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先生回忆里的西南联大 | 短史记

源济

何兆武先生回忆里的西南联大 | 短史记

Original 林隋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05-31

作者丨林隋

编辑丨吴酉仁

说一说何兆武先生回忆录里的西南联大。

何兆武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去世，享年100岁。许多人知道何先生，并非因为他是翻译家和思想史学者，而是缘于他的回忆录《上学记》；《上学记》中最使人神往的内容，便是关于西南联大的描述。何先生自己也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①

♦  《上学记》封面

西南联大的全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于抗战期间在云南昆明共同组成的一所大学，自1938年4月至1946年5月，共计维持了八年时间，主要由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校务。期间有两千余名学生自西南联大毕业。

何兆武1939年秋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甫一入校，便觉得自由的校风很对自己的胃口。

首先是学生拥有极大的上课自由，“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何兆武在联大多次变更专业，便是这种上课自由下的产物。何后来感慨说，“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②

其次是联大的教师拥有讲课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钱穆的《国史大纲》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后面的内容让学生买书“自己去看”；冯友兰会在课堂上公开批评胡适，说胡1927年以后“再没有东西了”；还有留美归来的教师，第一堂课便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孙中山对“政治”的理解是错误的；有人讲“西洋小说史”，却只从17世纪的《鲁滨逊漂流记》讲起。何兆武说，这些见解有些未必对，有些按现在的标准等于没有章法，但“对于学生来说，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③。

♦  何兆武先生

赋予教师以讲课自由的同时，西南联大成立有自己的聘任委员会，在聘任教师时采用了比教育部更严格的标准。

按联大《本校教师资格标准》，做助教必须大学毕业且成绩“特优”；做教员则须在大学或同等学术机关授课或做研究工作两年以上；做讲师则须有两年及以上的研究院工作或具备硕士学位，或对学科有学术贡献，或在专门职业中有特殊经验；做副教授则须有三年及以上的研究院工作或具备博士学位，或对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

沈从文成为西南联大副教授的艰辛过程，颇能说明联大聘任教师时的从严立场。沈只有小学学历，1939年已出版了包括《边城》在内的大量小说，且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等校担任过教职。就履历而言，沈满足成为联大讲师的条件（他是知名作家，相当于在专门职业中有特殊经验）。朱自清等人了解联大的聘任标准，所以向学校推荐沈从文时，也只以讲师与助教为目标。即便如此，事情仍非常困难，朱自清在日记中无奈写道：“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后来，沈从文得到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杨振声的青睐，在杨的力荐下，才终于被联大聘任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280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本校师范学院”，并不属于正宗的西南联大编制，它是云南教育厅与联大合办的一个专门为云南培养师资人才的特殊学院，按何兆武的说法，这个学院是“有点像‘副牌’”。④

换言之，联大的教员聘任标准很严格，以至于像沈从文这样的成名作家，仍因学历所限，无法被三校聘任，只能在地位较低的师范学院获得教职。

据统计，联大聘任的179名正副教授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是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⑤。师资群体的这种教育背景，使得该校虽不得不偏居昆明一隅，但在学术上仍能具备世界眼光。

♦  西南联大学生自长沙集体转往昆明

此外，西南联大还有一项自由，那就是学生可以自由地公开反对老师的见解。比如金岳霖教授逻辑学，有一位湖北的同学经常在课堂上跟金展开辩论，不同意金的意见；周培源教授力学，有一位熊同学经常在下课后找周辩论，“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何兆武说，“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⑥

这种自由不是西南联大成立后才有的东西。张中行在北大读书，1935年毕业。据他回忆，某次俞平伯在课堂上讲解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便有同学直接站起来质疑：“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某次胡适在讨论会上谈佛学，也有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打断道：“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俞平伯的回应是真刀真枪举出六七种依据；胡适的回应是“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张中行说，这是一种当年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⑦

少年人阅历有限，容易目无余子，常注意他人的短处，见不到他人的长处。徐复观青年时代去拜见熊十力，熊问他对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有何看法，徐便说了一大通批评意见，引来熊十力的当头棒喝：“你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季羡林在清华求学时，也觉得胡适的的水平太“浅薄”，看了林语堂的一篇文章便“对教授（尤其是美国留学生）总感到轻蔑”；对朱光潜的学问“觉得都不免牵强附会”，甚至对吴宓发出过“真混天下之大蛋”的评价⑧。宽容这种目无余子的少年意气，给年轻人自由表达的空间，实质上是在维护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

西南联大的第四项自由，是图书馆自由。“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上一整天也没有人管。……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种享受真是美好极了。”何兆武感慨说，图书馆设立的目的便是传播知识，促进知识的流通，倘若“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⑨

♦  西南联大学生自长沙跋涉前往昆明，途中向地方学校借宿

这四项自由，共同撑起了何兆武对西南联大的美好回忆。不那么美好的回忆，则源于艰苦的物质条件。何说：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⑩

其实，与当时的抗日军民相比，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师生群体的生活条件并不是最差的。据王世杰日记，1940年“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1944年美国专家随机抽取1200名士兵进行体检，营养不良者高达57%。西南联大的学生，靠着不必偿还的“贷金”，大体上还不至挨饿。据联大1944级学生李钟湘回忆：

“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贷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四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⑪

一组可供对比的数据是：1940年昆明的普通五口之家，大多一日两餐，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平均每人每天1.6-1.8斤大米），猪肉7.5斤（每人每月1.5斤），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蔬菜则是蚕豆与莴苣等，随季节不同变换⑫。按李钟湘的描述，联大学生的饮食标准，与昆明普通人家大体相当。按何兆武的描述——“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⑬——则似乎要比昆明的普通人家略差一些。

♦  1939年，西南联大正在建设中的校门

教授们在昆明拖家带口，生活状况自是远不如全面抗战之前。按1942年12月的统计，西南联大的员工及其直系亲属，共计有成人3601人，儿童199人。对这些人“每人发给平价粮贷金147元，儿童折半计”。这是普遍情况，至于名教授们，还会有一点“奖助金”之类的补助。如1943年5-12月，闻一多与朱自清等12人领到了600元，杨武之与郑天挺等人领到了500元。此外还有“研究补助费”，如1944年11月向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与汤用彤等27人各发放了1万元。这些补助虽不足以让教授们回到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比起普通前线士兵来说，已经是好得多了⑭——驻滇远征军是当时饮食标准最好的中国抗战部队，也只能“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

何兆武回忆录里的以上种种，大约正是诞生于烽火之中的西南联大，能够产生170余位两院院士和百余位知名人文学者的核心原因。

①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5页。

②《上学记》，第96页。

③《上学记》，第108-110页。

④隋风：《两则“民国大学聘任教授不问学历”的假鸡汤》。

⑤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 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第331-332页。

⑥《上学记》，第112页。

⑦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89页。

⑧季羡林：《清华园日记》，1932年10月13日；1932年12月10日；1933年2月8日；1933年3月13日；1943年3月20日。

⑨《上学记》，第120-122页。

⑩《上学记》，第126-127页。

⑪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收入钟叔河编《过去的大学》，同心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⑫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1939年秋至1940年夏），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第138-142页。

⑬《上学记》，第132页。

⑭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6 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