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侯杨方
编辑丨吴酉仁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明朝中央政府没钱了，没法编练出一支精锐的军队，来抵御清军入侵和平定农民军起义。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的国库只剩八万两银子了，可以说穷得叮当响。所以，说明朝亡于财政破产是有点儿道理的，但这绝不是全部原因。我们常说“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别忘了前面还有一句，“钱并不是万能的”，我认为明朝更多是亡在前半句上。明朝没钱吗？这得看和谁比，和同时期的清朝比，从单纯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看，明朝都是远远胜出的。如果硬要说一个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大国，比仅仅只有数十万人的渔猎部落还要穷，那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但钱多并不意味着国力强，更不意味着军力强，这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转换效率问题。人口基数庞大，并不代表有足够合格的精锐兵员，理解这个并不困难。射箭不仅讲究力量和技法，还极讲究心理素质，明军是半路出家的“农民战士”，如何与从小就骑马射箭的“职业猎手”相比？战场上的技战术差异往往导致一边倒的屠杀，明清两军的多次交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兵员的技战术并不是成年后通过加强训练就能提升的，哪个职业运动员不是从小就参加严格的训练？否则，即使投入再多的钱，恐怕也无济于事。另外，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朽木不可雕也”，如果本身不是块好材料，仅靠后天调教也是很难成气候的。明军的火器落后，不能抵御清军的骑兵，冷兵器更不是对手。满族人从小就是职业猎手，打猎就是他们生活、生存的方式，而且在极为寒冷、充满野兽和各种危险的大森林里生活，那些体力弱、技术差、智力有缺陷的弱者，早就被严酷的生存环境淘汰了，存活下来的都是最强者。而明朝以农业为主，培养一名合格的冷兵器战士，代价极其高昂，所以必须引进更快速、更有效的作战方式。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仿照同时代的西班牙步兵方阵，建立一支以欧洲先进火器、长矛手与骑兵混合编制的军队，是克制满洲骑兵部队的唯一方法。在欧洲，火器的普遍运用与技术提高终结了冷兵器时代的霸主——重装骑士。中世纪时，骑士和他骑的马都挂着由一整块钢片打造的板甲，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霸主，因为一般的剑对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但是火器终结了他们的霸主地位。而在明末，明军从来没有迈过这道坎。徐光启曾建议，从澳门引进葡萄牙兵训练明军使用火器，组建几万名欧洲标准的步兵方阵克制清军骑兵，这是明朝唯一可能的自救方式。但非常不幸，并不是因为财政，而是因为意识形态，这个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明朝不愿意以自己鄙视的夷人为师，只想单纯引进和仿制他们的火器，却不改变训练方法与战术组织，结果一批批的明军精锐血洒辽西走廊。而当清军能够仿制欧洲火器，甚至得到了明军经过葡萄牙式训练的炮兵部队，升级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综合性军队后，明军和明朝的下场已经注定。明朝虽然比关外的清朝富裕，但也并不宽裕，辽东战事一起，很快就入不敷出，需要每年加征五百二十万两白银的辽饷。五百二十万两银子说多也不多，相对于有几亿亩耕地的明朝来说，税负并不重，每亩九厘银；即使崇祯年间增加至七百多万两，又加征剿饷、练饷（以上就是著名的明末“三饷”），每年合计还不到两千万两。但是，它的增幅却非常惊人，因为未加征“三饷”之前的赋税，包括粮食、布匹等，全部折算成白银后，每年总数不到三千万两白银。三千万两白银听起来好像很多，但其实也不算多。即使加上“三饷”，每年五千万两，相对于耕地有七八亿纳税亩、人口约两亿的明朝来说，税收总体量也并不高，还不及同时期人口仅几百万的英格兰的一半。即使如此，也已经让广大底层民众纷纷破产，抛弃土地房屋，流离失所。我认为，明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其经济以农业为主，形式太过单一，而且农业的剩余价值不高，利润率很低。明朝的农民本就一直在温饱线甚至生存线上挣扎，他们需要靠天吃饭，遇上灾年，就难以维持生计，何况还要承受高税负。所以，与同时期的英格兰相比，明朝虽然人口多、耕地多，但能够转化为财政与军事能力的比例其实很低。更糟糕的是，明朝最庞大的利益集团——皇族藩王集团占有社会最大份额的财富。明太祖出身贫苦，怕子孙吃苦受穷，一改唐宋降等袭封的制度，将明朝皇族分封定为“世袭罔替”。所谓“世袭罔替”，就是皇帝的儿子除一位继承皇位外，其余都封亲王，亲王嫡长子不降等承袭爵位，其余诸子降一等继承，即亲王的嫡长一脉永远是亲王，其余诸子为郡王，以此类推。而且皇族在明朝中叶之前是被禁止从事任何职业的，完全由国家财政来供养，且标准非常高，即每年俸禄“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而正七品县令的俸禄每年才九十石。更离谱的是，亲王“之国就藩” 还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收取赋税，数量多达几百万亩，甚至一个省的肥沃耕地半数归藩王。当然这些财富都不会归朝廷所有。万历初年有一本《万历会计录》，里面记载全国财政支出一千八百多万两银子，其中宗藩俸禄达到五百五十多万两，占了将近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国家正常的财政支出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用于供奉皇族，而这些皇族并不从事任何职业。此外，明朝中后期全国要给北京提供粮食，因为华北地区在明朝的时候生态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不像唐宋以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朝时的北京完全无法维持官僚贵族和军队驻扎所需的粮食，需要从江南经京杭大运河向北京运粮，运输成本极其高昂，这也是明朝财政不足的一大症结。明朝中后期全国每年供给北京的粮食有四百多万石，而供给皇族的粮食超过八百万石。有的省份如山西、河南全年的粮食产量还不够供给本省宗室的一半。上述只是粮食一项，丝绸、棉布、银钱等的供给问题也是一样。明朝皇族人口每三十年翻一番，到了明末人数已经多达几十万，这些人没有任何生产能力，却占有社会上最大份额的财富。于是，当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时，明朝藩王皇族就成为农民军与清军的“提款机”。明朝的宗藩制度、皇族制度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制度。虽然明朝的皇族分封是仿照西汉的世袭罔替，但西汉通过平定七国之乱、推恩令、酌金案等方式严厉打击了皇族贵族，削藩除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明朝缺乏这样的手段，皇族占有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成为依附在国家身上的吸血鬼。在明朝的皇族之下，还有士大夫官僚集团。明朝施行科举取士制度，两百多年间，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进士考试，每次录取二三百人。这些人有了科举功名和官职后可以免除赋役，于是大量底层农民为了脱避赋役，将自己的财产田地托寄在这些人名下。比如说，农民按规定每年要给国家交十两银子的税，现在把财产和田地托寄在官僚和贵族的名下，每年只需付给官僚或贵族七两银子，这样农民就可以省下三两银子。官僚和农民都得利，但皇帝和朝廷的税收就损失了。所以，有的大官僚可以占有几万亩免征税的土地，甚至几十万亩，比如嘉靖朝大学士徐阶，在他的家乡就占有几十万亩土地。更糟糕的是，底层民众承受的实际赋税，远高于国家明文规定的标准。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按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合天下计之，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上述文字是明朝官员的观察，意思是老百姓虽然穷，然而并非穷于辽饷。辽饷其实只收五百二十万两的话并不多，一亩地也就九厘而已，而且没有地的农民不用交。但是最关键的是，正税之外的隐形税赋“不知其数”。比如地方官去北京朝觐，接受考核，路费少则五六千金。每次中央考核地方官，全国就要加派数百万赋税。同样，中央派巡抚到各地查访，每次也要两三万两银子，于是全国又要加派百余万两银子。所有这些并不是由国库出，而是出自当地的老百姓。此外，地方在征税的时候还要加征一笔“耗羡”，就是说老百姓拿着碎银子去交税，官员要把碎银子按标准铸成银锭，再将其送到太仓的国库。但在铸造的时候会有损耗，因此征税的时候就要多收一点儿。而耗羡的额度是官员自己定的，所以耗羡后来额度很大，有时候甚至是正税的好几倍，这又成为老百姓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才将耗羡革除。明朝的组织动员效率低下，各级政府的统计数据都是具文，流于形式，弄虚作假。典型的像官方的土地数、户口数在两百多年间几乎一成不变。比如明初洪武年间曾统计过天下的户籍人口，将近六千万，到明末的时候是六千多万，只有小幅变化。那么，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呢？我研究过万历年间县级以下的黄册，也就是户口与财产统计册，按规定每十年编造一次。“编造”这个词确实用得好，因为这些公文上的数据的确是编造出来的。黄册上面赫然列有两百多岁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原来，每过十年，明朝官员重新编造黄册时，也不去核实，就在原来的户口册上给每个人加十岁，结果不断地加，就加到两百多岁。而且人口登记极为随意，经常一户人家就记录一两个人，遗漏现象严重。关于这一点，还有更加离奇的事情。崇祯皇帝在位只有十七年，崇祯十七年就是1644甲申年。但是，清军在1645年攻下南京后，在玄武湖的黄册库中非常吃惊地发现，明朝的黄册已经编造到了崇祯二十四年！可想而知，明朝这样的统治方式不可能有效率。最关键的是，不仅下级在糊弄上级，上级也知道下级在糊弄，而且下级也知道上级知道他们在糊弄，但并不相互揭穿，就这么一直相互糊弄。这非常可怕。国家财政如此，其他方面，比如军队其实也是一样。在这样极度糟糕的环境下，明朝廷榨取的“三饷”又用在哪里了呢？清军入关时经过锦州，当人质的朝鲜世子和范文程参观了祖大寿、祖大乐挪用军费修建的府第，形容“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其华者。其黩货取怨，以致覆败之说，殆不虚矣” 。从中我们可知，两位明朝总兵在前线的居所比朝鲜王宫还要奢侈华丽，但比起中原内地的豪宅来又要逊色。连朝鲜人也感叹明朝显贵贪婪成性，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从而激起底层不满，民变四起。如此这般，明朝灭亡还奇怪吗？明朝官员的法定收入很低，最高正一品官员的月薪也不过米八十七石，显然，祖大寿兄弟依靠合法收入是无法修建如此奢华的豪宅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呢？明朝花在关宁锦防线的军费很少有精确的统计，粗略估算起码有白银两亿多两，其中有多少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从底层民众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却化为前线将领的豪宅大院，这样的防线、这样的江山真的能守得住吗？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再增加“三饷”，填进辽西走廊的无底洞又能如何呢？只不过让崩溃来得更快罢了。难道崇祯皇帝对此不清楚吗？他清楚得很。所以他逼大臣们捐钱，大臣们个个哭穷，如铁公鸡一般，想拔下毛来困难重重；他逼外戚贵族、他曾祖母的亲族李家捐钱，结果遭到抵制。与李家勾结的宦官宫妾们编造谣言，说曾祖母孝定太后化身为九莲菩萨，指责崇祯皇帝对她家不好，诅咒皇子们全得死。正巧此时皇五子夭折了，崇祯皇帝很害怕，马上将逼捐的钱全部还回去，转而痛恨提出这个建议的首辅大学士薛国观，安了个罪名将其赐死。以上可以看出，明朝财政再困难也得厚待分封皇子，藩王有钱，皇帝却不开口要求他们捐钱共克时艰，又凭什么让其他异姓贵族、官僚捐钱？朱家自己人都不拿江山当回事，为什么要拿异姓开刀？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如此人心就散了——与其如此，不如换个主子。松锦大战后，明朝形势越来越危急：在山海关外，仅余吴三桂的一支战后残军；而在中原，由于精锐明军都已被抽调出关，起义的农民军借着饥荒声势大起，已经攻进了中原腹地，多名藩王被杀。黄河流域与华北地区经过多年饥荒和战乱，已经无法维持明朝中央政府的运转。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祯皇帝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事宜，并叮嘱周延儒千万不要泄露消息。明朝有两都，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明朝初年的首都在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在南京还留下了一套备用的班底。天启皇帝的张皇后，也就是崇祯皇帝的嫂子听到消息以后，就问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 太庙、宗庙和祖宗的陵墓都在这里，怎么迁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张皇后还说了周延儒很多坏话，结果南迁一事就搁浅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关外的清军因为皇太极去世以及继承问题，暂时没有对明朝发动攻势，但关内的农民军势力越发强大，李自成也已经率军攻进了山西。山西在明朝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其地势居高临下，农民军翻过太行山就可以打到华北平原，可以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北京。眼看就要被起义的农民军一网打尽，崇祯皇帝终于急了，秘密召见李明睿、李邦华、吕大器商量南迁事宜。李明睿非常坦率地要求南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 ，要求皇帝不要再让群臣商议了，一定要乾纲独断。崇祯皇帝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崇祯皇帝言下之意是告诉李明睿，他早就想迁都了，只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所以才拖延到现在。他的想法和李明睿一样，但是如果大臣们不同意怎么办？这是大事，因此崇祯让李明睿保密，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治他的罪。这与之前的陈新甲与清军议和的情形一模一样。陈新甲议和是崇祯皇帝指使的，但是议和的消息泄露了，崇祯就杀掉陈新甲，然后跟大臣们说议和的事是陈新甲背着自己干的，以此来推卸责任。李明睿现在也面临与陈新甲相似的处境，非常危险。虽然崇祯皇帝知道待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非常想南迁，但是又不愿背上骂名，要将南迁的责任推给臣下，推给提出建议的人。崇祯皇帝还详细问了南迁的具体方法，李明睿建议可以伪称到曲阜朝圣，然后快马加鞭南下，二十天内即可过黄河、淮河，到达安全的淮安地界（明朝时期，黄河不是从现在的山东入渤海，而是夺了淮河中下游的水道，从江苏北部入黄海，所以黄河与淮河是一体的）。此时明朝在南方还有五支主要军队，由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左良玉这五位总兵率领，前四人驻扎在江淮流域，四地合称为“江淮四镇”，左良玉驻扎在武昌一带。当时明军号称还有四五十万人，当然这个数字是假的，毫无意义，不过几万能打仗的兵士起码还是有的。如果崇祯皇帝顺利迁往南京，依托黄河、淮河、长江天堑进行抵抗，未尝不是一条生路。但能否就此挽救明朝的国运还是个未知数。有人认为，崇祯皇帝一旦南迁，明朝就能中兴。我认为还真是未必，但起码比在北京坐以待毙强。由于崇祯皇帝的犹疑不定，南迁计划一拖再拖，直到李自成攻下山西，马上就要兵临北京城下了。李邦华、李明睿再次上奏疏，提出了另一个南迁方案，即太子去南京、皇帝守北京，这样起码在北京被攻下后，还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合法继承人在安全地带，免得明朝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但很不幸，这个方案最终也未能落实，导致了一年后南明小王朝群龙无首、相互倾轧的混乱局面。南迁方案之所以没有被落实，跟崇祯皇帝的“抠门”“小气”的性格有关。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多余的军队护送太子南下，必须征召新兵，而征召新兵就要花钱。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不仅无法征募新兵，而且南下途中也无法犒赏将士，势必会有很多麻烦。李明睿提出，因为国库紧张，费用应由皇帝的内库（皇帝私人的小金库）出。但是，崇祯皇帝坚持认为应由户部开列一个特殊的支出项。在这一点上，两人产生了分歧。李明睿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将受到致命伤害；而如果抽调北京城防军队或者边防军，就等于放弃北方和中原，南下之行无异于逃跑。李明睿请皇帝为宗庙社稷考虑，赶紧下决断，不要临渴掘井。崇祯皇帝低头不语，最后也没拿定主意。时间一天天过去，李自成一天天逼近北京。李明睿公开上疏要求南迁，这一次他换了个说法，叫作皇帝“亲征”，留下太子镇守北京。其实，皇帝“亲征”应该向北征清军，或者向西征李自成，怎么向南“亲征”呢？当然这只是让人听上去好听一点儿，就像宋钦宗被金人俘获去黑龙江，叫作“北狩”一样。但是，这一次受到了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陈演将李明睿的奏疏透露给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让他出来公开反对。于是，光时亨称南迁是邪说，不斩李明睿不能安人心。李明睿因为受到皇帝警告，不好为自己辩护，所以他不能像陈新甲一样，说南迁的主意皇帝也同意。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他为了面子不肯公开自己的意愿，只好责骂光时亨是泄私愤，说邪说这么多，他为什么只攻李明睿一人。虽然崇祯皇帝这次算是有点儿良心，没有把李明睿像陈新甲那样杀掉，但他还是不敢公开自己南迁的意愿，于是南迁计划又一次搁置。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邦华与李明睿又分别提出了两个南迁方案，李邦华提出太子南迁、皇帝留守，李明睿提出皇帝南迁、太子留守。没想到，迫于舆论压力的崇祯皇帝突然态度大变，公开宣称：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言下之意是，老祖宗们好不容易才在北京定都，现在李自成等“流寇”来了，如果轻易地就把祖宗基业丢掉，怎么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百姓？况且如果他一个人跑了，那宗庙社稷怎么办？十二陵怎么办？京城老百姓怎么办？尽管现在“逆贼”猖獗，但仰仗天地祖宗保佑和各位大臣的辅佐，相信事情不会太糟糕的。崇祯皇帝还定了个高调：如果实在不行了，自己作为国君为社稷而死，也是正义所在，理所当然，所以他已经下定决心，实在不行情愿死在北京。这样的高调一出，其他人根本没法反对。崇祯皇帝此言一出，有大臣又提出，让太子去南京监军，但也遭到了反对。崇祯皇帝说，自己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太子）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大家还是商讨一下战守之策，其他话就不要再说了。崇祯皇帝对南迁的态度为什么突然转变，行为乖张？亲历者吴伟业分析了崇祯皇帝的心态：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诸大臣材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
意思是说崇祯皇帝在内心里不是不想南迁，但是怕遭骂名，怕被人指责他逃跑，怕遗臭万年，所以他需要大臣们举国请求，需要大家三番五次地集体跪在地上请求他南迁，他才会“被迫”答应——南迁是被大家逼的，将南迁或者逃跑的罪名安在群臣头上。其实崇祯皇帝还担心大臣们没能力保卫他的安全。明朝禁卫军不比唐朝的御林军和神策军，如果南迁路上遇到农民起义军追击，恐怕难以抵御，弄不好皇帝、太子和皇子们都要被俘。人是非常复杂的，崇祯皇帝表面上坚决反对南迁，但内心又极度渴望南迁。他一面说“国君死社稷”，显得非常忠烈；另一面还做着南迁的准备，派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查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想知道自己一旦跑到南京，南京城能不能守卫得住。他又密旨令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三百艘漕船在直沽口待命，准备走海路。其实走陆路可能会被农民起义军追上，走海路确实更安全。冯元飏不断敦促崇祯皇帝立即南迁，认为北京不可能守住；他愿率劲旅五千驰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到南京，并派其子冯恺章进京敦请。但此时已是三月初七，李自成马上就兵围北京了。崇祯心里想南迁，但不敢公开承认，主要是因为南迁遭到内阁首辅陈演的坚决反对。对此，崇祯皇帝很恼火，召见内阁辅臣时，唯独不召见陈演。陈演对此深感不安，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职。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崇祯皇帝对陈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意在怪罪陈演。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也坚决反对南迁，但他比陈演油滑。崇祯皇帝让魏藻德表态要不要南迁，他始终一言不发。魏藻德深知崇祯皇帝的心思和行事风格，坚决不当替罪羊，所以始终不表态。三月初三，大学士李建泰再次奏请南迁，并表示自己愿意护送太子先行。次日，崇祯皇帝召见大臣说，李建泰劝其南迁，可他作为国君是要死守社稷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再次让大臣们表态。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表示赞同，并请求先护送太子去南京。结果遭到光时亨的激烈反对，光时亨说了一段极为恶毒的诛心之语。他说：“你们带太子跑到南京去，心里到底想干什么？你们不就是想模仿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旧例吗？当今皇帝不就变成唐玄宗了吗？你们拥戴太子，有了拥立之功，既可以保富贵，又到了安全的江南，你们难道要皇帝一个人在北京死社稷吗？”此语正中一向多疑的崇祯皇帝的心思。光时亨此语一出，没人再敢说“南迁”二字。在极度尴尬的沉默中，崇祯皇帝又问大臣们怎么守卫北京，诸臣一片沉默。于是崇祯皇帝恨透了这帮大臣，深深叹息，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意思是他不是亡国之君，他做得很好，自己光明磊落，能力超群，责任心强；是臣子们不好好干，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崇祯皇帝至死不悟，是自己和战不定、争功诿过，对臣下极为凉薄的行为早已经让臣下绝望透顶。明末一批最忠勇、最能干的大臣、统帅、将领，被他一批批地逼向辽东战场，不是战死就是被杀。到此时，他还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下属，没一点儿担当。真是至死不悟、不悟至死。这种领导作风，与关外的对手皇太极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至此，命运已经注定、心灰意冷的内阁及六部大臣开始怠工。在京等了七天的冯恺章痛哭离京。但就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之时，崇祯皇帝又有“神来之笔”，突然又动了南迁的念头。于是他就去问姐夫、驸马巩永固，说能否招募人马护卫南迁。巩永固早就劝他南迁，但被他大义凛然地拒绝了。现在巩永固告诉他，为时已晚，自己已经做好了全家自杀殉国的准备。几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么耗完了，崇祯皇帝心里恨透了那帮故意架着他的大臣，但此时已毫无办法，只能坐困危城。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坚决反对南迁的光时亨立刻投降，而坚决主张南迁的李邦华自杀身亡。明末农民起义四起有几个原因：一是连年灾荒；二是“三饷”层层加派；三是裁撤边军、驿卒，士兵因为缺饷而逃散；四是清军不断入塞，明军精锐多次北上勤王，最能干的统帅、将领与军队被清军消灭殆尽。洪承畴、孙传庭围剿农民起义大获全胜之际，清军入塞，二人率领精锐的陕西军北上勤王。卢象升战死殉国后，孙传庭被任命督天下勤王兵马，但他反对调陕西兵北上，担心所部一旦北上，长时间回不来，农民军的势力在陕西又将增强。孙传庭因此被多次训斥处分，气得耳朵都聋了，还被崇祯皇帝认为是装聋，把他关到牢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率军包围中原重镇开封。崇祯皇帝迫不得已放出孙传庭，让他带兵围剿。但今非昔比，当年孙传庭率领的精锐陕西兵已远在关外松锦战场，新招募的军队不是李自成的对手，而且士兵根本没有粮食给养，不得已采青柿为食。明军在大雨中又冻又饿，结果大败，时人称此战为“柿园之役”。第二年，崇祯皇帝逼迫孙传庭率领未经训练的士兵出战，孙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意思就是说，能怎么办啊？他当然知道这次肯定是有去无回了，带领这支还没训练好的队伍打李自成纯粹是找死，但是他怎么能再次忍受狱吏的羞辱呢？果不其然，军队被全歼，孙传庭冲入敌阵战死。为什么慷慨赴死？原因很简单，打了败仗，按崇祯皇帝的脾气以及之前对孙传庭的态度，肯定是斩首。战后因为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崇祯皇帝竟然怀疑他逃跑，不给抚恤。其部下看到这种情景心都凉透了。四年前卢象升也是这样，尽管找到了卢象升的尸体，但崇祯皇帝认为他不一定是战死的，所以要查验尸体，看看有没有作假，而这一查就查了八个月。此种种事件表明，崇祯皇帝为人太过凉薄，寒了众将领的心。至此，明朝在中原最后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这样被消灭了。李自成率军越过黄河攻打山西，除了在代州、宁武关遭到周遇吉的顽强抵抗之外，其他各地明军纷纷投降，甚至九边中的大同、宣府的边军也投降了，通向北京的道路畅通无阻。早在太原陷落时，崇祯皇帝就想将吴三桂的关宁军调到北京勤王，这是他仅有的一张牌了。为此，他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前总兵吴襄，两人的一段谈话，暴露了很多明末军队的骇人真相。吴襄放大话说，李自成现在号称有百万大军，实际不过数万人，而且都是中原的乌合之众，从未与边军交战过；只要他儿子出战，立刻就可以擒拿李自成。崇祯皇帝询问吴三桂有多少兵，吴襄说名单上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事实再一次证明，明朝的名册、统计册完全不算数，土地册是假的，人口册是假的，军队编制也是假的。而且，即使三万实数中，也只有三千人有战斗力。吴襄说，这三千人可不是一般的士兵，他们简直就是自己的兄弟手足，平时供给他们“细酒肥羊、纨罗纻绮”，吃好喝好穿好，所以这三千人肯死战。当时明朝的军队战斗力极差，加上给养匮乏，装备又差，训练不足，一切都很差。但是这些总兵打仗时候要保命，就养了一批亲兵，给他们数十倍的薪水、最好的装备和给养。真正能打的也只有这些少数由主将重金豢养的亲兵。所以，别看明朝动不动就出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军队，但真正能打的可能只有几千人。崇祯皇帝继续问这三千人调过来需要多少军饷，吴襄开口就要一百万两银子。崇祯皇帝大惊。吴襄解释道，这三千人在关外辽西走廊都有价值数百金的土地、庄园，现在让他们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扔了入关，总要把他们安顿好吧？财产损失总要设法弥补吧？还有依附在他们土地、庄园的人口就更多了，也要安顿好，所以一百万两银子恐怕还不够呢。崇祯皇帝听罢心都凉了，只好如实相告，内库银两只有七万金，其他金银珠宝加起来有二三十万两，国库更不用说了，只有白银八万两了。为什么调关外的军队入关如此困难？当年袁崇焕以“辽人守辽”的政策，打造了一支关宁精兵。有恒产者有恒心，为了保卫财产和家园，他们与清军作战时意志顽强，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士兵拥有关外的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所以让他们抛弃关外财产入关勤王，代价极为高昂。崇祯皇帝不敢公开放弃山海关外的国土，又一次召集众臣商讨对策，结果遭到了以首辅陈演为首的众多大臣的坚决反对：放弃国土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怎么能放弃祖宗多年打下的领土呢？此为不忠不孝！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就没人敢承担责任了，包括崇祯皇帝本人。在一贯的推诿扯皮中，明朝耽误了调兵时间，直至三月初六，崇祯皇帝才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入关勤王。同时命令唐通、刘泽清勤王。刘泽清拒绝执行命令，他知道明朝已经没希望了，也不愿为崇祯皇帝卖命，于是刘泽清部到达临清大肆抢劫后南逃。吴三桂接到命令后，放弃了宁远关外的国土，不仅率兵入关，还把包括后勤、给养以及整个辽西走廊的老百姓全部迁来。接到崇祯皇帝命令十天后，也就是三月十六日，五十万人到达了山海关。李自成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从宣府（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到北京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关口——居庸关，可谓天险。北有八达岭长城，中有上关城，南有南口，居庸关纵深防御体系牢固，冷兵器时代攻克不易，但守关的唐通不战而降，李自成军顺利入关，占领昌平。三月十六日晚，李自成兵锋直逼北京城的平则门。三月十七日，崇祯皇帝举行朝会，群臣乱哄哄地提出各种建议，诸如要坚决守卫、要打巷战等，其实完全无济于事。绝望的崇祯皇帝在案上写下“文臣人人可杀”，怨天怨地怨人，就是摘清了自己，但已经到了这般田地，又有何用？三月十八日，明朝绝望的情势似乎有了转机，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准备和谈。李自成为什么想和谈呢？因为北京城非常坚固，城墙也非常高大，想打下来很不容易。当年土木堡之变，瓦剌兵没有打下北京；俺答汗在嘉靖年间围住北京，也没有打下来；清军也曾多次包围北京，但并未攻入。李自成提出的和谈条件是：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一百万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农民起义军，抗击清兵，保卫辽东。此时崇祯皇帝已经没什么筹码可言了，但他不愿一个人承担卖国和纵容农民军的罪名，于是问首辅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老江湖魏藻德一言不发；崇祯再次问：“此议何如？” 魏藻德仍旧不说话，只是鞠躬低头，拒绝分担责任。崇祯皇帝气得一把推倒龙椅，魏藻德慌忙退出。于是谈判告吹，明朝就这样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北京城肯定守不住，城里的人个个心知肚明，许多官员都做好了改朝换代的准备。明朝的京营禁旅早就腐败不堪，只是徒费军饷。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记载，京营官军的“诡寄”现象十分普遍，当兵的名额甲卖给乙、乙卖给丙，都不知道转了多少手，最后承担兵役的都是市井无赖之徒，根本未经任何训练，也没有任何纪律。而且北京城特别大，几十公里长的城墙，一个士兵要守十米长。守军也不听命令，不想站在城头，就躺在城墙里面。民心、官心、军心涣散如此，明朝大势已去。谈判不成，李自成随即下令攻城，但很快多个城门就从内部打开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彰义门（又称广宁门，今广安门），它首先被守卫太监曹化淳打开，但曹化淳后来力辩自己当时并不在北京。外城打开后，夜里内城阜成门、德胜门等也被打开，至此北京城完全失陷。此时正好沙尘暴起，遮天蔽日，再加冰雹、雷电四起，一派黑云压城之象。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逼迫皇后、妃嫔自杀，砍伤女儿长平公主，哀叹：“尔何生我家！” 命三个儿子化装潜逃，自己也想化装出城逃跑，结果守门军人不知是皇帝而没有放行。天色已亮，崇祯皇帝来到前殿，鸣钟召集百官，都没有一个人前来。崇祯皇帝彻底绝望了，登上了万岁山（现在的景山）的寿皇亭，和他的太监王承恩相对上吊自杀。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已经死到临头了，他还在责怪大臣害了自己。崇祯皇帝认为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所以要求不戴皇帝的冠冕，把头发盖在他的脸上。还说尸体任凭贼寇分裂，但请不要杀害百姓，又写了一句“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百官赶紧去找太子。人虽然有天分差别，但作为皇帝，如果缺乏必要的皇帝教育，则是个大问题。朱由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皇帝，因此也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和训练。年少突然即位，接手了一个如此复杂、困难的烂摊子，确实力不从心，能力与品质两方面都承担不了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何况在这种乱世。他本人也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性格扭曲乖张，患得患失，游移不定，猜忌心极重，对臣下极为刻薄暴虐，残杀袁崇焕，逼死卢象升、孙传庭；他一方面推卸责任，频繁更换和杀戮大臣，一方面又不断抱怨臣下有负君恩，总之都是别人对不起他。在崇祯皇帝统治明朝的十七年中，内阁首辅换了二十人，大学士多达五十人，刑部尚书十七人，杀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崇祯皇帝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对政权、对国家民族而言都是一个悲剧。崇祯上吊那天，李自成在明朝首辅大学士魏藻德和三百名宫廷宦官的陪同下，经承天门（今天安门），箭射匾额后入宫。魏藻德的做法正应了孟子那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北京城陷，有四十多名明朝官员自杀身亡，但有一千两百多名官员投降，急于在新皇帝手下谋求官职。自杀身亡者以中老年人居多，高级官员居多；而很多投降者是进入仕途不久，还想更进一步，在新朝大展宏图的人。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化装逃跑，结果被太监抓住献给了李自成。崇祯皇帝的遗体在三天后才被发现。李自成将他和周皇后的棺材放在东华门，明朝的文武百官从崇祯皇帝的棺材前走过，看都不看一眼。（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侯杨方著，天喜文化出品，天地出版社2022年出版。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作者简介：侯杨方，历史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著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盛世启示录》、《盛世·西汉》、《盛世·康乾》、《清朝地图集》（多卷本）、《重返帕米尔: 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10 02: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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