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元稹与西方近代哲人卢梭可有一比，他们都喜欢在作品中暴露自我的情感经历。如我们所知，正是卢梭第一个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浪漫主义的爱情观，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曾经被社会伦理否定的情欲，从此成为真爱的体现。这种对情爱的赞赏也是中唐文人的新价值观，在他们眼里，玄宗是一位情商和才能都很高的帝王。天子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因而也有普通人的爱情与痛苦。”继齐梁宫体诗和初唐宫廷诗之后，中晚唐又迎来了一个艳情诗的高峰。只不过诗的作者从宫廷侍奉转到了外廷士大夫，诗的内容从感官想象转到了真情实事。贞元、元和时期的元稹，便是这样一个写情高手。他在宪宗元和七年自编诗集，称自己“有悼亡诗数十首，艳诗百余首”，前者写夫妇之爱，后者写婚外恋情。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很少有写夫妇之爱的，更不用说写自己的私情，在这方面，元稹大概要算是第一人了。文变染乎世情，这是文学史上的不易之理。时代上晚于元稹的杜牧在《感怀》诗中回忆道：“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贞元、元和时期是一个新旧价值观转折的时代，市民社会对外表的美化前所未有，普通女性也追逐时尚，如当时京城盛行的堕马髻、啼眉妆。与此同时，乡贡进士出身的文人地位至此达于极盛，他们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标志，这一切都意味着个体意识的发展。元稹是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的后裔，算是汉化了的鲜卑人，比白居易小七岁。他幼年丧父，家道式微，八岁时随母移居凤翔，依靠舅舅过活。由于舅舅的溺爱，元稹“不以礼数检”，自小就跟随姨兄昼夜游宴，混在一群大人中观看“华奴歌淅淅，媚子舞卿卿”（《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当元稹十五岁入京应试时，他所交游的仍然是像姨兄这样的浪荡公子，或是杨巨源这样的进士文人，终日过着“醉眠街北庙，闲绕宅南营”（《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的冶游生活。而先世旧业及慈母的训导，使元稹自小就有志于学，十五岁明经及第后，由于还未通籍入仕，需要继续努力，因此只是止于游宴，未曾出入青楼。他后来对子侄说：“吾生长京师，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其自传性传奇《莺莺传》开头亦云：“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以是年二十二，未尝近女色。”说的应是实情。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二岁的元稹游蒲州，遇见随母寄居普救寺的莺莺，一下堕入情网，难以自制，在三五明月夜攀树逾墙，最终定情西厢。但不久之后，元稹便赴京应制科考试，与莺莺断了关系。后来元稹写出《莺莺传》，其中的张生就是他本人。传奇文中的《会真诗》详尽描写了二人幽会的情景：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
陈寅恪先生曾考证“会真”就是遇仙或游仙，唐代文人常将倡伎称作仙子，将流连青楼称作访仙。此外还可以补充的是，《会真诗》中云：“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后一个典故出自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在六朝与唐代诗中有着特定的内涵。遍检《全唐诗》，凡是用“宋家东”典故的，无一不是专指歌伎一类社交风流女子。如晚唐崔涯久游维扬，每题诗倡肆，立时传颂，其《杂嘲》云：“二年不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便分明是描写倡肆歌伎之作。在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倡女小玉母亲本为显宦宠婢，主人去世后遣居于外，改姓郑氏，居住在长安胜业坊古寺曲，而莺莺母女也是在主人去世后寄寓蒲州普救寺。细读传文，莺莺母系亦为郑氏，对于崔张的结合，她处处是在故意撮合。这是唐代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显宦人家的妾媵在主人去世后，常常会被分与资财，遣居在外。莺莺的身份类似小玉，这样的女子仍以嫁人为正途，在社交方面却比贵族少女有更多的自由，于是才有了张、崔这一段情缘。唐代风气开放，文人与歌伎关系密切，这在唐诗中有很多例证。中唐文人更是以风流韵事自诩，白居易就曾描写过自己在京城的冶游生活：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宴余添粉黛，坐久换衣裳。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
（《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
据晚唐孙棨《北里志》记载，京城歌伎主要居住在平康里，举子、进士及未通朝籍的文人寓居京城，经常流连其间，乐不思家。这些歌伎大都能诗书，善谈吐，她们最后的结局多是嫁作官宦妾或商人妇。孙棨在长安应试时，曾在平康里结识了一位歌伎福娘，福娘想要脱籍，于是赠诗孙棨：“非同覆水应收得，只问仙郎有意无？”孙棨的回答是举子不宜，并赠诗福娘：“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后来福娘有了新主，赠诗孙棨：“久赋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泥莲既没移栽分，今日分离莫恨人。”这表明，唐代士人是可以与歌伎自由来往的，但为了个人前程又绝不会娶她们为正妻。莺莺的身份当然更类似霍小玉，而不是平康里的歌伎，但孙棨的故事仍然让人联想到传奇结尾处莺莺拒绝与张生见面的情节。唐人重视门第婚姻，元稹后来另娶韦丛，显然是为了联姻官宦而背弃莺莺。然而，即使在元稹的时代，背弃寒女的行径照样会遭到崇尚浪漫的士人阶层的鄙视，就像《霍小玉传》中男主人公李益遭到诅咒的结局。所以元稹才会在小说中把莺莺写得像一位贵族少女，使得张生的“忍情”仿佛是出于对强烈爱情的恐惧。尽管这让作品本身充满了矛盾，却于无意识中表现了男女之间永恒的冲突——爱情实现后的倦怠。《莺莺传》对后世的影响要比《霍小玉传》大得多，元代王实甫将这个故事改编成杂剧《西厢记》，崔、张之间情感与道德的冲突被转换成二人和老夫人之间自由恋爱与礼教的冲突。大众更愿意接受爱情悲剧的外在原因，而不是内在因素，因为前者更容易让人幻想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问题在于，尽管始乱终弃是古今社会都难以接受的，但张生遵从的又是从古至今多数人的现实选择。元稹从真实生活中传达出某种日常的悲剧性，这个故事的结局似乎无法避免，但它所表达的基本的人性矛盾，又让我们得以体验生活中的某种普遍性。莺莺是中国爱情故事中第一个最真实的女性，她那临时变卦的行为与委婉哀怨的书信，都显露出她试图在男女情感中掌握主动权的用心。她明知结局不会完美，却仍要投入进去，这让读者对她充满同情。相比之下，张生的性格要比莺莺更复杂，他绝不是一个无情之人，其热恋与决绝都符合勒内· 吉拉尔对于文学作品中男女冲突的解释，即每个人的欲望都是出于对他人目光的依赖。在传文中，张生面对众人的询问，既要表现自己是一个“真好色”的人，又要表明自己是一个“善补过者”。元稹对于青年时期的这段感情是真挚的，即使莺莺已经放下这段情感，嫁与他人，元稹却始终无法忘却。元和五年（810），元稹和莺莺分手已经九年，这一年他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到任后写下一首怀念莺莺的《梦游春七十韵》：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
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
结念心所期，返如禅顿悟。
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
……
元稹把这首长诗寄给在京城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诗中透露了他背弃莺莺而娶韦丛的原因：“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
白居易与元稹于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同登书判拔萃科，又于宪宗元和元年（806）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挚交。显然白居易十分了解元稹青年时期的这段情史，并回了一首更长的《和梦游春一百韵》安慰他：昔君梦游春，梦游仙山曲。
怳若有所遇，似惬平生欲。
……
欲除忧恼病，当取禅经读。
须悟事皆空，无令念将属。
……
这种长篇酬唱正是元、白开创的元和体。白居易在和诗中附和元稹的想法，即用佛教的禁欲思想来压抑欲念。不过，按照今人的文学观，无论是《梦游春》还是《和梦游春》，都算不上好诗，虽然不似齐梁宫体诗和唐初宫廷诗那样出于臆想，但过于实写幽会的情景，以至于感官的展览多于情感。《莺莺传》中的《续会真诗》也有这样的问题，只有当元稹把对莺莺的思念转移到精神层面时，才写出了一些深情缠绵的诗句，其中就有同样写于元和五年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绝句的凝炼形式避免了繁复叙述，转向较为纯粹的思念。“巫山”的典故让人想到男女间美好的遇合，甚至远古时代男女欢会祈雨的神话。那低回缱绻，于千万人中只爱一人的情感表达，浪漫而夸张，足以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说：“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离思》就属于这种“有魅力”的诗。因为坦诚，所以真实，那是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感受，是对男女情爱的一种新认识。直到元和十四年，四十一岁的元稹赴任虢州长史，还写下一首怀念莺莺的《春晓》：在文学作品里，男女关系中最重要的永远是情感因素。《离思》和《春晓》这两首七绝描写个人私情，情致的婉约和流丽都透出世俗的情欲，这正是世俗社会才有的生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已经是宋词的句式和口气，而“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则显得情真意切。在白居易怀念青年时期恋人的《冬至夜怀湘灵》中，同样能看到这种通常人性的真实表现：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在描写情人相思的心理上，这首诗尽管直白，却细致入微，能触动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可以说，将盛唐那种空泛的闺怨诗转变成自我的恋情诗，正是元、白的功劳，也是中唐文人主体意识的体现。此前的文人在表现对女性的幻想时，都会借用他者的眼光，比如采用乐府旧题等，终不免有些为文造情的意味。到了元、白，一切私情都不需要遮掩了，这种情感观念上的狂飙突进，更符合生活的实情。苏轼曾评价元、白的诗“元轻白俗”，正是因为他们的诗更具有人间性。甚至可以怀疑，要是没有元稹的《离思》和《春晓》，中国诗歌中的爱情描写是否算得上完整？元稹显然是一个用情甚深的人。元和四年（809）春，他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因在任上劾奏不法官吏，触犯了藩镇集团，被遣东都洛阳御史台。正当他仕途遭挫之时，妻子韦丛又突然去世，他悲痛难遣，写下三首《遣悲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这几首诗在诗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此前也有过潘岳的《悼亡诗》，却没有元诗那样细致写实，贴近生活本身。韦丛是太子少保韦夏卿最小的女儿，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嫁于元稹，婚后生活虽贫困，但韦丛十分贤惠，尽心照料家庭，毫无怨言。元稹在诗中回忆夫妻生活的种种琐事：既有妻子的贤惠——“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也有生活的困窘——“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更有逝后的思念——“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唐代文人对于夫妻生活的心态，在元稹身上充分地表现出来。诗歌采用散文的叙述句式，毫不追求意象的密度，或者说几乎就没有使用意象，而是全部选择直陈其事。意象的作用主要是引起读者的联想，元稹的悼亡诗不是为读者而写，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心情。七言律诗采用这种明白如话的白描，而能获得如此动人的效果，原因就在于这情感是纯粹私人性的。比起盛唐诗中抽象、普遍的男女之情，元稹的悼亡诗是对真实生活的呈现。除了这三首《遣悲怀》，元稹还写有几十首悼亡诗，如《空屋题》：朝从空屋里，骑马入空台。
尽日推闲事，还归空屋来。
月明穿暗隙，灯尽落残灰。
更想咸阳道，魂车昨夜回。
此诗作于元和四年韦丛归葬咸阳的次日夜晚。当时元稹在洛阳为职务所系，未及躬往，仅遣家人营葬。斯人已去，独坐空屋，在月下灯前等待亡魂归来，形影相吊，寂寞可知。同年冬，元稹又在洛阳家中写下《除夜》诗：忆昔岁除夜，见君花烛前。
今宵祝文上，重叠叙新年。
闲处低声哭，空堂背月眠。
伤心小儿女，撩乱火堆边。
昔日花烛容貌，今日空堂月明，不谙大人心事的儿女依旧欢快地在炉边嬉闹，更显出丧妻的悲悽。《空屋题》和《除夜》都采用赋的手法，如同《遣悲怀》，对生活的细节描写同样被运用在五言律诗中。元和五年（810）三月，元稹因得罪宦官仇士良等人，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在商洛道上的驿馆里梦见韦丛，写下《感梦》一诗：行吟坐叹知何极，影绝魂销动隔年。
今夜商山馆中梦，分明同在后堂前。
有意味的是，元稹的艳情诗由于隐晦，都写得华美浓艳，但他的悼亡诗却极为朴素，绝少华丽辞藻，毕竟这是真实的可以公开的情感。此后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中，元稹仍无时无刻不在思念韦丛，仅在元和六年就写有《六年春遣怀八首》诗，其五：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
怪来醒后傍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
他依然独自守护着自己的悲伤，朋友为了安慰他，请他喝酒，他借酒浇愁，喝得大醉，醒来看到旁人在哭泣，原来他醉里一直在喊着妻子的名字。清人刘熙载《艺概》论及绝句的写法是“取径贵深曲，意盖不可尽，以不尽尽之”。元稹的语言平易浅近，却能把日常生活写得曲折委婉，深情动人。这种自我的、白描的诗歌之所以能引起当时人的共鸣，在于中唐人的欣赏习惯已经改变，接受了写实的诗歌。直到元和九年（814），元稹赴潭州拜谒湖南观察使张正甫，在途中又写下一首怀念妻子的《梦成之》：烛暗船风独梦惊，梦君频问向南行。
觉来不语到明坐，一夜洞庭湖水声。
元稹似乎很喜欢写梦，因为在梦里，一切往事都情真意切又难以寻觅，就像洞庭湖水一样浩渺。然而，当元稹在元和五年写下思念韦丛的《感梦》时，他还写了怀念莺莺的《离思》和《梦游春》。这说明，元稹的感情并不真的专一，对亡妻的长久思念并不妨碍他对其他女性的感情，并以缠绵之笔写出一往情深的诗。白居易曾说：“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看来，元稹的名字当时排在白居易前面不是偶然的。在元稹所处的那个“风流恣绮靡”的时代，才子的身份往往与多情的性格联系在一起。与白居易相比，元稹更称得上是一个风流才子，他对自己生命中出现的女性的感情是认真的，而且充满了激情。那些仰慕文采风流的女性总是喜欢这样的男人，但也往往会被这样的男人伤害。不过，元稹在后世人眼中的文学地位不高，倒不是由于他风流成性，而是另有政治上的原因。新旧《唐书》中记载，元稹为了飞黄腾达，在被贬谪后写了许多诗，整理成集，献给地位较高的人，此后又勾结宦官排斥元和中兴名臣裴度。其实，中唐以降，宦官专权，就连裴度、韩愈等人也与宦官有所交结。真正的原因在于，在当时藩镇割据的形势下，与元稹交好的宦官魏弘简、崔潭峻属于主张休兵偃武的一派，而正是崔潭峻将《连昌宫词》推荐给穆宗皇帝，才使元稹得到重用。在这首长诗的结尾，元稹明确表达了休兵偃武的观点：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在后世史官眼里，大一统是秦制确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条政治标准，当时许多名臣如韩愈、柳宗元等都反对藩镇割据，而元稹主张不再用兵，并依附宦官与平定藩镇的大功臣裴度作对，这才是他最大的“历史污点”。据正史记载，当时人认为元稹人品低下、浮薄无行，元稹当宰相时，“朝野无不轻笑之”。这恰恰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即将政治问题道德化。中国历史上对官员的评价，一是清廉与否，一是政治站队，元稹没有贪墨的行径，却因政治站队遭到后世鄙夷，进而影响到他诗集的流传。《新唐书· 艺文志》记载元稹自编《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至北宋已亡佚不传，建安刘麟父子在徽宗宣和年间只辑出六十卷。这在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从现存元、白诗集看，白居易的诗歌成就高于元稹。苏轼“元轻白俗”的评价就是根据完整的白集与不完整的元集而来，这显然会影响到对元稹的全面判断。在讲究节操的宋代士大夫眼里，世俗味尚可欣赏，而轻薄气就是令人鄙视的人格问题了。某种程度上，元稹与西方近代哲人卢梭可有一比，他们都喜欢在作品中暴露自我的情感经历，一边炫耀一边追悔自己的风流多情。如我们所知，正是卢梭第一个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浪漫主义的爱情观，他的自恋将激情提升到价值的高度，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曾经被社会伦理否定的情欲，从此成为真爱的体现。这种对情爱的赞赏也是中唐文人的新价值观，在他们眼里，玄宗是一位情商和才能都很高的帝王。白居易在《长恨歌》后半部分就背离了对历史教训的总结，而对李、杨爱情充满同情。对于安史之乱的原因，元稹同样认为应当从社会政治角度去看待，《连昌宫词》中这样写道：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然而，当元稹从个人情感角度去看待这场事变时，他的内心却充满了感伤：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这首《行宫》的开放式结尾给人无尽的联想，唐代其他皇帝身后也会留下无数宫女，却都没有享受过这种追忆。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指出：“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让元稹伤感不已的不仅是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更有春梦无痕的人间情爱。在元、白眼里，天子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人性，因而也有普通人的爱情与痛苦。他们对情爱的赞赏突破了礼教束缚，但同时也使自我情感面临新的烦恼，从而产生了新的诗歌主题。元稹和白居易毕生结下深厚情谊，相互间有许多酬唱之作，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白居易在宪宗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时，元稹正在通州任上，听到这一消息后，写下一诗：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而白居易在此后的《与元微之书》中也再三致意，毫不掩饰他们之间过度亲密的关系：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可以说，元、白都是性格复杂的人，又是很真实的人。后人对元稹的人品多有指摘，但他敢于在诗歌中暴露自己的私情，表现出当时新旧价值观的冲突，从而与白居易一道，将中唐诗歌带向了一种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真实人性的境地。
本文节选自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
作者: 景凯旋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1
狗仔卡
发表于 2021-12-2 09: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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