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
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
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1/3,《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
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其他人暂且不论,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章惇[dūn],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章惇(1035—1105),字子厚,福建浦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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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录取了一大批牛人。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
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
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
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许多人见到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
但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一直贬到山穷水恶的岭南。那是因为在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期间,在朝大臣大多无视宋哲宗这个小皇帝的存在,让他心生怨恨。在自己亲政后,宋哲宗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
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年),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
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
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纪录片《苏东坡》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