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美东时间8月9日17时35分，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3万例，为5036387例，死亡病例为162851例。
日子变得封闭而孤独，慢慢地接受挚友的疏远与离世，接受自己从愤怒到麻木的情感……困守在美国的半年，作者写下了这段逐渐趋于苍白的生活。五月上旬，因为要给狗打疫苗，我不得不出了趟门，这是我两个多月来第一次走出小区。在靠近社区公园的时候，狗不停地狂吠起来，我才想起来，原来它也两个多月没有在草坪上撒欢奔跑了。
这个公园是当初房屋售卖的亮点：一个给孩子玩的滑梯，一个在晚上会变幻不同颜色的音乐喷泉，两张配有烧烤架的石桌，蔷薇花丛旁的秋千架。但自从三月份新冠病例在美国爆发式增长，公园变得人迹寥寥，没有园丁再来修剪花圃和草坪，杂草长得有半人高，滑梯和秋千架锈迹斑斑，石桌上的烧烤架也不知所踪。门口的公交车站空空荡荡的。巴士来了之后，也只是为了应付差事那般短暂停了下。不远处的超级市场门口倒是排着队，每个人之间都有两米间隔。口罩脱销，购物的人各显神通，把围巾、T恤、毛巾，头巾等改装成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口罩，还有人把一整个水桶罩在脑袋上。暮色里，突然间有“咔”“咔”的微响传来。我仔细看，才发现我的邻居彼得坐在石桌上，一动不动的背影完全隐匿在这片寂静之中。他低着头，头发像是很久没有剪过，蜷曲的发梢向四面八方支棱着。他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小小的火苗时不时窜出来。“你有烟吗？”他突然出声，吓了我一跳。大概是太久没有说话的缘故，他的声音非常干涩。我走近了几步，依然谨慎地维持两米的安全距离，然后大声说：“不好意思，我没有。”他向后方摆摆手，表示不要紧，脚下碾过散落了一地的烟屁股。大约三天后，我从邻居杨潇那里得知，彼得的母亲安娜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彼时，新冠病毒在美国夺取了大约七万人的生命，安娜是这七万人中我唯一认识的。这让病毒从报纸上的数据，变成了我身边活生生的人。我还记得自己刚搬到奥斯汀的时候，举目无亲，连朋友都没有。搬运公司偷懒把家具放在楼下，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努力朝电梯口挪动一张巨大的床垫，一不小心撞上了从电梯里出来的安娜。我一迭声地道歉，安娜愣住了，继而笑起来，递给我纸巾让我擦擦汗。她替我骂了一通搬运公司，嘱咐我一定要打客服电话去投诉，然后让我在原地等一会儿：“我儿子下班回家正在打游戏呢，我叫他下来帮你搬！”过了一会儿，穿着套头衫和运动裤的彼得走下楼来，他揉了揉眼睛，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安娜就把他指挥地团团转。那一天，安娜和彼得替我搬运又组装好了床、床头柜、书桌、饭桌、沙发、电视柜。我根本不擅长看着说明书把不同大小的螺丝安放到不同大小的孔里面去，安娜和彼得看了一会儿，干脆让我去一边歇着，他们两个人从自己家里拿来了工具，“乒铃乓啷”一阵之后，空空荡荡的房子一下子有了家的感觉。乳白色的落地灯投射下一片光亮的扇形，沙发上放了安娜送来的两个靠枕，枕套是她用毛线手工织的。忙着忙着就到了晚上，我不好意思让他们白忙，家里又没什么正经的食材。干脆煮了一锅酸辣粉，放了几颗小油菜芯，煎了几个溏心荷包蛋，再放上香葱、香菜。端上桌的时候，安娜迫不及待喝了一口，然后立刻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好爽！中国菜好吃！”她竖起大拇指。她是墨西哥人，本来也喜欢吃酸吃辣，一边吃得满头大汗，一边问我要菜谱。彼得也小口小口地吃完了。他话很少，但还是客气地说，我一个人住，如果遇到了麻烦，可以打电话给他。安娜白天在家里无聊，而我因为工作性质原因，常常在家办公，安娜便常常来串门。有的时候，她带亲手做的墨西哥卷饼给我，有时候是我做了红烧肉或者蒜香鸡翅请她来吃。她说自己三十多岁才来美国，英语说得不太好，彼得在家里又不太肯说西班牙语，一来二去，母子关系倒并不是很热络。她似乎把没处说的话都倾倒在我这里，包括她年轻时候热烈的恋爱和最近几年零星的艳遇。她那些包含墨西哥的风土人情的故事很有趣，常常是她已经说完了，我还在意犹未尽地追问“为什么”。那段时间天气诡异，漫长的夏天异常炎热，中间又夹杂了闪电、雷雨、冰雹等各种古怪天气，我常常也无心工作，就和她一起坐在沙发上。她用柠檬和薄荷泡茶给我喝。聊着聊着，她会走到阳台上，稍微抽几口烟之后，把烟屁股弹出去很远。我们有大半年的时间常常见面，直到我和亚当谈起了恋爱，并开始同居为止。但我依然时不时在公寓楼下的会所里看到安娜，她常常在那里吹着免费空调，喝着免费咖啡，看免费的报纸。“一个人呆在家里太安静了”，她朝我挥挥手里的报纸，又挤挤眼睛，“我那天在阳台上看到你和亚当在公园里遛狗。”公寓楼里也逐渐搬来了杨潇和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我们建了个微信群，一聊，发现大家都或多或少受过安娜的帮助，吃过她做的菜。她似乎总是也闲不住，又不喜欢一个人呆着，经常帮帮这个又帮帮那个。一月份，大家好久没看到安娜的时候还有些担心，问了彼得才知道，安娜整理柜子的时候从椅子上摔下来，大腿骨折。我在华人超市买了些安娜很喜欢的蛋黄酥和绿豆糕，托彼得带去医院，彼得笑着说安娜一个星期之后就能回来了，到时候当面给她更好。安娜的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彼得因为要去英国出差，便让安娜住进了康复中心。三月份，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康复中心便不再允许探视了。似乎是为了安慰我们，也为了安慰他自己，彼得说安娜恢复地很好，已经可以不拄拐杖走上十分钟。他去过一次康复中心的楼下，安娜从窗户上探出头来，他们一边打电话，一边隔着五层楼的高度互相招手，安娜在电话里抱怨康复中心里的饭菜都太淡了，不够辣，吃起来不过瘾。“听说是那间康复中心里发生了聚集性感染。”杨潇发来短信，他有一天撞见彼得在电梯里嚎啕大哭。我放下手机，抱着沙发上安娜送给我的靠垫，连天黑下来都没意识到。
我不知道彼得会因为把安娜送去康复中心而内疚多久。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我们谈了病毒，谈了疫情，谈了不作为的总统，和怎么也不肯戴口罩出门的那一群人。彼得试图理性地谈论安娜的死亡，但很快就情绪崩溃。我们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其中一个多小时都是在痛哭流涕。挂上了电话之后，我觉得筋疲力尽。我把给安娜买的蛋黄酥和绿豆糕装在袋子里，放在了彼得家门口。亚当父亲的朋友约翰也去世了。据说，约翰是一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别人劝他戴口罩戴手套，他就说：“如果上帝要拿走我的命，那他拿走好了，我不会反抗的。”别人把戴口罩能大大降低传染几率的文章给他看，他也统统不看。约翰和亚当的父亲一起在军队服役过，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但亚当对约翰的印象倒不怎么好。约翰一来家里做客，必定带上两三瓶烈酒。菜还没上就已经喝开了，不光自己喝，还拉着别人陪他一起喝，别人不喝他就骂脏话。约翰走了之后，亚当的父亲每每要吐上好几次，还有几次耽误了重要的工作。约翰退役之后一直没找到正式的工作，靠给人跑货车开长途赚钱。为了糊口，他常常一连通宵好几天，开着大卡车横穿整个美国。赚了钱再买酒醉上个几天几夜。他的身体很早就坏了，有人建议他戒酒、运动，他就大手一挥，说我也没几年好活了，上帝让我再活几年，我就活几年。约翰去世之后，约翰的妻子给亚当的父亲送来了一些他的遗物——多都是他们在军队里的东西，毛衣、防寒大衣、迷彩服等等。颜色都旧了，但是保存得非常好。亚当的父亲狠狠流了几次泪。反而是约翰妻子来劝他不要太过伤心：“病情发展很快，他从进医院到去世才两天，走的时候并不怎么痛苦。”
到了六月份，身边感染新冠的人越来越多，同事、朋友、邻居里无不有中招的。而且患病的人大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那些仗着自己年轻所以可以胜之不武的人，到底还是在病毒面前败下阵来了啊。贾斯汀是六月中旬病倒的。他在凌晨打来电话，问我们能不能开车送他去急诊室。在电话里，他说话还连贯，但是能听出来他花了很大力气用力呼吸着，一咳嗽就停不下来，结果明明才几句话，断断续续说了二十分钟才说完。亚当挂了电话之后，立刻换上了之前粉刷墙壁时买的厚厚的工作服，又把游泳眼镜找出来戴上。我们沉默着，翻箱倒柜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防护用品，又把不同牌子的口罩都找出来，比较哪个更厚一些。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穿鞋，不知道为什么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天花板上的吊灯突然闪烁了一下，气氛更加压抑了。他突然长出了一口气，把装备全脱了，然后在优步上开始打车。他加了不少小费，所以很快就有司机接单。他打电话去说明是送一个有可能得了新冠的朋友去医院，又问司机有没有戴口罩和手套。对面的司机倒是毫不在意，反而不断感谢亚当数量可观的小费。亚当让司机先开到我们楼下，他把手套、游泳眼镜给司机送下去。我们下楼的时候，看到司机停在路边上，一只手拿着汉堡一只手拿着可乐，车里放着摇滚乐。司机看起来雀跃极了，对我们千恩万谢：“我开了四五个小时都没人叫车，要不是有你这单生意，我都舍不得吃晚饭。”亚当想了想，把口袋里的零钱都递过去，叮嘱司机把贾斯汀送到急诊室之后，在门外等一会儿，确定他挂上号了再走。司机一口答应下来。我们回到楼上，睡意早就全无。亚当打开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一部和美食有关的连续剧。“好像每次和贾斯汀见面，都是约着去吃饭。”我切了一叠西瓜放在茶几上，忍不住摇了摇头。贾斯汀比我和亚当要小上几岁，他和亚当在同一个业余网球队训练，又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几乎每周都会见面。看起来无忧无虑的贾斯汀却有抑郁症。他从不避讳说这些，但是见面的时候，又总是一副话痨加上活泼过头的样子，让人很那把他和电视电影里那些抑郁症患者联系起来。他说自己失眠很严重，普通的安眠药已经不起作用，效果更好的神经类药物很容易上瘾。他便把时间表都排地满满当当的，早晨六点就约人去健身，晚上和朋友喝酒到深夜。他约过我们吃早茶，吃午餐，吃宵夜，因为他不挑食，而且吃起来总是风卷残云，大快朵颐，让同桌的人都觉得很有胃口，所以我们也总是愿意和他一起吃饭。我喜欢吃中餐，偏偏奥斯汀正宗的中餐馆都在离市中心很远的郊外，贾斯汀是唯一愿意和我们开一个小时车去吃饭的人。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名叫“湖南风味”的湘菜馆，里面矮矮的木桌子配上几条狭窄长椅，坐下没一会儿屁股就麻了。肥肠干锅是这里的特色， 用肥肠和猪头肉同煮，满是油脂的香气。贾斯汀是在美国出生的意大利人，却并没有大多数美国人不吃内脏的忌口。他筷子用得极好，还能用中文说“谢谢”和“青岛啤酒”。这家餐厅生意不算太好，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收银的姆妈和后厨大师傅就坐在我们后一桌嗑瓜子聊天，他们都很喜欢胃口特别好的贾斯汀。他吃饭大口大口的，什么东西到了他碗里看起来都特别香，而且从来不会剩下。姆妈高兴了，就免费送一些甜点给我们，有时候是桂花酒酿圆子，有时候是芝麻汤圆，有时候是芋泥馅的小笼包。吃完之后，他总是不肯走，说再坐一会儿，然后央着姆妈给我们泡茶。“那就坐一会吧，你可别再去通宵喝酒了。”亚当拍拍他的手，“睡不着的话，躺在床上也比喝酒好。”三月份，我们市颁布了居家隔离令之后，他打电话来，说自己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子里，每天都见不到一个活人，感觉要疯掉了。我们安慰他说隔离期很快就能过去，等四月份我们再去“湖南风味”吃肥肠干锅。但是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我们依然被迫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准备穿戴全副防护设备去吃一顿肥肠，在网上一查，才发现这家店五月份的时候就倒闭了。“他这么年轻，症状又轻，不会有事的，”亚当安慰我，我拍拍他的手。我们各自在黑暗里吃了一会儿西瓜，满手满脸都是甜腻的汁水。“能去医院对他来讲说不定是好事呢，他在家里都快闷坏了，”我说，“就当让他换换环境。”过了三天，贾斯汀才发来短信，说“我终于活过来了，差点死掉。”他去医院的时候病情尚可控制，也能正常说话和行走，但是一系列检查还没做完，病情就急剧恶化。最后是被人推进ICU的。“无论怎么呼吸都没有足够的氧气，因为用力，胸部的骨头钻心地痛，但是意识却越来越模糊。虽然模糊，但是又有直觉，能完全感受到这种痛苦。”贾斯汀在短信里写。他在医院住了七天，回到家里，又卧床养了好几天，但好像身体一下子垮了，连下床走去卫生间，都要喘上好一阵。他的胃也变得很虚弱，不能吃任何刺激性的食物，再也不是那个胃口很好不挑食的年轻人了。我们才知道，他在家里呆了两个多月，抑郁症越发严重了，家里能砸的东西几乎都砸完了。那天晚上，他终于忍不住冲出了家门，从家门口一直跑到奥斯汀北边的的购物中心，然后又一路跑了回来。“我跑了一整个马拉松。”他沿着奥斯汀最繁华的马路，从深夜一直跑到清晨。酒吧、餐厅都关着，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电影院门口还贴着三月份的海报，建筑工地上还留着搭了一半的脚手架。即使到了早高峰，车流也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他站在马路上向路过的车招手，希望有人停下来和他说说话，但是车一辆接着一辆从他眼前呼啸而过。后来终于在高架路口看到了一名在乞讨的流浪汉，他去麦当劳买了两份豪华装的早餐套餐，把其中一份给了流浪汉，和他聊了很久。“我都忘记我们聊了什么了，但应该是那时候染上的病毒。”他说。“这种居家隔离的生活也太不适合他了。”亚当不由感慨道。我合上手里的书，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爱上了小区里的游泳池。心血来潮地搞了好几次泳池派对。贾斯汀每次都带着大包小包地过来，给我们调鸡尾酒，替我们串牛肉串、香菇串、把土豆片两面都刷上橄榄油和辣椒粉，放在小碟子里供大家取用。我们一边听摇滚乐，一边在炉子上烤肉，一边往泳池里扎着猛子。现在想想，那是多么幸福又自在的时光啊。
贾斯汀两个星期后去复诊，病毒检测为阴性，但是经常上气不接下气的症状却没有消失，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他患上了哮喘，而且对奥斯汀非常常见的橡树过敏。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得了新冠之后，就突然冒出来哮喘和过敏，人类在这种病毒面前渺小地一览无余。“我以后大概再也不能跑马拉松了，”他自嘲地说，“和那些失去亲人、失去工作的人相比，是不是挺微不足道的？”“我两岁就被查出有哮喘，一辈子都没有跑过马拉松，你看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我试图安慰他。但是后来，贾斯汀的过敏越来越严重，他原本睡眠就不好，现在因为过敏带来的咳嗽和流鼻涕，一个晚上能睡两三个小时已经算是不错的。“医生让我搬到西海岸的波特兰去，那里空气清新，气候湿润，而且也没什么橡树。”“你会不会到了那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对那里的什么植物过敏？”“不会吧，你说我不会那么惨吧……”他发来一串省略号，我能想象他一定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打下这些字。我们打了通电话作为告别，大概是因为日夜不停的咳嗽，他的嗓音嘶哑，即使言谈间依然是玩世不恭的那种腔调，但彼此也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二月下旬，在“湖南风味“吃了午饭，又和上学时认识的一些朋友去打了保龄球，晚上在贾斯汀家里一边吃外卖，一边看NBA比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完全没有觉得世界正在变糟。我自己的社交圈并不大，朋友也大多数有稳定工作，所以想当然地以为哪怕偶然有挫折，也一定是普普通通的挫折，稍微摆摆手就能克服的那种。但几个月后再看，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外出就餐、体育比赛、聚会、娱乐场所——都变得遥不可及的，而且不知道何年何月生活才能回到2019年以前的样子。
从三月份开始，先是突如其来的恐惧，然后是剧烈的迷茫和不安，然后有过怨恨和失望，到了春天彻底过去的时候，已经是麻木不仁的感觉了。
七月中，我原本要和亚当回老家庆祝他父亲的六十岁生日。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在电话里取消机票，又和对方讨价还价，希望能拿回现金而不是折扣券。他的父亲打来视频电话，大家在电话里朝对方举杯，然后截屏发到社交媒体上给亲戚朋友看。七月底，我在门口发现了一个密封纸袋，里面是几块巧克力和一张卡片。卡片是彼得写来的，他要搬去和外婆，也就是安娜的母亲一起居住。我算了下，安娜已经去世两个多月了，但是因为一直在家里呆着，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很模糊，所以感觉安娜来参加我们的泳池派对，给大家看她大红色的比基尼好像也不过是一两个星期以前的事情。她保养得很好，像很多拉丁美女那样有个翘臀，笑起来声音很大，一到激动的时候就不停说西班牙语，又能做很好吃的柠汁腌鱼生，来参加派对的人都对她印象很深。她那么有活力，我宁愿记住她当时的样子。
大家一致要求在彼得走之前，给安娜办一个追思会，就在公寓楼下的会所。我到的时候，杨潇已经在角落里，象征性地拿着一块小蛋糕，并没有吃的意思。彼得在桌子上摆放吃食：独立包装的糖果、饼干和糕点放在一个塑料篮子里。旁边还有一些纸杯，里面装着独立包装的速溶咖啡粉。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睛都凹陷下去。住在我楼上的一家也来了，他们夫妻两个常常在凌晨时分吵架，我隐约听到过几句，似乎是因为丈夫丢了工作，快要连房租都付不起了。他们站在门背后，妻子小心翼翼地勾着丈夫的手臂，冲我稍稍点了下头。大家都戴着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小心注意着保持两米的距离。我们隔着距离和口罩讲话，对所有重要的话题浅尝辄止，似乎是害怕讲到动情之处却不能以拥抱来彼此安慰。我是在这一个瞬间才深刻地意识到我在这个春天失去了什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8-11 06: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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