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版「英语起源于中国」 | 短史记

源济

晚清版「英语起源于中国」 | 短史记

Original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3-05

作者丨言九林

编辑丨吴酉仁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学术界”有一种流派，宣扬的是“英语起源于中国”，更具体来说是起源于湖南。最近读晚清史，发现这种论调在晚清士大夫们当中早已有之，且颇为流行，实在是一点都不稀奇。

比如，在光绪年间做过军机章京、被后世称为启蒙学者的陈炽，便认为“文字之兴，肇于中国，而辗转流布，渐达于泰西”——天下所有的文字都始于中国，后来才辗转传到了西方。

陈炽提供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两条：

（1）埃及尼罗河流域出土的那些古文字，“大类中国古时虫鸟之篆、钟鼎之铭。会意象形，宛然可指”，和中国的古文字很像，显然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2）意大利两千年被火山埋葬的古城，其城墙房屋街道的形制与布局“率同华制”，与中国完全一样；还发现一种铜乐器，“其声凄壮高清如中土之画角”，奏出的声音和中国的画家一样。这些显然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陈炽还说，据他推测，以前黄帝的宫殿在昆仑，“当日万国来同本无中外”——那黄帝是世界之主，人世间不存在中外之分。后来出现大洪水，各地百姓才彼此隔绝，“秦政焚坑而后必有名儒硕彦抱器而西致海外诸邦”——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必定有中土的知识人带着器物典籍跑去了海外，然后就把中国的文字和其他学问都传了出去。①

♦ 陈炽《庸书》内文

另一位晚清启蒙学者王韬，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中国，天下之宗邦，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不但天底下的所有文字都源于中国，天下各国的礼乐制度与科学器物，也都是从中国流传出去的。理由之一，则是仓颉造字之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欧洲人的开化远比仓颉造字要晚。

王韬还说，欧洲的数学知识、历法知识肯定也来自中国，毕竟中国在尧帝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制器测天”了。欧洲的乐器也一定是中国传过去的，包括欧洲乐曲里的“行军之乐、铙吹之歌”，也是“中国向固有之，至今失传耳”，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中国后来失传了。②

♦ 王韬像

活跃于1890年代的宋育仁，也是一位启蒙学者，曾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得到过亲赴欧洲考察异域文化的机会。但他仍坚信欧洲文字必定起源于中国。宋的“考据”过程是：

“中文直行主形，与埃及文为一派。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其兴在夏商间。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易之以书契；外国开辟晚，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易以点画传音。”③

大意是：既然中文与埃及文是同类文字，中国又开化得最早，埃及文又是“西方文字之祖”，那么，早期的西方文字必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书契”（指刻在兽骨、龟甲、岩壁上的文字符号）。

♦ 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

但是，以上种种旨在证明欧洲文字起源于中国的“考据”，全都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现实难题：汉字是方块字，英文法文等全是拼音字，二者的形体差异极大，要证成后者起源于前者，光靠“中国开化最早”和“埃及文字为西方文字之祖”这类说辞，是远远不够的。仅就传播环节而言，中间缺失的环节就太多，很难让人真正信服。这也直接导致，“泰西文字始于中国”之说的支持者虽多，但终究不过是一种“我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于是，又有人做出“开创性贡献”，自佛经中找出一段文字作为证据，声称上古时代的造字者其实是兄弟三人，长兄叫做“梵”，老二叫做“佉庐”，三弟便是众所周知的神话人物仓颉。其中，仓颉造出了最优秀的中文，流传至今；梵和佉庐的造字水平差一些，但也造出了两种文字：

(1)“墨子衍怯卢之绪，……其后传入西域而为右行，即今之西文也”——二弟“佉庐”创造的文字被墨子继承，后来传入西域，然后便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文字。（2）“蒙古书皆左行，盖用梵体”——大哥“梵”创造的文字流传至今，便是今天的蒙古文。④

如此这般，不但能“证明”所有的西方文字都起源于中国；还可以“解释”为何字母文字与中文同源、形体上却又大不相同。

上面这段考据，引自晚清启蒙学者薛福成（曾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日记。不过，薛很可能只是引述者，而非最早搞出这番“考据”之人——首先，同时代之人张自牧的《蠡测卮言》里，也有一段几乎相同的文字，薛有可能是照抄了张的考据；第二，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郭嵩焘也深信“西国始制文字原与中国相同”⑤，郭的这种认识，很可能便是来自张自牧。

♦ 薛福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英语起源于中国”的案例，全部发生在晚清启蒙学者的身上——虽然有些晚清启蒙学者，喜欢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给自己的改革主张，以减轻舆论阻力，但“英语起源于中国”这件事情并不属于这种情况。陈炽也好，王韬也罢，包括做过驻外使节的薛福成、郭嵩焘和宋育仁，他们均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英语起源于中国”，进而也发自内心地“相信英语起源于中国”。

也正因为如此，当王韬后来得到机会，可以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他才会对自己从前的幼稚论调感到汗颜不已，转而批评那种“先有于中国而后流传至彼”（中国先有，然后才流传到西方）的论调，是“攘人之美据为己有”的可耻行为，还否定了自己早年关于“东来法”的考据——欧洲人曾把代数学里的某些内容叫做“东来法”，王韬早年认定这个“东”便是中国；后来他承认自己搞错了，纠正说：欧洲人口中的“东”指的是阿拉伯，与中国毫无关系。

♦ 晚清英语教材

事实上，晚清知识界以“西学中源”这种论调来粉饰改革主张、以减轻阻力的做法，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成功。恭亲王奕䜣在1860年代创设同文馆遭受攻击时，搬出的便是“西学中源”之说，结果毫无效用，同文馆既招不到好学生，毕业者也得不到清帝国官场和知识界的尊重。

启蒙学者自1850年代开始，反复“论证”包括英语在内的西方语言起源于中文（如前文所言，许多人是真如此认为），也从未改变晚清主流知识界对英文的反感——当1890年底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时，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写下了“伤哉！”二字⑦；当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在1892年开始学英语时，引来了京中士大夫的群起非议，许多好心人“函劝鸿章不可”⑧。

1920年代末，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四川广安向中学生做公开演讲，仍在大谈特谈“英语起源于中国”。吴说：

“泰西数学之奥理，根源于中国的《河图洛书》。……英文26个字母，源于中国伏羲以前，与天干地支相合，为没有文字以前的一种符号，后文字渐兴，变简为繁，本源遂无人论及。”⑨

吴佩孚生于1874年。他接受教育之时，正是“西学中源”论和“英语起源于中国”之说大流行的年代。结果，他一辈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谬论。

①陈炽：《庸书外篇》卷上“西书”篇。

②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③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90页。

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9页。

⑤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60页。

⑥王韬：庚申《中西通书》序。

⑦《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4页。

⑧《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998页。

⑨黄应乾、陈祖武、刘克俊：《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间的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