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明白，自己不可能走上“别人的老路”，她强迫自己忘记那几个月的经历，承担起母亲在家里的责任——“作为母亲，如果我不够坚强，怎么能让孩子坚强呢？”
2021年11月，迟迟未等到开庭的李静致电法院，却得到案件二审早已在8月宣判的消息。一场过去了2年多的校园暴力让一家人不知道未来该走向何处。
事件肇始于2019年10月23日上午。当天，在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中心中学内，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少年将徐强拉进学校的小厕所，堵住了门。他们分站两边，轮番殴打徐强，左边的打过去，右边的打回来，然后一脚把他踢到墙边，又拉起来。其中一个抽烟的少年，点起口袋里的“大贡烟”抽了一口，转头看着徐强，吐了一口烟。他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把香烟凑到徐强的鼻子边，强迫他吸入那呛人的烟草味。当地法院在2021年初对该事件做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让校方和施暴者公开道歉”的诉求，支持李静主张赔偿的请求，李静随即决定上诉，她希望校方能够公开道歉。去年3月10号，她收到了二审上诉的缴费单。去年三月，李静曾信心满满地想着，“只要不死，我就会翻案。我已经准备好了打一辈子官司。”可现在每当想起儿子的遭遇，她除了长叹似乎已别无选择。两年多的时间里，微博成了李静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桥梁。她在置顶微博详细描述了“校园暴力”事件的始末，得到了12166条留言和126872次点赞。从19年11月开始，她共计发布2425条微博，获得了7302个关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发布的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数据，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学校暴力和欺凌，他们的身心健康因此备受伤害。 2018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1000多件，2016年为835起，2017年866起。其中，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这意味着，3年间，校园暴力致人死亡案件达300起左右，年均百起。她之前在学校旁边开托管班，近水楼台，不仅照顾了孩子，顺带也能赚些钱。但从2020年4月开始，她完全没心思打理生意。本来受疫情影响，即便复学了之后，托管班的生意已大不如前，加上孩子碰上了这种事，王眉除了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微博上找媒体求助、找大V爆料。“有人说我轴，可能是吧。我只要一个说法，他们这么对待我的孩子难道不应该道歉么？我不要钱，我就要一个公道。”为此她几乎想尽了所有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地媒体在2020年1月参与了事件的报道，相关部门也陆续介入。王眉最初以为看到了希望，但看到教育部门的回复文件后却大失所望。由于没有专业的法律指导，双方在事件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分歧。校方想让孩子先做“精神鉴定”，王眉一方面觉得孩子如果鉴定出来“有问题”一辈子就毁了。另外“司法途径一走，我就不能信访了”，在法律和上访这两条途径中，王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王眉觉得没人理解她，于是躲进了网络世界。她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发孩子的事，有时一天三条，有时一天十条，想到的时候就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但好过什么都不做。我相信上天总会给一个公道的。”儿子因为“校园暴力”患上了抑郁症，王眉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跟着起伏不定，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中午从床上爬起来，头疼一整天。她曾尝试跟身边的朋友倾诉，讲述孩子的事情。一开始，大部分人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给她支招，让她赶紧想办法给孩子转学。不过时间久了，说得多了，回应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在她踏上“维权（信访）之路”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要再“传播负能量”。王眉气得删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这些人大部分是托管班认识的学生家长，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王眉原来常常给他们点赞，但孩子的事情发生后，她一看到这些内容就莫名地生气，觉得他们只知道岁月静好，不懂人间疾苦。在她描述奔走于各个部门的故事之后，自媒体博主晨欣似乎无动于衷，直到她说道：“怎么就没人能还我一个公道，是不是要我死？”话音未落，便被晨欣打断。“孩子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在所有媒体面前说自己的孩子废了、神经病、大小便失禁。9岁的孩子，你真的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么？你让他以后怎么生活，你要公道、你要维权，没有错，但是你想过现在孩子的情况么？他需要什么？是需要妈妈在边上，还是看着妈妈每天不停对着手机和不同的人说故事？”“你休学的手续没办，就让孩子在家里待着，也不陪他。那他接下来上学该怎么办呢？”王眉愣了，一大段连珠炮式的问题让她一瞬间觉察到了什么，但随即又恢复了往日的执拗，说：“现在孩子的状态怎么上学？我去学校、教育局、信访办一个个找，却都推脱不给处理，道歉、赔偿都没有。每天看到我这么优秀的孩子被他们折磨成这样，我做母亲的难受。”“所以你就不管孩子？还要坐火车去北京上访，你图一个公道。但是孩子呢？你不陪着他，就指望他自己变好？事件不是没有媒体报道，你自己很清楚的。总不见得给你送到《新闻联播》上去维权、喊冤？事情发生到现在，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好好陪过孩子一天，寸步不离地陪着他，安慰他。”换做别人，王眉或许早就挂了电话，但面对晨欣这位好心人，她显得委屈又无可奈何。“孩子妈，听我一句劝。从挂掉电话开始，你给自己三天时间。这三天，你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也别在微博上维权、找媒体，就好好陪着孩子。然后给孩子把手续办好，想办法转学。”这通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带来的结果是，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她一直陪着孩子进行各样的治疗。4月6日，她卖掉了名下的一处房产——“19.5万，这些钱可以抵掉孩子的治疗和散心的费用，先维持着吧。学校校长说让孩子想办法快乐起来，我们的生活都这样了，怎么快乐呢？”直到现在，王眉一直都没有用上“法律武器”——“司法途径一走，我就不能信访了”，这是她自洽的主要逻辑。单亲妈妈陈红也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2016年，她的女儿在学校遭到老师的言语“羞辱”后被诊断为PTSD（创伤后应激反应）、分离性遗忘等病症，此后她一直活在愧疚和维权的世界里，整夜失眠。由于都来自沈阳，陈红和王眉通过微博联系上了，“为了孩子、为了公正，不惜一切”成了两位母亲走到一起的最大原因。4月初，两人就响应“保护未成年”的口号，和当地其他几个受校园暴力影响的孩子母亲一起走进了教育局。当天的结果令人唏嘘不已。王眉偷偷录下了一些现场画面，除了发到微博上，还给了一些曾经联系的媒体记者，然后她们又重新回到“维权”的路上。李静是少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孩子母亲，“信访办、媒体、警察局、教育局、学校，我几乎都去过，什么事情都遇到了。”为了孩子，她不断上告、打官司，忙碌两年，最后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道歉。“拿钱有什么用呢？我自己垫付的医疗费就不止法院一审赔偿的数字了。但是就是拿100万，每分钱也都是孩子的肉啊。1万是她的手指，10万是她的腿？我不敢花下去啊？”她说她不在意没拿到赔偿，“好好的孩子，变成这样，像刮骨一样痛啊，钱能干什么？我就要道歉，我要让孩子知道世界上有公平。”然而，即便李静的孩子正逐渐好转，她依然在为二审忙碌着——“只要不死，我就会翻案。我已经准备好了打一辈子官司。”她们有一个维权群，入群的人有两个特点——清一色的都是孩子母亲、事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走入“司法程序”。每天都会有来自各地的孩子母亲在里面发声，“校方作伪证”“老师不负责”“媒体不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群里也有另一种声音，“别放弃，人多力量大，总有人会管的。”王眉看着这些陌生的网名，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孤身一人。除了向前看，张玮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校园暴力的漩涡之中，她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母亲，还是一名人民教师。几个月前看到孩子身上的伤痕，张玮憋着一肚子火，“怎么会这样？”她抹了把眼泪，“（老师这顶）帽子戴在头上，我总不能拉着孩子打回去。我知道这不是嬉戏打闹，是校园暴力，但身为一个老师我能怎么办呢？”张玮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她给孩子请了两个月假，辅导儿子做功课，让丈夫告诉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甚至找了跆拳道教练，生活迅速恢复到原来的节奏。“我自己是老师，这类事情其实见得不少，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到自己身上。但真的，除了让孩子好起来，其他事情都是徒劳。校园暴力发生的当下，公平与正义已有定论。”张玮明白，自己不可能走上“别人的老路”，她强迫自己忘记那几个月的经历，承担起母亲在家里的责任——“作为母亲，如果我不够坚强，怎么能让孩子坚强呢？”“我尝试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本就有很多不对的事情，如果真的躲不掉，那就去面对。你是一个男孩子，不要害怕，爸爸和妈妈会一直站在你背后。”但独处的时候，那些痛苦的记忆如沉渣泛起。她到现在还记得，带孩子去医院的那几天，急诊大厅里挤满了人，检查的时候医生掀起孩子的衣服，背后淤青展露在她面前，张玮都不敢看，也不敢走向孩子。想起这些，张玮便会躲着家人哭一会儿，再迅速打起精神。“我家孩子算好的，没有大事，比起很多人来说算是幸运的，而且那几个打人的孩子也受到了处分。”她这样自我安慰。6月底，儿子过生日，张玮请了很多亲戚到家里庆祝。那天晚上，她在家里放满了气球，丈夫扮成怪兽，儿子手里拿着“神光棒”扮成奥特曼。在满当当的客厅里，张玮紧张地坐在沙发上，吃着蛋糕的那刻，眼里流出了一些泪水。对她而言，这或许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或遗忘。但对更多的“受害者”来说，那些画面像是在生命中埋下的“母株”，在某些特定时刻，会长出极小的花苞，长久地缠绕着他们。提起这个，唐媛就想起她和学生俞峰在宿舍熄灯之后的一次对话，然后在心里骂自己。这位入行不久的老师曾以为，在学校里，孩子们会经历一种细致入微的塑造过程，依照自然生长所调校的时钟，全身各部分会同时生长，深具程序之美。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的价值观会趋于成熟，思维则像触须一样向四周蔓延。当一切妥当，那些被称之为“朝阳”的孩子就像高级生产线上的定制组装汽车一样，一步步走上“光荣之路”——这是完美的统筹学。但是，作为自然生长的另一种设计，却滋生出了一些“怪状”的孩子们。马骄阳就是一个“怪状”的孩子。21年开学初，这位高一的学生聚集了7个孩子，在宿舍的洗手间内将同班的俞峰殴打至脑震荡和小臂脱臼。离开宿舍时马骄阳甩下一句话：“你要告老师也行，去医院也行，医药费要多少跟我说。”在私立寄宿学校里，“校园暴力”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事件的开始也不复杂。那天俞峰耍了点小聪明拿到了一张“出门单”（在寄宿制学校中，学生离校一般需要有班主任和政教处签字的出门单），班里几个和他交好的同学都凑上来，让他帮忙带几份肯德基。马骄阳虽然和俞峰关系一般，但俞峰也不好拒绝，就答应了下来，让他在中午午休时到寝室来取。本来挺好的一件事，不过马骄阳在中午到宿舍取餐时大家都在午休，他“砰”地一声推开门，俞峰和几个舍友都被吵醒，随后对他吼了一句，“小点声，不行么。”就是这一句话，成了马骄阳在午休起床后带人上门的理由。马骄阳身后跟着8个人，其中也有俞峰相熟的。他也不想听俞峰解释，说了一句：“你要不现在道歉，要不然就让你跪着爬出寝室。”最后，俞峰在舍友们的注视下一个人走出了厕所，赶在下午上课铃响起前回到了班级里。他和马骄阳座位离得很远，但俞峰特意绕了一圈到他边上，“我没有爬着出来，接下来该你了。”勇气可能是来自那么一瞬间。下午俞峰头疼加重，在几种情绪的交织作用下，他给在外地的父亲打了电话，“爸爸，我不想读了，我要退学。”这些都是班主任唐媛事后才知道的，因为接到俞峰父亲的电话、看到俞峰脑袋上的包、还有脸上的一些伤痕，大致已经猜想到了。唐媛在当天熄灯后把俞峰拉到寝室的走道谈心，顾及孩子的自尊心，她只是安慰。俞峰也拧巴着什么都不说，被逼急了的唐媛只好先说了自己的猜测，并保证不会跟其他老师以及政教处反映，之后俞峰才开口说了事情的经过。不过无论唐媛怎么追问，他都没有说出马骄阳的名字。唐媛当时的想法是，校园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孩子的事情让他们自己解决。她觉得校园暴力是学习接受彼此差异时会出现的一种极端表现，家长或老师如果不当地介入调停，反而会让情况在“当大人都不在时”更糟。“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会有人告诉老师的。动手的、被打的、甚至旁观的人，也会因害怕班级的孤立，害怕成为班级的少数者而沉默。”唐媛这么想着，然后那天晚上才对这俞峰说，“如果你真的这样退学的话，我这个老师也不想做了。”唐媛在几个月后知道了“他”的名字，因为马骄阳“挂了彩”要来开“出门单”，她拒绝了，让他去医务室做检查，除非校医认为需要外出就医，不然就不给假。“教书育人这个道理老师们都明白，但是面对校园暴力老师们也是无奈的。首先孩子的行为很难分辨，第二是对孩子行为的需求难以了解，第三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和孩子沟通。大部分孩子不会主动说，孩子们会把告老师理解成打小报告。他们不信任成人，还默认报告解决不了问题。”退休老师刘凡说。今年62岁的刘凡，曾做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与校长。他将学校比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试验场，“一分一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是早些年不少学校的口号之一，意思是成绩落后一分，在全市的考试名次将会落后一万名。而学生们每天就生活在这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氛围下，成绩意味着一切。品性这个词，部分老师其实鲜有关注，甚至会误以成绩优劣定义学生品性优劣。这种错误屡见不鲜，“我自己就遇见过这种事，班主任把一个为人刻薄而圆滑的尖子称作好孩子。他们信奉达尔文主义，心里并没有什么品行正气的观念，在他们眼里，对与错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不可知的。”校园暴力发生后，有些老师出面平息事态，学生的欺侮则从明目张胆转到了暗地捅刀，找各种小茬。刘凡回忆，每到考试前两个月，在重压之下，学生们偶尔会做出疯狂的举动。“我巡视学校的时候，会看到学生晚自习在班级突然疯跑、狂笑和打闹。其实在考试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价值感，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可，也需要征服的感觉，方式是拳头，对象是那些跟他们气味不投、老实羸弱的人。”这场考试游戏中，它拼命地要求孩子们向甲看齐，向乙看齐，向尖子们看齐，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地让每个人都在痛恨着自己的不完美。这其中的分别，不过是一个把拳头挥向了自己，而另一个却把拳头挥向了别人。张玮冷静下来后思考过，一些人“组团”去排斥、欺侮另一个孩子，其实是在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维护自身的优越感，其实也反映了一种被肯定的需要。荣格曾说：“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为折磨他人者。”可无论怎样去分析背后的因果关系，痛苦与挣扎多少都会留在“他们”的心里。李静说：“校园霸凌事件的套路多是打压和拖延受害者，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公道可言的。”现在的她只希望儿子健康、快乐地成长，“虽然很难，我希望他好起来。”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4-11 09: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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