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有一所特殊的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漂亮的莫斯科河畔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人是鲍罗廷。
“中山”大学名字的由来,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因此这所学校又被称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熟悉国共早期历史的朋友,对于“鲍罗廷”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
1923年至1927年间,他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中国广州政府代表,是协助孙中山“联俄容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人物。
当时,鲍罗廷被外界称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
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孙中山给鲍罗廷的聘书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
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鲍罗廷对于这所大学很重视。
他几番游走,在莫斯科的“黄金地段”选择了一个十月革命前俄国贵族的官邸作为“校区”。
校区的主建筑是一座三层楼的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等一系列改扩建设施。
就这样,一座旧贵族的宅院,被改造成为一所小规模的学校。
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大学生
那个年代中国年轻人对于苏联和莫斯科的向往之情是非常强烈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消息一出,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最终,有280人凭借考试脱颖而出,另20人经鲍罗廷的“特别推荐”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鲍罗廷推荐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子弟。
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除了国内招录的学生外,中共旅欧支部的一些同志也被邀请至莫斯科中大学习。
1926年1月7日,小平同志和傅钟、李卓然等17人按照中共旅欧支部的决定,乘火车离开法国前往苏联。
火车辗转欧洲多地,于十天后抵达莫斯科火车站。
莫斯科中山大学主楼
莫斯科中山大学采用小班制上课,课程主要有俄文、历史(主要是各种革命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学制两年。
这里的伙食非常好,有牛奶、鸡蛋、白面包、香肠、鱼子酱、点心等,全是西餐,一日五餐。
后来在学生们要求下,改成了一日三餐。
为了照顾中国学生的口味,学校后勤部门还专门请了中国厨师做中国菜,中餐西餐自选。
小平同志就是在这里结识了比自己小六岁的蒋经国。
两人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上下铺的舍友,小平同志还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
在那段异国他乡求学的岁月里,蒋经国饭后总是与小平同志等共产党人一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
散步途中,小平同志经常给大家讲述在法国勤工俭学和旅欧支部那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听得蒋经国津津有味。
那时候年轻的小平同志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
有一次蒋经国问小平同志,你为什么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
小平回答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
那是一个年轻人以干过清洁工而自豪的年代。
在莫斯科留学时,蒋经国把小平同志看成“大哥”、“学长”,他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小平同志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
当年在学校里,小平同志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等人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小平同志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
小平同志和蒋经国合影。参考: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7/0707/c85037-29389907.html
在小平同志和蒋经国的同班同学中,还有后来的开国上将乌兰夫等人。
乌兰夫汉名云泽、云时雨,1906年出生在内蒙古西部土默特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
1925年10月,他作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乌兰夫的俄文很出色,还是学校排球队的队长,经常率队与同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排球队打比赛。
他的同桌就是蒋经国。
不仅如此,乌兰夫和小平同志,还是蒋经国的“入党介绍人”(此处有争议)。
大约1926年底,青春期的蒋经国还和冯玉祥的十五岁的女儿冯弗能谈起了恋爱。
两人甚至在莫斯科结婚后同居。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段幸福浪漫的岁月,即将因为国内的风云突变而烟消云散。
台湾时期的蒋经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清党。
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和冯弗能都面临着两难选择——他们都被要求与国内的“父辈”划清界限。
在政治和亲情面前,冯弗能选择了亲情。
她要求结束学业、返回中国,并试图影响蒋经国与她同行。
蒋经国拒绝了冯弗能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在1927年7月写了一封自白书,宣布断绝与冯弗能的夫妻关系。
冯回国后,二人此生再未相见。
作为蒋介石之子,身处莫斯科的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必须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于是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同学们则激动万分,把他举起来,抛到半空中,高喊:“乌拉!乌拉!(俄语,为欢呼之意)”
蒋经国的表现让他在苏联一下子成了万人瞩目、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瓦赫列娃(中文名:蒋方良)和蒋经国,摄于1935年。1932年,16岁的她在乌拉尔河附近之工厂与蒋经国相识,两人相恋后结婚。1936年12月蒋经国回国后,瓦赫列娃在杭州被蒋中正和宋美龄接受,二人在浙江溪口举行第二次婚礼
1927年4月,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此后的九年里,随着蒋介石和苏联关系的恶化,蒋经国逐渐从一个“自由学生”,变成“半人质”。
虽然他仍在列宁大学等苏联高等学府深造,地位也不低,但斯大林始终不批准他回国的请求。
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蒋经国在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一度担任助理厂长兼《重工人日报》主编。
1935年,蒋经国还曾在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三度发表批评蒋介石的文章。
其中以1月22日发表的《给母亲的公开信》流传最广。
在这封长信中,蒋经国称: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
参考:
http://www.cwzg.cn/history/201910/52268.html
当然,回国后的蒋经国对这些文字都给出了另外一套说辞。具体是什么,我们就不讲了。
1937年初,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的蒋经国携苏联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蒋孝文)一起返回中国。
回国以后,蒋经国被父亲蒋介石安排在奉化溪口故乡,每日读《孟子》和《曾文正公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洗掉他在苏联所受的教育之“流毒”。
1950年蒋家全家福,前排左二为蒋方良
历史真的是非常滑稽。
五十多年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两位同学,竟在1978年先后成为两岸的主要领导人。
1978年5月,蒋经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宣誓就任“总统”。
也就在同一年,小平同志确立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历程。
在蒋经国执政的最后几年,两岸关系逐步破冰。
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和其父亲汪德官一起,从瑞士日内瓦去台湾探望病重的蒋经国。
途经香港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部长的黄文放到宾馆探望,并托他们带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
在录像带播放的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幕幕蒋经国记忆中既熟悉又模糊的场景:
秀美的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出生地玉泰盐铺、蒋氏宗祠、蒋经国小时候住过的洋房……
还有白岩山上蒋经国祖母修葺一新的墓地。
伴随着一帧帧的画面,蒋经国情绪非常激动,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
看完录像带,他对汪德官父女动情地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
同年11月,台湾方面宣布开放大陆探亲。
奉化溪口小洋房,蒋经国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去世。
中共中央发出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后来,小平同志曾这样感慨:
“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一语成谶。
蒋经国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登辉开启了“毁灭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进程。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