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摆摊人：卖完这批货，我就回家｜真实故事计划 No.600

源济

北京摆摊人：卖完这批货，我就回家

原创 王青 真实故事计划 2020-07-02

个体摊贩落脚城市，充实街道，成为城市崛起的建设者和见证者。却也在城市狂飙猛进中，不断被边缘化，消失在每一条地下道与十字街。北京摆摊人秋红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600 个故事

故事时间：2003-2020年

故事地点：北京

一天  

中午12点，秋红开始整理贴膜的摊位。一张简易拼接的木头桌子上，依次放着攒拢成一团的手机数据线、手机贴膜的硬壳版广告、收款二维码。除了贴膜，秋红也卖一些零碎物件：充电宝、各类端口的数据线、耳机、运动袜、防臭鞋垫、头绳……统统收拢在一块两边有抽绳的麻布上，方便跑路。

这里是北京三环的一处地下通道，也是秋红摆了十多年地摊的地方。通道两侧与正中的出入口外，是贯通东西向的高架桥，桥下立着几块公交站牌，人流车流不息。相比外部的嘈杂、敞亮与热闹，通道内部寂静、阴凉、透着潮气。大部分时候，半天也没个行人。

秋红的摊位在地道南侧靠墙的位置。秋红今年43岁，河南人，她个子不高，皮肤白净，长发在脑后扎成齐整的发髻，上身穿亮蓝色T 恤、下身一条黑色运动裤。说话时，一双眼睛不忘探测周围的响动。

她和丈夫小杨在北京，主要靠给人手机贴膜生活。疫情防控期间，各地明确不允许人员聚集，2月至4月，夫妻俩一直待在老家，没有收入。4月底，小杨等不及先行返京，他心疼春节前预支了半年的8400元房租。

5月中旬，听闻国内疫情好转，北京管制放松，秋红回京，居家隔离14天后开始摆摊。6 月 18 日，北京再次出现确诊病例。一夜间，原本松了骨的城市重新进入紧张的戒备中，小区门口的查证登记点严阵以待，胡同入口处的封禁线重新拉了起来，不少公园景区闭门谢客，热闹了几天的餐饮商户重新关张。

秋红原本就不景气的地摊生意愈发冷清。北京疫情再度爆发之前，她每天早上 6、7 点出摊，晚上 11、12 点结束。现在，她每天中午上工，做到晚上 8、9 点。时间短，人流量少，一天下来，常常连50 块也赚不到。但预支的房租和每月两千多块的生活费悬在头顶，即便生意不好，她也要来试试。

下午 3 点，秋红开始吃午饭 —— 一碗西红柿鸡蛋面，是小杨从附近的出租屋给带的。面是小杨自己做的手擀面，外加一些豇豆当浇头，拌好后，装进不锈钢碗里，外面套个塑料袋。为了省钱，他们很少在外面买饭，中午这顿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会吃比较饱腹的面食。

小杨是秋红的第二任丈夫。秋红的前夫在北京开汽车修理厂，收入稳定，但经常家暴秋红。2003 年刚来北京，秋红便离了婚，直到遇到小杨，才体会到家的温暖。“小杨是好，穷是真穷，但对我也是真好。”

从地下通道南侧出口的马路出发，顺着高架走，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就会看见地铁站的出入口。这里原本也是一条地下通道。早年地铁线路规划调整，地下通道变成了进出地铁口的过道。

小杨的贴膜摊位就摆在过道的拐角，也是一块布，一张桌子，此外，小杨还提供修手机维修服务。2019年下半年，贴膜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秋红让小杨学修手机。说是修手机，其实就是换屏，换电池。两个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摆摊，既能分担被抄的风险，也能吸引更多人流。

因为地处枢纽站口，小杨的摊位更热闹，也更危险。他通常下午 2 点钟收摊，否则城管来了，没跑成的话，一天都白干。收了摊，小杨先回去给秋红做午饭。送了饭后，再换地方摆摊。

晚上9点多，夫妇两人一起收摊回到出租屋。出租屋是一间平房，厨房和厕所是小区公用的，月租1400块，唯一的好处是能洗澡。他们煮了些小米粥做晚饭，吃完饭洗漱完毕，将近12点，两人躺下了。

秋红算了算，这一天她摆摊赚了80多块。 

作者供图 | 地下通道的摊位

落脚

秋红来北京的17 年，大多在地下通道度过。地下通道馈赠她的和拿走的一样多，但她很少想过要离开去别处，“在这儿习惯了。有时候走了都会想。”

来北京前，秋红辗转在河北、深圳。秋红出生在农村，在家中排行老大。为补贴家用，她15 岁便辍学打工，先去邢台的砖厂搬砖，也给工人做饭。17 岁那年，又跟着同村的姐姐去了深圳一家电子厂，“那时打工都去广东和深圳，赚得多，还包吃住。“

在深圳的那几年，因为没办暂住证，她几乎没有出过厂，连去附近的小卖部，也戴着厂牌。

秋红还记得2003年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件。她至今想起来都害怕，一个大学毕业生，就因为没带暂住证，被当成“三无”人员抓起来，最后在救助站离奇死亡。

孙志刚案发生不久后，实施了 21 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全面废止。新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要求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核实，对确属救助对象实施生活救助。

也是2003年，秋红听说北京对外来人员管理松了些，刚好前夫也在这儿打工，她跟着来了北京。 

刚来时，秋红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性格内向的她常被老板嫌弃上班不说话。她每天拼命刷碗、拖地，什么杂活都干，最后还是被辞退了，“老板说招的是服务员，不是刷碗工，干得再好也不行。”

2003 年底，秋红被前夫打出了门，“他把我打得半张脸都紫了。我实在受不了，就揣着十块钱，逃了出来”。从十里河坐车到东直门，她哭了一路。下了车，一家报亭的老板见她可怜，就分了几张地图给她卖。“别人卖 4 块，我就卖 3 块。一个下午就卖完了。”

摆摊卖地图成了她唯一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法子。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娘家，她说，“你还年轻，不懂。那时候不像今天，农村妇女如果被老公打了就跑回家，家里人会说你没用，连自己的老公都拴不住。我还是要一口气的。”

有一回，她坐公交车换乘时，经过了现在这个地下通道，“我一看，都是摆摊的，也有卖地图的，就占了个位置，学着他们的样子卖（地图）”。因为卖得比别人便宜，秋红开始拿更多的货。一开始一天拿 10 张，后来拿 50 张。

那几年，地摊是年轻人寻新奇、大人们寻便宜的好去处。通道从南向北的两侧都被铺得满满当当，卖艺的、卖吃的、卖衣服小饰品的，什么都有。好多人收了摊也不回去，就睡这儿。怕第二天来了抢不到地。

为抢摊位，秋红每天 4 点多起床，换两路公交。6 点开始摆摊。饿的时候买两个馅饼吃，喝点自来水。晚上收工就到宿舍附近买一碗 4 块钱的牛肉面。“有的吃就不错了。”

2004年底，她和小杨经家人介绍认识。小杨体贴，让她在北京有了一些踏实感。

手机成为城里人的标配，大概是从2005年左右开始的。很快，秋红摊位的商品也从地图换成了容易卖钱的手机壳和屏幕保护膜。赚钱也说不上，但确实比之前要好一点。“诺基亚 310，屏幕这么小，你贴也贴不了几块钱。”

iPhone 的出现让秋红的贴膜生意逐渐好了起来。2012 年前后，是秋红的地摊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每天大概能赚 一两百块，一个月也有两三千的收入。当时房租不贵，一个单间 500 块，还能攒下一点钱。

一点点赚，一点点攒。她和老公攒了10年，总算攒够了能在老家村子里盖房的钱。

当然，也会被城管抄。不抓人，就抄货，再给你一张罚单。“第一次 100 元，第二次 200 元，一次比一次多。如果半年内不被抓到，下一次被抓就按第一次的罚款给。”按罚单缴费，就能赎货。

变局

生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差的，秋红也很难说。 

互联网电商起来后，来逛地摊的人越来越少。除了卖手机壳和手机贴膜，秋红决定去批发市场加货。为的是增加商品种类，吸引更多顾客。

加了货，生意还是没变好，还有了销货的苦恼，“人就是这样，生意越是不好，越想加点东西，结果还是卖不出去。”

另一方面，进货也变得困难了。2013年，北京开始推进首都功能疏解行动，包括“动物园”在内的批发市场被划定成非首都功能产业，分批次疏解出京。许多批发市场关闭，没关的，也没什么人了。“只有木樨园的丹陛华还在。也是一直说要关，还没关。”

 “11.18 火灾”之后，城里城外开展了为期 40 天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范围波及出租公寓、群租房、集生产、仓储、住宿一体的多功能建筑体等。

这场火灾与后续行动影响了包括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大量产业与人群。像秋红这样没钱没出路的“业态”成为首当其冲的清查、严查对象。无论是个体户，还是打工者，这些群体原本赖以生活的生存基础变得越发稀薄。

去年，摆摊被清查最严格的阶段，她连续被抓多次。“第一次 5 天，第二次 7 天，第三次 10 天。有一次，刚来摆好东西，就被抓走了” “那时候每天出门前，都想着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抓到我连生活费都拿不出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歧视”。整治行动之后，来捣乱、说闲话的人多了。有一回，有两个人故意从她的地摊上踩过去。其中一个指着秋红的鼻子骂，“谁让你们这种人在这里摆摊的？” 

遇到这种刁难，她通常都不敢吭声，“没办法，我要是说句什么，他们一报警，我就什么都没了。”

也会有气不过的时候。有一次被抓，旁边路过的老太太就指着她说，撵的就是你们这些外地人。秋红没忍住，对他们喊，“现在是撵我们外地人，我们外地人撵完了就该撵你们了。”

在秋红看来，这些人口中的“你们这种人”，肯定不是所有外地人，而是像她这样没钱、没学历、没工作的闲杂人等。

从2015年到2019年，生意不好外加严查严抓，通道里的地摊越摆越少。秋红指着对面说，“这里以前都是人啊，现在你看，啥都没有，只有我一个”。

如果说有什么慰藉，秋红觉得住处附近的邻居还是挺好的。

在地下通道摆了十几年，附近小区的人秋红基本都认识。路过也会打个招呼，生意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去哪儿了，偶尔顺手带几双袜子。聊天间隙，周围的邻居大妈过来和秋红聊几嘴。秋红说，这个大妈以前也在这里摆过摊，“退休了没事做，家里不穿的衣服拿过来摆摆。但人家是本地人，生意不好之后就不来了，在家带带孙子。”

归途

在秋红看来，摆摊的十多年，只有“过得去”和“过不去”两种情况。眼下，她似乎到了过不去的时候。

6月24日，我再度见到秋红。她告诉我，她决心要回老家，等手上的货销掉就回。“真的没生意，活不下去。你看我前天卖了 50 块，昨天卖了 25 块，今天还没卖过钱。我天天出来，天天愁。在宿舍待着也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秋红发愁的是两人在北京的开销，水费每人每月20块，电费1个字1块5，一个月差不多200块。加上吃喝，零零总总大概2000多块的花销。他们快要支付不起了。 

6 月初，“地摊经济”一词上了微博热搜。一张“北京地摊地图”在网上广泛流传。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这张地图实是谣传。帖子中的 109 处摆摊地点，实际上是无序设摊较为集中的位置。同步，城市管理机构也进一步辟谣，称目前北京还没出相应的政策，地摊管理方法仍旧按照之前的政策执行。

对于此时的秋红来说，地摊是否复兴都和她没了关系。她说，以前出来摆摊，都还盼着能挣多少钱，2018 年那会儿是盼着晚上能不能回得了家。现在呢，心里想的是开不开张，今天能不能开张？

我问她，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她说不是不想找。是不知道除了摆摊，自己还能干什么。

如果改行，一来没摆摊自由，“摆摊你想什么时间出来都行，换我带孩子的那几年，工作根本不可能找到。”二来，“……为什么干这个，就是干别的干不好，才干这个。” 

更为现实的是，年龄和体力优势不在，打工的门槛越来越高。去年，见相熟的人都去广东找工作，秋红让小杨也去一趟广东。一个月之后，小杨跑回来，“四十多岁的人，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回家，真的是归途吗？

回到农村老家，秋红也无地可种。1998 年村里分地，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她当时怀着前夫的孩子，躲都来不及，地就更加不敢要了。没分上地，就指望着三年、五年再分。等了十几年，地再也没动过。没地，也就断了一种基础的收入来源。

地没了，回家还能做什么？她告诉我，“就只能带小儿子，然后做做地笼（地笼，也称地笼网、地笼王等，主要用于捕捞小鱼、小虾和螃蟹，是农村捕鱼的必备工具）。”然而，由于做地笼的人越来越多，做地笼的价格也从去年的5块一个，降到了3块5一个。但毕竟也算有活干。

除此之外，女儿今年也要高考了。因为自己没机会上学，秋红很怕女儿上不了学，长大了委屈。咬咬牙，她在老家县城的打工子弟学校给孩子报了名。由于社保基数不够，她每年要支付比普通人更贵的学费与学杂费，还不包括吃饭、交通、做题用的练习册，加起来没 5 万不行。

说着，秋红打开微信，找到了几张女儿发来的漫画草图，画的是《犬夜叉》里的杀生丸，秋红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叹了口气，“她平时喜欢就喜欢画这个，我也不懂。以前刚开始画的时候，我还问她要不要给你报个班，她说怕花钱。现在想上，我也没钱给她上了。”

这是6月24日下午 4 点，下班的人匆匆从通道走过。偶尔，有一两个人驻足。瞧了几眼，看到上面的灰和包装袋的褶皱，撇撇嘴，走了。

这天，北京落了一场雷暴雨。晚上8点半，我发微信给秋红，问她安不安全，到家了没。过了十多分钟，她回我，“去了地铁口。看雨大了，想卖点伞。买的人也不多。”

- END -

撰文 | 王青

编辑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