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批判｜血钻故事

源济

《菊与刀》批判

原创 血钻故事编辑部 血钻故事 2020-06-18

来自专辑

血钻观察

日本人的教育是：

人要和自己过不去

舒适、散漫、快乐

都是人生的大敌

          ——《菊与刀》

1

奇书七寸

《菊与刀》是个奇迹。

一个从未踏足日本的美国人，临危受命，凭书斋中有限资料，赶鸭子上架，草就十万字小书，不曾想竟开山立派，成一家之言。此书被译为多国文字，短短数十年，寰球销售无可计数。

也许有人会问，菊与刀的畅销，是营销有道还是实至名归？它被称作“日本学”开山鼻祖，究竟当不当得起？

 

《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

 

英国人王尔德说，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中国人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美国人研究日本，必事出有因，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盖美利坚者，实用主义之民族也。

 

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美军对日大规模反攻方兴未艾。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菊与刀》写作之肇始，即是作为决策者的“精神食粮”，为军政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此书虽发轫于兵荒马乱之时，观其内容，却一派田园气象。作者处西滨而谈东瀛，将岛国物事，人情义理娓娓道来，妙笔生花处，偏又显得朴实无华，此隔山打牛技艺，非极聪慧之人莫能为。然而，在我看来，《菊与刀》一书，文胜于质，才超于识，又兼志大量小，实为美中不足之憾事。

 

本尼迪克特女士，虽自诩文化人类学家，实为一文艺女子，早年修英国文学，性喜作诗，深谙文字炫目悦耳、勾魂夺魄之用，后虽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想必仍难忘情文学，于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菊与刀》中充满个人趣味，对家庭婚姻，人情义理，乃至儿童教育都有细致入微的文学刻画。此类事情，古已有之。昔者司马公供职太史令作《史记》，莎士比亚于“国王剧团”作《哈姆雷特》，米开朗基罗受教廷雇佣作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尽是官方任务，又尽是个人作品。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作《菊与刀》，亦可作如是观。

 

文艺与社科混搭，最易诞生经久不衰畅销作品。

好比小说要当非虚构来写，非虚构要当小说来作，罗素《西方哲学史》，丘吉尔《二战回忆录》，鲍勃迪伦民谣歌词，体例各不相同，却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当罗素《西方哲学史》卖得烂大街时，比他更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却没几个人读过，因后者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无文学为之润滑也。

文采斐然的哲学大师：罗素

 

说《菊与刀》是学术作品，毋宁说其是文学作品。

好比一本小说，读者极易受主人公性格魅力牵引，手不释卷，欲罢不能。《菊与刀》论述之精要，恰恰在于日本人性格，对此，作者开篇即有精彩描写：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们顽固不化，又容易适应巨大革新；他们忠诚不二，又对上级心存叛逆和怨恨；他们倾慕西方文明，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又极端保守；他们爱美，痴迷菊花栽培，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耀……

 

人物的矛盾性格，是文学永恒之主题。

其实，在新旧时代交错拉锯下，这种矛盾性格不只日本人独擅，而是普遍存在的。但在效果上，本尼迪克特的描述，确实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人天生对斑驳的事物感兴趣，亦正亦邪的角色，似是而非的观点，错落有致的文字，无数读者因开篇的描写，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产生出极大兴趣。

书中提到，本尼迪克特对“统计法”不屑一顾，她认为，在不了解其国民性格时，占有大量资料，进行严谨的抽样调查，并不会带来什么启示。统计法固然不足，至少是科学方法，但大而化之的臆想，对号入座的感性推论，则属于文学花招了。

 

以语义的矛盾对立面作花样文章，古今一体，中西皆同，集大成者当属《道德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此类文字，固为文学艺术之上上乘，但无法究诘，多少人解读来解读去，哪个敢说自己真的懂了，几千年过去，还是四个字：不明觉厉。

相比起来，《菊与刀》的文学笔法，只具其毫末，不过是正逢时事潮流，文学社科混搭，才洛阳纸贵。说它是多么严谨多么权威的“日本学”开山之作，只是广告文案罢了，不必太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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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军参读物

《菊与刀》创作肇始，是作为美国政府的军参读物。

本尼迪克特开篇不久，即着墨于此，从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推理其民族性格，可惜为现象所迷，未能溯之源头，写的似是而非，一鳞半爪，到最后，推理变意淫。

 

日本不单是资源输入大国，更是文化输入大国。隋唐时输入中国文化，明治时输入欧美文化，再加上本土的神道宗法，此三者构成现代日本。不同于清朝洋务大臣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日本似乎是体用不分，可以说都为体，亦都为用，“三体”有“三用”。

二战时日本军方战略及士兵行为无不受这三者影响。本尼迪克特探索战争中日本人心理，一不谈中国影响，二不谈欧美渗透，三不谈神道宗法，仅拿日本军方某时某地的宣传口号作依据，可乎？

葛饰北斋绘画作品

 

本尼迪克特过于看重日本军方的宣传文字，像什么“让万国于国际秩序中各安其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以为从这些文过饰非的“官话”中能获得破解日本人行为密码的钥匙，岂不大谬？这就好比以为用特朗普剽窃来的那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能读懂美国当下政局，简直“Too simple”。

 

紧接着，本尼迪克特女士又从日本军方宣传中，得出美国重物质，日本重精神的结论。她写道：就算打了胜仗，日本政治家和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和美国人信赖物质的较量；而打了败仗时，他们又会反复说，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必然失败。

 

兵者，诡道也。

《孙子兵法》中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这句话说白了，就是通过宣传，让士兵舍生忘死地战斗。日本人对中国兵家典籍奉为圭臬，二战中学以致用，精神胜过物质云云，很大程度上是宣传手段，傻白甜的本尼迪克特女士硬要往民族性上扯，以偏概全，以致于谬种流传。

 

退一步讲，重精神轻物质，若确为日本人气质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某个特定群体中，盖彼时之日本政府，实为军国统治，国家机器的宣传造势，是军人的妄想照进现实。

明治时期，内阁法初定，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军官中任命，此条例原是为了防止持有自由民权论思想的人染指军队，后成为军人操纵内阁之肇始。

前面提到日本文化有“三体”“三用”，其实日本军人思想，其源亦有三，首先是武士道，食禄报恩，舍生忘死那一套；其次，神道宗法中的等级观念和迷信，弘扬皇道于四海，万物各得其所；第三，一战前后，尼采超人哲学等西方思潮的渗透。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种种言行，公开的和私密的，都跳不出这三个范畴。

 

本尼迪克特女士的路数，仿佛打盲拳，东一拳西一脚，在大量的无的放矢之余，偶尔也能击中某个小目标。她这样写道：不管遭遇什么灾难，城市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政府对老百姓的解释都是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收音机依旧在夸张的宣传，他们处在一个“一切皆在预料中”的世界。

 

认为一切皆在预料中，极有可能是日本人性格中的盲点。

三岛由纪夫在小说《爱的饥渴》中，描写了一个名为杉本弥吉的农人，在他看来，城里人没有先见之明，只好忍受配给品，买黑市的高价米，而他有先见之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杉本将一切归于先见之明，就连他不得已被辞退，也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优秀的小说，是时代生活之镜，既是虚构的，又无比真实。这就像你想了解明朝晚期的市民生活，读《金瓶梅》会比读明史来得更直观。

本尼迪克特在灵光一现后，又回归信马由缰状态，转而论述日本民众是如何崇拜天皇，按她的说法，只要天皇有令，即便手里只有一杆竹枪，日本人也会毅然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就会立即放下武器，连最强硬好战的关东军也会停止战斗。

本尼迪克特的这个观点，可谓贻害无穷，直接影响到美国战后对日政策，作为战争祸首之一，天皇竟未受到任何惩罚，今天日本极右势力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皆因美国佬当日偏听偏信。

 

须知，天皇崇拜是近代事体，明治维新前的七百年幕府时代，民众唯将军马首是瞻，天皇不过傀儡，形同透明，民众亦不知不觉，不痛不痒。所谓狂热的天皇崇拜，不过国家机器宣传使然。

再者，本尼迪克特总结出日本人的行为准则：选定一条道路，就会全力以赴，若失败，就毫不犹豫选择另一条路。

不得不说，本尼迪克特女士这点总结得相当精准，概大和民族，虽有所谓武士道精神，却绝非冥顽执拗之辈，亦不像北美印第安人那般天真决绝，抱着信仰，身死族灭。在逆境时，日本人有极强的求生存意识，崇拜强者，到了顺境，又极易不可一世，贪心妄为。这或许是地理缘故，岛国促狭，难养浩然之气。

 

奇怪的是，本尼迪克特既发现了日本人这一诡诈凶悍的性格，为何还要断言日本人不能失去天皇？这岂不是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大概是综合考量，怕日后美国接收日本，骤废天皇，引发动荡，所以曲言附之，图一时之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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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亡灵国度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由表及里，论述日本人“各安其位”的民族性，可用到的，尽是拆台的材料。

 

武士和商人“不安其位”，联合起来搞掉了幕府；农民也“不安其位”，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六十年里，起义不下一千次；最底层的“秽多”，“非人”能安其位吗？恐怕不见得，他们不过无力反抗罢了，在背死尸拉粪车的艰苦劳作中，偶尔抬头望见达官要人的高头大马，心里未必不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

真正做到“安其位”的，大概只有皇室和贵族。

 

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大相径庭，美国信奉平等，日本信奉“各安其位”。本尼迪克特女士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发现”颇为得意，进而忘形地断言：等级制对日本人而言，如同呼吸般自然。

 

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

 

不同地域的人，之所以看起来千差万别，无非环境际遇所致，但万变不离其宗，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一个人不论来自亚洲还是美洲，也都是人。1940年，日本天皇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中说，让世界万邦各安其位，是永久和平的前提。我们要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思，要从“人”的角度切入，而不是一股脑地推诿给“日本人”的民族性，说什么等级制如呼吸般自然。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论述民主制和等级制的心理基础：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达到同样平等的境界；一些人看到不如自己的人得到的与自己相等，甚至比自己更多，同样产生不平情绪，企图达到不平等的境界。

日本显然属于后者，一方面是大和民族的莫名优越感；另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地理环境，国土狭小，资源稀缺，火山地震频发。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解到这些，我们才能明白天皇口中“各安其位”的真正含义——在他眼中，不平等才是平等。

日本昭和火山爆炸式喷发

 

可笑的是，为着这“不平等”的“平等”，最注重等级秩序和家庭秩序的日本人，竟然在国际关系中，把日本比作中国的长兄，简直颠倒人伦。如果非要比喻，日本只有做儿子的份，伊有两个爹，一个中国，一个美国。儿子大了不好管，打完穷爸爸，还要打富爸爸。不得不说，偷袭珍珠港的决策，实在是太“虎”了，难怪山本五十六要拍电报：“虎虎虎”。

 

本尼迪克特女士以“各安其位”为题眼，论述日本各阶层，上起皇室贵族将军大名，中有士（武士）农工商，下及“秽多”“非人”，不可谓不全面，但偏偏遗漏了最重要一环。

天皇并非位于日本等级制金字塔最顶尖，在天皇上面还有“kami”,即神。该日文大意为“高等的”“上等的”“卓越的”。这里的神，指的是死人。神道教信仰，活人世界由死人世界统治，所有死人都成为神。

战争期间，日本士兵剖腹自戕，舍生忘死，其勇气之源，大概来自于此。对此，小泉八云在《日本与日本人》中有精辟论述：他们（死者）指挥着时局的变化，风和雨，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当我们看到安倍晋三，小泉纯一郎，桥本龙太郎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愤懑之余，大概未曾想到，这竟是一个由“亡灵”统治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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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治维新

近代日本崛起，发轫于明治维新，本尼迪克特作时策论供军方参考，本应对此浓墨重彩，不成想，“明治维新”一章，却成为《菊与刀》最大败笔。吾观此章文字，就像读百度百科，尽是不痛不痒的东拉西扯，最后扯不下去了，一股脑儿归结为“各安其位”的道德体系，倒是省事。

 

作者开篇即说，“王政复古，驱除夷狄”这个战斗口号，是日本近代史之开端。王政复古即“王政奉还”，由倒幕势力提出。

前面说过，本尼迪克特似乎对官方口号格外青睐，总能从中推理出“深刻道理”，进而提炼为日本人独有的民族性格。事实上，口号这种东西似是而非，提出它的人，往往不是为世间真理，而是为自家利益。本尼迪克特一大失误，就是没有深究口号背后的真相。

《大政奉还图》

 

说是“王政奉还”，其实在明治以前，何曾有过“王政”？

幕府时代，天皇固然为傀儡，幕府之前，天皇就有实权吗？举个例子，自公元967年起，一直到1084年，藤原家族独揽大权，通过担任“摄政”或“关白”的职务，维持“摄关政治”百余年。其中以藤原道长为尤，他作为外祖父，在外孙中不断更换天皇，摄政30多年，留下“此世即我世，如满月无缺”的跋扈诗句。

外戚或贵族摄政绝非个例，纵观日本历史，天皇的位置一直处在风雨飘摇中，公元592年，崇峻天皇不满贵族苏我马子专权，想要有所动作，结果惨遭杀害。

可见，倒幕人士提出的“王政奉还”，在当时不过是漂亮口号，与史实不符，至于明治维新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中，明治天皇从虚君到实君，真正实现乾纲独断，那已是后话了。

 

在明治以前，日本贵族权臣对天皇采用的伎俩无外乎“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国志》中有倭人遣使魏国朝贡并被授予“亲魏倭王”印的记载，而罗贯中《三国演义》问世后，更是风靡岛国，对日本文学产生莫大影响。

想必日本人对曹丞相手段，有着深刻印象，即学即用，屡试不爽。可惜，实心眼的美国佬不懂其中奥妙，1850年代后期，美国总领事汤森·哈里斯仍坚持称将军为“天皇陛下”。直到二战后期，本尼迪克特女士才回过味儿来，力劝美国政府保留天皇，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故技重施，仍然奏效。

 

在日本史众多天皇中，明治之所以出其类拔其萃，个人能力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时势使然。

伊藤博文那帮赴西洋考察的大臣，取回三卷“立宪真经”，分别为英国式政党政治，法国式民主政治，德国式威权政治，经过一番比较考量，并结合明治之初的社会环境，日本选择了类似德国式的威权政治。

1889年明治宪法，设两院，张民权，但宪法由天皇颁赐，天皇凌驾于宪法之上，拥有国家大事的最终决定权，议会只是咨询机构，起协赞作用，国家行政工作则由总理大臣全权担任。有“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珠玉”在前，加上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提到：日本的一大优势是国民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日本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

“明治宪法”颁布图

 

不得不说，这种围绕一个核心人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类似先哲所说的“开明专制”），对促进经济军事发展，无异于一剂猛药。明治维新后，短短三十年时间，日本已俨然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然而，它的负作用也明显，一是难以长久，二是容易失控，日本随后转向军国主义即为佐证。

 

以明治为镜，值得思鉴。

 

本尼迪克特女士虽写明治维新，可通篇陈词滥调，咬住“各安其位”四字不放，强调日本等级思想病入膏肓，无从“维新”。须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明治时期明令废除等级制，以武士为例，早在1869年，武士等级被精简为上下两级，三年后，所有非武士人口，归类为平民，而下级武士，亦被并入平民。这些武士，不再享有特权，取消年俸，不得佩刀，甚至不允许穿特殊服饰，留特殊发型。

 

或许，本尼迪克特的意思是等级制度虽废，但等级思想永存。这值得商榷，同样以武士为例。武士都没了，其精神能存留多久？以西乡隆盛为首的武士，发动反明治的佐贺之乱，一呼百应，起义虽失败，却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面旗帜，其遛狗雕像，至今屹立于东京上野。

与此相对，1970年11月25日，作家三岛由纪夫潜入东京某军事基地，扣押益田兼利将军为人质，在阳台上向集合的军队发表演说，痛斥民主自由毁了日本，三岛极力煽动军队，却无人响应，最后切腹殉道。

三岛由纪夫

如果说西乡隆盛是武士精神的黄昏，那三岛就是回光返照了，再往后，后现代席卷而来，对于那些被称作“御宅族”的日本青年来说，武士精神大概无异于天方夜谭。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常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许多年后，一个叫村上春树的日本畅销书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如此描述：日本已成为全世界空虚的中心。

 

“全世界空虚的中心”，这大概是武士精神最后的吉光片羽吧。

源济

结语

写《菊与刀》批判的初衷，是有感于强邻在侧，近现代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无孔不入。

甲午战败后，中国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日本人借旅游或探亲名义，到中国各个城市打探情况，将收集到的信息分门别类，绘制成图，每个城市的政治、经济、人口状况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就连街头巷尾都不放过。

而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不断深入，开设了多个研究机构，非常专业。在日本书店，关于中国的书籍随处可见，史书典籍，文化渊源，政治经济，无所不包。

与此相对，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就少多了，以致于提到关于日本的经典书籍，这么多年，就是那几本，大多还都出自外国人之手，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等，实在是没多少可读的，以致于物以稀为贵，让《菊与刀》这类水准一般的著作，被一次次重印，以及捧上神坛。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远远胜过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这个事实，令人不安。

为此，血钻冒着见笑方家的危险，斗胆草就这篇小文，希望能抛砖引玉，以待来者。

 

END

本文作者：哲空空，血钻故事主理人。重点研究方向：东亚，北美。

部分参考文献：

[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

[日]小泉八云著，《日本与日本人》

陈景彦著，《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吸收与改造》

[美]克里斯托弗著，《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