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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到底是怎么回事?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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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1 02:46 PM |显示全部楼层


「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到底是怎么回事? | 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9-23
问:请编辑考证一下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真的割错?


一、费慰梅的说法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做右肾摘除手术,是在1926年3月。


1994年,与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夫妇交情密切的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出版《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文版1997年出版)一书,讲述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割错肾”这个故事。


费慰梅在书中写道: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①


费慰梅说得明白,她的信息源是“梁启超的好朋友张雷”;张雷的信息源是“参与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


这种“朋友的朋友跟我说”式的辗转耳闻,很容易以讹传讹。而且,费慰梅的表述里,还有“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这种情节,这是缺乏医学常识的说法——为避免破坏多层腹膜,肾摘除手术并不会从肚皮上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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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合影


但费慰梅是费正清的夫人,夫妻二人在中文知识界都颇有影响力。此后,“将健康的肾割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之说,就在中文知识界广为流传了开来。


2018年的电影《邪不压正》,即依据这一传言,设计了一段故事情节。电影里,彭于晏扮演的李天然,被安排去协和医院上班。上班第一天,院长要求李天然对着一颗肾发誓,李天然问院长为什么,院长说,曾有一位名人来医院接受治疗,结果医院某医生做手术时,误将患者健康的肾摘了出来,有病的肾还留在身体里,最后导致这位病人英年早逝。


二、梁启超的说法


其实,费慰梅所谓的“将健康的肾割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个情节,与史实是有很大出入的。


梁启超的肾摘除手术,在当年确实闹得沸沸扬扬。但争议的焦点,不在手术过程,而在诊断环节。手术过程中,并无事故发生


这一点,有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为证。


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在《晨报》副刊上撰文,亲述手术经过。


梁说,自己当时“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一开始没当回事,后清华校医检验发现尿液中“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才去找了德国和日本的医生看。吃药打针未见好转,医生排除了尿石、结核,怀疑是“肿疡”,于是又去德国医院住院检查,因器械限制没查出病因,才又转到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具体诊断过程如下: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医生诊断,大略如此。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虽然有许多亲友好意地拦阻,我也只好不理会。”②


也就是说:协和用了多种手段为梁启超做体检,通过X光发现其右肾有黑点,可能存在一个“大约是善性的瘤”。医院的建议是“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作为病人的梁启超,决定同意手术,将可能存在问题的右肾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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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启超,引自1928年第33期《良友》杂志


梁启超接着说: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后来便转到内科。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③


也就是说:协和医院诊断认为梁的右肾有问题;手术割掉的也确是右肾。手术过程中不存在“切除好肾,留下坏肾”之事。存在争议的,是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梁启超的尿血病也未得到根治。


梁后来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文章,为协和医院做辩护,否认“医生孟浪”。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病例,被人拿来做反对科学的依据。梁在文章里写道: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但“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毕竟是一个事实。在稍后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梁启超说出了他内心对此次手术的真实看法:


“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诊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挨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④


所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说的还是诊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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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启超用英文所写《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第1页,藏于协和医案。


三、梁启勋的说法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的说法,也可以证实不存在“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这种情节。


1926年5月29日,梁启勋在《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对兄长的肾被割掉而尿血病未见好转一事非常不满,公开责备“协和医院的手术是失败的”。


文章讲述了许多外人难以知晓的细节。


“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胁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⑤


力舒东是梁启超的好友,且是手术的参与者,他的话应该可信。亦即:诊断时,发现阴影的是右肾;手术中,割掉的也是右肾。右肾被剖开后,发现一大如樱桃的黑点,未发现肿瘤。


此外,梁启勋在文章中评价主刀医生刘瑞恒,说他“以手术论,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如果刘瑞恒割错了梁启超的肾,当然不可能得到梁启勋的这种评价。与兄长一样,梁启勋对协和的意见,不在手术,而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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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梁启超主刀割肾的医师刘瑞恒


梁启勋还披露说:力舒东告诉他,手术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即可知晓尿血症是否已被治愈。梁启勋五点半去询问主治医生刘瑞恒,刘告诉他要再等两天才有结果。数天后再问,刘仍说还要再等几天。这种答复让梁启勋觉得“该院医生之举动诡异”,追问之下才得知,割肾后二十余天,梁启超的尿中依然带血(据梁启超讲,血丝用肉眼较难辨认,需用仪器检测)。如此,也就确证了诊断有误,右肾上的黑点并非尿血的病因。


同期的社会舆论,因为对诊治细节不甚了解,所以评论此事时或多或少都有些似是而非。比如陈西滢骂协和的医生不肯认错,“在左肾(陈的原文如此,实际上割掉的是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⑥;徐志摩骂协和的医生不负责任,以致“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⑦……这些局外人的言论,对廓清这桩医疗风波,并无多少价值。


四、伍连德的说法


被割掉的右肾不是尿血病的病因,这一点手术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就已知晓了。但他还想知道,那颗被割掉的右肾,究竟有没有肿瘤。


这个问题,直到半年后,他才从好友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医学博士、协和医院的创办者之一)口中得到答案。


1926年9月14日,在给子女的家书中,梁启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在南长街住那几天,你二叔(即梁启勋)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雨前龙井了。自服天如先生(唐天如,当时的名中医)药后之十天,本来已经是这样,中间遇你四姑之丧,陡然复发,发得很厉害。那时刚刚碰着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⑧


这段家书,可与之前梁启勋所述互相印证。同时也透露了手术之后,协和医院与梁启超之间的沟通,似存在着一些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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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伍连德,引自《良友》杂志1926年第5期


五、误诊的时代局限


综上,“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肾”,并不是一次手术事故,也不是“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而是手术前的诊断出了问题。


当时参与诊断的外科医生约有7~8人,这是针对梁启超这种级别的名人的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之下,仍出现了误诊,则与现代医学在1926年的时代局限颇有关系:


“在1926年,除了X光摄像技术比较成熟之外,其他(确诊癌症的)技术不是尚不成熟,就是还没诞生。……在1926年时,人类对于癌症的研究还是很浅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起来可笑的(癌症研究)结论在当年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指丹麦医生菲比格在1926年因为在癌症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研究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的)。……启超的X片上显示有阴影,这对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来说,即便没有‘活检’,也可以推测为肿瘤,只是发展情况不能精准确定。而且肾癌种类偏少,主要两种,一种是遗传性肾癌,这种癌往往在幼儿时期便会发作。梁启超当时己经53岁,显然不可能是这种癌,唯一可能的便是肾透明细胞癌。这种癌症多发于老年,而且容易导致血尿的出现。这些知识在当时业己存在,所以协和的大夫就此推断,可能是肾癌是完全合理的。考虑到这种癌症发展不算快,可以保守治疗,但是想要完全去根,切除应当是最明智的选择了。因此,协和的医生们才决定切除右肾的。”⑨


最后再说一下梁启超的去世。就梁的家书来观察,1926年割除右肾,固然没有治愈他的尿血病,但也未使其进一步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致命病因并非尿血症,而是“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以(左肋肿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亦内部溃烂出血”。⑩


亦即,梁的去世缘于肺部感染,与肾没有关系。




注释

①(美)费慰梅/著,曲莹璞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第47~48页。

②③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晨报副刊》1926年6月2日。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79页。

⑤梁启勋,《病院笔记》,《晨报副刊》1926年5月29日。

⑥陈西滢,《尽信医不如无医》,1926年5月《现代评论》3卷75期。

⑦徐志摩,《我们病了怎么办》,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

⑧梁启超,《给孩子们书》,1926年9月14日。

⑨杨喆,《梁启赵晚年“血尿”病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⑩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00~1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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