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齐学启将军的最后时刻》原文较长，正文与注释共计约1.3万余字。为便于阅读，本文略有删减。欲获取完整版，可回复关键词“齐学启将军”，或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文章已获作者授权刊载。
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参加了第一次入缅作战。在仁安羌救援英军行动中，他先行奉命率第113团抵达前线并与英军协调配合。在战略撤退阶段，他不幸被日军俘虏，于1945年3月在仰光监狱遇难。关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很多历史谜团，长期以来未能澄清，以讹传讹之说甚多。笔者经多方搜集中、日、英、美史料并仔细爬梳，大致厘清了其经过，谨撰此文以告慰先烈。
1942年5月5日，新38师第113团奉杜聿明第5军命令，星夜赴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杰沙（Katha）占领阵地，对上游八莫（Bhamo）方向严密警戒，掩护第5军右侧背。[1]5月10日，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召集各师长及直属部队长在因多军部开会。会上，杜聿明通报：八莫日军一部（第56师团第113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绀野忞少佐）已在杰沙上岸，正与新38师第113团激战中，情况非常紧迫。[2]此时，因第113团团长刘放吾不断打来电话向孙立人告急，令杜聿明大为不悦，认为其“战志薄弱”。除抢过电话以命令威胁刘放吾外，又以不屑的口吻向孙立人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团长？”孙立人遂电话刘放吾，安抚其竭尽所能予以抵抗，并告其天亮后让齐学启副师长前往协力。此时，齐学启正在会场一角休息。5月7日，齐学启奉命押运在仁安羌缴获的日军两艘中型轮船，护送百余名逃难华侨，及在仁安羌战斗中牺牲的第113团3营营长张琦遗体，溯伊洛瓦底江而上，于10日凌晨到达杰沙。[30]闻听孙立人所言，齐学启立即起身，拿起医务人员为其准备的急救包，带三名官兵随从，乘第5军军部提供的装甲汽车赶往杰沙，并于当晚11时直接指挥战斗。[4]关于齐学启到达杰沙后的情况，据刘放吾手记：“副师长齐学启奉命前来指挥，亦在激战混乱中失踪。”但后来在其《卡萨（即杰沙）之役及转进印度经过》一文中，又记述为：“时齐副师长赶抵我团部指挥所，巡视敌我状况，指示机宜后，率领官兵后撤。”[5]据杜聿明当晚戌（19-21）时向军委会驻缅参谋团的报告电：“10日申刻（15-17时）杰沙附近敌强渡伊江，与我第113团发生激战。我猛烈冲击予以重创，但以兵力薄弱，且敌激增不已，未能阻止敌之广正面渡河，现仍在激战中。”[6]激战一昼夜后，至5月11日20时，第113团利用日军攻势顿挫之际，奉令向纳巴（Naba）、因多转进，靠拢师主力。此时，孙立人并打电话给齐学启，请其务必于12日凌晨3时前赶至因多车站，乘师部副官叶遇春接他的车子返回师部。[7]刘放吾指挥第113团向师主力靠拢。13日13时，该团行至南坑（Nankin）车站附近时，与沿铁路北进追击的日军福家支队（山炮第33联队主力，及第214、215联队各一大队，独立混成第21旅团炮兵队基干）[8]遭遇，腹背受敌，损失颇重。“因连日苦战，未得休息，而日军尾追不舍，为避免决战，乃辗转进入孟放（Manhpa）大山的东南麓，忍饥耐渴，潜伏待机。”[9]5月12日凌晨，新38师副官叶遇春如期赶至因多车站，按约定等候了4个小时，却不见齐学启从杰沙归来。原来，齐学启乘第5军配属的装甲汽车先赶到了曼西（Mansi），向第5军归还车辆，并向杜聿明报告了杰沙战况及师长孙立人令其归队的通知。得到杜聿明准许后，原打算另找车子赶到因多的约定地点，却因第5军正在准备次日的移动，不愿拨给其车辆司机，因而错过了约定时间。——笔者分析齐学启“还车借车”这一不寻常举动，应系其感到杜聿明对配属部队新38师怀有成见，为改善上下级关系刻意而为，但实际上未起到应有效果。5月13日，杜聿明率第5军军部（含直属部队）及新22师开始徒步向北转进，当日，齐学启仍在曼西徘徊无措，遇到准备出发的新22师64团团长、黄埔六期同学刘建章。刘建章力劝齐学启随新22师行动，到达目的地以后再作打算。齐学启婉拒了刘建章，来到第5军野战医院曼西收容站，看到第113团在杰沙作战受伤后送下来伤员，其中轻伤员有官兵18人。此时，第5军已经北进，无法追赶；“而袍泽情深，不忍弃之不顾”，齐学启决心与伤员共患难，带领他们觅路西进追寻师主力。[10]当日新38师主力经文多阻击战斗，于当晚已撤至平梨铺附近，该地位于曼西以南约75公里，但齐学启无法得知。此后，齐学启及所带领的这些伤员，即与新38师失去联系，再也未能归队。当新38师脱险进入印度蓝姆伽（Ramgarh）后，从英方医院转来一名该师士兵，是当时随齐学启行动而唯一的脱险者。据该士兵讲述：5月19日，副师长齐学启率伤员自孟康（Maingkaing）乘竹筏沿钦敦（Chindwin）江漂划至霍马林（Homalin）以南8英里处，突遭日军骑兵追来，在敌轻重机枪扫射下，除二三人侥幸跳水逃生外，其余的人不是牺牲就是重伤，齐学启下落不明。[11]——经笔者查证，在该士兵讲述中，“5月19日”应为5月21日；“钦敦江”应为其支流乌尤（Uyu）河；“霍马林以南”应为霍马林以东。日军第15军司令部参谋寺仓小四郎大佐，在其撰写的《缅甸作战经过概要》中，披露了准确信息：“原田部队先遣队（第215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麦田要）于21日11时在孟康（メーンカイン，Maingkaing）西方8公里处，俘获了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少将。” [12]另据日军《第215联队战记》，第1大队第2中队长泽益荣撰文披露：（21日）上午10时许，齐学启率四五艘船航行，日军强令船只靠岸，遭拒绝后以机枪扫射。船只靠岸后，大船上两三名士兵被打死，齐学启左臂负伤。[13]
♦ 长泽益荣的文章。作者供图
三年后，1945年5月14日重庆《大公报》刊发消息（特派员黎秀石仰光5月9日专电）：新38师前副师长齐学启将军，在1942年5月于缅北向印度转进途中负伤被俘，囚禁于仰光日军监狱。因不齿汪精卫伪政府诱降，于1945年3月8日（实为3月9日）为敌寇刺伤腹部，3月13日因伤重不治逝世。[14]关于齐学启遇害最早的官方信息，为1946年2月26日日本南方军总司令部致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报告：在马来亚战俘收容所仰光第4分所，1945年3月11日凌晨2时许，一位名为“CHO”的中国战俘，因对中国少将齐学启虐待而心怀怨恨，以凶器将其刺伤。齐学启少将伤势严重，于1945年3月13日过世。1945年4月28日，行凶者在从仰光逃往毛淡棉（Moulmein）途中，受到英军坦克攻击，在勃亚基（Payagyi）以东某处被击毙。[15]该报告为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多稼藏呈报总司令寺内寿一，后奉盟军东南亚司令部1946年2月2日命令，再呈报该部驻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罪行调查团（WCIT/F.I.C.）负责人、英军曼塞尔（M.S.K.Maunsell）准将。但报告中信息也不尽准确，如称行凶者系因齐学启“虐待”而报复，刺伤齐学启时间晚两天，且误报行凶者已被英军击毙，似有为其遮掩庇护的色彩。在收到此报告稍前，在缅甸的英军第16战争罪行调查队（No 16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Team），于2月22日对原日军仰光战俘收容所所长田住元三大尉、大西昭夫军医中尉、田中丰军曹卫生兵等人进行审讯，所提交报告如下：据田住元三所述，他曾要求宪兵将刺杀齐学启将军的中国人列为罪犯，但遭到拒绝，宪兵让田住元三自行处置。这表明田住元三必定了解齐学启将军的死因。但经仔细询问，田住元三只交待说，刺杀齐学启将军的中国人，嫉妒齐对另外一位战友很好，而对他不好。这一信息得到了大西的支持，他称他相信齐学启将军曾威胁出狱后将惩罚这名中国人。这两名日本人不记得刺杀齐学启将军的中国人的名字。我们就尔后的事件进一步讯问了大西和田中。齐学启将军被刺的第三天才去世。遇刺后的第二天，大西说，他要求一名经验丰富的英国外科医生麦肯齐（C.MacKenzie）上校为将军做手术，但对方说没有氯仿（麻醉药）而拒绝手术。于是大西以局部麻醉实施了手术。次日，由于意识到齐学启将军的肠子被刺穿，于是说服麦肯齐上校实施了手术。美国陆军少尉凯拉姆（N.J.Kellam）的宣誓证词证实了日军的上述交待。证词副本保存在仰光的美国陆军仰光战争罪行部。根据凯拉姆所述，日军军医军曹命令麦肯齐在没有麻醉或无菌注射针或缝合线的情况下实施手术。麦肯齐上校第一次拒绝了，表示齐将军已经无力回天，不应临死遭难。军曹强迫麦肯齐实施手术，齐学启将军最终死亡。[16]
美军第10航空队轰炸机大队第22中队无线电操作员、技术中士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当时也被关押在仰光战俘收容所，战后回忆了齐学启在狱中的情形：每日清晨，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监舍外面列队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欢快的“早上好！”。这是来自齐学启将军的问候，他已经被日本人降级为“列兵”军衔。
齐学启将军告诉我们，如果有中文报纸和日文报纸偷带进战俘营，他会翻译，并与英军和美军战俘分享新闻。他曾在美国和日本受过教育，会说几种语言[17]。
齐学启将军坚决拒绝帮助日本人，此举致使他立即被日本人单独关押。日本宪兵提审了他，对他实施了酷刑，而且殴打了他，多次不给他食物和水。尽管如此，他从未失去定力或信心，总是努力把微笑留给被俘战友。
……
一天[18]，日伪政府的一个代表团（由伪陆军部长叶蓬带队，共12人——笔者）来到仰光监狱。他们身着光鲜整洁的中国军队制服，看起来官气十足。他们在监狱看到像齐学启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表达了震惊之情，声称齐将军是一位友军将领，而且是同胞。他们坚持要求让齐将军洗个澡，并提供一身合适的着装，然后陪着齐将军到监狱外面吃了一顿饭。
齐学启欣然享受此种待遇。但讨论到他们到访的真正原因时，代表团团长说，他们来接齐学启将军回到南京加入中国的新政府。他们一直说日本人是“亲善之人”。他们让齐学启将军签署一份证明，宣布他对新政府的善意并愿为其效劳，如此之后，他们将会给予齐将军自由。
尽管齐学启将军说他非常喜欢饭宴和外出，但断然拒绝了劝降。对于齐将军不要这次自由的机会而选择仍然留在监狱，代表团的成员百思不得其解。
齐学启将军又被单独监禁，我们还曾得知，他又遭受了刑讯。现在我们很少看见齐将军了，绝大多数时候，日本人将他与外界隔绝。但在任何可能有机会的时候，他会继续传递出消息。他们（可能指战俘）一直保持乐观。
齐学启将军被解除单独监禁后不久，他回到了营房。在躺在自己的铺位时，被人刺伤。他遭到了自己一个士兵的攻击，这名士兵已经投靠了日伪政府。
齐学启将军的下腹部刺伤比较深，若立即得到适当的医治，可能不是致命伤。当然，他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齐学启将军遇袭后的下午，麦肯齐上校受召而来，一名翻译告知他说，齐学启肝脏受伤。日本人让麦肯齐上校给将军做手术。麦肯齐建议将齐学启将军转至地方或军队医院进行外科手术，但日本人拒绝了。
次日早晨，军医看了从齐学启将军伤口处解下来的一条绷带。军医看到伤势不太好。他的肠子已被刺穿。如果要救将军之性命，必须立即进行外科手术。麦肯齐再次建议为将军提供适当之医疗，但日本人还是拒绝了。英国军医同意实施外科手术。
一个小时之内，麦肯齐就为将军实施了外科手术。拉姆齐（Ramsey）少校再次协助麦肯齐上校，当时有两名军医照顾在单独监禁室的五名美国飞行员。日本人为军医们提供了两副橡胶手套和两件外科手术衣。麦肯齐告诉齐学启将军说，他和拉姆齐会竭尽全力。经过粗略的手术之后，麦肯齐告诉齐学启将军，他无能为力，深感歉意。齐学启将军表示他理解，随后被日本人带走。
大约36个小时之后，他去世了。[19]
♦ 收录有John Boyd等人口述的《点名！仰光监狱》一书。作者供图
战后，麦肯齐军医上校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述了齐学启被害及自己为其做手术的经过：一天（1945年3月9日——笔者）晚上11时许，齐将军在自己的床铺上被一名中国士兵刺伤。这名士兵背叛了国家，被南京伪国民政府收卖了。伪政府的人经常来到中国战俘的监仓，游说战俘加入叛国阵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做得十分成功。齐被凶徒以一把锋利的单刃刀深入刺伤下腹肚脐之上的部位。如果能够实时接受手术，伤口应该不会构成生命威胁。很不幸狱吏们麻木不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被日本士兵来回到中央水塔拿取医疗用品的声音吵醒。不过，我们直到第二天的早上才知道齐将军被刺伤了。第二天的下午，OHari San（翻译员）再次传召我到水塔的空房，里面已坐着先前见过的日军中尉。翻译员向我说：中尉跟Ohari San说话时发出一阵牢骚声音,显得很不耐烦。这个直截的要求使我惊愕，身体不期然稍微地向后倾。即使如此，我仍通过翻译员有礼貌地告诉他这个做法并不寻常，没有检查病人便动手术。我向他提议把齐将军送到军方医院里的手术室施行手术。“我要你为他动手术”，他吆喝着说，同时对翻译员怒目而视。我再次尝试坚持要先见病人才给予意见，判断在什么条件下施行手术。我得到秘密消息，是齐将军要求见英国医官。我的态度激怒了中尉，他开始用日文咒骂我。……“走开！”翻译再次嘘声说。我转身便离开。由此便结束了这次极不寻常的专业咨询会面。我对将军的情况一无所知，直至第二天早上一名日军医护员来到我处，交给我一块从齐将军伤口拿来的敷料。这是由印度籍军医拉奥上尉传送过来的。当天他负责看护齐将军。现在我不需要见病人了。那些排出物浸透了整块敷料。排出物充满了带有异味和不清洁的液体，是由腹膜以及消化肠道而来，还夹杂了一些辣椒子。我完全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了。那伤口一定是刺穿了齐将军的肠道造成。手术必须马上进行。我将这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信息传递给劳奥，建议他立即将事情告诉监狱长以及日军军医。我后来查明消息已经传达。虽然事态严重迫切，但要等到下午4时中尉军医才走到我们监舍，传召我见面。我将通知拉奥上尉的情况告诉他——证据显示毫无疑问齐将军的肠道受损，出现腹膜中毒感染，尤其是已经过了48小时。我补充说现时已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齐将军受到感染仍没有治理，他的生存机会很渺茫。中尉听后便离开与监狱长商量，十分钟后他回来，令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动手术。我唯有同意，但要求拉姆齐(Ramsy)少校担任我的助手。一小时后便开始手术。我尽力从3号监舍裁缝处收藏的缝线中找来一卷棉线。幸好在这场合日军提供了两对胶手套，这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欣慰，因为腹部手术中很难处理感染问题。我们穿上手术袍，可是并没有消毒毛巾和敷料，这是在任何文明环境中所必需的手术用品。我们将手术工具洗净，放在煮沸开水中消毒，这时病人被送进来。齐将军看来不大好。我从不会留意病人的种族和肤色，不过我瞥见他的脸上痛苦的抽搐着，而且正在发烧。即使如此，他仍保持端庄和有礼的神态，表现乐观好似站在幸运的顶峰，完全不像现在的可怜境地。我们检查齐将军的伤势，不用多久便知道日军军医中尉为齐将军做了什么来减轻他的痛楚。这个“出色”的手术是将一支小的导管插入下腹皮肤里，固定后缝上针线，以便排出腹腔里受感染的液体。可是这支道管只是插在皮肤里，没有深入腹腔内。照这情况，手术没有任何用处。我再次被警告，跟齐将军说话时必须给翻译员清楚听到和明白。事实上，在狭窄的密室里，我想不到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到。除了病人、拉姆齐少校和我以外，密室中还挤了日军军医中尉、山下医护、两名翻译员以及齐将军的勤务兵。在这群人中，还站着令人畏怕的监狱长，他由一名军曹陪同。没有一个手术，不管多么有名，有这么一大群观众看着进行。狱长站在我的左边，他显得很想看得清楚，我能感觉到他呼气在我的手臂上，而且偶尔吹到病人的伤口。手术用了一小时。我跟齐将军说我会尽力而为，将伤口减到最小。我向他保证用了麻醉药后他不会感到痛楚。我开始给他动手术，用上惯常的麻醉方法。我的预感应验了。我发现小肠给刺穿了，液体从腹膜流出来，引致肿胀发炎。这造成腹膜壁和发炎的脂肪网膜黏在一起。我于是将它们分开，流出颇多带有异味的液体。着我将一支长的导管插入腹腔中，缝上线固定位置。顺便一提，肝脏没有受损伤。这部分手术完成后，我在下腹部中间部分开刀，放入第二支导管来冲洗腹腔和导引不清洁的体液。我跟着要他们带劳奥上尉来，指示他要顺着导管以盐水来冲洗腹腔。手术完成了。我告诉齐将军，我很抱歉没办法为他做更多的事情了。他表示明白。病人被带走，手术室给清理了，人群也渐渐散去。监狱长走到隔壁的房间，我除下手套，洗擦双手后，便穿上卡其布衬衣准备离开。原来监狱长还在等着我，他显得十分满意，让我坐下，并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欣然取过，这是“小岛”香烟。其他人随后进内，拉姆齐少校，日军军医中尉（不是全部露出笑容）以及日军翻译员OHari San。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监狱内有如此祥和的气氛。通过翻译员，监狱长向我祝贺和道谢，我们开始轻松交谈，说说大家不同的发式等等。军医中尉也加入闲聊，他勉强挤出欢愉的样子。这时大家都感到开怀——除了刚动完手术的病人。齐将军在36个小时后死去。[20]
在前述博伊德和麦肯齐的回忆之外，还有澳州的英国皇家空军上校赫臣（Lionel Hudson）所写的《仰光的老鼠》（The Rats of Rangoon，1987），这本书部分内容是作者在监狱里用粗糙纸张偷偷地写下的日记，是很可靠第一手资料。齐学启牺牲后，整个仰光监狱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很多中国战俘都伤痛万分。英美战俘也都感到难过，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受过良好西方大学教育的青年将领，竟被自己国家的变节者谋害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齐将军死后，中国战俘竟推选了一名叛逆者为监舍代表，以替代齐将军原来的角色。支持齐将军的中国战俘对叛逆者深恶痛绝，但又害怕他们加害自己，所以紧锁他们的监舍房门，如在军队时一样，派人轮流通宵守卫。但是，这几名叛逆也无法阻扰中国战俘们为齐将军举行庄严肃穆的葬礼，送别他们敬重的长官。让赫臣感到奇怪的是，日本狱官竟然允许中国战俘为齐将军举行葬礼，部分日本狱吏的态度更与之前迥然不同。齐将军的葬礼在3月14日举行，牵动了仰光监狱战俘的心灵，对齐将军有良好印象的英美战俘更为伤感。赫臣从监舍大门的缝隙中看到整个过程，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举枪或者鸣枪向这位中国将军致敬，但下午为他举行的丧礼对我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情。我从来未想过日军会容许这样做。以下的观察是我由监仓的阳台俯视，从闸门裂缝中窥看的情景。一个日本传令军士走到中国战俘的监仓，向着棺材敬礼。然后送殡行列从闸门后出现，由一个中国人领队，他从一只小碟中拿起一些米向空中撒出。同他一起走着的还有另一名中国士兵，展示一块写上中国字的白色木板。这时士兵再次向白板撒米。灵柩以紫红色的物料包覆盖，由六名同胞举起。灵柩前面绑着一只活生生的褐色大公鸡，牠不断的左看右看。黑尾巴。一扎紫红色花装饰着灵柩。两个中国人提着一个人大小以同样的花砌成的花环，装饰成好似一面旗帜或者某种徽章跟随在灵柩之后。然后是穿着单薄的囚衣，臂上缠上黑带的送殡者。围栏外面的日本守卫在送殡行列经过时举枪致敬，送殡者亦回敬礼。缠着黑色臂带的军士守卫带领行列到闸口。哨岗守卫殿后。一辆卡车在外面等候。我们不知道埋葬地点。这些日本士兵的表现真难以预料。中国监仓的朋友说日本人敬重死去的齐将军，容许以旗盖上灵柩，以及异常的敬礼。但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这不符合他们平日的举动，他们无视我们的垂死。[21]
♦ 英军即将打进仰光时，战俘在监舍楼顶写有鬼子滚了字样，给飞机通风报信。作者供图1947年5月16日，上海《申报》据中央社南京15日电报道称：“卅三年（1944年）五月十九日被敌杀害于仰光狱中之齐学启将军，其忠骸原厝於云南沾益。国府以齐氏战功卓著，殉职殊方，近特追赠中将，优恤其遗族，并饬空运遗骸还湘，由湘省府就岳麓山择地公葬，并入祀忠烈祠。”[22]1947年9月，孙立人从南京专程来到长沙，亲自主持了齐学启灵柩归葬仪式，并作祭文：“九载同窗，同笔砚，同起居，情逾手足。彪勋震蛮域，威名憾寰宇。君酬壮志，功垂青史，湘水湘云存浩气。”孙立人终生怀念这位老同学、老战友[23]。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立人亲率新1军到广州受降。1945年12月20日，曾在广州主持召开了“追悼齐学启副师长暨缅战阵亡官兵大会”。另据台湾“国史馆”档案，章吉祥系受蔡宗夫收买唆使行凶，参谋总长陈诚呈报蒋介石于1947年11月11日批准，将两凶犯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被告蔡宗夫系前第五军九十六师少尉排长，於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以前与新第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先后为敌人所俘，均被禁於仰光俘虏收容所。敌人委齐副师长为栋长（中国战俘所在的1号监舍负责人），管理战俘。齐初委蔡宗夫办理庶务，旋又改委蒋永晖[24]接替，并因蔡有参加伪组织之意，常为敌人东山缮写标语，并将第五军之武器配备与一切战斗力等机密报告敌方，因而齐、蔡双方发生猜忌。迨三十二年（1943年）春间，伪组织派员至仰光招降，齐独不屈。蔡自忖前事，内不自安，恐将来于己不利，遂以五十万元唆使同被俘之第五军士兵章吉祥刺齐，章竟於三十四年（1945年）三月九日夜乘齐小便时，以匕首刺齐毙命。旋章又随同日军充当伙夫同往泰国等情，均据讯证属实。[25]
12月13日晨，杀害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的凶手章吉祥、蔡忠夫，在重庆土桥军事监狱被执行枪决。[26][1]刘放吾：《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最光荣的一团，最后离出战场》。据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第45页。[2]《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缅甸战役战斗详报》，据《滇缅抗战档案》上，第248页。[3]唐皇中校访问纪录，《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纪录（下）》，第601-602页。因张琦遗体已腐败发臭，遂放置在小船上以缆绳拖曳前行，到杰沙时发现缆绳已断，小船及张琦遗体丢失。[4]唐皇中校访问纪录，《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纪录（下）》，第601-602页。[5]刘放吾:《杰沙之役及转进印度经过》，据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第51页。[6]林蔚：《腊戍至惠通桥战斗经过及功过评判报告书》，未刊档案。[7]邱中岳：《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二）——一个老兵的亲身经历与毕生研究》，第122页。[8]日本公刊战史记，福家支队于5月13日17时（日本时间）通过纳卡（Nahka）附近。纳卡北至南坑（Nankin）约2公里，因多（Indaw）在两地之间。[9]《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缅甸战役战斗详报》，据《滇缅抗战档案》上，第229页。[10]邱中岳：《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二）——一个老兵的亲身经历与毕生研究》，第122页。[12]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C14060184000号。[13][日]泽益荣：《麦田大队长的雅量》，据《第215联队战记》，第339页。[15]Report on Your order WCIT/F.I.C./7 dated Feb.2，Message No.563，February 26，1946.[16]Death of Chinese General HSUEH-CHI-CHI，No 8110/5/WCIT，No 16 War Crimes Investigation Team，c/o HQ BUR. 蒋经飞译文。[17]其实齐学启的日文是由曾留学日本的父亲齐璜在家中教授的。[18]南京伪政府曾派人到仰光劝降多次，判断此次为1944年5月。[19][美]盖利·加什（Gary Garth）：《点名！仰光监狱》（Tenko！Rangoon Jail），第88-91页。此书系根据博伊德等口述而作。蒋经飞译文。[20][美]麦肯齐：《仰光监狱的手术》（Operation Rangoon Jail），第128-134頁。刘伟华译文。[23]孙立人与齐学启为北京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二人先后赴美留学军事，回国后又在军界长期共事。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6-7 01: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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