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一度是贵州省毕节市难以摆脱的标签，最多时超过260万的贫困人口，让它成为全国“穷人最多”的城市。得益于精准扶贫，到2019年底，毕节市贫困人口已减少到12万，预计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4年来，28.48万深居大山，被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贫困村民，经过易地搬迁，在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腾讯新闻联合《新京报》，在99公益日到来前夕，推出系列报道《下山之后》，记录毕节变迁。
孔维怀把成捆铜线剪开。教会一个工人，平均要耗费320元的铜线。
“一开始我以为机会来了，后来发现并不是”，孔维怀说。
毕节市七星关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距市区8公里，是毕节单体安置规模最大的搬迁安置点，安置了34个乡镇（街道）2.9万人，孔维怀是其中之一。
毕节市七星关区柏杨林街道，精准扶贫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孔维怀是一名刑释人员，2018年6月27日搬到这里，算是老住户。
“贫困户也要吃喝嘛”，面对“凭空”多出来近3万人的广阔市场，他做起了送水的生意。
“后来发现，送水的比喝水的还多，竞争太大，我放弃了”，孔维怀说，因为他忽略了“2.9万”背后，还有另一个数据，“就业人口1.2万”。
孔维怀站在搬迁社区的小广场里。
孔维怀决定另辟蹊径。以前他在吴江、东莞等地电子厂打工，通过老朋友，他拉到了给江苏两家大厂代工平衡电感线圈的业务，朋友向他保证，“电磁炉、电风扇、空调、冰箱都需要这玩意儿，市场大，不愁订单”。
今年4月27日，孔维怀成立了一家电子公司，在安置点开起了“扶贫车间”。
购买材料和设备的资金，主要靠朋友资助，“如果搞砸了，我就什么都没了”。
孔维怀敢开公司，看重的另一点是政府对“就业”的重视。街道办提供厂房，免租金三年，只用交物管费和电费，这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在柏杨林街道社区，有6个手工业就业扶贫车间，提供上千个居家就业岗位。
“居家就业”，是一种非常适合安置点的就业形式，挣钱照顾家庭两不耽误。
张帮巧是孔维怀的“员工”之一。早上起床，给三个孩子做饭，8点送孩子上学，回家花2个小时做线圈。中午休息，下午再做几个小时，然后接孩子、做晚饭。
张帮巧带着孩子在工作中。
张帮巧很满意现在的工作，她手脚利索，一天可以做三四百个，收入一百多元，“家里多一份收入，老公在外面打工，压力也没那么大”。
50多岁的杨正会，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地打工，她在家带孙子，时间没张帮巧多，但一天也能做两百多个。
正在工作中的杨正会。
孔维怀的厂有100多个工人，70%居家做活，从扶贫车间取材料，回家生产，领计件工资。
“从二十来岁，到五六十岁都有，以女性居多”，孔维怀说，工人们遇到问题，在厂的现场交，不在厂里的视频教，视频教不会的，他就自己上门去教。
孔维怀在教刚入职的聋哑人陈双凤绕线圈。
白天守车间，下午跑社区，时间久了，孔维怀发现，这老板并不好当。
因为不是每个工人，都像张帮巧这样让他省心。
居家就业对工人约束少，“手艺各有高低，产多产少全靠自觉”，这样一来，生产速度和出货量变得非常不可控。
车间刚开张时，“街道推荐了不少年龄偏大，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我也照单全收了”，孔维怀发现，“年轻人两三个小时就学会的东西，有的老年人十多天都学不会，浪费了很多材料”。
工人大部分是二十多到六十多的妇女，产品检测岗位有几个年轻人。
他估算了一下，教会一个人，平均成本320元，包括定制的铜线、磁芯等材料，两个月下来材料浪费了几万元。
另一个问题是，工人们自由散漫，“我考察过几家人，都学会了，做的也挺快，但今天回老家处理事，明天去喝酒，有人领400个材料回去，5天都做不出来”。
“有的工人把发的材料搞丢了，我也没办法找他要钱，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很多靠低保吃饭，拿啥赔你？”
“有的人并没有上班的意识，没把我这当厂，而是当成了菜市场”，对此，孔维怀也理解，进城前，大家都在地里干活，突然进城了，角色还没转换过来。
孔维怀公司的产品。
按照合同，三个月内，对方厂家不催货，不付货款。三个月后，做得好，厂家收货付款，做得不好，厂家不再发货，退押金完事。
对此，孔维怀有点心急，他怕订单被别家抢走，怕之前的钱白投了，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在想对策，“要买打卡机，建立请假、辞职、全勤奖励制度，愿意干的就跟我干，不愿意的，咱们好聚好散”。
孔维怀近期目标，要招300人以上。人越多，设备使用效率越高，产出和收益也越稳定。
“从农民到工人，大家还需要一些时间扭转观念”。
孔维怀帮到厂里上班的工人照顾孩子。
60多岁的石天惠，进城有一段时间了。
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在外地读大学，一个在县初中住校，家里只有她一人，“一个人住着，感觉空荡荡的”。
有人约她去上班，石天惠说，“别开玩笑了，我什么都不会，只会种地”。
对方说，“对，就是种地”。
威宁县在五里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流转了3000亩土地给搬迁群众经营。
今年6月27日，威宁县易地扶贫搬迁前期工作结束，66565名大山深处的贫困群众搬进五里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政府在安置点周边，流转了3000亩土地，交给由搬迁民众组建的合作社种菜。
政府通过县农投公司，垫付70%的资金，用于地租、土地平整、工人吃住、配套设施等，30%资金由搬迁户集体入股。
“产生收益后，合作社把垫资返回，剩余利润作为分红”。
俯瞰威农合作社的蔬菜基地。
万河易地产业扶贫蔬菜基地，位于威宁县小海镇，临马路的一排两层楼房，是威农合作社的宿舍和食堂。
员工一共70人，管理着周围400多亩菜地。每10人一组，石天惠是三组的组长。
威农合作社有70多名职工，女性比男性多。
提起在这里和在老家种菜的区别，石天惠说，“在老家，用锄头随便刨点地就能种菜，而在这里，种菜是个技术活”。
另一个区别是，家里种地，够吃就行，这里种地，是要卖钱的。“种玉米，一亩收六七百斤，除开地膜、肥料、种子、人工，还要倒贴钱”，石天惠说，在合作社种菜，一年能种三季，亩产值能达到1.2万元。
上工前，各小组长聚集在一起，布置当天的任务，分别是打药、锄草、施肥、补苗。
地里干了一辈子活的石天惠，在这里重温了集体生活。
务工者集中居住，统一劳动，包吃住80元一天，每月做满22天每天奖励20元。日工资加采摘类计件工资相结合，多劳多得。
石天惠说，以前种玉米，现在种蔬菜，从看天吃饭，到科学种植，技术差别很大，但道理相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石天惠已驾轻就熟。
过去是自给自足，现在是生产商品，技术要求高，团队协作更重要。
何献超是威农合作社负责人。他曾在昆明种了8年大棚，学了一套系统的技术。
为了成立这个合作社，他动员了安置点70个人，每人出了1000元入股。他说，每亩蔬菜纯利润1800元左右，年底能拿出70多万元分红。
“每月还有3000元工资保底”，他劝说犹豫的人。
2020年6 月11日，何献超在威农合作社的蔬菜基地。
何献超说，种菜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和社员们的沟通。
“大家觉得，自己种地这些年了，还需要教吗？”何献超说，按照他们的思路，地整平了，种子一播，薅薅草打打虫就可以了，没有科学的方法，也没有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的意识。
威宁县农业农村局专家为何献超的蔬菜基地提供技术支持。
比如传统农田没有工作走道，人在地里想怎么踩就怎么踩。规划化种植，锄草打药采收都在操作便道里完成，“土壤是否蓬松对萝卜影响最大，萝卜在长大的过程中，你从它旁边踩过去，把土踩硬了，它长畸形了，就卖不出去”。
光是“走路”这个问题，何献超都要挨着去教一遍。“有的性格固执、脾气犟，不服气，经常跟我吵，现在也慢慢能接受了”。
合作社的工人在工作中。
这样的事，也在何献超预料之中。
“工人们年龄大多在45-60多岁，新事物接受慢一些”，何献超说，大家没啥专业技能，种了半辈子地，你质疑他种得不对，“他也觉得难以接受”。
“现在也有年轻人加入我们了”，在石天惠的组员里，就有3个大学生，贵州民族大学的刘冬琳就是其中之一。因为疫情，学校没有开学，她随妈妈一起来合作社种地。
刘冬琳在合作社种地，她认为种菜也是件很专业的事。
“威宁年温差小、日温差大、海拔高、病虫害少，蔬菜品质高”，何献超说，威宁易地产业扶贫试点，已成为贵州规模最大的集中连片蔬菜基地、最先形成蔬菜全产业链条。
何献超相信，捋顺了管理的问题，合作社的事业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了解到，到2020年，威宁县易地蔬菜产业扶贫基地已有7万亩规模，蔬菜销往东南亚、粤港澳大湾区、北京、上海等地，带动了1万多名贫困群众增收。
孔维怀和何献超遇到的问题，何琪同样也遇到过。
“以前一提起新员工进厂后的表现，大家都头疼”，威宁县五里岗产业园区，威宁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外联部负责人何琪说，“现在好太多了”。
威宁雪榕金针菇日产量130吨，30条作业线，每条线10个人，每天要切四五吨菇脚。
“我们的不少生产流程，其实是可以通过机械化自动化完成的，但在威宁这边还不行，除了挣钱，我们还要考虑带动就业、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多做点事情”。
何琪介绍，从2015年在威宁投资建厂至今，雪榕生物现有2500名员工，绝大多数来自本地，精准扶贫户就有1500人、易地搬迁户500人。
“员工进入的门槛不高，年龄放开，文化不要求，只要身体好就行”。
杏鲍菇包装车间工作的工人。
何琪对新员工“头疼”的是，“刚进厂时，很多人没有上班和制度的概念，以为就是在这里捡菌子，工作散漫，不好管理”、“一到吃饭时间，垃圾扔得满厂都是”。
“但事实也证明，多花点时间，都是转化为职业工人的”。
从上下班遵守交规、吃饭排队、技能教育，“我们一点点的培训，最终都起到了效果”。
2020年6月10日，杏鲍菇包装车间开工前的早会。
杨子杰今年27岁，在这里工作三年了，“以前在天津、江苏、广东都打过工，现在一家人都搬到了县城”。
“如果能在家乡找到工作，谁愿意背井离乡呢？”杨子杰说，他和老婆都在这里上班，每月工资加起来有7000多元，包吃包住，收入可能没外面打工高，但“过得比外面舒服”。
“有很多一家人都在这上班的，有三四个人，一家月收入就一万多了”，杨子杰说，对搬迁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有了稳定的收入，在城里才能安心地生活”。
货运岗位有一大半是女性，工作起来不输男职工。
除了解决大人的就业问题，改善毕节留守儿童、贫困学子的生存现状，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
搬迁之前，居住在危房中的孩子们。
第3792期
摄影&撰文 | 陈杰 刘旻 李强
设计 | 杜小娟 编辑 | 匡匡 夏天
联合出品 | 腾讯公益 腾讯新闻 新京报
鸣谢 |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7-23 03: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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