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病，最终没有拖垮一家人，而他却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这一切的终结。
用母亲的话说，就因为我先掉了出来就得担当起当哥哥的责任。“我俩长这么像，万一是你记错了呢，是他先出来的。”我很不喜欢这么随便而又强硬的说法。我俩长得确实像，像到我在别人眼皮底下干的坏事都能诬陷到弟弟身上。我们一家人，在我十岁前一直住在父亲的单位——旧水利局的后院里。旧水利局很偏僻，在藁城的西北角，那里布满错综复杂的小路、密集而矮小的老屋和随处可见的断墙残垣。后院很大，也很破旧。最初院子里尚有四五家邻居，每家只有一间平房，还都是库房改的，一家人除了上厕所只能挤在一起。一院子人大都布衣蔬食，但彼此熟稔，有个大事小事都能招呼到一起，日子倒也过得其乐融融。我童年时最强烈的记忆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对于我的弟弟来讲更是如此。除了我俩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那两个人的模样我已没有半分印象，也忘了为什么小女孩哭着扬言要找爸爸来揍我们几个。几个男孩死撑着面子嘲弄，其实早已经如坐针毡，恨不得生了翅膀立马飞走。“跑！”随着女孩哭哭啼啼愈走愈远，在一个男孩的提议下，一帮人如释重负，撒丫子就跑。小孩子么，专挑难走的路走，笃定能给追兵制造点困难，殊不知这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小二呢？”弟弟是家里老二，自然有了“小二”的小名，但我一直感觉自己的“小大”有些刺耳。感觉已经跑了足够远的我停下脚步，埋下头，双手拄着膝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在对大人的恐惧与莫名的不安之间纠结片刻之后，我决定沿原路返回去找他。看来我们确实挑了一条足够偏僻的道路。半人高的杂草中充斥着不安的气息，空气安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小二！”“小二！”我不知道这声音哪个是喊出来的，而哪个是在我心中呼唤的。弟弟找到了，在一片废墟中，遍地散落着残砖破瓦。他趴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甚至还能看到鲜血自他太阳穴上方的头发里汩汩流出。他应该是被绊倒了，一头栽在砖角上。恐惧、懊悔、怨恨，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悉数袭来。我坐下来，双手环抱住自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不知道弟弟是否还活着。我不知道弟弟怎么去的医院，不记得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弟弟头上那块犹如被纱布打磨后的皮肤，我甚至以为这段记忆是在睡梦中制造的。我俩被分到不同班级，平时不怎么照面。由于水利局到学校的距离实在太远，送孩子上学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泛着锈花的“二八大杠”，我就被送到了离学校很近的奶奶家。母亲当时是一名下岗工人，我那时不理解为什么家里不能再添辆自行车，两个人一起送我们兄弟上学。肯定是有我不了解的难言之隐吧。如果我和弟弟一开始就没有分开，也许，我是说也许，我们的命运会发生改变。总之，我们一家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我不知道爷爷奶奶什么时候搬来城里的。爷爷退休前是老家村委书记，奶奶过惯了老佛爷般的日子，在家不允许有任何人忤逆。这在爷爷过世后变本加厉，整个院子里的邻居都不敢招惹她。她的面容总是阴沉着，每当我偷偷瞄她，总能从她半眯的眼睛里嗅出危险的气息。奶奶家属院的尽头有一个砖头围起来的小院子，作为奶奶霸道的见证，直到现在还存在着。那是她私自围起来的，小院子里垫满土，用来种葡萄和养花。“我打小种惯地了，没这活不了。”嗓音尖锐而又刻薄，不管谁来都是一样。我却总感觉她是在变相炫耀自己的勤劳。父母偶尔会轮番来奶奶家看望我，奶奶则一贯把我们当做空气，自己躲屋里看电视，直到他们离开。一天，母亲因为我疏于管教成了老师口中的“野孩子”，鼓起勇气找进屋去，“妈，老师说小超不爱学习。”“我能养活他就不错了。”奶奶很不高兴，抢话道。母亲张着嘴站在那里，愣了一会。“我不是在怪你，妈。”母亲的语速很快，像是在道歉。自此以后，再没人敢打扰奶奶看电视了。后来我却慢慢开始抵抗。因为突然之间，父母所描述的更多是关于弟弟的事情，对我的嘘寒问暖却越来越少。我们本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我根本不关心弟弟怎么样。他在我内心更像是一个陌生人。我始终怀恨于被送到奶奶家的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事还真多。”我随口一说，根本没当回事，便开始琢磨着等我妈走了赶紧去同学家看灌篮高手——奶奶并不同意我在家占用她的电视。同往常一样，下课铃响了，男同学们一窝蜂冲出教室，我悠哉游哉地向外踱着步子，不想在女同学面前表现得那么毛躁。是周杨康，班里出了名的捣蛋孩子。只见他身前还围着几名同学，听到他唤我，神情古怪的像是在看什么奇珍异兽。他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没来得及询问，眼前出现了我终生难忘的一幕：“你们知道他弟弟犯病是什么样子吗？”“这样。”话音刚落，周杨康在大家面前翻着白眼抽搐起来，嘴角飘着邪恶的笑容。愣了很久，我才将母亲所说的得病与眼前的情景联系起来，弟弟原来得的是羊癫疯。癫痫，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种病的学名。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弟弟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犯的病，至于是不是因为那次意外事故，我同样不清楚，也识趣地没有再向父母提起过。“你们看，你们看，他快哭了，”周杨康继续叫嚷着，“哭什么啊，我一点没夸张啊。”我多么希望当时会骂着娘冲过去，对着他的头上来几拳，拼了老命也要让他懊悔。可是我却选择了逃避。这次逃避直接影响了我接下来很多年的性格：胆小、懦弱、自私、虚荣心强。任何人都可以伤害我脆弱的心灵，除了我的弟弟。这是最不可原谅的。我失魂落魄地往楼梯口冲去，跌跌撞撞，像被人揪着头发生拉硬拽。我努力控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耳畔仍回响着嘎嘎乱笑的声音。“妈……”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刻我好想什么都不顾扑入母亲的怀里。“你怎么回来了？”母亲放下手中的菜刀，赶忙随手在油腻的围裙上蹭了两下，三步并作两步迎了过来，“怎么回来的，没上学吗？”母亲蓦地停下脚步，双手紧贴身侧，显得有些慌张，忙道：“你听谁说的，别听他们瞎说。”我心中最后一丝希望瞬间破灭了，眼里瞬间噙满了泪水。没给母亲再说话的机会，夺门而出。母亲是不是在身后哭了，应该是的，不然她为什么没有追上来将我紧拥在怀里。我一路踢着石子回到了奶奶家。奶奶拎着锄头，在她心爱的院子里翻地。“这让我以后怎么上学啊。”其实我依旧没有将弟弟的病放在心上，自私懦弱的我只是害怕自己以后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我看你爸怎么养活你们一家子！”奶奶答非所问，手上的动作更加用力，黑红色的土壤“扑簌簌”翻腾着。土地会不会疼？我禁不住想到。从此我的世界多了一个他，但我从来没有如此怨恨自己有个弟弟，比以往更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害怕与别人对视，尤其是在学校，那感觉就像我是一个破旧的魔术盒，密辛早被揭晓，却仍然要无可奈何地一次次向观众展示。偶尔在楼道看到弟弟，我总会趁他没有发觉或者来不及跟我交流的时候躲开。哪怕他像往日一样兴奋地与我打了照面，我都要装作没注意到他，抬头的动作如同逆流的岩浆一般缓慢。然而，这也改变不了我们被整个年级所周知的事实，因为弟弟，我沦为了学校的笑柄。不管我怎么躲，最终我还是同家人住到了一起——我家买房子了，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房子是一楼，带个30多平米的小院。弟弟终于有了自己的屋子，尽管是与我同住。我盯着他将自己的物什在刷着灰白色油漆的壁柜与散着木屑味道的黄色小书桌间折腾过来，倒腾过去，兴奋得不知道放哪儿好，像只筑巢的小鸟。“土包子。”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屋里还没有置办床，只有两张厚厚的垫子。新房子是水利局家属楼，尽管属于半买半送的性质，我家依然拿不出钱来——钱都用来四处求医问药了。母亲喜欢吊着嗓子模仿姑姑拒绝借钱时的原话：“我怕你家还不起”。最后大部分钱依旧是管舅舅借的，舅舅心疼家里最小的妹妹，对我们说钱不用还了。父亲可不这么想。只记得刚住进新家不久，父亲便叫了很多人将一人多高的铁家伙用倒链弄到了小院里。母亲并没能阻止他。父亲鼻子里喘着粗气：“你一个娘们家懂什么！我很快就能把本赚回来。”当我被指派拖给他一小麻袋花生时，父亲向我们保证到。事实证明，父亲不是干买卖的材料。出于男人的自尊，他拒绝同我们一起去舅舅家串门。“我哥的钱咱们努力肯定能还上。”没多久母亲便开始出去找了个营生，补贴家用。 我们无法预测他何时就会直挺挺地一头栽倒了，身旁必须有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于是我多了一个任务，平时陪伴弟弟上下学，在家的时候盯着弟弟。每当我以人身自由的名义向母亲抗议时，总会讨来一顿臭骂。而有时我会将这顿臭骂转嫁给弟弟。就算这样，弟弟脸上依旧留下了大小不一的伤疤，这使他本来柔和的面庞被分割得多少有点别扭。我记得是有次弟弟在家溜达时犯了病，我扑过去接住他后，磕到了桌角留下的。我一度怀疑这是后来别人询问我伤疤的由来时，我编造出来的故事，以从内心弥补对弟弟的愧意。不可逃避的，有一天弟弟在上学途中犯病了。留意到弟弟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停顿之后，我便知道坏事了。他紧绷的身躯开始剧烈颤抖着向前翻，我在一瞬间大步滑了过去，双手环抱住他，顺着倾倒的方向吃力地往下放，直到半跪着将他埋在我的怀里。看着他嘴唇逐渐发紫，后背剧烈跳动，像被烈火炙烤着。我腾不出手来掐他的人中与虎口，于是焦急而又渴望地抬起头，看向那些之前双足伫立在我眼底的人。围观的人环绕着我俩，密集得连我的眼光都无法逃离出去。无论我的内心如何呐喊，那圈人墙始终规则得可怕，没有一个人向前迈哪怕半步。我重新垂下头颅，闭紧眼，一动不动，在冷血的喧嚣声中悲愤而又绝望着。时间慢得像是卡了碟的电影。终于，我等到了弟弟的清醒。我挽着他的胳膊，慢慢扶着他站了起来。弟弟借着我的力气，伸手拍干净了裤脚上的灰尘，接着说道：“我又犯病了，对不起。”我惊愕于他的冷静与自然，我一直认为他是不甚了解自己的病情的。“走了。”我赶紧招呼弟弟，一秒也不想多待。我猛地狠狠拍了下大腿，吓了他一跳。“我要是你，就跟班里大闹一场，不上学了。”接着反过来埋怨起他来，“你怎么就这么傻。”弟弟脸上逐渐露出了点笑意，他高兴的点在于，我为他说话就等同为他出头。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经历弟弟犯病，也是我最后一次陪着弟弟上学。虚荣心在与责任心的斗争中占了上风，那次大庭广众的发病后，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事实上，我很喜欢跟弟弟争风吃醋，认为父母将有限的爱都给予了他。在别人的评价里，弟弟从小就憨厚老实，很少与哥哥发生争执。不是我不想争吵，而是吵不起来，每次我的情绪都像是砸在一大朵棉花糖上，最后便索性不再对他动气。“他就是傻”，我很不服气。弟弟也很争气，每次考试成绩都比我好。于是我越来越不用功学习，有时间就满世界乱跑，这样就可以让大人们讨论“鹏超其实挺聪明的，就是不好好学习所以没有鹏浩功课好。”直到后来弟弟因为病情加重，显得有些愚钝，我竟然会窃窃自喜——我还是比他聪明的。母亲经常会烧些拿手菜给我们吃，虽然一顿饭往往只配一个菜。菜是被我“你一勺我一勺”同弟弟分着吃的，他不能比我多吃一口。现已身为人父的我，一遍又一遍回忆这些场景，发觉母亲的身前始终是空的。我不知道这是记忆的刻意塑造，还是她真的要等到我俩吃完饭再吃。总之没有偏差的是母亲总会带着骂腔数落我，怪我没有当哥的样子。不仅是喜欢吃的菜，零食、玩具、零花钱，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我当做“分赃”的筹码。弟弟有个瓷制的小猪存钱罐，漆身上随处可见的小鼓包证明它并不值钱，这是某一次姨姨拿来两个礼物让我们挑选时弟弟选择的，我则要了剩下的小皮钱包。这是我为数不多的礼让，我不想在姨姨面前显得太“尖巴”。当然，如果他开始选的不是存钱罐就另当别论了。
他将所有的零花钱都兑换成硬币，小心翼翼地塞进小猪的肚子里，我有时会偷偷打开罐子底部的胶塞，用手指勾出一两枚。那时我想象过未来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中考考了个乡镇中学，高考失利去了技校。二十岁的时候凭借父亲托关系进个效益好的工厂干活。一辈子带着被疾病折磨得快傻了的弟弟，娶不到媳妇，吃糠咽菜，孤苦老去。我甚至会想，当我老到没有心力伺候人的时候，不行就把弟弟送到精神院去。我很庆幸当时的我没有抛弃弟弟的想法。不论当初我多么自私，多么嫌弃他，最起码我还是个人。我只知道手术是在北京做的，大概在我五年级的时候。而钱，依然是管舅舅借的。我之所以还能想起来弟弟做手术的事，是弟弟在我脑海中原本浓密的头发多了一条延伸半个脑袋的不毛之地，让他看起来像是缝补后的沙包。不幸的是，冒险失败了，弟弟的病情不仅没有转轻，犯病的频率明显提高了。我不知道父母有没有领着弟弟再回到那个医院去质问，去撒着泼闹事。如果有的话，我很理解。原因可能是父母怕弟弟在学校出事，也有可能是学校的坚决反对，这些都是我的猜测。当一天晚上，母亲红着眼向弟弟宣布这个决定时，我能看出来弟弟很矛盾。他不用再遭受学校里那些咄咄逼人的目光以及窃窃私语的折磨，但又很不甘心向病魔屈服。刚刚工作不久的母亲，再次辞职在家，专心看护弟弟。同现在的孩子们不一样，儿时的我们玩起来简单但是快乐，甚至踩着积水中自己的倒影都能兴奋起来。麦田边，沙场上，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孩子们玩着各类游戏，里面却自始至终没有弟弟的身影，因为我不乐意带他。病情加重后，弟弟连偶尔看电视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害怕电子产品可能诱发犯病。我低着头，摆弄着手指。“我不想玩象棋，没意思。”跟着又道，“你不是天天跟他玩象棋呢吗？”我对他的战绩胜少输多，而且是很多。“你这一点当哥哥的样也没有，平时不让着小二就算了，让你跟他玩会怎么了！”母亲像往常一样，还没跟我说两句话声音便飚了上去。不知何时开始，稍有一点事，父母就仿佛炸了锅的蚂蚁，这与现在他们沉稳的性格大相径庭。“好好好，我跟他下总行了吧，不过一天最多两把，多了我可不干。”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败下阵来，“不对，两把时间太长了，就……”边说着，目光边瞟向了一旁安静听着的弟弟。兴许是因为听到了我的妥协，他笑了。看着他的笑容，到嘴边的“一把”又被吞回肚里，“没事，”我匆匆说着，“就两把定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弟弟喊我“哥”。我永远忘不了弟弟这一刻的样子，顽皮却又真诚，我想从他脸上找到开玩笑的迹象，但没有找到。母亲说，小二经常拿着刚出炉还冒着热气的馒头，害羞地递给家附近的一个流浪汉。都说那个流浪汉是个大学生，自己的爱人跟人跑了就疯了，平时安家在热交换站旁的一口下水道井里。弟弟也会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肉食，喂给那些看他出来就撒着欢跟着他跑的流浪狗，他喜欢同这些弱小的生命分享快乐。上学时，他便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就像动物园内形单影只的猛兽。人们怕它，对着它指指点点，可无论玻璃窗外如何熙熙攘攘，都与他无关。而在家时，他依然得不到我这个同龄人的认可。我的那些小聪明对于他而言更像是一场场小游戏，他害怕失去同我这珍惜的互动，所以从来不曾动怒。他的憨笑与善良更像是凛冽寒风中的冬草，拖着干枯的身躯倔强地匍匐着，等待新雨过后，一笑成茵。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母亲开始与弟弟发生正面冲突了。母亲以往从没为任何事而迁怒于弟弟过，这透露出一个不好的信号：母亲开始对弟弟的病愈逐渐丧失希望。那些负重前行、寄托着未来美好向往的希望，消耗了无数精力与金钱，汇聚在一起，“砰”地一声爆为烟花，消散了。相应的，弟弟的性情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有段记忆是这样开始的。茶几旁边，我如小牛犊般气呼呼地与弟弟对峙着。为什么对峙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弟弟埋头沉默的样子。他身子突然一僵，随后猛地抬起了头，眉头轻锁，深邃的目光直视我的眼睛，像是在看一面镜子。我不甘示弱地与他对视着，心想你还能把我怎么着不成？突然，他丧智般双手握拳，弓下身子，朝着自己的头部猛烈击打起来。我吓坏了，连忙冲上去从背后紧紧抱住了他，想要制止他的自残行为。“呜……”弟弟在我怀抱中哭了，一声比一声让我心痛，像是迷路的小孩，找不到回家的路。感受着弟弟后背的一阵阵抽动，头脑里满是他平时憨笑的样子，我好自责，心也更加疼痛。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兄弟间的羁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转移下话题，“我回屋躺会，你就在沙发上待着别乱走啊。”我从没有想过一件最该想到的事：其实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恨他自己。接下来的日子，我俩心照不宣地没有提过这件事。饭桌上，母亲依旧对着一勺勺分菜的我骂骂咧咧，但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弟弟碗里的菜永远比我多那么一些；棋盘上依旧会上演“天降奇兵”的戏码，棋局的数量反而增加了。我下定决心要照顾好弟弟，也没有料想到一个人拼命学习起来会爆发出这样强大的能量——我的成绩飙车一般向上窜进。我想好了，哪怕以后不结婚，也要拼命赚钱养活弟弟。初中的日子过得很是平淡无奇，没有变好，也没有更坏。转眼初三了。一切毫无预兆。那是一个平静的傍晚，天很冷，春天还没有到来的迹象。放学了，我站在家门口，习惯性地敲了敲门，门内没有传来任何动静。“小二！”我喊了声，怕他们听不到敲门声。可还是没人理我。没有弟弟一边喊着“小大，我来啦！”一边奔过来给我开门，我有点不适应。在把全家都扫了一圈都找不到人以后，我得出他们应该是出去放风了的结论。而散乱的厨房告诉我，他们是在饭做到中途出去的。不久，敲门声响了，听声音并不像是弟弟他们回来了。是楼上的小秋阿姨，端着一碗浇满菜的米饭。她从前就跟我们一起住在水利局后院，一直与我家交好，每当母亲顾不上我俩的时候，她总会热情地招呼我俩去她家蹭饭。“小大，你妈不回来了，让我给你准备上饭。”小秋阿姨显得有点焦虑。“你弟弟把腿摔断了，现在在医院呢。晚上可能回不来了，你不用等她们。”她急匆匆地把这句话说完了，像是在背演练多遍的台词。唉，又要花不少钱了。我脑海中首先涌现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想法，我更像是抱怨地问道：“他怎么就把腿摔断了啊？”目送她走后，我一边在家中徘徊，排除半天，我感觉只有衣柜倒了砸在他腿上才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可是转着圈看下来，每个衣柜都很完整。算了，早晚能知道。慢慢地，我的良知回过味来，我开始心疼弟弟，心疼父母。夜晚来临，这是我第一次晚上一个人在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我熄了灯，还在发着呆思考有关弟弟的事情，从过去到未来，任由光怪陆离的电视画面如放胶片电影一样打在我的身上。不知是我在看电视，还是空洞的黑暗在看我。最后，直到我窝在沙发上睡着，父母都没有回来。半夜不知几点，我好像被吵醒了。父母就站在沙发前，僵硬得像两尊雕塑。“我等会儿就去。”我下意识嘴里咕哝了几声，又睡着了。再到睁眼的时候，天已大亮。昨晚究竟是做梦还是真实发生的事？如果是真的，他们为什么不把我摇醒？我的记忆又是一片模糊，身体像是穿过时空隧道，记忆中出现在一个昏暗的大厅内。这里是殡仪馆。白色的。尽管身边人声鼎沸，我好像被束缚在另一个空间内，想动却一动不能动，想喊却发不出一点声音，想哭却挤不出一滴泪水，只能作为一个局外人，孤独地站在那里，冷眼环视着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想要在里面寻找属于弟弟的那张脸，入眼的却只有一张布，勾勒出弟弟的身躯。母亲号啕大哭，被两三个人搀着，瘫挂在半空，“都怪我，都怪我……”我看到了父亲。记忆中的他抱着头，蹲在地上，身前有一摊混着鼻涕的泪水。他用力一把一把薅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地哭出了声音。那天母亲训斥了弟弟几句，弟弟赌气出门l了。母亲透过防盗门的鱼眼看到弟弟只是在楼梯口安静地坐着，于是放下心去厨房做饭了。她以为弟弟过会儿一定会像前几次那样边敲门边喊：“妈，我错了。”不过这次，是她错了。我想象过弟弟的死亡方式：犯病窒息而死、犯病碰死，甚至是犯病导致失智发疯后不吃不喝饿死。我从没想过他会选择自我终结。我可以想象他战战兢兢蹭到楼房边缘的过程，他一定很害怕，他是怀着怎样一种心境从上面毅然决然一跃而下的？他有没有后悔来到这个世界？跃出的那一刹那，他有没有对我们心生哪怕一丝留恋？这么多年，他一定被这个世界以及我这个愚蠢的哥哥伤透了心。我恨自己从前的自私冷血，从来没有鼓励过他， 我恨父母没有自始至终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他，恨他们没有保护好弟弟，尽管他们一直过得很艰辛。还有，如果没有我，父母可能会有人伤心欲绝到去那里陪伴弟弟。但我知道我亲爱的傻弟弟，直到死，他也不会恨我们多过于恨自己。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弟弟的祭日是哪天，不知道弟弟的骨灰盒埋葬的地方。父母始终没有对我提起过，我也没有勇气引发父母关于弟弟的任何回忆。弟弟死后不久，父母就把与弟弟有关的事物全烧了，包括照片。只留下那个弟弟经常走过的楼梯，我每次回家都不敢看，我怕想象起弟弟曾孤独地坐在那里的、黯然神伤的模样。而弟弟的死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也改变了全家人的命运，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每当有人讨论胆子大小而问到我是否怕鬼这个问题时，我总会回答道：“我不仅不怕鬼，还希望有鬼呢。”这是我的真心话。这样，我就有机会再见到弟弟了。再见他时，我想再听他天真地说一句：“因为你是我哥啊。”我一定会溺爱地刮一下他的鼻尖。作者鹏超，机关单位职员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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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6 06:5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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