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的今天，新中国正式取消娼妓制度。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
图为《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专辑》（1949年版）内页，可看到案由“取缔腐化堕落娱乐案”，执行情况为“妓院娼寮，已调查完毕，准备取缔”。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禁娼，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一角。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新中国，在妇女解放问题上，面对着很多“破”与“立”的问题，比如：如何破除旧的娼妓制度？如何解放妇女思想？如何激发妇女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如何让全社会把“男女平等”刻在心里？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探索。
劳动参与是保障妇女独立的重要基石。我们不妨从最切实的妇女劳动参与率着眼，开始我们的话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妇女劳动参与率发生了巨大变化。
1949年，我国女职工人数约为60万，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为7.5%；1990年，我国妇女总劳动参与率达88%，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提升至37.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女职工人数增长情况。来源/《当代中国妇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转引自《中国的妇女人权》一书
这几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表面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法律制度，都在为妇女解放、参与劳动保驾护航——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的平等的权利”。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也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出处。
反映《婚姻法》颁布初期人们对“婚姻自主”的响应与咨询。来源/Adobe Stock图虫创意
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992年，我国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进一步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除了硬性的法律，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等组织也在不断地促进男女平等。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妇女部便设立了。新中国后，妇联正式确立了宗旨，即“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可是，不论是男女平等被写进宪法，还是决定设立妇女组织，显然都不是“一拍脑壳”就能决定的。表面上看起来顺利敲定的法律和自然设立的组织团体，其实有很深远的思想脉络。试想，新中国刚刚成立，部分地区的妇女甚至没有摆脱缠足的命运，又怎能轻而易举地谈男女平等？
所以，思想的解放，才是答案所在。而在思想层面，只要种下一颗种子，就会长出花，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很慢很慢。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们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了。李大钊认为，只有“经济发生了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行动指南。在党的第一个党章草案中，“男女一律平权”被明确提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则进一步提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在这样的领导下，才有了后续的各项法律制度，妇女运动才得以走出了上层妇女的小圈子。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们开始大规模走出家门，参加经济生产活动。
既然要解放广大受压迫妇女，有一个群体不能忽略：妓女。
旧中国留下的娼妓制度，是现实中的毒瘤，是思想里的高墙。当时的娼妓业发展到何种程度？新中国又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呢？
民国时期，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破坏，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正大步推进。大量农民迫于生计涌入城市，其中不乏妇女群体。
此时，服务业伴着工商业兴起，与茶楼、酒店和戏院等一起繁荣的，还有娼妓业。就这样，许多底层妇女被迫流入了畸形繁荣的娼妓业。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曾对比了1919年世界主要城市的妓女人数比例，结果显示：伦敦妓女与居民数的人数比为1 : 906，北京为1 : 285，上海为1 : 137。当时，坊间甚至有“无娼不兴”“无妓不市”的说法。
仅从妓院与妓女数量上看，废除娼妓制度的难度很大，当然也意味着更大的必要性。
庞大的妓女数量，意味着更多的收容准备，禁娼运动的难题之一便是对性病的治疗。以北京市为例，在对收容后的妓女进行全面体检时，1303人中有1259人患病，其中有将近3成妇女同时患有两种性病。
而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处在经济落后、卫生事业不发达、甚至缺医少药的阶段。更难的是，治疗性病需要用到稀少且昂贵的盘尼西林，而一个早期的梅毒病人，需要花费100多万元（1万元旧币=1元新币）治疗费用，整个疗程还很长。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朝鲜战争打响，国内库存的盘尼西林是给志愿军战士用的。当时，面对盘尼西林紧缺的情况，部分地区要求同志们用米换药，给收容所的妇女们治病。
三个字：不理解！凭什么要用十几万斤米，来换给昔日妓女治病的药呢？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听说了大家的疑虑后，回答说：“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姐妹，所以必须治。”当时在上海担任市长的陈毅也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反映新中国妓女改造事迹的影视剧。来源/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截图
新中国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不论是新中国，还是被救助的妇女们，都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难题——心病难医。
妓女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的原妓女们，很难摆脱过去那个陈旧的自己，她们的字典里没有自由、自强，也没有劳动、独立。
一些刚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原妓女们，头一两天的对抗情绪非常严重。在收到查封妓院的风声之前，她们听信了一些有心之人散布的谣言，同时又没弄清楚政策，深信政府要把她们分配到东北去受苦，去西伯利亚打石子修马路。
影视剧中反派给妓女洗脑。来源/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截图
于是，一进入教养所，她们二话不说，搞了一把无厘头、全方位反抗的神奇操作——不铺床，不刷牙，不洗脸；有的集体哭闹，有的打骂工作干部，还有的把脏水直接倒进盛着米饭的锅里……
在初期接受教育时，有人还企图煽动大家一起跑路，觉得她们原本的财路被掐断了。在上海教养所，甚至有一名妇女曾12次谋划逃跑，相当执着。
俗话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针对收容妇女们的过往经历和心理状况，各地教养所进行了多角度的改造教育。
首先，在称谓上，教养所没有往日的“妓女”，只有今日的“学员”。这是对妇女本身人格的尊重，能够通过称谓从心理上逐渐消减妓女对自身“下贱”标签的认知。接着，政府严格地为妇女们保管财物，并为她们制定规范的起居、饮食安排，将她们拉出过去那种迷醉、混乱的生活状态。武汉的教养院还为学员们适当发放零用钱。
在学习方面，各地教养所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星期什么时间学哪些东西，都做了明确规定的。在劳动教育中，学员们也逐渐通过参加生产，树立了“我也可以不比别人差”的自信心。
比如在上海的教养所中，妇女们在第一阶段被要求进行强制8小时劳动，主要做一些机械性工作。但是，由于这种刻板的组织形式遭到学员反对，教养所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参加劳动的“四项原则”，包括：根据个人情况，逐步增加劳动量；从兴趣爱好出发，选择摇纱、织袜、医务、保育等创造性劳动；开展“评质量、评产量、评操作”和“找窍门、找潜力”的“三评两找”劳动竞赛；逐步实行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
在不断的双向调适中，学员们开始从内心里成长为一名新中国劳动者。当时，上海市为学员们开办工厂，组织学员参加真正的生产，她们织出的球袜和毛巾以高质量畅销国际市场，而这些产品有一个共同的品牌——新生牌。
上海市人民取缔全市妓院，让新生姐妹学习文化技艺、参加建设。来源/网络
在培养技能、丰富学识的同时，教养所也对学员们进行了思想层面的教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诉苦大会”。“我们穿金戴银，有啥苦？”刚加入诉苦大会的学员总是会嬉皮笑脸地问大家。但是当这些妇女们的悲惨记忆被撕开了一条口子时，眼泪和控诉便再也无法控制：
一个叫翠云的妓女得了痨病，被关在黑屋里，直至其气息奄奄时，领家将她扒光衣服、塞进棺材。她呻吟着“我没死”时，棺材板已经被钉上了；
反映妓院黑心的情节。来源/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片段
为了让妓女们死心塌地为自己赚钱，老板们常诱使妓女吸毒，纵使有拒绝接客的、逃跑的，都会因为毒瘾发作而求着老板让自己重操旧业；
北京妓院中，一个三等妓女接一次客赚10万法币，老板要抽走9万法币，而一斤猪肉的价格是25万法币。
通过忆苦、诉苦、问苦，学员们下定决心抛弃不堪回首的过往，努力成为一个有尊严、能自强的劳动者。同时，各地教养院还开展了各种文化教育活动。
1951年，由文华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少女大香被骗进妓院、最后重获新生的故事。这既是对现实禁娼运动的记录与表达，也是对后续妇女解放工作的文化助力。
“姐妹翻身万岁！”来源/电影《姊姊妹妹站起来》截图
经过一心一意地蜕变，学员们从教养所“毕业”后，被安置到祖国各地需要的地方参与建设：有人去了国营农场和工厂，有人回乡参加农副业生产，有人去了新疆、甘肃等地支援边疆，也有人回归家庭从事家务劳动。1960年，据一项对上海妇女教养所学员安置的统计数据，在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学员中，有6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10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禁娼运动很难，但最终走向了胜利。毛泽东曾在1949年6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姐姐妹妹站起来》剧照，左、右为改造前后的大香。来源/网络
新中国为何要如此坚定的消灭娼妓制度？在旧社会，女子为娼，绝非自愿。娼妓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正当的谋生渠道，女性没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独立人格。废除娼妓制度，一方面是对妇女尊严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旧社会的封建思想已走向终结，男女平等真正地走入现实中，独立自主思想开始深入人心。
无论是特殊的妓女群体，还是受家庭束缚的女性，她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长期自我定位的迷失以及由此衍生的教育缺失。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女性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她们不仅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是个问题。比如《甄嬛传》中，明明读过书的沈眉庄，在选秀时竟要声称自己没读书，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妇女文盲比率高得惊人——90%。
为此，党和政府在全面恢复妇女的各项权利中，就包括了受教育权。沿着这条路，大规模的群众性扫盲运动拉开序幕——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在1952年、1956年和1958年的三次扫盲高潮中，从农村到城市，成千上万名妇女上识字班、民众夜宵、职工业余学校，她们的眼前不仅跳动着从陌生到熟悉的文字，更在内心深处迸发出男女平等的世界新面貌。1958年，已有1600万名妇女摆脱了文盲状态，至1995年，我国累计扫盲的1.85亿人中，65%都是妇女。
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妇女的独立思想被由内而外地激发出来。当内在思想的转变碰上外在环境的脉动，我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走在世界前列只是时间问题。
在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中，这些逐渐解放思想的妇女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她们成了女纺织工、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充满干劲儿地活跃在各个建设一线，甚至时不时搞个地质勘探、开个拖拉机、修个大坝、提起袖子就去采石油……
五、六十年代的妇女劳动画报。来源/网络
不仅如此，妇女的参政权落到了实处。1953年4月23日，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这是中国妇女在解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妇女真正为自己发声的平台。
其中，为女性争取“同工同酬”的申纪兰又为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贡献了新的里程碑。1951年，22岁的申纪兰与劳模李顺达办起了闻名遐迩的“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后来，李顺达发起了“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希望能够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但在劳动过程中，申纪兰发现，女性和男性出了一天工，但是男性算10分，女性只能算5分，甚至更低。
影视剧中的申纪兰。来源/电视剧《功勋·申纪兰的提案》截图
1953年，24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25岁的申纪兰来到北京，与121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议国策。代表们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被首次写进了新中国宪法。
自此，妇女的劳动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她们不仅拥有了机会，更拥有了同等的收获。1957年起，一直有70%以上的农村妇女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就业领域更加广阔，她们不仅继续从事种植业，还广泛参与了专业化、商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1992年底，随着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足足有一亿多名工人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而其中妇女就有4000多万，占乡镇企业职工的40%以上。女职工在各乡镇企业中见证也亲历着农村经济的腾飞，以自己的力量为农民奔小康的事业做出贡献。
时间酝酿出许多美丽的变化。在法律、制度、思想等各层面，妇女权益不断得到保障，不仅有更多女性就业，她们的就业结构也在逐步趋于合理。
过去，我国有许多妇女从事着重体力劳动。所有女性在业者中，农业、工业、地质勘探和建筑业等行业的女性占比达到7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在重体力劳动行业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更多适合女性的就业机会出现，商业、饮食、供销、卫生、文教广播等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大幅增加，女性的就业层次也在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女性的家庭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常挂在嘴上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放在今天已经不中用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充分的教育结合大量的就业机会，收获了独立思想与经济地位的她们，在家庭中自然获得了话语权，“女人就该在家带孩子”的观念正被逐步瓦解。1987年，有人曾对城市职业妇女进行过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42%的人认为丈夫常与自己一起做家务，24.8%的人认为丈夫与自己平等分担家务，只有2.8%的人认为丈夫几乎不做家务。
不仅如此，妻子可以决定今晚吃什么，更可以和丈夫共同决定在哪里买房、孩子怎么培养、要不要与父母同住。家庭不再是女性的“战场”，而是真正属于一家人的港湾。
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平等，让妇女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越来越漂亮的成绩、活出了理想的自己。
北京公交车上的李素丽，踏实做着温暖又细心的事情。公交线路日复一日，乘客们是偶然邂逅的过客。为了这些邂逅的美丽，李素丽会提醒穿着长裙的女孩子下车小心，准备好杂志为堵车时无聊的乘客打发时间，为抱小孩的乘客递上小棉垫。
李素丽还上了中学课本。来源/网络
李素丽的心里装着早就烂熟于胸的北京地图，装着不断前进的梦想，更装着利他、奉献、实干的品格。
闪闪发光的妇女还有太多太多：农民企业家林秀珍、织造车间农民工陈艳玲、首席工程师蒋绮云、居委会主任任红梅、建筑工人胡晓红……
人民日报2003年8月27日第15版，《将美丽进行到底》：“在全社会关注与扶助下，敢于承担、勇于进取的当代女性，会在辛勤劳动和艰苦创业中开拓人生价值，赢得社会尊重，将美丽进行到底。”来源/人民日报数据库
回看旧社会，那些有关守贞、相夫教子、男尊女卑的记忆，好像已经远去。从新中国诞生的那天起，不论革除旧制还是开创新制，妇女都在切切实实地走上劳动岗位，开出花、结出果。
时至今日，已有太多由妇女书写的劳动华章，“她”力量正日益突出。有女孩说：“钱我会挣，饭我会做，地我会扫，架我会打。”虽然打架略凶且不好，但重点是，这样的女性独立宣言象征着“男女平等”确实已深入人心。
我们回望过去的同时，也正走在历史的进程里。直到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岗位也在不断刷新。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男女共同参与就业竞争的事实，但有关性别差异造成的具体情况仍引发着讨论。难能可贵的是，舆论场里从未缺失过女性的声音，我们的有关“男女平等”之路从未偏离轨道，反而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1]郭艳英. 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4.
[2]邵雍. 中国近代妓女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董云虎，张世平主编.中国的妇女人权[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4]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王辉主编.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时代先锋 1[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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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1 09: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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