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一战爆发106周年。本文摘选自《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著、尤卫群/译，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标题及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拟，因原文较长有所删节；注释部分较长，亦略去。
一战在道德和物质上造成了巨大破坏。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说：“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我们有生之年将不会再看到它们被重新点燃。”美国教育家及哲学家杜威则发出惊呼：“世界已死。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刚刚消逝。”
亚洲的知识精英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重新思考本国与世界的关系。
一、“现在是日本崛起的时候了”
一战及其后果给日本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东京市长阪谷芳郎说，欧洲的这场全面战争是在“世界文明中心、金融中心以及运输中心”所发生的战争。浅田江村是颇受欢迎的月刊《太阳》的专栏作家，他在1914 年9 月写道：“面对战争的血腥残暴，他们吹嘘了很久的高水平文明生活瞬间被毁，连一声道歉都没有。”
日本人开始对更广大的世界进行思考。元老西园寺公望在1919年9月宣称，已经到了“日本全心全意投身于艺术、工业和商业，为新的全球和平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同意，他们的国家应该抓住这个势头和时机。记者和政治家田川大吉郎形容巴黎和会是明治维新的全球版：“现在是日本本着第一次革新的精神崛起的时候了。”加藤高明说，日本应该发奋实现“在政治、工业、智慧与道德、科技、思想与习惯方面的最好的世界文明”。甚至连贵族近卫文麿也说，巴黎和会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日本人现在必须更多地培养知识，掌握世界”。
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精英便试图让日本成为一个西化国家，以便加入西方国家行列。巴黎和会否决日本的种族平等方案。日本人被迫认识到，无论多么成功与强大都不会被平等对待，也永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1919 年种族平等争议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便是日本舆论的泛亚细亚感受加深了。作家、政治思想家冈仓天心在阐明亚细亚主义的基本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东洋的理想：以日本艺术为中心》（1903年出版），是一本著名的鼓吹“亚洲一体”理念的书。
图：冈仓天心
另一个亚细亚主义的重要鼓吹者，是政治家兼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专家小寺谦吉（1877-1949）。他于1916年出版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塑造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著作。小寺认为，亚洲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小寺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并于1918年在上海出版。该书以下面的段落作为起始：
“这不奇怪吗？在随意控制并已完全征服了亚洲的欧洲，这些天我们听到了关于黄祸的警告。然而，在被白种人征服及恐吓的有色人种中间，几乎连一句白祸都听不到。毫无疑问，黄祸最多只不过是一个糟糕的梦，而白祸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小寺的主题是亚洲人需要团结起来反对西方的扩张主义野心和种族主义。他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预计会出现“种族冲突”。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日本是唯一可能领导亚洲团结的领袖。小寺创造了“亚细亚主义”一词，也是他使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接近日本政党政治和政府圈子。一战结束后，很多与小寺一样的日本政治家与作家都认为，一旦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日本便有能力挑战西方。推动团结最终导致了对东亚领导权的竞争，从小寺的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亚洲”概念到帝国扩张的合法化只有一小步之隔。
图：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入江昭说，战后世界是一个美国化的世界。一些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西方之间的种族、文化乃至心理差距“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美国《1924 年移民法案》在给予欧洲国家年度配额的同时，特别排除日本移民，证实了“日本与西方间存在似乎无法跨越的鸿沟”。与此同时，日本人又视朝鲜人和中国人为二等公民，表明他们接受了种族不平等的普遍假设。入江昭指出，“只是他们自己不想被视为劣等而已”。
在一战的背景下，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教授建部遯吾说，东亚的仁义概念及实践都优于西方概念中的正义。他认为仁义是基于博爱之上的人道公平，而正义只不过是一个法律名词。
图：建部遯吾
虽然日本确实处于强势地位，但在国家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仍存在焦虑。随着德国与奥地利战败、奥斯曼帝国及罗曼诺夫帝国崩溃，君主也不复存在，“日本长期以来对军国主义、专制政权可长久持续的假设很快就失去了人们的共鸣”。但日本不可能轻易放弃天皇制度，因为天皇宣称其绝对权力来自上天及血统，并且军国主义在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
由于上述原因，当欧洲这场战争结束时，美国与日本在对世界的看法上相距甚远。美国总统威尔逊更喜欢基于新外交的世界秩序，而日本则努力维护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旧外交。“当人们阅读1918 年到1922 年期间出版的日本期刊和报纸时，很快就会注意到许多作者都在批评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大国。他们用‘公义’、‘仁慈’这样的词来表示道德制高点。”
紧接着战争的结束，一群日本亚细亚主义者与心怀不满的朝鲜精英联合，致力于在中国东北与朝鲜之间的边境地区，建立一个称为高丽国的乌托邦反西方政府。在间岛地区，大约有一百万朝鲜劳工因为基本无国籍的状态而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他们的领导者起草了一部基于中国儒家价值观的宪法，根据该宪法，朝鲜人、日本人、中国人及亚裔俄国人都是平等的公民。
图：东亚“合邦”论可以视为日本亚细亚主义的前身
二、中国知识分子“回观孔孟之道”
在中国，这场战争迫使许多人重新思考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些中国思想家，就像他们的日本同行一样，在一战爆发前就争论过某种亚细亚主义。据说章太炎曾为在1907 年间于东京创立的亚洲和亲会撰写宣言，支持亚洲自成一体、拥有共同价值观和传统的观点。其他人则主张某种形式的亚洲唯心主义。出生于马来西亚，曾分别在英国及德国接受教育的学者辜鸿铭早在1915 年便写道：
“因此我认为，对于交战国中的人民来讲，战争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定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自由的大宪章，而是像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
《东方杂志》的编辑杜亚泉，相信战争揭示了西方明显而严重的问题，象征着旧文明已死，新文明就要诞生。陈独秀在1916 年称，中国若要在20 世纪创造新文明，就不应该被东方或西方的过去束缚住。他强调战争会改变整个世界，鼓励中国同胞重新开始。
图：杜亚泉
中国人的思想也影响了日本人。例如，1924年孙中山（逸仙）在神户县立高等女子学校发表了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孙中山告诉日本听众，中国与日本应团结一致，并呼吁以“王道”的仁义道德为中心的儒家泛亚细亚主义。他讨论了亚洲王道观念（以中国帝制为例）与西方霸道的差别：“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在演讲结束时，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日本：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或者更广泛地说，东方传统文明能否拯救西方。历史学者费子智（C. P. Fitzgerald）注意到，中国人终于“对西方的假菩萨彻底失望了。他们不安地转向其他一些解决方案”。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与他的考察团一行在1918年末离开中国，一直到1920年3月才返回。欧洲之行使梁启超从大梦中惊醒。他看见战后伦敦的一切都令人忧心忡忡：“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虽然天气十分寒冷，旅馆房间仍没有暖气；糖与食物都不容易找到。
梁启超和他的团员带着利用外交实现公义与人道的美梦到欧洲，但离开时却十分失望。欧洲人开始谈论科学的道德失误，这一事实使他感到震惊：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
梁启超开始对达尔文进化论及极端个人主义持轻蔑态度，“这个巨大的欧洲战争几乎铲除了人类文明；虽然它的原因非常多，但达尔文理论可说有很大影响”。梁启超告诉读者，“中国所能依赖的只有自己以及她不败的精神及勇气”。在写到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屈辱时，梁启超观察到，“中国唯一的罪是她的衰弱以及过于相信战后的国际正义”。
图：梁启超
由于亲眼看见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梁启超不得不将视线从西方移开。他认为东方有自己的文明道义及做法，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例如教导各种关系的和谐及妥协忍让的儒家理想“仁”，认为这优于西方的竞争理念。在解决“精神饥荒”的方法中，梁启超认为东方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是最好的：“东方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以物质为出发点。”
梁启超希望“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经过整合和选择后，这个新的文化产物可以广泛扩展，造福人类。他用以下动人的话语呼唤他的同胞：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其他人也分享了梁启超融合文明的热诚。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19 年访问中国后便总结说，一战表明欧洲出了问题，他建议中国文明可以作为一种解药：“中国人已经发现了某种生活方式，而且身体力行了许多个世纪。如果这种方式能被全世界采用，那将会使全世界都变得快乐。我们欧洲人没有，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争吵、剥削、不安稳、不满足和破坏。”
在欧洲停留数月之后，梁启超认识到不论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的问题。他相信最好的策略就是把两者之中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东西，并敦促中国人利用他们更高的精神文明，来挽救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中有益的东西。
1919年以前，中国人转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模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对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感到不安。民主共和的失败和欧洲国家在战争中撕裂自己的场面，只会加深这种不安。梁启超写信回国说，欧洲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梁启超的新思维影响了很多中国人。陪同梁启超前往欧洲的张君劢告诉朋友，通过多次反思，他认识到欧洲过于追求物质收益，他们的道德价值崩溃了。他要呼吁中国人不要重蹈西方的错误，而是要在自己的古老思想中找到力量。
另一位相当有影响的学者、权威思想家严复，以翻译西方哲学及政治著作著称，也曾一度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1915年4月至6月间，也许是因为袁世凯大总统的个人邀请，严复专门为他翻译了很多关于一战的文章，每天至少花六个小时关注战况。战争结束后，严复哀叹西方用它所有的科学进步及发展进行野蛮杀戮，几乎导致整个世界的毁灭。1918年，他写了另一首诗，称一战毕竟不是正义之战，认为只有古老的儒家哲学才能拯救中国和西方：
“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经历回观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
严复和许多中国人，例如梁启超、梁漱溟等对此有共同的感觉，他们现在似乎对自己的文明和道德价值有了更多的信心。与梁启超一样，严复也认识到科学与技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在1918年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战争结束后，世界潮流也许会转向儒家思想及理想。
图：严复
随着战事的发展，另一位哲学家梁漱溟也阐明了自己关于东方哲学和文化优势的论点。在他1921年影响甚大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主张,西方通过成功地征服自然而实现了经济发展，但却割断了与更广大的人道概念的联系，而这却是儒家思想能提供的。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Guy Alitto）说，“漱溟1921年的著作主旨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明，并且与近代化相适应”。
但梁漱溟的思想受到了胡适及陈独秀等自由派学者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他的观点保守，且与新文化思想格格不入。梁漱溟对这些攻击感到伤心，写道：“（他们）讨论的意思是说我是他们思想改革运动的障碍，这使我十分伤痛。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赞美及鼓励他们的努力！”
图：梁漱溟
三、印度人接受亚细亚主义
1905 年击败俄国后，日本突然取代西方世界，成为很多印度知识分子的近代化成功的参照物，即一个不一样的、实实在在的亚洲近代化典范。印度报刊推测未来会成立以日本为首的“亚洲联邦”，印度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如拉杰帕特·雷则通过提倡“印度、中国及日本的基础性合作”来反击“西方影响”，将亚洲主义者的论点向前推得更远。
因此，1906年到1914年间，愈来愈多的印度年轻爱国者到东京而不是去欧洲或美国的著名大学留学。有些印度人尝试在日本报纸上发表文章，向日本公众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来的学生群体宣扬印度民族主义信念。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前往东京，主要以呼吁泛亚团结来尝试获得日本对印度自由斗争的支持。
国大党的重要领袖也将亚细亚主义提上日程，包括希望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基本统一”变为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成功斗争的基础。国大党很早就显出亚洲主义倾向，其在1921 年的年度集会中便已讨论过建立亚洲联邦的可能基础。国大党主席达斯相信“印度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友谊与爱、同情与合作的纽带关系……注定要给世界带来和平”。
与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在一战之后，印度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发展出许多思考印度与世界的新方法。早些时候，拉杰帕特·雷就很向往美国，认为它有很多地方值得印度改革者学习。正如20世纪初的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一样，拉杰帕特·雷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相信它“充满平等、自由及博爱，同时该国人民对地球上的所有人，不分肤色、信仰和种姓，都怀有善意及友谊”。他想学习美国社会和政府的运作，以使印度能“消化美国的想法和理想，获得自由的灵感，努力成为有效率的国家”。他在一战期间游历美国，并在1916 年于加尔各答出版了《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印度人的印象和学习》一书，向印度读者讲述他的印象。
图：拉杰帕特·雷
这本书在印度获得了好评。不过该书也建议印度文明应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东方身份。拉杰帕特·雷虽然是坚定的改革者，但也发现近代文明过于追求物质而忽略了精神因素，因此他的书以哀叹结束：“‘什么是真正的文明？’我仍然没有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他的书也涉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将其与印度社会中低级种姓的地位、英国统治下所有印度人的地位相提并论。他的结论是，尽管存在广泛的歧视，尤其在南部，但美国黑人所受的教育要比英国治下的印度人更好。
很多如拉杰帕特·雷一样的印度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对一战的参与已经“打破欧洲的皇权”。人们普遍认为，比起欧洲大国的侵略性帝国主义，美国是一个更好地反映西方现代化的进步社会。
甘地则坚持唯精神的印度文明优于唯物质的西方文明：
“欧洲正在发生的疯狂混乱表明，近代文明代表着邪恶和黑暗的力量，而古老的印度文明在其本质上代表了神圣力量。近代文明……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发明或发现生产资料和毁灭性武器，而我们则主要是在探索精神法则……我们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相信，我们通过自己的文明，会将讯息传播到世界。”
虽然甘地的灵感扎根于印度强大深厚的底蕴，但他的政治思想则“跨越东西方”，也借鉴了西方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及激进部分。当中国人和日本人正在就亚细亚主义展开辩论时，甘地则运用基督教教义和印度教义在印度人中间推动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图：甘地
泰戈尔赞同亚洲主义的观点，且很明显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泰戈尔一直与冈仓天心保持联系，直到后者于1913 年去世为止。作为自觉代表印度思想及政治精英的代言人，他在首次访问东京帝国大学时发表了题为《印度给日本的讯息》的演讲。泰戈尔告诉日本人，亚洲有悠久、优越和光荣的历史与文明，而西方则痴迷于一种没有灵魂和物质至上的方式。亚洲有责任且有理由重新拯救肤浅和自我毁灭的西方文明之灵，而日本应该承担这一使命的领导角色。
罗曼·罗兰也在日记中提到泰戈尔：
“虽然他亲切礼貌，但可以看出，他完全相信亚洲在道德及思想上高于欧洲，尤其以印度为然。”
但日本使泰戈尔失望了。他第二次到日本是1924年。这一次，他用有力的话谴责了日本要成为霸权的想法。
图：一战前后的泰戈尔
泛亚主义本身漏洞百出，注定走向失败。最初被吸引到日本学习的印度学生经常受到日本公众的歧视，也对日本与英国的结盟感到失望。日本上升为亚洲内部的殖民大国，很快就打击了印度的泛亚主义愿望。日本吞并朝鲜、1915 年强加“二十一条”给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坚持拥有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都使它在亚洲伙伴的眼中成为坏角色。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削减了泛亚主义言论的说服力。
另一个问题是，泛亚主义中的种族、文化、反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观念，都很容易导致民族主义抬头。在写到日本的民族主义时，泰戈尔的看法是：
“我在日本看到全体人民都自愿屈服于他们的政府，任由它禁锢他们的思想，拑制他们的自由……人们以愉快和自豪的态度接受这种无所不在的精神奴役，因为他们迫切希望将自己变成一个称为‘国家’的权力机器，并在他们的世俗集体中模仿其他机器。”
是日本人第一个推动泛亚思想，也是日本人毁了泛亚主义。
作者简介：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基金全球化历史讲席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代表著作有：《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中国人与美国人》《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等。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Idea of Chin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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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7 02: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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