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疯女孩说，要杀光宇宙中所有的男人丨人间

源济

那个疯女孩说，要杀光宇宙中所有的男人丨人间

原创 耕讷斋主 人间theLivings 2020-04-30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看到过好多悲惨的“癫子家庭”：有的家庭为了治病，最后弄得一贫如洗；有的癫子发病杀了家人；有的女癫子被强暴，生下孩子……如果不妥善安置冉英，这个年轻的女孩的未来是可以想见的。

配图 |《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剧照

2013年夏初，命案支队的费队长收到报告：鹅湖镇新安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姓冯的男子被杀，尸体还被砍成很多块。

“两年没接触碎尸案了。”费队长常年和命案打交道，大场面见得多，从容地给大家分了工。由于我曾在鹅湖镇派出所工作过，人熟地熟，费队长就让我一起出警，负责现场访问。

鹅湖镇位于三县交界处，地处偏远，从镇政府出发去县城有60多公里的山路。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大山之间时常会出现一块小盆地，乡场往往就坐落其中，被当地人称为“某某沱”、“某某坝”。由于经济落后，加上汛期房屋容易受水灾，民众生活都挺艰难，解放前，这一带是出了名的匪区，至今民风彪悍。

我们要去的新安村更穷更远，必须得开越野车去，不然有的是山路要爬。上了路，报警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又打来电话，说他儿媳妇冉英躺在床上睡觉，浑身是血，估计人是她杀的。

“冉英”这个名字让我本能地想起在鹅湖镇派出所工作时多次处置的警情。我想核实下“冉英”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但报警人的手机却无法接通了。

得知这个情况，费队长说：“反正还有2小时才到现场，你不如给大家讲来听听，对案件办理或许有帮助。”

1

2007年的初夏，鹅湖镇的一户村民正在家里吃早饭。一个十八九岁的陌生女娃突然出现在他们家的门口，笑哈哈地走进厨房，自顾自地拿碗舀饭。

这家人吓了一跳，急忙问女娃是谁，女娃不答，反倒气呼呼地把碗筷砸在地上，又掀翻了饭桌。她提起一根小板凳，气势汹汹地在屋里转悠，焦躁地说自己洗完澡要去上学。

趁着女娃冲进卫生间洗澡的功夫，这家人赶紧报警。接报警电话时听完描述，我猜这个女娃的精神可能不大正常，由于派出所里没有女警，我就在镇政府喊了两个女同志帮忙。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村民的家里已经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厕所门反锁了，里面传出“哗哗”的流水声。镇政府的女同志走到厕所前，轻轻敲门，问：“洗完没有？我要上厕所。”

里面没反应。我让主人关了水闸，不久，厕所门打开了，一个长发披肩、一丝不挂的女娃提着小板凳走了出来。

“哇塞！”围观的男人堆里爆发出一阵邪恶的呼喊。几个女人惊叫：“造孽，还是个小姑娘，快把她衣服穿起！”

围观的人一闹，女娃明显受了刺激，她突然提着板凳向人群冲了过去。湿漉漉的长发遮住了她的大半个脸，露出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凶光，她边跑边不断用手去扒，嘴里吼着：“杀光宇宙中的男人！”手里的板凳随即砸了出去，人群“哇”地一声，四散开来。

几个女同志赶紧追，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女娃按住，强行给她套上了衣服。我们把女娃推进警车，用约束带控制起来，然后慢慢地安抚她的情绪。

我问女娃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的人，她一概不答，只在那里“呵呵”地喘粗气，还恶狠狠地瞪我。向围观村民打听，开始大家都说不认识，过了好一阵儿，才有一个村民说，前不久邻村冉四的女儿“癫了”，看这女娃长得有点像冉四，不知道是不是。

离开鹅湖镇，警车在山路上跑了半个小时，就再也进不去了。我们几个人带着女娃下车步行了20多分钟，才终于找到了冉四的家。

屋子是当地的一种老式木房，总共有3间，周围打扫得很干净，靠近院坝的那间房的板壁上，横着钉了3根碗口粗的圆木。圆木上用铁丝捆了木板，窗子上也钉了“井”字形的木板，整间房被牢牢地封住了。

在看家狗的狂吠中，一个看起来50岁朝上、穿着干净利索的村妇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见到我们身边的女娃，她就气呼呼地开骂：“你这砍脑壳的，走哪儿去也不打个招呼，又跑哪儿去了？”

我问：“这是你家女儿吗？”

“是我家幺女，叫冉英。”

此时的冉英已经没有先前的狂躁了，她目光呆滞，低头站着，就像一个犯了错误不敢看父母的小孩。她母亲一把将她拉了过去，推进了那个钉了圆木的房间，又迅速从外面锁了门。

我这才注意到，这个房间除了正面，另外三面也全钉了圆木，活像个木笼子。

“大姐，冉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得了精神病……”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冉英的母亲打断了，她面带愠色：“莫乱说，她有么子精神病？肯定是中邪了。”

我表明自己的身份，把冉英早上闹出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最后劝道：“姑娘这么大了，这样到处跑，万一遇到坏人呢？她肯定得了精神病，赶快送医院，姑娘还年轻！”

冉母说话的口气缓和了许多，开始感谢我们把她女儿送回家。我就趁机向她打听了一下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冉英的父亲冉四在陕西挖煤，她大姐出嫁多年，二哥在外打工，已经五六年没回过家。家里就只剩下她们母女。2年前，17岁的冉英中学毕业，说自己不爱读书，要出去打工。父母觉得她年龄小，不同意，就留她在家里干活。

“她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

“没有出现过，今天肯定是遇邪了，或者生气了耍细娃脾气。”

我见冉母故意隐瞒，就再次告诫她要尽快把女儿送医院。

“谢谢你们，我这就去请医生，你们稍坐，我一会儿回来给你们煮饭吃。”

既然冉母客客气气地下了逐客令，我们一行人只好起身告辞。

离开冉家，镇政府的两个女同志忍不住指责冉英的父母愚昧，害了女儿。我却担心冉英是个“武癫子”，说不定哪天就会闹出什么大事。

我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去找了村民小组的组长，侧面了解情况。组长说，冉英家不时会传出打砸吵闹的声音，他本人也见过冉英疯癫地跑来跑去，吼着“要杀光宇宙中的男人”。但冉英的父母一直对外否认女儿有精神病，只说小孩脾气大，没准她出去打工，生气了。

大约一两年前，组长看到冉家两口子带着女儿外出，说是进城办事，但好几个月后才回来。“期间，家里卖猪卖牛，估计在给女儿治病”。

我更坚信自己的推测了，请村干部多做冉英父母的工作，早日送孩子去医院治疗。回到派出所，我又提醒管片的弟兄，要多留心这颗“定时炸弹”。

2

2007年冬天，村民小组组长报警，说冉英在家打砸，还把她母亲打伤了。

看到上门的警察全副武装，冉英的母亲急忙解释：“没什么，没什么。”我注意到她手上有血污，还缠了一块布条，就问冉英在哪儿，她说在屋头睡觉。

我们正说话的时候，冉英提着一把菜刀突然就蹿了出来，指着我们吼：“杀光宇宙中的男人，杀光宇宙中的男人。”

同事们立即举起盾牌、钢叉，从四个方向列阵推进。最前面的同事不断刺激冉英，吸引她的注意，就在冉英提刀冲向他的时候，其他人迅速出击，一个击落了菜刀，另外两个钳住了冉英的双手。很快，冉英就被反铐在椅子上，脚上还加了一道约束带。

看到女儿被“五花大绑”，冉母哭着跑了过去，一边骂女儿不听话不按时吃药，一边心痛地抚摸，看女儿身上有没有被我们弄伤。确认女儿完好无损后，冉母才给我们端来了椅子和茶水。随后，她又拿出一个药瓶，倒出两颗药，像哄小孩一样哄冉英：“吃了就好。”冉英紧咬牙关，恶狠狠地瞪她，她只好向我们投来求助的目光。

我接过药丸，发现是一种管制类的镇静催眠药。

冉英服了药后，昏昏睡去，冉母把她扶进卧室，锁上房门。

“平时都听话吃药，今天像中邪了，死活不吃。”冉母歉疚地说，“不吃药就犯病，我一个人也灌不进去，给你们添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是说她没有病，怎么又这样了？”我问。

冉母才认出是我，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然后开始掉泪。我们劝了好一阵，她止住了哭声，说：“幺女初中毕业就得了这个病，上次我不给你说老实话，是看到她今后还要嫁人，想隐瞒起来悄悄治好，不影响今后结婚成家。这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

其实，冉英读初三的时候精神就不太正常了，她经常发呆，有两次在课堂上突然发火，抱起一摞书砸在前排男生的脑袋上，还有一次在课堂上毫无征兆地掀翻了书桌……

父母偷偷送冉英到精神病医院医了半年，没什么效果，又辗转去几家医院开药，“药瓶子都有一箩筐”。见冉英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他们还请了几拨“大师”上门驱邪。我抬眼一望，冉家的神龛上、大门、小门的门楣上都贴了黄纸灵符和带血的鸡毛。

“怎么就不医了？”

冉母说，他们为了给女儿治病，借遍了三亲六戚，第一年就花了十几万，“家里的猪啊、牛啊、树子啊都卖完了”。因为砍树没有办采伐证，林业站要处罚他们，到现在都没有销案。

“我们家唯一的来路是她老汉打工，这几年给她治病穷得揭不开锅了，还该了一屁股账。”冉母感叹道，“不晓得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处罚我们。”

冉英频频发病，和服药不规律有关——家里有钱了就买点药，没钱就不吃，最后一瓶也快吃完了，再买要等她父亲打钱回来。

我也是农村出身，受过苦，当年去派出所上班的前一天还在街头卖菜。所以办案看到很苦的人，我通常都是尽力尽心。那天，我和同事们每人拿出200元钱，让冉母去买药，她丝毫没有推辞的意思，一边说“谢谢”，一边伸手接过了钱。我发现冉英有点不寻常，她发病打人、砸东西时，总说“要杀光宇宙中的男人”，似乎很仇视男性。我问冉母，她女儿在学校有没有谈过朋友或者受欺负？

冉母听懂了我的意思，说问过老师，没发现冉英在学校耍朋友，“不晓得她对男人怎么有这么大的仇”。

——我讲到这里，包括费队长在内，车上的几个同事都开始怀疑冉英的身上可能有一桩尘封的性侵案。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女娃遭遇了性侵不敢报警，最后导致精神出问题。

“不要乱想，万一是失恋后没有走出心结呢？”我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其实，这个疑虑不仅同事们有、我有，冉英的主治医生也有——在离开鹅湖镇前，我曾送冉英去住院，见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女医生50多岁，很专业，也在不断寻找冉英的病根。她说，冉英略微正常的时候，她也试图跟冉英谈过这个问题，但冉英从不做声，发病时依然憎恨所有的男人。

3

2008年国庆节前后，鹅湖镇派出所接到一个退休教师的报警，说一个女人大白天在镇广场的喷泉池中洗澡，太伤风化了。

接电话的同事见怪不怪，说这种警情他们以前已经处理过两次了，“肯定是冉英”。

我之前还真不晓得冉英会跑到镇子上来，便问之前那两次是怎么处理的，同事说：“找镇政府女同志帮忙拖上来，强行穿上衣服，把喷泉池的水放了呗。”

我们轰开围观的人群，真是冉英。问题解决后，同事们准备回所，我说：“按进车里，送她回家，我要去骂她的娘。”

依照法律，精神病人在发病时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不能强制收治和处罚，只能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就算发病时犯了罪，必要的时候才可以由政府强制医疗。

到了冉家，冉母正在修理房间的板壁——一块木板被打断了，墙上露出一个黑乎乎洞。看我们来了，她立即停下手中活儿，不好意思地说：“这砍脑壳的，我早晨上山做活时把她关在屋头的，谁知她打破板壁跑了，太感谢你们了。”

这一次，我没有再客气，直接训斥他们做家长的不负责。冉母哭了起来：“冉四不打工家里哪来钱？拿什么给她买药？我都60岁了，打不过她，按不住她，不吃药我也拿她没有办法。我还要去种庄稼，自己那点吃的总得办出来，怎么可能时时刻刻把她守到起？狗都有睡着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自己光批评她有些欠妥，于是要来了冉四的电话号码，亮明身份后，叫他马上回家和老婆一起看管女儿。冉四唯唯诺诺地答应了，说还有10天就发工资，他领了工资就回来。

此后，冉英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鹅湖镇上，但只要她不打人砸物，派出所也没法管，我们看到她就通知她母亲来接人。

随着冉英的到来，我发现镇上的流浪汉在慢慢地增多，他们时而分散，时而聚集，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常驻的有三四个。我突然意识到：这些流浪汉大多精神正常，但没有法律意识和道德底线，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对毫无防范意识的冉英起了歹心。

这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镇上的一个居民报警，说看到一个流浪汉带着冉英朝镇头的方向走了，还把流浪汉的名字也说出来了。

我和同事急忙驱车追赶，在离镇2公里左右的公路上，发现两个流浪汉正在打架。冉英也在一旁打，不知道她是在打那两个流浪汉，还是打其中的某一个。

我们冲过去，只见一个流浪汉的脑壳已经冒了青包，另一个的嘴角在流血，两人根本不听警告，继续抓扯。同事拿出警棍，勒令他俩蹲在地上，又把冉英推上了警车。

看到冉英即将被拉走，两个流浪汉迅速起身，一个递给她半瓶矿泉水，另一个递给她半个馒头。被同事的警棍点了几次，他们才老老实实地蹲了回去。

问他们为什么打架，一个流浪汉说，这个女娃是他先发现的，准备带回家，谁知另一个流浪汉来抢人，还袭女娃的胸，他们就打了起来。两人都受了伤，都嚷着要对方出医药费，我不想继续纠缠下去，就谎称要把冉英送回千里之外的老家，还警告他们赶紧死了这个心。

“有多远滚多远，我见到一次打残一次！”

两个流浪汉被我的狠话吓跑了，回到派出所，我立即联系了民政和妇联的领导。

那时上级还没有要求派出所管控辖区内的精神病人。我对冉英格外关注，其实掺杂了个人原因——我从小在农村看到过好多悲惨的“癫子家庭”。有的家庭为了给癫子治病，最后弄得一贫如洗；有的癫子发病杀了家人；还有的女癫子被人强暴，生下孩子……如果不妥善安置冉英，这个年轻的女娃的未来是可以想见的。

那天，民政、妇联的领导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去了冉家。得知女儿差点被流浪汉带走，冉英的父母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冉四说他打工带回来5000多元，加上民政和妇联出的2000元，当天，我们一众人就送冉英去了精神病医院。

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区局刑警支队，离开了鹅湖镇，就再没有过问冉英的情况了。

4

越野车在山路上颠簸，报警人的电话终于接通了。我问他的儿媳妇是不是冉四的女儿冉英，报警人当即哭了起来，说：“就是她呀，都是我们当爹妈造的孽……”

死者名叫冯宝，35岁，2岁多的时候患过一场大病，虽然保住了命，但脑子受了影响。成年后，他的个儿还不到1米5，胸部、背部的肋骨朝前长，左脚从膝盖处向外侧夸张地弯曲，右脚从膝盖处向前弯曲，走路只能靠拐杖。

因为冯宝身体有缺陷，周围十里八乡的适龄女性，就连那些四五十岁的寡妇都不愿意嫁给他。冯家有两个女儿，只有这一个儿子，冯宝的父亲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小时候他们两口子照看不周导致的，负罪感很重。

2010年年底，冯父听说鹅湖镇上有个疯癫的女娃，就带着老伴专门去看，他们觉得那女娃虽然疯癫，但人年轻，高高大大的，模样也不赖，就动了心思。

他们多方打听，找到了冉家，上门替儿子提亲。几天后，冯宝的父母和几个至亲上门，就把冉英娶回了家。

“他们拿结婚证没有？”我问。

冯父在电话里说，他专程去民政问过，儿子和冉英这种情况不能结婚。可是他觉得，只要女方过门，有无那张纸都无所谓。“儿子娶了老婆，我们当父母的就尽到了责任，完成了任务”。

结婚10天后，婆家把冉英送入精神病医院治疗，过了半年，医生说勉强可以出院了。

大多数时候，冉英就坐在家里呆呆的，很少打砸了。她知道吃饭、上厕所、换洗衣服，外出不远找得到回家的路。一年后，冉英生下一个儿子，她还知道给孩子喂奶、逗孩子笑。

至此，冯宝的父母都觉得，自己为儿子做的这个主，绝对没错。

冯父继续在电话里讲：大约10天前，冉英又发病了，连续打砸家具，还砸了冯宝后背一棍。好在他们老两口子在场，及时制止了。他们和儿子商量，以后看管孙子的事就不让冉英沾手，“再观察几天，如果再发病就送医院”。

说到这里，老人开始反复自责，说如果那时候就把冉英送进医院，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

今天早饭后，冯父上山干活，冯母抱着孙子到村医疗站买退烧药。大约3小时后，冯父回家，发现儿媳的身影在卧室里躺着，腿脚不便的儿子却不见踪影。

他一边喊儿子的名字，一边满屋找人。走到厕所时，看到一片血迹，一条弯曲的人腿摆在地板上……他立即冲进儿子的卧室，只见冉英的脸上、手上全是血。

冯家的房子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这一坡有几十户人家，冯家是独户，离得最近的邻居也有三四百米。我们到达的时候，派出所已经拉起警戒带封锁了房屋，院坝里放了一口黑黢黢的棺材，冯宝的父母和亲人在痛哭。

我们赶到之前，一些村民已经开始寻找冯宝的遗体了，有人在猪圈里发现了内脏，有人在旁边的山林中发现了一只手……派出所所长引我们巡视了现场，我们又带着警犬在红苕洞、粪池、屋后的山林里找到冯宝身体的其他部分。

冉英的父母比我们晚到了几分钟，一见到亲家，冉四两口子就哭着说他们对不起亲家、对不起女婿。看到冉英被手铐铐住，他们先骂她心狠手辣，又骂自己不该让女儿结婚。

冉四两口子请求亲家带他们去看看女婿，听说冯宝已经被冉英砍成了几块，两口子当即瘫坐在地上。

5

清退了无关人员，费队长指示大家分成3组，马上开展工作：一组负责勘查现场，一组把冉英带到派出所讯问，一组负责调查走访。

由于我和冉四夫妇打过交道，领导让我先去询问冉英、冯宝的父母，任务完成后再去协助讯问冉英。

我先将冉母带到附近的一户人家，让她讲讲冉英后来的事。冉母又哭了，说全是自己的错，我急忙提醒她：“我们农村不是说猫来哭穷、狗来哭富、女人来哭包孝布吗？你在别人屋头哭，人家会认为不吉利，不高兴。”

冉母竭力止住哭声，反复捞起衣角擦眼泪，似乎不想让主人看出她哭过。她说，那次妇联、民政和派出所帮忙，自家又凑了一笔钱，冉英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钱花完了，冉英依然时好时坏，跑到镇上去了好多次。

没过多久，有亲戚介绍了一个驱邪治癫病的“大师”，她和丈夫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666元的红包，请“大师”上门。

“大师”详细勘察了冉家的住宅、祖坟的风水，又翻了冉英的生辰八字，说冉英是“新婚癫”——因为相思过度而发癫，或者是被某个因相思病屈死的鬼魂缠身而发癫——要根治这种病，只有“结婚冲喜”这一条路。

冉四夫妇犯了难，“这疯疯癫癫的姑娘，怎么嫁得出去？”可没过多久，冯宝的父亲就来上门提亲，他们庆幸，觉得女儿病愈有望了。

说到这里，冉母对我说：“同志，我和冉四还是太迷信了。”

我安慰她：“我非常理解你们当时的处境，我小时候落过水，抓到一片树叶都觉得是轮船。”我怀疑这个“大师”可能和冯宝的父亲勾结，案发后做了很多查证，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冉母说，那天亲家来提亲，冉四一口就答应了，“我这当娘的想得宽些，这疯疯癫癫的嫁过去，老公不喜欢，公公不高兴，婆婆不待见，还不是要被朝打暮嫌，可能还要癫得重些，死得早些”。

所以，对于这桩婚事，冉母当场提了一个条件，要求冯家先送女儿到精神病医院治疗半年以上，等从医院接回家再结婚。

我觉得这个女人确实有心眼，想借别人的力给自己的女儿治病，不过这也是贫困压力之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冉母说，当时亲家有些犹豫，担心冉英的病好了他们不认账。“我直接给他表明态度，我两口子是吃人茶人饭的，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你不嫌弃我女儿疯疯癫癫，就凭这份恩情，即使这次医好了也嫁给你们”。

冯家的老两口考虑了好一阵，坚持要先接人过门，并承诺过门10天之内送冉英到医院。冉英的父母就答应了。

我长叹一声，冉母接着说：“我们没有收一分钱彩礼，还送了2000块钱陪嫁，你知道我们家这些年给她治病连瓦片都卖了，这些钱都是亲戚送的礼金，我们一分钱没留。只怪她生错人家，自己命苦，这回被枪毙了也好，早点解脱，早点投胎。”

案发之前，冉母一直觉得女儿婚后的生活还不错，因为婆家的条件比自家好得多。婚后在医院治疗半年，婆家接冉英出院的那次，冉母也跟着去了。冉英看到母亲不知道喊，但晓得笑，听话多了，生活基本可以自理，有时还可以帮忙干点简单的农活。后来，她虽然断断续续发过几次病，但没持续几天就好了。

“不晓得这次怎么这么严重。”冉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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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里，冉英的首次讯问已经结束，她的双手被铐在审讯室的椅子扶手上，脚上还有一道约束带。

我坐在她的对面，拿起笔录，刚开始翻页，她的眼睛里就射出凶光，说：“看什么看，杀个人而已。”

看守她的辅警当即呵斥，我制止了，打开笔录系统摄像头，按程序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是我。”她沉默一阵，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你身体有什么病没有？”

“他们说我有精神病？放狗屁。”

“我杀人了。”她说。

“你把谁杀了？”

“强奸我那个。”

接下来，冉英的嘴里就是满口胡话，把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和现实掺在一起，她不知道自己杀死的人叫什么名字，但记得“就是他抱紧了我，跑不脱才遭（杀）的。”

我问她具体的杀人过程。

“举起青龙偃月刀，将他大卸八块——”冉英拖起了类似京剧的腔调，脸上满是自豪和胜利。

冉英的精神不正常，说话天马行空，不过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她的反应并不慢，有的当即回答，有的得迟疑一会儿。

直到我问起她和丈夫是否有孩子，冉英才不吭声了。沉默片刻，她突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小老鼠上灯台》，一首接一首，全是哄孩子睡觉的儿歌，很投入。

当时，有同事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这个癫子的言行好耍。我心里却五味杂陈，在冉英唱歌期间，我翻看了她的第一次的讯问笔录，对主要问题的回答和这次的情况基本一致。

冉英被刑拘了，经专家鉴定，她是精神病人，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强制医疗。她在医院住了近一年，出院后，警方把她送回婆家，婆家人不接纳，娘家人也看管不过来。没过多久，她又疯癫了，开始到处乱跑。

第二年冬天，一个大雪天，冉英失足掉进水塘，又爬了起来。她勉强记得家，在婆家房子背后的山上，冻死了。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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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等捕快，头等侠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