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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清廷在1895年,被日本看了个精光 |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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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4 11: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廷在1895年,被日本看了个精光 | 短史记

 言九林 短史记-腾讯新闻  2021-11-24

作者言九林
编辑吴酉仁

说一说甲午战争前后的电报问题。


众所周知,甲午之战及马关议和的困窘,皆与清廷电报泄密有直接关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里,便披露了汪凤藻(清廷驻日公使)、李鸿章(北洋统帅、赴日和谈代表)与总理衙门之间的诸多往来密电。


陆奥宗光写成《蹇蹇录》一书的时间,是1895年底,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此时的清廷,绝无可能对外界公布与战争、和谈有关的密电。陆奥宗光能够看到清廷的内部密电,只能说明这些密电已经泄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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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奥宗光回忆录《蹇蹇录》


而且,泄密情况非常严重。比如书中写道:


“(1894年)6月26日,李鸿章曾指示汪凤藻说:‘获悉俄国沙皇已经命令驻日本的公使,由他代表俄国向日本提出日中两国同时自朝鲜撤兵、然后再商议善后对策的劝告,具体情形如何,请在探明之后报告。’此外,袁世凯也从朝鲜发电报给汪凤藻,询问道:‘东京的形势如何?俄国公使调停的情形如何?请速告知。’另外,在6月27日,汪风藻发电报给李鸿章称:‘俄国公使昨日会晤了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撤兵之后商议善后之策的劝告。’6月30日又电告:‘据俄国公使所言,已向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了两次劝告,但对方都强词夺理,未允诺撤兵,但了解到其曾表示日本政府不会主动开启战端,此外,该公使昨日接到俄国京城的电报,命其再次向日本提出劝告,今日应该也会面晤日本外务大臣,其情形容稍后再次禀报。”①

此时距离两国正式宣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陆奥宗光能看到李鸿章给汪凤藻的指示,能看到袁世凯给汪凤藻的电报,还能看到汪凤藻给李鸿章的汇报,且引用资料的时间相当集中(6月26日、27日、30日)。这些迹象显示,清廷这条线路上的电报泄密,不是一封两封,而是全面被人截收破译。自然,这也就意味着在之后的战争过程中,清廷的军事调动与和战决策,只要在汪凤藻、袁世凯与李鸿章等人使用的这条电报线上提及,日本方面便会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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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奥宗光

不过,《蹇蹇录》一书基本上没有提及清廷军事部署方面的密电。

这可能有两点原因。第一,陆奥宗光是外相,精力主要放在外交方面,对截收破译所得军事方面的密电关注度不够,印象不深。第二,李鸿章没有向汪凤藻介绍军事部署的必要,所以有价值的军事机密不多;但汪有向李鸿章报告其在日本探听到的军政消息的义务——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便嘲笑了汪凤藻,说他的能力不足,虽积极奔走探听,但根本无法正确分析所得到的的信息,所以传递给李鸿章的日本政情判断往往是错的②。两点原因里,第二点可能是主要的。

最严重的电报泄密,发生在马关议和期间。

按照陆奥宗光的描述,日方基本掌握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之间的电报往来,知晓他们所有的商议与决策。比如书中写道:“他(李鸿章)在几天以前就和北京政府电报往返,想预先得到该国政府的训令,以避自己专断之责。但北京政府照例办事颟顸,训令中不得要领,因而他现在不论对内对外,已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③——日方体察到了李鸿章的内外交困,依据便是可以看到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所有电报交流

再如,陆奥宗光提到,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电报里有“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④这样的词句。据此,日方判断李鸿章正在“向北京政府具陈目前迫切的形势”,而且已经做好“不得已而采取专断的权宜措施”的心理准备。意即:这些电报让日方意识到,李鸿章有可能接受比他公开提出来的“修正案”更坏的议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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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再如,1895年4月11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日方“语已决绝”,希望得到如何应付的明确指示;随后总理衙门回电:“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商,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陆奥宗光说,参照这两封往还电报,“可知李已察觉日本的决心不可动摇,故请北京政府给予最后训令,北京政府亦迫不得已而许李鸿章以权宜签字的权限。”意即:他们据此已经摸透了清廷的谈判底线何在。所以,无论李鸿章之后在谈判桌上如何诉诸情与理,乃至于向伊藤博文失态哀求,希望减少一点赔款“赠作归国的旅费”,日方的基本态度皆是置之不理——尽管陆奥宗光觉得此时的李鸿章仍有“据鞍顾盼”的气概,但在绝对的情报劣势面前,这种气概毫无用处。⑤

清廷的这些密电,究竟是怎么泄露的呢?

1967年出版的《机密日清战争》一书中,收录有陆奥宗光的秘书官中田敬义的一段口述资料,介绍了清廷电报被破译的全过程。据中田敬义讲,破译清廷电报者,是当时日本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事情则须追溯到1886年的“中日长崎事件”。当时清廷军舰前往长崎港维修,清军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冲突过程中,清廷使用的密电本被日军获得:

“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度,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运用。这是一种很小的字典,亦即对方(清廷)之电本,日本外务省存有此书。”

这个意外遗失的密电本,成了清廷电报后来被破译的重大隐患。据中田敬义披露,1894年6月22日,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送去了一份信函。这封信函原本是以英文起草,后由日本外务省的工作人员译成日文,再由中田敬义负责译成中文。也就是说,送到汪凤藻手里的是一份中文文件,而汪凤藻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

“次日(6月23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了长篇电文。佐藤电信课长以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陆奥致汪凤藻)之公函。经过多方研讨,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机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尔后迄未变卦。于是,彼方之电文我便当能完整解读,十分便当。我方发布宣战公告在8月1日,也恰因对方在同日发布。甚至在(马关)会谈之时,我方(对破译)也运用得十分便当。这件事,言谈之中可能有所传播,文字记载则没有。我想,这类事大约很难公开,是一件知道了也要善自隐瞒的事。甲午战争论功行赏之时,我奉陆奥之命作了调查,对佐藤爱麿给予了特赏。别人皆未赐与年金,而佐藤则授与三等勋并赐与年金。”⑥

需要注意的是,清廷此次电报被破译,与当代谍战影片中的“密电码破译”可能略有不同。

当时,清廷使用“1234567890”这10个数字作为笔划代号来输入汉字,如“军机处”三个字的编码分别是6511、2894、5710。田中敬一提到,清廷遗失在长崎的密电本“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运用”,便是此意。换言之,日本政府在长崎获得的密电本,是汉字编码本,而非后世俗谓的电报密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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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年描述中日战争的媒体版画

长崎事件后不久,约1888年前后,清廷开始使用两种不同的汉字编码本。一种叫做“商码”,供民用;一种叫做“署码”,专供总理衙门使用。民用汉字编码属于公开的明码;官用“署码”则局限于总理衙门和督抚将帅,是一种半公开的编码。甲午战争前夕,陆奥宗光等人之所以要施展圈套重新破译清廷的电报,而不是直接拿长崎事件中获得的密电本来用,便是因为总理衙门的“署码”发生了变化。所谓“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机密”,指的应该是破译了总理衙门专用的汉字编码本。⑦

唯一略可庆幸的是,当时还是有线电报时代。所以此次电报编码泄密造成的损害,主要集中在“汪凤藻-李鸿章-袁世凯-总理衙门”(也就是东京-平壤-北京)这条线上——1871年,丹麦公司铺设了从海参崴到长崎再到上海的海底电缆。1882年,日本铺设了从长崎到釜山的海底电缆。1886年,清廷铺设了从天津到平壤、仁川等地的电报线。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与日本关闭了东京与上海之间的电报通信。于是,从日本经朝鲜至中国的海底电缆,便成了两国间电报通信的主要路径。

汪凤藻自日本发电报回国,实际上是在使用日方提供的有线电缆,当日方破译了汉字编码本后,汪电报里的内容便形同明文。因为电缆连通朝鲜与天津,所以袁世凯与李鸿章发给汪凤藻的电报内容,也同样形同明文。

甲午之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小心翼翼地将破译清廷电报一事隐藏了起来。陆奥宗光1895年底写成的《蹇蹇录》,也延迟了三十年才公开。清廷直到灭亡,也不知道自己在1895年已被日本政府看了个精光。

技术的落后,往往源于观念的落后。这次电报泄密事件,看似技术事故,实则可以视为清廷多年来观念陈旧、不思变革造就的恶果。

早在1869年,当传教士丁韪良试图将电报技术输入清廷时,在总理衙门供职的某位翰林,便曾不屑一顾地说道:


“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⑨


此后,清廷先后经历了1874年日军侵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和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事件。每一次都因为前方与中枢之间的信息传递太慢,而坐失良机损失巨大。现实教训让清廷渐渐意识到抵制电报入境是自绝生路。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拖到1883年,才勉强允许电报线进入通州,然后再由马匹将信息传入城内。待到电报线被允许直接进入总理衙门,已是1898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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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电报局

在这种顽固心态的影响下,清廷当然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培养出佐藤爱麿这样的电报人才。于是,也就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提醒汪凤藻与李鸿章们。无人告诉他们在使用日本人提供的有线电报时,要有保密意识;也无人能够向他们提供具体的保密手段。Image(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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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0-51页。

②(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2页。

③(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8页。

④(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9页。

⑤(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2-153页。

⑥吕万和:《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密电码是怎样被破译的》,《历史教学》1979年第6期。

⑦雁旭:《清宫电报档案中的几个问题》,收录于《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上册,2008年。

⑧宗泽亚:《清日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94-198页。

丁韪良:《同文馆记》。收录于《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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