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后期唐太宗的悄然转变,成为这个治世不容忽视的的另一面。在太平盛世的景象与万国来朝的欢呼中,晚年的唐太宗变得志骄意满,有一次还当着群臣的面自夸道:“朕之功业大小,竹帛岂能尽载。”骄傲的李世民开始不愿接受劝谏,大臣们也就不敢再直言进谏。只有魏徵发现了这一变化,他上疏跟李世民表达意见:“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唯微厉。”魏徵这是对李世民说,陛下啊,您现在越来越不爱听臣等的谏言了,还经常发脾气,这样不行啊。更狠的话还在后面。魏徵说:“安危之理,皎然在日。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身而尚未之寤也。”李世民一直是以表叔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现在魏徵却讽刺他堵塞言路,不知悔改,像极了隋炀帝。唐太宗完全听不进去,他老了,开始迷恋上骄奢淫逸的生活。贞观初年,李世民是爱民如子的帝王,到了后期,他大兴土木,驱使兵丁,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洛阳、骊山、宜春、汝州,一座座宫殿相继拔地而起,只为了满足李世民的虚荣心。随着建筑的规模不断扩大,有的百姓甚至砍掉自己的肢体,试图逃避繁重的徭役,为此李世民特意下诏:“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李世民去世的原因可能也与他晚年荒诞的生活有关。随着身体日渐衰老,他更加恐惧死亡,寄希望于方士的所谓长生之术,开始在宫中炼制丹药。这些丹药不仅没让他的身体好转,反而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唐太宗晚年多疑,冤杀大臣刘洎、张亮。功臣李靖、李勣等人明哲保身,才避免杀身之祸。【剧照】 一代名相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二十多年,到了贞观后期,也不得不看李世民的脸色办事,以此在宦海沉浮中独善其身。当时,房玄龄奉命监修国史。李世民明知帝王不可观看当朝起居注,这是历朝历代的优良传统,可他偏要看,一提出要求,就有官员极力反对。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阻止,说:“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史官全身畏死,则悠悠千载,尚有闻乎?”朱子奢痛批,陛下这种做法要是让后世学了,史官为了避祸都给当朝帝王饰非护短,那还有什么信史可言?房玄龄却不敢得罪此时的唐太宗,他放弃原则,将“起居注”册为“实录”呈给唐太宗,以此掩人耳目,也开了恶例。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未能看到唐太宗自我反省,善始善终,就永远离开了他。出殡之日,李世民登上高楼,目送这位功臣的灵车远去,写了一首诗,哀叹:李世民遭受了巨大打击,他回忆起魏徵怅然若失,说出了那段经典的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卒逝,遂亡一镜矣!”在魏徵去世6年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晚年的李世民失去了这面镜子,身陷儿子们的储位之争、辽东的远征,以及对功臣的猜忌,贞观之治给人的好印象到了后期已大打折扣。魏徵是李世民的镜子,而贞观之治也像是历史的镜子,照出了君明臣贤的政治风气,照出了大唐盛世的赫赫功业,也照出了“人治”的惰性与腐朽。参考文献: [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中华书局,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