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越过六十载的寻亲记 | 人间

源济

一场越过六十载的寻亲记 | 人间

Original 南山秋 人间theLivings  2021-04-07

不知父亲和娘是如何一次次在绝境中寻得吃食的，我们最后竟都挨过了最难的日子，活了下来。那几年中，我与娘的关系奇迹般缓和起来，她备好的吃食，总能有我的一份。

配图 | 《春江水暖》剧照

1

数年前，舅舅被一场病困在病房中许久。出院后，他给我打电话，让我提醒我爸去查收一下邮箱。

我替我爸打开邮箱，点开邮件，看到的竟是一篇自传。舅舅用很长很长的篇幅，细细碎碎地回忆了自己的往事，看到最后，对身边各项琐事的交代，竟让人读出了遗嘱的味道，令我不忍细看。

不久前，我又鬼使神差地翻出了舅舅的文字，许是因为这几年间年岁渐增、经历了许多世事无常，再次读这些文字，竟让我看到双目含泪。

我出生时，舅舅已是一个快40岁的中年人，我越长大，他越苍老。在翻看他的传记时，我时常恍惚，花了很多力气，才把那个言辞不多、温文尔雅的老派知识分子和文字里的倔强少年，重叠起来。

我是在成年后才与舅舅亲近起来的。小时候我不喜去舅舅家，总嫌他太过严肃，每次见面，除了耳提面命嘱我好好学习，舅甥之间似乎就找不到什么别的话题。爸爸倒是常念叨说舅舅是个很好的人，“你长大后要好好待他”。这话从我十来岁嘱咐至如今，年少的我只是不解其中意，嘟囔着嫌弃舅舅不肯给我买冰激凌。

外婆家的家庭结构很简单，舅舅排行老大，姨妈老二，我妈是家中最小的。在那个多子多福的年代，外公和外婆似乎从未刻意追求过子孙满堂，幸运的是，家里三个孩子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长大成人，几十年岁月苦难如川，一家人终还是能够整整齐齐。

年少时我不知家中往事纠葛，只惊诧于一点——每每外婆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只有舅舅劝得住她。

外婆从来不是一个温柔的老人，据说年轻时就很是精干泼辣，外公去世后，她的脾气更是日渐古怪，而且迷恋上了生病，头痛，肚子痛，腰疼，每个月都要闹一出“要去住院”。到了医院，医生也查不出毛病，外婆就怪人家“医术不精”，要求住进医院，详细做全身检查。

医生只能开了住院证。可老人住院哪是小事，一家子全都被折腾得鸡飞狗跳，三个孩子都正值壮年，天天忙着上班养家糊口。一开始，几家都还郑重以待，排着班轮流去陪护，另外的人在家做饭、送饭。但该做的检查都做遍了，也没查出什么毛病，外婆又只能拎着行李出院。

外婆这样无理取闹的次数多了，家里人的耐心也一点点被消磨殆尽，渐渐不愿再陪着她折腾。一次外婆入院，我妈将她送去病房，嘱咐几句后就离开了。隔两日再去探望时，人还未开口，就被与外婆火速建起革命友谊的邻床老太太们围着教训。老人们怪责我妈“将年迈的老娘扔在病房就不管了”，是“不孝女”，我妈被同仇敌忾老太太们训得面红耳赤，扭头看向外婆，外婆只是别过头闭着眼不理她。

我妈嘴拙面皮薄，拉不下脸，只能回来对着姨妈哭诉。姨妈脾气泼辣，骂完我妈“没用”，便气势汹汹地冲去病房，嚷道：“是哪个说我们不孝顺？”“我妈不打针不吃药，行动自如，怎么就非要有人贴身守着？”“我们陪在这里，谁来给我们挣钱养家？你们哪个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就都有闲工夫陪老娘耗着！”

同病房的老太太们噤了声，外婆却像是被捅了马蜂窝：“就是你们不孝！你看看谁家看病不是儿女陪同，前呼后拥？”“我真是命苦，命都给出去，养了三个儿女，老头子一走，就没人管我了，住院都没人管”“你说这养孩子有什么用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养了一群白眼狼……”

外婆越说越投入，拍着床沿号啕大哭，声音嘹亮得隔壁病房的人都跑来围观，姨妈仓皇而逃，回来对着我妈无奈长叹：“我也拿她没法。”

她们只能去请舅舅来当救兵，舅舅只是劝慰，说外婆也没坏心，只是心里太苦了，她本就要强，到老了，又经历了外公的离开，一个人，寂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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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去世的那年，人刚刚84岁。都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收自己去”，我总以为是妄言，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外婆离开那天，正月还没过完，我在早上就被妈妈的电话惊醒，她什么也没有说，只让我赶快回家。我的心猛地漏了一个节拍，心电感应般地惊问：“是外婆有什么事吗？”妈妈顿了顿，只说了一句“外婆走了”，就挂断了电话，仿佛怕下一秒钟就会把她的哭泣从话筒里传过来。

家里的气氛微妙——外婆的最后几年，性子越发自我，全家老小全被她折腾得苦不堪言。我曾以为她的离开会让自己有种若有似无的解脱感，但却还是抑制不住悲伤在心里排山倒海。葬礼上，我坐在舅舅身边，他的羽绒服上沾了室外的细雨，冰冰的。他的脸上看不出表情，妈妈和姨妈已哭到失了主张，只有我们几个小辈在舅舅的指导下打理诸事。

葬礼结束，我妈神志恍惚了许久。爸爸不放心，就想带着她出去散散心。妈妈想了许久，同意了，却只提出一个目的地：外公的故乡。我大惑不解，那个江南小城，外公自半个多世纪前离开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于妈妈而言，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籍贯”而已。但妈妈主意已定，我劝阻不住，只能随她同行。

回乡的路，妈妈不愿意坐飞机，特意挑了晃晃悠悠的火车。晚上睡不着，伴着火车与铁轨叮铃咣当的撞击声，我才第一次听完了之前家中长辈对我们缄口的外公外婆的故事。

2

外婆姓沈，老家在湖南，紧靠长江，坐拥洞庭，又有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沈家历代经营船运，家有大大小小六七艘船，来往于各港口之间承揽商货，虽不算大富大贵，但在当地也是叫得上名号的人家。

外婆排行老大，人都半开玩笑地称她一声“大小姐”，在家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最好的衣食都先给她，连吃饭都是银勺银筷。年轻时外婆出落得亭亭玉立，免不了娇养出小姐脾气，只是我们谁也没想到，这样的性子竟随了她一辈子，直到人生的尽头，她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受不得委屈的灵魂。

抗战全线爆发后，全国的内河航运遭受了全面打击。沈家的船行在1930年代末被收为国有，所有大船悉数上交，仅留下一艘小船让一家人赖以为生。老爹爹（太姥爷）从此一蹶不振，无心理事，只由外婆母女与家中其他男丁勉强维持家中各项运作。

日军南下，外婆的家乡也沦陷了，很多人都趁着黑夜逃走，邻县没来得及逃走的壮年劳动力一夜之间全被日军抓走做了挑夫，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有一个年轻人逃了回来，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从此，每每听到日本人要过来的消息，外婆全家就去躲藏起来，有时躲进山里，有时蜷缩在农田。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外婆便坚定地提出要一家老小离乡避难，可她父母都不愿离开故土，老嫁嫁（太姥姥）格外坚持，倚着古树说死也要死在故乡。无法，外婆只得咬咬牙，带着几个弟弟驾船逃生，那一年，她才20岁不到。

码头静得吓人，外婆带着弟弟们上船，和别人家的船一起，沿湘江上游疏散。船上除了他们，还有闻讯赶来想一同离开的同乡，挤满了人的船舱安静异常，人人都面色凝重，谁也不想发出一点响动。

那段水路不算长，却也要大概一天才能到达目的地。途中遇到日本人的飞机呼啸着飞过，扔下一枚枚炸弹，外婆见着不远处的船被击沉入江，隔得远，听不清呼救声，只能看见沉船的船桅在江上翻腾，仿佛是一场漫长的消逝。外婆不由得转身，将弟弟们搂入怀中——年少的弟弟们已经哭都不会哭了。沉寂的船里，所有人都被一种无力感所湮没。终于有女人低声啜泣起来，外婆忍了又忍，还是递给她一方手帕，对那女人说：“不用怕，听天由命吧。”

最后顺利到达海城的船只，所剩无几。逃难的人群散去后，船队为首的船老大提议，船系在岸边终不是长久之计，为了不被日军夺去，最好一概凿沉。其他的船老大都点头同意，众人的目光最后集中在外婆身上。他们看着这个瞧上去养尊处优弱不禁风的女娃娃，不知道她是否能做主。没想到外婆也干脆利落，坚定地点了点头，船老大们都舒了一口气，转过身去。

外婆从此留在了海城，再之后，便遇到了外公。我曾见过他们的合影，外公西装革履，白皙俊朗，外婆一副鹅蛋脸面，娇俏的眼神，微微侧脸瞧向外公，似百转柔肠。

解放后，外婆的弟弟们和其他家人先后回去了湖南老家，他们喊外婆一起，外婆独独不肯，留在了海城陪外公。之后姨妈和我妈相继出生，夫妻两人相敬如宾，琴瑟和谐。

只是在某日，一位妇女携一个半大少年寻来时，外婆才似遭了晴天霹雳——那寻来的少年，便是我的舅舅。

1956年，11岁的舅舅随他生母从江南小城沿江而上，来到海城。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两年后，生母第二次带他从家乡来到海城，这一次，他就留在了这里，尔后生母独自离开。生母回乡后，次年再嫁，从此，他有了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却没有一个家。

我是在长大后，才在长辈们的零星语句中，逐渐猜出了舅舅与外婆的真实关系，而直到读到舅舅的自述，那段过往才在我面前如此真实而具体地徐徐展开。

以下三节的文字，是我摘自舅舅那篇自述。

3

据家乡老辈和邻居老人讲，（我们）周家是在二百多年前从更远处迁移到如今的那个江南小城的，现在还有一支住在城南面前的朱滩圩。2007年，整个圩被拆，上面建起层层叠叠的新楼房。

我的记忆中没有祖父的印象，老人们讲，他驾过船、种过地，还做过裁缝，记得在故乡读小学交不上学费时，还在家里找出一个祖父用过的铜火熨斗卖了，才凑齐钱。

祖母约在1953年去世，那年我8岁。祖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姑娘和一个幺儿，幺儿便是我父亲。母亲和父亲都是小城本地人，小城不过几百户，两人虽不算青梅竹马，但也是自小相识，长大后顺理成章地在了一起。母亲姓仇，因仇、周二字在当地发音颇相近，故人们遂将她的姓也写成了周，直至去世，母亲也没有改回本姓。

我出生在1945年的冬天，母亲说，那天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屋里生了火炉也冷得刺骨。刚出生的我皱巴巴却精力十足，伸手蹬足，哭声嘹亮，被父亲如珍如宝般小心翼翼抱在怀里，她抬眼看，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那时，父亲愁眉不展已经很有些时日了，见他这般开心，母亲很是欣慰，却猜不到父亲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母亲在后来和我说过，她猜想，也许就是在那一天，父亲下定了离开的决心。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然而这唯一的联结并未让父亲离开的脚步有所停顿。在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在某一个平常的日子沿着长江驾船离开。这一走，直至1998年他在海城的家中去世，都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驾船离家后，我与母亲、祖母相依为命。年少的我，经由伙伴们的嘲笑才明白没有父亲是一件不常见的事情，我亦不知道母亲用了多少力气去接受。平日里，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凡事均是她承担。我尤其害怕她忙碌空隙突然安静时的模样，那时，她的目光总是茫然散开，如村里水塘里的涟漪，星星点点的光芒转瞬即逝，找不到焦点。她常常会猛然回头，仿佛期盼着一点动静一点声响，又似乎为那期盼而感到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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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天，我快4岁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长江北八圩港口，在撤往江阴前又一次到乡下抢劫。有消息灵通的乡亲赶来提醒，人们纷纷沿十圩港坡向北逃难。慌乱之际，母亲将我交给熟识的秦道士，好言求他带我向北跑，她想回家把喂养的一头小猪救出来。

母亲刚走，这个道士就把我往地下随意一放，自顾逃命去了。我边哭边跟着人群胡乱奔跑，视野望去，什么都看不清，只听得子弹打在芦苇上的沙沙声，不断有人歪歪斜斜地在前方倒下。我惶恐至极，不知所措，不知不停歇地跑了多久，我的聋子舅舅和他的一个堂兄弟由北面跑来，他俩一个抱起我转身向北跑去，另一个往我家方向跑去寻我母亲——聋子舅舅现在已90多岁了，我每次回故乡总要去看他，给点零花钱。

见到聋子舅舅的那一瞬间，我一屁股坐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他抱着我，我扭头看向他，他面如死灰，一双眼睛红得可怕。我们一直跑到西面的大姨妈家，才松了一口气——那儿已经“解放”了。

姨妈家门口有一株粗大的槐树，雪白的槐花层层叠叠，我拿着姨妈给我的小铃铛，一边摇一边在葡萄藤下等妈妈。一日，我正兴高采烈地玩着铃铛，却听到姨妈和姨爹小声商量，说这么久不见消息，实在是不知我母亲还活着没，得寻个安全的时候过去看看。我吓得丢开铃铛号啕大哭，姨妈被吓一跳，赶紧抛了手上东西，赶过来抱住我，泪水涟涟。

就这样不知等了多少天，母亲竟奇迹般出现了，她挑了一点借的粮食，来姨妈家寻我，我哇哇哭着奔向母亲，她弯下身子紧紧搂住我，勒得我喘不过气。

母亲又哭又笑地和姨妈告别后，抱着我回家。眼看到了圩东头，突然从一座坟后晃出一个士兵，母亲和我都吓了一跳。士兵手上举着枪，枪上还有明晃晃的刺刀，他大声嚷嚷着，不让我们进村，让母亲拿出路条才能放行。

好在那士兵除了驱逐，并未太过为难我们，母亲转身离开，找到附近一个姓陈的老奶奶，把我交给她后，又独自返回北面去了。我想问母亲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还会不会回来找我，可是，一路的奔跑与担惊受怕，超过了一个4岁孩子能承担的极限，我什么都喊不出口，便在陈奶奶的怀抱里酣然入睡了。母亲什么时间回来陈奶奶家，怎么将我再抱到姨妈家，我已全然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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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在姨妈家就这么住了下来，村子里住满了逃难过来的人，有人受伤，有人沉默，许多人失去了亲人，处处见不到笑脸，常常是一个人开始哭，就引得全家人哭，然后那哭声就像会蔓延一般，引得整个村子呜咽。  

我常常远远眺望自己茅屋的方向，猜想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在自己4岁的时候，学会了乡愁。

开春后，母亲带着我寻到机会回到了家，生活慢慢归于正常。然而，这种虚幻的平静并未维持太久。一天，太阳很好，母亲抱着我和邻居在外面晒太阳，突然，东面又响了枪声，是国民党士兵又杀了个回马枪回来抢东西。

母亲带着我，跟着一群人轻车熟路地向西面逃跑。跑了没多久，母亲犹犹豫豫地停住，牵着我的手在路边蹲下，顺着她的眼神，我也回头看向我们的屋子——我家的房屋是芦苇做的，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邻居家也都差不了多少，那些国民党士兵也懒得进屋，只在村子里游荡，看到邻居家的几只鸡，就拿竹竿追着打，鸡身上的羽毛七支八楞，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命。我家的大黄狗见状冲上去想咬，一个士兵从背上取下枪就要打，我惊得连声叫唤，好在大黄狗耳朵支愣了一下，就转身飞快地逃开。我哭着吵嚷要回去带走大黄，妈妈也恍恍惚惚着站起，想要带着我回去，旁边路过逃命的邻居急忙拉扯住我们，大吼一声“快跑！”，母亲才收回心神，带着我跟着邻居匆匆逃命。

那些国民党士兵也不敢久待，他们临走前，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

不久后，战事停歇，我和母亲回到了自己的家。茅屋已经夷为平地，大黄也再找不到了。竹园北面坎下的防空洞，里面铺了稻草，点了煤油灯，成了我们几个少不更事小孩的乐园。

再之后没多久，这座小城终于全面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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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自然很是贫寒。每年在栽秧前，我都要跟母亲一起踩秧草（一种藤蔓植物，埋在地下可做肥料）。六七岁孩子正贪玩，哪里耐烦干这种单调的事，所以常常惹得母亲发火。可母亲每次狠狠打过我后，又常常抱住我哀哀痛哭，弄得我没法继续生气。

1952年9月，我7周岁已过半，母亲才攒齐学费，送我进入公所桥小学读书。小学是解放后建在一片坟地上的新学校，房柱下垫的是装骨骸的坛子，处处可以看到森森白骨，漆黑的夜晚经常有“鬼火”。

放学后不用帮妈妈干活的时候，我就和乡间的伙伴们玩耍。那次，我与邻居家的男孩玩着玩着，不知怎地就打了起来，他手一伸，我便失足滚向旁边的河床。幸亏我个子小，被芦苇桩拦住，未落入河中。

本以为是逃过一劫，未料几天后母亲发现我鼻腔流脓，发出阵阵恶臭，她慌忙对着日光查看，才发现竟有一片芦苇插入了我的鼻内，已经肿胀到整个鼻腔里全是粘液。

家里实在看不起病了，母亲没有去带我去找医生，只自己用镊子将整个芦苇碎片拔出。血喷涌而出，流了我一脸，怎么止也止不住。毕竟是孩子，我又怕又痛，一声“爸爸”脱口而出，接下来便是高一声低一声地止不住唤“爸爸”。

那是我第一次哭着喊“爸爸”，母亲愣了半晌，一个巴掌狠狠扇了过来，我的血糊了她一手。母亲没有打来第二巴掌，而是缓慢地缩回手去，抚上自己的面庞，掩住嘴巴，发出像是受伤的野兽般的“呜呜”声。那声音由小而大，最终融成了一片潮水击岸般的悲鸣。我的哭声戛然而止，呆呆看着母亲流泪的脸。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母亲面前再提及父亲。

4

1956年夏，母亲携我，到海城找到了父亲。出生十余年，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路上我曾一遍一遍想象他的模样，之前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想象，都来自于母亲只言片语的描述，而等到真正四目相对时，我却慌乱地躲开身去。

父亲是一名英俊的男子，我却无法在他身上看到意气风发的张扬。他沉默，言语很短，总给我一种缩成一团的感觉，目光亦很少直视我们。父母相顾无言，我偷眼看向母亲，她的手微微哆嗦着。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已与另一位沈姓女子在一起生活数年，育有两女，时年一个3岁，一个半岁。

我不知道母亲是早已知晓，还是和我一样刚得知这个事实，但她的镇定出乎我的意料。母亲没有哭闹，也不见伤心，似乎经年累月的苦难已经磨去了她所有的触觉。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被判归父亲，由于年幼，仍由母亲抚养，由父亲支付生活费，随即我和母亲回到了老家。

之后的两年，父亲寄来过两次钱，共约15元。和钱附在一起的，有短短的信笺。那信笺母亲总是交由我展开，里面寥寥数句，问母亲好，问祖母好，信的末尾总是在问候我，嘱我听话、勤奋，好好读书。

我问母亲是否要回信，她别过头去，哑着嗓子低声道：“随便你。”我提笔想写，思忖许久，却不知能说起何事何物，想了又想，只能黯然放下笔。

父亲没有第三封信寄来，母亲亦从未追问过。直到1958年8月，我要上初中了，母亲终于再也负担不起，遂将我送到海城父亲处。从此，她再未到过海城。我在经济独立后才能常回故乡探望母亲，每年能见母亲两三次，直至2001年11月她老人家去世。

我离开家乡时，家里的房子已东倒西歪，一到雨雪天就漏水，连个放床的干地方都没有，没有棉被，只能盖秧被(植物秧子编的)。江南的梅雨季节，灰灰的屋里常年弥散着奇异的腐旧气味。在我后来的数十年，这样的情景常常入梦，即使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也未有停止。

13岁离开母亲后，长绳系日，我与她一辈子再相聚的日子，也总共不过几百天。我只惭愧未能在母亲有生之年尽到为人子女之责任，“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我的童年不算顺遂，但留在海城，于我而言，才是迎来了人生真正的第一次磨难。在难熬的日子里，我一遍遍地思念故乡，想念我的母亲，怀念我的童年。虽然童年充满了苦难和艰辛，却是在海城的困顿时光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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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海城的次月，由父亲引领，我们来到江口安宁巷里的第35中学（给我）报了名。海城相比我的故乡，是个繁华的大都市，学校的报名程序非常简单：一位老师出了一份算术考卷扔给我，便踱到一边去了。我看了看试卷，题目很是容易。我飞快地做完，老师接过卷子时，粗粗看了一下，毫不掩饰他的惊喜，隔天就告诉我可以上学了。

至此，我终能继续学业，于我，已是万般满足。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便与那位沈姓女子正式结婚，我改口唤她“娘”。我和母亲的到来，给娘的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娘的性子烈，不似母亲隐忍。人前人后，娘真的应是花了许多功夫去消化（这事），却始终意难平。从此这一口气，在娘心中氤氲数十载无法消散，直到40年后父亲去世，她仍没能彻底原谅他。父亲走后，娘又独自蹒跚踟蹰17载，只偶尔提及父亲，不见喜悲。娘最后离世时平静祥和，不知她在临走前究竟有没有将往事消解。

即使尚是少年懵懂，我也是明白自己当时的处境的，这是我13年以来第一次离开母亲，从此事事都得自己考虑。我小心翼翼，尽自己的全力去理解娘，不敢烦扰她，她亦当家中没有我的存在，大小事务，缝补浆洗，我全自己干。放学回家的餐桌上，是没有我的碗筷的，我不敢声张，好在案板上总还留有一碗米汤或白饭给我。

父亲实在是个老实人，一辈子从未大声与人说过话，更未与人争过嘴红过脸。我的到来，似乎让他在家里变得更安静了，我常见他默默坐在不开灯的房间里，仿佛想把自己隐形起来，以躲开娘每每突如其来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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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入冬，我见娘并无给我添置冬衣的打算，只能转而向父亲求助。父亲同样为难，他所有的工资全在娘手中。思来想去，万般无奈，我只得给母亲写了信，求她给我寄衣服来。

我离家时，家中已是家徒四壁，母亲在乡下是如何艰难地筹齐布料和棉花，我想我永远不得而知了。此事不能回想，每每想象其情景，都忍不住心如刀割。母亲的冬衣寄来时，已是寒风彻骨的深冬。与冬衣一起经由缓慢而拖沓的邮路送来的，还有一封信。母亲一辈子不识字，这是唯一一封她托人写给我的信，信很短，只请我原谅她无法再伴我左右，嘱我好生照顾自己。信的末尾，母亲说，今后换季时都会寄来衣物给我。

冬日昼短，一封信被我反复读了很久，待我注意到时，窗角的窄光已经偷偷走了。屋子里已经暗得看不清全貌。我收回心神，把信仔细叠好，藏在棉衣深处，字字句句如刀般刻在我的心头，从此不需再取出。每每思念母亲到无可自抑时，我便裹上棉衣，面向故乡的方向暗自流泪。

然而，母亲寄来的冬衣虽解了我燃眉之急，却也又一次激怒了娘，我与娘原本还算相安无事的生活，被彻底打翻。

我常常在睡梦中被骂醒或被打醒，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映入眼帘的是娘愤怒到略带扭曲的脸，以及劈头盖脸的责骂。次数多了，我也渐渐猜出了原委——娘心气难平，便与父亲争吵，偏偏父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股气撞到了棉花，自是要寻到罪魁祸首处。

我躲闪不及，抑或不想躲闪，就直直地挨打。父亲在一边不敢阻拦，只能在事后劝我：“求个饶可好？说句‘我错了’，或许能少点皮肉之苦。”我梗着脖子不答应：“我可有做错什么？如果没错，我为什么要认错求饶。”父亲叹口气，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那个家是不太容易回了——是不能，也是不敢。我常常整晚在江边游荡，江水有时汹涌有时温柔，成了我唯一的慰藉。直到估计娘已入睡，或是实在体力不支，我才躲闪着偷偷走进家中。

我成年后，父亲有次曾问过我，当年未能护我周全，那时我可有怪他。

我沉默许久，低下头回他：“太久了，不记得了。”

从此，我们父子间再未谈过此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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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夜，饭桌上的菜比平日略微丰盛了一些，娘也在父亲的请求下默认我坐上了餐桌。

煞风景的是，我却未表现出该有的感激。我坐在桌尾，举箸的片刻忍不住恍惚，心心念念牵挂起远在家乡的母亲——祖父祖母早已不在，如今我又远在他乡，母亲独自一人，这个除夕该怎么过？透过窗户往家乡的方向望去，已是漆黑一片。我沉浸于万千思绪，一时竟未能忍住，眼中泪水吧嗒掉入面前的碗中。

那几滴眼泪在一瞬间引爆了娘的怒火，毁了这一餐年饭。她恨恨揪起我的后衣领，仿佛用尽全身力气，将我拉到堂屋里，抓起煤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奋力往我打来。这一把，比起往日的责打，娘是下了狠手了，她似是要将所有的怒火齐齐喷出。火钳没有丝毫犹豫和停顿的意思，直直打向我脑袋的方向，我本能地伸出胳膊迎头挡住，于是挨了结结实实的一棍。

火钳烫开了单薄的棉衣，在皮肉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屋里一瞬间弥漫出焦臭的糊味。父亲此时才来得及拦住娘，娘用力丢开火钳，推开父亲让他滚，嘶吼着叫嚷说，这个屋里最没资格说话的便是他。父亲便又在那一瞬哑了声，颓然缩到一边。

我是在两个妹妹的哭声中离开家的，没有管胳膊上被烫出的伤口，直至今日，那个印记都没有完全消失，仿佛是一个笨重丑陋的年轮，长在我的臂膀上，我常在闲暇时忍不住轻轻抚弄它。

我独自一人在雪地中走了好久，直到精疲力竭时才发现竟是无处可去。到最后，寻到安宁巷一处码头的候船室，才算有了个避风的容身处。已是除夕的后半夜，黢黑的江面早已停航，街道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爆竹响，空无一人的候船室里显得黑暗却安全。江水的低鸣伴着北风的尖啸，有种暴烈的冷清。我裹紧棉袄，在阴冷潮湿的长条凳上，睡了许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那一夜，没有人寻到我，不知是没找到，还是没有人来找。第二天白天，我在空旷的候船室呆坐许久，还是回家了——太冷了，我实在无处可去。

推开家门，娘抬头看我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人再提起昨晚的事情。之后，也从来没有人再提起过。

5

1958年，我在海城读初中不久，便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学校里搭起土高炉炼钢，我们的学业日渐松散。不上课的日子，我和同学常常抬着小箩筐到处捡铁，到江边的山上抬来“观音土”，只是一场轰轰烈烈后，最后亦不见炼出何物，只在路边见到越来越多的铁疙瘩。

娘很精明，早早偷偷收起了家里的铁锅铁铲。趁深夜没人注意时，她和父亲一起撬起家里的地板，将这些宝贝藏于地下——反正家里也不做饭了，每日餐食都由父亲从单位带回。最初父亲还能带回大包的白面馒头和米饭，虽然见不到肉和蛋，但萝卜苞谷还能常常吃到；渐渐的，馒头越来越小，越来越黑；再到后来，带回来的只有稀粥，然后是米汤；最后，就带不回什么东西了。

我升入初二时，粮食短缺攀爬到了顶峰。两个妹妹被娘送到了她在湖南老家的农村——在那里，尚能从土中挖出一口吃食。我无处可去，只能留在海城。

饥饿不是在某个瞬间突如其来的，而是一点点、一点点缓慢地侵蚀着人。娘，父亲，我，都越来越枯萎，最开始是干瘦，然后变得浮肿。我常常饿到忍不住呕吐，偷偷翻遍家中诸物，可除了桌子床衣柜，还能有什么呢？

娘有次撞见我将头埋进在碗橱里——其实，橱柜里连碗都没有两个了，只剩几根筷子顽强地立着——我听到脚步，回过头看到娘，惊恐地以为她会打我，但她只是摆摆手，有气无力地嘟囔：“早就空了，翻什么呢？”说完就蹒跚着回到床上躺着了。

她已经没有打我的力气了。

我和同学常常在外四处寻找吃食，若我哪天的运气足够好，能捡回一些菜叶，娘竟也会亲昵地搂住我。娘蹲下身子在水盆里清洗菜叶，那些边缘枯黄卷曲、皱巴巴的叶片在水中很快四散成碎片。娘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细碎的小物一点点笼到手心，眯着眼将它们郑重地放去碗里。我倚在门框处看着娘——她曾是多么挑剔傲慢的样子，此刻竟缩成一团，整个人仿佛都“小”了起来，动作缓慢而迟钝。

等到了冬天，路上能看到的人，大多神情恍惚目光呆滞。菜叶早已是不用指望了，远郊地里的野菜也都被人挖光了，只有树皮成了果腹之物。

不知父亲和娘是如何一次次在绝境中寻得吃食的，我们最后竟都挨过了最难的日子，活了下来。那几年中，我与娘的关系奇迹般缓和起来，她备好的吃食，总能有我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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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冬天最冷的一天，班主任万老师用虚弱却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校方从农村寻了一些萝卜，用船运到江口北府河，叫我们找些还有力气的男学生去搬。

我和几个男学生自告奋勇地去了。接过几板车的萝卜时，伙伴们眼里都露出狼一样的光芒，我看不到自己的眼神，但想来也强不到哪里去。我和离我最近的王晗互相打量着，欲言又止，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王晗瘦极了，褴褛的衣服在风中晃动，人像一株没有根的麦秆，似乎随时会飞起。

我们犹豫了片刻，便向本能缴械投降，并排坐在板车沿边，每人操起萝卜就往嘴里塞。辛辣的汁水呛得我们泪水横流，萝卜所特有的尖锐而清冽的味道，混杂着刺鼻的土腥味道。直到肚子涨痛，我们停嘴，每个人又默契地往怀里各揣萝卜，多到装不下才停。

回校时路过马场路，阴沉了许久的天空终于飘起了雪，鹅毛大的雪花慌张而无声地簌簌落着，行人稀少，车辆更少。初到海城时，我曾好奇过“马场路”这个地名，想着在并不遥远的过往里，这里是否真的曾有过繁华的跑马场。我们沉默地拖着板车走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怀里的萝卜，见证着我们心照不宣的愧意，但又觉得道德的分量在饥饿面前，如微尘般不值一提。

突然间，王晗推推我，顺着他的目光，但见对面几辆无人看守的板车上高高地堆满了东西。我们对望一眼，放下板车走过去看。只见走在前面几步的王晗猛地顿住了脚步，脸色变得灰白，回头摆手招呼我们赶紧离开。我不明就里，还是抢一步向前——映入眼帘的竟是整整一车用破布包裹的小孩尸体，这一幕惨景，在日后成为了我许久挥之不去的梦魇之一。

后面的同伴见我们的脸色，也大约猜到了什么。快到学校时，我们再次默契地停住，思忖许久，每个人都从怀里拿出萝卜，还回到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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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到1961年夏天，我参加了父亲单位的“家属队”做搬运，任务很简单，把货从一艘船上搬到另一艘船或趸船上。吸引我的是队里能提供一点伙食，小小年纪，即使饿到皮包骨头，咬咬牙还是能撑出一点蛮力，加之队里的大妈们很照顾，倒也不觉得很苦。

高强度的劳作没有让我生出怯意，我觉得就这样也不错，便想自食其力，从此独立生活。我将所有的课本都打包起来，满脸坚定地对父亲宣布：“我不要再读书了，就这样吧。” 

父亲对我发了脾气，这是懦弱、沉默、寡言的父亲第一次如此激烈地发表意见——我曾以为，他是不会大声说话的。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呼吸粗重，身子微微发抖，瞪圆了眼睛，目光灼灼，任由我昂着头滔滔不绝讲了不少理由，中间无一句反驳，积攒了许久的力气，最后只用来重重拍了几次桌子，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一定要读下去！”

见我垂下头，父亲起身走到我旁边，轻声询问：“你是担心娘？”我默不做声，他拍拍我肩膀，声音再次变得轻不可闻，似乎是在对我说，也似乎是在喃喃自语：“肯定会让你读下去。”他抬头看着我，眼角有些清亮的水迹。

我望向父亲，心中的冰块有了裂缝。许是父子间的默契，我跟父亲很少提到母亲与我独自在故乡的那些岁月，我亦从来没有问起过他对母亲是否会怀有愧疚。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结，盘桓在我与父亲、母亲以及娘的心头，它像一个丑陋的肿块，我们都能清醒地看到它，却小心翼翼地避开它，让我和父亲之间一直有着时有时无的冷淡和疏远。

这一次父亲坚持让我读书，是他最接近于弥补的一次。不知道他是如何说服娘的，最后娘竟同意了。我小心翼翼地想向娘道谢，嗫嚅着却不知如何开口。娘依然未对我有何温柔，她嘴唇紧闭，下颌略带尖刻，并未扭头看我，声音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你是个读书的料，就别糟蹋了。”说完人就起身走开。

那是娘难得给我的柔情，我望着她的背影，一时竟说不清心中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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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娘四处给我筹集学费，还是不够，幸有好心的班主任老师帮我补齐，我才得以磕磕碰碰读完初中。毕业时，想着家中经济困难，我又一次提出不读高中，去考技校（那时读技校不收学费），但父亲和娘坚持让我报考，我遂考入了海城第四中学。再三年高中毕业，我没有辜负父亲和娘的期待，考取了北京的大学。

两次未能成功的辍学，成了娘与我关系的转折点。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海城工作，定居，娶妻生子，除了每年几次回故乡探望母亲及族亲之外，其余时间都是与父亲和娘朝夕相处，尽人子之孝，反哺养育之恩，直至娘在84岁那年与世长辞。

葬礼上，悲欢尽消。

6

直到如此细致地明了地读过了舅舅的文字，我才开始慢慢懂得外婆。

一辈子心高气傲的她，哪里咽得下丈夫还有妻儿的这口气，可她偏偏对外公舍不得又放不下，一直耿耿于怀，在艰难的岁月里，心里的伤口一点点拉扯成了乖戾，也许至死都未释怀，憋憋屈屈过完这一生。

从我记事起，便时常见外婆与外公怄气，有时怄得紧了，外婆就收拾行李吵着要回湖南，可是回娘家住不了多久，又会回来——大多时候是外公去湖南接，有时也会只见她一个人背着行李回来，咧咧嘴，扯出一些理由，仿佛给自己圆场。直到老嫁嫁溘然长辞前，气若游丝却久不肯瞑目，亲戚都说她要等自己的大姑娘回家。可惜外婆还是错过了见老人最后一面，在那之后，外婆就很少回湖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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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车厢顺着铁轨摇晃，我妈也把故事讲得支离破碎，我追问许多的细节，她皱着眉头回忆许久，最后只能摇摇头，说“记不清了”“不知道”“那时你外婆也没说那么清楚。”

回头想来，在外婆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会放下手中似乎永远做不完的事情，认认真真坐下和她聊聊天，好好听她讲讲话。她不发火的时候，时常会拉着我聊天，我却总是听一会儿就打断，扯个理由离开——其实，倒也不是真有多忙，只是她的故事讲得混乱杂碎，颠三倒四，同样的情节翻来覆去多了，便有点味同嚼蜡，久了，也就没了耐心——那些遥远的如隔世的惊心动魄，于我只是陈年旧事，而如今当我真的很想静下心来听一听时，却再也找不到外婆了，那些往事，也永远无法知晓全貌。

我们将外婆葬入公墓时，距离外公离开已经整整17年了。隔着17年的独自悲欢，他们再次相逢，不知是否已恩怨尽消。舅舅说得对，外婆真的只是寂寞了，往事的苦在寂寞里发酵膨胀，似巨大的脓肿，她没有力气去消解她生命中重重叠叠的委屈，只能任性地拉着每一个亲近的人，跌跌撞撞，茫然四顾。

我终于理解了她的那些无理取闹和做作，在与她的往事重逢的恍惚中，我被愧疚击中，感到了无声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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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第二天早晨到达终点，舅舅、妈妈和我，一行三人终于回到了那个江南小城。舅舅轻车熟路带我们从火车站穿出，在车站外迎接我们的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戴着副眼镜，头发有些微微谢顶，面相却还很年轻。妈妈偷偷告诉我，他是舅舅的母亲后来所生的孩子。我踌躇着不知该如何打招呼，终究还是以“伯伯”称之。

妈妈说她想去看看外公的老屋，伯伯犹豫了片刻，开来车，招呼我们，上车吧。

小车慢悠悠地在镇里打转，来到远处的一片荒废的房子。小路尽头一拐进去，空气里突然充盈了清新的稻香。彼时已是黄昏，暮霭挟着薄雾，给每个人身上罩上了毛茸茸的一层。旧屋的砖瓦早已坍圮，褪色、斑驳的墙面爬着荒芜的杂草。我踮脚从钉上木条的窗户缝隙里往里看，瞧不见全貌，只隐隐看到一地的杂物，木头地板已经残破不堪。窗户上的木条有一种江南雨水特有的潮气，微微带着霉味。

伯伯说，原本的茅草屋数次翻建，最终成了现在的样子。2005年说老屋要拆旧换新，协商数次后，他们在3年后搬去新建的楼房。只是不知为何，这老屋却一直留下了。一直在旁边没出声的舅舅突然开口：“没拆也是最好，母亲是在这间房里走的，留着，总有个念想，让她找得到回家的路。”

我扭头看向舅舅，一个老知识分子口中说出这样神神叨叨的话，让我产生一种奇妙的违和感。舅舅似乎被回忆击中，突然说起了芦苇——他童年的零碎回忆里，总是与芦苇脱不开干系。舅舅说，以前家门口是大片大片的芦苇地，他小时候常常搬着小凳子，盯着那片芦花，等待他母亲忙完回家。有一次，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在芦花败了的时候，外公会回故乡。然而从春到秋，芦花开了又衰，他一次次看着那片生机勃勃的深绿变为大片大片的雪白，周而复始许多年，他也终于不再等待了。

7

离开老屋后，我们坐在伯伯家的露台上喝酒。天色将晚，风有点凉，漫天星光将晦涩的夜空照醒。晚风里，我终于从伯伯的口中，听到了舅舅的母亲，讲过的外公的故事。

外公老实巴交，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却偏偏在1942年到1945年当了3年“保长”。 

这个词从伯伯口中吐出的时候，我不禁微微一怔，不自觉地“啊”了一声——在我的印象里，它无论如何也不算是一个褒义词。伯伯见我的表情，笑着摇摇头，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后来我查资料，当时的解释是：“党国要求，一个‘保’里少则一百、多则二三百户人家，千把人口。保长设有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按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所谓联保，就是每户联合作保，共具保结，连坐就是一家有‘罪’，九家举报，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外公当上这个保长，并没通过村民选举。据说只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他凑巧去当时的县政府办事，撞上县长在商议空闲的“保长”一职的人选。县长见到外公，许是想起他能识文断墨，再加上性格温、容易控制，便也没有问句“愿不愿意”，就指定他了。

外公虽老实，可也聪明，心里很清楚在时下，“保长”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过去当保长的，都是村里有钱有势的人，现今油水早已没有，都早早辞了职位。现如今，保长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可筹集、摊派之类的事全由保长一人负责，连个分忧的人都没有，还得事事跑腿，担惊受吓。外公极不愿意，又怕得罪县长，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只得答应。

外公最主要的工作是筹集粮钱、分配人员去接待“上面”的人、安排壮丁和担夫名额等，桩桩件件都是得罪乡亲的事。贫穷的乡亲们早被前几任保长榨得油尽灯枯，哪怕村里地主富农，家中也没长工丫鬟，比穷人只不过多几亩薄田、能吃上些许白米饭而已。连着几年收成不好，地主与贫农一道，家家苦挨日子。

筹粮是外公最头疼的，开不了口，也收不上粮，邻乡的吴保长给他出主意：“交不上就打，不怕打就绑起来。绑来了人，还怕他们不拿粮食来换？”

外公心软，下不了手，收来的粮食常常大打折扣，大米不够，乡民们拿地瓜片充数，还有的缴来大麦、糠麸，甚至萝卜干，五花八门。外公睁只眼闭只眼，给姓名簿上打了勾，乡民们便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只等外公自己交差时，总因“办事不力”，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被枪托、皮带打得遍体鳞伤。

外公办事公正，不贪污不害人，日子久了，倒也得了民心，威信越来越高，邻里间起纠纷，家事闹矛盾，都会来找他来评理，后来碰到要出力出钱的事，乡亲们也都尽全力配合，日子渐渐安稳了下来。 

吴保长劝他，合适的时候还是为自家考虑一下，“你说这图个什么呢？”外公只说：“图个心安吧。”

也许是因果报应，这些积累下的福报，保了后来外公的命，也护了舅舅母子十余载。

“听家里的老人说，保长这个职位，真的是一般人难以称职的，按当时的局面，有国民党、日本人甚至还有土匪，这几拨人都要应付。真的是谁也不能得罪，要说这份差事也实在难办，真是得多长几个头脸。”伯伯告诉我们。

我仔细回想外公的模样，沉默，寡言，怎么也没法将他与“长袖善舞”、“圆滑练达”联系起来。“我从来没见过叔叔，但是认识的老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叔叔也许就胜在老实吧，为人和善，不管是谁，都觉得他不会诳自己。那份藏在老实里的人情练达，才能帮他周旋其中。”伯伯眯着眼睛，悠悠地和我们讲起他听来的外公。

不论国民党多么霸道难缠，比起日本人，还是小儿科。外公做保长的时候，已经走向颓势的日本鬼子已经陷入了最后的疯狂，抢铁路，沿线筑碉堡、修工事，常命外公在村里派民工。尤其是春种夏收劳力紧张时，要的人就更多。

外公心善，乡里的人找他哭一哭，他就心软，派不足人数，日本人就只管向他要人。外公不出声辩解，却也不肯交上人。日军把他往死里打，好几次，外公都以为自己要被打死了，没想到，命大，还能鬼门关上走一圈后再爬着回来。这样的毒打，外公一年里至少要挨两三回。

我妈听到这里，突然就红了眼眶：“爸身体差，老了后更是各种病不断，到最后走得也早，应该就是那时候伤了身子骨。做保长做成他这样窝囊，也是没见过。”

伯伯继续讲：1944年，日本人为防备共产党和其他抗日武装，要在县里从东到西挖封锁沟。尽管乡亲们敬重外公，愿意配合他的工作，但也仅限于出粮出物，一旦涉及到出人，家家退缩，谁都不愿去——谁都知道，这事搞不好就没命回来。

可日军不管那么多，只拿着枪对着外公宣布：某日某地，要见到30人。外公无法，只能挨家挨户说好话，鞠躬哈腰，恨不能跪下，屋里的人哭，外公也跟着掉眼泪。

最终，乡里以抓阄的方式确定了人选，派出了30个青壮年。按日军的要求，要挖的沟标准为深5米、宽3米，还要保证挖出的水达到1米半深，才算合格。倘若不合格——随行的翻译官做出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整个队伍顿时噤若寒蝉。

乡里的这30个小伙子，被分配的任务是挖20米，大家轮流挖沟，换班休息，挖到手掌全是水泡。日本人端着机枪，时不时响一梭子弹警示，震得人头皮发麻。挖了快20天，完工那日，日本军官前来视察，队伍里有人忘了行礼，被拎出猛扇耳光，拳打脚蹬，一直踢到沟下。

30个年轻人完完整整回来时，外公跌坐到地上久久起不来身，颤抖着嘴唇说不出更多的话，只能不停念叨：“好，好，终于好了……”之后人大病一场，卧床半月。

其实，除了应对日军和国民党，外公还有一件自找的活计：暗地帮助“红军”（伯伯的原话，大概老年人对历史不熟悉，想必说的是新四军）。

“红军”有时会在夜里求助，寻些粮食款物，父亲就利用亲戚朋友之便，转弯抹角也要凑齐所要物资。敌人“扫荡”乡村之前，他还偷偷发动村里的青年，秘密挖了一个地洞，把重伤员隐蔽在里边，好几次几乎要被发现，凶险无比。有人劝外公别招惹麻烦，他只淡淡一句：“只是发于本心。” 

外公如一个走钢丝的人，每一天都游走于危险的边缘，如履薄冰。他从未抱怨过什么，只是越来越寡言。

8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乡里一片欢天喜地，外公却日日将自己关在屋里，心事重重。吴保长偷偷找到他，忧心忡忡地商量：“听说，已经有保长受了教育了。知道李保长吗？听说被乡里的乡亲吊起来问：‘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给日本佬办事？’。谁死心塌地了？我们能怎么办？只不过被逼无奈，拿命做事，又不伤天害理。到现在，大家都好了，咱们却是没有容身之处了。”

话到最后，吴保长劝外公：走吧，老家是留不住了，再留下去，命都没了。

外公思来想去，下不了决断——那时舅舅刚出生，外公舍不得也放不下，心如刀绞。他找到乡里的老人，说了自己的困境，老人们也只能垂泪说：“你走吧，越远越好，我们能不为难你，却拦不住外人。你家的娃娃，我们会帮着照顾。”

外公踯躅月余，终于在风声越来越紧之时，咬牙舍了妻儿，沿江而上，躲到了海城。临走前，外公曾对舅舅的母亲承诺，等安顿下来，就接他们母子离开。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余载。从此命如蜉蝣，聚散浮沉，各自面对命运。

大概是外公做保长的那几年结下的善缘，让舅舅母子最终还是暗暗受了乡亲们的庇护。在日后层出不穷的运动里，孤儿寡母从未受到过一次批斗，还有不少明里暗里的照顾。那间老屋，在土改时曾被没收，等到后来政府分配的时候，乡邻们又默契地把房子分还给了舅舅母子。幸有这一片遮风挡雨之处，能佑他们免受狂风暴雨。

讲到这里，伯伯收回心神，停了停，声音涩涩的：“叔叔当年走也是对的，乡里真的是回不得了。”

他下意识地压低声音，和我们说起吴保长——吴保长后来过得很惨，三天两头随地主富农一起接受来势汹汹的改造，劳改之余，接受批斗更是家常便饭。每次被批斗后，人就被关进他们乡里学校的杂物间，一关就是三两天，双手背在后面反剪捆着，没有吃食，就给一碗水，饥渴时只能跪在地上，如狗一般舔食凉水。他每次从杂物间拖出时，都是奄奄一息。“据说，关吴保长的那个学校，还是他在任时亲自主持建起的”。

我后来打听到，那小学据说至今还在，几次翻修后，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教学楼，满操场奔跑着快乐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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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别数年后，吴保长和外公曾偷偷见过一面。吴保长一遍遍劝外公，千万不可再回故乡：“你知道吗？你当年真是走对了。我也算幸运，留了一条命。不知道有多少保长被活活打死，还有的，还没等到被批斗，听到脚步声，就慌慌张张一头扎进了池塘。” 

外公就此彻底断了回乡的念头，留在海城，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直到舅舅母子找来，往事才被掀开一角。

好在外公在海城依旧安分守己，人缘极好，在后来运动最厉害的时候，也不过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名字上被打了血红的叉。几天后，带着外公名字的大字报就被新的大字报层层叠叠埋在了最下，此事从此如被埋入地下的旧事，渐渐少人提及。熬到风暴终于过去，平静的生活重又回来，已是许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聊到此处时，舅舅突然幽幽插了一句：“不是的，不是没人提及的——父亲的事情后来对我很有影响。当年因为身份的问题，我大学毕业后没能留在北京，也没有被分配工作，只是那些年我一直漂泊在外，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齐齐望向舅舅，他垂下眼帘，停顿了很久，才再次开口：1970年，他大学毕业，却因为外公的历史问题不能被分配工作。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奔赴工作单位时，他被分配到湖北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天寒地冻，烈日炎炎，高强度的工作让他本就不好的身体更加脆弱，一次劳动中遭遇大雨浇淋，雨停后，他的左臂就患上了“脉管炎”。之后的大半年里，舅舅先后辗转于周边各省数个医院住院治疗，待到1971年年底出院回到农场时，农场里“大学生营”已解散，同批劳改的同学们也都已重新分配好工作单位，他第二次错失了工作分配。

最终，还是舅舅自己奔波于各个部门，几经辗转于各个省委、市委，跑了近一年，终于被分配到一所大学任教，才幸得不枉十余年寒窗。

伯伯听他讲完，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这么多年了，你怪叔叔吗？”

话音落地，四周一片寂静，柔柔的风拂过树叶，惹出一片绵密的沙沙声，好像一张柔软的纸，被轻轻地揉皱了。我也低下头盯着地面，不敢去听舅舅的回答。

外公已离世近20年，那时间是那么久，久到我已经快忘了他的轮廓。我与他相逢于他人生的最后十余年，只记得他脾气虽温和，却很少笑，眉眼之间总似结着愁郁，除此之外，竟从未对他那如被砖块般一点点叠垒的沉默人生，有过超过我认知力的好奇。

此刻，不论是哪一种回答，对他们父子都足够残酷。舅舅沉默了许久，终究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但我记得，舅舅是在“自传”里写过一笔：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将母亲的名字在喉咙深处翻来覆去，仍未找到合适的机会问过父亲——可还记得我的母亲？

而母亲在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脸上看不到一丝起伏，她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好，好。”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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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山 秋

理性乐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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