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一天》第3836期：疫情后，20万湖北人返回广州，“花7倍车费也要回去”

源济

疫情后，20万湖北人返回广州，“花7倍车费也要回去” | 异乡人

原创 像素笔记 中国人的一天 2020-10-21

△彭志雄夫妻与工人在深夜工作。

广州海珠区有个“湖北村”，20万湖北人在这里从事制衣行业，每天不计其数的成衣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的服装市场。今天的故事，讲述一对湖北夫妻的10年沉浮。

广州海珠区大塘村、康乐村、上涌村一带，聚集了近20万的湖北籍打工者。

这里以华南地区最大服装面辅料市场为核心，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租金低廉、设备齐全的制衣作坊，被称为广州的“湖北村”。

广州塔与毗邻的上涌村形成了对比强烈的画面。

来自湖北天门的彭志雄与刘丽军夫妇，在这村子一个幽静的角落开了家制衣作坊。彭志雄因体态肥胖，被朋友称作“胖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忘了他的大名。

而这个外号，也成了无名作坊的“招牌”。

广州的秋夜依然酷热难耐，40岁的彭志雄在一口气喝光一罐功能饮料后，又灌下大半瓶矿泉水，稍作休息，又开始工作。

在广州生活多年后，他依然不太适应南方潮热的天气。

随着电商购物节的临近，“胖哥”制衣坊获得了一批久违的订单。彭志雄与家人、员工又重回疫情前的状态——通宵达旦地赶工。

很累，但大家心里都很高兴。经历了疫情带来的萧条后，内销市场有序的复苏，让彭志雄一家人看到了希望。

凌晨一点，彭志雄检查设备后继续赶工。

15年前，彭志雄夫妇通过相亲认识，与很多乡村青年一样，他们经历短暂的恋爱后，成为一家人。

婚后不久，刘丽军随彭志雄前往大连做装修，在打工的过程中，生下两名孩子。孩子的出生，为这对小夫妻带来了甜蜜，也带来了为人父母的担当。

刘丽军带着孩子在大连游乐场游玩。

回忆起在大连那几年，日子舒坦轻松，海边和游乐场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身在北方异乡，但很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

当时彭志雄一家租住建于解放前的旧房里，两人都有工作，时常拜托左邻右里帮忙照看孩子，邻居也很乐意帮助。彭志雄认为，在忙碌的广州，这种邻里互助的气氛要淡很多。

“在广州这么多年，隔开一个铺位的老板，姓甚名谁就不知道了，当然他们应该也不会认识我。至于本地人，除了房东与几个做生意，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大家都要生活，要挣钱，都很忙”。

一辆三轮车经过密集地分布着制衣厂的“握手楼”之间。

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随着孩子的长大，家庭的经济问题凸显。

“在东北工作是很舒服的，也没什么压力，唯一的问题是没能存下钱”。彭志雄表示，在东北每天工作6、7个小时，想再多干也没有活儿了。

2012年，在亲友的介绍下，彭志雄和刘丽军来到广州，开始从事制衣行业。上涌村制衣业刚刚起飞，村里还没今天这么拥挤。

村子中心遍布前来寻找客户或寻找生产商的从业人员。

在搬来广州的头三四年，彭志雄一家收入确实有了大幅提高。

“旺季每天要工作20小时以上，但是多劳多得，每年能多存下13万元左右”。

与大型制衣厂负责整个制衣流程不同，涌村里大部分制衣作坊都只会操作其中一两个环节。彭志雄的作坊就只负责制作裁片这一环节，剪裁好的布料交给其他工厂制成衣服。

由于门槛不高，新入行的老板拿出一、两万元就能盘下旧机器和店面直接开张，并且只需要与固定的客户合作。

虽然这种模式限制了收入的上限，但也回避了市场波动的风险，比起其他创业更容易上手，就算损失也不会达到无法接受的程度。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

工人按照预设的纹路对布匹按“画皮”进行裁片。

“湖北村”中约有90%的人在疫情期间滞留湖北，对他们生活和收入造成严重的影响，产业链上上下下期盼着复工能解燃眉之急。

3月中旬，上涌村的湖北老板、工人从漫长的春假中解放，迫不及待地赶回广州。彭志雄夫妇想尽办法回广州，在高铁还没开放的时候，就以平常7倍票价购得两张来广州的大巴车票。

受疫情影响，天门不少作坊也冷清了。受访者供图

此时，全国物流、生产、销售渠道仍未完全放开，订单既少又小，“我们的机器使用成本大，开机后得裁一两千件才能有钱赚，要只有一两百件的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但在复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有单就接，“哪怕亏损也要做，就当做个人情，让对方记着你”。

男子展现自己需求，等待制衣厂人员来询价。

彭志雄夫妇租住在一顶楼单间，尽量少雇人，但每月包括房租、伙食、工人工资等支出仍有一万多元。

越来越多同乡的厂子撑不下去关了门，有的老板认识了好几年，在这几个月突然消失了，有些批发商索性待在湖北没回来。

虽然这些情况在以往也偶有发生，但在今年出现更让人忐忑不安。彭志雄不禁想，这是否会是自己一家未来处境。

周边工厂的楼道里贴着提醒工人注意自身权益的告示。

彭志雄以往疲于赶工，现在更多是与湖北老乡相约打牌。“让他发泄一下压力也好”。刘丽军说，“我们是真心希望全世界疫情都能好转起来，不论国内外与我们都息息相关”。

批发市场里，批发商在讨论东南亚的外贸情况。

上涌村仅有两所小学，湖北家庭的孩子入学需要缴纳一年3万元的赞助费，两名孩子就是6万，等同家庭作坊半年的利润。

夫妇俩做了与很多同乡一样的选择：让孩子在老家念书，托付给爷爷奶奶，成了典型的“留守儿童”。一家人分居两地，成为彭志雄与刘丽军心里头最大的遗憾。

彭志雄一家四口在裁床旁吃饭。孩子在暑假期间会来广州与父母相聚。

稳定的收入让一家人有了更多的生活展望，甚至能让儿女在老家念私立中学。“陪着孩子就赚不来钱，不陪孩子又担惊受怕。”

孩子学校老师曾经对他们说，父母回老家，孩子会开朗一些，父母去打工了，孩子又恢复原样。

相较于小时候的其乐融融，彭志雄与刘丽军现在与孩子相处显得平淡，暑假时孩子们在店里各自玩着手机，连拍张全家福也不愿意。“每次见一次孩子，都感觉与上次不同。”儿女都处于发育期，没能见证孩子的成长让夫妇深感遗憾和担忧。

孩子们在天门学校的课堂里。受访者供图

“在小孩长大之前，我们只能是干活，拼命干活，挣钱攒钱，为他们创造好一点的条件……最好能给小孩将来准备一套婚房，这就是我的心愿”。

刘丽军尴尬地对着镜头笑了，“读书多一点，他们对外面社会的眼光可能就不一样一点。我们这一代就是读书太少了。”

8月中旬，“湖北村”在暑假的尾巴产生了小“回乡潮”，学生迎来了回校的时刻。由于疫情防控措施的要求，学生在开学前半个月留守天门。为避免延误入学，家长们都选择提前半个月回去。

刘丽军为省钱选择搭乘早晨的班车。凌晨4点，她与孩子走上几公里前往临时候车点。

凌晨四点，三人从店内出发，赶往候车点。

这10年里，“湖北村”从事制衣行业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富裕。

村路从坑洼积水的泥路变为整洁的沥青路，小公园也变成停车场。这个广州传统古村也染上湖北色彩，肠粉店与热干面店势均力敌地遍布大街小巷。

彭志雄很多亲戚也在这里从事制衣行业，相互有着照应，就连打麻将都能随时找到伴。

上涌村密密麻麻的人群，街上遍布卖湖北小吃与服装的摊位。

但是近年生意越来越难干了，不少同行转行，也有不少的同行搬回天门，目前在当地已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出现。虽然比起珠三角，当地产业还微不足道，但这些“先驱”已让彭志雄夫妇十分佩服。

“把这个产业链搬到家里去，不用付租金，可以照顾小孩，也可以照顾老人。”刘丽军笑着说，“希望这一天能快一点到来”。

第3836期

撰文&视频 | 黄宇飞 段卉 叶柏

承制 | 像素笔记

出品 | 腾讯新闻

源济

广州有个湖北村，夫妻俩开家庭作坊，供儿女念私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