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老杜给我跟安东安排了新项目,去广州出差三个月,修改一个电影剧本。玲姐和甜妞留在北京,开发另一个新项目,之前的电视剧剧本暂时搁置。出发前一天,老杜嘱咐我:“安东嘴笨,不擅交际,这个项目就以你为主,到时给你署名,一定会兑现。你可别跟她们几个说。”老杜给的项目是个三百万投资的小电影,好歹是院线。我感激涕零,对老杜的种种不满烟消云散,甚至因他把机会给了我而自责。到了广州开会,才发现原来的剧本根本不能用,需要推翻重做。剧组已经建了,每天一大笔开支,时间紧迫,只能一边写剧本一边拍。更让我苦恼的是,年龄与父辈相近的导演,热衷于跟我聊他人生各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有时候凌晨三点,以沟通剧本为由把我喊出来,却不叫上安东。几次这样之后,我忍无可忍,跟老杜反映了情况。老杜表示我想多了,并以“有个大项目等着你们回来做”安抚我。“这个有署名吗?咱们合同也没签。”我最担忧的还是署名,老杜跟我打包票一定有。我在心理衡量,已经坚持快一年了,要是就此放弃,损失实在太大。加上这个电影题材我很喜欢,我决定留下来。之后我留了个心眼,每次开会都拉着安东一起,聊完就各自回房间。这段时间,导演对我的态度正常,我猜测是老杜跟他说了什么,也怀疑是自己想多了,不再过多防备。剧本快进入收尾阶段,一天下午,导演叫我过去,说“本子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大家一起开会商讨一下。”我赶过去,发现导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示意我坐他旁边。“剧本有什么问题吗?”我犹豫了一下,站在离门口近的地方。“一会儿再说。站那么远干嘛,怕我吃了你?”他笑了一声,起身给我倒水,够着身子远远递过来。我走过去接住水杯,坐在沙发一角。导演走到窗前,刷地一下拉上窗帘,房间顿时暗了。我刚刚放松下来的脊背立马绷直了。“我几天没休息好了,外面太亮,刺激我眼睛,头疼。”导演笑得很自信,向我发出邀请:“你跟老杜干多久了?他给你多少钱?要不跟我干,等咱们这片子弄完了,我带你去巴黎参赛。”老杜提醒过我,要是有人想跳过他直接找我写剧本,千万别答应。我对老杜的信誉抱着几分信任,立马对导演表态:“您是杜老师的朋友,您有事只管说,我和安东都会尽力的。”导演对我的答案不满意,不说话,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他点了支烟,半晌后坐过来,把手搭我肩上。我被烟呛得咳嗽起来,假装要开窗,起身想走。他用力把我拽回来,把烟往我手里塞,说道:“你这样不行啊,干这行来灵感最好的方法就是抽烟,你试试。”他用两支胳膊钳住我,对着我吐了一口浓烟,我几乎呕出声,将脸别过去。我为了体面,反抗的态度不够坚决,被他误以为是调情。他一只手扶上我背,隔着衣服勾住我的胸衣带子,提出让我写他的下一个戏,署名和钱都给我。导演的话让我想起老杜的允诺。一直以来,署名权诱着我不停地往前跑。它成了我的执念,我以为再努力一点,再忍一忍,终会出头。此刻的恶心与长久积压的愤怒一下达到顶峰。我低头朝他下巴撞过去,他毫无防备地摔在沙发一侧。我捞起电脑包转身就跑。我跑出了酒店,刺目的阳光透过高楼,如碎冰般兜头浇下。我发抖着掏出手机,跟老杜说“我不干了”,老杜气急败坏地拿出“署名权”说教。没等说完,我拉黑了他和导演,放弃了这次虚无缥缈的署名权。-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