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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陶勇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着陆|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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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8 01: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陶勇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着陆
自PAI (微信号:zpselfie)发表于 2020年04月03日


编者按
2020年1月20日14时许,伤医事件发生在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的身上,被患者持刀砍伤的他至今未痊愈,未来能否再次拿起手术刀也未可知。陶勇学医十年、从业十三年,是一个抱持理想坚定前行的人。即便要面对各种困难,他还是努力地平衡和坚守。医生工作和想象中有差别、日常挨患者骂、被砍伤等等,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着陆,是令人心生感慨的。
陶勇/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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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陶勇受伤后的首次露面。
我是陶勇,现在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
1980年,我出生在江西省南城县县城里。小县城的生活环境是比较落后的。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没有接自来水管,家门口就打了一个压水井取水。
大概7、8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周围的街坊邻居都会上家里来看。像天气预报、新闻联播这样的节目,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一边聊天,气氛非常融洽。虽然那时候物质条件差,生活甚至还需要粮票,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亲近,不像现在的楼房,周围住的是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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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7岁时的留影。
我的爸爸在检察院当检察官,妈妈是新华书店的职工。我喜欢看书,因为妈妈在新华书店工作,书店里的书我都能看,这可能对我喜欢语文和写作有一定的影响。爸爸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他在工作上的付出,让我从小觉得工作就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
从我大约六岁到十六岁的十年间,我看到妈妈眼睛老磨、老疼。她老去医院买眼药水,是那种小红药丸,扔到水里一下子就变成红药水了。妈妈有沙眼,所以自己老点眼药水,怕传染给我,也老给我点。大概是我上初中了,陪妈妈去南昌接受治疗,眼睛打上麻药,拿针一个一个挑,挑出了太多沙子,而且那个沙子特别大。当时我就对眼科产生了兴趣,觉得有意思,可以帮人解决痛苦,挺好的。
家里是有医学传统的,姑父、姑姑是当地的医生和护士,我爸的爷爷是跟着红军的赤脚医生。再加上之前陪妈妈看病的亲身经历,我对医学很感兴趣。高考那年,我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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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庆50周年,我19岁,作为首都大学生参加庆典。
1997年,我到北京上大学。小时候老听爸妈说上北京、上天安门,都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而且对于小县城的人来说,高考决定一生,大学生就是天之骄子。那个年代双向分配才刚刚开始,以前都是包分配的,考上大学就不用担心工作的事儿。所以其实能到首都北京读书,我是有点儿激动的,觉得抗战胜利了,心里落下一块石头了,以后也不用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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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作为首都大学生参加国庆庆典。
1997年的市场经济氛围没有现在这么浓,房价也不贵,我以为所有学医同学的目标都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甚至以为自己不需要为未来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没有挣钱的压力,之后的时间、精力都可以用来干一些事业了。那时候比较理想主义,比较纯粹。觉得好好当个大夫,把技术弄精、把本事弄好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考虑。
学校的学制是五年,前两年半在学校里上课,后两年半在医院实习。学习对我来说不是很累,除了规定时间上课,课余时间自己看书背书就好了,相比之下,临床实习更累更难。
大学时期我加入了一个叫“爱心社”的社团。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社团的学生去了一个北医的老教授家里。那个老教授的眼镜油乎乎的,朦得特别厉害。我们给他洗眼镜、擦干净了。他戴上后,一下子觉得特别亮,那种喜悦和高兴就跟眼睛重放光明似的。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你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很多。
后来临床实习,有一次在儿科值夜班。一个看起来是农村来的男人带着一个浑身是黄疸的婴儿来看病。带我们的老师去抢救,人工呼吸、按压,折腾了一个晚上那个婴儿也没活过来,最后也没收那男人钱,男人还是表示感谢。这件事给我的感触也很深。一方面是觉得老师很善良,知道对方可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另一方面是患者家属也信任医生,没抢救过来也不会讹你,也不会去闹。
我第一次帮患者垫钱,也是在读博期间。患者是来自农村的小孩,六七岁,结账时,他爸没钱了,我就给了他300块钱。没想到他们过了几个月再来,就把钱还给我了。其实大部分来北京看病的病人,在经济上都会有一些准备,真正特别穷的,可能来都来不了。
我的硕士、博士导师,工作都很敬业和投入,经常工作很晚,周末也不怎么休息,还紧跟国际形势,把国际上最新的技术引进到国内,这些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引领我在眼科领域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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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7岁,博士毕业,我作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从本科到博士总共花了十年,2007年博士毕业,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师,工资一个月七千块。那年北京西直门附近的房价已经五六万一平方米了,房价不断上涨,挣再多也赶不上,压力很大。
从学生过渡到医生,尽管经验有所欠缺,但因为对眼科充满了热爱,一切都是新鲜的。但当医生跟我的想象是有区别的。我原来觉得医生只要医术精湛就好了。拿到医师证,独立出诊,真正成为一名医生后,发现要解决的大部分是非医学问题。比如病人没钱了,你要怎么给他省钱,怎么报销。
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7点钟到医院,对病人进行检查;等上级医师查房;收6个病人;上6台手术;让6个病人出院。这期间会有无数问题。比如患者、患者家属不断询问情况,琐碎如眼药水怎么点,药怎么吃,医疗费用问题,还得接无数个电话。
第一次做眼科手术,面对的是一个白内障病人。其实手术很顺利很成功,但病人就跟我较劲儿,说自己在动手术的时候默念了多少首诗才做完的,抱怨手术做得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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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2008年,我在海德堡大学做访问学者。
工作第二年,我为了做眼底病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待了一年。跟国内相比,国外单位人口医生的比例更高,医生和患者交流的时间也多。我感觉德国的病人是医从性比较好的。他们也一等等一上午,但是从来不插队,从来不打扰医生出诊,医患关系比较和谐。如果患者对手术不满意,不会大吵大闹,有的会用画画来委婉地表达,是比较文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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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手术室做眼科手术。
32岁,我的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同年,当上了硕士生导师。35岁,我被破格提拔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在同班同学或者同龄人中,职称提得比较快,算是领先一步,也感觉到这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
工作这些年,感觉临床人少事儿多,导致最后会很混乱。每一个病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是普遍的心理。但僧多粥少,这边还在收病人,那边电话就响着催你,另一边护士找你,另一边手术室又催你,自己就像没头的苍蝇似的。每一样事情都挺多,每天神经都是紧绷着的。不被理解,挨患者骂也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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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患者家属感谢我,送来锦旗鲜花。
有一次一个病人看完病后,扭头就去医务处投诉,说我恐吓他。医务处把投诉信给我看了,病人又给我打电话咨询医疗建议。一边投诉我,一边找我做咨询。还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去医务处,一个表扬我态度好,一个投诉我态度不好。医务处处理这样的问题是常事,很多人的投诉不需要真正有逻辑性的理由。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患者。有一个得了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小女孩,都快失明了,来找我看病。小女孩非常坚强和勇敢,治愈后还参加绘画比赛,获了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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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次被患者砍伤,出血很多,头上被砍了三道疤,手上砍折了,动不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也注意到发生在内蒙古的伤医事件,非常痛心和惋惜,希望国家尽快落实医院安检政策,保护医护人员安全。
在我小时候,看病不贵,不需要花什么钱,从医就是一项事业,但后来慢慢就变成职业了。时代变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远了。像我们小县城,就那么大点儿,大夫走在路上,谁都认识,都能打招呼。人们和大夫更像是朋友,彼此都很信任,大夫说啥就是啥。现在可不是,北京的医院多,人也多,谁也不信谁。谁不都得多上几家医院,多挂几个专家号,多听听建议再决定在哪儿治。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没有了,医生不好干。
作为患者,我对手部的恢复没有预期。如果有预期,反而会给医生压力,就像把孩子送到学校,跟老师说期望孩子上清华北大一样。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会让我有最好的恢复,不会给他们额外的道德绑架,也希望其他患者能换位思考,自觉遵守 、维护秩序,不要给医生在就诊过程中找麻烦。就跟在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所有人都会站起来。想要医生给每一个人都认真看病,大家就得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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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我的留影。
刚上大学时,我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也以为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以为自己不用为生活所迫,但后来房子越来越贵,市场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来越多,身边的人就越来越不干大夫了。到现在,我的同学们已经有一半没做医生了,转行了,当基金经理的、搞计算机的、做公司销售代表的。大家还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当大夫又不挣钱、又要值夜班,还要挨骂,还辛苦,是一个讲奉献的职业。
人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地学会接受现实,理想也得着陆,我只能说尽量选择一个平衡,在现实妥协的过程中也不完全放弃理想。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肯定得碰得头破血流,完全的现实主义者,说实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在时间上也要兼顾家庭和生活,不可能完全投入在工作中。金钱上,其实在选择了一个不挣钱的学科时,就已经放弃了。
在眼科领域做出一些原创性的成就依旧是我目前最大的职业理想。我主要研究眼底病和葡萄膜炎,精准检验搞得比较好,特别是眼内液检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日本学者都来我们这儿取经。
从医这些年,有苦有乐。每当我解决了难题,治好了很复杂的病例,患者表示感谢的时候,都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社会价值的。
*注:北京医科大学于2000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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