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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女,53岁,身高1.55米,人品好,无负担……想要与你今晚一起观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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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3 04:1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女,53岁,身高1.55米,人品好,无负担……想要与你今晚一起观落日。”

伊险峰、杨樱 凤凰网读书  20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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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东北似乎完全被特定的符号代表了:“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野狼disco、赵本山、烟囱、国企改制、下岗……这些复杂又多元的标签,为东北增添了许多黑色幽默的因子。


在伊险峰、杨樱合著的新书《张医生与王医生》中,两位作家近距离观察普通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浮沉与变迁,以丰富的生活细节还原了上世纪80年代沈阳城破败、萧瑟的样貌。不过虽然贫穷,当时的东北人却拥有着“无法无天”的浪漫主义——


们在破窗边上弹吉他、为博朋友开心去偷冰棍、面对外国的文化冲击时倍感新鲜却自觉“野蛮又孤单”……这种无关贫富的浪漫主义是一种“穷人的浪漫主义”,它没有章法、没有束缚,满是诙谐,却又令人心酸。


“他的孤单,他的穷……

就是那时的浪漫主义”



五中大楼是粉兮兮的颜色,三层,当时就这么一栋楼。造楼的图纸可能是从苏联那里直接拿过来的,沈阳好几个学校都长这样。靠南的那一面,都是教室,只有几个边边角角的细长房间是例外。一楼大堂和大堂上面是会议室,学生不大出现在这里。大堂正对着楼梯,后门通向后院。

背阴的那一面是老师办公室。有一些垂直于大走廊的纵向的小走廊,通向厕所,把厕所门藏在深处,这设计很人性化,既照顾隐私又减少味道流窜。纵向的小走廊,走到头都有一个窄窗子。厕所门锁着,里面改成仓库,窗台上可以坐下一个人。总有人噌地一下把自己撑到窗台上, 正好蜷在那里,手搭在腿上,目光扭向窗外。最文艺最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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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

窗外没有什么景色。教学楼离奉海铁路还有一点距离,中间隔着几趟破败的平房。从三楼看下去,就是一些油毡纸,和横的竖的排在上面的砖,空隙处几乎被破木板子和各种帆布塑料布搭起来的空间挤占了,里面塞满没有人会在意的破东烂西,留下一点勉强挤过自行车的过道。

近处看,楼下似乎冬夏都有一个巨大的煤堆。冬天要烧锅炉,西北角上是锅炉房。东北角上是厕所。楼的正后方是水房,热饭盒的茶水间,十点钟过后,传出百家饭味,让人饥肠辘辘。饿到极处,到十二点十分才下最后一节课,值日的同学飞奔去取各班的饭盒铁篮, 最难吃的饭菜这时也好吃了。

说回这窄窗台。黄棉袄大哥就在这里。他是留级生,不知道怎么沦落到我们这一届。那个时候黄军装已经不那么领风气之先了,但如果你足够特立独行,还是可以拼出一点与众不同。比如窗台上这位大哥,就只穿军棉袄,不穿罩衣,与成色很新的军大衣不一样,与各种时髦衣服也不一样。窗台上,黄棉袄大哥弄了把吉他在那里,唱着“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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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

多是在星期天。上课时感觉不到他,可能一直躲在教室里不出来, 也可能在外面闲逛。老师不大在意这些旁听的同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周末,有些人假装温习功课,他在窗台上实践文艺。

黄棉袄大哥的文艺腔调可不是到童年为止,他的本行是打架。他的生命充实而且皮实,所以每天都打。他不怎么恃强凌弱,也不调戏女同学,那些都是小混混,不是文艺腔。文艺腔只是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都打,且被打,且没有惧色。

周一的早上,如果细心,你可能会发现从校门口到操场到教学楼里有一道暗红的干涸的血迹,点点滴滴。有人挨打了。多半是黄棉袄吉他哥。

什么人在跟他打,或者他在跟什么人打,没有人深究。头上缠着白绷带,黄棉袄依旧在身上,走廊里依旧“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诗人们喜欢这种调调。对于黄棉袄大哥来说, 伤痛每天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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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平原上的火焰》

这是一个文艺青年的故事。他的孤单,他的穷,他的黄棉袄,他的吉他,还有他对身体的挥霍和不以为意,集成了所有符号。这些符号放在一起,就是波希米亚,那时的浪漫主义。

“工人阶级不兴文艺青年,

但可以有问题青年”



工人阶级不兴文艺青年,但可以有问题青年。所以,如果你敏感而又孤独,满脑子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但并不知道如何表达,你可能既没接触过诗,又没接触过人文,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细腻……某种意义上,你就是个文艺战线上的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就是霍金那种病——思想和意识被禁锢在一个躯壳内,直到呼吸衰竭。

在80年代,工人阶级中的文艺青年除了让人看到他的男性气概,别无所托,他只好去打架。

切斯瓦夫· 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说:

“在二十世纪,各种流派和宣言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赚钱花钱者,连同他们对工作的崇拜、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波希米亚,他们的宗教是艺术,他们的道德是否定另一阵营的所有价值。”


波希米亚从茨冈人那里走出,到法国变成艺术,等到了纽约东村的时候,已经是主流文化的一种了。在80年代,在中国东北,在沈阳,波希米亚还是一种无法无天的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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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东北插班生》

最浪漫的故事在《沈阳日报》1982 年 6 月 16 日的一篇报道上。这是一个骗子的故事。他骗了一百二十根冰棍,五分钱一根,案值大约六块,批发价可能还要更便宜一点。事件就发生在大东区,那篇报道的名字就叫“大东冰果厂受骗记”。那位骗子比较全面,综合素质好, 基本上可以为后世骗子作教科书。

骗子先得说,我是记者。表演记者不是太难的事,但他更用心一些,显然掌握了记者的最尖端技能——在 80 年代初,大多数记者都不太懂什么是“卧底”——“我在付货室待了四十二分钟,你们走了六十七支冰棍”。“走”是指未开票付款就把货物拿走了,所以“我要曝光你们”。有理有据,有身份有观察,冰果厂必须服软求情,由此, 他网开一面,不能一棍子打死,决定先拿二十根冰棍。

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80 年代初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家里还没有冰箱。一个人即使狂爱吃冰棍,吃个三五根也差不多就够了,吃不完,就要化掉,所以他的冰棍多半是分给诸位兄弟。这通常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吹牛——“老子冰棍厂有人,可以随便拿”,或者直接吹, “老子可以去那冰果厂里骗出冰棍来,信不?”另一种是把兄弟想在前面——“既然兄弟们爱吃冰棍,那我来搞定这事”。

不管是哪一种,舍己而为博朋友一笑,以如此牺牲而赢得友之欢心,都算得上浪漫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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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刘老根儿3》

这事并没有完。隔几日再来,说现在管得比以前好,不写你们的批评报道了,看看你们有什么可以深挖的好素材——再拿几十根冰棍。再隔几日,说总编辑觉得素材不错,明天要来你们这里检查一下,然后定稿——再拿几十根。

第二天到了,他告诉厂领导,总编辑今天没空来。“我们记者开会,来取几把冰果(注:东北方言,同‘冰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终于让某位员工心下狐疑,一查一核实,没这个人,就报警抓起来了。报道说,骗子为某厂工人,因堵截女青年和破坏生产,被开除了。

这个吉卜赛风格的故事,乍听起来让人心酸。但是,如此义薄云天之人,以如此高智商和高演技做如此微不足道的事,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幽默感。道格拉斯· 亚当斯有本小说名叫《全能侦探社》,书中那位发明了时光机器的教授,往来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倒转时光看没来得及看的电视剧……旁人听了,大惊失色:等等,您发明机器回到过去就是为了看电视?

你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请朋友吃个冰棍?

“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捍卫我的自由,

那就捍卫头发和衣服”



但是波希米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章法,也没有什么束缚。很多时候价值不是那么重要,荣誉更重要。

这荣誉在成年人社会里有时被解读成面子,成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东西,不容置喙;在青年人的世界里被看成一种自由——谁也不要碰我的自由,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捍卫我的自由,那就捍卫头发、衣服。没有哪个时代像当年那样突显时尚的重要性,也没有哪个时代像当年那样给予时尚更多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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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

高三那一年,张晓刚(注:《张医生与王医生》主角之一)跟学校几个留级生看了电影《霹雳舞》,开始学跳霹雳舞。张晓翔的同学辍学开了一家发廊,缺人练手,张晓刚又成为烫了头的人。这些事的象征意义包括:他思想复杂了,他开始关注外表了,他不单纯了,他想女生了,他会把时间浪费在女生身上, 他学习会变得不好,他会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一句话,最聪明、最听话、学习最好的张晓刚可能要学坏了。这个推理过程毫不复杂, 也完全合情理,所以班主任如临大敌,担心青春期学生一念之差走上歧途,十几年辛苦可能就崩于一旦。

1981 年 5 月 13 日,《沈阳日报》上有一个高中女生写读者来信, 说她学坏了,做了学生不该做的事,早恋了,还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从快班掉到普通班,在普通班依旧昏昏沉沉赶不上趟……看遍整篇报道也没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但她已然将自己命名为“失足女青年”。这就是对一念之差走上歧途的恐惧——光是吓唬自己,就会自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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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

就跟早恋天然具备反叛精神一样,服饰很多时候是争夺话语权的一部分,你要说是争取自由也不过分。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哪怕社会不多元化,只要服饰多元化就够了——人们很难理解如何用穿衣服来表现反叛,但当年一条破牛仔裤人们都能争论上几年。

启蒙者田罡,我的小学同学,瘦弱而精明,穿牛仔裤,短款夹克, 皮或者 PU,当时叫人造革,我分不大清。总之,显得干练而且不落俗套。同样身为“小流氓”,大多数人都还穿着军衣军裤,走路恨不得八字脚起来,搭配起肥大的旧军装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成熟,实际上只让人感觉颟顸。1981 年,时尚就是这样。而田罡别具一格。当然,我的记忆也不一定很准确,印象中他还有一层薄薄的胡子,不过小学五年级是否有这种稳健配置,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活的认识的同龄人穿牛仔裤,虽然不至于征服我,虽然像洪水猛兽一样被诟病,但有一点能够确信:它可以让人好看。

洪水猛兽不是随便说说的,当时经常看到伪装成报道的故事说这些喇叭裤牛仔裤等包屁股裤子的坏话。比如苹果牛仔裤如何让一个青年男性丧失了性功能;某爱慕虚荣的女生穿这种裤子被坏青年诱拐, 如今痛不欲生、悔不当初……辽宁大学那时刚刚引进留学生,有报社记者当选题去做,独辟蹊径,回来写报道,文章名字叫“他们都没穿牛仔裤”。(注:《沈阳晚报》,1986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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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乘风破浪》

“弗朗哥穿蓝制服裤,裤腿肥得能钻进几只鸡。”如果今天说“裤腿肥得能钻进几只鸡”,会以为是在说洋人的嘻哈街头风,而那时候记者想要表达的只是,洋人也穿农民一样的大肥裤子,叫你们崇洋媚外,你看人家都不穿。矛盾在于,你们年轻人要用包屁股裤子来表达你们的自由,但自由故乡的人们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实在是表错了情。

当年文化不像今天这样自信,所以拉出来一个现身说法的留学生, 仿佛就此穿肥裤子就得了背书。1988 年,我刚上大学,与一女同学去留学生宿舍看望日本女生,第一次乘坐没有人值守的电梯,十分紧张, 出得轿厢还要担忧这电梯空在那儿敞着门是否合适、如果一楼有人叫怎么办、我们这样甩手走开是不是不文明不礼貌……

不文明的事发生在其后一分钟。我自作聪明地摁了关门键,然后闪身而出,暗中得意,来到日本女生门前,叩门。女生大惊失色: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怎么事先没跟我说,我有约过吗,我是不是忘了……原来,见人之前还要事先约啊。《沈阳日报》说,1986 年沈阳个人自费住宅电话共有十六户。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事先”,什么叫“约”。作家阿城说:“我们七八十年代,有个什么事,我得骑车到你家里,要不在的话,那骑回来才叫孤单。”

我们看到日本女生的慌张和窘迫,觉得自己又野蛮又孤单。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贫穷。还要补充说明的是,80 年代,甚至 90 年代初沈阳的穷,其本质还不是社会财富分配出现偏差,实际上主要是 70 年代贫穷的延续。它是前三十年的一个结果,并非 90 年代真刀真枪的下岗。到 2000 年后,东北再度穷下来,那完全是国企转型失败,是真正在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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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地久天长》

所以,那个时候的浪漫主义,是穷人的浪漫主义,无关贫富不均。这种“浪漫”与今日“东北文艺复兴”的浪漫不可同日而语。

“每个人都是浪漫主义者”



那张照片里举着枪的小男生,现在做了甲状腺外科医生。王平记得照片上的衬衫,“感觉挺好看的”,这是他不多的对自己衣饰的评价。对于别人“好看”的衣服的印象,王平说来自初中课本,杰克的花格衬衫、底下的长喇叭裤,好看。还有初二的时候第一次穿皮鞋,猪皮的。

当然,再晚一点,对于“好看”的认识会更多元一些,高二去隔壁城市本溪的水洞春游,前一天晚上,我和六七个男生会聚在一起商议第二天的装扮:如何让自己在明天的郊外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帅气的人,并且拍照留念。那应该是 1987 年,来自台湾的小虎队还没有面世,他们效仿的日本少年队已经有画片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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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虎队

就瞄着这样的形象。他们带来诸多自认为漂亮的衣衫,甚至还有一个吹风机。一夜踌躇, 各自取了中意的衣衫。第二天早上吹好头发,彼此再细细打量,“你穿这个好看”“这个适合你”“你应该配上这条裤子”。此情此景,殊为梦幻,至今也是如此。只有在《移民家世》里看到盖 · 特立斯回忆家族往事,才觉得依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那是意大利南部地区男人们最能出风头的一个机会。……男人们却会在广场上散步,一边手挽手地漫步,一边聊天,吸着烟, 相互审视,品评着对方的新衣服,尽管意大利南部地区很贫穷, 也许正因如此,人们格外看重衣着和外表——换上一身新行头出出风头是当地流行的一种风俗。聚集在马伊达广场上的大多数男人(在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广场还有许多)都对裁剪艺术有着很深的研究。


当年张晓翔有卖“滚包西服”的同学,张晓翔自己买了几件,为张晓刚也买了几件,让这对英俊挺拔的兄弟更加帅气。滚包西服是 “洋垃圾”的一种,那时多半从东洋而来,多为旧西装,都市传说中, 在西装兜里会发现死亡证明,或者还会有血迹。不过都剪裁得当,价格便宜。《沈阳晚报》在 1986 年 10 月 21 日的新闻里说:

今天(21 日),沈阳站工商检查站在浑河岸边焚烧了依法查扣的 629 件进口旧西服。最近以来,贩运、倒卖进口旧西服的违法行为有所抬头。从 9 月份以来,沈阳站工商检查站查获 31 起。广州市无业人员邹永全以旅游为名,于 10 月 20 日从广州携带 96件进口旧西服到我市倒卖,被依法没收。


每个人都是浪漫主义者。

李海鹏说,大学食堂门口经常打架,对面出来五六个人,将一人打倒,打得狼狈不堪,满头满脸都是灰。人散了,完了,这个人爬起来,他的起身动作,以及整理衣服、整理饭盒、进食堂打饭的一系列动作,都必须镇定自若。这是基本素质。

而王平照片上的四个字,也与这浪漫主义相得益彰——“英雄本色”。那是周润发和张国荣的港片辉煌的时代,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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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英雄本色》

有人把它处理成帅气,想着自己要有更好的衣衫;有人找到艺术,向着二倍速镜头的美感和古典音乐倾斜;有人动起了枪,把暴力融入生活——一个抚顺青年,偷了双卡录音机一台,录音带十八盒,从抚顺逃到沈阳,四个小时后落网,本来他准备乘火车前往大连。即便当年大家警惕性并不高,但一个拎着双卡录音机的旅行者难免要被抓个现行。

替《教父》辩护的人,会说这并不是写一个犯罪黑帮,而是写一个男人的成长;为《黑道家族》辩护的人,会说这是一个一直在追寻自己人生意义的男人的故事。波希米亚的青春期男生,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要个性化,要与老家伙们不同,越发标新立异。怯懦的人没有机会表达,服饰就成了重要的东西,如果能打,那打架的确是胆大妄为者的言论自由。

说起浪漫主义还有两件事。

我住在小河沿时,对面屋里曾住过一位大哥。高考落榜,壮志未酬。常喝了酒,找我聊天,想念他已经无缘的“东工”,说“东工”的图书馆有难以想象之多的书,“东工”是个多神奇的地方。我那时念小学,只知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起义的第一件事是攻占冬宫,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在沈阳。后来才知道它叫“东北工学院”,继而改名叫“东北大学”,再后来成为沈阳唯一的“985”大学。最近一次出名是几年前,一个毕业生因为陷入传销网络而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这所学校经常被人提及的,是它到底有没有资格进“985”。与“东工”无缘的对面屋大哥,偶尔拉小提琴,是我们整个院子里的灾难。

最后一次感受浪漫主义,在《东北游记》里。美国人迈克尔 · 麦尔引用了几则他在东北看到的征婚启事:

女,53 岁,身高 1.55 米,已退休,有责任感,人品好,无负担。想要与你今晚一起观落日。

男,76 岁,身高 1.67 米,有供暖房。无负担。寻找 76 岁以下的女性。外貌不拘。我会用所有的时间来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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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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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与王医生》
作者: 伊险峰 杨樱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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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朱皮特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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