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之一王晓东的社区团购配送team
很多人在经历一次“生死大考”。
撰文 倪蒹葭、徐莹
4月份以来，王晓东三天两头接到催缴房租的电话，租国有资产商铺此时有减免政策，但王晓东开在某些商场里的餐饮店，租金一点得不到减免。
如果能拿到一张保供资质，无疑是救命稻草。资质要经过市商务委批准，王晓东把朋友圈翻遍了，通过人脉找，难度极其大，最后通过上海餐饮协会才办下来。
拿到保供资质已经4月13号了，只配了一辆车的通行证，王晓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员工宿舍给他们送吃的，“这是最着急的事”，3月中旬宿舍就封了，三四百号员工，分布在上海不同区的宿舍里，有些人锅碗瓢盆都没有，一辆车跑了三天终于把食物全都送到。
3月头，王晓东在朋友圈分享的春季新菜“香椿苗拌鲜核桃”员工工资让王晓东压力巨大，现在账上只有几百万，正常工资每月就要几百万，只能勉强发一些生活费用，“餐饮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工资约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再有三分之一是房租，三分之一是食材，净利润是很低的。”位于奉贤区的中央厨房有较多的食物库存，4月16号，王晓东通过申请打开了中央厨房，有什么卖什么，原本这里是40个员工，剩下10个员工是处于防范区，可以回来住店，但不允许配送范围超出奉贤。在市商务委拉的保供资质的群里，王晓东到处求助，“可能是不堪骚扰，终于又申请到多一张通行证”，他利用位于浦东区的外部仓，每天从苏州发货过来，服务上海除了奉贤以外的各个区域，做社区团购。团购的物流、采购、销售、售后服务，每块都要跟随一个工作团队，只能把店里原先的服务员、厨师赶鸭子上架，难免错漏百出，晚上九十点，大家都要一起复盘今天发生的问题，更新第二天的团购菜单。这20多位员工的工作，养活着三四百号员工，“绝对养活不了的，但是杯水车薪的事，你总归要做”。王晓东预见在封控结束之后，依然是新的挑战，首先基层员工会大量流失，因为他们很多是“月光族”，熬不过这段时间，就会选择回老家、离开上海，那人力价格会相应上涨，疫情后原材料短期内还可能会涨价，老百姓也就吃着更贵的东西。王晓东与部分员工的合影
2020年经历第一波疫情之后，王晓东为了规避风险，关掉亏损店铺，开发了一个新的品牌，他手头原来的品牌“掌柜的店”，每家开起来需要几十个员工，投资几百万，新的品牌“当家水煎包”开一家只需十个员工，投资几十万，就会侧重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尽管如此，王晓东和周围餐饮圈的朋友仍觉得“今年可能废了”，餐饮的净利润不高，12个月如果一个月停掉，一年都会缓不过来。王晓东家中库存还有不少酒，缓解焦虑的方法是喝到微醺，跟几个好友云对话，“餐饮人感性的多，它是个‘勤行’，你会为了员工、为了老顾客的信任焦虑，一手一脚做起来的品牌舍不得。”
“今年的想法是坚决不躺平”，认识Vivian，是在一则她自己做的视频里。她不久前遇到车祸，门牙还缺着一块，但仍化好妆容对着镜头，自述疫情下创业的经历。做视频，是她自救的方式。
在家做直播的Vivian
Vivian在上海有5家门店，3月下旬，她的餐饮店的一位员工感染新冠，传染了两个员工，所有搭过班的人都要去隔离，几乎全军覆没，为了减少损失，她一个人带着兼职店员，每天跑三家店，坚持把店开到封控前最后一天，3月31号。
员工感染后，店铺消杀中
原本预测在家封闭七天，一开始是淡定的，但每天早晨一睁眼，看下新增感染人数，封控看不到尽头，她坐不住了，房租和员工基本工资摆在那儿。焦虑烦躁中冒出很多想法，甚至想过去注册当一个跑腿，以一己之力养活团队。还第一次尝试直播，预售门店套餐，接下来一年之内都可以来消费，因为从来没有面对过镜头，说得很磕巴，她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播完一个小时，幸好有闺蜜留言鼓励，但最终也只有闺蜜一个人全程陪着做完直播。
2020年遭遇第一波疫情时，Vivian的店停工停产了两个月，她回想起来很遗憾，没有主动去做任何事情，这一次，她决定无论如何要找新的出路。“我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去查很多餐饮店主从线下转到线上做预售、沉淀客人的做法”。既然不擅长直播，那就从录视频开始，可以反复重录、剪辑。Vivian觉得自己最擅长的就是开店，那视频内容就可以是分享开店踩过的坑、创业的经历等等，用输出内容的方式吸引粉丝，“都不用花广告费”，即便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也要强迫自己去写，每日更新。
偶尔关掉手机，在阅读里镇定
7年前，Vivian25岁时，从原先干了3年的4A广告公司裸辞，准备了5万块钱开始创业，营销写故事原本就是她熟悉的。Vivian的店偏向网红风格，2018年，上海的纯日式咖啡馆并不多，Vivian租下的铺子格局不太方正，她从日剧《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中得到灵感，开出一家小而气质温馨的店，迅速成为打卡地点。咖啡馆所在的永嘉路一带，Vivian近年见到过无数小店的关门，一家店活下去越来越难，“最关键看数据，看它的客单价、人流，估算出每个月的业绩，看你有没有利润。”
等封控结束之后，Vivian坚定地还是要把线上这块继续做。“这个行业就是一波一波在淘汰人。疫情之后，线下开店都会控制成本更谨慎地开，一定要开的话，总要找分摊风险的方法，比如线上的出路。”
成为“防范区”人民后，Vivian到店给自己做一杯咖啡
王晓东的复工后计划
1.把中央厨房（做食品粗加工、初加工、料汁、预制定制菜）的效能发挥更大，让门店更容易标准化、节省人力；
2.和甲方物业协商申请减免租金，不然真的撑不下去。
Vivian的复工后计划
1.把现有几家店稳定好，再看看市场上有什么捡漏的机会，比如有些要转让的店；
2.有些店铺是租的个人、公司的房子，尽力争取租金减免；
3.开拓线上新业务，自媒体持续生产内容，实现线上销售。
古西是时尚摄影师，他的工作室就在上海浦东。3月开始，疫情抬头。最初，算上他在内，8人左右的小团队分为两班赶拍摄进度，轮流在办公室里打地铺。再往后，每隔几天，团队里就多一位无法出门的伙伴。
4月1日大家全“封”前，他们好歹“抢”完了3月的工作。
坐在家里，对摄影师来说，近似于“手停口停”。古西算了笔账，将4月固定的办公室房租、人员工资、杂项支出等平摊到每日，大概日亏4000元左右，这还没有算4月的原定拍摄取消之后的损失，“档期原本已经排到5月，但大部分工作得取消。我们好多服装行业的客户，他们的广告物料有季节时效性，等不了。春天，原本也是我们的旺季啊”。
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古西很忙。那年春节前，他正为一个大项目收尾，2月14日，又从上海飞伦敦，伦敦时装周上的十余天拍摄结束后，他幸运地顺利回国，在家自我隔离一阵子，后面的工作陆续接上。“20年时，我们的人更少，人力和房租的负担轻许多。”
20年，工作间隙，在伦敦看展、逛书店
虽然2年来，工作室规模不收反扩，但要养活团队，古西明显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他2013年来到上海，喜欢时尚商业类摄影，但没有基础和方向，就从婚纱、儿童摄影做起。存了些钱后，转而为时尚摄影师做助理，那段日子收入少，但“纯粹”，他和工作伙伴齐心协力，“花最少的钱去做最大的事”。慢慢地才自己执镜，2018年左右开了工作室。
古西的居家记录
古西曾经在社交平台上，讨论摄影师是否应该逐年“涨薪”。但疫情来了，不少客户先纷纷缩减了预算。“钱少了，拍摄的质和量却并没有变。越来越多的广告以线上方式被投放，短、平、快，”他说，“疫情下，摄影这个东西，不是必需品。我们商业摄影师，经常是产业链底端的最后一个环节，很容易被代替。”
做老板的，更不能随着性子来。用古西的话说，首先必须有全年的布局，否则根本扛不住一两个月的停滞；其次，工作室太小，又是初创，没法在选客户上太过挑剔，先保证团队伙伴的生活，让他们有钱挣，还不能忽略他们情绪上的需求。
4月1日开始封控在家的古西，很少安排线上会，但会分享解封之后的具体计划，鼓励员工打起精神，多去图片网站分享自己的作品，同时建议开始学习运营知识和新的图像技术，并且完成后续部分工作的拍摄方案。“先把内在的、别人无法替代的东西修炼好，”古西说，“我觉得短期内，这个行业都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希望每个团队成员走出去，都能独当一面。”
在家录制从业心得类视频
居家时的书桌
几天前，他看到一个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紫甘蓝，发觉变了颜色的叶片分外好看，拿出相机，咔了几张。“我想拍一组食物的图片，新鲜的，腐坏的，解封后做个展，得对这段日子，留个纪念。”
古西的居家记录
古西的复工后计划
1.开拓北京的工作机会，将来也许能往返于北、上之间，“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吧”；
2.提高自己作为时尚摄影师的知名度，获取更多溢价空间，为更注重品质的客户服务，“要么往高了去，要么像一般的电商用图那样，走量。中间路线，在我看来，往后是最难的”；
3、继续提高运营能力；
和Zemira的简短聊天是通过文字完成的。前阵子，她泡在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里，指挥线上服装订货会，哑了嗓子。2015年，TUBE Showroom启动于上海，Zemira是创始人。Showroom，是独立服装设计师走向消费者、被业内与大众所知晓的一个重要通道。而上海聚集着一群年轻的本土独立设计师们。对他们而言，每年的三四月本该是异常忙碌的时候，不仅事关春夏服装的上新、宣传、销售，还是一个重要节点：上海时装周。
Zemira回忆道，20年疫情初爆发时，距离时装周还有一段时间，团队成员们也是通过无数的紧急电话会议，和设计师、买手商量对策，最后才幸运地实现了线下订货，但还是比原定计划推迟了2周。但今年的挑战超乎想象。疫情刚有苗头时，Zemira就开始计划应急机制，做了五六个方案，但最后只能将订货会搬到线上。“大家没法亲眼看到服饰，触摸面料的质地。封控之下，物流停滞，许多设计师的服饰素材有缺失，有些设计师没有衣服在身边，即便有衣服也无法发货。这都是线上订货所面临的挑战。”
2021年10月，TUBE的2022春夏季订货会现场
由TUBE参与发起的、向外界传递更多本土设计力量的DIA3HOUSE计划四月中，线上订货会和直播的筹备阶段里，Zemira每天吃完早饭，就要投入到和设计师、团队、合作伙伴们的会议里，为了节省时间，中餐省略，但开好会、做完饭、洗了碗，常常就到了半夜，有时还得一边开会、一边盯线上彩排、一边跟踪小区群里的团购消息。忙到没时间抢菜了，幸好有伙伴搭把手，送饭送菜。“我们团队从3月中下旬就开始居家办公了，这段日子都处于特别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我给大家发放了疫情补助津贴，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隔空打气了。”最近，Zemira尝试着早起后瑜伽，她说，越是在艰难时刻，大家越能关注到生活和家人、朋友，感受共同协作努力的可贵，复工后，时装行业需要多久来恢复，不好说，“但是，人们一定会对能激发情感共鸣的设计与生活方式，有更多向往。”
而在深圳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南油时装原创中心”内，一直关注着上海时装周的两位90后创业者也体会着她们的苦与乐。林冬和pipi的父母，都是深圳的初代打拼者，在华强北依靠批发生意，获得了财务自由。两个姑娘也很有生意头脑，2019年5月，她们成立了林冬设计，决定从有设计感的服装批发做起，先赚钱，再慢慢转型做自营品牌。“19年计划着大干一场，没想到疫情来了，仓库里压了一万多件衣服，我们知道了心脏‘梗塞’的滋味，一度压力大到睡不着。后面，4家门店也缩减成1家，但好在活了下来。”pipi说。
今年3月，深圳短暂封城前夕，她们又尝到了类似的滋味。“发布封城消息时，我们不在深圳，当时就想着，先不回去，观望一下。我们的生意，是实打实的，衣服卖出去了就能挣钱，卖不出去，就是资金压力。”好在深圳很快解封，政府也对企业给予了一定补贴。但复工后，车衣服的师傅，又延迟了两三天才来上班。“因为面料还没送到，他们到公司了，也无事可做。只有设计师是可以在家办公的，车衣师傅这类手工活的工种，上游没到位，下游就得手停口停。”
这两年多里，她们的团队虽然只有二十多人，却能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设计师、缝纫机上的师傅、销售团队到生产线……pipi解释道，对供应链多一些把控，就能降低一些风险，因为上游的每个异动，都会传导至最末端。21年，对她们来说，原材料在涨价，而物流时间也越来越慢。“去年采购羽绒的时候，发现价格翻了一番。因为当时石油暴涨，加上工厂大面积限电，对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生产造成了极大影响。而疫情中，服装供应链上的任何环节都可能为了降低这类风险，而选择少备货、不备货。这种稀缺就会导致链条上各个环节涨价，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完善供应链，虽然有风险，但如果不能生产，全公司都要喝西北风。”
疫情之下，人们还会关心服饰、关心美吗？pipi说，当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不会改变的，”她补充道，“服装批发行业在萎缩，但它实际在往更有序的方向走去。像我们父辈那样，能用信息差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钱太难挣，但整个产业都更需要专业力。”Zemira的复工后计划
1.积极筹备解封后的线下订货会；
2.不论在线上还是线下，为好的设计发声，让它们被看见、感知。
林冬&Pipi 的复工后计划
1.服装行业会提前半年做研发，比如说4月已经把秋冬款做好了，但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需求改变很快，我们想把这“半年”的时间差再缩小一点；
2.服装业是传统行业，但我们希望尽力用互联网的工作思维，比如细腻的数据管理、流程管理，让看不见的工作可视化，减少错误；
3.批发市场正在萎缩，做出有自己审美的服装品牌才是未来。计划在“自己喜欢”和应对市场的批量生产之间，加大“自己喜欢”的比例，慢慢“养蓄”自己的品牌。
设计师范轶每天的工作时间，如今基本超过12个小时。上午九点半，雷打不动的管理例会开始。然后是项目会、汇报会……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参加十几个会，多数是视频会议。疫情前，他一年有2/3的时间在出差；疫情后，飞来飞去的次数少了一半，但营业额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产值效率反而有提升。2010年，范轶在北京创办了设计公司，大部分客户是房地产企业，对这个行业来说，那是春天。现在，他在上海、深圳、成都、武汉设有办公室，其中的三个都成立于疫情爆发之后。为了不在疫情和房地产发展的下行阶段里走偏，也为了让员工有更便捷、高效、舒适的工作环境，他做了一些努力。2020年春节，公司里一位主管出国度假，回国后在老家成都隔离，暂时赶不回北京。正碰上需要招聘新人的当口，工作不能停。范轶和同事商量，干脆在房租和人力成本远低于北京的成都，由这位负责“施工图”的主管组建一个新团队。同一年，他们在解封后的武汉有很多重要项目。按照老习惯，有人从北京或上海过去，驻场。但疫情期间，出行不那么方便，团队里刚好有位骨干是武汉人，范轶派他去成立当地办公室。又因为长期合作的家具厂、灯具厂、饰品供应商大多在广东，范轶将软装方面的负责人外派到深圳。新的软装团队也扎进了离资源最近、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虽然从北京起步，但范轶大部分的项目在长三角以及长江沿岸。因此他很早便在上海设立办公室，聚拢设计师，方便与客户就近接触。疫情开始前的2年，北京与上海团队之间，就依靠视频会议沟通。“疫情后，即便在家，我们也能通过网络连接公司的主服务器，获取文件。之前北、上两地长期的线上会议也积累不少经验，所以员工们也很快适应了远程办公、居家办公。”2020年初的停滞，并没有给范轶带来绕不过去的麻烦。“像往年一样，2019年底，我们手头积累了大量的项目，只等来年开春，就要施工。20年，江浙沪一带，复工比较早，一些城市为了全面复产，用大巴车、专列把工人拉过去。所以，到了四五月份，我们的业务基本正常了。”但范轶仍然继续迅速地做出调整。在各地办公室陆续建立的同时，团队的总体规模有精简。“到五六月，我们北京的同事可以进办公室上班。没过几天，又回家工作了。习惯了，大家做方案、画图就是在电脑上。有些人在家工作，能节约3小时的通勤时间。设计师又经常加班，白天稍睡一会儿也没关系，还能多陪陪家人。我们就换了稍小的办公室，省下来的钱，可以放到其他城市。团队更紧凑之后，团建多起来，我猜他们的幸福感有一点提升吧。”疫情两三年来，范轶强化了“项目管理”式的工作流程，确保远程沟通之下，不同城市的团队伙伴们能高效地对接，免去无意义的精力消耗。每进来一个新案子，都由一位项目经理负责内外联络与沟通：北京的创意部先把控总体方向、定概念，再由上海的设计师们出方案，然后由成都的团队出图纸，深圳办公室负责软装，武汉的伙伴们做“落地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像链条似地推进下去，这有别于许多设计公司由一位设计师主导完成一整个项目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受到过客户和同行质疑，但在管理上，给了范轶不少自由度。“快三年了，论证下来，至少对我们来说，这样可行。在全国5个城市有办公室，在江浙、北京、广东有合作工厂，一旦在哪个城市出问题，就换一个城市来解决问题，”范轶说，“人员上也是，现在上海还没有完全复工，但我在湖州有项目，就从深圳派人过去。上海封控前，我将2位项目负责人提前撤到了深圳和武汉。不少地方受疫情影响，我们就必须更及时而灵活地错峰调配人员，一旦项目因封控停滞，就只能等待了。”4月底，北京的部分地区有新增病例，范轶便定好了去深圳的机票。候鸟一般的迁徙式“避险”之下，他对今年的公司状况比较乐观。当然，他也非常期待一切恢复如常之后的面对面交谈，毕竟，那才是带着情绪的交流。
这两年，范轶明显有种“减速”感，项目不再如过去那么多，除了受疫情影响，也因为，房地产行业走过了高峰。“我是75后，一个标准的中年人。我们这代人，亲历了这个行业从无到有、从高速发展到渐渐进入平缓期的全过程。不过我依然对自己的行当抱有信心，毕竟，已经入行22年了。”范轶接着说：“但也有忧虑。这一行里的年轻人们，往往拥有非常优渥的教育背景、非常扎实的专业知识，他们刚刚从业时，就能看到很多成功的同行，难免想要快速地成为‘明星’。其实，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不仅得懂设计，更需要社会阅历，和对人性、商业、世界的认识。这不是做10个案例便可以一蹴而就的沉淀。所以，怎样培养和储备人才，一直是我的忧虑。有句话，我常说给未来的自己听：创造，或酝酿未来的创造。”
2.开辟新的业务方向，比如非常依赖设计的商业空间、高净值的私人住宅项目；3.多培养年轻人，从一张白纸开始。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22 01: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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