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仔卡
发表于 2020-10-23 02: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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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才18岁，在27军81师炮营担任通讯员。 就在几个月前，营队还驻扎在浙江平湖的姑子庙。 营里发下救生衣，我们每天到河里学习游泳，准备渡海攻打台湾。 1950年9月17日，上面突然通知，要把渡海打仗的救生衣全部收回。 我一听愣住了，忙问连长车喜言，为什么要把救生衣收回？ 我们不攻打台湾了？ 连长说： “我不知道。 ”
浙江平湖的仲秋，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太阳刚落山，战士们带上自己的行李：80发子弹，一支枪，四枚手榴弹，洋镐、铁锹、水壶、背包。每班一麻袋10厘米粗的竹筒，轮流背着，路上大小便用。到天亮，我们进了嘉兴火车站，站台上已经满是士兵，但却静悄悄的。除了指挥员、通讯员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
铁道内停着四列长长的大瓦罐货车，车门旁用白纸条写着连队的序号，每节车厢有四个通风窗口。排队进入车厢后，我把一麻袋竹筒放到角落。车喜言撕下车门旁的白纸，关上门，坐在旁边。火车鸣笛开动了，我小声问旁边的刘玉堂，咱们到哪儿去？他摇摇脑袋，说：“我不知道。”
那时没人知道，我们即将奔赴朝鲜。
■ 1949年，我17岁，参加了解放战争。此时渡江结束，我们由镇江到上海郊区驻守，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拍摄的照片。
坐在车厢里，气温越来越凉，才知道火车不是南下去打台湾，而是往北跑。从浙江平湖一路北上，抵山东泰安，休整了一周，开动员大会。我们这才知道要去朝鲜。
到沈阳，发下棉衣棉裤、棉大衣、羊皮里大头鞋。继续向前，夜间路过辽宁丹东、鸭绿江大桥，我从火车门缝里望出去，远处的新义州，路灯下有自行车、三轮车通过，可能是工人刚下夜班；一些窗户射出灯光，可能有母亲起床给孩子换尿布。
过了20多分钟，我们到达朝鲜新义州。这一天是1950年11月3日。凌晨4点下了火车，进入山沟，在零下9摄氏度的气温里，立刻挖掩体隐蔽起来待命。到了当天下午5点多，却突然听说，两小时后要乘火车原路返回中国。
战士们愣住了，怎么刚到朝鲜又要回国？是否战争结束了？是否我军打了败仗，敌人追来了？
晚上8点，我们在返程的瓦罐火车上，远远闻到烟和烧焦的死人味。新义州已不是昨天夜间看到的那番景象。电灯没有了，楼房、平房全都变成一片废墟，几十万人的大城市里，除了烟、火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静悄悄的。火车不停地向前开着，我想，新义州那么多的人都死了吗？老百姓到哪里去了？
11月5日我们到达沈阳，又经过通化，7日到达临江。下了瓦罐车，就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大雪。这才知道，20军、26军已从吉林集安入朝，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顺着集安至新兴里到元山的铁路、公路线，直奔新兴里，与去安州、龟城增援的美军陆战第一师交火。而我27军转从临江入朝，目的是从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无人区秘密插入敌后，配合攻打敌人的后方补给线。
那是最寒冷的一条战线，夜里最低能达到零下40度，人烟稀薄。一尺多的雪把大山、大树、道路全部盖住，战士们胡子、眉毛全是厚厚的一层白霜，眼睛得了雪盲。分不清哪是大山，哪是道路，天连地、地连天，白茫茫无边。前面的军队走过后，雪地被脚踩成起伏不平的冰川，天冷地滑。只听到这个战士，“啪”摔到地下，叫一声妈，还没有爬起来。那个战士，“啪”又摔到地下，叫一声妈。我也连续摔了五六次，痛得一个劲叫妈，不敢爬起来走，只能用膝盖跪着，向前走几步缓一缓，再慢慢起来走。
我把脸向上仰起，嘴里吐出的汽，立即结成冰霜，再落到脸上，像晴天下小雪。头上虽戴着大檐帽，耳朵却漏在外面，冻得像猫咬一样痛。我把大衣领子撕下，又从中间撕成两半，缝到大盖帽的两侧，保护耳朵。有几个士兵跟我学，戴在头上像个猪八戒，引起一片笑声。
天亮的时候，才走了不足20公里，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停下。每个战士选择好自己休息的地方，用铁锹把雪赶走。有的坐在行李上闭眼休息会，因为一夜没有睡觉，闭眼就睡着了。有的去找枯干树枝，回来生火，烤手、烤脚。
那些睡着了的战士，醒来脚已经冻麻了。雪湿的鞋冻在脚上脱不下来，有的战士就用火去烤，冰烤化了，脚也伤了，又开始抱着两只脚痛得叫妈、叫爹地大哭，脚后跟慢慢由红变紫再变成黑色，坏死了。还有的用刀把鞋划开，取出两只脚，十个脚趾头已经冻成冰棍。用手从脚趾头侧面一敲，“叭啦、叭啦”响。路上到处是掉队的战士。
在荒无人烟的大雪里，我突然发现左前方百米处有一片烟雾。过去一看，一间有门无窗的草房子，房顶积了厚厚一层雪，冒出烟来，像房子发生火灾一样，远远就听到叫声和哭声。我在门外向里看，约有15平方米的地方，中间一堆火，是我们前面部队掉队的士兵，里一层外一层围在火堆的周围，有的烤手有的烤脚，有的抱着脚大哭。
七八个掉队的战士，在没有雪的房檐底下盖上被，上面又盖上棉大衣。可能怕凉空气吸到嘴里，他们用手巾盖着鼻子和嘴，一点不动地睡着了。我来不及细看，立即追赶部队。边走边觉得不对劲，零下40度的天气，他的嘴、鼻子周围却没有呼出的热气，盖在嘴上的手巾也没有冰霜，不是睡着了，可能已被冻死了。那间草房是打猎人用的，附近没有村庄。他们肚子里没有饭，不就等着活活冻死吗？
1950年11月13日晚8点，我军计划总攻击，各单位已清查人数每连只有10多人，只能等掉队的人赶上来，把总攻击的命令一推再推，推到了第二天晚八点。结果美国来增援的陆战第一师到了新兴里，逃跑回去了。安州、龟城附近的“联军”失去增援的希望，甩掉武器装备也向南逃跑。我们俘虏了不少美国士兵，缴获了他们的物资。
因后方供给不足，我军命令不准再往前追了。我们120人的连队，在冻伤、牺牲、掉队之后，减员了80%，补充86个新兵。此后就驻在元山以西30公里的瓦余里休整，为五次战役作准备。
五次战役前，指导员准备了一些一尺长、10厘米宽的小木板，右面用毛笔写上单位的代号“九七零七部队炮营九二步兵炮连”，左面空着，下面写上“之墓”，写好后用布包起。 谁牺牲了，就把木牌添上名字，就地埋葬。 各排的排长又到连部领回几尺白布，撕成约5厘米宽、10厘米长的布条，发给每人两块，要求战士写上家中的通信地址及亲人姓名、所在的单位代号、职务、个人姓名。 一块缝在上衣左面里侧，另一块缝在裤子右面里侧。 这样，即使半边身子炸掉了，还有半边，能辨认出身份。
我边往衣服上缝布条边想，要是全身都被炮弹炸碎了、被燃烧弹烧焦了，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有人证明属于烈士，无人证明属于失踪，家中不算烈属。我们纷纷议论开了，相互之间把对方亲人的通信地址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活着的人战后要当死者的证明人。我没有日记本，就把最要好的战友的地址记在纸上，装进兜里。
■ 1954年1月祖国慰问团到朝鲜访问，送给我的“和平日记”，我把五次战役后连队的新兵名单记在这里（部分名单）。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正式打响。夜间开始，27军由三八线的元山向三七线出发。夜间5-6米宽的公路，全是中国军队，加上运输物质的汽车，拥挤得人山人海。4月23日-24日夜间，美国飞机每10秒钟左右甩一枚小型空炸炸弹，炸弹皮擦着空气唰唰地落下来，战士们叫它“一把抓”。
凌晨4点，我们到达汉江，江里、江岸乌压压的一片，有的已经过了汉江，有的在江中心，全是我军战士。江水一米多深，流速很急。四月下旬的天气水很凉，江边还有冰碴。
我与刘玉堂结伴。为免衣服湿透，我俩商量，脱了衣服，顶在头上，一只手把住，另一只手互相搀扶。走到汉江的当中，四架美军飞机过来了，轮流在江面上用机枪向我们扫射，扫了一遍又一遍，水面上的人眼看着稀少。顷刻间，刘玉堂“啊”一声，松开手，坐到水里去了。我甩掉手中的衣服，抓住他胳膊不放。可不管怎么拉，他的两条腿都站立不起来。眼看他光着屁股被江流冲出五六米开外，我失去了救他的希望。我的衣服也掉进水里，湿了个透。
过了江，我把衣服拧干，穿到身上，继续前进。边走边想，我逃过一劫，战后给他家去信作证。
当时自己都顾不得，死伤多少人，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只看到抢救伤员的士兵抬着担架到处跑，山沟里有没头的、没腿的、有流出肠子的，到处是尸体。我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跟到哪里。
5月中旬，我们由朝鲜中线连夜赶到东线，利用守备的南朝鲜军队陆空联合作战能力的劣势打开突破口。战争晚上8点开始，我们连队的战士，迅速把两门能打700多米的九二步兵炮拆开，有的扛炮管、有的扛轱轳、有的扛大架、有的扛防盾、有的扛炮弹，跟着步兵的后面，从山沟里冲进去了。
重机枪不停向我军步兵射击，我军攻击受阻。连长下令立即架上火炮，用手指着，对准火光喊：“打！”炮手在一分钟内就把两门九二步兵炮组合起来，用炮膛瞄准目标，连着打了三发炮弹，把敌人的火力点摧毁了。到第二天上午10点，南朝鲜军队四个师的建制被全部打乱，战士找不着班长，排长找不着连长。到第二天下午听说，打死、打伤、俘虏敌人两个师。
还没来得及高兴，一架黑色大飞机飞了过来，边撒传单边广播：“共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投降吧，快投降吧。”接着大批10元人民币那么大的传单，像树叶一样落下来了，上面印个地球图案，写着“自由联合国投降证明书”。战士们不相信，口里骂着脏话，用脚后跟把传单碾成纸沫，又端起枪向飞机射击。飞机高度一千多米，步枪根本打不着。
几分钟后，飞机转了一圈，播放着广播剧又飞过来了。高音喇叭里年轻的妇女哭着喊：“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你快回来吧。”小孩的声音又出来了：“妈妈，妈妈，我要爸爸！”接着是老头的声音：“别哭了，别哭了，他回不来了。”士兵不愿听，也不愿看，仍然向飞机射击，又是几十发子弹打上去了。
我们搞不清情况，只能跟着前面的部队，边走边打。当时正是阴天，在山沟里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出了这个山沟，又进那个山沟。翻过这个山坡，上了那个山坡。我们27军81师在一个夜间里冲进南朝鲜军队把守的防线，纵深约10多公里，现在不得不撤回三八线。
那是最残酷的五个昼夜。一切都顾不得，不吃不喝，没有大小便。一块饼干放到嘴里，嘴里没有口水，嚼烂了不但咽不进去，用嘴呼气，粉末还会向器官里跑。嘴唇干得爆一层皮，只能在早晨用大叶树上有露水，用舌头舔一舔，擦擦嘴。
我们连死的死，伤的伤，掉队的掉队，没有多少人了。顺着山沟继续走，前面是一条没有水的河套交叉处。我军的几十具烈士尸体七横八竖躺在那里，有的没腿、有的没头、有的肠子流到外面。我知道这里又是个封锁区。
其中一个烈士，还睁着眼，身上、脸面一层土，仰在土坎上，八斤重的钢盔脱落了，掉在脑袋后面。我捡起他的钢盔，扣在头上就往前跑，跑出十多米远，敌人几十发炮弹打过来了，一把大锤一样的东西砸在我戴钢盔的头上，把我砸倒，前后左右都爆炸了，炮弹翻起的土把我的大腿压住，我拔出腿滚到一个炮弹坑里隐蔽，敌人的炮火一停，我又拿起钢盔，扣在头上就跑。
跑出100多米去，我趴下喘喘气，爬起来又继续向前跑，终于离开了封锁区。我的衣服被炮弹皮打破多处，全身是土。感觉右脚鞋里“咕噜咕噜”响，像是有水。低头一看，黄色的解放鞋变成红的，这才意识到，我负伤了，立即腿发软走不动了。
我想，走不动也要走，爬也要爬回去。连里的卫生员崔克登拿出战前带的救急包，把我腿上的伤口包好。八斤重的灰色钢盔，被炮弹皮打得凹进去一块，漏出白色钢铁。
到了第五天，我的伤口化脓，腿肿得很粗，实在走不动了。此后，我在阳德医院住院，没有参加秋季反击战。6月6日左右，我军全部撤回三八线以北，五次战役以失败结束。1952年9月，23、16、24、46四个军进入朝鲜。24军接替我们27军的阵地，27军回国，把我留在朝鲜，编入24军炮团继续挖坑道，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和我一同入朝、活着离开的人，只剩下了车喜言和崔克登。
1955年10月，我们24军炮团由朝鲜回国，受到祖国人民热烈的欢迎，被称作“最可爱的人”，给我们唱京剧、放电影。那年我23岁，一米八四大高个、戴着少尉肩牌，成了姑娘们的“追踪目标”。为了方便孝顺父母，1956年，我在老家山东省莱州西游区东尹家村找了爱人，次年结婚。
■ 我的朝鲜战争纪念勋章。
■ 我的预备役军官兵役证。
经过审查，24军炮团领导把我看成可培养的军官，让我去上军校。1958年春，我到军校报到。校领导说，半月后开学，可以先回家看看。前一年才结婚的我，高高兴兴回家了。
正赶上大跃进时期。回到家，听母亲说，我老婆到“罗泰”挖水库去了。又听说，村里砸锅炼铁，把我老婆娘家陪嫁箱子上四个角的铜活、铜鼻子、铜锁全拆掉，一把大的铜水舀子也被五毛钱强制收走。农民卖余粮，实际上是被逼迫着卖口粮，很多人家吃起了野菜。
我问母亲：“咱家粮食够吃吗？”回答：“差点儿。”“咱村有没有被饿死的？”母亲说，只听说小刘家一个老太太，村干部到他家收余粮，老太太不给，大闹起来，上吊死了。
我去张家口上军校，发现在河东区马路两侧及各个大院院墙里，不足十天的时间，就用砖筑了很多一米高的、两米高的、三米高的炼铁炉。点着柴火，下面放进有烟煤，上面放上铁矿石，烧起来。满天是黄烟，遍地是炉渣，夹杂着即将溶化的铁矿石，地面厚厚一层煤灰、焦砟，铁却炼不出来。
我看得痛心。返校后，班里开会。班长说，回家里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说。要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第一个发言，把听到的看到的在班里全说了。班里做了记录，又给我念一遍，让我签字。我想，这些都是实话，我怕什么？没成想，半月之后校园里拉上绳索，到处粘满了大字报，给我写了二三十张，要打成右派。
那些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发到北大荒劳改去了。我的家庭成分好，处理轻，只是被划成右倾分子、右派传话筒，写进了个人档案，退回本单位教育改造。但受到领导冷落，我自觉没有前途了，干脆转业到地方工作。
1959年5月20日，24军炮团人事用私人关系，托邮电部器材供给管理局干部处范英蔚，把我转到北京邮局当工人，押运北京至广州的邮政火车，“搬邮袋”。
我爱人从农村迁到北京。单位不给安家费，我在大红门西街61号租了4平方米的小房。1960年秋，我老婆怀孕八个月，由于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孩子生下后不足三公斤。两岁时两腿发软，不会走路。到了五岁，还是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把上嘴唇、右鼻角摔裂。腿比别人都细，差点成为残废。
■ 我和我的发妻，1955年。
我晕火车厉害，天天吐，后来实在押运不了了，又调到永定门邮局当营业员，卖邮票。押运火车是重体力劳动，每月49斤定粮。当营业员是轻体力劳动，每月只有30斤定粮，更困难了。1959到1961年，我拿着68元3角1分的工资，要养没有工作的父母、爱人和孩子，粮食定量不够吃。当时附近的屠宰场养了好多牛和羊，我想办法去收草，往家挑。一斤6分钱，偷偷卖个2块3块的，补贴家用。
我个儿大，吃得多，邮局机械厂不敢一次性把30斤粮票给我，先给25斤，留着5斤月底给。到了20号，我在课堂里听课，实际上根本听不进去。打开窗户一看，外头有一个泔水缸，做饭的厨师把剩饭剩菜往里倒。
我知道里头一定有能吃的，猪能吃我也能吃。趁人家都下班了，我偷偷到缸里头，用手在缸底下捞稠的吃。吃了以后还真管用，下午就不饿了，省下馒头带给老婆吃。就这样坚持了一年，被厨房姓李的大师傅看到了，他可怜我，就跟我说：“等到6点他们下班了，你来一趟。”
我知道肯定有好事儿，下午这顿饭也没吃。到了那儿，面前一个大盆，米饭比缸里的都稠，旁边又是一盆菜。这么大一盆吃完了，感觉都顶到了嗓子眼儿，这才吃了一顿饱饭。因为经常吃不饱，喝菜汤，我饿得浑身浮肿，到南海医院养了三个月。
那时代不知道避孕。1972年，我老婆本想生个姑娘，结果又生下了第五个儿子。儿子吃得多，家里五个儿子，又要彩礼，又要准备房子、吃的穿的，她愁得饭都吃不下了，得了抑郁症，常常拿刀扎自己，“怎么又生一个”“我怎么整天做梦啊”！
后来实在动不得了，躺着，又得糖尿病。1987年开始，吃了三年药。“吃到什么时候算完啊？”“吃吧，早呢，要吃一辈子。”吃了药没好，又打胰岛素针，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起了疱疹。“什么时间能不打针呢？”“要打一辈子。”抑郁症又增加了，根本不想活了，天天喊着：“我疼死了！”年复一年，就这样喊着。
2003年的一天晚上，她吵得我实在没办法。我看她好像睡了，就到另一个房间睡觉去了。早上5点多，我一出门，发现她夜里用钥匙开了锁，偷偷跑出去在门口的大树上吊死了。
■ 我家中摆放的旧照片。
我和现在的老伴在一块儿八年了。她没有工作，原先也是农村出身，跟着男人到新疆建设兵团当工人，在一个原子弹基地修理东西。后来她男人死了，跟着儿子过，又和媳妇不合，通过妹妹介绍，认识了我。我一个月给她4000块钱，说是保姆。我想结婚，孩子不让结，怕结了婚以后她占着房子不走。现在房子都分给儿子，我就带着工资，养着她。
■ 2007年，我79岁的时候，开始自己学着用电脑，在网上记录下自己的经历。
从朝鲜回来以后，我找过很多战友。只有崔克登的地址还很清楚。我给他去了信，才知道，从朝鲜回来以后，他就回了老家，被分配到青岛卫生所工作。他回信让我到家里去一趟。2001年的时候我去了，他家在农村，还住着老屋。儿子和媳妇在田里犁地，没有拖拉机，靠人拉。
■ 去看望崔克登时，我给他拍的照片。
■ 去看望崔克登时，我与他一家人。左一是我，左二是崔克登。
他是1953年到的卫生所，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间，贫穷吃不上饭，他说“我还不如回家种棵葱呢”，就回家了。后来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城市里生活改善，他又想回到卫生所去。人家不让，就年年告状，说：“我解放战争、朝鲜战争，都参加了，现在就不管我了？”回应说：“管你了，不是给你工作了吗？谁让你回家了？”告了好几年状，没告上去。我去的时候，国家经济稍微又平稳一些了，每月给他400块钱，还不错，够他吃的。
前两年，我托一个记者帮我找战友，居然找到了刘玉堂。可是找到这个人了，比我小七八岁，一听他说话，不是我的战友。70年过去了，在江里牺牲的是不是他，我自己也犯迷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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