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即位后，欲奋发有为，心里对辽与西夏隐藏着一段国恨家仇。于是专任王安石主持变法。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开始执政。这个月里，苏轼兄弟刚刚服丧期满回到汴京。安石在朝，得皇帝的专任，独行其是，大家只好暂时缄默，整个行政中枢，几成瘫痪，只有王安石一人，在唱独角戏。
新法的目的，完全侧重财政需要。宋朝老百姓的税负甚重，熙宁时全国的岁入，比唐代已经高出二三十倍，生产总额的增加有限，哪里还有增税的余地？聚敛造成民生的痛苦，是持重的旧臣群起反对之最大原因。
苏轼还朝，被投闲置散，所谓职务（官告院），不过司官方辞章的撰制而已。
熙宁二年（1069）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均输本以 “从贵就贱，用近易远 ”调节物资，平定物价为主，用意很好。不过此事如由政府来做，不免有官营买卖、与民争利之嫌。
短短的两三年间，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相继兴作，令行天下。
新政的重点，在于富国，是要以政治的强制力量来达到充裕府库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变本加厉，唯利是图，使青苗法变成强派的 “必借之债 ”，免役法使贫民不免于追逋，保甲法使农民不得安于畎亩，市易法成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为 “聚敛 ”，甚至不惜严刑以求利，斫丧国本，为害甚烈。
苏轼坚决反对新法，他的语言文字，又那么愤激，含有非常强大的煽动力量，足以风动四方，元老重臣们或多或少会受他言论的影响。于是，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成了一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熙宁二年（1069）九月，实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内外一片反对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籴常平米的本钱，春散秋敛，借与农户，出息二分，本意在于青黄不接时，救济农民的困乏。不料付诸执行，官吏竟将此一优良的社会融资政策，变作政府放债取息，增加库收的工具。政府竟自成了盘剥重利的高利贷，难怪范镇要说：
宋代老百姓的租税负担，已经非常沉重。青苗法不但重利盘剥，实行后，产生一个最大的流弊，就是 “抑配 ”，即强迫摊配。原来诏令规定青苗钱的贷放是 “取民情愿 ”则与之，不许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举使务以多散（放）为功，订立各郡的定额，州郡要达到定额，只能不分贫富，像配给一样强迫借与，又使贫富相保，终于致使贫者还不出钱流散逃亡，富者为之破产。所以苏轼批评说：
“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
从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于逮捕积欠官钱的贫户，官厅里则日夜鞭打这些穷人，很多人 “因欠青苗，至卖田产、鬻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 ”。
顾名思义，贷放青苗钱，当然只以农户为限，但官吏为了邀功，城市里本无青苗，也强迫城市人接受放款。神宗知道后，便问王安石：“坊郭哪里有什么青苗，为何使者要强迫他们贷款？”王安石勃然回答：“如果能满足他们的贷款需求，即便是没有青苗的坊郭，又有什么关系呢？”其性情的固执，不惜强辞夺理来维护自己的见解，实已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
图：元赵孟𫖯绘苏轼像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熙宁三年（1070），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为解决兵制问题，实施兵农合一的制度，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战阵，是即改 “募 ”为 “征 ”，恢复唐代的府兵旧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时，国家承平已久，势官富户，占地无限，土地渐次集中。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大量的游民。政府将这些游民，收编为军队，资以衣食，才不致扰乱社会。所以宋代的佣兵，国防意义少，救济意义多。
保甲法放弃了这许多过剩的劳动力，使到处充斥的游民，失掉出路，饥寒所迫，必然流为盗贼。河东、陕西、京西一带，寇贼成群，白昼行劫，是实施保甲以后不久，就发生的现象。另一方面，征召有业的农民，训练为兵，不得尽力田地，妨碍生产，甚至有不能维持生计弃家逃亡者。更不应该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给，责成他们自购。百姓买一弓，要花千五百钱，买十支箭，要六七百钱，城里有人典当了衣物买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实在也教不出什么战阵能力来，后来又改为一月教练三天，更是有名无实了。
宋人徭役的负担非常沉重。募役法又称免役，可以按家产的高下，出钱雇人代役，合于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的原则，在熙宁新法中，算是最适合社会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执行的官吏，务求役钱，将之变成了聚敛的工具。单丁女户，原本没有力役义务，现在也要担负助役钱，另又在役钱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宽剩钱”，说是备用应付水旱之灾，实是分外的搜括。
还有一个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钱多寡，既随家产的高下而定，而家产的高下，又由官吏审定，漫无标准，不但人民巧避失实，而吏缘为奸，或指富为贫，或指贫为富，颠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没有命了。
神宗胸怀隐痛，亟求富国强兵。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经颁布，使奉行的官吏茫然无措，老百姓在新政暴风下，只有惶惑或恐惧的份儿，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更糟糕的是王安石用刑赏来压迫地方官，促令积极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绩不好，时间落后，自身要遭罪谴，只好不择手段，加倍压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浑水摸鱼，从中舞弊，则纷扰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会变成残民之具。
新政之来，势如暴风，老臣的反对无用，言官的诤谏不听，他们只好纷纷求退，朝中就换了一批新人进来。苏轼自知位微言轻，不足挽救危机，去求见宰相曾公亮，希望他能挺身出来，救国救民。苏轼对他满腔热望，只得到一句话：
苏轼满腹牢骚，无法克制。自服满还朝，适逢王安石推行新政，这短短的两年间，政局扰攘，人事剧变，不仅朝局如今面目全非，而雷厉风行的新政，又尽是峻刻的剥削和聚敛，谁都可以预见生民即将遭逢空前的苦难。倘如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西蜀王小波、李顺叛乱的阴影，时时从尘封的记忆中袭上心头，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怎能不挺身而起、为民请命？
他并非不知道王安石得君之专，以及新政派垄断一切的作风，多少元老重臣，都被迫得相率走避。宋自立国以来，言官向被尊重的传统，也不惜因此破坏。今已台谏一空，苏轼，他只是一个区区八品闲官，怎能拂逆巨龙的鳞甲？倘如不自量力，他将付出何等重大的代价，也是谁都明白的后果。
然而，老百姓自己没有讲话的机会。神宗求治之心过分激切，不暇冷静思考，九重之内，听不到千家万户的号哭，也看不到老百姓咬牙切齿的冤苦。苏轼则来自田间，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彼此血肉相连，痛痒关切，有一种单纯而强烈的感情，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抱持着情不自禁的同情心，逼得他要挺身出来， “为民请命 ”。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 《上神宗皇帝书》 。直言“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青苗法种种祸害百姓，结果必是“异日天下恨之”……
三月，朝廷诏令各路监司实地考察 “青苗抑配 ”情形。苏轼续有 《再上皇帝书》 ，他将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情况，譬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断言道：
“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
他还说，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民、军、吏、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实在是危险至极。最后，他竟直指神宗 “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而近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 ”。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固然可惊，而神宗的宽容，尤不可及。
在王安石看来，当时反对新政的人太多，很担忧皇帝会被众口动摇，所以竭力劝说神宗，为人主者必须 “独断 ”。有一个独断的君主于上，必然连带产生 “专任 ”的大臣于下，这是王安石巩固新政及其领导地位的一策。而在苏轼看来，开放言论，众谋国是，是比什么问题都重要的先决条件。
于是，当宋神宗下诏命人推举谏官，翰林学士范镇推荐苏轼时，王安石的姻亲谢景温深恐苏轼这个劲敌，一旦当上谏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发制人，奏劾苏轼前于英宗治平三年丁父忧，扶丧归蜀时，沿途妄冒差借兵卒，并于所乘舟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
谢景温劾奏苏轼一案，是当时政争中的一件大事。付查之初，声势严厉，似有将兴大狱的模样。其中，御史风闻言事，可以不负责任，而横遭诬陷的苏轼，无反证足以自明，只好静待侦查，待到查无实据，他就乞请外调。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
苏轼自签判凤翔至今，已足够知州的资格。何况他又望重士林，名满天下，但是中书硬要压抑，神宗也只好指个东南第一大都会的美缺给他。
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一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者比远行人还要难堪。如今逃过谢景温诬告这一关，出为杭州通判，轮到自己离京，回首从政以来，忽已十年，当初一心以为参加了匡时济世的大事业，不料自少至长，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挈带一家大小乘舟出都。船中无事，做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一首说：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刚从政治罗网里脱逃出来的苏轼，一出都城便觉天地辽阔，觉得实在没有违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本文节选自《苏东坡新传》，李一冰著，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为便于阅读，部分过于文言化的词句略有调整。
作者简介：李一冰（1912—1991），原名李振华。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抗战胜利后去台，撰有《苏东坡新传》《明末孤臣张苍水传》等著作。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4-4 03:15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