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5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被授予敬业奉献类“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樊锦诗以《敦煌的女儿》这篇文章为人们熟知，当年她刚满37岁，一点也不希望记者采访自己，“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们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
那时的樊锦诗没觉得自己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北京，她在刚工作时不适应敦煌“恶劣”的环境，后来又与丈夫彭金章长期分居，因工作繁忙，无力照顾两个孩子。
她动摇过，也犹豫过。然而一走进石窟，再苦再累也值得。莫高窟的壁画是她魂牵梦绕的热爱和命中注定的使命。千里迢迢来到敦煌，四十余年殚精竭虑，樊锦诗从来都无愧于“敦煌的女儿”。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
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
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你，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能空手而回。
到了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拒绝。因为在事实上，我已经“接受了”采访，再拒绝已无济于事，好在我是实话实说。这时，我向主笔的吴晓民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按照他们的什么“需要”来塑造我这个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万不要把我写成“金刚力士”。而且，我还要求他们写完后，必须给段所长和刘书记审阅，他们答应照办了。后来，他们还给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事实有无出入。
1963年夏，樊锦诗在毕业离别北大前夕与彭金章校园合影
这些年轻的记者没有想到，两个新中国培养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的号召，各自选择了最艰苦的地方，一个在武汉大学创建考古专业，一个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护。两人为了工作，长期分居两地，根本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这些事情深深触动了他们。不久之后，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长文就刊载于《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见了，宿白先生看见了，住在宿白先生对面的邓广铭先生也看见了。据说，宿白先生对邓广铭先生说，报上谈的基本上还符合事实。我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却没有看到。直到几个月后，有人提起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其实，当时我心里并不是很兴奋。因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说。而现在自己的家事几乎全国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儿”这样一个美名，那时也让我倍感不安和压力。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
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虽然我大学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但起初还是不能完全适应敦煌的生活。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因为敦煌的水碱性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1962年10月，樊锦诗（居中）在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965年的莫高窟中寺旧宿舍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一边发掘，一边搞社教活动，一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的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
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有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准备照顾我坐月子。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小米、鸡蛋等不少营养品。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是不见我回去。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着我聊天。就这样，我慢慢睡着了。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我永远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人家说：“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我能说什么，有苦说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
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见我哭，他也很难过。他说，接到电报后，听说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两个家给我们母子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等各种各样东西全部带上，找了一副扁担，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他到敦煌县城后，马上给研究所打电话，研究所唯一的手摇电话居然无人接听。他只好在研究所驻敦煌县城办事处找人打听，终于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告诉老彭，樊锦诗在医院里。他马上挑着担子赶到医院。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难过得直掉眼泪。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独带来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没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着那些衣服的样式，找旧布自己做。依样画葫芦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裤子，这样就可以替换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时常可以听到外面在开斗争会，不时听到有人大声吼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烦躁，老彭就说：“别管他，你休息你的。”但是我心里不舒服，这么斗来斗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队来的电报，意思是说怎么能请这么长的假。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研究所来探望的人说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则就不会有奶水。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种各样的汤，什么鱼汤、鸡汤、猪蹄子炖汤，当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汤，吃羊肉讲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只是他长到三个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够了。我给上海家里写信，让家里人寄奶粉过来。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来每个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现在的婴儿有专用的奶粉，那时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点事也没有。后来奶粉不够的时候，就逐渐给孩子搭配着吃上海家里寄来的奶糕，不时添加苹果、蛋黄这些辅食。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可是，谁来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后来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必须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来喂奶时，宿舍门一开发现孩子一个人在玩，还回头冲着我笑，笑得非常开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边收拾一边想，把孩子一个人关在屋里，不是长远之计。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发现孩子从床上滚了下来，脸上沾满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适的去处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亲是安徽农村来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帮忙看一看孩子。我说：“大娘，最多两三个月，我上班的时候，你帮我看一看。喂奶的时候我会送奶来，尿布脏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每个月给你二十块钱。”老人家勉强答应了，但是说时间长了可不行。我就死缠烂打地请老大娘帮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半年过去了，对方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帮忙了。
就这样，到了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哪儿呢？如果送到武汉，老彭一个人也照顾不了，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68年元月，我父亲去世，11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这些事情凑在一起，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休完产假之后我必须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没办法带回敦煌。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养，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汉，由老彭亲自照顾。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孩子领进来的时候穿得可整齐了，还给他穿上了长筒袜子。大姐拉着孩子说：“这是你妈，叫妈。”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带回来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不哭也不闹。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伤心，因为从小带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这样离开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半年一过，我又回了敦煌，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不在敦煌的半年时间，单位不给我发一分钱的工资，仅靠老彭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资。省里当时也要求我尽快回去，因为我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副所长。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当面与组织说明困难，名正言顺地调走。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谁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不同意我调走，坚决要把我留下。这样，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因为老二从小不在父母身边，性格有点内向，不太敢说话。孩子很听话，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着急，想着要让他放松，就放开他，让他跟小朋友满处跑着去玩，今天到水沟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渐渐地他就活泼起来了，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
我们单位的果树很多，我跟孩子说：“咱们家里的东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东西，妈妈可以给你买，但是你不能摘单位树上的果子，妈妈也不能摘。”有一天他回来问我：“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奶奶怎么能摘树上的果子？”我告诉他：“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纪大了，大家都不去计较，等你长大就懂了。”
有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城，去之前跟他“约法三章”：“晓民，咱们进城只是去看看，不买东西，你要买东西就不进城了。”他虽然点头答应，但毕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场的玩具柜台就挪不开脚了。我问他：“晓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着玩具看，不说话。看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跟我说：“我们有玩具，我们不买。”我常给他讲些童话故事，教他学数数，孩子逐渐会数到一百、一千，后来两千都会数。
樊锦诗在第454窟调查壁画题记
这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办了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合班，因幼小的职工子弟不多，就让高中毕业的职工子弟担任教员，教五个年级的幼小职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学后，一次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2-1=1？”当时我真想说，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数学对小孩来说比较抽象，所以就用点油灯的火柴来引导他掌握加减法。过一阵子孩子又问：“妈妈，妈妈，为什么36÷6=6？”我心想，难道学校老师不教乘法口诀吗？我就给他教。
有一次，孩子写了错字，我给他指出来，他说是老师说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评老师，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又有一次他回家给我讲故事，故事哪儿来的呢？原来是老师给四年级讲语文课的课文。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
孩子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严了一些，孩子记得自己是和妈妈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审查，根本顾不上去上海领孩子。
这时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这一年，我与老彭的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双方单位都不同意调动，此事又拖了两年，最终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弃了他创建的事业，来到敦煌、来到我的身边，我们一家才得以团聚。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自己完全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一个当母亲的应尽的责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要带孩子，既当爹又当妈。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们长期两地分居，使两个孩子小时候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学习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彭为此很苦恼。老二只读到了大专，再没有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机会。由于自己对孩子的内疚，在家里我从不训斥孩子。我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善待他们、理解他们、引导他们，遇事与孩子耐心讲道理。我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坏事，成人后能自立，为社会做点有益之事。
作者: 樊锦诗 口述 / 顾春芳 撰写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 樊锦诗口述自传
出版年: 2019-10
页数: 492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1-22 04:44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