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一度是贵州省毕节市难以摆脱的标签，最多时超过260万的贫困人口，让它成为全国“穷人最多”的城市。得益于精准扶贫，到2019年底，毕节市贫困人口已减少到12万，预计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4年来，28.48万深居大山，被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贫困村民，经过易地搬迁，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腾讯新闻联合《新京报》，在99公益日到来前夕，推出系列报道《下山之后》，记录毕节变迁。
杨群英带着女儿张梅、儿子张顺奎在已成危房的老屋前。
于两山之间的小村庄，小河从村子里穿过，浅处只能没过脚脖子，垫着几块石头就能过去，河边树林掩映下，是几间苗族风格的木房……
这是张正勇的老家，毕节市威宁县哲觉镇沦河村中寨组。
张正勇的三个孩子，穿过门前小河回到家中。
但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张正勇，并不认为依山傍水的景色，有任何浪漫的意境，他甚至对它心存畏惧，尤其是在多雨的夏季。
2017年12月15日，张梅和弟弟张顺奎在老屋里。老屋已成危房，不下雨时，三姊妹会住这里。
2017年7月，张正勇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场持续不断的暴雨，让家门口那条温和的小河，变成了奔腾而下的洪流，它裹挟着泥石，溢出河道，席卷了中寨组，泥石翻滚，碰撞声如野兽沉闷的咆哮。
张正勇家的一间旁屋被冲塌，所幸一家人撤离及时，没有伤亡。
泥石流过去后，姐弟三人在窝棚下为家里的猪和鸡准备饲料。
但村里一对60岁左右的夫妻，和他们的外孙女，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连房子带人一起被洪水卷走。
张正勇一家从此患上了“恐水症”，一遇到大雨，全家就躲进一间地势较高的石棉瓦房，那本是给猪煮食物的房间，听着河道水声轰鸣，整晚不敢睡觉。
几次暴雨之后，张正勇的老屋成了危房，一家人从此在逼仄的石棉瓦房长住。
原本给猪煮食的石棉瓦房，成了张正勇一家的住处。
要不要搬离沦河村？张正勇偶尔也在考虑。
但更现实的问题是，能搬去哪儿？搬家后，全家的生计又怎么解决？
女儿张娜长大想当画家，墙和窗户上，她的作品随处可见。
光看面积，张正勇家土地不少，有将近10亩地。但其中只有不到3亩平地，种植玉米和洋芋，当一家人口粮、家畜的饲料。
孩子们在老屋里，身后的玉米是家里的重要财产。
另外6亩多山地，由张正勇的父亲开垦，大多是坡度30°以上的坡地，土质差，离家里远，水土流失严重，张正勇种了8年的核桃树，结不出几个果。
和张正勇一样，中寨有70多户人家，约300多口人，多是靠着这些山坡地长出的玉米和洋芋糊口。
喂完小猪后，张顺奎倚在门上观察小猪的状况，然后向妈妈报告。
几年前，中寨组的年轻人都走了，去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在电子厂和建筑工地出卖力气。
张正勇只在附近乡镇和县城工地打工，收入比去大城市的年轻人少很多。
他不敢走远，因为他有3个孩子，大女儿张梅、二女儿张娜，小儿子张顺奎，年龄都不到10岁，还离不开人。
杨群英督促三个孩子写家庭作业，孩子们已习惯了露天的学习环境。
2017年，妻子杨群英曾跟老乡到上海打工，但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迫回家了，“一是孩子太小，需要人照顾，二是家里的地没人种”。
泥石流过后，看着村里被毁的大片土地和道路，张正勇对未来的生计更加犯愁。
妈妈给张娜买的苗族新衣挂在竹竿上。张娜说，过节的时候她才能穿。
2018年，张正勇一家的“恐水症”，在一夜之间被治愈了。
这年12月，作为精准扶贫户，张正勇一家离开了中寨组，搬进了县城五里岗街道易地扶贫集中安置点小康馨城，开始在城里的生活。
次年9月，他的3个孩子，也都进入威宁县第七小学就读。孩子们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过他们的父母，“孩子们变得很快乐，成绩也提高了”，这很让张正勇和杨群英高兴。
2020年6月9日，放学后的张梅三姊妹在新家阳台上，亲戚送了他们一对小鸟当宠物。
五里岗街道有三个安置点，居住着几十个乡镇（街道）易地搬迁人口共6.6万人，配建了四所小学，两所中学，能容纳一万多名学生。
在城里安顿下来后，张正勇对未来的规划也更清晰，他联系了在北京做建筑的老乡，准备前去投奔打工。
“老婆找一份时间宽裕的工作，方便照顾家庭，我在外面安心挣钱”，张正勇说，这就是他心中理想的未来。
张梅在音乐课上，引领同学们跳舞唱歌。
但随后的一场意外，把张正勇的计划全部打乱了。2019年2月16日，参加亲戚婚礼的途中，张正勇被一辆汽车撞倒，从胸部到腿部，全身20多处骨折，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身体里打了20多块钢板。
医生告诉张正勇，要等两年后，他体内的钢板才能通过手术逐一取出来，在这之前，他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我的手现在都还不能正常活动”，张正勇自嘲道，“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2020年6月9日，张正勇向我们展示自己车祸受伤的部位。
康复期的张正勇，不仅无法再工作，甚至连家务都做不了。
车祸相关赔付，还在走民事诉讼流程，没有田地和牲口，家里也没了现金来源。养家的压力，落到了妻子杨群英身上。而对进城后的生活，杨群英并不能完全适应。
开土地后的杨群英，成了食用菌厂冷库包装车间的一名工人，从事包装杏鲍菇的工作。
杨群英进城后的日子，守时且规律。作为一个5人小组的组长，她每天早上6点多从家里出发，7点前到工厂，在食堂里吃早餐，然后打扫卫生、准备包装材料，8点前，组员到齐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早上6点40分，杨群英在工厂食堂吃早餐。
在从“村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中，杨群英有欢喜，也有焦虑。
欢喜的是，从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孩子的教育，到家庭收入，都有了大的提升；焦虑的是，自己对新的生活节奏，是否有足够的适应能力。
以前种地虽然辛苦，但时间相对自由。而现在，进厂工作的新鲜感正在褪去，各种无形的压力正在增加。
还有不到两个月，杨群英就干满一年了，她对是否留在这里有所动摇。
小组里的两位工友，动作不够麻利，拖了小组的后腿，每天完成量提不上去，有时甚至因为包装质量问题被罚。
为了提高产量，她所在的小组常加班，到家已是十点以后，几乎是早上走的时候孩子们还没醒，晚上回家时孩子已经入睡。
每月有2600多元收入，但不能兼顾家庭，让杨群英萌生退意。但现实的经济压力，又让她不得不三思。
“打算工作到今年8月，再找一个可照顾家里的工作”，杨群英说，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的，是女儿张梅被烫伤那件事。
早上8点前，车间负责人在开工前，将大家集合到一起开早会。
“一想起那件事，我心里就很愧疚”，杨群英说。
张正勇受伤不能做家务，杨群英忙着上班，平常家里是大女儿张梅做饭。不久前，张梅在油炸面饼的时候，被滚汤的油溅到了脸和左手，造成烫伤。
张正勇带着张梅去县医院，医生说，烫伤有点严重，建议赶紧到条件更好的六盘水市去治疗。
“你们是怎么看孩子的？”这句话问得张正勇无言以对。
烫伤一个多月了后，张梅的疤痕还没有消退。
一看到女儿脸上的伤疤，杨群英心里就难受。她和丈夫商量，等今年8月，车祸赔偿金到位，加上上班攒的钱，她打算在附近车站找个门面房，开个小卖铺，这样可以照顾孩子。
张正勇也有他的计划，妻子开店后，他准备回老家养鸡。他说，虽然不能干体力活，但他也不能白吃饭，要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减轻家里的负担。
姐姐受伤后，张娜和张顺奎承担了洗碗和打扫卫生等家务。
张正勇说，等2年后，自己彻底康复了，能做重体力活了，他就去北京建筑工地打工。
这本是他车祸前一个月就决定的事，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已给他找好工地，包吃住，“一个月有五六千的收入”，张正勇说，“我相信，只要勤快，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
在毕节，还有很多和张氏姊妹一样，好学、懂事但被贫穷所困的孩子。
第3791期
摄影&撰文 | 陈杰 刘旻
设计 | 杜小娟 编辑 | 匡匡 夏天
联合出品 | 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 新京报
鸣谢 |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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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2 05: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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