客人、调酒,二楼则是用餐和听歌的地方。店内防噪措施做得不好,歌手或者顾客上去唱歌时,声音会穿破屋顶吵到身后居民楼的居民,干扰周边商铺的正常经营,平常我们也没少出他家的警。

当天,我们巡逻到音乐餐吧,发现有4个初中生在里面坐着,桌面上干干净净,桌下香烟瓜子皮。我们跟老板打招呼说,尽量不要接待初中生,老板满口称是。

讽刺的是,第二天就有人报警,说那家音乐餐吧里有初中生打架。一个男生用啤酒瓶擦过了另一个男生的鼻子,万幸没砸实,不然鼻梁非塌了不可。我们叫家长,通知学校老师,当时我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但一段时间后,这家店故态复萌。最后一次出警,我们的车刚在楼底下停稳,我就看到一个人上楼,我拍了一下旁边警校来实习的学生。他带着执法仪飞奔上楼,我们紧随其后。进去以后,我让一个同事留在店门口,将等会下楼的所有学生都登记清楚,几年级、哪个班的。

上楼后,老把戏,桌子上干干净净,地上烟头酒瓶瓜子皮,几个学生坐得直直地在打王者荣耀。学生没打架,没家长在的话,我们也不能询问,只能登记一下,考虑后续要不要通知老师——毕竟未成年动手没轻没重,非常容易出刑事案件。

登记完毕,好玩的来了。我们出门坐上车准备离开,女老板却追出来了,手里拿着手机,横屏,我猜是在录像,同事猜是在微信视频。我本以为是个小插曲,却在半小时后接到了某位领导的电话。领导说,上面一个领导给他打招呼了,说有人投诉,让我们没事不要去那家音乐餐吧,影响人家做生意。

如遭雷击。

夜里,我和大海、老马,还有警校的实习生待在外面抽烟,良久无语。按规定清查的是我们,被说影响人家生意的也是我们,最好笑的是,卖给未成年人酒水确实违法,但却不归公安管。到头来,不占理的真是我们,我们手伸太长了。

老马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没事,我们的责任尽到了。人家不说了嘛,没事别去,那有事再去呗,而且这是领导不让去的,后面真出事了,也跟我们没关系。”

我无精打采地“嗯”了声,没了心气。

我若是吃拿卡要、恶意刁难被举报投诉也就罢了,但我们正儿八经地在执行通知,从开始到最后,连店里的椅子都没坐过一次、水都没喝一口。至于影响生意,我没法否认,警察上门不可能不引人注目,但我想不通的是,那些学生能让老板多挣多少钱?他为什么要执着于这桩生意?

这事算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不服气。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在纠结,是无视眼里这粒沙子继续工作,还是再次奔向一个未知的未来。



6


有时也会遇到乌龙事件。

一天,某栋楼上有人报警称自己楼下违规在周日装修。我上门劝阻,一位大爷开的门。说实话,老年人真的是执法“鬼见愁”,我愣了一下,开始讲法条。

法条讲完,大爷看着我来了句:“是,小伙子,我认识你们分局副局长。”

我一听这话,火气直接上来了,不顾礼貌打断了他:“您别跟我提什么局长、副局长,您就是认识公安厅厅长也没用,违法就是违法了。”

大爷一愣:“不是,我是说我认识你们副局长,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现在让人停了,你这小伙子,咋脾气这么大。”

我:“……”

没过多久,遇上了疫情。突如其来的封城,我们辖区第一次抗疫,单位一半人被分到社区帮助社区工作人员服务居民,一半人留在岗位上。当时,我因为要兼顾内勤工作,没能去社区服务,也算是个小小的遗憾。

日出我见过,但坐在高架桥上看日出却是第一次。疫情期间生活枯燥、劳累,昼夜温差大,白天短袖晚上长袖,在高架桥上守着,碰到执勤回来的武警,我们会彼此敬个礼。去社区的同事们也不轻松,顶着大太阳上楼测温送菜扔垃圾,晚上只能支个床睡在楼道里。但没人敢抱怨,要说苦,最苦的是待在家里断了收入的老百姓。

疫情期间,我还举报了一个指导组的领导。

一天正巡逻着,我远远看到路中间停了一辆白车,一个中年男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提东西,主驾驶还坐着一个人。我随即上前盘查,弯腰敲窗时,瞄到了对方车窗上贴着的“B区疫情指导组”,但我装作没看到,开口问道:“您好,哪个单位的?”

对方降下车窗,不耐烦地指了指车窗,不说话。

我再看了眼牌子,我们辖区在A区,当时并没有接到通知说能跨区“互相指导”。很明显,他是公车私用。

对方持着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皱了皱眉头,继续开口:“例行盘查,麻烦你出示证件以及说明来这里的原因。”

“你就填‘B区疫情指导组’。”

他一句话,我彻底炸了,为什么总有人仗着身份做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事?我正犹豫要不要呼叫支援,对方却已收拾完毕,一脚油门走了。我死死地盯着他们的车牌号,盘算要不要把事情搞大。之后的几小时,这两人不屑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放。

明明违规的是他们,我只是在完成本职工作。我可以不顾虑工作,反正早生了离开的心,我只在乎是否会因为我的举报,连累领导和同事们。我发疯似地问自己:是不是太小气,是不是不懂什么叫圆滑、什么叫眼色。但怎么问,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世道不该是这样的。你喜欢仗着手里的权力耍横,但我不忍着你,岁数大的同志们顾忌工作、顾忌前途,我不在乎。

半小时后,纪委的网站上多了一个实名举报。


------

后来,纪委的同志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表明了我唯一的顾虑,不要连累我身边的人。纪委的同志笑说,你的工作性质更不应该怕才对,如果他敢以任何非合规方式报复你,请你联系我。

过了一天半,纪委通知了对方的处理结果:降职,取消年度评优等资格。我想自己可能断了一个人几年内的晋升之路,甚至更严重。我和纪委的同志彼此道谢,他们谢我提供线索惩罚了不遵纪守法的公职人员,我谢他们公正无私。

但2020年的夏天,我却更迷茫了。幸好,之后的日子也确实没有见到任何报复的影子。

不久后疫情暂缓,一个热心大哥将一大筐金钱橘偷偷放在单位门口,敲门就走,我们愣是查了车牌才找到他,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

对方的回答也很暖心:“你们才是最辛苦的,一箱橘子不要跟大哥客气。”

我一直觉得第一次疫情的时候是最温暖的,大家在尽全力配合国家,抱团取暖,互相体谅。但我仍放不下辞职的心,越发地想离开这个体制,因为我看到很多体制里无法改变的恶循环——许多不在管辖范围却依旧要出的警,齐哥那样“不作为”的人,仗着身份公然耍特权的人,提不上去的口碑,堆积如山却没有停下来的一天的案子,办案热情不高,能劝则劝、和稀泥……

可这怪不了某个具体的人,绝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改变。



7


我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内耗,没法跟自己和解。终于,我跟赵哥提了辞职。

赵哥语重心长地挽留我,说如果我还是工作第一年,他不会留我,但现在,这已经是我这个学历理论上能找到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工作,说出去也是事业编。我没跟赵哥说实话,说不出口,我对体制内的部分人很失望。所以两个理由,我只说了一个,我说自己还年轻想出去看看,说不定,一段时间后,我就认清现实回来了。

领导看我态度坚决,没多挽留。在辞职难如登天的公安队伍,我很快地走了。走的那天,签字、还装备,末了,到所长办公室交《离职表》,所长说:“感谢你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的一份贡献,祝你以后的路走得顺畅。”

离开后,我陷入了短暂的迷茫期,尝试过视频剪辑、写小说,但都不稳定。一度想回去工作,但想起正在恶性循环的大圈,就不想再跳进去了。

某天夜里,突然看到一句话:“你最想做什么?就此刻,立马去。”

西北内陆的孩子,可能最向往的就是大海。我要去看海,这个念头萌生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我以最快的速度查了攻略,直奔惠州。近48小时的火车,从西北的戈壁滩一路向南,沿途慢慢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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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惠州站(作者供图


做核酸出站,我奔向了到惠州后的第一程——黄金海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时,他告诉我,黄金海岸被人工干预得太厉害,失去了大海的味道,他推荐我去双月湾,那是真正的海。

双月湾真的很大,看不到边际,热热的海风,岸边能看到远处出海的渔船。我感到一丝释怀,一种夙愿得偿的释怀。

之后的日子里,我觉得跟人打交道太累,想去跟狗打交道,于是去了一家宠物乐园。那里很治愈,可惜老板嘴里没实话,工作时间说朝十晚六,但实际每天是朝八晚十,干了3天,我恋恋不舍地离开可爱的狗子们。

之后去戈壁滩的发电厂当工人,浑身是灰,看星星时,偶遇了一只小猫,再次混成了班长;在嘉峪关待了几个月,在火锅店做过服务员,在快递站打过零工;最后抵达牛肉面的故乡,曾经生活过一年的兰州。

跟同学们聚了聚,回到老家参加姐姐的婚礼。婚礼上,我东拍拍西拍拍,落座后思绪却忽然跑偏,看着平日里对我照顾有加的姐姐站在台上,想她一个从小看不惯弱势群体被欺负的女生,选择了学法律,当了律师,是不是也要有妥协的时候?

几年的派出所生涯,我基本已经戒酒。婚宴上,我喝了点酒,久违的眩晕感让我躺在床上喘粗气,但思绪愈发清晰,我想好好看看、看看这个世界。用5年、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去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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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6-17 12:2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二本毕业的我去做了服务员 | 人间 · Z世代

 山雨欲来 人间theLivings 2023-06-17 08:06 Posted on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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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读了书,到头来跟还没读过几年书的一样是服务员?你花费了更多金钱和时间,却以为是浪费,所以你这么想?可是你现在至少能有机会、有意识地面对和思考对错,而不是停留于此,并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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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想见你》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去年,我从待了10余年的“象牙塔”里被驱逐出来后,面临着代代毕业生亘古不变的难题——找一份让所有人满意的体面工作。

我长于浙西的一座小城,父母都靠打零工维生。他们像所有底层父母一样,省吃俭用、辛勤劳作,只为供子女读书成才。以往的社会经验告知他们:孩子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出息,就能找到好工作,带领落魄的家庭在一众亲戚中脱颖而出,成为体面的人家——否则,读大学有什么用呢?

可没读过几年书、习惯埋头苦干的父母不太清楚,如今的大学并不是触不可及的孤月,而是满天繁星,无数用人单位都不屑地说:嗨,大学生嘛,随手一抓,有的是啦!我们恍恍惚惚按社会规则升学、毕业,正如一个网友在弹幕中说的:“学历是社会的敲门砖,是我们下不来的高台,是孔乙己脱不下来的长衫。”

我苦笑摇头,忍不住点了个赞。



1


我的高考成绩并不突出,被本省一所普通二本录取,专业是旅游管理。我填报志愿时,没有前人可以参考,没有老师关注,仅仅因为“旅游管理”听上去好像很符合经济发展的潮流,似乎很有前途。

当时,我为自己的选择暗暗骄傲了一番。有亲戚向父母打听,他们知晓我报的专业后,无不大同小异地嗤笑:“啊哟,那读出来不就是当导游嘛,这种职业还用读大学?浪费钱。”

起先,我还为此忿忿。入学后,我才发现亲戚们说的是真的——这个专业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般符合“大学生”应该具有的学业身份。

旅游业更看重“经验”,不看学历。专业课的老师们基本没走出过“象牙塔”,课本也陈旧,每学期的课程基本是围绕着导游业务、导游基础知识、园林艺术、美学概念、商务谈判等一点“杂交”知识打转,即使平时旷课,只要期末考试前借个笔记熬一宿,基本稳过。什么方面都学了个皮毛,若和外行人粗浅交流,倒也能看上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摆出个文化人的样子。

专业实践课仅在市区范围内进行过两次:第一次请了一位男导游,他搁大巴车上就开始诉说自己“老掉牙”的悲苦经历,全程步伐极快,超级不耐烦,回程后,又匆匆去接了下一个团;另一次是学院命老师挑几个同学外出考察,胡乱拍些照片,生搬硬套上已用到包浆的论文观点,可就这表面功夫、敷衍了事,我们参与的几人,竟也能得个“创新思政”二等奖。

入学不久,学校便催促我们考导游证,说那是以后就业的出路。导游证中专以上学历就可考取,而导游这行普遍连基本的五险一金都无法保证,底薪更是少得可怜,全凭不稳定的带团提成。

我曾在一个自诩全程无额外消费的知名旅行团兼职过,旅游目的地是某个菩萨的道场,在浙江很有名。信徒们怀揣满腔心愿,经过重重核酸检测,冒着滞留风险远道而来,从古庙里的老和尚那里,靠“运气”抢来香火、元宝还有“请菩萨”的红纸,敬于殿前。他们自以为没受蒙骗,沾沾自喜,殊不知那只是旅行社的暗箱操作,看着深藏功与名的老和尚,其实是庙里雇佣来看门的大爷。

疫情三年,各旅游地门可罗雀,哪怕浙江低价旅行团百花齐放,但也再不复有以往的盛况,饭变粥、粥变汤,本地的网红导游都开始转行带货。行业里的人要活下去,自然要用到课本里不会教的巧思,想尽办法去捞钱:车、食宿、过路费、购物……每个环节,总能以各种意想不到的名头缩减支出,再宰游客几刀。

“你们这种就知道死读书的大学生,要多和我们学着点儿!”那天,带团的导游大叔和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本专业的学长学姐们毕业后从事旅游管理的少得可怜。班主任多次半感慨半劝诫地说:“哎呀,导游是吃青春饭的,很累的,女孩子没有优势啦。”

可滑稽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女生最多。毕业季,大家唯有去争夺那些“不那么限制”的饭碗,考研考公呢,基本只能选择跨专业与“三不限”,更不用说疫情给行业带来的影响了——近几年的民宿和旅行社哪有不搁浅的,暂时开放的政策海浪偶尔涌上来,让这些半死不活的鱼喘口气,但又急急退去。我毕业时,旅游业依旧处于不知明天怎么样的休克状态,很多旅游单位像回不到海里的船,泊在岸边直到枯朽。

2022年春招,旅游招聘岗位捉襟见肘,我像一条小鱼一样四处投简历,拼命想咬一个抛进海里的钩子,知名的旅游平台,不知名的旅游小公司,都投了。我虽然放低了期待,但内心里依旧渴望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始终记得亲戚当年的讽刺,所以投的最多的,是旅游公司管培生岗或其他类似岗位。我曾以为自己有选择的余地——每家公司轮番面试,我也收到了些好消息——可最终,都以“你是优先排第一的,但目前业务相关,暂时不能给到具体到岗时间”或“推迟发放offer”而了无音讯。好不容易,我收到某旅游网络平台的确定offer,但又被一句“收到应届生岗位被取消”的抱歉短信给打发了。

于是,我一开始就刻意规避导游岗位,现在只能再添自己这分一杯羹的多余新人了。

5月,“象牙塔”进入驱逐倒计时。交了毕业论文后,我考虑很久,终究将目光投向了“最下策”的服务员。当时颇有种将求职的满腔失望宣泄到底的冲动,破罐子破摔吧——考研失败、春招失败,我没有时间了。

做服务员一向被传统世俗鄙夷,在家长的口中,一直是管教调皮孩子的利器:“以后不好好读书,就去给别人端盘子哦!”但它在招聘软件上一样有着装模做样的要求:学历不限、18到45岁、包食宿,身体状况符合国家餐饮行业要求,诸如此类。

是的,我只要是一个健全的年轻人,就符合了要求。



2


面试当天,排在我前面的有3个人,一位是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阿姨,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打瞌睡;另两位女孩儿看起来年纪不大,朴素而沉默,水灵灵的眼睛,目光与我碰撞一下,继而怯怯闪躲开。她们仨唯一相同的点是——两手空空,只有我,不合时宜地拿了一份简历。我将手上攥着的几页薄纸卷成一团,莫名的尴尬卡在心头。

轮到我与HR谈话时,几个眨眼的犹豫,我还是将手上已不再平整的简历递了过去。

HR挑了挑眉、抿了抿唇,方才说道:“面试服务员?”

我以故作轻松的语调、掺杂着生涩的自来熟说:“我看到餐厅发布的招聘上工资开得不错,我也符合要求,就来啦。”

“服务员很辛苦的,你们这种女大学生能吃苦?”

“我能吃苦的。”

她脸上显出几丝戏谑,或许在心底暗暗嘲笑我的天真,觉得我干不过几天便会逃跑。

末了,HR没再多说什么,只说了尽早办健康证,几月几号就可以来上班了。她将皱巴巴的简历还给我,另附一张能够免费办理健康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我转身向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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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过半,我和室友们吃了惯例的“分道扬镳餐”。大家暗戳戳的摩擦既往不咎了,分离的时间恰与独立的节点重合,渲染出几分孤独的迷惘。

想当初,一到大四,我们4人就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该和班上考研考公的同学一样找点“正事”了,我们在二者间思索徘徊,最后一致决定投入后者的大潮——转教育、转金融、转法学、转社会学……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谈到彼此未来的打算,宿舍里一派手无足措的尴尬气氛,犹如几年前新生初见。

青青说:“真的不知道做什么,不想工作啊啊啊,我可能会‘二战’。”

小南说:“我先回家吧,可能考编,还不知道打算。”

阿惠说:“有朋友在北京,我去北京找找工作。”

我说:“我要去当体力劳动者了。”

或许是天气太热,“前程似锦”说出口时,实在干巴巴的。之后,我便与沉甸甸的行李一起打包,抵达餐厅。

我入职的餐厅以“传统文化”为卖点,大厨号称在某某国际会议掌勺过,菜品说是专注中餐,又夹带着一应不伦不类的西式菜,一通营销宣传下来,给人一种“不吃不爱国”的隐形压力,所以在当地的社交网络平台上颇具名气。

我应聘的这家分店,厨房人员众多,部门驳杂,冷菜冷饮部、甜点部、炒菜部、做汤部、烤制部……不算主管,平均每个区域都至少有4个人,而服务员这边,就算把偶尔帮忙的经理与领班们加上,也就勉强凑够10来个人。或许因为人手实在是不够,该分店招聘时打出的薪水是“每月6000,提成另算”,包一日三餐、包住宿(宿舍是6到8人/间)、给月休4天(非固定日期,看餐厅排班),虽然招聘信息上还标注了“五险”,但实际上餐厅一般选择给员工每月加500块钱,让大家自动放弃交社保。

后来我听老员工阿龙吐槽,说服务员人少,极其辛苦,可餐厅还以扣薪为代价来逼迫大家保证服务质量,所以很多新人常常干几天就会借故离去。通常今天三三两两地来,明日零零碎碎地走,流动的服务员就像在参演定时剧本。

“每月才5000多,比我待过的其它地方辛苦几倍,还不如去包生煎。”阿龙咬牙切齿地大吐苦水。

听到这儿,我想,我还是不要告诉他“新来的员工薪水都上涨了”比较好。



3


入职时,经理将员工服递给我们同期入职的几个人,让我们赶紧换上。员工服是V领棉麻装,我的那套不知经过多少人的“传承”,带着几分陈旧的褪色,像连绵雨冲刷大地后的初春黄青草,意外地符合餐厅“简朴高雅”的格调。

3天试用期,工资按小时算,试用期过后,正式签署合同。第一天上午7点,店门紧闭,未到营业时间,经理吩咐占领班教我们几个新员工一些规矩。占领班不到30岁,秃头小伙,高高瘦瘦竹竿样,眼睛鼻子沉沉耷拉着,一时让我想到了《海绵宝宝》里蟹堡王餐厅里丧丧的“章鱼哥”。我暗自笑笑,不查,立刻被占领班凌厉的目光抓获,糟糕糟糕。

“我告诉你们,上班要有上班的样子。在这里,别以为自己多不一样!”随后,他拿出了许多托盘,一个个递给我们。“左手托住走路,抬头挺胸,不能掉。”

说罢,他变戏法一样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许多块沉甸甸的砖头,在每个人的托盘里放上一块,让我们开始轮流走。这样训练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才被允许放下托盘休息,我细细的手腕已经酸酸的了。

接着,占领班又把我们带到堂食区和包厢,开始讲解规矩——上菜的位置、顺序,餐具角度、如何摆放,口布如何折叠……“包括餐厅的菜品,即使有菜单,你们在脑子里也要记住。”

我默默地翻着一页页琳琅满目的菜单,都是些什么“金玉满堂节节高”之类的,不禁感慨:餐厅的文学水平从古到今就没输过嘛。

悉数了解完基本规矩后,占领班便将我们分配给各个区域的“前辈”,由他们带我们上手。

餐厅有3层,一楼主要做堂食,由占领班管理,这层除了茶艺师的表演舞台外,分为4块,每块大概5到6桌,每桌可容纳4到6个客人;二楼是包厢区,由唐领班管理,每间包厢以诗命名,总共6个,每个包厢最多可坐12人;地下一楼左边是厨房与仓库,右边有块小小的地儿供员工用餐休息。

我被分配到了一楼的A1区,负责该区的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名叫林川。他嘴角无时无刻不挂着温和的笑,白净阳光,来吃饭的女客们都很喜欢他。

我打趣道:“师父多多指教。”

他潇洒摆了摆手,笑道:“哪儿能啊,互相合作才对,新来的朋友。”

前厅其他几位服务员,年龄基本都在20岁左右,常蹦出些“罩着你”的话,还处在江湖义气当先的阶段,十分活泼可爱,他们大多是初高中早早辍学,由家里的某位哥姐带着,以明白又不明白的心情“闯荡”社会。而我后来才知,林川跟他们不一样,他是2021年毕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正在为自己的北欧留学计划攒钱,在这儿工作了快1年了,这个工作时长和资历,实属是餐厅里的“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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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行业竞争十分剧烈,老板每天一睁眼,就会听闻哪个区哪条街又开了一家新招牌餐馆。我在的这家餐厅虽然主打中高端,但为了抢夺更多的客源,也在各类消费App上推出了价格稍低的套餐活动,甚至还高价请来某社交平台的百万粉丝网红“无意间偶遇宝藏店铺”。千金一掷的广告营销下,每天特意来消费的本地顾客络绎不绝。

当时时值疫情,可除了厨房,我们脸上并不常挂着口罩——因为会遮挡住微笑。偶尔,我对着纷至沓来的人群发呆,恍惚觉得自己身处在2019年之前。若不是不久前我使劲儿咬都咬不到一个能有满意答案的钩子,我真会时常怀疑:人们的外出旅游热情是不是都疯狂转嫁到本地各种新兴网红店上了?

许多个盛宴夜晚,老板表情祥和,一动不动地坐在收银员身后,一双白胖胖富态的手交叠扣成碗状放在肚子前,翘着几根时尚弄潮儿般的胡子,笑眯眯看着前厅的劳动力们忙到飞起,真真有一种贵妇人在愉悦地欣赏名画的感觉。

背地里,我们都喊他“小胡须”。我们忙得晕头转向,“小胡须”还要时不时在耳边窜出一句句“弹幕”,我们无时无刻想让他闭麦。

“啊呀呀,看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再忙口红也不能掉,赶紧赶紧,快去补起来!”

“啧啧,你怎么回事嘛,上菜的姿势不要吊儿郎当的,微笑,要微笑!”

加班更成了常态。可恶,无法忍受。好吧,看在加班双倍工资的份上。

晚10点,餐厅渐渐归于宁静,只有窸窸窣窣的打扫声。消毒水的气味从刚拖过的地面上逸散开来,这是专属于休息时间的气味,是能让神经能不紧绷的味道。林川一边擦盘子一边笑说:“我觉得托尔斯泰那句话可以改成:幸福的老板都是相似的,不幸的打工人各有各的不幸。”

我瘫坐在椅子上,挤出几分气力,认真地点点头。



4


在堂食区服务,需要面对客人太多需要急速翻台的怒火——网红“无意”来过后,堂食区涌来的客人大抵都是团购了套餐来打卡的,用餐以拍照为主,导致其他客人因等位怨气满满:“搞什么搞嘛!套餐就不是客人了是吧,让我们等这么久!”

我们惯性地垂头,乖巧如绵羊,任由客人唾沫星子飞溅。客人教训得嘴巴干了,我们就得极有眼色地递上舒舒服服的冷饮,软糯糯地说一句:“这是专门为您提供的免费鲜榨果汁,真的很抱歉。”

看看面前形单影只任由自己发火的人,客人内心也知晓,归根结底怪罪的不该是服务员,也就差不多摸摸鼻子,讪讪地以一句“行了行了,赶紧上菜去”作罢。

除了排队等号的怒火,还有就餐后喋喋不休的抱怨。客人们抱怨最多的,是盘子与菜的“艺术美学比例”太过离谱:“你们自己看看,堆满一张桌子的盘子里实际东西有多少?比脸还大的一个盘子,菜就一个额头那么多,你觉得合理吗?”

我当然也觉得很不合理,天知道我每次举着托盘上菜时手有多酸!我们手腕上八九成的重量,都来源于那一打碎就能扣我半天工资的瓷实盘子。一开始我还傻不愣登地跟占领班反映情况,他冷笑驳回:“你懂什么,这是艺术。”好吧,我不懂艺术,所以我只能每次昧着良心和客人说:“感谢您的建议,我会向老板反映的,争取改正。”

另外还有嫌弃冷饮太冰的、吃完了一个菜就说难吃要退的、说我们没有及时倒水的、餐巾纸太贵的……我们忙到头昏脑胀,也要拼命挤出几丝笑意,道歉、鞠躬、安抚一条龙。客人若是骂,就必须让他们骂,让他们痛痛快快的、让他们能感到如“上帝”般的舒服。犟嘴是服务员的大忌,再委屈也不要说出口。客人永远是对的,我们永远是错的。

长时间的体力工作有如溺水,被捞上来进食休憩的片刻,吐槽自然成了配菜。到了员工就餐时间,年轻的服务员们就开始了一餐一度的“吐槽大会”——这肚子必须要先清空,要先把受的气给吐出来,才能咽得下嘴巴里匆匆塞进的饭菜。

地下一楼灯光昏暗,小年轻们肆无忌惮地宣泄着对头顶那群一面之缘的顾客的怨怼,间或穿插着一致的咀嚼声——这是后厨阿姨偷偷端给我们的“小灶”,偶尔是蛋炒饭,偶尔是烤鸭肉,偶尔是点心房多做的荷花酥——逢阿姨来,逼仄闷热的小空间里便会响起短暂的欢呼声,随后被一阵“嘘”声轻轻压住,后厨主管睁只眼闭只眼,路过也只当没看见。

“我和你们说,今天有个客人太奇葩了,硬是说空调太热。拜托!都和他说开到16度了,难道我去给他买个电风扇对着吹吗?不依不饶喊了我7次!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我装模作样对着空调按了一下,实则毫无变化,他却说凉快多了——我服了。”

“我不也是!天知道我对东北人有多直爽善良的滤镜,我那区的3个大哥居然‘跑单’了!靠!好想哭……”

“你是不是每天想着网上那个男朋友分神?要赔钱了吧,哈哈哈……”

“你每天就知道和小姑娘连麦打游戏,还好意思说我?”

……

服务员每天长时间的站立与奔走,头几天,我每天都被双腿明晃晃的疼痛提醒。

年轻的前辈们向我传授经验:“哎呀,等时间长了,长了茧子麻木了就不痛了。”

林川突然呢喃道:“痛苦和麻木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愣神,阿龙咂嘴作酸倒牙状:“什么痛苦不痛苦的,书读多了,是这样神经的吗?看来读大学也没啥用嘛。”

其他人一阵大笑。读书无用论总是这里许多玩笑的终点。很可悲的是,林川和我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他们的证据。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这里的相处氛围就是这样,大家并不习惯谈论精神层面的东西。因为社会凝视学历等级,所以他们每次玩笑也会夹杂着微小的锋利,或许这能给开玩笑者一份弥补的慰藉。

我一般就合群地笑笑。

随着饱腹结束,众人默契散开,拿出最亲密的手机,将精神放进短视频直播游戏里划水。我随众划着搞笑短视频消磨时光,但心却常常像腿蹲久了似的,溢出些电视机雪花般密麻的虚迷。我生出一种错觉——我好像进入了另一座塔,这里也有一群同龄人,不需要也不允许你有多不同,做好规定的事情就好。我脱去长衫,选择在此,却又别扭地、无法心安理得地在这片水中呼吸。



5


满负荷的体力劳动尚且能坚持,无尽的情绪劳动则令人疲倦想逃。

7月的一天,下午4点,我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正好当时用餐的客人不多,我便将精力与热情集中于她们,反倒招致来了本就对我不太满意的占领班的怒火。

客人是3位极具风度的女士,点了个套餐,落座时就开始打量我的一举一动:“小姑娘业务很不错嘛,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餐厅?”

真是经不起漂亮姐姐的夸。占领班培训时说,客人的一切要求都要尽量满足,我见热菜还未上来,便带她们一边参观餐厅、一边讲解,越说越起劲儿,情不自禁夹了几个糗事见闻,引得她们打趣发笑。我刚找回了几分当专业导游的感觉,恰好就碰上采购员来餐厅送货,他看着我,目光复杂,我还不明就里。

直到客人们用餐结束准备离开,其中一位女士强行加了我的微信,之后问我要不要跳槽,我这才知,她是附近一家竞品餐厅的老板,她的餐厅以“王校长”到访过为营销噱头。

最终,这件事被占领班知晓了。当晚,我被叫到了监控室指认:什么具体时间、她们点了什么菜、你为什么要带她们参观、她们问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极具审讯之感。

“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做起来倒这么拿手!我不想听什么理由,就你热心是吧?”

我靠在墙上,忍住喉咙里要跑出来的哽咽,对抱怨谩骂的习惯性服从,竟然让我无力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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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我意外地被经理重新分到二楼包厢干活,可谓受宠若惊:每个包厢一天最多接待两批客人,不像堂食区那样疯狂翻台,减少了我大量的体力劳动。

工资更不用说——虽然包厢服务员的底薪和其他人并无不同,但有15%的酒水提成,简直是喜从天降。包厢不会有堂食区那种点套餐打卡的客人,一般都是来聚会的,用餐时间更长,对于茶叶、酒水和餐品推销,他们很容易买账。酒水和某些菜品都是能拿回扣的,时间长了,积累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

占领班对我的调动暗暗地表达过不满。在这家餐厅,分配谁去包厢并无规定性的要求,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由带人的领班作为人情关系提出,高高在上像施舍恩惠般降下来才是对的。经理在我身上开的例外,无疑让他失去了某种权力:“经理凭什么把新来的放上去?又不是没有其他人。”

唐领班拍了拍我耸起的背脊,笑道:“他明年大概去别的门店当经理咯,别往心里去。”

餐厅的管理岗一般都由牢固的亲戚链锁住,至少这个餐厅就是如此——这条信息来源于地下的“吐槽大会”,我们已经都知道了,领班、经理、采购主管、财务,都是“小胡须”的什么、什么人,而普通员工一般只是底层干活者。

来包厢的客人都是本地富户或者公司领导,我初始不懂,似刘姥姥进大观园般忐忑,脑补的都是国产电视剧那种步步惊心的场面。事实证明,少看点玛丽苏电视剧是对的。

第一天,我作为其他包厢服务员的“助手”,眼观鼻鼻观心地上手协助:根据预订单布置包厢、打扫与检查洗手间、预备香薰、摆放餐盘、折叠口布、调整座位,点单、上菜、介绍、倒酒水饮料、送客,收拾残局、全面打扫。餐桌铺布撤布,转桌那个大圆盘子的卸下与移动的技巧,我真真学习了好久,但可能因为我是个不到1米6的小个子,摆弄时动作总是太笨拙,几个月后,依旧惹得其他人捂嘴笑。

第二天,我便开始独立负责一个包厢。在独立空间服务,接收里面客人群体的凝视,颇给我一种单刀赴会之感。我向唐领班颠颠倒倒地描述了这种感觉,惹得她一阵憋笑。



6


我在包厢第一次接待的,是一个老人家的生日宴。

我向茶艺师琦琦打听,她说寿星老太太常常在下午闲时来餐厅茶区喝茶:“不知道怎么说,像个老女巫,要么不说话,一说话能挑剔我们一下午,次次如此。头疼,怪不得一个人住。”琦琦好不容易抓到个人倒苦水,直到我借口要去准备,才放我离开。

按照预订单的信息,我在包厢里布置好了六人位,将要求的红酒、白酒、宝宝椅、熏香、毯子等一应物什都小心备齐。我心下揣度,估计是一家人来过宴,服务只要挑不出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到了点,却只见三两老人进门,带头的老太太穿着修身的暗红色旗袍,头抬得很高,气场很强,给我一种岁月不败美人之感。茶艺师开始斟茶,我站在原地愣神,被这位老美女冷冷瞥了一眼。

“可以开始了。”她说。

只有3个人?!我一激灵,赶紧撤下桌上多余的几套餐盘与位椅,着急间不免使得碗碟“叮叮铃铃”。果不其然,听到了“啧”的嫌弃,我不由得谨慎放慢动作。

“阿淑,生日快乐哦,你呀,一个人都过得有滋有味的,哪像我们,家里琐碎事忙得唷。”

“咱们酒就不喝了吧,回去孩子闻到,又该叨叨个不停,他们啊,平时鼻子灵得很,我上次……”

老太太话并不多,只听另外两位——貌似是什么老年社团的好友——一直讲着家长里短。3个人呈三角之势,共享硕大蓝底布圆桌上满无空隙的琳琅菜肴,“丝丝牵挂味满家(凉拌菜)”,“富顺绵绵(山药鱼羹)”,“荷塘月色(主要是荷兰豆)”……不过老人们并没有酝酿出如美食名字般合家喜庆的氛围。

在我看来,这顿饭吃得实在潦草,半场电影的时间,包厢里就只剩下了寿星自己。两位友人说,太晚了回去不好,老太太也不说话,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桌子夹菜,安安静静,倒也没有吩咐我做些什么。

“这位太太今天生日,长寿面要不要准备啊?”我悄悄地问上来巡视的经理,餐厅没写在菜单上的一条常理,是要给恰好过生日的客人送一份长寿面,不过,这一般是给喜欢在App上点评的堂食区客人准备的。

经理看了眼预订单,笑道:“这么些花样的菜,送什么免费的清汤面?人家还瞧不上呢。”

或许是第一次包厢服务太过顺利轻松,我偏要给自己找点麻烦。我犹豫半晌,还是在操作区的点单机上下单了这份隐藏菜。

面从滑动电梯送上来时,我把用废纸叠好的千纸鹤也放在了托盘上:“这是餐厅送您的长寿面,生日快乐。”

老太太愣了愣,捏起丑陋小纸鹤的翅膀端详,终于露出了笑:“你这个折法挺好看的。”

我耳朵发烫,也不知什么唆使我像个“小登徒子”一般说出了一句:“您比较好看,您刚进来,我都走神了。”此刻回想,我实在是忍不住捂了3秒钟的脸。

“谢谢你。”


------

后来我发现,其实包厢的客人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和一般人有多不同,很好服务。偶尔出了差错,只要及时处理好,他们也不会为难,我的“还未老练导致的着急忙慌”,在他们看来倒成了“笨拙但很真诚地应对”,反而常常顺口向经理夸赞我。感谢他们的格局。

当然少不了会遇到“中年大叔局”,他们通常自带红酒、白酒、啤酒,各品种各牌子几箩筐,从下午5点一直高谈阔论到晚上近11点。我被喊倒酒时,避免不了听到带颜色的玩笑,常让我的笑容像图钉一般僵硬地钉在脸上。最终,客人们会以给包厢满桌满地满厕所渲染上呕吐物来划上离场句号。

对于推荐菜品酒水的事,我没有多少执念,觉得还是以客人需求、口味为主。有时我也会左顾右盼一番,看经理、领班在不在,然后好心暗示客人,与其选择菜单主打页上某个花里胡哨的高价菜,不如选择某个“深藏功与名”的菜色。

时间久了,对工作也游刃有余起来。待命在包厢备餐区时,客人们的谈话会从热火朝天的酒桌涌进我的耳朵。我发现,人,即使被社会分为各种阶层,但本质上大同小异,一如叔本华所言:各人拥有的不同地位和财富赋予了个人不同的角色,但各人的内在幸福并不会因外在角色的不同而产生对应的区别。相反,这些人同样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

聚餐无论是家庭、公司还是俱乐部团体,不同的人群个体却总能形成同样的剧本,小小的包厢饭桌是舞台,服务者变成一幕幕剧的鉴赏者。无论是谁,承接的往往就是这么几类角色:

主角儿,肚里藏着许多事,就待今天主场发挥——哎呀那个谁谁谁,你们不知道,背地里做了那种事,你们说说这像话吗?前几天不是又有什么新闻吗?先是这样,然后那样,最后那样……

配角儿,虽然气场不够强,话题起不来,却是舞台上添油加醋的好帮手,他们能应和上主角儿的每个卡顿点,甚至能引导舆论风向——嗐,真没想到,真是错看他了,居然是这种人;现在的世道,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第三种是闲角儿,一样不可或缺。他们默默聆听,发出恰到好处的反应——或微笑,或摇头感叹,在配角提议和主角敬酒时,也配合着起身,脸色平静地做出剧本里属于他们的后续动作。



7


10月,如常上班的一天,我发现负责3号和4号包厢的蓝蓝不见了。

蓝蓝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儿,有点内向,除了工作,不怎么喜欢和人交流——当然,包厢的服务员都挺好看,我常叹气自己是来拉低二楼平均颜值的。

我问唐领班:“蓝蓝为什么突然走了?”她沉默半晌,没有回答。

我在当天地下一层的员工餐时间,才听到了答案。

“听说,是受不了占领班……”

“我作证!我亲眼见过他好几次摸蓝蓝的手和腰,有次都摸人家屁股了。就前两天,我刚好路过3号包厢,偷偷拍了照片,你们要不要看?”

众人兴致勃勃开始传阅,同情和兴奋的啧啧声暗暗交叠,成了今日下饭的佐料。

“你们说,是不是蓝蓝勾引人家啊,她平时那个样子,我几次和她说话都不理人的,谁知道是不是瞧不上我们,转头找人家领班了?”

“你看他那个手哦,放大看看!啧啧啧……”

“这都正常,我以前上班那家,有个女服务员也很漂亮,不也被老板看上了,老板娘都找店里来了呢。”

……

我忽而莫名觉得悲伤,阅历浅薄,我并未见证过职场的性骚扰事件,也厌恶这种事如此理所当然,并在他人言论中成为兴奋点。受害者被描摹成一种形状,在品头论足中成为“我见多了”的“经验+1”。

我以吃饱为由,在众人的高谈阔论中默默离开。在这里,我并未受到过蓝蓝的遭遇,但却勾起了我极其不好的回忆,我矫情地开始了难受——是我见识的太少了吗?我是“清澈的愚蠢”吗?对与错都是无关紧要的吗?还是说社会的所有角落都是这样?是我太小题大做了?

逼仄的地下一层与体面的地上餐厅构成了一个世界,我们属于地下,这里的空气并不是很好闻。我忽然想到昨天夜里失眠,百无聊赖翻过阅读器,渴求来个昏昏欲睡,可在局促狭窄的宿舍床上无从施展,想昂首挺胸,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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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川是服务员里独一个收到过传说中的小费之人,据说对象是一位带婴儿来用餐的年轻女士。邱邱说,她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她那时就在B1区服务,那天时辰尚早,那个年轻女士一进门就摆出“我不高兴”的阴沉表情,邱邱看着她走过来,虽然面带微笑,可心中拼命祷告:千万别走到我这个区来!

万幸,祷告奏效,年轻女士去了A1区。不出邱邱所料,那位女士大呼小叫的尖锐声音开始传到她这边来,林川成为了当时一楼全场最忙碌的人——他一趟趟地跑上跑下,忙前忙后,背过身,表情也没有丝毫不悦,服务也很是周到,居然还帮忙哄小孩睡觉。

我初来乍到之时,占领班略过的实操细节都是从林川身上学的,甚至折千纸鹤这种讨巧的小伎俩,也师承于他。“林川是一个异类”,每个人看见他休息时趴在无人的包厢里背单词听课程时,都这么说。

我想到了大四上学期,班上总36个人,高达24人考研、7人考公。彼时我也曾是考研的一分子。社会上安慰说,“考研人”并不是无所事事,考研是有价值的,是大部分人以及家长认可的“提高自我,更有出息”的道路。可我心里清楚,面对即将被驱逐出“象牙塔”的境况,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很迷茫,我不想面对社会,所以我选择考研。

我曾以为林川也是如此——留学,不就是一种给学校续费几年不面对社会的生活吗?有必要吗?最终不还是要被可恶可悲的生活同化?蓝蓝离开的那天,我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这个问题,满腔的烦躁压抑——出于人性之恶,我突然很想看别人难堪。

“不可否认,我确实可以再度不完全直面社会,但你是不是忘了,考研的、留学的、考公的,或许是他们本来就计划的目标,而不是刚好的逃避呢?对我来说,父母愿意给我一个去看更广阔的多样性的世界的机会。”

“你说的到头来还是怎么怎么样,我并不认同。是因为你读了书,到头来跟还没读过几年书的一样是服务员?你花费了更多金钱和时间,却以为是浪费,所以你这么想?可是你现在至少能有机会、有意识地面对和思考对错,而不是停留于此,并感到满足。”

我总感觉林川的回答在跑题,夹了很多训诫给我,说了一堆我现在需要回想很久的长篇大论,但当时却意外帮我驱散了很多内耗情绪。我自以为是又十分扭捏地“脱下了孔乙己的长衫”,可那个时刻,才恍惚我并未真正脱下。



8


有时忙到凌晨下班,林川便会喊我去两个街区外的烧烤摊吃夜宵。刚开始,我还觉得穿着服务工装走在路上有些羞赧,会回去宿舍换个衣服,后来发现,根本无人关注你穿些什么,索性没骨头似的趿拉着步伐直接去。

12月,阴沉的寒冷席卷南方,一天夜里,唐领班也罕见来吃夜宵了。她不像猥琐的占领班那样端着个架子,和我们都十分亲近,我服务客人来不及时,她常常帮忙。那晚,她颇有梁山好汉风范,挥手道:“今天的夜宵都算我头上!”

我们几人围着她欢呼,惹得唐领班嫌弃地大步快走,我们调侃地追她,很快演变成街头奇怪的打闹追逐战——哎呀,其实烧烤不重要啦,就是喜欢漂亮姐姐啦。

烧烤摊大叔已经和我们熟稔,那晚他身边站着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头发染成明亮的黄色,神色却拘谨异常。

林川笑道:“大叔,今天带徒弟啦?”

“什么徒弟啊,这是我儿子,不好好读书,就知道玩儿。你们看看,哪有学生把头发染成这样的,怪里怪气!”大叔粗糙的脸颊肉在摊子上支起的白灯下抖了抖,瞪着自家“小黄毛”叹气道,“你们帮我劝劝他,哪有人不想读大学去打工的?不读大学以后有什么出息?难道以后就和我一样卖烧烤,给别人端盘子?”

凌晨街头,本就萧条的烧烤摊,就这样莫名出现了另一种寂静。

“啊呀呀,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别往心里去,我不是说服务员没出息,我是说自家儿子不读大学没出息,你们别往心里去啊。”大叔意识到了自己说错了话。

“爸!你能不能别说话了啊?”“小黄毛”终于开口。

风掀起路边的矿泉水瓶,我肚皮里忍不住开始发笑。

“唐姐,你今天请客,不会快走了吧?”林川突然发问。

我呆呆看着对面的唐领班,她刚往喉咙里灌进半塑料杯冰镇啤酒,露出淡笑:“你这小子,挺能猜啊。以前上班啊,是精神高压到痛苦,现在呢,是体力高压到累瘫。卷得差不多了,我要去躺平啦。”

我们并没有多问,只是干杯。

我开玩笑道:“唐姐,没有你,二楼我可怎么活啊。”又惹她一阵笑。


------

后来,在我和林川两个人的夜宵会上,才听林川提及:唐领班毕业后,在很多人的艳羡中进了某互联网大厂,在同事虎视眈眈的竞争下快升职时,却因为抑郁实在撑不住了。辞职后,她先是旅行了一阵,攀了家里和“小胡须”的亲戚关系,兜兜转转当了个服务领班。现在再次离职,她打算休息一阵子,自己开个小门店。

“你怎么知道的?”

他漫不经心道:“我来的时候,唐姐是我师父。”

烧烤大叔在一旁啧啧震惊道:“这么好,还辞职?!那种互联网公司能赚很多钱吧,每天也只要坐着动动脑,多轻松啊,又是女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彼时,他已经听闻我们几人都是他口中“能有出息的大学生”,只是边撒佐料边摇头感慨:“哎呀,你们这些人,怎么当服务员啊,体力活累得要死,真搞不懂。”

林川正在完成当天的单词任务,听到大叔这话,抬头和我无奈地相视一笑。

那晚回宿舍的路上,林川问我:“还没和爸妈说?”

我爸妈之前问过我工作的下落,我一直用“文员”搪塞,他们又问待遇,我算算当服务员的“底薪+提成+加班费”,报了个数字。他们倒没说什么,唯表妹和我抱怨说,她爸又念叨,让她好好读书,“说我要和你一样读大学,工作轻松待遇又好”。

“孔乙己的长衫”我已经脱下了,可我却不知道,如何要把这件事尴尬地展示给辛苦操劳、让我能成为“孔乙己”的父母。

我耸耸肩,问林川:“林同学,你不会也快去留学了吧?”

他罕见地露出几分苦恼:“没攒够钱呢,还有一大堆头疼的手续,不过有了目标,不是正在进行吗?”

“听说北欧很冷。”

“嘿嘿,我大学旅行过,我很喜欢。”

我似乎一直对生活都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修建自己人生的工人,以前不知道总体规划,只按照社会规范乖巧地添砖加瓦,可如今需要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建构了,才发觉自己对进程和期望都不是很明白。

“你可以把服务员这段经历当作gap,没关系的,年轻要么多读书、要么就赚钱,总会有用的,是吧?这位工资已经比我高不少的同学。”

林川的安慰恰到好处,我吸了吸鼻子,再次觉得此人观察力太强,不由得感叹:“这位大哥,你是真适合干服务业。”

“你这是夸我?”

我耸了耸肩,没了言语。



9


2023年,疫情过去,各地旅游业有如干涸的水龙头被突然拧到最大,喷涌的激流是报复性旅游的人群。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朋友圈、微博、小红书上接二连三的旅游打卡帖子,招聘App上突然跳出“我想和你聊聊”的消息。

这本身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发这句话的是我去年想去、却无岗位放出的旅游公司。

我鬼使神差点开App,页面上关于旅游岗位的招聘,指头居然能够划不完。我截图发给我大学的班长阿月,聊天界面还停在去年夏天,他当时告诉我,他进厂没日没夜地拧螺丝了。

“挺好的,今年的毕业生应该好找工作多了。”他说。

我回了个点头的表情包,聊起近况,他说自己已经辞去见不到太阳的流水线工作,准备去找找新的人生可能性。

我滑到聊天停留在去年6月的大学寝室群,本想打些字,又觉得有些唐突。透过夹杂近况的朋友圈,我知道小南正被家人催着考编和相亲;阿惠的地理位置从北京变回了南方,她竟然满心喜欢上了设计,正在一家服装公司实习;关系稍亲密的青青,不久前刚跟我联系过,她在考研“二战”,正在家中等尘埃落定:“我太焦虑了,我本来就上学晚,已经26岁了,今年我一定要考上!”

年末,我辞去了餐厅服务员的工作,靠客人婉转介绍进了一家公司担任运营,上岗时间还不算久,不再需要疯狂输出巨量的体力劳动与时刻待命的情绪劳动,幸福感直线上升。果然,即使是工作的幸福感,还是要靠比较出来的。

现在,我明确了职业的目标吗?我要追求怎样的生活方式?此刻青年与瞬刻老去的人生,怎么去构筑?

说实话,我还没有完全明晰答案。但我渐渐明了,人生路途没有固定的对错,有想完成的计划就去实现好了,等待时就耐心蓄力。限制你我的,不可能会是“孔乙己的长衫”。

(文中人物名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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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8-18 09: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转正不到1个月,刚毕业的我们被裁了|人间 · Z世代

 仲黎 人间theLivings 2023-08-18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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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又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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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黑狗》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2月8日,过完年回来的第二周。深夜,我躺在床上有一种不真实感,像一个刚做完截肢手术的病人,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曾经那理所当然的安全感破碎得如此突然。我努力让自己尽快睡去,仿佛一觉醒来,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但通常来说,造成了巨大痛苦或是无边喜悦的事物,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是一瞬间,而是会像雨水渗入泥土,细长而缓慢。

高佑东、王泓、李铭和我,是去年同期校招进入这家公司的应届毕业生,985硕士。我们的大部门属于售前相关,每年需要不定期出国际差,部门按照产品划分了几个组,我们4个又被分到一组。入职前我们就通过新员工群加上了微信,入职后,我们又一起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中培训,了解了产品、工作流程、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之后便是上手具体项目。

我报到的时间稍晚一些,所以遇到问题就询问他们,每次都能得到认真细致的回复。我们都是比较直爽的性子,一来二去,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下班或者周末,会一起约着去吃饭、打牌。

除了项目推进比较紧急时需要加班,会很累,工作氛围倒一直比较和谐。我们小组一共有10多人,业务方向整体来说偏技术,工作是项目制,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项目,同事关系比较简单。组长是个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内里却有一种与外形颇具反差的活力感——他的微信头像是只小奶猫,说话很幽默,总是面带微笑,每天早上来和晚上走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年前,我们转了正,也都接手了不同的项目。我和王泓主要负责欧美地区的项目,李铭负责中东某国的项目,高佑东则负责印尼的项目——他比较辛苦,任务量大,前方缺人,一周内就要出国,签证这两天就要下来了,他也在准备买机票了。

我们也都期待着各自即将来临的异国之旅,还给我们的4人小群命名——“环游世界小分队”。

“巴厘岛的风景可不错,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发群里,我们云共享一波。”

“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也很绝啊。”

“去欧洲的可以给我们代购。”

“就要四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时候记得带点纪念品回来。”

“中东带啥呢?”

“带瓶沙子回来吧。”

……

一场场未知的冒险在我们的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仿佛那伫立甲板的船长,脚下是即将远航的船,眼前是海天相接的未来,正等着我们去寻找、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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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天下午,组长突然叫我们4人到会议室开会。组长很少不提前通知就开会,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就是交代出差事宜,按往常一样,带了电脑和纸笔准备做会议记录。

来到会议室,组长已经在等着了。见我们来了,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说明会议主题,而是开始讲起公司未来的战略主线和部门现状这些像PPT里背景介绍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关键问题都会藏在这些烟雾弹后面,我们也就不太走心地听着。

然后,组长讲到,部门今年的考核指标变了,不再考核出差率,近期公司也不会安排我们出差了,所以办理签证的事可以停下了。听到这里,我们依然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事后想来,也许组长是想努力传达得更委婉一些,故而会议进程推进得非常缓慢,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后续的结论显得不那么突兀。

终于,他进到了压轴戏——公司下达了裁员指标,组里决定保可以创造价值的老员工,我们4个新人可以“自谋出路”了,从现在起,给1个月的时间,找下家。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仿佛当头一棒,我们甚至来不及反应。

“昨天下午接到的消息,我想了一个晚上该怎么跟你们说。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早说晚说都一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了。”组长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似乎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还拿我们举了例子,“公司不会耽误大家去外面找机会,比如佑东,如果你有了别的面试,可以说一声不来上班,我都会给大家批假的。”

说完,组长扫视着我们,仿佛在观察我们的反应。空气极度安静,我们低着头。高佑东悬在手中的笔有一丝颤抖。我们要被裁掉了——曾经看到过的裁员桥段,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比传闻中的“35岁”提前了整整10年,就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平常的下午,让人如此措手不及,就像刚出巢的鸟,还没开始飞,就被断了一翼——没有应届生身份,也没有工作经验,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已经开始设想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好牌要被打烂的样子。会议室里开着空调,新风机嗡嗡作响,我觉得很热,很憋闷,也很烦躁。组长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不想听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最后,组长问道。

问题?问题可太多了,不解、气愤、不甘心……快要从脑子里溢出来。有一瞬间,我甚至想站起来质问:凭什么!

但刀已磨好,羊也已经拎出来了,问什么问题有用吗?无论如何,至少,我要保持一个成年人的体面,不要狼狈不堪。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静静地盯着敞在桌子上的空白的本子,甚至还强挤出一丝微笑,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

“下班一起吃个饭吧。”走出会议室时我说,他们默契地点了点头。



2


晚上,我们打车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去的烧烤店。上车后,我又忿忿地说起裁员的事,也突然回想起来,最近确实听到了公司准备在年后精简人员的传闻。当时总觉得裁员离我们很远,毕竟不管从统计学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讲,裁员一般不会落到应届毕业生头上。今天开会后我甚至向其他部门一些熟识的同事打听了,发现好像只有我们部门准备砍掉应届生,而且只有我们组是所有应届生一锅端。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但仿佛若有所思,大概这座城市里,听到过最多故事的就是出租车司机了吧。

烧烤店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吃饭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心情复杂,走在人群中,仿佛也体会到了“热闹都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进了店里,入座点单,前面一桌的男生们正在喝酒侃大山,左面是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店员小伙忙得不亦乐乎,笑容明朗地为我们拿来菜单。大家看起来都好幸福,我不禁对这种简单的快乐心生羡慕,就像肚子疼,平时没事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然而一旦疼起来,你就会抱着肚子怀念曾经的平静。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哪做得不好吗?”我们猜测道。

显然不是。我们无论学历还是表现,都算新员工里较好的——我和李铭是同一所南方C9(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高校的硕士生,高佑东和王泓也都是985硕士;新员工集中培训时,我们的成绩名列前茅,平时考评也没有任何问题。

去年疫情下,公司整体的效益也非常好,按理不应该扩招嘛?无论怎么猜测,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裁员——

“我隐约记得,组长之前好像提到过今年会有人员优化,要末位淘汰。”

“那也不应该把新员工算里面啊。我们刚培训完,项目都没怎么上手,拿什么跟别人比?”

“我记得谁跟我说过来着,新员工有一年‘保护期’。”

“有什么用,又没有明文规定,想干掉你,这都不作数。”

“唉,校招的时候拿了几个其他大厂的offer,觉得这边可能压力小点,就选了这里,结果落得这种下场。”

“谁不是呢?我是想着这边可以出国玩,结果玩没玩成,饭碗都丢了。”

“我们点儿也太背了吧。”高佑东低声说道,“我是不是该收拾收拾把房子退租了。”

“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我不甘心,依然抱有一丝幻想。

“没了吧,都说这么明白了。”

气愤、失望、不安、茫然揉作一团,但最强烈的情绪,是惊讶和难以置信。刚步入社会的我们低估了职场的残酷,作为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零件,公司卸掉我们轻而易举,是没有情面可言的,甚至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更不需要告知原因,我们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或者说是一个代号。

被迫接受现实后,我们开始分析自己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出路有两条:一是重新找工作,二是争取公司内部转岗,但都很难。先不说最近几年就业大环境不好,我们如今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又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而且我们都属于跨专业过来的,抛下了化学、能源、材料、机械的老本行,新行业又没摸透。况且2月也不是求职季,只给1个月“缓冲”,想找到好工作基本很难,一旦工作履历断档,后面的牌就容易越打越烂。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转岗也因为裁员竞争空前激烈,我们需要跟一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角逐。

虽然我们说好要“化悲愤为食欲”,但一桌子烤串依然剩下一半多。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于是我们结账,走出烧烤店。

时间已经很晚了,路上行人散了不少,三三两两地走着。2月的晚上,风吹过,大街上很冷,我裹了裹衣服,只想赶紧回家躺着。

王泓点了一支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问道:“你居然抽烟?”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佑东看了他一眼,冲着徐徐飘散的烟圈说道:“压力大啊。”

我们叫了车,走到十字路口,看着擦肩而过的车流缓缓驶入夜色。虽然月亮很圆,路灯很亮,但远处的天看起来依旧很黑,仿佛一个无形的钟罩扣在头顶,让人心情压抑。



3


第二天,我们手头上的项目全部被移交给了同事,之前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一瞬间消失了。这无所事事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幻想,意识到事情确实没有转机了,必须要开始找出路了。

时隔半年,我再次打开招聘网站,仿佛又回到了那被焦虑掌控的毕业季,写论文和找工作挤到一起,每天焦头烂额。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至少是统一作战,有学校的资源做后备,现在裁员突袭,我们就像被打懵的游兵散将,在大雨里踩着泥泞的小路,只想尽快找一处茅舍暂避风雨。

我基本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简历就靠寥寥的在校实习撑着,而招聘网站上动辄要求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我回头看着自己这段仅有半年的、与专业不相关、还主要是培训的“工作经历”,内心犹豫要不要把它塞进简历。鼠标顺着列表划了半天,终于找到几个还算沾边的行研岗位,才勉强算是把简历投出去。

投了一圈后,我们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争取内部转岗,这样至少履历不会断档。原来对征途大海的畅想此刻只能按下去了:高佑东因家庭需要,转向了国内岗;李铭和王泓则是国内岗和常驻海外都可以接受;我还抱着可以海外短期出差的希冀。

我们翻看了公司内网,发现能投的岗位很少,而且我们组的产品从全公司范围来说体量较小,相应的人员需求就少,这意味着几个月来费时费力参与的培训对转岗的帮助不大,真是雪上加霜。

等待的日子,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天晚上回到家,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都在提醒着我认清现实,比如:陆续抵达的快递,是我为出国准备的各种必需品,倚在墙角的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还有躺在桌子上的房地产宣传册——1个月前,我甚至考虑要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可是,一切计划中应当出现的,都凭空消失了,仿佛你原本安宁坐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突然一个急刹,你就顺着惯性飞出去。没人会管你掉到哪里,你的计划、未来都一文不值。

去到办公室,同事们照旧在热络地相互打招呼,我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能枯坐在工位上刷招聘软件或者玩手机。净水器的位置在我们工位的正前方,大家接水时都要途经我们,组长也会经过,他有时会看我们一眼,有时不会,但无论他看或不看,那尴尬的感觉都令人如坐针毡。我手机里刷着视频,偶尔迎面对上他的目光,那一刻真是抬也不是,放也不是,只能赶紧再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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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关于此次大裁员的原因:一个是公司层面“降本增效”,另一个是因为疫情结束——我们部门刚成立没几年,因为业务特点,疫情期间人员需求反而增加了,头几年业绩不错,如今疫情结束,部门功能弱化,根据公司总体业务规划,需要进行人员精简,加之我们组负责的产品去年业绩一般,所以部门内的裁员指标,我们组要承担一大半。

从组内考虑,组长选择裁新人是相当划算的,需要的赔偿还少,据说当时上级曾提道:“也许,他们以后不比别人差,但我没时间给他们成长了。”

“那23届还没入职的新员工准备怎么办呢?公司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培训我们,结果还没有发挥价值就走了,又换一波新人,裁员跟招聘是分两条线的吗?这不是资源浪费吗?”我听一个负责培训的同事在讨论他准备带的新人,便问道。

“23届的招之前不知道部门要精简人员,往年都可以提前入职,但现在要求他们7月后才能入职,可能也会尝试劝退吧。另外,后面可能会卡实习转正。”同事回复道,“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裁员,疫情的时候都没怎么裁,可能就是你们运气差吧,唉。”

5天过去,果不其然,很多内部转岗接收的都是有经验可以直接上手工作的老员工。我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属于缺乏经验的新人,位置尴尬,除了王泓接到了个党建部门HR应付差事的电话外,我们颗粒无收,整个过程只能用“被动”二字来形容。如今的我们是傍晚菜市场剩下的菜,任人挑挑拣拣,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压抑。

“要失业了咋整?”高佑东说,“要不我去公司楼顶拉个条幅喊个话吧,‘校招生入职不足一年惨遭裁员’。”

“太坑了,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没缓过来,整个事情实在太突然了,这几天快把一辈子的脏话都骂完了。”李铭说。

“现在啥工作经验都没有,内部转不了的话,靠学校那点实习经历,我甚至不知道出去能干啥。”我点开招聘app,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消息框,“哦,不对,我还可以去送外卖,这个不需要经验。”

空气一度陷入沉默,吐槽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工作还是得继续找。 



4


令我们感到慰藉的是,一些同事很是同情我们,积极地帮我们寻找信息和资源。为了增加机会,我们也进一步扩大了投简历的范围,终于,在过了1周左右后,内部转岗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高佑东接到了公司天津处和济南处的面试;王泓和李铭开始了一个美洲处的面试;我获悉欧洲某国有用人需求。

但过程总是不遂人愿——高佑东面完后被告知,要等转岗部门里有离职意愿的员工走后空出位置,他才有机会过去,这一等可能就遥遥无期;王泓和李铭面的甚至是同一个岗位,只有一个名额;而我还在等早就约好、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的面试。

当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局时,组长突然给我们群发了一条消息:部门帮我们推荐了一个产品线的岗位,明天会有那边的接口人来面谈。消息来得有点突然,我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总归是又多了个机会。

第二天,离下班仅剩1个小时了,那个产品线岗位的接口人也没来,我在小群里发了句:“快下班了,今天产品线这个(岗位)大概是没了。”

他们附和道:“估计是。”

没想到,10分钟后,我第一个接到了电话。我马上在群里说:“说曹操曹操到,电话来了,我先行一步,回来信息共享。”

我赶到约好的会议室。这个产品线岗位确实是需要出海外短期差的性质,与我的期望匹配,接口人对我的背景也表示满意,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负责的产品与我之前负责过的不同,这意味着涉及产品的所有基础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既然对方部门愿意培养新人,我肯定得努力拿下。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顺利,那边看起来比较缺人,接口人直接承诺可以尽快转岗。出会议室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转机来得如此突然,这算是已经安全着陆了吗?一想到接口人给出的爽快承诺,我便安慰自己:应该是妥了吧。

接着,他们3个也依次被叫过去面谈。由于当时我们也在其他面试流程中,故而并没有马上确定意向,接口人说给我们一个周末的时间考虑,周一给出答复。

周一很快便到了,虽然高佑东不想出差,但无奈国内岗位没有空缺,他便决定不等了;王泓和李铭面的美洲处岗位分别进行到了二面和三面,但迟迟没有确定结果,李铭决定主动放弃;我也跟欧洲处岗位的HR明确了,不再等待。

高佑东、李铭和我决定去那个产品线的岗位。对于美洲处的岗位,王泓想再等一等——毕竟李铭退出,少了一个竞争者,他又有相关国家的项目培训经验,所以最后,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得知结果后的第三天,他就提了转岗申请,然后搬走换了办公室。

得悉我们确定去产品线的岗位后,对方部门发来一份表格,要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并让我们耐心等待。虽然对方还没有明确给到调岗通知,但看到王泓的转岗流程如此迅速和顺利,我们3个都放下了怀疑,好似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听说新岗位所在部门业绩更好,我们甚至还庆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接下来安心等待就好。同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祝贺我们有了一个好去处。

我们依旧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但是不像之前那般慌张了,心安理得地把这段闲暇用来休息。新岗位工作性质与之前的类似,我感觉我生活的列车重新步入了正轨,开始前进,曾被遗弃的看世界的计划又重见了天日,快乐和希望一并都回来了。

可2周过去了,我们除了拿到一些技术资料,做了点学习,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进展。每次询问对方接口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复:快了,耐心等待。

我逐渐生出一丝不安,对高佑东和李铭说:“这都快半个月了,夜长梦多啊,不会突然不要我们了吧?”

“应该不会,那边领导都承诺了。”高佑东回复道。

那就等吧。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毕竟,我们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5


3月初,面试完的第三周,周一早上我来到办公室,发现高佑东不在。他一向来得很早,难道是请假了?

不一会儿,高佑东发来消息说:“今天请了病假去医院做检查。”

我以为就是常规体检,便回复道:“趁着空闲,去做个检查也挺好。”

周二,高佑东依然没来,我才奇怪:“什么检查,做一天还做不完?”

他回道:“出了点问题,需要做手术然后住院,请了半个月假。”

我很惊讶,安慰道:“身体最重要,公司这边正好没事,你赶的时间不错,安心养病,有啥事随时通知你。”

周三,我找到部门HR,询问转产品线岗的事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她告诉我对方部门确实是有需求的,只是名额还需要时间协调,你们耐心等待。听完,我放心了不少,向他们转述了这个消息,并问候了高佑东,让他安心养病。

周五早上,部门HR突然问起高佑东“在不在公司”?他回复“在医院”后,HR便没有消息了。我猜是转岗的事,等了这么久,也该要开始了,心里的石头可算快落地了。我感到一阵轻松,在工位上直了直背、伸了伸腰,接下来一整天时间,我都密切关注着通讯软件和邮箱,生怕错过什么。

可从早上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下班后,我跟李铭一起往外走。出门后,他突然把我叫到楼梯转角,说:“虽然部门HR让我低调,但还是跟你说一下吧——就在刚才,她让我提了调动申请,意思是那边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应该不会让我们一起过去。”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名额有先后就有先后呗,为什么要李铭“低调”呢?是要对谁“低调”呢?那显然是对我、对高佑东低调啊!不安在我内心里开始蔓延起来——难道可能有人转不过去吗?想到这,我愈发坐立不安——高佑东那边早上说完,也一直没有后续,现在什么情况,要不要问一问呢?

我正犹豫的时候,高佑东却打来了电话:“忙着呢吗?跟你说个事,部门HR刚告诉我,我们仨可能没办法同时过去,让我心里有个数。最多有两个名额,李铭应该已经在转了,也就是说,我们俩至少有一个要出局了。”

“什么?!之前不是说名额充裕吗?”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在飙升,拿着手机的手在颤抖,不安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心头瞬间涌上一阵窒息感,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把头探到水面,刚喘了口气,又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对啊,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要被气死。今天是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不能坐着,只能躺和站。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正站在病房门口。”

“名额不够,为什么不早说呢?浪费这么长时间干等着。”我的窒息感变成了愤怒,感觉自己像案板上的肉,毫无主动权,“拒了其他机会,就等来这么个结果!”

3选2,他俩都有接到HR的通知,就我杳无音信,这不明摆着不要我了?这么想着,巨大的悲伤一下袭来。我准备去问一下那边的接口人,无论什么结果,我必须知道确定的答案。我在线上给对方留了言,对方很快回复了,说稍后给我打电话。

等待的空档,眼前仿佛有一座大厦在摇摇欲坠,这种时候最为熬人,你感觉它快要倒了,但又不知在哪一刻倒,如果它轰然倒下,至少可以让人认清现实。我甚至想了很多次电话打来后得到被拒绝的消息的场景。良久,我又想,既然都不要我,那我至少要知道是为什么,于是拿出纸笔,开始罗列一会儿准备问的问题。虽然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生气也没用,事已至此,何必自我为难呢,但手中的笔却依然止不住地抖,心跳加速,字坨成一团,凌乱地散落在纸上。

1小时后,手机响起。我心里一沉,如鲠在喉,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来看着那个绿色的接听键,一边用尽力气安抚快要喷薄而出的情绪,一边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冷静。

顿了几秒后,按了接听,没想到从对面传来的声音,语气居然很轻松:“你这边问题不大,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耐心等待吧。本来我是想让你第一个转的,但由于部门内部各方面原因,女生就排后面了。”

我这边问题不大?反转来得过于突然,我将信将疑,手里还拿着刚刚写好的问题,补充问了一句:“那我们3个是都没有问题吗?”

“不好说。”对方留下一句,就挂了。

煎熬等待了1小时,通话过程不到1分钟。但至少,事情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丝转机。我心情缓和些,又催促高佑东也去问一下,但他问完的反馈是对方回复得略显敷衍,没有什么明确结论。


------

周日下午,我跟王泓一起去医院探望高佑东。出电梯的时候,高佑东来接我们,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起来气色非常不好,穿着深蓝色条纹睡衣,手术的伤口还在愈合中,走路只能弓着背。见我们来了,他笑着摆了摆手。想着他一边生着病,一边工作上还出了变故,肯定身心俱疲,我不禁感到非常难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来找你唠唠嗑。”把水果放到病房后,王泓先说道。

高佑东带我们去到病房外的大厅,那里的人很少,有一整面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楼下的喷泉,池里有两只黑天鹅,还有两个天鹅雕塑立在水面。

“做完手术不能坐着,除了躺着,就是出来动一动,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来这里看那两只天鹅,经常有人来喂它们。”高佑东说。

我们站在窗边看着天鹅从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来,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落在水池里。看了一会儿后,我们切入正题:“这波操作真的是绝了,一直吊着这么长时间,最后给个这种回复。”

“现在什么承诺都不靠谱了。如果后面还是没有明确进展的话,就必须开始两手准备了,再找找内部外部的其他机会。”我对高佑东说,经过这来来回回的波折,我已经不敢随便相信对方的口头说辞了。

“现在就剩咱俩了,一起吃过这么多顿饭了,大家都是兄弟,相信我们谁出局,另一个人都会感到遗憾。”高佑东对我说。

 “唉,是的啊。”我叹了口气,一边感动于有这些共患难的朋友,一边又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一直闲聊到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临走的时候,高佑东说道:“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出了这事我都没跟他说。我爸妈以我为傲呢,培养了这么多年,终于工作了,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敢跟他们说。今天你们来,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人跟我唠唠这些事了。”

“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好好养病,能让你高兴一些,我们今天就来对了。”我和王泓回复他。



6


李铭提完转岗申请,流程也走得很快,3天左右,他的岗位名称就变了。我和高佑东依然在等待,所幸部门内已经有一些员工通过转岗和离职消化掉了部分裁员名额,之前的1个月期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往后拖延一下。我又去产品线和部门HR那边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都是:会接收我,但还是需要继续等。

转眼来到3月中旬。一天,高佑东突然问我:“在吗?”

高佑东一向说话直接,有事说事,突然以“在吗”开头,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说组长找他谈了话,现在只剩下我和他没有转岗走,所以必须出一个人来背上个月的考核低分,组长选择了他。

我们部门内确实每个月都有按比例背行政考核低分的潜规则,考核结果对个人评级和绩效都有影响,但以往没有这么严格。高佑东说他跟组长申辩,说背低分会影响他在公司内部的调岗,组长却回复说“不影响”,并解释说之前也有别人背锅。

“这是要赶我走的节奏了。”高佑东说道,“我真的要准备在外面找工作了。刚动完手术,刀口还疼着,坐都不能坐,还要准备找工作和面试。”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毕竟我这边也是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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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佑东出院了,但依然需要卧床养病,他就又请了半个月的假。期间,他一直在关注着外面的工作,但匹配的岗位非常少,唯有销售类岗位最缺人,也不需要相关背景——但念了好多年的书,拿着985硕士的牌,甚至手里有多篇论文,最后却去当销售吗?不知道这算不算“孔乙己的长衫”,但不甘心是真的。他面试了几个与原专业相关的岗位,但反响都不太好,对方都觉得他缺乏工作经验,其中有一个需要到当地线下面试,他养病不方便,就拒绝了。

部门HR那边问我有没有催产品线转岗的进度,我说在催了,但那边说需要调走一个人才有空位置接收我,时间上实在不受控。于是HR就建议我再找找别的,万一这个黄了,好有个备选项。我叹了口气,嘴上说着“好的”,实际上心力交瘁——熬鹰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每天一根弦绷着,拖着,起起伏伏,直到变得松垮无力,各种情绪都逐渐消耗殆尽,连气愤都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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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我终于在公司里见到了高佑东。组里只剩下我俩还占着位置的编外人员,说不尴尬是假的。几个刚出差回来的同事早就听说了我们的事,都以为我们都转岗走了,一进门,看到我俩还坐在工位上,也只能讪讪地笑一笑。

高佑东回公司第三天,就迎来了又一个低分考评——组长说他3月份请假太多。我们之前还在庆幸,他手术做得很是时候,转岗空档期可以安心养病,如今这却变成了落井后丢下来的一块巨石。组长这次给的考核评价非常言简意赅,只有4个字:能力不符。

看到评语后,高佑东气到冷笑出来:“考评结果会上传到主管处,是离职的谈判筹码,有个认识的学长,在这边离职前被给了3个月的低分。”

“要裁员就说裁员,跟能力有什么关系?临走还要给扣个锅。”我愤愤地说道。

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

“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我替高佑东感到难过,低评级都已经够狠了,为什么评语还要写得这么冷漠和犀利呢?我对高佑东说:“佑东,你非常优秀,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运气不好。”

“我现在已经对公司没有一点留恋了,给我赔偿,我立马就走。”说完,他在工位上叹气。

组长刚好路过,对他说了句:“别有情绪。”然后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扬着脸,仿佛无事发生。

我问高佑东后续有什么计划。

“我这种情况,大厂已经不好进了,只能投一些小公司了。目前手头有个还可以接受的offer,是化学的老本行,兜兜转转又回去了。”

“公司大也是当螺丝钉,只要各方面合适,小公司也不错的。”我说。

“主要也没有选择啊,工作真的太难找了,已经在准备考编了,一开始觉得它工资低,但如今看来稳定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干掉你。累了,不想卷了。现在是笔试已经过了,面试也面完了,就等出结果了。”



7


4月中旬,产品线的岗位名额依然还没有空出来,但对方明确表示会接收我,还派我提前到上海出差学习。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次的调岗如此费劲——每个部门的人员数是按业绩来分的,一般是固定的,产品线近几年业绩好,预计可以扩充人员,2月那边正好缺人,便直接答应接收我们3个,但没想到公司这波裁员规模这么大,后面又有了更合适的人插队,所以名额就紧张了起来。

4月下旬,HR找高佑东谈话,拿了1个半月的赔偿后,他正式签了离职。

办手续的过程还需要几天。高佑东每天早上先去医院换药,再来公司。临离职的前两天,上午他来得很晚,路过时,我问:“你咋才来?”

“哇,医院今天人贼多。”他回复道,很自然地冲我笑了笑,语气里带有一丝轻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看到他略带轻松的样子,我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今天也只是普通的一天,高佑东打了一个普通的招呼,互相吐槽完早高峰的地铁很挤后,我们来到工位打开电脑,一切都在安稳有序地进行着。

高佑东走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一起吃了个饭:

“刚考完的事业编结果出了,就要1个,我排第二。”

“啊就差一点,这也太可惜了吧。”

“还是运气不到位啊,上半年还有几个岗位可以再考一下,我准备再试试。大不了就先去新公司过渡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过这件事,发现给资本家打工是真的不靠谱,怪不得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我有同学也准备要离职了,他们公司末位淘汰制,压力太大了。”

“我的一些同学也在吐槽工作累,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你们都还在,只有我走了。”末了,高佑东说道。

我想起曾经那些参加培训、下馆子、打游戏的日子,如今一晃,居然到了离别的时候,不禁十分伤感。

“唉,主要是运气差了点,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没错,佑东,此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王泓端起酒杯说道。


------

5月初,我终于成功提了转岗申请。搬走前,看到他们3个曾经坐过的位置空空如也,仿佛无人来过,只剩被遗落的名牌执拗地贴在屏风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回想去年,听到组里说下一届还会再招4个新人时,我还在疑惑这块的工位看起来有点不够了,人来了坐哪呢?去别的办公室吗?如今看来,原来是坐我这儿。

我就是小丑本身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打开我们组的群,发现也就少了我们4个应届生,之前听说被约谈的一个老员工并没有离开的迹象。别的组,被裁的人有老有新,而我们组负责的产品相对更复杂,需要时间沉淀,大概是老员工都裁不动,只能拿新人开刀。总要有人走,不是我们,就是别人,现在只能是我们。

公司这次大裁员逐渐接近尾声,我们整个部门都大出血,我打开一个工作群,原来有100多人,如今唯剩80几个。

熬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结局,但怎么能算是结局呢?今天的结局不过是明天的开始——王泓转岗到美洲处,预计未来几年都会待在国外,他重启了办理签证的流程;我和李铭转到产品线的岗位,从头开始学习另一个产品,这边年轻人少,工作压力更大一些;高佑东又考了几个事业编的岗位,其中一个过了,便马上准备签约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我问自己:如果注定要经历这件事,是在26岁时好呢,还是在36岁时好呢?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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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2 03:3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28岁,我妈让我去买精生子 | 人间·Z世代

 里杳 人间theLivings 2023-10-20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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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即将28岁,依旧是一个有着子宫的普通女人,依旧不想生孩子,依旧会大声说出:“我的子宫我说了算,不好意思,你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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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平凡之路》剧照




Z时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我大学毕业至今已满5年,近3年来,妈妈虽不会每日催婚催恋,但隔三差五会转着弯儿提起。

最初,她总是问起“不结婚的话,老了怎么办”?我摆出一系列反驳的理由,例如“结了、生了就一定会有人养吗”“未来国家养老体系建设会越来越完善”“买好保险多挣钱”等等。她见嘴皮子占不了上风,便以退为进道:“我没有着急让你结婚生孩子,先谈恋爱也行呀,人多体验体验爱情没坏处。”我深知其催恋爱本质,用“嗯好”敷衍了事。

我不想生孩子,不是因为外界因素,纯粹只是不想。自小我便没有当贤妻良母的念头,甚至无法对大部分女人“做母亲”的憧憬产生共情。母爱是很伟大,但我不想做一个伟大的人。况且,子宫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才是那个手握权杖拥有决定权的人,怎可叫他人反客为主,替我做主呢?

屡次未奏效之后,妈妈开始用“魔法”打败“魔法”——当我说身上长了包很痒、抱怨装修麻烦时,她均以“谈恋爱就好了”来堵我;当我谈论起身边朋友和同事的婚恋八卦时,她不忘见缝插针,话锋一转“你呢”?

一日,她突然问我:“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我想要一个与世俗对抗的战友。我们不必非要完成父辈与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所谓必经之事,彼此欣赏与尊重,彼此经济与人格独立,一同冒险、探索与扶持,完成各自的人生课题,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

我盯着妈妈说完,她用一双空洞的眼神望着我,仿佛对整个世界起了疑惑。我们之间立着一面单向透视玻璃,我看得见她,她却看不见我。



1


我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从来学不会顺从与妥协。无论听过多少句“你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你一个女孩怎么干这些”……哪怕这些话语中饱含着千万种情绪施压,听着不好受,但我依旧无法改变,不会被改变。

我从青海一座小城去往天津读的大学,2018年大学毕业时,我来到成都,跟随父母参加一场长辈的宴会。询问过我的恋爱情况后,长辈们兀然谈论起同性恋,一位叔叔微微侧身,左手夹了支未燃尽的香烟,右手食指指节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敲击着餐桌桌布,白色桌布上浸润了几滴凉菜的红油,他左腿搭在右腿上,悬空的脚尖也点了几下,吸了口烟后,向我发难:“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怎么想的,多恶心啊。你怎么看这些?”

烟丝燃尽,气味浓郁刺鼻,餐桌上空的吊灯随风摇晃,桌布上被投射的人影在渐渐无限伸展,即将吞没我这22岁“孩子”的残影。我明白,他们渴望的不是答案,是顺从;我渴望的不是阿附,而是完成一道真正自洽的人生命题。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几近扭曲变形的影子,真是跟这白色桌布一样平平无奇啊。我抬头开口回应:“爱情都不分人种和国籍了,还分什么性别呢。”

父母并未因此事当众或者在事后训斥我,但长期待在单向玻璃另一侧的妈妈,有一日问我:“难道大学谈一次恋爱就把你伤到了吗?”

我听后哭笑不得。18岁前,我就明确知道了自己不想生育,也知道这个想法会在当时地处高原的七八线小城之中激起阵阵涟漪、引发无数争议,所以从未在人群面前袒露过。我并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解释一次又一次的成本远超于沉默。

直到遇见初恋,我将真实的自己摊开,一丝不挂,本准备好迎接决堤后汹涌的洪水,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风平浪静般的平和——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我有很多朋友都这样想,不想生没什么。”人一旦从他人口中听到自己潜意识中本就希冀被认可的观念,是不会停下来再想想的,因为穿文胸捂出痱子的女人,从不会质疑另一个不爱穿文胸的女人。

但18岁的爱情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美丽又危险,绝大多数时候注定无疾而终。女孩在争执时故意不接男孩打来的40余通电话,男孩在女孩为他穿了漂亮裙子后无动于衷,却对朋友偶然穿了裙子兴奋不已。18岁的我们幼稚懵懂,不懂爱有界限,还没学会与自我相处,又藏掖着自己真实的渴望与需求,将任性恣睢、自卑自贱挥洒得淋漓尽致,两个人捆缚在被拉扯到极致的橡皮筋上度日,等待着时间的一锤定音。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时期的自己。

大二,奶奶胃癌晚期,家里乱作一团,初恋拿到了留学的offer,正备战雅思。我们站在各自人生的分水岭,那根曾在彼此眼中闪着星光的橡皮筋,最终还是断了。我烦躁于他对我的不在乎,他烦躁于我对他的不理解,好像彼此都有错,却又都没错——终究是不合适吧。


------

18岁至22岁的青春,我只顾着得过且过,逃课、恋爱、玩耍、交际,唯独落下了学习,也从未认真思考过:未来我想做什么?在本该提升自我的年纪,却迷失在情爱的伊甸园里,“虚度”充斥着人生最多机会的4年光阴。最终,没有能力独立的我,被迫接受了在国企工作的父母的安排,有了一份十分稳定的工作,又赶在成都限购前买了房。

本该什么都不缺的,可内心却日益空洞麻木,我像极了一个不知足的矫情小孩,把人生的拼图摆来摆去,感觉怎么都少了一块,还是最中央的那一块。

成人世界是一座赛马场,离开校园时,人人都会选择一匹专属于自己的马,我胯下的这匹并非瘦骨嶙峋,即使在赛场的评判标准下,它都算得上一匹中等马,可我却始终无法接受。每当我试图拉缰绳、变换赛道甚至更换马匹时,层层阻碍与次次失败都在预示着改变处境毫无希望。

这导致我陷入长期的焦虑与抑郁,整夜整夜坠入黑色深渊捱着等黎明,失眠持续了5年后,工作进入了第4个年头,26岁的我渐渐开始对人生有了规划,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不是被他人建议、不是于人流之中被推搡前行。

我决定重启人生,也学会珍惜并利用父母的庇护,从副业逐渐过渡到主业,完成转行。拼命追赶的一刹那,曾经与初恋之间的“不合适”的笼统框架逐渐清晰——换位思考,如果现在我的恋人是一个“空心”人,如同当年的自己,终日沉溺情感而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也会果断地结束恋情。人生不是只有爱情,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时间很公平,送给每个人同样的一把镰刀,将挡在脚前的杂草,割之除之,以此来庆祝长大。对于人生的觉悟,我晚了6年——至于妈妈的疑问,答案是:其实,我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看待爱情的角度变了。



2


妈妈的战术并非只停留在言语,还有行动,她曾通过朋友给我介绍过几个男生。其实,我并不排斥相亲,趁着业余时间交个朋友也无妨,但作为初生牛犊,我还是太天真了。

A先生,比我大1岁,软件工程师。他自我介绍后,发来的第一条微信是:我是某叔叔介绍的,他说你在那边挺无聊的,有空我们可以聊聊。

这句话堵得我无从下口,踌躇了一下午,我还是不知该如何回复是好。无聊?我其实不怎么感到无聊呢!或许他并无冒犯之意,但我直觉他不是我要找的人。碍于介绍人与父母的关系,我将真心话咽回,保持礼貌硬聊了几句。他最后的话是“今天好冷啊”,我没有回复,实在抱歉,我真的不是英国人。

B先生,比我大3岁,同在国企工作,家庭富裕,相比A先生,社交没有那么拘谨,第一天就提出线下见面。我是个社恐的人,这样略带侵略性的做法应对起来有些吃力。当时我正苦恼人生方向,实在无心应对,向他说明情况后便再无下文。

接触最多的是C先生,他大我6岁,我们俩的父母是同事。起初,我便对他产生了兴趣。我从别处听闻过他的一些经历——他曾与父母同单位,却在刚晋升副科的几天后辞了职,报名了援藏项目,后来跳槽到北京某单位,近几年在西藏边境。刚刚踏上官权之船的人,通常会选择先站稳脚跟,他却没有。舍弃与获得同样艰难,我试图从他身上探寻心中的疑惑:他为什么会舍弃,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曾经所做之事是我现在待做之事——即探索除与父母同路之外的道路,那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所有人都在劝导年轻人安稳与依附,我们却在拼命逆行而上。这样一个愿意舍弃眼前利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我很欣赏。或许,我们是同类。

这些年,C先生的爸爸一直在给他张罗对象,曾介绍过多名女孩,C先生都一一回绝,但听闻我的性格后,他竟同意相处看看。或许,他与我相同。

C先生开朗健谈、情绪稳定,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会在微信上聊天。他曾说:“我从小在外地上学,与亲戚生活,其实我一点不想家。”那一刻,我像是看到另一个自己——我自小随父母在外生活,但他俩工作繁忙不常在家,身边又没有亲戚。我们都习惯一个人,对于“家乡”这个词语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妈妈常说“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于我而言同样如此。我想,或许我们之间可以产生共鸣。

但不等我欢欣,聊起婚姻观时,我们就出现了分歧——是的,还是生孩子,这座壁垒,挡在我与外界碰触的正中央。

“可能是你还没有碰到合适的人,时间会改变一切,理想是理想。”他说自己从前也不喜欢小孩,但近两年改变了看法。

但我认为喜欢小孩和养小孩是两种概念。

“你是不想养吗?”他又问。

“比起生,养更难,付出的不只是金钱,还有陪伴。将孩子教育成一个拥有强大内核、成年后能勇于面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人,是一场极其难以把控的修行。现在‘丧偶式婚姻’,(把孩子)丢给长辈照顾,这些现象想想都令人窒息。不止大人疲惫,孩子也无法得到有更多选择机会的环境。牺牲自己来成全这份责任心,我做不到。”

最终,我等来C先生的“你想得太多了”。想太多啊,可真的是我想太多吗?家中有个泳池,你嫌蓄水与清理麻烦,将之搁置,几年后你突然喜欢上游泳,想起了那个泳池,直接开闸,却发现泳池早已在风吹日晒中年久失修,怎么也无法出水。

他试图用话术来改变我,试图把我当作萤火虫装进透明玻璃罐中,放置在家中的木质收藏架上,若有人来做客,他或许会将瓶口上的遮布拿开,指着说:“看!这是我的收藏品,漂亮吧,还亮着光呢,等她再老些,我就会把她做成标本。”

我不禁有些好奇,他曾经用类似的话术改变过多少个女人?将锋利的欲望与负面的情绪藏在身后,唯露出一小块衣角,不是二十多岁的青涩莽撞,不至四五十岁的难以捉摸,原来,三十几岁是这般模样。或许,我不该企图寻找同类。

C先生的时间会改变一切,我的时间却教会我坚定一切。不生孩子是我的底线,我逐渐失去耐心,如同刺猬一般,竖起藏在身体下方的尖刺:“繁衍不是女人的使命。冷漠也罢,自私也罢,没有什么比自由地活下去更重要。这是我对人生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选择的代价。”

我将偏激的情绪嵌进尖锐的文字里,我们的可能性已然被我送至闸刀下,随时会终结。

不料,他并没有与我争论,只是淡淡回了句“明白了你的看法”。我身上那裹着层层烈火的尖刺瞬间没了支撑,他情绪稳定地为我铺了一层台阶,我走下台阶冷却下来。

或许,是时候到此为止了。



3


几天后,C先生来成都出差,我本想着若他不提便不再见面了。不料,他还记得之前的约定。出于礼貌,我还是赴约了,当天我没化妆,我想以自己最真实的26岁的状态面对他。

冬天傍晚来得早,他下午会议延时,我坐在星巴克里等他。见面前,他说晚饭他请,我不好驳他的面子——妈妈说“在外要适当地给男人面子”——便提前问他要喝什么我请。双方有来有回,这是年龄增长与经济独立带来的益处,成年人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感。

见面时天黑尽了,借着霓虹灯光,C先生出现在我眼前一瞬间,我竟然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身高合适、皮肤干净、发型清爽,身上没有刺鼻气味,交谈起来同微信上有很大区别。

他看了看我,笑着说:“你和你爸爸长得还挺像。”

我很惊讶:“嗯?你知道我爸长什么样?”

“怎么可能不记得领导们长什么样啊。”他微笑道。

一切都有了答案——多次拒绝别的相亲对象,却同意见我,是碍于人情世故、碍于我爸爸,而不是真的对我感兴趣。他有他的目的,我也有,只是不同而已。

周五夜晚,饭馆门口熙熙攘攘,人们排起长队,我们坐在门前,穿插在人群之中。天空飘起小雨,些微落到头上,倒不足以打断我们的对话。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便不见踪影,12月的风穿过人群扑到我腿上,突然,C先生看向我的膝盖,问道:“你是不是冷?”

“是有点。”我低头,看向膝盖,发现自己的双手正在上下揉搓,不由心想:这手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没想到,这个肩膀宽壮的男人还挺心细。

“那我们进去等吧。”他起身询问店员。

店里空调开着暖风,下夜班后,我在外办了一整天的事,有些犯困,开始走神。C先生似乎有所察觉,稍稍沉默,再抛出一个话题。在店员的提醒下,我们提前点起菜,巧合的是,我们竟都不爱吃香菜和土豆,这令我很是惊喜。

C先生坐在对面,半晌,突然指着我面前的空碗对店员说:“麻烦换一个碗吧。”

“怎么了?”

“碗里有东西。”

我低头看了半天,才发觉碗中有个小黑点。上菜时,店员送来一个红包,他接过后递向我,示意我拆。刚好,我蛮喜欢这种小确幸。

火锅店人声嘈杂,实在不是初见的好地点。红油吐出密密麻麻的泡泡,一缕缕热辣气息从裂开的缝隙跑出,缠绕着随风向上。C先生侃侃而谈,嘴唇翕动,说了不少近期部门里副职评选、工作经历、同事关系、高中往事,我如同在黄昏末了拿起一本书,纸张泛黄,字迹时而清晰,时而被幽暗日光夺去半身。

同处一个行业,我们有不少共同话题,聊着聊着,就梳理起共同认识的人来。他记得其中每个人的名字,我恰恰相反,记性差且脸盲,看我费力回想,他微笑安慰。我们之间6岁的年龄差仿佛被抹除了,我俩仿佛不是第一次相见,同他交谈如与家中表哥聊天,松弛自然。

我们默契地没有在饭桌上谈论婚育,不提及存在的矛盾是一种尊重。事后,我对朋友说:“要不是他想生孩子,我就追求他了。其他矛盾都可以,甚至异地,可偏偏生孩子不行。”

难得遇见如此合拍的人,可能18岁的我会命令自己的原则让路,但26岁的我却做不到了,即便空窗许久。因为,生育方面,我是不可能为他人改变原则的。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徘徊于公爵小姐与昔日情人薇拉之间时,曾在日记中写下:“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如此执拗地去猎取一个我无意勾引、也永远不会同她结婚的少女的爱情呢?……要知道,占有一颗年轻的、情窦初开的心,是莫大的愉快!这样的心好像散发着醉人芳香迎接第一道阳光的鲜花。应该在此刻把它摘下来,闻个够之后,扔在大路上,也许会有人捡起来的。”

这些字眼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你是个女人,你是一朵随地可弃的鲜花。对莱蒙托夫的才华,作为读者,我倾慕他;作为女人,我厌恶他;作为人,我该说些什么呢?对待C先生,我同样矛盾。

那次见过之后,我和C先生渐渐没了交集,他再未找我聊天。直到不久前,我本打算向他请教工作上的问题,却发现他将我的微信删除了。如同我将他移到我心中那一排排的围栏外一般,他也将我悄无声息地从他的世界中抹去了。那一晚,我们坦诚是真,隐藏也是真。

“他年纪到了,想找一个家庭条件不差的适孕女人做老婆,老婆负责生养孩子、照顾父母并打理好家事,而他负责专心在异地搞自己的事业。你这样的女人,什么硬性条件都符合,唯独不想生孩子,不好驾驭,你们不是一路人。”朋友的话一针见血。

渐渐的,我看清了局势,在重视延续血脉的大环境下,没有多少男人能够接受我这样的女人,但或许爸爸妈妈可以。



4


妈妈的糖衣炮弹柔和却又直接,她每出一步棋,我防守的同时也在思虑如何反攻。

一同讨论热点社会新闻,这是我与妈妈一直以来的习惯,成年后,我尝试利用这一习惯“渗透”。我不定时地搜罗各类新闻分享给她,例如医疗教育、房价贷款、离婚率、996、数字游民、性侵猥亵、MeToo、韩国低出生率、日本老龄化、英国脱欧、俄乌战争。

在超市采买时,我会在婴幼儿用品货架前特意停留,指着标有高昂价格的标签与她谈论一番:“300块钱一罐的奶粉,而很多人的工资只有3000块。”有时,我向她诉说身边休完产假的女同事重返职场后被边缘化的遭遇,讲她们争取机会时,会得到无数句“你要喂奶,照顾孩子的不是吗”的回复,她们生生被折断未来。

妈妈喜爱煲剧,我又从此下手,假借看帅哥之名带她接触动漫、B站、鬼畜视频、网络用语,甚至是国外同性题材的影视剧。现在她已经掌握“PUA”“夺笋”“xsl(笑死了)”“yyds(永远滴神)”“纸片人”“牛顿说这里不归我管”等等网络热梗,碰到不懂的词,还会向我询问一番,听完感叹一句:“哈哈哈,还挺有意思。”

“其实不想恋爱和结婚的话,可以直接生孩子,自己来养。”最近一次在餐桌前,妈妈放下碗筷说道。竹筷碰撞着瓷碗,敲击声杂乱而刺耳,仿佛要宣告着什么。

“怎么生?买精子吗?既能挑选孩子的‘双商’,又能挑选瞳孔和头发的颜色。”我反问道。我本想让妈妈就此知难而退,毕竟,现在仍有不少父母无法接受这种买精观念。

始料未及的是,妈妈竟爽快回道:“好啊,去买个质量高的,我给你掏钱。”

我紧紧咬住手中的两支竹筷,筷子末端被两排牙齿不断挤压后打起架来,互不退让。在此之前,网络上关于“多地精子库面向大学生发布捐精招募倡议”的报道甚嚣尘上,看来妈妈也看了不少。这个惊讶占据了所有神经传导,牙齿的痛觉被延迟,待我反应过来,竹筷上已布满深浅不一的牙印。

见我被打了一闷棍似地默不作声,没有像往常一般反驳质疑,妈妈双唇上扬,层叠眼皮掩住的眸子里流出一丝光亮,眼尾皱纹舒展,仿佛打了一场胜仗,有些得意。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原来在妈妈心中,“老公”这个男性化的称谓与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孩子,只是我。


------

其实,我很幸运,我的妈妈并非是一个绝对的传统女性,她的接受和理解能力都很强。年少时,她总教导我,一个女人的经济地位直接决定家庭地位,哪怕遭遇天大的困难、哪怕挣得再少,女人也不要放弃工作。

与爸爸结束异地之前,妈妈在老家县城的事业单位做会计,每日摆弄算盘。我6岁时,她被调职青海,横跨2000多公里,进了爸爸的单位,夫妻团聚。不过,调动后的妈妈没能继续做会计,她被迫去到陌生岗位——档案管理与统计,原因是,我爸爸也是会计,在所有人眼中,两口子都在财务科,要避嫌。

爸爸缄默,妈妈却是跟谁都能聊上两句的性格,深邃眼窝下遗传了姥爷的大眼,鸭蛋脸线条流畅,高耸鼻梁下有一张大嘴,爱笑、爱说,职场饭局上,一圈白酒敬完,还能听到她干脆清晰的笑声与交谈声。看着其他非双职工家庭的同龄女人,她对我说:“如果不是跟你爸一个单位,他升职,我也想像她们一样往上爬。毕竟,两口子总得有一个要避嫌。”

能喝、能说、能来事,妈妈具备那个年代在国企生存的所有手段,到头来,却连一个开始都没有。“高中那会儿学数学,我擅长算数,你爸他擅长几何”,或许是她与爸爸过往里唯一的相同起点。

当了几十年“某夫人”,除晋升外,妈妈完成了作为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好儿媳该做的一切,甚至还得到过先进个人表彰。不少人说妈妈沾了爸爸的光,但我始终不这么认为。童年的寒暑假,由于家中无人照顾,我每日都要早起跟随父母去到单位,妈妈牺牲午休加班的模样,我现在仍历历在目。

“我知道他们会这么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着,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付出配得上这份荣誉,这本就是我应得的。”妈妈说。

她很早就开始对我进行性教育,这方面的内容我总是比课本上提前知道。月经初潮来临前几年,每逢她的特殊日子,她便将我叫去厕所,指着红色血液印记说:“不要害怕,不要羞耻,等你长大些,也会和我一样。”我们大胆谈性,不曾避讳,她说:“教给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肆意妄为,而是让你学会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

人性的阴暗、性的非羞耻、直面非议的勇气,这一切都藏在妈妈的教诲之中,并在我身上埋下种子。早年间,妈妈评价我,性子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她,近几年却评价我性子越大越叛逆。或是她年纪长了,亦或是我不想成为她,我在最后那一秒躲过了玻璃罐瓶口。



5


有一年,年后初二,才买不到半年的新车被剐蹭了,正当我懊恼时,妈妈说:“车嘛,本来就是消耗品,就算你不去撞别人,别人也可能来撞你,我们无法左右意外的发生,没必要太在意。”

后来,我照猫画虎将这从她那里学来的豁达回馈于她。一次,她买到一条心仪的裙子,却被爸爸评价了一句“这是年轻人穿的款式,你都50多岁了”,她就此不再碰那条裙子。我厌恶这种言论——衣物存在的初衷不该是为人服务吗?人不必去迎合物品,不然何苦为其花费金钱与时间呢?为何要主动或被动地给人生设限呢?

“不要听我爸的,穿衣服本来就该图开心,你喜欢的就是最适合的。”就算涉及爸爸,我也不会退让。

同样是糙米,父母一辈说:“这玩意儿又硬又剌嗓子,精米才是好东西,小时候几乎都吃不到。”年轻一代说:“这玩意儿健康,是粗粮,天天吃白米饭不腻吗?”

曾经,我很困惑,为何妈妈幼时教我独立与突破,待我成年后,却又想让我顺从与依附,如此矛盾。不过,在理解“糙米论”后,我明白我们本来就“不同”,没什么好纠结的。

“你也成年了,自己的路自己走,想要什么就努力争取吧。”在意识到我转行的决心后,妈妈现在常说这句话。我们之间不会水火不容,也从未真正强迫彼此,只是,我们都需要时间。

爸爸年轻时是个沉默寡言的工作狂,虽然在妈妈眼里,他有着并不少言的一面。在不少人眼中,爸爸是一位才子,妈妈说当年爱上他,是因为他习得一手好字以及一封封才华横溢的情书。小学时,我曾在家中书柜中翻到一本爸爸上学时的日记,却被他画在页脚的钢笔素描吸引,在爸爸身上,我看到爱好是探索世界的另一种方式,让人们在严寒中保持温热,匍匐向前。

如今爸爸即将退休,心态转变,下班后也少了许多应酬,便渐渐拾起年少时的爱好,业余时间不是跑出去摄影,就是练书法,并将心爱的十年老车改装好,计划一退休就带妈妈上路,自驾环游全国,闲来之时再卖卖照片。

我暗自感慨:看来,叛逆是遗传啊。

我很幸运,父母从不打压,也未曾说过“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你怎么这么差”“你肯定做不好”之类的,只是教导我: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攀比;在不犯法的前提下,勇于尝试,相信自己;有机会就抓住,没有就低调蛰伏、等待时机。

我与妈妈之间的博弈还会继续,但我知道她不会攻城略地、命令我改变原则,我也不会围棋吞子,将她变成我所期望的模样。我们并不完美,这盘棋没有输赢。妈妈没有错,我没有错,A、B、C先生也没有错,只是我们不同罢了。

每日清晨醒来,我都在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虽然不想生育,但我相信爱情,至于婚姻,这不是我人生里的必修课。如今,我即将28岁,依旧是一个有着子宫的普通女人,依旧不想生孩子,依旧会大声说出:“我的子宫我说了算,不好意思,你没有话语权。”

如果爱你的人却要剥夺你的权利,那这份爱不要也罢,因为它太假了。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汪腹明


里 杳

将要直面的,与已成过往的,

较之深埋于它内心的

皆为微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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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2 07:0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这个HR,就是老板的走狗 | 人间·Z世代

 骑驴找马的小狗 人间theLivings 2023-12-01 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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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向朋友吐槽公司行径的可耻、上级命令的冷酷,以及自己的为虎作伥,一边极力为他们科普补偿金的法定标准,以希望他们不会在面临此种境地时被蒙骗,也暗暗期望下一个拿钱走人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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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欢乐颂4》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1


HR,human resources,人力资源。从学术层面来看,人力资源管理一共有六大模块,简而概之就是招聘、培训、薪酬、绩效、员工关系和人力资源规划。当然,现在也有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使用三支柱模型——COE(专家中心)、HRBP(人力资源业务伙伴)和SSC(共享服务中心)——我就不在此一一说明了。

非本专业的人,对于HR的刻板印象大概就是“招聘”了,小红书一搜,一堆“面试经历中遇到的奇葩HR”。更多人听到“薪酬”二字,会认为那应该是财务负责的,丝毫不会联系到HR身上。甚至有朋友对我说过:“你不算是一个真正的HR,你都没有做过招聘。”令本HR哭笑不得。

填报志愿时,我曾幻想自己的未来也成为一个招聘者,对应聘者生杀予夺——这画面多酷啊。可等一脚跌进来,才发现自己被这虚空的权柄想象坑大发了。大一大二,靠着微积分和线性代数,我才拽起了几门文科科目的分数,苟到了毕业,真是啼笑皆非,只能说,幸好我是个理科生。

专业课上,老师讲“HR是员工与老板之间的桥梁”“企业应以人为本”“人性化”,好像人力资源部门是一个企业里最重要的部门,没了我们,公司就无法运转似的。当时,我居然真信了他的邪,并以此作为憧憬与使命。

大四上实习,我通过求职APP找到了一家颇有名气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A房地产公司做SSC,工作内容涵盖员工入离职、对接第三方派单、档案整理以及实习生的薪资核算等。看着名目多,实际上不算复杂,加上主管舒姐是一个太好太好的人,所以我成了当时班级里唯一一个对实习期评价正向的人,下定决心不考研、不考公,打定主意一毕业就工作。

和我的幸运相比,我的饭搭子之一小萌,就分外不幸了。我俩几乎同一时期找到实习工作,她入职了一家当时在我们大学城里都享有“加班盛誉”的企业。彼时地铁线路尚未通到学校,小萌上班得先骑车,坐地铁再转公交,光单向通勤时长就近2个小时。小萌的主管要求她每天加班,不许早退、不许请假、甚至不许提前结束实习——真真“实习生是廉价劳动力”。这一顿扒皮抽筋下来,小萌就此下定决心再不找工作,租房备考,连考研方向都跨到了心理学。

因为小萌的遭遇,后来找工作的时候,我对这家恨不得啖人肉、喋人血的企业敬而远之,却没想到因缘际会,几年以后进了与之齐名的另一家同行业企业——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2


在A房地产公司,我一直实习到临近毕业,错过了“金三银四”,也完全不关注校招,带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和勇气,认为自己一定能在此间转正。

实习期间,舒姐屡次对我表达出欢喜,多次暗示“邻市现在还没有设立SSC岗位”“同省其他公司办员工入职的新同事接手工作不是很顺利,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由北京总部发起的全集团的HR连线会议,她也带着我一块儿参加。

大四上学期课表尚未清空,逢周三我只能下午过去实习。每次通勤近1个小时,来不及吃午饭,上完课,我立马在校门口扫一辆共享单车兴冲冲赶去上班。一次下午,我和另一个实习生嘟囔了一嘴“饿”,没想到出去签份材料的工夫,再回来桌上就多了一瓶燕麦奶——是舒姐特意下楼给我买的。我向她道谢,她还宽慰我以后不用这么着急,在楼下便利店吃完饭再上来,不会算我迟到的。

当然,打动我的也不仅仅是舒姐。A房地产公司是世界500强,倍儿体面,环境好,各项福利待遇没得说,公司贯彻“扁平化管理”,所有的BP、付薪、TA(Talent Acquisition,A公司专门针对业务设立的招聘组),加上隔壁部门的行政,负责我们部门的IT……就连我们部门总监,日常都能一起说说笑笑,分享零食水果,我过得比大学里还要开心。

因为负责新员工入职,我加过许多“高端群体”“未来人脉”的微信,在公司里碰到,大家还会互相打个招呼,问候寒暄,还因跟区域入职的员工邮寄材料,认识了其中一个被挖来的销冠小姐姐。

当然也有犯错的时候,毕竟我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进入职场。一天下班前,我赶着和大学同学去吃一家黄牛肉烤肉,匆忙间,打印的几十份实习生入职材料居然没有填上公司名称。路上收到舒姐的疑问,那一瞬间我后背都凉了,觉得自己捅了天大的娄子——要知道,几十个人的入职,如果每个人都在一式三份的材料上补写公司全称,怎么着也得花几十分钟!重打一份又太浪费纸张,当时我恨不得马上赶回去连夜补。但舒姐却回了“没关系,下次注意就好”。

我第二天满课,等第三天去公司,我诺诺地问舒姐怎么解决的,她说准备了十几支水笔,让每个实习生自行写上了。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舒姐没有揪着我的错误不放,之后的工作中依然愿意信任我。当其他部门用叫“姐”来抓我去当廉价劳动力的时候,舒姐会以“她还是小妹妹”怼回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语气,那六个字,暗自下定决心,要在以后的日子里为舒姐赴汤蹈火,跟着她在这里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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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能满一年,我留在A公司的美好畅想就破灭了——我实习面试的时候,舒姐就已经怀孕了,过完年就面临请产假。北京总部考虑到这个情况,年前社招了一位新同事来接她的工作,即我们后来的“小主管”。

小主管94年生人,就比我大两岁,也是一个很好的人,比起上下级,我俩更像是朋友。虽然她的入职一度动摇过我的“臆想”,但当时实在是不知缘故地魔怔,动摇完,下一秒就又陷入了舒姐说的“这儿也有机会、那儿也有机会”的大饼里。

2月,隔壁稍晚我两天入职的行政大哥没通过试用期,惨遭辞退,同一楼层的销售部员工也有人被末位淘汰。小主管入职的这半年也犯过大大小小不少错误,我比较清晰知道的就有一件——她曾错用上月的薪资表发了当月实习生的工资,一发现就想过“离职谢罪”。我们日常吃饭的时候,她也直说压力大。因为小主管是社招进来的,有两年工作经验,总部领导以及舒姐都对她抱着极高的期望,一犯错就无所遁形。她害怕自己和行政大哥一样,试用期结束后被撵走。

可惜,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无法对她的战战兢兢感同身受,还想着也许她离职了,我就可以顺势接她的位置。

3月下旬,舒姐回家待产,没过半个月,小主管就提出了离职——据说,她家里给找了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虽然工资少了一大截,但有充足的时间备考公务员。离职的消息,还是她打电话亲口和我说的,她带着哭腔说,自己刚刚和北京总部的领导提了离职,领导在那头言辞恳切说招她就是为了顶舒姐的岗的,现在她跑路了,那活儿谁来做?她一下就把我的名字送出去了。

当时,我的心脏如同经历了一场小型过山车,上一秒想着“我的机会来了”,下一秒就听到小主管哭着复刻了北京总部HR闷沉沉的质问——那边问小主管我是谁,得知我是一个实习生之后,直言:“实习生不行,实习生怎么可以独当一面。”

兜头一瓢冷水,浇熄了我燃烧大半年的一腔热血。现实它撕开虚假的塑料屏障,冷酷地向我走来了。



3


后来的时间就像加速拉扯过的胶片。总部HR把之前舒姐口中“各项工作都开展得不顺利”的SSC,调到了我们这儿和小主管交接,我一下成了不合时宜的第三者。在小主管和这位SSC交叉联合轮番安抚下,我离职时间被一拖再拖。

交接期间,小主管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载我去妇幼医院看望舒姐。去时,阳光穿过公路上方雕着花纹的石头栏杆,在车上映出斑驳的纹路,车窗开了一条小缝,春风和煦又温暖,氤氲着江里的水汽,丝丝缕缕地钻了进来。小主管穿着一件红色大衣,开着不久前摇中号了才刚提的车子,劝我:“你可以一边先在这儿做着,一边看看招聘信息,有面试了我给你准假,北京那边我也再帮你争取。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时没答应。到了舒姐的病房,看着熟睡的婴儿,小主管坦白了自己要离职的事情,舒姐平平淡淡应了声,转而问起我的去路。小主管就说我暂时还留着。我也没出声反驳。

之后我回校参加了一次校招,但心里梗着一种奇怪的念想:“也许她真的会努力帮我留下来呢”“会不会过几天,北京的HR就会给我打电话了”……所以当时蛮瞧不上那些将人事和行政混为一谈的小公司,就只随意投递了两三份简历。

直到久未联系的初中同学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云南毕业旅行,我才终于从这尴尬的境地里脱身。

飞去昆明的那天,我错过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尝试回拨,无人接听,用手机号码搜索微信号,没有对应的微信。我怀疑是北京总部的来电,第二天又反复尝试了几次,但石沉大海。

渐渐地,在连日的等待中,我的耐心被消耗殆尽。在昆明的一个晚上,我和同学坐在青旅的天台上,喝着冰可乐看星星,不知怎的,我突然就释然了。天地辽阔,我离开了那个生活四年的城市,也远离了工作,应该好好享受。后来,我和同学租了一辆小电驴环洱海骑行,中途部分路段过于残破,我们连人带车在土路上摔了一跤。幸运的是摔倒之前,我们已经拍下了很美的照片。

去到版纳,我被导师揪住毕业论文没改完就跑出去玩的把柄,在酒店里一边看着落地窗外漫天的孔明灯,一边苦哈哈地改论文。第二天,我俩问酒店老板要了一卷保鲜膜,缠上伤口就去参加泼水节,我们买了两把大水枪,结果还没到广场,就被沿路的小孩泼湿了全身。等到了广场上,发现本地人根本没有用水枪滋人的,都是用盆。

飞机降落上海,我又顺势找朋友玩了两天。再回去就到A公司办理了离职,后赶上校招的尾巴,草草面试了几家公司,因为受到几个B站UP主视频的迷惑,以及另一个去面试过的大学饭搭子的“高大上”“看起来很厉害”的无脑吹捧,最后选定了国内知名的B零售公司。

只能说,我那时太天真了!

接着是毕业答辩,和隔壁寝两个同学一起在地铁站附近敲定租屋,紧锣密鼓地就被安排着上了班,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是请的事假——我至今都后悔!



4


B零售公司员工近3000人,在江浙沪地区姑且算是享有盛名。面试的时候,大会议室宽敞又明亮,负责招聘的HR落落大方,前台妆容精致。最后一轮面试,HR总监对我信誓旦旦:“我们10月份就会上市!”真真是前途无量,很有资格成为我毕业后的第一个单位。

不过,后来跟其他校招生聊天,我才知道HR总监口中的“上市时间”是随面试时间波动的,有同事听到的,还是“年底上市”的版本。除了在这一点上被忽悠,我还吃了“信息获取不完全”的亏,真应该提前在企查查之类的APP上查一查公司法人信息,或者去脉脉之类的APP上看一看员工的吐槽,再决定入职与否——一段时间以后,我才了悟,B公司是个家族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各部门最高负责人都是一家子,还不像其它上市公司那般受市场监督,所以在管理上可谓是为所欲为。

在B公司,员工最基本的权益被极尽可能地剥削,社保公积金踩在违法的边缘,甭管入职几年,只要不是领导圈子的,统统一样。给员工发年终奖时,没有绩效依据、没有奖金系数,给多少全凭部门总监拍板,更别提谈薪或者其他形式的沟通,谁都不会知道分配的公平与否,只会在最终发钱之前被总监告知一个金额。其他诸如中秋等节假日福利,地铁上人人提着大大小小的月饼礼盒,而我们要么没有,要么一人一个商场柜台上销量不好的产品。如果当天刷一下闲鱼APP,能刷出来好几个,有些实拍图还能看出来背景就是公司的办公桌。

HR总监是一个PUA的好手,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言之凿凿:“哎呀,我也不想要那么高的基数,未来的政策,谁知道现在是多交还是少交好呢。”当然,我后来还是反思了一下,真要论起来,还是怪自己在学校没学扎实,明明上过社会保障相关课程,但是却只记得“周末加班两倍工资、法定节假日加班三倍工资”这些一声苦笑的知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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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因为我的成绩单里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分数高,就被安排在了薪酬组。公司性质使然,薪资模块简要分成了总部和终端门店两个部分,前者的员工大约200人,由一位临近退休的集团老人亲自操刀;后者的员工超过2000人,但直到我入职前,都只有一位光杆主管。我入职后,又自然成了她的“光杆小弟”。

真正开始工作,才是我渡劫的开始。B公司没有成熟的HR系统,薪资考勤数据需要线下手动计算,每月的考勤表是从全国各地一家家的门店主管那收来的——要知道,主管们往往都是做销售出身的,只知道卖产品,学历最高也就到大专,更有甚者,连Excel表最基础的功能都不会用。但是规定要求考勤表必须由终端提供,也不能在我们这一关更改,这就导致表格一旦有问题,就需要一对一确认。

一次,我遇见一个主管把整张表格给不小心“隐藏”了,她死活修复不了,我只能从“你先选中Excel表最前面的小三角形,点击一下,把整张表选中”开始教起,一度让我怀疑人生。除此之外,还有人员信息填写错误的、考勤符号打错的、一个月32天出勤的……

前半年,我和主管两个人还需要把考勤表打印出来,几百家柜台,一家一张A4纸,全部人工、肉眼、手动核对计算。毫不夸张地说,那半年我直接近视了100度,重新配了黑框眼镜,换下了亮丽的金丝六边形镜架。我妈叹:黑框眼镜一戴,人的灵气都没了。

核对完考勤,再线下计算基本薪资字段和主管柜长们的奖金。令人无语的就在这——B公司一家门店一条规则,许多区域的规则还常常月度、季度地变更,计算公式月月改。还有区域精英、区域主管们的奖金,分地区、分时段,所以无可避免地也要线下、手动、人工核算。做完,还得保证不出错。

遇上五一、国庆等假期就更惨了,为了赶进度,还要加班核算。抠门公司必然没有加班费,只能换算成调休。然而社畜皆知,加班换调休容易,但想要正常休、调休可就难了。

虽然终端主管们提交的考勤表时常毛病不断,但是收到工资以后,他们核对得可仔细了,对于工资的各项组成讲得头头是道,每到发薪日,我和主管的座机都能接上八百个质疑电话。

以上每月一轮次,常常做得我头昏脑胀,不知今夕是何年。



5


更悲惨的是,那一年,我和两个室友还遇上了史无前例空前盛大的租房中介暴雷潮。跟网上爆出的路数差不多,无良中介从房东那儿高价收购房源,再低价租赁给租客,但要求半年付或年付,然后在获利达到了最高点时,人间蒸发。

2019年11月的一天,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到家,房东突然找上门说中介跑路了,租金还没付,要求我们当月月底就搬走。幸好,我们付的半年只剩最后一个月,最惨的是刚交完钱还没住进去的。

那段时间,我们仨白天上班,晚上找房子,最后在找房子的途中不欢而散,就此拆伙——一个室友希望租住在她的公司附近,美其名曰“反正你也打算换工作,我们这一片儿机会也多”。我和另外一个室友也确实通过她租住在附近的同事的介绍看了几处房子,但不是看着阴森可怖的老小区,就是打了好几个隔断的合租房,附近人员鱼龙混杂,气味也不太好闻,环境比之前差上不少,房租摊下来却还比之前高。

刚经历骗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独自一人也不敢再找中介了。这时候,我记起了A公司旗下有一家专门做长租公寓的子公司。我想,背靠知名大公司,总不会再出现之前的情况了吧?可打听下来,公寓的价格偏高,又是商用水电,我还是得寻觅一个室友。

月底,我搬去了一个本地朋友家借住了1个月,省下了一笔房租。但是朋友是和妈妈一起住,阿姨并不是传统的和蔼可亲的家庭妇女,平日里不苟言笑,我有些发憷,再加上她时不时要接一些生意上的电话,我更是觉得尴尬。朋友做运营,天天加班,虽然我那工作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是每天雷打不动5点下班。为了避免和阿姨单独相处,我不得不每天下班以后在KFC或者麦当劳里逗留好几个小时。

通过朋友介绍,月底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室友,我俩一起去看了房子,很快敲定入住时间。谁也没想到,搬完家没几天,就开始了长达3年的疫情。

签合同之前,我跟管家说舒姐是我的介绍人,想着回头她应该可以拿到几百块的超市卡,也算是为我的实习生涯画下一个圆满句号。搬进新住处后,一开始我和室友都是5点下班,每天回家做饭,准备第二天的便当,晚上吃饭的时候,互吹对方的手艺。

不过一年后,我俩逐渐吃腻了仅会的几道菜,又都恢复了外卖和各干各的生活。



6


疫情冲击之下,B公司那粉饰太平的金箔很快就挂不住了,露出底下“不做人”的真实面孔。

线下门店排班变成“做一休一”,不仅极大影响了销售的业绩,而且从出勤率上看,人工成本也呈现上升趋势。对此,公司总部几个区域的大BP和总监商量出来的应对办法是——裁员。

因着终端员工学历低,好欺负,所以他们零成本裁掉了一批员工。当时,我负责做终端的离职结算,由BP去协商。做的时候,我只内心默默感叹:“真狗啊!”

总部这边,虽然没有大批量裁员,但是公费旅游、社保公积金、年度调基全泡汤,调薪会议还被总监的PUA大会取代。

现在回想起来,这场PUA大会或许是后来所有离谱事件的开端。会上,HR总监说公司所有员工都要轮岗,包括在现有岗位上已经工作过许多年的老员工——例如我的主管,8年薪酬岗老手,被总监点名做好轮岗招聘的准备。我们虽然最后都没倒霉,但也看出了总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挤掉老BP,扶持新BP。

总监时常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大声呵斥一位区域BP,说她被猎头高价挖来后,面试的时候说这也会做、那也会做,结果手里的许多项目都没有按时完成。每当这时,那位BP都会全程垂着头,沉默地应下——实际上,这位BP的职级也就仅次于总监。

虽然总监在我心里早已劣迹斑斑,但是因为2020年的疫情实在严重,工作机会少,就算有面试也不方便,加上受到房租牵制,我不敢裸辞,就这样一直苟到了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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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总监进了办公室后,突然大声说要找IT来查所有人的聊天记录,看大家是否在工作时间真的好好工作。话音落下的时候,荒谬、离谱的感受席卷了我的全身,如此侵犯员工隐私的做法令我无法忍受,我下定了离职的决心。

当天吃午饭的时候,隔壁桌同事直接坦言打算离职,说如此不尊重员工隐私的公司,实在没有待下去的必要。虽然晚上我的主管来私聊了我,大概是怕我心生芥蒂,说总监那句话是“诈一诈”大家,并不是真的。我便在面上表达了释然。

不过很快,总监就实实在在做了一件难以平民愤的事情:办公室里有个女同事马上要结婚了,接连几天都在开开心心地筹备婚礼,一天午饭前却被总监叫去了会议室,质问她一上午都做了什么工作。得知她一整个上午都“只刷了刷简历”,总监当着几个经理的面就发作了,我不知道斥骂的具体内容,但那个女同事是红着眼睛回来的。本来隔天她才按假期回老家办婚礼,但这天一回工位,她就气愤地收拾东西要马上离开。她给自己的上级主管留了个言,提前了半天婚假,径自提包离开了公司。

这个女同事的“不辞而别”,彻底引爆了总监。总监当场叫她的领导给她打电话,说未经同意私自离开,算旷工。午休还没结束的时候,女同事哭着回来了,哽咽着与领导们争辩。没过几分钟,她等在楼下的未婚夫便冲了上来,一时间动静闹得颇大。未婚夫在里面的办公室与总监赤着脸争执,总监色厉内荏,一开始还梗着脖子说:“我在这里有很多人,随叫随到,信不信让你们走不出去?”双方争执不下,闹到后来,我在外面只听见总监拖长了声音,对两人疲惫地说:“你快点走吧。”

女同事当场写了辞职信,与未婚夫携手离开,回老家结婚去了。

这场大戏,令快要退休的薪酬组经理都感叹,“从业几十年都没遇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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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我明显感觉到总监对部门员工加强了管控。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被逐一提点,之前被骂的区域BP也愈发被吹毛求疵——一会儿说她招聘的员工不行,一会儿又说她作为一个领导,居然如此频繁地出差去区域招聘……我们都明白,总监是想扶持另一个更年轻、更会来事儿的女经理上位。而据我观察,那个经理是个经常在上班的时候化妆、睡觉、聊天,业务不精,就擅长揣摩领导的心思的油子,完全无法胜任办公室“二把手”。

有一天,我荒谬地加班到了晚上7点多——因为总监终于对那位区域BP出手了。

疫情开始前,B公司的考勤都是线下核对的,更不要说往来的一些工作请示单、调薪单等。面对整整一个柜子的档案袋,总监要求我们必须找出一张多年前那个区域BP立下的军令状。那两个小时,真是我入职以来最想离职的时刻了。我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堂堂一本大学生,怎么就沦落到想着法儿黑同事的这步田地呢?

这事过后,恰逢疫情稍微好转,我马上开始改简历,线上线下地去面试。很多人说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决定了后续的发展,所以重新找工作的时候我一度自卑焦虑,担心再也无法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好在,几次面试以后我想通了,再怎么着,也一定比B公司好。

最后,我居然成功跳槽到一家世界500强上市大公司C,仿佛走了狗屎运。

但后来才知道,这是我真正作为leader走狗的开始。



7


C公司体系架构庞大,业内龙头之一。这次接受offer之前,我汲取教训,早早在网上查询了它的各项信息——上一年度年利润高达30多个亿,总职工数超过6万。相较于B公司的作坊模式,C公司有“系统”加持,但工作内容也成倍增加。

刚入职的时候,我只需负责社保公积金的相关工作,职级为13级,专员岗。首次系统接触大公司薪酬体系,我怎么也没想到光就社保公积金,居然可以排满整整一个月的事项表——每天都有员工入离职和调转职,产生社保层面的新增减员和切换,虽然区域的部分可以委托给第三方服务商,但本地的20多家公司都需要我自行导入申报。外界可能无法想象,本地社保的官方网站有多垃圾,登录慢、反应慢、间或升级,打技术部门电话永远都是“需要向上反馈”,从来没有一次可以在当天解决。

除此以外,我的工作还涉及服务商账单核算,制作分摊数据给对接的财务部门,各种证明拉取、费用缴纳等等。屋漏偏逢连夜雨,紧急催办的电话永远在最忙碌的时候打来。不知道多少个休息日早晨,一个陌生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就为了一份可以自行下载的社保证明。

虽然工作琐碎繁忙,但也是一个快速成长的机会。只可惜,我这次遇上了一位人品堪忧的“导师”——C公司有“一对一老带新”的传统,对于试用期新员工来说本是一件好事,但我摊上的这位,在整个交接期仿佛生怕我看明白、学会了,囫囵授之不说,但凡之后出现一丝错误,她都会以“不是和你说过吗”来推卸责任。那段时间,我只觉得自己在大学期末备战考试锻炼出来的自学能力又完美回归了。

那么真有问题该不该请教“导师”呢?我左右为难——问吧,往往得到不耐烦的一句“这也要问,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不问吧,一旦后续被核查出来,那就是“为什么当时不问我”。

而且,只要被“导师”捉到一点小尾巴,那可好了,她能死不撒手,好像我犯了天条一般;但若是她犯错,那这烂摊子铁定是我这个“徒弟”来收拾。比如,她去年的锅——公司上一年度部分员工的社保年调基数申报错误,官方网站只在特定的时间段开放修改路径,而且得逐个更改——我就被逼着悲催地做苦力;年底,高管的年终奖分两笔发放,她却忘记把第二笔数据导入系统,导致算薪时累计薪资数据和对应个税数据出错,她又颐指气使让我去解释去改;某项工作交接,她疲于解释因果,只肯给出一个最终数据让我录入,时隔几月被其他同事核出数据有误,我就被指责“胡编乱造”……

如此种种,忍无可忍,我也试图向上级领导控诉过。一次,我被安排给集团内某位重要高管的公积金切换缴纳公司,是在当月公积金操作截止日下午4点多接到的需求,而本地公积金系统截止下午5点停止服务。我评估了一下,根本来不及停缴、再切换公司缴纳,就请示“导师”问可否等到下月,她说“否”,于是我硬着头皮操作,结果导致高管公积金断缴。事后我们被高管追责,我将前因后果如实反馈,上级却表示:要学会承担责任,不应该甩锅,操作公积金切换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与他人无关。

经此一事,我便不敢再多言,老老实实通过自学来完成工作,哪怕走些弯路、多加点班。与办公室其他同事交流后,我也才知道我的“导师”日常端着两副面孔,她会时不时地给上级的孩子买些画册玩具,或是安排彼此的丈夫一同打球,诸如此类,谄媚之姿,令我瞠目结舌。

小我一岁的同事感叹:“换我,我可做不出来。”我重重地点头附和。好在我的职位属入门岗,除了“导师”,组内许多同事都有经验且十分热心善良,愿意教我,我才度过了难捱的6个月试用期。

试用期结束后,我终于不用再跟着“导师”了。可在上级眼中,我俩还是一体,哪怕我已经逐渐上手,不再需要加那么多班,但上级会经常体谅“导师”,对她说:“如果你工作来不及,就让小X帮你做点。”随即,我就多了一堆没有完善交接也不知前因后果的“碎活儿”。“导师”把工作塞给我,一脸理所当然,我完成得好了,最终成果由她输出,没我什么事,但若是数据出错,那就是我的锅。



8


幸好,“导师”很快加官进爵,部门内部进行了一番工作职责变动,我也将手中的活儿交接出去,迎来了一整块的薪酬核算工作。

没承想,工作变动后不久,行业形势急转直下,等到集团半年度业绩出炉,各个业务部门方寸大乱,借着半年度绩效结果,开始了整年度的大动作——裁人。

年初谈话的时候,领导还信誓旦旦承诺,等我入职满1年就给我调整职级和薪酬。然而真到了时候,非但没升职加薪,隔壁小组被开的同事的部分工作还落到了我的肩上——这真是醍醐灌顶,什么叫做“加量不加价”!

从此,我的下班时间逐渐从晚8点、9点,延伸到了10点、11点。屡次披星戴月走出地铁的时候,我都想起小时候自己,那个晚上8点多就不敢一个人走夜路的女孩,怎么变成了现在敢迎着路灯回家的女人。

加班加得久了,和室友也渐行渐远。有时候我还在公司加班,室友就发来消息说她要睡了。我俩一天说不上两句话,今年年初她提出了搬走,沉重的租房压力再一次回归。

可我依然没有加薪,工作超负荷,我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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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HR要“忧老板所忧”。“员工优化”即裁员,是最可以让老板直观看到成本收缩的一项举措。

C公司裁员可不像B公司,可以欺负别人学历低糊弄人,每裁一个,就需要给补偿金。我们HR作为发放这一笔钱的最后一道关卡,不仅要在跟裁员对象谈话前提前给BP框定好补偿基数和年限上限,裁员对象收到解聘协议的时候,还要严格把控补偿金额——这个“把控”,自然是“向下把控”,法定标准、公司标准,哪个数字低取哪个,能“低标”谈下来是最好的结果。“超标”是被严格把控着的,除非是要开除孕期或者哺乳期员工,那就得去走“特批”让大领导签字。而一旦我收下了没有大领导签字的“超标”单子,那就会成为被骂的人了。所以,必要时,我还得和BP据“理”力争,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想着法儿让员工拿了“低标”赔偿走人。

法律规定,劳动者的补偿金基数上限应该是用人单位所在地区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数额,集团里装人的公司有40几家,其中大头在本地,小部分分散在各大城市。经过与公司法务的“探究与商定”,冠冕堂皇的官方说辞便出现了:“统一按照集团C公司标准”“协商解除,与员工协商一致签了字,那也是作数的”“趁其不备,谈话完毕就让员工签字,不能让员工事后去查证相关信息”……不一而足,我们不仅需要自己融会贯通,还要及时科普给各部门BP,再让总部BP传授给区域BP。

如此这般,我们的年终绩效里,便有了“优化几多员工”“为公司年度省下几多成本”的说辞。对此,我一边向朋友吐槽公司行径的可耻、上级命令的冷酷,以及自己的为虎作伥,一边极力为他们科普补偿金的法定标准,以希望他们不会在面临此种境地时被蒙骗,也暗暗期望下一个拿钱走人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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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C公司的行业性质,裁员时除了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金,还涉及竞业限制补偿金。知道这一项的员工就更少了,再加上员工入职签订保密协议的时候往往什么也不懂,那么自然要发挥保密协议中“若是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将以基本工资作为基数”这一条的作用。一般情况下,BP与员工谈判,就会拿着这个极低的数额去。

印象深刻的一次,某位恰好有朋友是律师的员工,被约谈的时候指出,需使用近12月的税前月平均工资的30%作为基数。虽然这条条例明面上已经作废,但是根据当地不同的法院法官的判决,多数依然会站在员工的立场上,判其胜诉,所以负责约谈的BP找到我,要我去联系公司专门对接HR部门的律师——当然,并不是求证该法条是否属实,而是联合律师一起“想话术”,既想让那员工履行承诺不去竞争企业,又想给人的补偿金额打折再打折。

针对被裁员工的恶行不止于此。蚊子腿再小也是肉,C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由于生产模块在市场上难以立足,又遭受疫情冲击,在2023年第一季度面临倒闭,要被集团其他子公司吞并,新公司领导层就要求我们处理老员工。彼时,老员工们已经三四个月没有收到工资,新公司的BP拉上集团的法务和我组成谈判小组,拉取了每位员工的拖欠金额数据表,逐一进行“友好协商”。比如说:XXX,因公司经营不善,你的工资如果要在10日内进行发放,需要进行“抹零”处理,如果你能接受这个结果,那么我们尽快给你安排发放,不然可能需要等到整体切换完成,这个时间我们目前无法保证……

BP和法务,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夹杂着我一个发薪工具人,在那个下午,如此这般约谈了这家子公司的几十名员工。回去和上级汇报的时候,上级对于我们一个下午为公司节省了几十万成本的工作成果,大加赞赏。

当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办公室里剩下的人不多,我低声问领导,如果员工懂法、谈不拢去仲裁怎么办?领导正在看着儿子白天在幼儿园运动的视频,头都没抬,不以为意道:“那就等告了再说好了。”

我还没吃晚饭,却为之作呕。那一刻,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上学时候老师讲的话有些许可笑——HR不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桥梁,而是凿断桥梁的那个人。



9


C公司对离职的同事如此冷血,对在职的员工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为了留下员工自愿加班,公司本有规定:晚10点以后下班若是打车,车费是可以报销的。但为了节约成本,人力资源部门联合行政与财务部门,做了一通数据测算后,硬生生地砍掉了这一项福利,真可谓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而作为拉通财务部门进行数据测算的我,在当晚10点半以后的空无一人的公司门口打车时,也颇有种兔死狐悲的凄凉。

同时,年中的社保公积金的年度基数调整,C公司又一次食言。其实公司已经5年没有调整过缴纳基数了,所以老员工的缴纳基数远小于新入职的员工,为了不留下书面证据,“社保基数不调整”一事,还是我们一个个打电话去口头通知全国各省区的BP,“非必要不主动通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不行打感情牌嘛,公司这两年业绩不行啊”……我们这样劝着电话那头的BP,也希望他们以同样的话术去劝慰问询的员工。后来有多位同事在脉脉上对此骂翻了天,领导生怕传到老板耳朵里,派下属们充当水军,发帖、回帖,又被骂得体无完肤。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遭受的,究竟是来自哪一方的恶意。

至于调薪,就更不要想了,整个集团的调薪包都在年初“清零”了。部门假若提出要给员工调薪,那得经受我们的十八连环拷问:你们部门去年做出什么业绩了吗?组织绩效是A吗,就要调这么多人的薪?诸如此类。有的部门BP说用去年裁员省下的成本来调薪,我们会说:裁员也给补偿金了呀,这何尝不是部门成本?还有那种去年明明降薪现在又要给人涨上去的,大多是为了挽留离职员工,我们铁定不会开这个口子。

当然,如此理直气壮,完全是因为我们部门会以身作则,调薪包“清零”从我做起。

这些骚操作,领导们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都是公司股东,社保公积金基数已然最高,而且享受得都是年底分红,区区调薪,不足挂齿。在各个环节中,直接与部门、与员工对接的都是我们HR,就算被骂,声音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最终能看见的,不过是总监在大会上汇报的,为降低人力成本做出的一系列行为,为公司“节流”了多少金额而已。

作为一颗螺丝钉,身处其中我才更加清晰地觉察到——HR当真是公司的走狗啊。明明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却得尽心竭力,只恨自己更不能为老板分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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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还只是我们薪酬部门做出的“成果”,最为打工人熟知的招聘部门,自然不遑多让。

半年度工作告一段落后,部门组织了一次外出旅行。我碰巧和一位负责招聘的女同事被安排在一间房里。夜晚睡前聊天,我意外得知对方与我同龄,却早早已婚已育。作为一个单身主义者,我当即表示了极大的震惊与不解。这位同事无奈地说,职业因素使然,她觉得女性在求职时既然会被问到婚育问题,不如一劳永逸,早点度过这一阶段,切断未来有可能会面临的困扰。但她又直言,作为一位招聘,是完全不会考虑一位已婚未育的女性候选人的。

在整个职场大环境本就对女性不友好的情况下,她的话无可避免地令我感到心寒,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然而,就算是老板的走狗,以我的level,也不过是一众狗小弟之一,只是一只听命行事的“工具狗”罢了。

毕业的第4年,加班的夜晚,空荡的办公室,疲惫的我,屡次思考起是否真的还想继续从事HR相关的工作。我想到了离开B公司那天,下午3点多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入职C公司后,我几乎不曾见过工作日的傍晚,只有每天早晨拥挤的地铁和走进办公室以后的窒息感。

但我如今独自租房,刚刚付完3个月房租,不敢裸辞。

很懦弱也很现实,我只能做一只骑驴找马的小狗。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天然

骑驴找马的小狗

人要是可以不上班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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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7 05:2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留守乡村的应届生,在游戏里蹲ID赚钱 | 人间 · Z世代

  人间theLivings 2023-12-07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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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哥手下蹲ID的人手不只限于我们村,还有乡里其他的村子,而且地图一直在不断扩张,将一个个留守乡村的群体纳入进来——老人、宝妈、黑户,星罗棋布,被他分成一个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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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穿越火线》剧照




Z世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游戏ID,一般指玩家的昵称。相比于游戏里的其他元素,它可能微不足道,但注册ID是玩家进入游戏的第一步,意味着游戏中的“虚拟我”的诞生,彰显着“真实我”想要体现的个性。对于一部分玩家来说,这种“自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乎,“蹲子”应运而生,在游戏的江湖里,ID交易暗流涌动。

疫情暴发后,大量玩家涌入游戏市场,ID交易也现于台前,迎来“黄金期”。被困在农村里的留守中老年,也得到了一个发横财的机会。我有幸在这段日子里作为留守青年加入了他们,也成为一名“蹲子”。



1


说来惭愧,我是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但是2019年从风景园林专业毕业即失业。中部小城市经济落后,根本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后面又遇上疫情,我干脆自暴自弃,闷在房间里打游戏。父亲着急上火,不知怎么想起了二叔的营生,但是电话打过去,停机了。

记忆里,二叔早年在玩具厂里面做工人,因为打架斗殴把人腿给打跛了,就被开除了。我一直以为他是无业游民,父亲却说:“你二叔现在在搞大钱,在城里买了房,还买了‘大奔’。我送你过去学学,但是你主业还是做题准备考试,你应届生身份不能浪费了。”

我俩跋山涉水,总算到了二叔他们村。地方相当偏僻,但是这样一个破地方,居然还建了一个武校(不过当时停课了)。炎热的夏季,逼仄的小巷,载着山芋的三轮车拉远了的叫喊,和我的烦躁一起被拥进了巷尾的白楼。

锈迹斑斑的铁门打开后,父亲提着烟酒,陪着笑脸,奉承领导一般,站在门口同二叔聊了许久。二叔穿着白背心,叼着一根“华子”,披着一头油腻腻的长发,好像几个月没有洗过了,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这样的人,竟然是有洁癖的父亲的亲弟弟。谈话全程,二叔一脸不耐烦,如果不是父亲卡着门,他必然就啪一声送客了。

“他是大学生呢!富贵,你好歹需要知识分子帮你做点计算不是?”父亲喊二叔的小名,口气全然是在求情了。

“大学生?呵!”二叔往地上啐一口痰,“这年头大学生不值钱,再说老子的活儿就是文盲都能做!”

听得这一句,我拉住父亲的衣袖要走——二叔怕不是专职做江湖骗子了,哪有文盲做的事情还能赚大钱的?也许是他还有点良心,不想让我也陷进什么骗局里,才这么说话的。

不料,父亲却回头认真地对我说:“儿子,你信我一回,你二叔是厉害人物,你跟他混,绝对能混出名堂。”说完,他转身用脚抵住二叔正要关上的门:“富贵,你答应这事,我帮你撮合你跟王巧。”

王巧在父亲的医院做护士,是他同事的女儿。此前二叔住院时,王巧看护过他,二叔一眼相中了人家,铆着一股劲儿追求,可谁会看上一个邋遢不堪的老男人?——但我父亲愿意出面,那就不一样了。

门大开后,阳光终于铺散进二叔的屋里头,把灰霾烟气皆扬了去。临走时,父亲嘱咐我安心在二叔家待着,不要出去闲逛,多刷刷题准备参加公考,都是念叨了几千遍的老皇历。至于如何与二叔混这事,他则闭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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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叔家住下后,我没等到什么大买卖,还被逼着干起杂活,扫地、拖地、浇花,什么事都做。每天早上5点,我就会被二叔打醒,接着他要检查我枕头底下的100块钱。据他说,钱放枕头下每天都能翻倍,而且这100块给我还算多了。起床后,我得先去冲厕所,二叔出恭从来不冲水。二叔做完这一茬后,就回房继续睡大觉,直至中午饭好。

屋里面除了我们俩男的,还有个负责做饭的李妈。李妈这人也蛮奇怪的,第一次遇上她是在厨房,无论是父亲还是二叔,都没跟我打过招呼说有这么个人在。当时,我看着她将三根筷子插在装了水的碗中央,嘴里念念有词,接着筷子竟然立了起来。我心里犯嘀咕,问她怎么做到的,她却根本就不搭理我。

中午,李妈从自己房间出来,我给她帮厨。如果当天饭桌上摆了鱼、猪或者螃蟹,二叔就会大叫:“不吃带眼睛的。”李妈就会默默把这些菜端去厨房,等二叔吃完回屋,再把菜端回桌上。

除了做饭与睡觉、在佛龛前念叨,李妈不会做什么多余的事,我躲懒躲骂时,会坐她房间里打游戏,这是我观察出来的规律,二叔平时不会进来。

但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李妈房间里的矮板凳上玩游戏,二叔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瞬间激起我一身冷汗。我战战兢兢回头,却见二叔拿着一叠钞票正塞给李妈。李妈直摇头,随即二叔骂了一句脏话,把钱扔在她的床上,红红的票子洒了一被单。

二叔撒完钱竟然不走,绕到我边上来,我以为他又要来膈应我了,谁知他看了眼我手机屏幕后,竟兴奋起来,脸上所有棱角都柔和下来:“你也玩这个游戏?”

我满腹疑惑地看回正打着的竞技手游——这游戏都是年轻人在玩,二叔脸上的皱纹都堆成了山头,他想干嘛?

二叔见我愕然,又追问一句:“你会里面的操作不?”

好歹玩了一年多了,我自信地回答:“相当会,我每局都能带飞!”

但二叔摇头,似乎并不是想要我带着他玩:“我要的不是玩得多好,你跟我过来。”

他领我去到楼下一个我来这里后从没进去过的房间。我下意识捂着鼻子、眯着眼睛,二叔甩手就把我的手打了下来。我绝望地呼吸了一口,然而并没有什么恶臭。我睁大眼,看到了一家网咖似的房间,里面整齐地排满了电脑,每台机器配着键盘和鼠标,但就是没有座椅,电脑屏幕上闪着诡异的光,屋子角落里有一个蒙着红布的十字架,与此场景格外不搭调。

我凑近一台电脑看屏幕,居然就是我玩的那款手游的修改ID的页面,光标自己在改名按钮上不停地点击着,而“该昵称已被注册”的系统提示也不断层叠跃现于屏幕上方。

“你小鬼挺有眼光,你看的这台抢的是一类单字‘奥迪’。”二叔又指着昵称框里的“王”字道,“这种单字最值钱,你猜这个多少钱?”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二叔口中的“奥迪”其实是“ID”——不过就是个游戏里的昵称而已,能有多值钱?我一头雾水,估摸了一个合适的价格回:“100?”

二叔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于是,我又大胆往上加了一位:“1000?”

猝不及防一巴掌就拍在了我脑袋上:“少加了两个‘0’,现世报!”

10万!一朵烟花在我脑海里炸开,和头顶上巴掌的火辣一起嗡嗡作响。我从未想过一个游戏ID竟然能值这么多钱,难怪他能请得起李妈了。

“所以你说读书有啥用呢?你读那么多书,什么东西值钱都不知道,更别提值多少钱了。你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去打工,肯定比你现在混得好多了!”

这话深深刺痛了我,但寄人篱下,我只能迎合二叔的“读书无用论”。但凡给二叔一点机会,他就要嘲讽我“上大学没用”,我点头说着“是是是”,心里泛起浓雾般的疑虑,不仅针对他的“事业”,还有我的未来。



2


自此以后,我由打杂伙计升级为“蹲子”,主要任务是监视哪台电脑的鼠标停止了自动点击——这说明抢到了目标ID,行话叫“截胡”,再简化,就是“蹲”,而我们“蹲ID”的人,就被称作“蹲子”。

“生辰纲”不是每天都有,截胡得看机遇,我的次要任务就是在游戏论坛上关注玩家们的ID交易动向。

按二叔的说法,能卖得出去的游戏ID分为三类:一类是“王”“爱”等常用单字,“少爷”“宝宝”等热门中文词语,以及“baby”“pink”等被圈内人称为“高贵英短”的热门英文单词,价格万元起步;二类是“小明”“小红”等常见的两字词语,生僻单字,抑或是明星、网红同名,价格千元不等;三类是常见的三四字词语、生僻的两字词语,数百元封顶。

除了特定字、词、句,还有比如周杰伦那已经被注册了个遍的歌名、歌词。大多数情况下,ID的笔画越少越值钱,为的是让别人看到这个ID,就像看到5个相同数字的“豹子号”车牌一样——ID不仅是玩家的人设,也是财力与地位的象征。

游戏里的ID交易,在一般情况下,要先约定时间,由ID原主人买一张“改名卡”改掉自己的ID,之后通知买家用“改名卡”改成这个ID。买家改名成功后,再把钱打给卖家,一单就成了。而二叔要抓住的,就是卖家改名后、买家还没有改成新ID的时间差,迅速用游戏小号占上那个ID——虽然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符,但红票票已经到手。

“蹲ID”的“脚本(编好的程序)”原理很简单,我们称为“连点器”——设定好点哪个按键、以及每秒点多少次,就可以了。点击频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的,因为游戏平台系统判定也有间隔,1秒内连点的最高次数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个值,点再多也没用。但是再怎么说,论连续点击键盘的效率和准确率上,玩家的手是不可能企及“脚本”的,只要二叔的那些电脑截胡成功,那个ID就易主了,可以留着等升值或者立刻转手套现。

二叔要求我只蹲一二类ID——一类ID价值高,电脑24小时运作,蹲一年都值得,要“死蹲”。二类ID则要“智蹲”,要打听和跟踪:打听最简单,就是关注交易动向,因为卖家出手前肯定会在网上寻找买家,看到哪个稀有ID要被出售了,就要开始“死蹲”;跟踪比较复杂,要关注ID主人的动态,通过言语和行为来判断TA近期会不会改ID。

“玩ID的人都比较单纯,啥鸡毛蒜皮都能在网上讲。”二叔说,圈内把这些人称作“号羊”——没有防范意识和危机意识,像是被圈养的绵羊。通常,使用一二类ID的“号羊”,在游戏里的人设都比较张扬,在论坛里最是活跃,什么事都喜欢大张旗鼓,游戏赢了输了都要吐槽几句,家长里短也能拐着弯扯到。对于“号羊”来说,游戏是他们的第二人生,卖ID前通常都会鸣锣开道,要么明确表示自己要卖掉ID,要么发一个“退游”的帖子,说辞无非是“分手了”,“没人陪自己玩了”,“被游戏机制/队友伤了心”之类的。他们本意是希望引起别的玩家的注意,好对他们嘘寒问暖、进行挽留,但是很可惜,时刻盯着他们的只有“蹲子”。二叔让我盯紧了这帮“号羊”,要是有哪只“号羊”有出售或者换ID的意向,就得第一时间通知到他,他好安排几台机子抢ID。

“但我提醒你,‘羊’是有羊角的。你别看我说他们是‘羊’,就认为好欺负,‘号羊’气性大而且攻击性特别强、特别强。”二叔面色凝重地对我说。

他说,买卖ID的人大多都是15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女性,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不容许别人亵渎,有个网络热词“圈地自萌”,即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圈内的人互相倾轧,人人把自己的ID当传家宝一样看待,抱着“凭什么你能卖那么多钱”的心态,动不动就会引起一场骂战。这些骂战的帖子总因为流量高而被推上论坛首页,一大群圈外人涌进来,看完更懵,ID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还能交易?不理解就可能开骂,圈内人则肯定会反击。久而久之,气性就大了。

“你要是跟她们接触,千万不能瞎讲话,不懂也不要问,就只讲她们喜欢听的,顺着她们意思来。”二叔嘱咐我。



3


我和二叔合作蹲到的第一个ID,很好听,叫“温柔”,号主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喜欢深夜在游戏论坛上发帖,记录她和男友的日常——大概是为了配对,她对象的游戏ID叫“凶狠”。“温柔”经常谈笑说,男友的ID虽然吓人,性格却比她还温柔,每次吵架都是他先道歉。

“温柔”和“凶狠”每天在游戏里你侬我侬,却也有乌云暴雨侵袭的一天——那天,“温柔”反常地在大中午发了一个帖,内容只有3个字:分手了。

每次“温柔”发帖记录日常,我都会帮她顶楼,如果她遇到什么烦恼,我也会去嘘寒问暖。但是这次看到那三个字,我并没有第一时间问她发生了什么,而是急忙去和二叔报告——这是“温柔”换ID的前兆。

没承想,二叔听了我的分析,却让我去看看“凶狠”有没有改名。我去游戏里搜索了一下,“凶狠”并没有改名,二叔这才安排机子截胡。

我问二叔为什么,他叽里咕噜的方言一顿讲,把我听得晕头转向。好在我脑子转得快,迅速梳理了过来。

二叔大意是说:如果男女宣布分手后当即改游戏昵称,那可能是假分手,气头上所致,等气消了说不定就改回来了;而如果双方都没有改ID,那说明他们意识到了ID的价值,分手是带着理性的,就极有可能是真分手了。

我反驳二叔说,小打小闹也会这样,但二叔给了我一个爆栗:“孬货,你就等着看吧!”

过了几天,当我巡视“机房”时,发现有一台显示器上的页面变了,霎时激动到颤抖——二叔许诺我,截胡一个ID就有分成。欣慰自己总算抢到了人生第一单,我几乎半个身子都趴在电脑桌上,眼睛贴到屏幕上去端详我的“财神爷”——主页上的ID,分明就是“温柔”!

这下,我对胡子拉碴的烟鬼二叔真的崇拜得五体投地了,我急忙跑到他房间,连鼻子都忘了捂,想第一时间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我踩到地上散落得像子弹壳一般的小银棒而滑倒,一屁股坐在地上,二叔则躺在人体工学椅上,对我带来的喜报嗤之以鼻。

“不必大惊小怪,我早就料到了。”他这么说着,甩给我20块钱,“去跛子那给我买包烟,剩下的给你。”

我接过这20块,仿若接住了圣旨,屁颠屁颠地就去村口跛子那买烟。二叔抽的烟要20块,跛子却找我1块,还给了我一部手机。

“这是干嘛?”我问他。

跛子瞪我:“拿去你家充电啊!”

“那为啥找我1块?”

“充电费!”

“那还是给我换个熊博士吧。”我把1块钱又放到桌上。

跛子将糖扔给我,嘴里嘟囔:“电给你那一片都他妈玩尽了。”



4


飞奔回二叔家后,李妈正在收拾散落一地的杂志,看封面全是跟两性情感有关的。我帮她一起收拾,将杂志摞在一起后,拿起最上面一本翻看,里面有很多美女模特的写真,还有教如何追女生的恋爱技巧文章,显然不是李妈的东西。

“你在翻些什么?”二叔站我背后问。

“我……”我支支吾吾。

他走过来掏我口袋,把烟和手机都拿了去:“跟我来。”

我捂住鼻子跟着去他的房间,他给跛子的手机接了充电器,接着让我把我手机拿给他,我照做了。二叔点开了我手机上的那款手游,输入账号密码,拿自己手机看了一眼收到的验证码后接着输入,给我录上了一个新账号——我一看,原来是蹲到“温柔”ID的那个小号。接着,他让我搜索并打开一个微信小程序,再次以小号登录,用我的信息实名验证录入人脸。

“这个号给你‘稳’,每星期至少打一把(游戏),有人加你好友不要同意。”二叔点起一根烟,陶醉地吞云吐雾,不时点一下手机,不时又问我话,“你觉得这个‘奥迪’为什么能蹲到?”

“因为料到他俩分手会改ID?”

我试探地回答,结果挨了一脑瓜崩:“扯你的屁话,你还真信了,傻不啦叽的!人就搁平台上卖呢,你都没看到!”

我恍然大悟,想来也是,单凭“真假分手”就能判断会不会卖掉ID,可比诸葛亮还神算。

见我沉思,二叔又问:“你老头说我有钱,那你说我靠什么赚钱?”

“卖ID?”

“那要是没‘奥迪’可卖呢?”二叔将他手机上正在操作的APP给我看了眼,界面花里胡哨,显示框和按钮缤纷多彩,大串数字在不停跳动。

“这是什么?”我问他。

“赚钱的玩意。”二叔放下手机,开始不停地点击电脑屏幕。

他头也不抬,我俯下身看到他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数字,好一会儿才抬起头,长呼一口气,几乎要把灵魂都给呼出来了,额头和鼻尖上冒出了汗珠。

“你看,钱这不就来了?钱能生钱呐!”二叔又把手机举起来给我看,界面上显示“提现成功”,“光这一把就打了5000块,给你转2500块,今晚加餐。”

他给我转了钱,看到微信上那金灿灿的框子,说实话,我第一次真把他看作我叔。

“2000块是你这个月工资,多的500块给你玩玩的。你想玩就玩,把我给你的码填上,不玩拉倒。你不想赚钱,也不关我的事。”我临出门前,二叔搁我身后又来一句。待我回房间时,我看到微信上他给我发了个APP的安装包和一串数字和字母的组合码。

学校里三令五申地教导我们不要沾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立刻安装,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某宝,下单了一双“鲍鱼喷(球鞋)”。这鞋我老早就想买了,2000多块的价格,过去我望而却步,现在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拿下了。

买完鞋后,我美滋滋地打开游戏,这时好友申请列表弹了个红点,弹窗里备注着“兄弟,找你有事”。我点了同意后,那人立刻就跟我私聊起来,聊天框里瞬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国骂,还好都被系统用“*”屏蔽了。

我从中插空问了一句:“兄弟你怎么了?”

对方发来语音条,是个年轻男生的嗓音:“还怎么?还怎么?杀千刀的东西,你真够贱啊,蹲我ID?”

原来是“号羊”来讨回“温柔”这个ID了,我突然想起二叔的叮嘱,只好装傻敷衍:“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我自己买的ID啊。”

对方秒回:“你找谁买的,你告诉我?”

我转移话题:“不知道——还有,你不是女的吗?”

“蹲我号的就是你!别装了,我去‘刷黑’了,你也别想转手!”说完,他就下线了。

我点开这个玩家的个人主页,果然是“温柔”ID的原号主,身份码一致,不过粉红色的性别标识边,换上了新的情侣名。

“先不讲为啥‘号羊’是个男的,‘刷黑’是啥意思?”我很疑惑,也不敢去问二叔,就去ID圈查了一下,这才知道,“刷黑”是“号羊”制裁“蹲子”的手段——即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声明自己的ID被蹲了,此ID被列入ID交易圈的黑名单,请有意购买此ID的人避开,好让ID烂在“蹲子”手里。

后面吃饭的时候,我旁敲侧击地问二叔:“如果ID被‘刷黑’了怎么办?”

让我很意外,二叔竟然听不懂这词。听了我的解释后,他笑:“不会卖不出去的,我有专门的渠道。”



5


之后的一个月,我一头扎进了ID交易圈,谁要卖哪个ID,我就记录下来和二叔汇报。我还总结出了一些经验:退出游戏的人不大可能改ID,但情侣分手则“十分九改”,因为都巴不得对方从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消失。根据二叔之前的分析,我感觉蹲ID跟心理学也有点关系,又斥资买了一些相关书籍,有空就翻,但发现完全用不上,反而是几句鸡汤话令我茅塞顿开——每一个ID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人,有着丰富的情感,并不是被圈养的“羊”。

此后,我可以不看论坛里那些交易信息就能预测到某些ID主人有没有出售意向。我将二叔机子上之前设置的要抢的ID都改了一通,几个抢三类ID的电脑,都被改成了我跟踪的二类ID——这几个ID的主人,有的是刚失业,有的是偶像“塌房”,有的是和游戏里的队友吵架……

我持续跟踪着,只用了少数的机子,果然蹲到了两三个——丢了工作的那个属实活该,发帖说自己被炒了鱿鱼,要退游,还换了个黑头像,我就开始蹲他的ID“浮夸”,在他转移ID的时候被我成功截胡;而偶像“塌房”的女生,ID就是爱豆的艺名,那个明星被曝出黑料的当天,她宣布从此粉转黑,也让我钓了条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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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的左邻右舍,来贵和福旺,也在做蹲ID的生意。看我逐渐上道后,二叔派我去他们那里学习。

来贵一把年纪了,沉默寡言,防备心太强,我说来“学习”,他连门都不愿意给我开;福旺总自嘲是“留守中年”,实际比我就大5岁,我俩共同语言较多,他也真的教了我一些新东西。不过很多专业性的内容,他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不讲。在他看来,“打听”和“跟踪”太基础、也太被动,倘若想提高蹲ID的成功率,还得主动出击——去骗。

我问要怎么骗?福旺打开微信,翻出聊天记录给我看——一个30多岁的已婚男“号羊”,福旺装成女大学生和他处对象,然后一步步把ID骗到手。

“你看,这男的是真动情了,还说要‘奔现’呢,笑死我了。”福旺指着“号羊”最近发的一句话,接着说,“处对象后,就要骗这‘羊’改个情侣名。他一旦改了名,原来的单字ID就是我的了。”

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挺下作的,为了个ID,装女人骗别人感情,有必要吗?

福旺看出了我的疑惑:“这男的跟你叔不是一样?丢了ID也是活该,自己有老婆,还在(游戏里玩家聊天的)‘世界频道’跟人家‘CP滴滴’。”

编者注:CP,即couple,对象的意思,“CP滴滴”就是找对象,游戏中一般简写为“cpdd”。

“那你也不能骗人家啊!”我说。

福旺笑:“互联网就是这样子,没人知道对面是男是女,尤其是在游戏里面,你都不知道对方现实里是谁,何必顾忌那么多?又不只我一个人装女的。你打游戏碰到的很多挂着性别女、用着女生ID的队友,一开麦,不还是大老爷们!”

我哑口无言,他说的确实是事实。我又想到ID“温柔”的号主——亏我一直当他是女生,不过他图什么呢?

我将这事讲给福旺,他问:“那人游戏里是不是有很多皮肤?”

我点头,福旺一拍手:“还能咋的!我骗ID、他骗皮肤!那些皮肤铁定是骗他CP送的,而且还骗了不少咧。”

我一阵胆寒,直犯恶心,并未采纳福旺的策略,还是老老实实地“打听”和“跟踪”。因为被“号羊”频繁找上门,我又知道了“洗白”这个词——与“刷黑”相对,“洗白”指当买家购入了“蹲子”蹲到的ID后,ID原号主找到买家,提醒他ID是“蹲子”蹲来的,并要求赔偿一定的费用。

我其实对此不理解:一来一个ID并不独属于某个人,二来买家购买ID时,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对于ID是被蹲来的事并不知情,ID原号主选择找买家而不是找“蹲子”赔偿,无疑是柿子挑软的捏。

可是当我在论坛上搜“洗白”帖,还真有蛮多买家给原号主转钱的截图。

这帮人可真是魔怔!



6


就这样,1个月内,我和二叔蹲到了23个ID。其中一类5个,如“灵”“夹”等,都是常见单字;二类11个,如“热爱”“伤痛”等常用词语,还有一些明星同名;其余的不好分类,好像定三类低了,定二类又高了,二叔说这些ID先放着,可能有机会升值。

二叔日历上打钩的那天,一辆小轿车早上7点就开到了楼下,车上挤出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把在门口刷牙的我一把推开,然后大声敲着铁门。

出于好意,我提醒:“这个时候,他还在睡觉。”

胖男人白了我一眼,摘下口罩撩开嗓子吼了一声:“张富贵!”

“哎——”二叔也拉长了个声音,吱啦吱啦地过来开门。

门一开,我竟然看到一个衣着整洁、精神奕奕的二叔。

自打我在这干活以来,大门第一次没有防备地全部打开了,我父亲都没这待遇。胖男人大摇大摆地进屋,在沙发上坐下,我洗了杯子泡茶送到跟前。他掏出烟盒点上烟,派了一根给二叔,二叔竟然没敢接。

这时福旺、来贵和另外几个村里人也来了,胖男人又散烟给他们,这几人也局促不接。

胖男人倒没在意,问:“都搞怎么样了?”

“25。”二叔答。

福旺等人也报了数字,最后一比,还是福旺蹲到的ID最多。

“‘稳’了没有?”

“王哥,我给他‘稳’的。”二叔指我。

那个王哥就皱眉:“给你‘稳’的,你找外人?”

“侄子、侄子。”二叔赔笑。

王哥点头,等烟抽完,慢悠悠地站了起来:“那你几个准备换了。”

于是,他们一行人先出去,我跟着二叔去机房,二叔指挥我去开总电源,然后也把我赶去王哥那里:“你在这边没用,去帮我传话!”

“你打电话不就好了?”我疑惑。

“你见我打过?”他反问,递给我一张纸,“跟他们讲,按名单来!”

我到了福旺家叩门,福旺确认了是我才敞开门:“下次敲门前,先喊一声。”

“咋搞得跟做贼一样?”我嘟囔,跟他进了里屋——也是一个“机房”。

王哥、来贵等人都在候着了。我把纸递给王哥,接着他们就开始“定类”了——就是给ID分等级,方便排改ID的顺序。例如,王哥报“声”,这是常见的单字,众人齐报“一类”,那么就排在顺序表的后面;王哥报“凝聚”,是常见的两字词语,我们齐报“二类”,那么就排在顺序表的前面。

之所以要现场定顺序,是因为王哥怕底下人搞鬼。听说此前王哥就吃过一次亏,当时定类全权交给了一个“内鬼”,一次改ID之前,内鬼把顺序单和具体时间偷偷传给了别的“工作室”,直接导致在交接中,王哥的ID被蹲走了5、6个一类、10多个二类,亏了10来万。我们今天要做交接,也是完全的意料之外,二叔日历上打的钩,本来是王哥带他们去市里潇洒的日子……

定类排序结束,我们开始交接ID。先改了一个三类ID“小菜鸡”用来测试,主要看同时间段有没有同行在截胡,这样即便被抢也不可惜,最重要的是排除隐患。来贵拿着对讲机,沙沙作响,我听到二叔在喊“准备”,福旺就启动了“脚本”,仅用了一台电脑,1分钟后,二叔那边倒数“321”,到1的时候,电脑页面变了,显示“改名成功”。

第一环节测试顺利完成后,大家继续推进,第二圈用了3台机子交接了ID“矿石”,第三圈用了5台机子交接ID“浮夸”,最终都交接成功。

“起得早还是对的。”福旺吁了一口气。

在这种“135”测试中,一旦有ID被蹲走,交接就要立刻停止,而下一次交接就要等一个月后。拖得时间越长,钱自然会越晚到账。接着,大家启动了所有电脑的“上号器”和“脚本”,按顺序表将一二类ID都改到了王哥的小号上。

那批ID全部改完,已经是中午。王哥检查完毕后,当面爽快地给众人结了钱。



7


收了钱,福旺满面红光,难得请我下了馆子,开了两瓶,我乘机讨教一二。

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将那些游戏ID绑到王哥的手机号上,现在这样交接既麻烦又有风险。

福旺也不藏着掖着了,他说:首先,一个手机号最多绑定5个游戏账号,要绑上交易的所有账号,就需要弄很多张没有月租费的物联卡,但物联卡代理商随时可能跑路,风险太大;其次,蹲ID的小号都是批量买的,为了方便转手,基本都使用过一年一次的解绑手机号的机会,算是“无绑定”的二三手“黑号”,不仅容易被盗号,第一任号主要是申诉找回,易如反掌。因此,为了不出岔子,小号得有人专门“稳号”——即完善密保,并每天登录检查,然后尽快将ID转到像王哥这样的号商手里的“商品号”上。

“商品号”是王哥和手底下的人注册的,绑定了自己的手机号,拥有最完善的密保,ID只要放在商品号上,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稳号”,可以高枕无忧等着转卖了。

而像“矿石”这样稀奇古怪的ID也会有人买单,因为单字和两字的ID已经成了游戏里的一种潮流,不然也不会出现“薆”这样的生僻单字,以及一些硬凑的二字词组,例如“指七”“岁随”之类。ID圈子里的一个旧传言说,《英雄联盟》的著名职业选手Faker,有一个长久没使用的ID被官方回收后被蹲子抢注,卖了44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5万——王哥每个月赚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ID的产业链,最上层的是大商人,大部分ID、账号最终都流入他们手里,在他们的平台上售卖;中层是王哥这样的中介、小号商,手下会成立多个小“工作室”安排人蹲ID,他们负责回收并“稳号”,见机售卖;底层则是我们这样的“蹲子”,只用负责蹲号,“稳号”和“跑网格”。

我问福旺,今天为什么有一些陌生人也来了?

福旺正要用牙撬开瓶盖,惊讶道:“你居然不认得他们?”

他只说,都是和他一样,在城里混不下去的人。我还想再问,他就钳口不言,猛炫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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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虽然福旺蹲到的ID最多,但是实际二叔拿的钱最多。

回到家后,我看他乐得合不拢嘴,他过来拍我背,说:“人生难得有贵人,我和福旺都是进去过的人,如果不是王哥,我俩哪有今天!”

接着,他用钥匙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大叠纸:“你看,这是让我买币的、这是让我买酒的……”他把那些纸几乎贴在我脸上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电话打不通?那是早些年专门养着‘做714’、‘撸口子’的”

我哪看得懂这些,就依他的话问:“那卖ID就是王哥跟你讲的?”

这时,二叔倒故作神秘起来,叫我把耳朵凑上去,喷了一股酒气:“咋不是呢?老子从2013年开始,就跟他蹲端游‘奥迪’发了财。2016年接着搞手游,到去年(2020年)你刚来那时候,真的枕着钱睡——”

“去年赚的最多?”

“去年,人都把自己关家里,没事干不就打游戏,玩游戏的人多了,ID就被炒起来了。不然,你以为你刚来就能那么快上道?还不是因为‘羊’多了给你垫脚。老子赚得还算少的,王哥可是在上海买了两套房咧。不过,我猜应该是这么多年赚的钱一起买的。”

说到这,二叔声音更小了:“你还没发现?这一片留守的,都是跟他做生意的。”

“哪一片?”我问。

二叔张开双手,如陀螺一般旋转:“这一片!”

然后,他就倒了下去,手上的一张张纸如蝶翩翩,最终给他盖了雪白的一层被。



8


直到后来“跑网格”,我才了解到王哥手下蹲ID的人手不只限于我们村,还有乡里其他的村子,而且地图一直在不断扩张,将一个个留守乡村的群体纳入进来——老人、宝妈、黑户,星罗棋布,被他分成一个个“网格”。网格与网格,网格里的人与人,都是重重利益挂钩的,就像新闻上的“网贷村”,一村人都去借黑网贷,电话打来,都是村里人养的“黑号”,敢上门要债,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在其中一个村,我曾看到过这样一幕:瘫坐在躺椅上的老人,身旁桌上摆着黑白遗照,收音机里是悲怆的戏曲,眼睛却死死盯着角落的电脑屏幕。那老人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了,却会在电脑屏幕上的界面变了后,用唯一能动的手给王哥打电话——这样,王哥就知道老人负责的ID蹲到了,再派我这样的年轻人过来交接。

其余蹲ID的老人也都差不离,无非手脚更利索点,电话里能吱个声罢了。我把牛奶和水果放下,老人艰难地抬起头,用眼神向我道谢——这是他蹲ID的报酬。接着,我去游戏界面买好“改名卡”,为机子修改新的ID,再启动“脚本”,等待下一个猎物。

所幸,我负责的网格中只有一处是这样压抑的环境。如果上别家交接,就柳暗花明起来:宝妈们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操作着鼠标刷单,嘴上也不闲着,叽叽喳喳聊天,要我反复喊才能反应过来,打开模拟器,让我输入新ID。宝妈们对这些业务要熟悉一些,会趁游戏平台打折的时候批量买入“改名卡”,也会开多个模拟器同时抢多个ID,并且能团队协作,有人要喂奶或是睡觉,就会有闺蜜帮她“看机子”——她们喊家里男人把电脑都搬到了一个大房间里,看起来也像个“工作室”了。

我和王哥熟了后,渐渐能问一些深入的问题了——比如,宝妈们这样齐心协力,确实是能赚钱的,但那个脑梗的老人就一台电脑,真能蹲到ID?

谁知王哥给了我一个根本没想到的答案:无论是宝妈还是老人,都不能为他赚到什么钱。宝妈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刷单和剪视频,老人那边,他一直在亏本。

“既然亏,为啥还要继续?”我疑惑。

“我是心甘情愿在亏。”他笑,“我是从这个乡走出来的,他们都是我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我给他们配电脑,其实不是为了给我干活的,就是用帮我蹲ID的理由,把电脑送给他们,在疫情当下赚点饭钱而已。”

“要是我不让你去看看那些老人,他要阳了或脑梗复发了,谁知道呢?况且人要感到被需要,才有生活下去的希望,只用眼睛看着电脑,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拿到的报酬不是救济,而是尊严……”

难怪有些人叫王哥“新三赎”。可当我这么叫,他却脸色大变:“以后不要说这个。我回来就是为了打破这些的。”

“世上没有‘三赎’,只有勤劳致富。”他说道,“你年轻,近来也日渐上道了,以后蹲ID还得看你。好好干,钱会越来越多。”

编者注:门徒教,亦称门徒会“三赎基督”或“三赎教”。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立,盗用《圣经》内容而创立的地下非法邪教组织。门徒会有一种用白布做成,印有红色十字架的“得胜旗”,该旗统一制作,发到各聚会点,要求在聚会时悬挂。



9


之后的一年里,我从二叔那里拿到了5、6万的工钱和卖号分成,钱来得太快,我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

在王哥的指导下,二叔又有了新的生意——凡是新上市的游戏,都有ID的生意做,我的业务也多了一项“抢注ID”。我要时刻关注新游戏的发布消息,喊福旺写好“脚本”,守着开服时间抢注一二类ID。这部分业务,二叔不插手,不管抢到多少,只要王哥回收,我就能拿一半的钱。

那段时间,我像是钻进了电脑里,从早到晚盯着屏幕,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哪怕不小心睡着了,也会被设定好的闹钟惊醒,好做抢注ID的准备。二叔居然也能抽出空关心我了,当我蹲到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会特地泡碗方便面喂我,一口面进肚,我才像是活了过来,猛打一个激灵,夺过碗来,一口将面和汤全部吃尽。如果不是那碗方便面,我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连蹲了三天,人就好像做了全身麻醉,时间断片。

“你数数群里多少人。”二叔等我吃完面,打开手机让我看。

我哪用得着数,那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奋勇拼搏群”,群名旁显示着“9”——突然,我发现不对劲,刚进群就已经9个人了,去年曾达到11个人,怎么现在还退回9个人了?

我点进群成员列表,发现少的两个,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平常在群里也没说过话。

“隔壁村的,一个溘逝了,一个脑梗瘫了。”二叔解释,“熬夜搞这个,钱和病总有一个先来。”

“那怎么搞?”其实我那时候白天经常偏头痛,也觉得长期下去不是个事。

“赚快钱,病就追不上来。”二叔就着热茶服了两粒双环醇,又打开那个花花绿绿的页面,“你填那个码没有?”

“不了、不了。”我借口头疼发作,要出门走走。

二叔没放弃,撵出门要跟我一起散步。我俩走在树影婆娑的乡道上,他念叨起往事:他曾被牌友骗着做担保,牌友跑路后,债主带着一帮地痞流氓打了他一顿,还翻走了大伯的盖房钱;后来他又被童年好友忽悠,以开饭店找投资人的由头骗走了5万块。自此,他变着法儿地搞钱,搭上了刚回乡物色“蹲子”的王哥。后来爷爷生病,他东奔西走尽孝,但是徒劳无功……连番折腾下,二叔跟着神婆信了“门徒教”,跪在“得胜旗”前,求的都是钱。

“后来人走了,钱就没那么重要了。我现在赚的,一大部分还是为了贡给上面的人。”二叔指天对我说。

但是他又劝起了我赶紧跟他“上道”搞网赌,说手机上的玩意多么多么挣钱。

我默不做声,心里想着:钱赚够了就赶紧跑,这个地方不能长待。


------

努力就有收获,我抢注到很多“极品”单字ID。新游戏一般没有“工作室”专门蹲ID,我们和王哥交接完,最多一次,二叔分了我整整1万!当天晚上,我到镇上水果店搬回一整箱火龙果,狼吞虎咽,把房间吃得像凶杀现场。

到父亲来看我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摆满了一整墙的球鞋,我向憔悴消瘦、忧心忡忡的父亲得意洋洋地介绍:这是“熊猫”、这是“鲍鱼喷”……

父亲并没有夸我,反而问:“你买这么多贵球鞋,你用得上吗?”

我有些生气:“我自己赚的钱,我想怎么花不就怎么花?”

父亲听了摇头:“那我让你有空就做题,你听了没有?”

我望向桌上被垫了笔记本电脑的习题集,父亲也看见了,那一刻,我感觉父亲如山石般坍塌了。

“小区封了,我和你妈都在乡下躲着,还是阳了。我阳的时候,都没想打扰你,就盼着你能稍微学点……”他有气无力,“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不是你让我和叔混吗,这不挺好的吗?”我惊愕于父亲的态度。

他失望地看着我:“不那么说,能让你进他的门吗?而且我对你反复说的,你都忘记了?”

看我不说话,父亲接着说:“一个吃里扒外的人,能是什么正经人?他希望别人觉得他厉害,越是没有文化,越是好吹捧,你觉得他干的是什么正经事?”

“可我赚了很多钱……”我弱弱辩解道。

“没有文化和稳定的工作,无论赚多少都会赔给社会。”

说完,父亲把习题集抽出来摊开,从自己包里掏出一支笔,放在上面,随后离开了。

我枯坐在球鞋墙前,思考了很多……或许,我真的做错了。



10


自那以后,我在ID业务上就收敛了些,一有空就看网课、刷题。二叔到机房里,看到我在做题,就阴阳怪气起来:“咋的,钱赚够了?”然后,把我上网课的那台电脑直接关机。

“这电脑坏了,只能看看视频……”我和他求情。

但他不屑一顾:“老子的电脑是用来苦钱的,不是给你瞎搞的!”

二叔实在蛮不讲理,我便躲到福旺家学习,见他摇头叹气的,就问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我们主做的那个热门手游,改名机制变了,现在ID修改后,将进入一段“冻结期”,15天到30天不等,“冻结期”结束,ID才能再次被使用。

我也替福旺难过,但是现在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安慰了他一会儿,就摊开习题集做题。晚上8点回到二叔家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房间里的东西几乎都被搬空了。我跑去找二叔,他不在,李妈在房间里念佛,我问二叔去哪儿了,她说去镇上存钱了。

“这么晚了,到镇上存钱?”我问。

“赌输了呗。”李妈第一次放下佛珠,回答了我一句话,还问我,“你也跟着他赌了?”

“赌什么?”刚问出口,我就想到了二叔推给我的APP,这才反应过来,使劲摇头。

李妈似是放松下来,随后打开她的大木箱子,掏出一个香袋,倒出一卷钞票,又拿出一个红本子,里面也夹了200块。那红本分明是结婚证,但是不等我细看,她就麻利地收回了箱子里。

李妈把那些钱点了两遍,装进香袋递给我:“这钱我攒了5年,他要是找你要钱,你就当是你的钱给他。我回老家去了。”

我虽然搞不懂她和二叔的关系,但还是果断答应把钱藏到我房间里,还奇怪道:“你不要钱?”

“我要钱做什么?钱都是他的。”李妈回答。

“那不是你工资?”

她摇摇头:“上辈子欠的孽债,这辈子还没有还完。好歹20年,对他知根知底,他人是烂坏的,我也习惯了。等他走了,我也躺倒让人服侍。”

第二天早上,二叔回来了,果不其然来找我要钱。他先是在我房间四处打量,后问我:“我做生意还差点钱,你现在还剩多少,都转给我,后面还给你。”

“我球鞋呢?”我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这个。

“卖给‘戴’了。”二叔说到“戴”的时候,顿了一下,还摸了摸脖子——可是街上修鞋的戴君立,平日就卖卖布鞋,怎么可能懂得名牌球鞋的价值,怕不是当皮革回收了。

我忍不住想吼二叔,但却发不出声,所以当即决定,李妈的钱不给他了。二叔也没死磕,转头又出门去。他一走,我眼圈就红了——那些球鞋都是我的财产,我不舍得穿,收在柜子里精心保养,就这么被他卖了。

后来,我跑到街上去找戴君立,他正跟一个来修高跟鞋的妇女讨价还价,我问二叔卖他的球鞋哪去了,他一脸懵:“哪来的卖球鞋的,我是修的,不是卖的!”

回到家,一进门发现整理好的房间又被一顿翻箱倒柜,装钱的香包自然被二叔拿走了。我气愤不已,常住旺福家做题备考。

二叔过了两天才提着酒瓶摇摇歪歪地来找我,我扭头不理他,他还死皮赖脸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身边,拿了个酒瓶盖硬塞在我手里,说:“帮我扫里面的码。”

我扫了酒瓶盖内侧的二维码,弹出了一个9角9分钱的微信红包。

“用支付宝转给我。”二叔嘻嘻笑着说。

我懒得再理他,他又开始扯皮:“钱这种东西,用了还能赚回来——”

“那我的球鞋能回来?”我愤怒地打断他的鬼话。

谁知道他笃定回我一个字:“能”。

“咋不能,我那么多财路,会没有办法?”他伸出手指向我勾了勾,“你要信我,就跟我回去,一次就能把钱都搞回来。”

当时,我鬼使神差信了他,关上笔记本回去,跟他进到“机房”。只有一台电脑闪着幽暗的光。

“你过来看。”二叔招呼我,我凑近电脑,看到个人主页上,ID竟然是“王”!

“你看的别人主页?”我问他。这个ID,明明他自己蹲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机会。

二叔似笑非笑:“你退出主页再看看。”

我点击退出,左下角的个人ID显示的也是“王”。我怀疑用了空白符号,拿自己的号搜索,选择安卓平台,输入“王”字,搜到的还真是眼前这个号。

“没骗你吧?”二叔拍了拍我的头,我感觉他又在动什么鬼点子。

“我留了一手,哪能全让王哥收了?他黑得很,ID只要定了类,就必须按那个类的价,但其实每个类也分三六九等,‘王’ID卖他,也就5000块……”

“是,这种称王称帝的,其他一类ID不能比,王哥估计拿了就自用了,毕竟就是他的姓。”我问二叔,“既然你卖他就是亏,为什么大头都卖给他?”

“回收跟卖不一样。要卖的话,得买家先给钱,我们再给他改,找买家的周期长,少有人愿意先给钱。给王哥回收就不一样,一二类全收,给钱爽快,套现方便。”

“这个‘奥迪’,我跟买家联系好了,这个数。”二叔在本子上写了个“15”。

我问“冻结期”怎么办,他用力拍在数字上:“冻多少天,老子全部机子开多少天!”



11


如二叔所说,自从他修改ID让“王”进入冻结期开始,全部电脑都持续运转,由我调试“上号器”,他也不贪睡了,整天和我一起巡视。

第一晚,二叔叫了福旺来贵一起吃火锅,商量今后的业务计划,剩最后一个牛肉丸时,福旺说今年自己蹲到的ID最多,牛肉丸归他。二叔就不高兴了:“你那都是骗来的,哪算蹲的。”福旺一听,也黑了脸,说了句“你们慢吃”,摔筷子走了。

福旺一走,二叔露出鬼魅的笑容,悄声讲:“你俩可知道,福旺当初怎么进去的?”

来贵没说话,把牛肉丸舀进自己碗里,我则愿闻其详。

“当初,福旺在市里当电工学徒。有一次,一辆豪车和一辆货车相撞,还没判定谁主责,就有风声传出货车全责,然后有流氓地痞乘机煽风点火,搞起暴动,去抢市里最大的超市。福旺跟着进去,搬了一个电饭煲,出来就被逮到了……”

“这是我听别人说的,真假我不保证。”二叔虎口夺食,将筷子插入来贵碗里的牛肉丸,“你们别跟福旺讲是我说的。总之,他出来后在市里混不下去,不久求王哥带他过来了。”

第二晚,二叔请我喝烧酒、吃烧鸡,我俩吃得满嘴流油,他和我大谈拿到钱后如何潇洒,要吃最贵的自助,要把房贷还完。酒后吐真言,二叔说,他那辆“大奔”是租的,在城里买房,都是为了秀给王巧看的,现在没那个心思了。

我又问李妈是不是他老婆,二叔灌了一口:“是,也不是。”

“什么道理?”我问。

“她是‘三赎’配给我的,不是我要的。大多规矩都是为了限制人的,有的我不想听。”二叔回答。

我继续套话——原来,二叔以前参与了一场强制性婚配,就是那时与李妈相识的。酒喝得越多,二叔越显出善良,说自己对不起李妈、对不起跛子。

“你也跟他结过婚?”难得听他说起村头的跛子,我调侃二叔。

但他听到我这话,抡起酒瓶假装要给我一下,看我抱头又放下:“老子打伤的他,给他开的店。”

“那他不怪你弄得他没电用,也不眼红你赚钱?”

“没电不怪我,不是我一个人用电,赚钱他哪能眼红,我不赚了,他也没得赚。”

也是,就凭跛子和他的小破店,能赚到几个子儿?如果不是我隔几天买烟和糖,那店都要爬蜘蛛网生灰了。

第三晚,二叔叫我泡两桶泡面,我吃完了,他那桶泡化了也没见着人。凌晨4点,二叔终于回来了。但到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天天过去,二叔会不定时失踪,从来不说去干嘛了。伙食越来越差,后来连方便面都没有了,我窘迫到向父亲求助——本来好久没敢和他说话了,但我才说了一句,他就给我转了3000块,什么都没问。我在这头流下眼泪。


------

直到第十三天,二叔回来了,我在门口候着他,目光坚定地说出我的想法:“我后天要到市里去考试。”

二叔冲上来就是一巴掌,打在我脸上,我向后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我捂住火辣辣的地方,还是说:“这个考试,必须要去的。”

二叔又要动手,我躲远了点,他就原地叫骂:“这个节骨点上,你他娘的给老子整这出?你他娘的不要钱了?”

“不要了。”我说。

听了我的回答,他怒极反笑:“你考得上?”

“总得去试试。”我说。

“那你滚回去,这门你也别进了。”他把铁门重重关上。

我大声喊:“东西我都收拾在包里,你帮我扔出来!”但是我等了许久,二叔都没有把我的背包扔给我,还好手机在身上,于是我独自往村口走去。

路过小卖店时,跛子从店里追出来:“你问你叔,什么时候把钱还来?”

我愕然:“他找你借钱了?”

跛子在我口袋里塞了两个“熊博士”,说:“不只我,他打了个圈借了个遍,我又不敢问他要,你帮我问。”

我点点头。等跛子走后,我越往北走,越是想笑,直到扶住路边一棵枳椇,才缓下来。从树上掉下的拐枣,明明熟成了红褐色,嚼在嘴里却只有咸苦味。好歹我也是个正经的大学生,足足干了两年,到头来也就赚了两个1块钱的“熊博士”,更别提那些亏去的时光……



12


2022年4月,我在市里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从人烟稀少的破村突然进入人山人海的大都市,我居然有些社恐。当天9点开考,6点就有人来候场。一对母女过来,母亲找门卫要了开水泡了桶泡面给女儿,女儿推给母亲,母亲又推还:“你吃饱好好考,不枉千里迢迢来这。”

我鼻子一阵酸,就冷水服了联苯双酯,继续埋头背书。考完出来时,我被人流冲出校门,打车根本排不上队,只好找黑车,碰上个司机,他口口声声说去火车站,我才上的车,随后司机又拉了5个人拼车,要每人100块,地点还换成了高铁站,我赶紧溜了下来。

走了老远才重新打上车,坐火车转汽车,从镇里走回二叔家,已经是晚上9点了。ID冻结期不一定是15天,也许还来得及,我本想硬着头皮敲门,却发现铁门是虚掩的,就钻了进去。

室内黑灯瞎火,走到“机房”,却看到我人生中最诡异的一幕——房间里只点了两根幽暗的蜡烛,二叔头缠白毛巾,正跪在披红布的十字架前大声祷告,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

“你在干什么?”我呆看了好一会儿,才问他。

二叔回头见是我,招手让我过去,往我手里塞了一条白手绢,还想让我一起跪拜。我厌恶地拒绝了:“你搞什么?”他没回答,继续祷告着,声音越来越刺耳。我实在瘆得慌,就跑走了。

到福旺家门口,敲门喊他,福旺开门,里面也是漆黑一片。

我问怎么回事,福旺说这几天停电。我脱口而出:“那我二叔的生意怎么办?”

“什么生意?”他反问我。

坏了,这种事多一个人多分一杯羹,我只好转移话题:“他在家里像做法事一样。”

“是不是跪红十字?”福旺问。我说是。

“那你不用管,当没看到就行了。”福旺说完,点了根烟。

我也没多问,太疲惫,在福旺那儿早早睡了。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看二叔,他还跪在“红十字”前,像是睡着了一样。我蹑手蹑脚进我房间,背包还在,钱包被翻了出来,里面的现金都被拿走了。我提着背包,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要出门。

二叔却在门口候着我,他的声音嘶哑:“你还是要回去?”

“ID交易成功了吗?”

他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就那样萧条地站着。

“你倒是说句话啊?”我催道。

他这才摇起头:“停电。”

我心里咯噔一下——真如我所想,一停电,别的“工作室”就把ID抢走了。

“那你用手机抢啊。”话一脱口,我就后悔了——停电几天,手机电早耗尽了。

“我自己就两台手机有电,上号‘弹人脸’了。”因为手机号的实名不是二叔,异地、异设备登录,自然会触发游戏的人脸识别系统。

我叹口气:“我实话说,我回来一是想拿回包,二是心贪,想看看你要是成了能否分我点。我也是干了活的,这下白干了。”

“你要是留在这里,还有机会赚回来。”

“不了,二叔你保重,记得把跛子的钱还了。”

我这次走,回头看到二叔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

市里的那场试,最终我仅仅是陪跑而已。此后我考了十几场,始终没有考上。每次蜷缩在20元一晚的廉价宾馆里,听着隔壁考生的背书声,我仍然会迷茫——如果当初留在二叔村里继续做ID生意,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么奔波了?

可是那段连方便面都吃不上的日子,总让我打消了心思。

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我同行挂着“备考青年”ID的大学生们,因为疫情挤上了公考赛道,可面对高昂的房价、僧多粥少的就业市场,万人过独木桥的考试显得力不从心。站在拥挤的地铁上,我也无数次质问自己,上了那么多年学,学了那么多知识,真的没有用吗?

蹲ID的过程中,无论是被蹲的“号羊”,还是我们这些“蹲子”,本质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们谴责“蹲子”没有道德,夺人ID,但“号羊”那么喜欢自己的ID,干嘛还要修改呢?不也是想要换钱,抑或换个人设。

我们反倒应当感谢“蹲子”,他们让ID重新流入市场,避免了它成为某个人的禁脔,能够被更多喜欢的人用到——这才是ID存在的意义。它的宿命是流通八方,体现在多样人设。它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人格,“温柔”不一定温柔,“浮夸”也总要回到现实。就像我宁愿让奢侈的高端球鞋磨破脚踝、而不是穿着舒服的平价运动鞋的时候,也跟风追求过“乔丹”“藤原浩”这样的ID,想要给别人看,证明我有钱、我潮。

若让过去被ID化的我,看到如今我写的文章,我还是会对号入座,然后破口大骂。因为那时,我把自己限制在球鞋圈里面,别人不理解我,我作为“鞋羊”,攻击性也很强。



后记


如今村里,福旺和来贵等留守中老年仍然做着ID生意。在王哥的引领下,很多像我一样的留守青年也加入了进来。

2022年12月全面放开后,人们走出家门正常工作,ID业陷入了低谷期。市场换了一批新游戏,原本火爆的ID论坛里,多见各类游戏账号交易平台的广告,少有ID相关的。

ID“冻结期”不再是问题,年轻人发现它反倒加快了“可蹲ID”被搜索出来的概率——只要机器搜不到,就说明该ID处于“冻结期”,便可纳入计划名单。由此,他们开发出紧跟时代潮流的“盲盒”玩法——买家预付款项,卖家手里处于“冻结期”的“可蹲ID”中,哪个ID先解冻,就改上哪个。卖家图省事,买家图的是以小博大的刺激,因为花二类ID的价格,万一赌到一类ID,就赚大发了。

二叔因为网赌输光了钱,城里的期房只能断供,他好久没去城里,并不知道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子在快封顶的时候烂尾了。知道这个消息后,他又哭又笑,接着生了一场大病,又坚持不去医院,叫着“三赎”会救他,差点把自己害死,是李妈及时回来把他送去了医院。人是救下来了,可是身子垮了。

后来,二叔时不时就去看着那座烂尾楼,带着一升冰红茶,在杂草丛生的花坛边坐下,对着楼发呆,一坐就是一天。每次临走时,他会把剩下的冰红茶倒在烂尾楼根部,仿佛在浇灌一棵树。

(文中人物名及ID均为化名)

编辑 | 吴瑶     运营 | 嘉宇     实习 | 袁铭


初来乍到,文笔生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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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20 12:0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横跨疫情三年的两次艺考,我只拿到一张合格证 | 人间 · Z世代

 琦王花生 人间theLivings 2024-01-19 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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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如流水线般从我面前走过,我看着空荡荡的影棚,突然意识到,那些冰天雪地里拼房排队、为梦想满世界奔波的岁月,那些寒冬,变成了只属于我们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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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少年派2》剧照




Z时代玩家手册丨连载



2023年1月的一天中午,我刚刚给我的艺考生们下课,退出腾讯会议,才伸了个懒腰,微信就爆炸了——

“2024河北省取消编导类省统考。”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转为文化录取。”

“国家教育部发文规范艺考。”

我着急忙慌点开消息,一条条看下来,全是家长的求助、同学的吐槽和合伙人的焦虑。虽然之前对传媒类艺考要改革早有耳闻,也听到小道消息说母校今年或许是最后一年艺考招生,但当事实明晃晃地拍在我面前时,我还是感觉到脑中被一阵重击。

这次属于传媒类编导生的“春秋大梦”,似乎真的要醒了。



1


2016年,我马上升高三,成绩卡在480分不上不下。在河北省,这是一个连二本都上不了的尴尬成绩,而我也不合时宜地进入了学习倦怠期。那时身边很多家庭条件还不错、成绩不算太好的同学都会选择在校外学一个播音、编导的艺考专业课。我和母亲一拍即合,也决定走这条“升学捷径”。

当年河北的艺考不算很难,像美术、音乐、舞蹈这些靠“童子功”和天赋的专业,只需取得联考或校考合格证,文化课成绩通过280分的艺术类省控线,即可去搏一个“985”“211”的入场券,还是挺划算的。我们这些半路出家、从高二高三才开始的艺考生,选项只有播音和编导,编导专业要求宽泛,学生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会写作,爱看电影即可,而播音专业身高超过1米6、长相端正、性格开朗的要求,就能刷掉不少人。但是播音专业的文化课分数要求比编导低,且相对自由,日常就是美美地读稿子。

高中时,我拿过不少写作奖项,读书也算破万卷了,所以老师和家人都赞成选编导专业,对于播音专业,他们觉得我没有相关主持经验,朗诵都极少,见人就怯,而且1米6出头的身高也是硬伤。

但我却不这么想:河北全省的学校通行“衡水模式”,中学生们都是裹在校服里的冬瓜,如果可以留起仙气飘飘的长发,染个颜色,穿漂亮衣服和高跟鞋,那该会多么幸福。还有就是,若学了编导,别人就要对我的文字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这对于少女时代的我,是羞于看到的。

所以我一意孤行上了播音的大船,驶入了县城的一家艺考培训机构。

第一节课平平淡淡,大家都是一个县城的,几个熟识的朋友很快凑堆,一起熟悉课程。上课之前,要集体发“啊”“咦”的长音练声,之后各自拿出课程资料——厚厚一沓经典散文,从第一篇开始朗诵,老师不进行指导也不做进度规划,你感觉准备好了,就去找老师一个一个、一篇一篇过。此外,每节课还要读一篇300字左右的小新闻,读完后做即兴评述——和普通话考试的命题说话一样,时长3分钟,概括新闻,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以上完事儿,就可以走人。

我的散文和新闻读得磕磕巴巴、苍白无力,经常被老师打回去重来,唯有即兴评述环节咸鱼翻身,轻轻松松就侃完3分钟。所以,老师日复一日提点我“吐字要再清晰一点”“说话声音大一点”……那段时间,为了能追上进度,每周3次的课上能快点被老师通过,在学校的课间、晚饭时间,我都会拿出散文集朗读,下晚自习回家还要再读上1、2个小时。

不到1个月,我感觉培训机构就黔驴技穷了。问老师评价,无非是“挺好的,你走吧”的片汤话。同学们完成课堂任务后,大谈特谈衣服和妆容,我在里面显得格格不入。我是机构里唯一一个县中理科重点班学生,我想着“鲤鱼跃龙门”,培训机构却连门槛儿在哪都不知道,净给我推荐些二本三本院校——那些院校,我裸分就能上,相关专业任选,何必费这么大力气走艺考呢。

无奈,我最后拉上母亲提出退课。



2


我妈是公务员,我爸是企业管理层,家里条件殷实,作为独生女,父母要求我保底一本,所以我想做什么他们都支持。陪我在县里的培训机构上了两节课,父母就知道机构几斤几两,退课后,他俩通过关系为我联系上了北京的老师。

7月,我们一家人开车去了北京,就此开启了我慌里慌张的艺考求学之路。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要去的培训机构藏身于中国传媒大学附近一个小区的两居室里,是个没有名字、老师独立运营的“小作坊”,每天上6个小时小课,一天1000元。屋子墙上贴满了隔音棉,客厅摆一排椅子、一台大电视,日常上课用;阳台置一张办公桌和一台打印机,用来打印课程资料;一个卧室是“上镜间”,一个卧室是“休息室”,屋子里铺了几张瑜伽垫,我午休时就地一躺,老师也在这里起居。

父母另外为我在旁边租了一间独卫主卧,每月3600块,一直租到来年1月。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大坎是专业课,与老家的放牛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老师听我简述完曾经学过的内容,又听我读了一篇散文,连连摇头,直言“考不上”,说我得从零开始。她给了我一本中传的播音“小绿书”,她、我、父母三排列阵,从第一页的“a、o、e”开始给我纠正读音,然后是“巴、拔、把、爸”的单字读音,“八百标兵奔北坡”之类的绕口令,最后是几十字的散文节选。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读,每一处停顿的位置,每一句声调的抑扬,都讲得明明白白,一上午过去,学到的东西比之前一个月还多,我父母也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中午吃饭,父母问老师我考上的机会几何,老师很中肯:“以您女儿的先天条件,中传、浙传、中戏、上戏,肯定不要想了,但是联考我可以保证能拿到一个河北省前300名,像华东师范、暨南大学这样的‘985’‘211’能报一把试试。校考的话,四川传媒、山西传媒这种传媒类‘小院’,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确实,我身高勉强压线,“大嗓”也没有,听了老师的预估,我们心里也还算满意。

下午的课程,老师教我“用气息说话”。此前老家的培训机构根本没人管你“气息”,不会讲什么是“腹式呼吸”“气沉丹田”,现在要跟着老师“闻花香沁人心脾”“深呼慢吐”,一节课下来,精疲力竭。

一次,因为我“ong”发得不对,老师用了整整40分钟来纠正我。我一度抓耳挠腮、手足无措,实在听不出来,老师也几近崩溃,最后只能叹了口气。这样的事,遍布在我求学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知道,说话居然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

除了字词发音,还有说话状态。因为社恐自卑,我说话犹如蚊子叫,所以每天下午读新闻、说评述或者模拟主持,我总能在“上镜间”把老师从循循善诱逼到大发雷霆:

“声音大一点!你是在对着摄像机说!你觉得摄像机能收到这个声音吗?”

“直视镜头!你是一个主持人!”

“你打开电视看看女主持,谢娜‘马栏坡坡姐’的时候,也是夹着嗓子说话的吗?”

“气息呢?气息!你不要用嗓子喊!”

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始正视主持人这个职业,“大声说话”“字正腔圆”是其最基本的素质。只要站在镜头前,我就要坚信自己的声音是最好的、自己说的是最正确的,而声音好不好、说得对不对是次一级问题,重要的是先让别人听到。

不过,时至今日,我犹觉得自己是老师带过的最差的一个学生。



3


第一周培训结束,老师对我的评价从“没天赋”变成“有灵气”,我在出租屋里录下学习成果发给高中同桌和父母听,他们都评价:“太厉害了,真的像新闻里的人。”那一刻,我的骄傲无以言表。

2016年的北京已经基本上普及了移动支付,大家熟练地使用微信付款,出门用滴滴,吃饭点外卖,而在老家小城,这些新事物才刚刚萌发。第一天下课吃饭,我拿着2G的红米手机,临到付款了,尴尬地堵在长长队伍前面,听着后边顾客接二连三地催促,我顿时羞红了脸,然后在店员鄙夷的眼神里,从包里好容易搜罗齐了钞票——其实父母有将生活费打给我,但我忘记从银行卡里取出来了,也不知道2G手机没有wifi是不能把钱支付出去的。

这样闹笑话的事情,接下来还不少:

第一次逛商场,因为滴滴定位不准确,我和司机鸡同鸭讲,我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上车喜提司机的一顿国骂。后被拉去“免费修眉”,脑热花去800块文眉,不敢告诉父母,只能和朋友借钱度日。

还有一次在楼下药店买药,门太重,出门时手被门夹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是骨折了,飞速打车冲去医院,医生淡淡问我:“为什么不找药店要赔偿?”待我绑好手指重回现场,药店哪还肯认。几天后一个晚上,过敏体质的我临睡前被荨麻疹放倒,呼吸困难,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叮当快药”,更不敢给父母打电话,拖着病体急匆匆打车去最近的急诊挂水,凌晨2点独自坐在诊室里。

国庆节,集训前3天休息,我约着艺考同乡一起去了南锣鼓巷、天安门、故宫。北京原来那么大,坐了将近2个小时地铁才到二环内。我们随着人流慢慢前进,我嗅到了一个不该属于高三学生的短暂的自由味道。

时间缓缓流逝,我在北京的生活游刃有余起来。我换了3G手机,在地铁里能大大方方地找路人换现金,心脏强大了许多,对老师的吐槽欣然接受,每天晚上读新闻、读稿件、坚持每天早起练声。老师渐渐“松了口”,说我可以“冲击”浙江传媒学院。

10月底,“小作坊”里新学生纷至沓来,学费从“一对一/每天1000元”降到了“一对多/每天400元”。最先进来的是个东北男同学,声音条件优秀,但身高遗憾,人有点敦实,老师为了他的减肥操碎了心。之后来的是个北京本地女孩,家里的路虎每天拉着她在西三环和东五环之间转圈,女孩父母对她的学业没要求,所以她“死都不减肥”,奶茶甜品不断,直到课程结束,都没能完整说出一条即兴评述。再之后是武汉的男同学,他学播音1年多,文化课能考600大几,有一张帅气的“标准播音脸”,专业也没有短板,还极其努力,只为了挺进中传。

翻过年的1月,专业课程全部结束,老师赠给我们每个人一句鼓励,我的那句是:“好好考,前几年有身高158还考上中传的。”晚上,师徒5人在通州北苑搓了一顿海底捞,从此相忘于江湖。

次日,父母来北京帮我搬家、送我上考场,撤出来的生活用品填满了家里的SUV。我和我的艺考大行李箱竟然无处落脚,最后父母只能打车送我去北京西站,目送我进入车站,孤身一人踏上新的远征。



4


艺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类似于高考,一锤定音的省联考,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这个分数被大部分普通类院校认可,省统考通过,才算进入艺术的大门;另一部分是各大艺术学院和重点院校组织的校考,但凡好一点的学校都需要。

第一次艺考,能校考的学校有上百所。学校单独组织考试、设置考试时间并设定录取原则,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专业单独收取报名费,价格100元到300元不等,通过率极低。北电、中戏一类的“大院”,经常是几百上千个学生中挑一个,即便是民办艺术院校,录取比率也在80:1到100:1不等。一个艺术生要统考、校考“双合格”,才有机会在高考结束时报名这所学校。

统考、校考分年前和年后,年前以南京地区、各省联考和普通艺术学院校考为主,年后以重点院校和著名艺术学院为主。为了方便考生,许多学校会在各省设立考点,本校老师出差去进行为期2到3天的校考。

在河北省设立考点的学校少之又少,且河北省联考和各学校校考都安排在年后。河北考生如果想冲年前,不和重点院校的考试时间“撞车”,只有两个路数:专业好的,想冲击中传、中戏、北电的,直接去南京,考南京艺术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毕竟南艺是数一数二的名校,年后会在中传、中戏遇上的,往往和考南艺的是一批人;专业课一般的,就去最近的太原考点“蹭考”,那里也能考中传南广,还避开了一票南京考点的优秀生源,“上岸率”更高。剩下的学校,尽量考个遍,保证有书可读,年后还能去“大院”试试水温。

老师直言“你考不上南艺”,所以我放弃了南京,选择去太原。鉴于我没有参加过联考,老师又建议我去长春参加吉大的校考作为第一场“练手”。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动车,懵懵懂懂地跟着指示牌上车,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安顿下来。坐我旁边的一个东北大哥知道我要去长春考试,“像是看自家姑娘”似的,一路给我讲了“山海关对东北人的意义”“我家姑娘长得也可好看了,你看她能不能学”“东北到底有多冷”……车到了站,我俩还加了微信,大哥气昂昂地拎着我40斤的行李箱,把我送上了出租车才走。第二天,大哥突然给我打电话,和老婆请我在酒店门口吃了铁锅炖。我的艺考第一站,真的蛮温暖的。

次日,艺考征途拉开帷幕,这一程结束,要立马飞往太原,所以我直接拖着行李箱打车到了吉大门口。一群妆容精致、穿拖地羽绒服的男生女生跟着指示牌正浩浩荡荡涌入一栋教学楼,我跟在其后。吉大作为重点本科,对专业课、文化课的要求严格,来找虐的人少。不到10分钟,我就被学姐带进一条走廊中排队等待。

吉大是当场出初试结果,通过的,留下量身高,准备复试,没过的就可以走人了。这也意味着半年的辛苦,会在1分钟内见分晓。前面进去的10多个同学都折戟了,等排在我前面的同学走进生死大门后,我拿到了我的考题——一条拗口的国际新闻。没等我通读完一遍,前面那个同学就阵亡了。

我硬着头皮推开门,虽然给自己打气过无数回,但依然被吓了一跳——教室里大大的落地窗透着四溢的光芒,阶梯教室顶部坐着得有近30位老师,不知是光线太刺眼,还是太紧张,我的眼前一片朦胧。

令我惊诧的是,我流畅地读完了那条国际新闻,声音没有发抖,也没被老师打断。结束后,我深深鞠了一躬,大大方方走出了教室。我站在门口等初试结果,前一个考生进去良久,直到他出来,我的结果还没出。又一个考生进去了,有老师出来了,竟然对我说“留一下”。我在一片讶异的注视中走进复试教室,先脱鞋量了一下身高。

“1米61。”老师的脸上也浮起失望,轻轻说,“你可以走了。”

失望瞬间席卷了我,但我也无法辩解,鼻子酸酸的,说了句“谢谢老师”后,又在众目睽睽下走出了那条长长的走廊。

去机场的路上,我才后知后觉掉了几滴眼泪。毕竟这是一场热身,去太原“蹭考”才是我的主战场。



5


飞机落地太原后,我才发现考点并不在市区,而是在旁边的小县城榆次。夜色冰凉,幸好有在榆次考点的同乡,我找到了家一晚200元的民宿。来接我的人是一个中年大叔,他开着面包车一路把我带到榆次,车子在弯弯绕绕的胡同里转圈,最后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房前站定,一套操作下来,像极了拐卖。

我偷偷按好“110”,跟着大叔推门进去,院子里别有洞天。平房顶上起了二层小楼,被隔成一个个小间,逼仄的院子里站着几个面容姣好、裹着大羽绒服的艺考生。他们看向我时,我彻底放下了心:这个像极了传销窝点的小院,原来是我们这些没找到酒店的艺考生的“自留地”。

大叔递给我一把钥匙,指了指其中一间,告诉我公共洗手间的位置之后就走了。我推门进去,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房间里还算干净,一张单人床,粉红色大花四件套整整齐齐,床边摆着暖壶和洗脸盆。但没有暖气空调,寒意透着漏风的窗户袭来,我没兴致洗漱,裹着羽绒服又盖上被子,最后一夜无眠。

太原的考试在山西传媒学院,寄存完电子设备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排队。第一场考试是浙江传媒学院的校考,不同于吉大的门可罗雀,楼栋前人山人海,不知道站了多久,我才走进了那栋教学楼,然后是二楼大厅。

进门首先光脚量身高,据说浙传一类的第一流学校会把身高尺贴高一点,我昨天还1米61,今天直降到1米58。

接着是严苛的擦妆,桌子上摆满了水、洗脸巾、化妆棉和各式各样的卸妆油,桌后的学姐会直白地问:“你自己卸还是我来?”好在当天我只打了一个贴近肤色的底,涂了一个浅色口红,学姐看了我一眼,就把我放走了。

然后是“搜身”,几个学长学姐挨个过,口袋、衣兜、文件袋都不放过,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东西都不能带,包括化妆品。排到我时,一个学长刚准备翻包,另一个学长赶忙拦住了:“这是女孩子,你让她们来,我们不能翻女孩的包。”

从早上8点,一口东西未吃,我昏昏沉沉地蹲在了地上,身后的男生发现我不适,从包里拿出巧克力:“快吃吧,都是艺考生,我们都不容易。”

考试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读了一首练过无数遍的《出塞二首·其一》。考完播音方向后,我又快速转去浙传的双语播音,现场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因为是自备英文稿件朗诵,父母找了雅思口语老师为我一对一指导,所以我发挥非常稳定。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清晰听到老师讲“这个挺不错的,可以留下”。

我一度觉得“稳了”。拿到手机是下午3点,我在寒风里吃了一桶泡面,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那个小小的房间。

3天后,初试结果出来,两个方向我都没通过。兴许是考试的过程太过于折磨,即便与“梦校”失之交臂,但心里没有什么涟漪。我买好车票、订好酒店,赶往郑州,考中传南广。到郑州时,考试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倒数第二场,人很少,1个小时,我就考完了播音——在这里,我的身高又回到了1米61。

当初报名时除了播音,我还报了文艺编导。文艺编导的考场就在楼下,下楼时我停在狭长的楼道口,穿着小西装和高跟鞋纠结。站在门口维持秩序的学长大声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兴许是不够自信,而且确实连考试内容都不知道,我留下一句“算了,我不考了”,默默离开。



6


后来的校考,我加进了一个500人的“艺考生拼房大群”,信息遍布全国,在各个考场门口,三四个姑娘挤七八百块的标间是常态,逼仄得转个圈都难。我们一般凌晨4点就起床化妆,小桌子、洗手间,或是干脆在床上颤颤巍巍地画眼线,边画边“啊”“呜”“八百标兵”练声开嗓。

群里也可以分享交流考试信息,比如今天抽到的考题、哪个考点排队人数夸张、哪个学校贴出了复试大榜、官网出成绩了……大家好像丝毫不觉得彼此是竞争对手,只觉得每一个在艺考路上的人都是朋友。

此后,我每天都在和不同的女孩睡觉,在群里确定了考点、时间、性别就拼房,考完试麻溜拎起行李箱赶往下一个城市——在新的城市里,也会有一个素未谋面的“床伴”在等我。

年后,在河北校考考点,我们拼房的酒店像是一个小小的艺术馆,室友分别考声乐、表演和播音,早起开嗓,楼道里有拉小提琴的、有播音在“嘿哈”。练完之后,大家拼车去考点排队,那好像是人生里少有的纯粹的、最接近艺术的时光。

数据显示,2017年仅河北的艺考生就有38.5万。一开始我不懂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后来校考时才意识到这究竟是何种概念。当时还是现场报名,每个考点有一个蔬菜大棚一样的巨大帐篷,每天8点准时开门。第一天,大部分人冲去四川传媒的报名点(川传是公认的保底学校),考试顺序就是报名顺序,帐篷门一拉开,一群羽绒服蜂拥而入,画面像极了大爷大妈抢菜:“播音!”“编导!”“导演!”“280是吧?”其他学校的摊位前门可罗雀。

考到后期,我们考完了没事情做,会像买菜一样去棚里逛一逛,看一看有什么学校能考。现在已经都不敢拿来保底的河北美术学院,在当年甚至有一个学长拿着大喇叭叫卖:“报名就给合格证,进校随便转专业啊各位。”“走一走看一看,河北美院入股不亏啊。”

选的方向多,排队的时间就更长。考试5分钟,排队半小时至4、5个小时不等。考播音的女生标准服装是西装短裙高跟鞋,一眼假的“光腿神器”当然是不能穿的,在石家庄零下几度的天里,我们只能靠加长羽绒服御寒,还要时刻注意眼泪掉下花了妆。很多时候走进食堂(大多数学校只有食堂才装得下这么多人),整个人都是僵的,坐都坐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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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考的第一天,我胡乱报名了江苏师范、四川音乐和四川传媒,从早上5点一直考到晚上11点。第三次排入食堂时,我忍不住了,去小卖店买了一桶泡面。我一边扒拉泡面,一边跟排在我后边的男生炫耀:“你们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一桶热腾腾的泡面。”

没想到,我刚刚吃了一口,就被带去四川传媒考试了。我恋恋不舍地看着泡面,在寒风里狂塞了两口,后边的男生也不催,只在我耳边重复:“你知道在寒冷的冬天,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是一桶热腾腾的泡面啊。”后来我俩加了微信,我喜提“泡面姐”称号。

但川传的考试并不顺利。机构老师此前建议我不要穿高防水台的高跟鞋,会“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我买的高跟鞋只有6厘米——可是挡不住别的女生穿啊,当天就有个穿了10多公分高跟鞋的矮个女生。尽管我的新闻播读最流畅、即兴评述最完整,依然被留下量了身高。出初试结果后,全组人除了我,都过了。



7


在河北师大考联考时,我与几个女孩穿着高跟鞋,赤着双腿和一半胳膊打哆嗦,学姐推了推旁边几个师哥:“都是艺考生,给妹妹们让座啊。”现场有许多送考的父母,看着别人其乐融融,我心里不免有些凄寒。正月十五,我一个人在酒店默默盯着窗外烟火弥漫,一轮圆月。还是妈妈的同学突然想起了我:“我姑娘也在石家庄艺考,你俩之前一个机构的,我让她把位置发给你,你过来吃汤圆。”

这对17岁的我太具诱惑力了。我打了车,在阿姨家里终于吃上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阿姨偷偷给我妈打了个电话:“你过来陪陪孩子,哪怕一天也行啊。”我妈这才意识到我好像也是一个需要陪伴的小孩子——当她的老同事在帮孩子排队、做饭、祈祷时,她还在县城公园快乐地赏花。

于是,我父母赶在一个周末来到石家庄“度假”,当天我早早开好两间高档酒店的房间,不敢打电话催,上午10点多,他俩才姗姗来迟。第二天,我坐上父母的车去考试,40分钟后,请他俩吃了顿当时很火的四宫格火锅,然后目送他们离开——算是帮助他们完成了陪姑娘考试的大任务了。

到中传、中戏的校考时,因为北京的酒店贵,我和4个女孩、2个男孩挤在中传附近一间1000块的标间里(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办法了)。北京的考试持续将近10天,很少有家庭能掏出上万元的住宿费。虽然家里从不亏待我,让银行卡里一直有2000元到3000元的余额,还有母亲的信用卡,但我依然舍不得花钱。男孩睡地上,我们女孩睡床,翻身都成问题。每次我们女孩要洗澡化妆,男孩们就默默去消防通道抽烟,一抽2个小时,我们只能打哈哈:“请你们喝奶茶。”

许多拼房的床伴都已经是二战、三战,甚至四战。“艺考考到最后,真的在拼运气。”一个三战的姐妹坐在床上和我讲,她的眼里没有了光,只有对成功的执念。

艺考结束多年后,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女朋友说艺考时和异性拼过房,她说是标间,2个女孩和1个男孩一起,什么都没做,我该相信她吗?看到问题的一瞬间,我就想到了北京校考的时光。那时我们好像并没有性别的概念和其他想法,考完试卸完妆,像死尸一样瘫在床上。偶尔没有考试,也是聊考题、专业、文化课和过没过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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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北京考试的人数并没有想象的夸张,各专业院校会把时间分配得明明白白,没有什么排队的压力。

但一进考点,群英荟萃,压力陡增。考中戏播音时,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好看的男生女生,校园爬满常青藤,走入校门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应该当“分母”。新闻播读环节让我意外,好像是对我校考一路不顺利的奖励,我抽到的,竟然是曾被培训老师字斟句酌地纠正过、一度刻在脑子里的一条新闻。上场后,我抖了个机灵,潇潇洒洒地脱稿朗读,面前的十几位老师一个个抬头,面带赞许地盯着我。但到最后一句话时,我突然卡壳,低头瞟了一眼稿子,尴尬直冲脑门——“中戏凉了”。

走出中戏校门,绕过大片记者后,我在南锣的角落放声痛哭。

也不知幸运还是不幸,报名时我顺手给自己填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待我想起时,已经是考试当天中午,我必须赶在下午开考前抵达中戏的昌平校区。短暂的纠结后,我抱着“赶不上就回去”的心态,磨磨蹭蹭上了地铁。或许是老天眷顾,到昌平校区门口还有20分钟,我连笔都没带(考播音用不到),临时买了一支笔,卡着点儿进了考场。

那张我连“概念”都没有的试卷,竟是如此简单,卷子上的成语填空、古诗词赏析像在给我招手,原来艺考也可以这么轻松的。最后的散文写作也是我的强项。交卷时,我觉得“稳了”,也是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选错了专业。

接着是无心插柳的中传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我看着初试要考朗诵,就报了名,没想到误打误撞进入复试,可惜挂在没学过的表演上。

只可惜当时我一心只想在播音专业“上岸”,那些随手填的专业都被我抛在了脑后,等到我在群里刷到中戏戏文可以查成绩的消息,人已经在广州暨南大学了。我在“小蛮腰”下点开中戏的招生网,是赫然的“已通过”,当下百感交集,再打开携程查机票,却发现即便立马飞回北京,也会错过复试现场确认。



8


2017年的艺考,结果很不理想,折腾来折腾去,父母砸进去几十万,我却只拿到了统考178分、河北省160名的成绩,虽然在我们县名列第一,但校考的合格证我一张没有,播音的初试一个没过。

我低落了很久,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发现播音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我不再怯于、甚至喜欢站在观众面前讲话,我开始喜欢与人沟通,说话时能直视人的眼睛了。这些为了艺考练习的伪装,刻进了我的身体,让我成为一个自信的、有力量的人。

高考结束后,曾经一起上课的武汉男同学如愿以偿,凭借600多分的文化分和专业合格证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女同学去了四川传媒学院,东北男孩艺考和我一样不理想,但文化分有500多分,最后走普招,进了上海一所一本。

我后期彻底摆烂,每天在家睡大觉,沦落到河北省一所三本读播音。入学后不久,我深感“志趣不合”“学校管理太过严格”,与父母撕扯几轮后,很快退了学。我不愿再复读,开始尝试做自由撰稿人赚钱。

直到2019年,我有了几万元存款,被社会磋磨过后,深觉自己需要一个学历,所以决定重新艺考。但2年过去,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一次,我秉持着听人劝、吃饱饭的原则选择了编导专业,因着当年的经验,一开始就锚定了中传、中戏,次一级选择是浙传、南艺,保底中传南广。这次,我不想刻意谋划,只单纯地“要搞纯艺术”“要学校自由”。

多方挑选过后,我去了石家庄头部编导艺考机构学习,虽然师资力量比不上北京,但每年都有能考进“大院”的。集训开始前,我和机构老板聊了聊,他很担心我的文化课成绩,我询问过后才知,原来2年前300多分就能读的河北传媒、燕京理工,如今已需要400分以上了,到2020年,河北省艺考生数量猛涨至105万。

编导比起播音,细分方向更加复杂,有导演、广电编、戏剧影视文学、制片等诸多小专业。又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和影视相关的导演、制片、广电编等专业,一类和戏剧相关的戏文、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等专业。以上专业的共性在于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首先需要背一本厚厚的《文艺文学常识》,来弥补应试教育下大家对电影、文学等方面的知识空缺。其次,故事写作、影评写作、节目策划案写作等,各个学校要求不同,但都要学。除此之外,学导演的还要上表演课,毕竟要会导戏定要会演,学戏文的除了文学训练,也要补戏剧的课,制片要了解国家电影政策。

我选的机构和大多数机构一样,以广电编为主,后期再分各个小专业加强训练。本以为自己会如鱼得水,实际却磕磕绊绊。各路大神挤入艺考赛道,他们已经看了无数的电影和书,从小习得诸般才艺,斩获各类奖项。而我当年的灵气在自由撰稿人事业中消耗殆尽,久未阅读和写作纯文学作品,现在拿起笔只能写出“夫人又怀孕了”“这个热搜揭露了多少人生活的真相”——在戏文老师看来,我更像一个“文字商人”。我写不好故事和散文,但影评、策划案还算写得不错,文艺文学知识也还说得过去。机构老板为我转换线路,主攻广电编和制片专业,次学戏剧影视文学。



9


相比上一次早九晚六、逛街放风的备考,这一次从暑假集训开始,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8点半上课,凌晨1点下课,我每天都有背不完的文艺常识、写不完的影评和故事,全靠咖啡吊着命,遇上模拟考试,通宵到早上7点再回家补觉都是常事。

现下,做个艺术新人是万万不够的,为了考中戏的演出制作,没看过戏的我每周都得泡在剧院里,石家庄若没排,我就跑去北京看。一次,我和朋友去北京看《玛蒂尔达》,我俩坐在保利剧院门口的台阶上,就着寒风抽着10块钱的“紫云”,还没抽一半,保安就过来驱赶:“你俩别坐这儿,影响不好。”我俩尴尬地打趣着:“谁能想到我们买的是1080块钱的票。”然后暗暗发誓,等考上中戏,要每个月都来看戏,再默默掐掉烟离开。

因为写不出好故事,我在机构里并不算头部学生,属于“冲一下能上”的存在。只有每次准备“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你最喜欢的导演”这样的话题,我都是过得最快的那一个,我甚至不用背稿,简单列出几个要点就可以讲出令老师满意的答案;文艺文学常识我也是班里前几个过完的;影评写出手感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能写完一篇。

半年时间,古早的戏剧剧本我看了无数本,熬夜刷片几百部,还要上知网扒论文学戏剧分析,就为了复试的时候和老师有话聊。我们“制片组”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大选题,从电影审查制度的各国沿革到各大表演体系的实际运用,要作出论文一般的阐述,才能放学回家。

集训结束后,机构组织了一场小专业班的选拔考试,我报名了戏文和制片,却根本没答戏文的卷子。戏文老师看在我依旧想学戏文的份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从你最近看的书里,选一本你想改编成电影的书,并说说想挑谁来演。”

我当场呆住——决定艺考以来,我一直都在功利性阅读,按照网上的书单,读的尽是已经改编成电影和影视剧的小说,没有一本是自主阅读的。我努力不让场面冷下去,嘻嘻哈哈地给老师讲了一本网文,并在脑海里疯狂搜寻适合演青春片的明星。

这次考试过后,各位老师一致同意:这姑娘适合学制片,学不了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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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的误打误撞,让我自以为天赋异禀,现在大神云集,我懂得了收敛,甚至是畏缩不前。

分到制片班后,因着有一些社会经验,上课时侃侃而谈最新的政策和时事,熟练运用各种搜索引擎查资料,我一度成为班里最优秀的存在。我交到不少新朋友,还组了一个6人小分队,开始在漫长的集训生涯里找乐子。

10月,机构组织去乌镇戏剧节,我们在高铁上杀去餐车打牌,半夜从酒店出逃去吃海底捞。有天看完戏回程的车上,玩得太开心的我昏昏欲睡,突然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迷迷糊糊中,我说出了什么“乌镇商业化不强”“乌镇本来就算影视基地吧”,老师赞叹不已——其实都是网上看的,但不妨碍我自信心无限爆炸。

当我觉得自己“名校稳了”的时候,却在“名校班”与“普通班”的分班考试里滑铁卢了。那天在面试考场,我对着一张“年轻人转发锦鲤求好运”的图片说不出话来,老师着急地提醒:“这个很简单啊。”“你再好好看看呢。”可是我的大脑依旧一片空白。

小分队有4个人都进了“名校班”,我没办法再快乐下去了。我在“普通班”发奋图强,认真记下老师讲的专业知识,把故事打磨再打磨。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里,我又成了第一名,如果再加把火,依旧很有希望考上“梦校”。

可惜那次模拟考之后,我的身体崩盘了。2017年退学后,我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之前成绩的突飞猛进,整夜不停不休的学习,模拟面试时的侃侃而谈,实际是躁狂发作,相对应的,冬季抑郁期也会按时找上我。我请了后边课程的假,助教、老师和机构老板接连发了无数条微信劝我坚持。

最后,我只报名了几大名校以及中传南广保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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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去南京之前,我先在石家庄考了中传的初试。2017年后,中传将之前放在“三试”的文史哲笔试放到初试,机考,从源头筛选学霸。我丢在后备箱的参考书连快递包装都没拆,迷迷糊糊考完了早上的初试,就坐上了开往南京的列车。

我对南京的初印象是“不喜欢”,连绵细雨和冰冷潮湿的空气让我只想“考完赶快跑”“可千万别考上”。第一场是中传南广的笔试,我们在教学楼门前按照专业排队。时间一到,学长学姐带我们走进教室。笔试很水,大家按考号坐在一个教室里,人挨着人,还没有期末考试管理严格。老师放完片子后来回踱步,教室里没有空调,手脚冻得僵硬无比。次日,面试转战到图书馆和实验楼,我从早上7点开始排队,不到12点就考完了4个专业的面试。

但后边的考试就不太顺利了,浙传和南艺术学院广电编的初试挤在了同一天——这意味着我要下午2点在杭州考完前者后,立马赶回南京参加晚上6点的面试。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杭州堵车让我错过高铁,面试泡汤了。

当晚,我在酒店里查了中传初试的成绩——仅差1.5分,也就是一道选择题。一如2017年吉大的身高阴影,这一年的考试,“毫厘之差”与我如影随形,好像是对我临到头放弃考试的惩罚。

南艺的制片考试,我倒是发挥正常,所有问题都踩在机构准备的范围里,成功通过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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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考完南艺的复试之后,我坐上回家的高铁,在车厢刷微博,从热搜上看到了“新冠肺炎”这个词语。那时,我并不知道它将颠覆我的艺考之路,甚至未来的人生。

回家后,我继续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备考,浙传初试通过的消息给了我不小的动力,好似窗外的口罩、病毒与我无关,偶尔还在机构大群里看一看大家的玩笑,比如:一张戴着防毒面具的图,附着“北电中戏中传浙传,我来考试了”的文案。

刚开始,我们以为新冠只是艺考的一个插曲,让我们有了更长的准备时间。直到各大院校推迟考试时间,才发觉形势越发严峻了。

2020年3月,中戏发文:演出制作、戏剧影视文学按照文化课成绩招生,不再单独组织艺考,其他专业线上考试。看到这条消息时,我还在B站上看《哈姆雷特》的录影,我脑里如巨石炸裂,心乱如麻——因为我的目标院校与目标专业一直都是中戏的演出制作。机构大群也炸锅了,好多专业被取消了,太多人的努力付诸东流。

接下来,北影、中传也接连发文,部分专业线上考试,部分专业纯文化课招生,艺术生叫苦不迭,可也只能接受命运。

哭了两天之后,我转头投入文化课的学习里,连联考和浙传复试都不再准备了。没有经验,加失去了动力,年后的线上考试我考得一团糟。换了方向后,填报的中戏制片管理专业要求做一个类似于直播带货的产品介绍,机构老板破天荒地联系了我:“多写几个,给大家做做模板。”但我一心只想凭借文化课上中戏,直接就上场录制,效果自然磕磕巴巴。

与那年在中戏南锣校区考播音一样,我又与“梦校”失之交臂。不过,年前的南京场我拿到了一张合格证,是我这年艺考之路的唯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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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那天,我机缘巧合被分在了3年前的考场,同一个座位。答完英语后,把笔盖合好的那一瞬间,我好像才终于过完了17岁。

接着是河北省联考和浙传的复试。因为播音专业录取文化分普遍偏低,为了保底,我还参加了播音的省联考,可拿到考题,我才发现播音也变难了,3年前的民生新闻变成了国际新闻,那些诸如“最难忘的一件事儿”的即兴评述考题,变成了“如何看待电视开屏广告”。

浙传复试前,机构组织了针对浙传的免费集训,我并未参加,单枪匹马赶到杭州参加复试。考题并不难,和冬天大家集训的内容大差不差,但因为专业课荒废太久,大脑一片空白,最后以2分失之交臂。

兴许是报复心作祟,我没有报名大家都用来保底的川传。川传考试那几天,我跑到成都旅行,还和小分队的朋友约了火锅。朋友满脸不解:“那么多学校都取消了制片,川传能考你还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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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我中戏文化分未过线,只能到保底的中传南广。来到这个学校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甘心,其中有人和我一样,在备考后期彻底摆烂放弃,把自己从艺术类名校拉到这所中传的独立学院。还有人文化分实在拉跨,拿着北电、中戏等名校的合格证,却只能报考这所曾经的“本三”。班里有个女孩比我还大,我俩同届,她一直复读,却一直无法逾越那零点几分。

我们小分队成员,无一例外在中传南广团聚了。

进入大学后,父母负担了我的学费,但生活费自理。在母亲对自己“优秀女儿”的推销下,我的名声在小城里四散开来,很多家长过来找我,希望能给他们的孩子一对一辅导。在“父母的帮助与鼓励”下,我一边读书,一边给弟弟妹妹们上课。

但不可置否的是,艺考越来越难,机构里的坑也越来越多。河北省联考的文化分水涨船高,很多学校的艺术类专业和文化类专业需要的分数不相上下。对理科生来讲,进入艺术类专业,甚至要考比普通类更高的成绩。

听说因为河北省联考只考文学常识、故事写作、节目策划的内容,衡水的一些学校会针对性地为学生突击补习,加强背诵,然后一车一车地把学生拉到保定参加联考,所以河北编导类的艺考成绩才会高到吓人,我们不确定消息真假,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以此激励着弟弟妹妹们好好复习。

老家的无良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开始填鸭式教学生背诵策划、分镜模板,专业内容一概不教,临到考试家长才发现,当时机构承诺的“300分上大学”根本不可能,而想要参加分数更低的校考,就需要继续报名大几万的校考班。

如此,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优秀的孩子,我会通过母亲直接推给当年的培训机构,让他们有望冲击一下名校;看起来不太行的、被机构坑蒙拐骗到很难考上的,我就自己留下,努力让孩子过联考,碰碰运气考一考川影、川传这样的保底院校。

第一年学生来得很晚,距离联考只剩1个多月,却连那本“文常书”都没背完。我学着之前机构的模样死死盯住他们,每天腾讯会议开到凌晨3、4点,早上8点就开始打电话叫他们起床写故事、写策划。虽然曾经这样的高强度训练让我崩溃,但我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甚至共情起之前老师的恨铁不成钢。

幸运的是,第一年的联考,2个孩子都通过了。

第二年,我的教学规划已经初具模型,归功于播音艺考给我带来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在编导课里也加入了大量的吐字归音、新闻播读、即兴评述的课程。个子高一点的孩子,我甚至鼓励他们去考一考播音,免费给他们加一些稿件课。而编导方向的内容,全部来源于大学里的“偷师”,老师上课时放的片子,我都有默默记下,实在不行就厚脸皮去找老师要资源,拉片的节点、老师的PPT,我原封不动地拍下来,带回去做记录修改,成为我的艺考课件。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班里上课坐第一排,学习最认真的人。没考上中戏、中传,我自知能力有限,只能努力把老师的东西学到手,然后原封不动地教给学生,至少让他们能考上我的学校。

面对自己都失败的线上考试,我只能偷偷看之前机构的公众号,模仿着他们的样子帮助学生搭景打光,探索前进。孩子们如流水线般从我面前走过,我看着空荡荡的影棚,突然意识到,那些冰天雪地里拼房排队、为梦想满世界奔波的岁月,那些寒冬,变成了只属于我们的过往。

犹记得2017年艺考结束后,拼房大群里一个一张合格证都没有的男孩讲:“能和你们这群北电中戏的人一起考试,还住过一间房,是我老了喝多了酒,还能吹一辈子的故事。”

这也是我能吹一辈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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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届,我的招生进行得如火如荼,在“编导改为导()演”的红头文件出来之前,我已经有了2位学生。

这一年的艺考将是什么样子,新的考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艺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更不得而知。“小作坊”已初具规模的我,计划着今年带完最后一届,就退隐江湖。

我在网剧公司、电视台、直播电商公司、MCN机构等众多offer里,选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综艺制作公司。3年里没怎么跟过剧组,只搞教学、考试的我,开始与明星、剧组打交道,也算是没有脱离自己的专业。

能够随时随地见明星,这成了父母新的骄傲,也开始被之前的学生追着问:“姐姐实习内推一下可以不?”“姐姐想要签名。”“姐姐有没有瓜?”

我留在了这座我艺考时非常讨厌的城市,甚至计划定居下来,开始自己与艺考无关的真正的生活。



编辑 | 吴瑶     运营 | 梨梨     实习 | 袁铭


琦 王 花 生

90后末班车少女,

正在努力找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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