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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1974年,震动全国的“蜗牛事件”|馒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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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7 08:17 PM |显示全部楼层








1974年,震动全国的“蜗牛事件”

 馒头大师 馒头说 2020-05-18

今天是2020年5月18日


这是馒头说第 415 篇文章


这是一件发生在36年前的事


现在回过头去看


似乎各种荒唐和可笑


而如今,我们在吸取教训的同时


是不是会有些新的感触





1


1973年的1月,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时值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还不到一年,在中美关系破冰的背景下,中国决定以一种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在三至五年内,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国内急需的成套技术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以满足国内工业、农业和各项领域的生产和发展。


实施这套方案的正式报告名称,叫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因为计划花费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


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在这套方案中,有不少是工业用的,比如用于组建火电厂的进口火电机组,钢铁工业急需的大型钢板冷轧机,农业急需的化肥设备。


里面也有不少是涉及民生的,比如,造彩电的生产线。



2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一户家庭里能有一台彩电,那简直是一件轰动的事情。


1958年3月,天津无线电厂(712厂)利用国产电子管加上苏联的元器件,生产出了第一台“北京牌”14英寸黑白电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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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北京牌”电视机被称为“华夏第一屏”,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分简陋:将铝片压成脸盆形状,然后把显像管镶进去,再在前面套个木头壳。


1958年3月17日, 中国人终于在电视机里看到了由中国人自己播送的五个节目——其中一个是女声二重唱,一个是动画片《小猫钓鱼》。


中国的电视事业就此起步,比台湾要早了4年,比香港早了5年,和日本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


然而,一个问题也摆在了中国人面前:


“加油站”有了,但“汽车”紧缺——全中国也没几台电视机。


当时,北京、哈尔滨、上海等城市都先后建立了地方性电视台,但播出的电视节目却无法落地,为此,有关部门还专门从苏联紧急进口了200台黑白电视机。


1970年12月26日,同样是天津无线电厂,又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台彩色电视机。


不过,这台同样被冠名为“北京”牌的彩电,除了壳子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外,里面的核心部件,包括显像管,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充其量只是组装。


至少在电视机这个领域,中国当时面临的困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看电视的需求,和落后的电视机产能之间的矛盾。


为此,引进一套成熟的彩色电视显像管成套技术设备,也成了“四三方案”中的一个项目。


中国人,想要有自己生产的彩色电视机。



3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四机部”)开始派人重点考察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


当时考察组的组长,是四川绵阳的780厂厂长王冶东。经过近一年的考察,在拜访了松下、日立、三菱、夏普和索尼等日本著名企业之后,王冶东他们算是长了见识:


原来,要引进一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根本就不够。要生产彩色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等至少三条生产线——这也就意味着,至少要和四个厂家洽谈引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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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厂其实是一家军工厂,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这个厂后来的名字如今大家都很熟悉:四川长虹。


随后,考察组又把目光投向了美国。


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RCA)是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而且他们一家公司就拥有从彩色显像管到荫罩的四条生产线技术,可以实现“一站式服务”。更重要的是,王冶东了解到,RCA刚刚投产的彩色显像管是全世界领先的,如果可以引进,将使当时的中国彩电工业“弯道超车”,一下子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四机部在充分讨论和研究了考察组报告后,向美国RCA公司发出了询价。


1973年9月,RCA公司发来报价:1.3亿美元。


这是一个“打包价”:含一条彩色显像管装配线,一条玻壳生产线,一条荫罩生产线和一条荧光粉生产线。


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中方把价格还到7300万美元左右,美方表示原则上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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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RCA公司历史上曾生产电视机、显像管、录放影机、音响及通讯产品,雇用员工约五万五千人。图为该公司第一代LOGO


12月6日,四机部以王冶东为首的12人考察小组飞抵华盛顿,开始与RCA公司正式洽谈。


由于事先意向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所以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按照行程安排,中方谈判团还将去参观一家著名的特种玻璃和陶瓷材料制造企业:美国康宁公司。


当时中美关系刚刚破冰,面对广袤而又陌生的中国市场,很多美国企业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也包括康宁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先进的电视机玻壳生产技术,是很多彩电厂的玻壳供货商。


因为对未来和中国人做生意充满期待,所以康宁公司是充分显示诚意的:时值圣诞节前夕,康宁公司的高层领导亲自飞抵华盛顿来迎接中方考察组,带领他们去参观了位于纽约州的康宁公司的玻壳厂、研究所和玻璃制品博物馆。


参观考察期间,中方考察小组对康宁公司的技术确实比较认可,也感受到了对方的热情和诚意:中方小组所到之处,都挂有五星红旗,接待人员也彬彬有礼,礼貌周到。


在告别时,作为东道主,康宁公司给中方小组每人送上了一个纪念品:


一只彩色玻璃制造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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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时脑子里一直绷紧了一根弦王冶东表示坚决不能收,但康宁公司出示了对外公开销售的礼品价目表:每只玻璃蜗牛售价也就是55美元。


考虑到礼节问题,王冶东最终同意收下了这份礼物,准备等回国后再上报组织,决定是上交还是留给个人。


在回国的飞机上,中方小组的每个人心中都是颇为激动的:


一旦彩电的生产技术成功引进,那么中国的彩电工业将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开始腾飞。


而那时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即将袭来。


至于原因,就是当时静静躺在他们行李包中的那只小小的玻璃蜗牛。



4


就在中方小组回国后不久,一封来自四机部的信放到了江青的面前。


那是一封“举报信”。


举报者,是四机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处的一名年轻的宣传干事,名字叫何文彬(另有一说叫许文彬)


在这封信里,这位何文彬向江青汇报了一个他了解到的情况:


美国康宁公司在不久前给去洽谈彩电生产线的中方考察组送了12只彩色玻璃蜗牛。


那么,何文彬是想举报中方考察组“受贿”吗?并不是。他的“举报”内容是:


这是美帝国主义故意借“蜗牛”来挖苦我们,讽刺我们是“爬行主义”,发展得太慢了。


这样的一封信,有人会付之一笑,有人却会高度重视。


2月10日,三辆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进了四机部——江青亲自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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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一出车门,江青就要求“见一见何文彬同志”。


由于那天是星期天,很多人都放假休息,连何文彬也不在。于是,江青索性提起笔来,给何文彬写了一封信:


“何文彬同志: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决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屈辱,我们要坚持独立,自力更生……是美国有求于我们,并非我们求他,更不求他的侮辱!……”


那天四机部的部长王诤正好不在,副部长高峻急忙赶来,被江青劈头一顿痛骂:


“你知道我们的建国方针是什么?是自力更生!懂不懂什么叫‘自力更生’?!”


“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什么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那个蜗牛在哪里?拿出来!把它退回去!外交部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


江青大动肝火,四机部只能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进行检讨和自我批评。在会上,王诤主动担责:


“这件事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出国的同志缺少经验,出国前我又没向他们交代清楚……”


当时考察组回来后确实上交了玻璃蜗牛,但王诤考虑到礼物本身不贵,考察组又一路奔波,回来后春节也没放假继续加班研究方案,所以表示可以自己留作纪念。


不过,会上也有人认为王诤根本就没认识到错误的根本所在: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部领导有很危险的右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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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诤,江苏省武进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历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兼电讯工业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职。


四机部“声讨大会”之后,简报随之出台,各个系统各个部门都感到泰山压顶一般的压力。


2月13日,水利电力部召开全部大会,2月14日,邮电部召开全部大会,传达了江青的讲话精神和写给何文彬的信。


会上,很多人愤怒声讨了美帝国主义的挑衅行径,各种“举报”也纷纷出台:


水利电力部有个职工,说自己爱人曾在1973年3月去美国波音公司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在西雅图一家旅馆也接受了玻璃蜗牛的馈赠,现交出来,希望通过有关部门退还给美国;


有的部门查出来,日本的一个代表团曾经赠送过中方一只乌龟,说是寓意健康长寿。但乌龟也是“爬行动物”,也是在讽刺我们“爬行主义”,要退回去并抗议;


还有单位查出曾收到过一个“老黄牛”摆件,老黄牛也是讽刺我们“走得慢”,也要退回去……


一时之间,“蜗牛事件”引发很多单位都贴出了大字报,有举报本单位也有被“侮辱”的,有声讨考察小组是“卖国贼”的,有抗议美帝国主义的。而潜在的外交纠纷,也随时可能发生。


不过,大风大浪之下,一些人也看出了江青之所以要掀起这场“运动”的真正用意:


她想针对的,不是蜗牛,而是一个人。


5



关于“蜗牛事件”的各种报告,很快就递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外交部的工作,是周恩来分管的。


江青一直在要四机部的处理结果,四机部因为这件事“涉外”,要等外交部的意见,而外交部最终问到周恩来,周恩来说:先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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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真的什么事也不做而“傻等”。在“等”的期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在华的国际友人柯夫兰和艾德罗进行了专门的了解,得到的说法是:


蜗牛在西方文化中和中国人理解得不同,虽然爬行速度缓慢,但更多是一种坚韧不拔的象征。而蜗牛在法国还是一道名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张建华参赞也紧急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冀朝铸参赞了解情况,冀参赞表示:蜗牛在美国人眼里是有毅力,坚韧的象征。


此外,在美国的华裔学者任之恭、牛满江也在接受采访后,表达了和冀朝铸一样的意思。


在搜集到这些反馈之后,外交部随即上交了一份题为《美国人送“蜗牛”等礼品等事的报告》。在报告中,外交部如实转达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经查实,“玻璃蜗牛”(包括巧克力制成的蜗牛)是美国人喜爱的一种礼物,也确实是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就礼品问题对外进行交涉,则更须慎重,要区别不同情况和对象,坚持原则,讲究政策,妥善处理。据现在掌握的情况,美国人送我们“蜗牛”是否有意侮我,仍做不出肯定的结论,无法断定对方是有意挑衅。


故建议“蜗牛礼品”不必退回和交涉。


周恩来当日就批示:


“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


随即,周恩来让人将报告呈阅毛泽东。


毛泽东当即圈阅,表示同意。


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出了会议决定:


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不久之后,江青让人把当时从四机部“没收”的玻璃蜗牛礼品退了回来。


同时,也收回了给何文彬那封信的原稿。



6


蜗牛虽然没退回去,不过,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线的事,也就此搁置。


1976年,“文革”结束,四机部再次联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国家计委,重新打了一份引进彩电生产线的报告,经过多轮和多家公司谈判,最终到1979年9月与四家日本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


引进的生产线,总装线是日立的,玻壳线是旭哨子的,荧光粉线是大日本涂料公司的,荫罩线是大日本网版公司的。


四条生产线,最终是和四家公司签的,一共花费1.6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何文彬。


根据当初12人考察小组成员之一的孙顺兴先生介绍,“蜗牛事件”之后,何文彬受到重用,作为宣传干事的他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去了南京741厂(华东电子管厂),要自主研发“争气管”,但始终无法取得进展。1982年,741厂无奈只能从意大利引进了一条旧的生产线。


而何文彬后来被别人举报:


他在“文革”期间曾给江青先后写过13封“效忠信”。


他因此写了70多份检讨,但最终还是被开除了党籍。



(正文完)





馒头说




原本只想聊聊关于“乱扣帽子”和“举报”这两件事的。


不过,转念一下,看完这篇文章,懂的也都懂了,不用我多说了。


倒是近来中美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有一些感触。


1970年代初,中美破冰,美国急切希望把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对抗苏联(至少不再增加一个让人头痛的敌人),由此中美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所谓“蜜月期”。


江青这一点说的没错: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求于我们。但问题是,并不是只是美国有求我们,当时的我们,也迫切需要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重新建立正常的联系。


以彩电行业为例,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江青当年说错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自力更生吗?难道不应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吗?


这其实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我们引进了当时根本不具备能力研发、时间又等不起的生产线,难道就是“崇洋媚外”了?就是“放弃原则”了?君不见,现在中国彩电行业的格局,究竟是本土品牌占绝对话语权,还是外国品牌?


当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思路一定要清楚,行动一定要果断。


任何机会,都是有时间窗口的。


这也是我有些感触的原因。


现在距当年也就过去了40多年,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我们早已今非昔比,但依旧在不断遭遇新的挑战。


尤其是让不少人一度以为未来会实现“地球村”的“全球化”趋势,如今似乎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泡影。


我曾经写过: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次的新冠疫情都将深刻影响全球的格局,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而如今,我们开始在慢慢经历了。


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其实越需要我们更冷静一些,更客观一些。


毫无疑问,这次挑起事端的并不是我们,试图开倒车的不是我们,口无遮拦,颠倒黑白,强行甩锅的也不是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当然要守住原则,寸步不让,乃至要坚决回击。


但换个角度,我们中的一些人,其实也可以适当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在他们的言谈或文字里,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每天都在“慌了”,“乱了”,“崩了”,“陷落了”,甚至“解体了”,而对于一些我们自己的同胞哪怕只提出一句质疑乃至建议,动不动就给扣上“卖国贼”,“慕洋犬”,“跪族”的帽子——如果有人因为我这段话给我扣个帽子,我也不会感到意外。


我不知道靠前者他们能不能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样收到奇效,也不知道靠后者他们是不是就能彰显出自己的爱国之心和高尚情操。但我知道的是,美国并不会因为我们这些文章就真的吓得屁滚尿流分崩离析,而我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我知道他们其实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倒是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说话了。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封面文章,题目叫:《再见了,全球化》。


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艰难的时代,确实需要团结,不能妄自菲薄,在关键原则上一步也不能让。


退一万步讲,情况再糟糕,糟糕得过当年吗?


但换个角度再讲,当年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而且越变越强。


靠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个指导思想,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


就是我一直推崇的那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这八个字,适用于今天说的这个故事,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状况。


只是,道理我们都懂,能做到又何其难。


一起努力吧。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安东尼奥事件”和“蜗牛事件”》(宗道一,《文史精华》,2002年01期)


2、《回顾:“蜗牛事件”致使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李中强,《华声月刊》,1999年8月3日)


3、《“蜗牛事件”始末》(《国际人才交流》引自《李先念》,2004年05期)


3、《“玻璃蜗牛”与中国彩电生产线》(张星东,《国企》,2012年05期)


4、《江青导演的一出外交丑剧——“蜗牛事件”》(单兰,《党史纵横》,2004年04期)


5、《江青炮制的“蜗牛事件”》(冯鸣,《钟山风雨》,200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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