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的工作室位于北京大兴区一个僻静角落,由3间独立的屋子组成,分别作为作品陈列区、暗房制作区和藏品区。
作品区地板上堆积着10多个铝制文件箱,里面盛放着不久前放大出来的大幅影像作品。几台安装在三脚架上的大画幅相机格外引人注意,相机一侧摆放着多幅大尺寸影像,其中杜修贤的摄影作品《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尺寸最大,两侧分别林立着多幅民国女性影像。
屋子一侧的墙壁上挂着多幅装裱好的中画幅民间影像,位于茶桌正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周润发赠予的黑白静物影像。另一侧摆放着一台狄维亚放大机,底板上竖立着成排的文件夹,里面盛放着归类好的各种底片。
周围堆放着两个塑料置物箱,里面装着刚刚收来,还未来得及整理的二手物品,除了底片,还有一部分相关的文字资料,譬如文件、日记本等。
一般,底片到达王旭手里后,他会借助观片器挑选感兴趣的底片,然后在暗房借助传统银盐工艺,将挑选出来的底片通过显影、定影、水洗、晾干、压平等步骤放大出来,形成正片影像。
摆放在桌子上的几幅题材为内蒙古那达慕大会的影像作品刚刚制作完成,“银盐作品的那种黑白灰是无与伦比的,‘灰’过度的让人舒服”,王旭拿着其中一张作品慢慢讲来。
归类好的一系列作品会被写上编号,套上无酸袋,装进定制好的文件箱中永久收藏。
抛去“底片收藏家”的称谓,他更像是一位资深暗房师。除了工作,王旭大部分时间会钻进暗房中放大甄别出来的经典影像。
一幅好的黑白胶片摄影作品离不开前期的拍摄和后期的暗房制作,后续的暗房放大甚至更重要一些。借助观片镜观察底片,后期在影像的放大过程中涉及到影像的局部加光、减光,选择合适的光圈和曝光时间,这些操作会影响影像的整体格调和氛围,是暗房师傅需要具备的技能。
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135胶片相机逐步替代120相机,一部分120底片作为过时的物品开始被人遗弃。到2000年以后,数码相机的兴起替代了胶片相机,国内暗房存量不断下降,大部分底片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民间开始出现大批底片被遗弃的现象。
普通人的认知中,利用数码相机拍摄后打印出来的照片更为直观。所以,扫描底片、放大底片的影像机构不断减少,大部分底片已沦为“无用”,自然被人当作垃圾处理掉。早年一部分被遗弃的胶片,或被当作塑料贱卖,或被人大批量回收,流入工厂,提炼白银。
2009年,法国人托马斯·苏文在北京垃圾场回收了多达100万张废弃的底片,形成《北京银矿》项目,这些底片真实记录了胶片岁月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著名街头摄影师薇薇安·迈尔的珍贵底片同样被人在拍卖会上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拍到,结果扫描出来的影像惊艳世人。
“某种程度上,一些珍贵底片很大几率都是从垃圾堆中发现到的!”谈到这里 ,王旭特意强调这个细节很关键、有意思。“像比较珍贵的照片,当你认为稀有的时候,别人也会认为价值大,相反底片倒是不太会引起大部分人的关注”,所以在淘选底片过程中,反倒往往能看到比较珍贵的历史影像。
早年影像类属于收藏偏门,玩家较少,一部分影像会通过废品分类等渠道流入二手市场,在北京主要集中在潘家园市场和大柳树市场。很多影像甚至直接用编织袋、麻袋盛放,“在潘家园二楼走廊,通道上堆放着成堆的老照片和底片,1毛甚至5分就能买到一张!如果一大堆全要的话,可能就几百块钱,非常便宜”。
早期,照片在二手市场更多,后来因为常年在潘家园淘选底片的缘故,市场上才慢慢开始有商家收集老底片,专门提供给王旭。
因为“竞争对手”少,王旭前期收藏底片时价格比较低廉,如今旧底片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部分商家也意识到底片的潜在价值,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现在一有画报社、报社或私人摄影师的底片流出来,马上就被抢光了”。
除了在二手旧物市场淘选底片,近年来,也有一部分珍贵底片出现在了拍卖市场。国内影像拍卖市场起步较晚,正处于发展阶段。
纵观国内影像收藏市场10多年的发展历程,2006年著名摄影师解海龙的《大眼睛》以30.8万元的价格成交;2011年民国著名演员、歌手周璇的旧照以220万元的成交。这些影像都是以老照片的形式出现,作为影像的“小分支”,底片的拍卖只占据很小一部分。
“照片多、底片少”的现象存在已久,一方面受制于底片的存世量很少,加上人们对于底片价值的认知不足,底片的受欢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老照片的水平。王旭介绍说,“目前国内的底片价值和价格并不完全对等,之前在拍卖市场一部分底片最终的成交价格就是起拍价”,至于纪实摄影和当代影像艺术市场,在国内依旧不温不火。
谈话中,他特意讲述去年在拍卖会上以2万元的价格拿下的一组反映国共内战时期内蒙古赤峰的大幅底片。该组影像共包含90多张4×5底片,涉及到赤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还包括一部分军事题材影像,其中有美国大兵在中国骑毛驴、国共调停谈判等场面,“后期在暗房,将这些底片放大到24寸,相当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