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晓涵
编辑 | 王姗
余万的高中像青春剧，班上什么好玩儿的人都有，室友是第一名的学霸，同桌是“万事通”，有对双胞胎兄弟分别在校足球队踢左边锋和右边锋，还有普通富二代，和很牛的富二代。
“（武术）特长生的位置就是我的。成绩不上不下，非常不起眼。”甚至名字也很“无语”，你只会在金额后面的落款里看到，“多少多少余万”。
他从小习惯了一个人待着，喜欢坐在椅子上发呆，自言自语。家里的仓库算一个独处的基地吧，里面堆着许多要卖的桶装水，和一台电视机，人们只有在拿东西的时候才会想到这儿。
距离2017年的除夕还有八天，他坐在仓库里玩手机，第一次接到了那个来自陕西延安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好几个人的声音，有男有女，似乎在一起聊天，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其中有个老爷爷的声音，很和气的，叫着一个听不清的名字，很热情地想要讲些什么事儿。他有点匪夷所思，意识到对方找错人了，也不好意思打断，等了一两分钟才说，“你找的可能是之前用这个号码的人”。
这个号码是他偷偷新办的，用了不到半年，装在爸爸那个16G的旧手机上。高二了，他觉得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号码，去的那个店子，像选车牌号一样把一堆号码摆在他眼前，“181”，后面又是“1410”，他喜欢数字里有重复的，好记一点，就是它了。
挂了电话，很快收到两条短信——
李淑芳，你好！
李淑芳，你好！
今天高凤岐、杨凤梅到家中作客，我们一起拉起同学岁月，也说起你和我们的友情。打通电话他听不懂我们的陕北话。我们想，他可能是你的先生，或者什么亲人。盼回话。
延安 曹谷溪
他内心感叹，哎呀，好温暖！老了想见老同学，多可爱！尤其对方还郑重地写信一般，在短信结尾落了个款。他不知道怎么和老年人相处，家里老人去世得早，印象中老头儿都长一个样，就学着一样的格式，回了过去，以示尊重。
很抱歉我不是你们的同学李淑芳，这个号码是我最近换的新号码，也许她曾是这个号码的主人。很抱歉没办法替你们联系上她再续你们的同学岁月，但我衷心祝福你们的美好岁月得以延续，新年快乐。
他发了朋友圈，回学校和室友们分享了这个奇遇，几个男孩边洗衣服边听，也在感叹，“好可爱，好感动”。他想过要不要帮忙找找李淑芳？但他只是一个高中生，电话那头是遥远的陌生人，做什么都显得多余。
一年后，高三的那个春节，他又想起了那个电话，便发了条新年祝福。这次打来的是另一个西安的号码。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称自己是老人的女儿，还是想问能否找到李淑芳。他回了一条短信——
很抱歉没办法替你们联系上李淑芳，但是新的一年希望几位老人家开开心心，福寿安康。
生活按部就班地继续。高三毕业，他去了别的城市读大学。武汉，一个和家乡南宁很像的地方，夏天炎热，有浓烈的市井气息。他买了一台小电动车，在街道口拥挤的车流里，漫无目的地穿梭游荡。更热闹广阔的世界向他展开，被芒果TV的导演选中，录了几期综艺；和同学组了一支叫“冷兵器”的乐队，在livehouse猩红的灯光里玩儿燥的。延安的号码再也没有出现，他几乎要忘记这件事了。
电话又是突然打来的。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3月，不能出门，他独自坐在老家的房间里，wifi信号时断时续，屏幕突然亮起，一个陕西延安的号码，他心里立马蹦出来一个声音——绝对是他，绝对是他。
果然是那个老人的声音，还是要找李淑芳，说他们同学了六年，现在都八十左右了。电话依旧很短，不同的是老人似乎在讲普通话，他一下子心酸又难过，快要哭出来了。他想，哪怕有一点确定是李淑芳，老人都会用陕北话，他一定知道那不是，还想再试试。三年了，他还是想找到她。
是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才会如此念念不忘。他把短信对话截图发到微博上，配了22个流泪的表情，打上#寻人#的标签，“三年了，李淑芳女士，你能看到吗？
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在一个娱乐账号上看到了这些被“搬运”的短信截图。“虽然是短信，但是有种手写信的郑重呢，很是文雅”，博主这样评论。显然，这样怀旧的情绪在深夜也触动了三千多位网友，或许更多，温情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附许多目光——
“我好脆弱 我看得热泪盈眶”
“突然发现原来汉语本是可以说得这般文雅大方，感觉现在不玩梗我都有点不懂说话了”
评论区汇集起和老人有关的温情故事，此刻，他们变成了珍贵品质的代名词。令人感触的是，在一个割裂且自我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之间，还存在互相理解的可能吗？
余万的回答打破了我的浪漫幻想。除了短信，他和老人没有更多生活层面的交流。曹谷溪的信息，也是网友扒出来之后他才了解到——他是个名人，写诗，曾经是《延安文学》的主编，还以“路遥挚友”的身份上过央视的节目。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把他吓了一跳，生怕自己的冒昧给老人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去年那个电话之后，余万才感觉离老人近了些。他们加上了微信，老人告诉他——
李淑芳是我们在陕北延川中学（的同学）。现在延安活着六个杨凤梅、高凤岐、高树栋、闫冰场、高三宝和我。只有杨凤梅八十一岁，其余的包括李淑芳，我们都是平八十的耄耋老人！ 属于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只能互致问候。也许，这辈子见不上面了。
跨越三四年，没有希望也要继续寻找，还面临衰老和死亡的追逐，一定藏着特别的情感重量吧。他找到李淑芳了吗？10月的一个早晨，我到达延安，见到了曹谷溪。
他坐在一张大大的红木桌后面，桌面铺着大理石和玻璃板。他几乎不出门，大部分的活动都在这张桌子上展开，吃饭吃药、写文章、看书看手机，会见络绎不绝的访客。我转述了网上的热闹，他对此毫不知情，也有些难以理解，“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社会反应，这件事有意义吗”？
他的访客实在太多了。我到延安的头两天，眼见他陆续接待了八九波人。有亲戚来送东西的，大学教授临时找他问人脉的，画家来找他给自己的自传写序，甚至有不怎么认识的农民，电话通知二十天后来见他。
他几乎不拒绝，银色的背头一丝不乱，架着黑框眼镜，身着条纹衬衫和中山装，像一座雕像般正襟危坐着，接收并满足往来人们的需求，几乎不动弹。
他像关照所有访客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声情并茂地向我讲述，自己在高中毕业后，是如何从一个医院的炊事员，谨慎又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惊险地躲过一次次危机。
说到老同学李淑芳，他的话却变少了。在他的人生里，这似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谨慎地谈起这位女同学——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她。想找她是因为听说她过得不太好：独自一人远嫁南宁，儿子似乎没结婚还是没工作，同学的帮助，或许能给她力量。“再没有别的了”。
他的语气是斩钉截铁式的。这难以解释四年里断断续续的找寻。“你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学感情很好，兄弟姐妹一样的”。他补充说。
在曹谷溪家里，我见到了这帮银发的“兄弟姐妹”。短信里的高树栋、杨凤梅、高凤岐，短信里没提到的校友梁振民、老班长童建华。有人耳朵听不见，有人眼睛看不清，有人从医院请假出来，还戴着白色手环。
一群八十多岁老人，举着52度的白酒颤颤巍巍地往彼此的杯里倒，要不是从医院出来的那位在吃头孢，否则围着他热情劝酒的声音也不会退散。“这个年纪也喝不了多少，聚在一起，就是图个热闹。”坐在我旁边的高树栋一边解释，一边要往我满满的杯子里加酒，他身体还算硬朗，平时能打打麻将，出去走走。
他们是延川县第一所中学的第一届学生，从1956年进校到现在，相识几十年的回忆都包裹在曹谷溪准备好的一个厚信封里，从青葱的黑白时代，到满脸皱纹的彩色聚会。在场的人一张张翻看着，热情地介绍，可是大多照片时间都记不清了，有的连人都认不全了。
高树栋突然把一张白色的卡纸放到桌子中间，“哎，李淑芳”。
卡纸上整整齐齐地贴着她的样子，一张是单人照，一张是和丈夫的合影，齐耳短发，笑容很淡，看上去慈祥的一个老奶奶，似乎是在什么地方旅游。卡纸上工整地标记着，“李淑芳照片，2016.7.6”。
几位男士的目光凑过来，轮流传阅，谈论起这位不在场的女同学。高树栋拿起照片打趣，“李淑芳啊，现在（的样子）不行了”，他转头告诉我，“你曹爷爷，以前对李淑芳有意思”。当年的闺蜜杨凤梅拿起过去的合照，眯着眼睛仔细辨认了一下，“这是李淑芳，现在不和我们联系了”，曹谷溪听着，没有说话。
照片是李淑芳2016年从南宁寄来的，没多久，她就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络。我试图询问曹谷溪，他记忆中李淑芳的样子。说起过去，很多事他“忘记了”，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失去联络的，只知道她嫁到了南宁。
“感觉你们都不太熟啊？”
“不是不熟，我们那个年代不那样表露情感”。他解释，还在第二天写了一封信给我——
关于李淑芳，和我并没有谈过恋爱，仅是有好感。昨天，当年的十多位男女同学相聚，多亲热，多热闹！ 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有不少同学已与世长辞，所以，活着的人，更珍重生的快乐。大多时，就想见一见，聚一聚，聊一聊青年时代的趣事…… 什么也没有，仅是为了见个面，乐一乐。所以，我以为就这个事情没有进一步采访的必要了。
对李淑芳的谈论似乎充斥着复杂的情绪，学生时代的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孩呢？
“很普通，真的很普通。发型衣着都普通，长得也不算漂亮。她在班里成绩中上，在女生里属于拔尖的了。”这是高树栋的记忆，他是班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很踏实、非常正派、乖巧。我从来没发现她和任何男同学女同学吵过嘴，性子很慢。”这是曹谷溪的印象，当年他从清涧县到延川中学读书，走两天才能到学校，裤子都打着补丁。
当我把这些印象转述给李淑芳的闺蜜杨凤梅时，这位当年校花级别的老太太飒爽地一挥手，“他们不了解她！”她印象中的李淑芳，性格孤僻、不好相处，下课十分钟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她不怎么参与。有男同学调侃她后脑勺的形状不好看，她当场就呛回去，“怎么了，吃你家粮了？”
她的丈夫高凤岐也是一个班的，在旁边告诉我，“有个性的女孩子也会招人喜欢，李淑芳很有潜力的。”他当年是学生会主席，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每个人心里的李淑芳都不一样，留有各自生活的印记。黑白照片记录下中学时代的她，一张鹅蛋脸，梳着粗粗的麻花辫，属于那个年代女孩最大众的发型，穿着衬衣和布鞋，有时候笑得明朗，有时候一脸严肃。和其他同学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她爸爸是油矿上的领导，能吃上国家给的供应粮。
直到去年秋天的一次同学聚会，老班长童建华才偶然得知李淑芳和男同学的情愫。曹谷溪的助理突然说起，“曹老师还有个初恋呢。”“什么初恋？”“就是李淑芳，被高树栋给撬走了，没谈成，后来和梁振民谈了恋爱”，曹谷溪回答。
在曹谷溪的讲述中，他和李淑芳没有在一起，也没有约会过。在他们那个年代，“爱”是简单含蓄的。
高树栋记得，曹谷溪住校周末不回家，老往女生住的窑洞里跑，找李淑芳和其他女同学聊天，那时他也是竞争者之一，大家的喜欢都是敞亮的。连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曹谷溪一靠近，她不愿意多说话，就躲开了，双方心里也就明了，不多作纠缠。
他们的中学时代，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界限。1950年代，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初一班里最小的同学也有15岁，十几个同学结了婚。男女生一起“除四害”，抓苍蝇、驱赶麻雀，男生扛石头帮着建设学校，女生假期去帮老乡收割粮食。
相处是敞亮的，女同学帮男生补个扣子、缝个裤子、被套再正常不过。休息时间，一群男男女女笑闹着去河边一起洗衣服。
曹谷溪当时在班上并不起眼，个子小小的，成绩也一般。小县城里流行的是俄罗斯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得他热血澎湃，于是撺掇高树栋，两个初中生塑了一尊两米的高尔基像，立在图书馆。
● 1959年夏天，曹谷溪和他的雕塑的高尔基合影。没人能说得清那些情愫的来由，它们很快就被现实击溃了。高三那年，遇上国家困难时期减招，全军覆没，每个人的心里都蒙上了一片尘，“就是灰心，对自己的未来灰心，对国家灰心”，高凤岐回忆。
曹谷溪没参加高考，提前三个月回了家；高凤岐和杨凤梅定了婚，开始了家庭生活；家里条件稍好的，高树栋、李淑芳等七八个同学去复读了。高树栋是唯一一个考上延安大学的，后来当了老师、校长，李淑芳落榜了，接受家里安排的延川的工作，他们的人生走向不同的分岔路。
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隔着距离，人很容易就走散了。直到退休，2004年元旦看望老师的一次契机，又重新聚起来。一个年级180人，找了十几天才凑到五六十人，剩下的都失散了。那次过后，他们建了通讯录，把每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详细记录。
李淑芳并不在其中。她后来的故事，是在每个人零星的叙述中，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曹谷溪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90年代，他们大概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路过杨凤梅工作的窑洞，李淑芳正好也在里面，她的麻花辫变成了短发，带着一个小小的男孩。她还是印象中那个样子，温温柔柔，讲话慢腾腾的。说起自己的生活没有诉苦，她应该过得很好吧，他猜测。
再后来，听说她离婚回了湖北老家，又嫁给一个广西大学的老师，去了南宁。
2014年杨凤梅来延安定居，才从李淑芳妹妹那里问到她的电话，重新联系上。他们在电话里讲了些家长里短。再次失去联络就是2017年，聚会时候大家说起李淑芳有个儿子没工作，曹谷溪想打电话问情况，对面就已经不是李淑芳了，变成了余万。
● 大概是四十年前，杨凤梅（左起）、高凤岐、曹谷溪和李淑芳的合影曹谷溪看了我的回信，最终还是答应再次见面。我在信中表达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故事的感受——
“小事更触动人，它提醒我们不要对关系失望，不要时常沮丧。”
可能其中有什么触动了他，他和我聊起人的际遇，“个人的力量很微弱，命运是很难掌控的，肯定是被推到什么地方了”。
他说的是李淑芳。在他的记忆中，李淑芳和自己不一样，她是“本分的”、“温柔的”，不是在生活泥潭里挣扎的那种，需要通过打通各种人的关系来为自己铺路，改变人生的处境。他猜测她一定不擅长处理那些社会关系，他想帮帮她。
说到这里，他生怕我误会了他的目的，反复解释——“不是说要联络什么感情，我们都是有孙子的人了，我家里都四辈人了，个人生活方面的情情爱爱没得意思，就是同学之间的聊天”。
毕竟对年轻人而言说爱太容易了，到了他这个年纪，时间在人身上留下了沉重的负担，每一句话都会牵连到很多人，是要负责任的。
现在，他独自住在一个大大的两层复式房里，最多的就是一叠一叠、贴着各种名字的材料，堆满了并排的四五个柜子。妻子去世之后，唯一的助理照顾他所有的工作、饮食和起居。
● 曹谷溪在家中下楼梯，这是他每天运动的方式 。魏晓涵 摄自从去年11月突然中风之后，他的行动变得愈发困难，记忆力也减退了许多。我们之间的对话进行得艰难，他说得很慢，有时候一个词想不起来，需要停顿一会儿。他发现我听不懂陕北方言，聊天就夹杂着笔谈，字写得很漂亮，框架周正，笔锋的转折又是圆润的，像是甲骨文。
他几乎忘了电话那头的年轻人了，在模糊的印象中，那只是一个可能会联系上李淑芳的人。我提起去年那个让余万感动的电话，他疑惑地带着陕北口音说，“我这辈子就不会说普通话”。
他的助理告诉我，曹谷溪偶尔会回到小时候的状态，出门看楼下跳广场舞，不超过三分钟就要走，还问，“他们怎么不回去种地？”始终不变的是，对天南海北的访客来者不拒。
“每天都为别人做事，不累吗？”
他叹气，“一个人一旦成了公众人物，你就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别人，需要你的时候用你。拒绝了就不道德了，我的名声就坏了。”。
他回忆了一个极端的故事，某次进了重症病房，生死关头还有人到医院找他看稿子，小儿子在病房门口气得要揍人，他想算了，头脑还是清醒的，看一下就了事儿了，最后在稿子上签名——“请改为近期发表”。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构筑起来的。他家的一楼，有一间贺敬之题词的“谷溪书馆”，放着他编写的著作，墙上挂着他和各种名人的合影，路遥、胡风、杨沫、臧克家，一串串闪光的名字在眼前快速飘过。
● 曹谷溪的书馆，墙上挂满了和各种名人的合影 。魏晓涵 摄“他这一辈子就为了名。”有老同学这样评价。成为名人的代价是，没能顾得上家人。孩子们书读得不算顺利，其中有两个都没有稳定工作；妻子是经人介绍在高三那年结婚的，她小学都没毕业，卖了一辈子羊杂碎，没干过别的。
“以他的人脉，给家里人安排工作很容易。可能当年没顾上，这两年意识到已经来不及了，大儿子都退居二线了，他可能也后悔吧。”老班长童建华觉得。
曹谷溪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忙、为别人忙，脑子里就没有那根弦。虽然孩子们没有当面说过，但他心怀愧疚，觉得他们应该对父亲有抱怨吧。聚会上，同学围在一起，话题难免会跳到各自的孩子身上。去了哪个单位做领导，读了哪个学校的博士，拿了多少工资，在哪座大城市定居等等。曹谷溪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突然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儿子。”
或许是在李淑芳身上代入了自己的境遇，他总觉得她的失联有难言之隐——“她可能以前顾及不上，孩子没工作，觉得对不起孩子。她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失联可能是想把自己保护起来。”
电话和微信都失去联络之后，他的同学们几乎都不再寻找李淑芳。高树栋私下托去南宁的朋友到广西大学打听，依旧没有下文，就放弃了。杨凤梅也没有再找过她，语气中有些嗔怪，“可能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同学联系吧。”
四年了，连老同学们都不知道曹谷溪还在寻找李淑芳，他没有说起过。
我在高树栋的手机上，看到了李淑芳的微信。她的头像是独自坐在路边台阶的样子，模糊得看不清脸上的表情，“活到老学到老！”——微信签名如是写道，朋友圈的更新停在了2016年8月24日。
“有什么好找的？没什么好找的了。”给她发消息始终没有回音，高树栋对找到她没有什么执念。人的突然离散和死亡再正常不过，一段时间不见的同学，一个电话打过去，人已经没了。对于李淑芳，他可以接受所有的结局，“都是正常的”。
曹谷溪没有做过最坏的设想，各种层面上的。他觉得，只要能找到李淑芳，就一定是好的结局。
准备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又去拜访了曹谷溪，和他道别。
这天正巧是他一位老友的葬礼，他们当年共同创办了《山花》杂志。
他没有去，是助理拿着他写好的挽联代替出席的。“我这个人还是感情脆弱，容易伤感，一听到那个音乐就难受”，他已经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于是独自一人在家，通过视频和前去拜谒的老友们打招呼。
这些日子因为葬礼始终心情低落，正好来的访客也少了，这个生活中的大忙人终于得以拥有了一点难得的自由。
他回忆起了去年那个寻找李淑芳的电话，也是在这样清净的、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打出去的。当时正值疫情，他两三个月没下楼，也没有不速之客干扰，他就在椅子上整天整天坐着，整理材料，写写东西，轻松又安逸。
某一天他偶然想起了李淑芳，拨通了那个可能和她还有一丝关联的电话，只是想问电话那头的人，你可以找到李淑芳吗？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不是李淑芳了。他还想再试试，南宁不大，找一个人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他还记起了几年前和李淑芳通过电话。他邀请她回来和老同学们见一面，大概也在电话里表达过对这位老同学许久不见的想念。她给人的感觉还是熟悉而亲切的，却没有说想要回来。他猜测，可能她的生活负担比较重吧。
关于高中时代的事情，许多他都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细节了。但他还记得李淑芳的样子，梳着两条麻花辫，不是张扬的羊角辫，是温温柔柔搭在肩膀上的那种，她还穿过一条灰色的呢子长裤。
上一次那些沉默的问题似乎在他脑中盘旋了许久，在这一刻有了答案。在他的生命里，她是一个留下了美好的女孩子，“不像我这样好高骛远的，要创造什么新鲜东西”，她善良，温顺，耐看，妻子像这样是最好的。
他在为数不多的线索里，细细分辨她的生活痕迹。失去联络的前一年，李淑芳寄来了自己的近照。这也是曹谷溪隔了将近四十年，再见到这位老同学的样子。青春的面孔好像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发胖了。他很想了解她这些年的生活，只能从照片中细细分辨。他笃定地告诉我，照片中李淑芳的丈夫，是个善良的人，（看上去）会疼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依据，他大概是这样希望的。
李淑芳是他结婚之前唯一的心动。他喜欢写诗，诗可以自由地表达，他在诗里歌颂革命情怀、生命、理想，唯独没有一首和爱情有关。高中毕业之后，通过家里介绍，和妻子结了婚，然后就是一辈子，直到她去世。
会觉得遗憾吗？他只是轻轻地说，没有，人生必然有很多缺憾。志同道合当然好，我和老伴儿那种方式结婚了也很好，几千年中国人就这么过来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她能找到合适的伴侣更好，祝福她”。
他在南宁还有两桩心事，一是有位他很欣赏的老友去世了，孩子在南宁，他想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想见见这位老同学。“我很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如果还能和她说上一次话，是很幸福的。”
我告诉他，有央视的栏目想通过余万联系他，通过节目寻找李淑芳。他很果断地拒绝了，“不要，不想在电视上（因为这件事）出名。我们这个也不是多么离奇的故事”。
这桩心事不知何时能了结，曹谷溪已经没有办法自理了。严重的时候，连坐在马桶上都无法起身，需要人把他拉起来。他走路的时候身体前倾，快速挪动着小碎步，让人担心惯性几乎要将他摔出去。缓慢地上下楼梯，打扫一下小阳台，就算是每天的运动了。
他领着我去看他的小阳台，围了一圈植物，一个个介绍，有草莓、韭菜、玫瑰等等，快冬天了，玫瑰未开的花骨朵已经枯萎了。阳台中间有个小亭子，旁边牵着一根挂绳，搭着两条厚棉裤，那是有时候因为无法控制小便，弄脏了换洗的。
从小阳台出来，他又带我去看工作的电脑。似乎只要我还在，他就要不停歇地照顾这个来访的客人，他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帮到你了”。
临别的时候，他突然提到那个还在用李淑芳号码的年轻人——“他很热情”。我告诉他，“他现在在武汉读书，已经保送研究生啦”，听到这里，老人突然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走在楼下的延河边，快要入冬，护城河的水逐渐枯竭，荒草丛生。我收到了余万发来的一张微信截图，截图上有曹谷溪发来的消息——
你好！小魏这几天来延安，她说你现在在武汉上学，祝你成材成大材！
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受到年轻人的激动——“好想去见他！一定要去。”
余万曾经和我讲过他的一个梦，梦里他好像成了李淑芳的什么人，替代她在延安见到了曹谷溪，两个人坐在老人家里，周围是红木家具，大茶几上雕着凤凰，还有龙，很气派的样子。
那些短信发布后，他的微博涨了上千粉丝，有人猜忌背后有炒作团队；还有像我这样闻风而来的媒体，他大多拒绝了，他不希望给这个故事“化妆、彩排”，让它变成一个“产品”。
我告诉他，爷爷听到他保研了很开心，他说自己眼睛都红了，“感觉是我亲爷爷为我开心一样。感觉这些话，会给未来落寞的我无限鼓励”。他把曹谷溪发来的微信截图发在了朋友圈和微博上，配上一句话——“莫愁前路无知己”，和一个流泪的表情。
网友们再次聚集过来，在微博下留言：
“一个温暖的故事有了后续”。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1-19 07: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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