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父亲的疾病与医治过程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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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父亲的疾病与医治过程 | 短史记

藤井省三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0-06-03

本文摘选自：《鲁迅的都市漫游》， [日]藤井省三/著，潘世圣/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 

一、周家的没落

鲁迅幸福的少年时代结束得很快。1893年（鲁迅12岁），为了父亲的科举考试，祖父行贿获罪，被判下狱七年。事发第二年，父亲身患重病，13岁的鲁迅开始每天穿梭于当铺和药房之间。但父亲最终在1896年不治身亡。

关于父亲的病，比鲁迅小三岁的弟弟周作人说是肺结核，而当代日本医学家泉彪之助却推断是肝硬化或日本血吸虫病。

《朝花夕拾》中那篇《父亲的病》写的便是鲁迅这段经历。作品屡次表现了对传统中医的嘲笑和讥讽。最初给父亲治病的是位“名医”。据说他曾给一家住在城外的富家小姐看病，出诊费很高，到了病人家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要紧的”，便草草了事，结果小姐一命呜呼。这位“名医”给鲁迅的父亲看了整整两年病，但父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名医”最后索性推荐了另一位名叫陈莲河的中医，自己则一走了之。

二、中医药方

这位陈莲河开出的处方笺上有“蟋蟀一对”“平地木十株”以及“败鼓皮丸”等。“蟋蟀一对”旁边还用小字写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中者。”对此，鲁迅充满讥讽地写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他还说：“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

至于“平地木十株”，“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而所谓“败鼓皮丸”则意如其字，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的丸药。对这种迷信，鲁迅以嘲讽的口吻说，“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像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随即陈莲河又讲起“舌乃心之灵苗”，继而推销起长生不老的道家炼丹来，鲁迅的父亲表示谢绝，最后说道：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三、父亲的临终时刻

束手无策的名医终于提议病人试试巫术。而鲁迅也禁不住对其迷信展开批判：“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就这样，父亲临近了生命的终点。鲁迅亲眼看到父亲的痛苦，甚至在一瞬间宁愿父亲早点死去而不要遭受如此折磨：“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随后他觉得自己仿佛“犯了罪”，同时又觉得这正是出于对父亲的爱。在父亲的最后一刻，邻居衍太太说你父亲要断气了，赶快叫呀！于是鲁迅叫起来：“父亲！父亲！”听到儿子的呼叫，父亲一边急促地喘着气，“什么呢？……不要嚷……不……”一边闭上眼睛。但鲁迅还是不停地叫，直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文章的最后，鲁迅这样写道：“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早在1919年，即写作《父亲的病》的七年前，鲁迅曾在北京的《国民公报》上发表系列随笔《自言自语》，其中之一题曰《我的父亲》。这篇仅有500多字的短文，回忆了父亲临终的场景。在这一点上，《我的父亲》算是《父亲的病》的原作。在《我的父亲》中，“我”按照老乳母（并非前面出现的亲戚）那并无恶意的吩咐“犯了大过”，结尾处鲁迅以多少带些黑色幽默的口吻说：“我现在告知我的孩子，倘我闭了眼睛，万不要在我的耳朵边叫了。”将《我的父亲》改写为《父亲的病》，大约是因为鲁迅认识到自己没能让父亲安详平静地死去，自己对父亲是有罪的。

改写后的文章除了主题发生了变化以外，长度也完全不同了。《父亲的病》有3400字之多，是《我的父亲》的六倍不止。增加的部分大多是嘲讽中医的记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写父亲临终场面之前，鲁迅补写了故乡“S城”的大夫们那明显荒唐无稽的诊病疗病。

《〈呐喊〉自序》（1922年）的执笔比《父亲的病》早了四年多，文章开头部分先是回忆少年时代家中父亲生病需要筹措药费，于是每每出入当铺；接着到N（指南京） 进K 学堂学习物理和化学，读了《化学卫生论》，因此“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鲁迅说这便是他到日本留学进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动机。

从《〈呐喊〉自序》中“骗子”的说法，再到《父亲的病》对中医的描写，读者可以更进一步窥见“S城”中医的荒唐无稽。

四、处方笺的效能

对于《父亲的病》一文中出现的中医处方，中日两国的鲁迅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斥之为“荒唐”。但其实这些处方在16世纪末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中已有记载：“蟋蟀：性通利，治小便闭。……治男妇小水不通、痛胀不止。”“紫金牛（平地木）为末，淋渫肿气。”总而言之都说这两味药具有利尿作用，可治疗“水肿”。

除《本草纲目》外，在现代中国的百科辞典《辞海》中，“蟋蟀”和“紫金牛”的条目下也有如下解说：“主治水肿、小便不通等症状”，“主治肺病咳血等症状”。

即便是“败鼓皮丸”，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败鼓之皮……马、驴皮皆可为之，当以黄牛皮者为胜……治小便淋沥。”即，只要是坏的鼓皮，马皮、驴皮均可，但黄牛皮最佳，皆可治尿失禁。绍兴的中医所以开出“败鼓皮丸”，大概是由于蟋蟀、平地木这些常见中药已不奏效，大夫们绞尽脑汁万般无奈，觉得“败鼓皮丸”既对尿失禁有效，应该也可以治疗“水肿、小便不通”。《本草纲目》则有“今用处绝少”的附记。

鲁迅同期有一位留日学医的朋友，他曾回忆说，鲁迅对中医有很高的评价，并曾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关于《本草纲目》，鲁迅曾在题为《经验》的随感中有这样的话：“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鲁迅把中药视为植物学的一部分，对其多有兴趣，他也曾把平地木等植物移种到绍兴老宅的院子里。

五、传统批判的宣言

包括短篇小说《伤逝》（1925年）在内，鲁迅创作了一系列以人生与负罪感为主题的作品，《父亲的病》属于最后一篇。其实鲁迅很清楚，在中国传统医学的范围里，“S城”的那些中医都是很诚实的名医，但在作品中鲁迅还是进行了虚构，称他们作“骗子”，写他们治死了自己的父亲。如果姑且把《父亲的病》作为随笔来处理，那么叙事者自然也就是鲁迅。但实际上，也可以将《父亲的病》视为私小说性的作品。叙述者“我”一方面不忍目睹父亲的痛苦，内心深处希望父亲能够平静地离开人世，但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在父亲临终时大声呼叫“父亲！父亲！”对此，“我”不免深怀负罪感。如果说是那些平庸的中医导致了父亲不治身亡，那么“我”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否定也就具有了赎罪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篇作品，可以说是鲁迅对传统进行批判的一篇宣言。

另外，关于作品中出现的陈莲河，周作人称鲁迅写的就是当时绍兴的中医何廉臣，取发音相同的汉字，将其名字倒过来。在绍兴当地，名医何廉臣至今仍受到人们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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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藤井省三，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生期间曾作为中日恢复邦交后第一批中国政府奖学金学生赴复旦大学留学，结束学业后历任东京大学助教，樱美林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海外人文资深教授、名古屋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