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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少小离乡,就应该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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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3 03: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少小离乡,就应该一去不复返”

张惠雯 凤凰网读书  2021-09-13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故乡是一个明朗而干净的地方,仿佛总是沐浴在阳光和暖风当中。然而,当离乡已久的“我”从异国归家之时,“我”猛然发现那其实是一个冷漠愚昧、贪婪无情的中原小城。

因迷信对“我”和母亲谩骂不止的老太太、倒在街上无家可归的哑巴、求“我”可怜活人的蹬车夫......“我”难以遏制地感到恶心和憋闷,然而这才是如今真实的故乡。

本文选自张惠雯《飞鸟和池鱼》,原名《街头小景》。
 
01
一个生了病的城镇

那年冬天,我回到故乡,想陪父母过个年。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决定。我从一个热带国家回到寒冷、干燥、没有暖气的中原县城,身体无法适应,到家第三天就病倒了,发烧、腹泻……那是大年初二,我母亲陪我去医院输液。她年纪很大了,我不想让她跟去,但她执意要陪。我很虚弱,甚至丧失了和她争执的力气。输完液,医生开了三天的输液瓶,让我可以在我家附近的门诊输液。

我和我母亲抱着输液瓶走回存车的地方,经过一户住家门口时,我母亲跌了一跤,怀里抱的一个输液瓶滚出去,摔碎了。就在我把我母亲扶起来的时候,刚才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盯着我们的那个老太太突然冲过来,对着我们叫骂。我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她说我们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她家门口过,已经很晦气了,现在又把药瓶子摔在她家门外,这是咒她家里的人整年生病!她一看就是那种没读过书的郊区老太太,骂人极其难听,满头白发的脑袋在寒风中恶毒地晃来晃去,黑黄发皱的脸拧成一团。我只能一边听着她的叫骂,一边确定我母亲的腿脚还能活动、手没有被玻璃碎片割破。她看起来则完全不在乎一个和她差不多年迈的人有没有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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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我母亲说话、没有理会她的那一会儿,她跳近我们,把叫骂的口沫飞溅到我们脸上。我告诉她这是公共街道,不是她家的地方,而且我母亲刚才是不小心摔倒了……但我母亲立即制止我,并且一个劲儿地向老太太道歉。但老太太仍然暴跳如雷,说:“他年轻孩儿不懂话,你这老的难道也不懂话吗?哪有大过年的抱着药瓶子从人家家门口过的?”她训斥我母亲的样子,让我甚至想狠狠给她一拳,虽然我以前认为我绝不会打一个老人。我母亲一直挡在我和老太太中间,叫我别说话。老太太一迭声地叫喊:“这大过年的被你们惹上晦气,我还得买香烛拜神驱霉运哪,怎么办?你说吧,该怎么办?”我母亲突然听出了她的意思,赶紧掏给她五十块钱,说让她买香买纸烛,老太太的怒火才稍为平息。最后,她扔给我们一把扫帚,让我们赶快把她家门前路上的药瓶碎片打扫干净,留一会儿都会让他们惹上霉运……

我这次还乡,不仅没给父母增添多少快乐,反而因患病把家里过年的气氛完全破坏了。而除了疾病之外,这件“小事”也给我的还乡假期蒙上了一层阴影。那种愚昧的迷信、粗野的谩骂,那种贪婪而又冷酷无情……我每想到这些,就感到恶心、憋闷。在一个人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故乡多半是个明朗、干净的地方,仿佛一个总是沐浴在阳光和暖风里的、充满游戏般的轻松喜乐的温馨所在。可是,它如今又是怎么样呢?真实的它又是怎么样呢?

连日阴沉,冷飕飕的风不时扫过干燥、覆盖着一层薄薄尘土的街道,街边那些污秽不堪的塑料袋就会猛地扬起、翻卷。终日几乎看不见太阳的脸,只有那个散发着苍黄光线的白球,像一只浑浊的、病恹恹的眼珠。这苍黄的光里没有一丝热力和温暖。而在这样的光底下,也是一个生了病的城镇,它的病是残酷、冷漠、愚昧……如今我用成人的眼睛看过去,我的故乡就像天空中灰云积聚起来的厚墙,了无生机,处处透露出闭塞的风气和各种陈规陋习,而那个老太太不过是始终抱定这陋习的众生之一。也许它一直都是这样,在我童年时就是这样,只是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既不接触也不了解这些人和事。然后,记忆就将我保护起来。所以,少小离家的人也许应该一去不返,才能保住记忆里那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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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输液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二楼的房间里,父母则在一楼的客厅看电视,看起来他俩的精神生活完全依赖这台电视。也许是年纪大了,听力不好,他们把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传到二楼仍然十分喧闹、嘈杂。有时是字正腔圆的新闻,有时是粗音大嗓的地方戏,有时是抗战剧里猛烈的枪声、炮火声、喊叫声……我没法陪他们看这种电视,当然,我也没法专注于读手里的书——往往是那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封面的颜色已经难以辨认,似乎灰尘已经糅进纸张里,内页纸张发黄、发硬,似乎随时会在我手里脆裂、粉碎。其他书我更是读不下去,即便是这本书也常常被我读几页就丢到一边。

电视的噪声袭击着我的耳膜和脑子,从大路上传来的市声把我包围,我枯坐在窗前,或是在闷燥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忍不住自嘲地想,我就像契诃夫小说里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人,从彼得堡或是莫斯科回到自己外省小城的家乡,对一切陋习不满,变得愤世嫉俗起来。在当地人眼中,这大概不过是挑剔、忘本。而我这样一个人不正是他所写的那种多余而又无用的人吗?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对一切有自己的看法,批判起什么来毫不留情,但那又如何?我甚至对付不了那个凶狠地敲诈我母亲的老太太。

我的病其实就是一场严重的感冒。几天后,我好了。此后每天早饭后和晚饭前,我都出门散散步,以便让自己适应干燥而寒冷的空气,熟悉这个变得陌生的老地方。我通常先在那条车辆较少的东西街上散步,走到最西边,再向东折回差不多一半路程,那里有一条更清静的南北向斜街,从斜街上可以兜回我家。斜街两边都是城郊民居,夹杂着稀稀拉拉的几栋住宅楼。

夹道是两排瘦高的白杨树,冬天里只剩下在风里“咔咔”作响的枯枝。这些树自我读中学时就在,如今也许是这城里唯一留下的未遭砍伐的老树。我喜欢的就是这些树,它们会让我想起过去的光阴,它们会和我心中有关那个故乡的影像重叠、交映起来。但穿过这条斜街也有危险,街上有一个露天垃圾堆场,大概夜里才会清理,但下午往往已经堆积得很高,吸引了一些游狗聚集。有些是放出来的家犬,有些是流浪狗,它们为了争得扒垃圾堆的权利有时会进行非常残酷的厮咬打斗。我并不怕狗,但我害怕咬架的狗。这牵涉城郊居民的另一个恶习,就是有些人家养狗看家,却不提供食物,而是每天放狗出来扒垃圾找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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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早上我醒来,看到对面楼房的顶部、窗檐积了一层薄薄的雪。没有风,天空如往日一样阴沉,只是空中有细碎的雪粒往下安静地飘落。早饭后我没有出门。但下午晚些时候,雪下大了,我反倒感到兴奋。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雪了,对于这个干燥、空气里充满尘土味儿的小城来说,一场雪则会带来滋润,带来强烈、冰冷而又沁人的清新。我围上围巾出门了。当我按照原来的路线、从东西大街的最西端往回折的时候,我发觉雪下得更大了些,也起了风。湿雪一片片被风斜卷着飘落,天空和街道都笼罩在一片寒冷而苍茫的盐灰色中,街上仿佛一下子安静许多,听得见半融化的雪在匆匆走过的几个行人脚下悄然粉碎的“沙沙”声。雪片打在我脸上,像一个个微小、冰冷的手掌。

我安全地经过了那个垃圾堆。在雪里,有三条大狗分占着垃圾堆的三块领地,远远地站着那条白毛脏得打卷、变成了灰黑色的瘸腿小狗。它显然是一条被遗弃的宠物狗。它不敢靠近垃圾堆,在等着大狗们尽兴后离开。在这条路上,我见过它不止一次,猜想它的腿大概就是在某次抢食垃圾的战斗中被咬伤的。一开始,它让我感到很难受,我甚至想到把它带回家。但我后来发现,这县城里可怜的狗太多了,我无能为力。我曾经看到一条患严重皮肤病的狗,它身上的毛快掉光了,生着一块块的烂疮。我当时只觉得,如果有一辆车能把它一下撞死,那对它来说倒是最仁慈的事!

02
我看你不像本地人

走过那个危险而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大概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我看见一小群人站在那儿。当我走近,我发现他们在看一个躺在地上的人。那人躺在一栋三层民居小楼侧墙边那条狭窄的水泥地上,裹着一条破烂不堪的被子,确切地说,只是一堆肮脏的棉絮。我想,大概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想找个避风雪的地方睡。但这小楼的屋檐太窄,根本不可能挡住风雪。我没看到那人的脸,那张脸隐藏在被子后面。我一直害怕看见悲惨的景象,所以我发现是怎么回事儿后赶快离开了。我已经走出去几步后,听见一个人说:“肯定是冻僵了,这是谁家啊?这家人可倒霉了。”

“就是,大过年的,眼看人就死家门口了。也没人去说一声。”另一个人说。

“谁去敲人家门儿说这话啊?报丧呢?不怕挨骂啊?”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说。

“这家没人,可能出门走亲戚了。”一个老迈、浑浊的声音说。

我犹豫了一下,又转回来,挤到那几个围观的男人前面。我蹲下身,凑近那个躺着的人,看到一张潮黄的瘦脸,眼睛闭着,下巴上有些杂乱的胡子,纠结成一绺绺的污秽的头发上结着碎冰碴。不知是不是因为太冷,他的嘴巴往一边歪着。那张饱受折磨的脸看起来并不苍老,甚至隐约透出一股单纯,我猜这个人只有二三十岁。他身上穿的还是单衣,一件不成样子的旧军装。他就这样躺在地上,裹着那条已经湿透的、单薄的破棉套。大家围着他说话、观看他,但他想必失去了知觉,连眼睛都无法睁开。我猜他从昨天夜里就躺在这里。零下五六度的雪天,无法想象一个人就这样躺在户外湿透的水泥地上。我脱下皮手套,伸一根手指凑近他的鼻子,感觉到他还有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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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看我过去,也凑近来看。

“还有气儿没有?”有个人问我。

“有。”我说。

“刚才我们几个喊了他好几声,他眼皮都不动。”一个冻得缩着肩膀、手揣进袖子里的青年说。

“冻得失去知觉了,气息还有,得赶快送医院。”我说。

他们都讪讪地看着,那个话音里始终带股笑意的中年人说:“医院不会收的,
没有家属。”

“这样下去会把人冻死的。”我说。

“谁会给他治啊?唉,没有人管的。”那个穿黑棉袄的老人叹着气说,“他是个哑巴,谁也不知道他家在哪儿。夏天那些在广场上卖小吃的人让他帮忙干点儿重活,每天给点儿吃的,倒也饿不着冻不着,可冬天难
熬啊……”

哦,原来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哑巴。这样一个人连求救的能力都没有!

“能有人找一杯热水过来吗?”我想给哑巴喂一点儿热水,看他是否还有一点儿反应。

“这哪儿会有热水啊?”有人说。

“我家倒是离这儿不远,不过热水拿过来也变冰水啦。这是啥天儿啊?数九寒天哪。”老人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往街的两边看了看,注意到有个卖烟酒的小店。我走进店里,说想买一杯热水和一个一次性杯子。

“我们这儿不卖热水。”那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说。

“那边有个人冻僵了,倒在路边,我想给他喂点儿热水……”

“那你明说啊,我给你一杯,你买什么啊?”姑娘口气很厉害地说。

“那谢谢你。”我说。

“可我们店里没有杯子啊。”她又说。

我扫视了一圈,确实没有杯子。但我看见了碗面,于是我买了碗面,把里面的东西倒掉,这样就有了可以盛热水的碗。

我端着半碗热水回来时,刚才的五六个围观者只剩下了三个,毕竟天冷得厉害,雪还在下。剩下的三个是好奇心旺盛的年轻人、穿黑棉袄的老人,还有那个说话总带着逗笑腔调的中年男人。那男人此时又像是要发笑似的说:“别说,还真弄到热水来了。”

“还没变成冰水。”年轻人傻笑着附和。

老人神情苦恼,不时发出“哼哼唉唉”的类似呻吟或哀叹的声音。

我用小姑娘“赠送”给我的吃酸奶用的一次性塑料勺试着往哑巴嘴里喂一点儿热水,但我尝试几次,每一次,水都从他歪了的嘴角里流出来。那张冻僵的脸上没有丝毫肌肉抖动的迹象。我放弃了。我把水放一边,拨打了120。他们三个在一旁很执着地等着。正如他们其中一位说的,120听说情况后,称他们无法收治无家属的病人,让我打给民政局。

“民政局?民政局会有人接电话?唉,你听他们说得好,他们就是互相推。”老人说。

但我还是拨打了查号台,询问了民政局的号码,打了过去。民政局倒是有人接电话,也耐心地听完我的讲述,然后建议我打120,说这种情况不是普通的情况,既然病人情况紧急,就要先治疗,到了民政局他们也没办法治疗啊。我告诉他,我刚才打过120,但医院不愿来拉人,我才打给他们的。他听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医院这样做是推卸责任,如果120不愿去拉人,那就打110吧。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我强压着怒火,再拨打110,接线员是个声音好听的姑娘。她刚听几句立即建议我这种情况打120,在我复述了我打120被拒的遭遇后,她又建议我打民政热线,并且提供了号码。我告诉她就是民政局让我打给110的!她听完不再建议我打给其他部门了,但仍坚持说110是治安热线,我报告的情况不属于治安问题,不归公安局管……这理由听起来也很充分,我无可辩驳。于是,就在我呆滞无语的片刻,那姑娘和我说了“再见”。

我意识到自己的手冻僵了,围巾上都是雪,而他们三个都在看着狼狈、被现实挫败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愤怒、屈辱,还是极度的无力感,有一刹那,我的喉咙一阵发紧,像是有股想哭的冲动。后来,我产生了放弃、一走了之的想法,反正我已经尝试了,我有充分的理由放弃!……我又低头看看那个躺在地上的哑巴,他看起来非常小,悲惨不堪,你完全无法想象他是冷到什么程度才会完全失去知觉,你根本就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死人,那样的话,他就是一具尸体,那样的话,丢下它、一走了之,并不会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

这时,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顶风蹬着三轮车过来了。那是县城里如今很少见到的人力三轮,车篷是一层厚厚的、用以保暖的白色塑料布,挂着旧棉毯改造成的挡风帘子。三轮车夫就近停下来。很快,我听到两个热心的旁观者在向他讲述哑巴的境况,告诉他我打了很多电话但没有人管。

就在我在心里纠结着离开还是再试一次时,那个三轮车夫凑上来恭敬地对我说:“老板,我一看你就是老板。这是你家的房子吧?那真是不吉利啊!这种事我去年遇到过一次,也是过年时候,就在西关消防局那边,有个傻子也是躺在一个老板家屋子外面了,冻得不会说话也不会动弹。你说说,大过年的,不认识的人要死在自家门口,谁家不忌讳?老板会愿意碰那傻子?可这脏活儿、平常人忌讳的活儿总得有人干,你说说,要是谁都不去火葬场上班,那不乱套了?我刚好从那儿过,我说我不靠这个挣钱,但能帮的忙得帮。老板也痛快,给我五十块钱。我就把那傻子搬到三轮车上,拉到大北郊树林里去了。那地方是远些,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把他随便往哪儿一放,挨着谁家谁不觉得倒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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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脸卑微的表情,话说得头头是道,一看就是在社会的泥潭里爬来爬去、看人脸色的混子,但他这番话却让我极度震惊,心里一阵阵发冷。

“真有这样的事儿啊?”那年轻人咕哝着说。

“大北郊那槐树林?是远点儿,不过,五十块也真不少了。”中年人说。

“唉,碰见这种事谁家都没办法……”老人说。

过后,他们又对那车夫说这并不是我家的房子,我和他们一样是路过。

车夫看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很快改口说:“那老板真是好心人啊!”他说着,还满脸堆笑地竖起大拇指。

看我不理他,他又说:“老板想要把人拉去医院吧?二十块钱我帮你把他弄车上,他脏兮兮的,老板你这么讲究的人怎么能动手……”

我瞪了他一眼。

他有点儿怯了,嘟哝着:“那十五块也行哪。”

“医院不接收。”我冷冷地说,厌恶地走到离他远些的地方。

我再次拨打110。我想,如果我不打,这个垂死的哑巴也许会被扔到一个偏僻的、类似“大北郊树林”的地方去。

在我打电话的时候,穿黑袄的老人也离开了,一边走一边连声哀叹着“天冷得不行……唉,说啥都没用……”。我注意到那个车夫把车蹬到离我们远些的地方站住了。他那副讨好、怯懦的样子让人讨厌,但不知为什么,他那样子又让我想起那条远远观望、等着扒一点儿垃圾的流浪狗。

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声音好听、态度和蔼的姑娘。

“是我,刚才打电话的那个。”我口气严厉地说,“我知道你不是管事儿的,你做不了主,你找个能做主的,现在就去找。你告诉他,我是从外地回来的,我给报纸写文章。如果你们今天不把这件事解决,我会拍照、写文章,把你们的渎职写到网上去,写到报纸上去!我会告诉公众,在这个地方,你们任凭一个残疾人冻死在街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话起了作用,好一会儿,电话那边一声不吭。然后,她说了声“那你等一下”。很快,来了个男人,他不说普通话,说方言。我把我之前被各个部门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把我刚才那番威胁要曝光他们的话重复一遍。他听完恶狠狠地大声说:“不是我们不管,而是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不过,既然那些龟孙子都推给110,我们先过去一趟!地址给我。”我说完地址,他立即把电话挂断了。

“他们来?”那个冻得缩肩耷背的年轻人问。

“来。”我说。

“我看你就不像本地人,原来你是外地回来的,还是耍笔杆子的。他们现在就害怕上网曝光。”中年人说,露出深谙世故的模样。他倒是个典型的围观者,一直笑呵呵的,情绪稳定,连说话腔调都没丝毫变化,只是因为寒冷而略有些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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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挤着站在那片狭小的屋檐下,但一点儿也不济事,雪花斜飘过来,落在裤子上、靴子上……青年穿得最少,一直原地跺着脚。看起来他俩决心要把这场戏看完。

我们等车的时候,那个三轮车夫又慢悠悠地蹬着车过来了,问我:“怎么样,老板?要不要把人送医院?这么冷的天,也等不来活儿,就给十块钱吧。十块钱行吗?”

我把脸转到一边。

那个中年人笑话他说:“老哥,还想着拉个活儿呢?110要来,哑巴要被小车接走啦,谁还坐你这破三轮儿。”

老车夫听了重重地叹口气,又把车蹬到远些的地方停住。

03
犯了病都是地上一倒

大约五六分钟后,我们听到警笛的尖厉呼啸,然后看见一辆顶部带警灯的白色面包车从北边开过来。我赶紧走去路边招手。车子停下,从前面跳下来两个穿警服的,其中一个四十来岁、脸色阴沉的高个子警察气势汹汹地问我:“人在哪儿?”

他跟过去瞅了一眼,叫年轻的警察去拿担架。然后,他俩就像抬一个包裹一样,把哑巴连同他的湿被套一起堆到担架上,塞进车里。

“他妈的冻死狗的天气,这都算什么事儿啊?”高个子警察猛地把车门拉上,骂骂咧咧地说,吸了一口始终夹在手里的半截烟。

我感到车厢里冲出一股热气。我想,那里面至少是暖和的。

“你们会把他送去医院吗?”我问那个四十来岁的警察。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他厌烦地说,“你要我们来拉人,我们来了,还有什么话说?”

“他是个哑巴,已经冻僵了。”

“大雪天睡地上,谁他妈不冻僵?人身又不是铁打的。”他又猛抽了一口他的烟,眯着眼打量我,“就你报的警?就你说要曝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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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报的警。我怕你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严重性,严重性!”他嚷嚷着打断我,“这么多残疾人、疯子、傻子,连他们自己家里人都不管,放出来到处跑,我们他妈管得过来吗?我们是警察,不是福利院!”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天儿还跑过来,警察同志不容易啊,确实没话说。”中年人在一边打圆场。

“好心谁他妈都有,关键是办实事儿。”警察说,瞪了我一眼。

说完他跳上车。车往前开走几十米,又猛然停住,一个烟头从车窗里飞出来、划了个大弧落在车轮碾过的雪地上,那警察的脑袋伸出来,朝我喊道:“我们会把他送到法医门诊,放心吧,死不了人的。”

我看着车在街角消失不见了,心里踏实许多,刚才的愤懑、痛苦、屈辱感纾解了,甚至觉得那个警察虽然态度粗暴,心肠倒不坏。那是一个人,还活着的人!至少,他不会像垃圾一样被扔去荒郊野外了……雪还在下,比刚才小了一点儿。年轻人和中年人心满意足地议论着离开了。我抖掉围巾上的雪,重新戴上手套,也往家走去。那辆可厌的三轮车还在前面不远处停着,车上落了层雪。我经过时,车夫说:“老板,大冷天儿的,坐个三轮吧,只要不出城,都是五块钱。”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继续往前走。他竟然蹬着车,跟在我旁边。

“老板,坐个车吧,你看我也等大半天了……”他哀求说。

“我可没有让你等。”我说。

“你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这张老嘴,冻得说不成人话了。我这不是没有活儿嘛,大清早就出来,蹬一天了,总共拉了俩人,这天都晚了……”

“你不用再缠磨了,我不会坐你的车。”

“老板,”他突然悲愤地叫了一声,“你可怜要死的人,也可怜可怜活人吧!”

我看了他一眼:他身上和车上一样,披着一层薄雪,短短的白头发楂儿上闪动着亮晶晶的、还未融化的雪片,一张卑微的脸上有种想哭的表情。我想,他不过是个善于纠缠、欺骗别人的老混混,一个城郊的泼皮!这种人穷苦,但不值得可怜,可能还穷凶极恶呢……但我随后改变了主意,上了他的车。这不是因为我可怜他,我只是想再问问那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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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上车,他立即变得兴高采烈,殷勤地嘱咐我坐稳当坐舒服,还告诉我里面有个小被子,是他媳妇专门缝的,给客人盖腿上暖和的,“用的是今年的新棉花哪!”他说。我看到了那个碎布头拼成被面的、四四方方的小被子,但我怕脏没有盖。我告诉他我家的地址,他迟疑了一下,说那还不到半里路,给三块钱好了。我烦躁地说,我跟你说了,我不需要坐车,你非要缠着我,既然坐上了,随便吧。

他很憨厚似的“嘿嘿”笑着,说老板就随便给吧,两块三块都行。

他蹬得很慢,比我走路快不到哪儿去。

上车不久,我问他:“你为了挣五十块钱,就把冻僵的傻子扔到树林里了?你为什么不报案?”

他一时没作声,哼哼哈哈地顶着风蹬车。拐过一个弯儿才说:“唉,老板,你是外地回来的人,我刚才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不是本地常住的人。你想想,我一个蹬三轮的,能做什么?你不也打电话报案了?人家一开始不也不管?别说我这个蹬三轮的去报案了。谁会听我说话啊?但把人扔进树林里,咱也没那狠心。但我要不那样说,那家老板也不会给我五十块钱。我拿了钱,拉着傻子兜了几圈,趁没人把他搁民政局门口了。”

“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

“唉,我不就是想挣你一点儿钱嘛!我以为那是你家……搁一般人身上,谁不是想着赶快把人弄走,别让他在自家门口断气儿?我就是想挣点儿钱啊,老板。你看看我,你猜猜我多大年纪了?”

我没有回答,他就自己又说起来:“我今年五十七了,腿也不好,还在遭这罪。你想想我要是有办法,这把年纪还出来蹬三轮吗?明天就十五啦,我满城转,兜里就挣了十块钱,一家人……”

他不说话了。

“你这回说的是实话?”我问他。

“你看看我,我一把年纪了,虽然不像老板你是读书人,但我也不会害人。都是穷苦人,我比那哑巴、比那傻子能好到哪儿去?说句不吉利的话,我要是哪天犯病了,往街上一倒……我不也和那哑巴差不多?”

我沉默不语,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下车时,我给他二十块钱,看见他脱下棉手套,抖着一双手在兜里翻出一小沓又脏又破、按面值大小排列整齐的零碎票子,我注意到那双手上布满冻裂的伤口,裂开的地方就像小孩子张开的、红红的小嘴。

他用手指舔了口水数那些五毛、一块、五块的破票子。

“不要找了。”我对他说。

他睁大一双浑浊的老眼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我对你说不用找钱了。”我没好气地说。

“老板,这,这……”他语无伦次地说,脸都红了,“这可使不得,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这可使不得……”

“你赶快回家吧。”我说完,转身进了家。我关上门以后,还听到他在门外一迭声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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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了。我在玄关那儿脱了半湿的大衣、围巾,挂到衣架上。母亲说:“今天怎么出去这么久?”我说:“好多年没见过雪,多走了一会儿。”父亲仍是坐在沙发上听电视机里的评书,我在他旁边坐了一会儿,犹豫着,最后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我还在疑惑我是不是受了那老车夫的骗……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种绝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问题只会让人越想越烦躁。只有当我想到那哑巴现在躺在一个安全、暖和的地方时,我才感到轻松,甚至有那么一点儿振奋和快乐。

后来,我回到楼上我自己的房间,翻开昨天没有读完的那篇《出诊》。这小说也不知道是第几次读了,但每次读到科洛廖夫对他的女病人说的那段话,我都觉得那是他对他自己说的、对我说的,这一百多年前的理想总是还能打动我。我只是不知道,“过了五十年光景”,生活是否一定会好过现在?那些对不对的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我们今天劳神费力的思索、我们所承受的良心的煎熬是否值得?

我放下书,走到阳台上去。阳台上比房间里冷多了,但空气也清新许多。从那里望出去,雪还在下,没有将停的迹象。天空灰沉沉的,但地面上的一切都变白了,街道、屋顶、路边的赤裸的树杈……往日灰暗、脏乱的城市因为覆盖着雪而显得洁白、崭新、安静。街灯亮起来,又给这洁净安宁涂上一层晶莹的光泽。雪一下,仿佛一切重来了一遍,仿佛一个新世界会在悄无声息中降临,污秽将被洗去,丑陋将被掩埋……人心里又生出那种不可理喻的希冀来,尽管它如雪花般渺茫、毫无着落,下一秒钟便会飘散得无影无踪。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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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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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和池鱼》

作者: 张惠雯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1-4
页数: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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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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