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听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时，这八个近乎口号的字昭示着儒家学说在武帝一朝的强势反扑。但是，真实历史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从武帝以后儒生独霸政坛了呢？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诞生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两条治国路线——法治与儒治。由法治与儒治衍生出来的文吏与儒生群体，起初彼此对立，相互倾轧，到最后却又纠缠不清，这些变化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战国那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诸国相继变法，实质都是在寻找一条能够一统天下的道路。就在六国尚处于迷茫之中时，西陲小国秦国悄然崛起，令六国震惧。它的崛起得从一个卫国人说起。
秦国远离中原，礼乐传统较为薄弱。卫国人商鞅的到来，直接促使秦国走上了法家的道路。法家的治国方针，基本可以总结为以下逻辑：以法治国，以吏行法。一切亲疏、贵贱都应该被消灭，不能影响到法的施行。因此，法律与文吏是秦政的两大特征，秦国借助这两大特征，成为了一个发达的官僚制帝国。
为了确保法律的实施，就需要大量懂得法律与具体行政事务的文吏，这些文吏不仅要依据法律来处理政务，还要向百姓宣扬法律，使百姓懂法。所以文吏在秦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此时的秦国朝廷简直就是文吏的天下，完全没有儒生的痕迹。
这种法治和吏治传统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勒石记功，其中多处提到法律，如“皇帝临位，作制明法”“欢欣奉教，尽知法式”，甚至秦二世也“书及法律令法事”。儒家也曾想打通步入政治的通道，结果只换来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后人论秦朝之失，说秦朝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缺陷，而非制度上的不足。但是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秦朝的灭亡既亡于政治，也亡于制度。
穷兵黩武，赋役繁重，严刑峻法，这些都是秦朝在政治上的缺陷，无需多言。在制度上，秦朝完成了军事上的统一，却并没有完成文化上的统一。尽管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但六国各有各的习俗，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被如此高压的法治与文吏统治过，因此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秦国文化的排斥。在商鞅变法初期，秦国国内也是哀鸿遍野，这种情况伴随着秦国一统六国而蔓延到了六国。
秦始皇殁后，六国遗民多杀郡县的文吏长官来响应起义，说明这些百姓苦文吏久矣。刘邦进入关中之后，废秦法，只约法三章，也得到了苦吏法久矣的老秦民的支持。老秦民尚如此，更何况六国遗民呢？
汉初所施行的无为之治，自然有休养生息的打算，但其实也是对六国风俗各异的一种策略，地方官治理六国故地不再实施苛刻的吏法之治，而是遵循当地的风俗。
我们说的汉承秦制，实际上就是指汉朝也是一个官僚制帝国，而官僚制帝国的运行离不开处理具体政务的文吏，汉初萧何、曹参、郦食其等一干大臣都是文吏出身，萧何入关后先收秦朝原先的府库文书，完全是一幅文吏的派头。但是汉又不能走秦的老路，专行吏法，这就需要另辟蹊径，汉初的无为之治虽然压制了吏法势力的再度崛起，但却并非长久之计，这就为儒家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机会。
儒生的反扑，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有过一次著名的上书：“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总结下来也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后面的历史也证明汉武帝确实采纳了此等意见，儒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汉武帝早年和王臧、赵绾推行的改革所遵奉的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武帝在中央置太学，设博士，举孝廉，兴礼仪。“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不少官员在儒学影响之下，出现了儒学化趋势。例如东郡太守韩延寿遇兄弟相争，认为是自己教化不行，因此将自己关起来闭门思过，借此来感悟两兄弟。韩延寿的举止明显是儒家的行为，这在崇尚法治的秦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儒术成为政治上的指导原则，使汉朝形成了区别于秦政的汉政。但是汉政却不是完完全全的儒政。汲黯说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的欲望如此强烈，又怎么能真正地施行儒术呢？儒家学说讲究的是以礼治国，以德化民，多行仁政，使百姓“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从而达到大同社会。但是，汉武帝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却不是这样的。汉武帝在位期间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拓土开边，对内则削弱诸国势力，设立中朝，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至于赋役繁重，天下疲惫。相比之下，汉武帝和秦始皇确实有许多共同点，共同的野心也使得他们需要一个同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机器去支撑他们的事业，也因此，吏治在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完全褪色。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史记》《汉书》皆设有《酷吏列传》，文、景时有酷吏宁成、郅都等，武帝时有张汤、赵禹等，这些酷吏不仅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有的还位居高位，张汤为御史大夫，赵禹为廷尉，后徙为燕相。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文吏政治依旧十分兴盛。
有不少儒生也受到了文吏的影响，在修儒业的同时，也习得了吏能。例如西汉的郑弘两兄弟“皆明经，法律政事”。孔子的十四世孙孔光，也“明习汉制及法令”，翟方进早年为儒生，成为丞相之后也“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饰法律”。武帝一朝及之后的汉代政治，大抵如此。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也并没有独霸朝纲，文吏依然在朝堂上十分活跃。这样一种儒法兼用，外儒内法的政策，就是汉宣帝说的真正的汉家制度——霸王道。霸道即驾驭天下的权谋法术，王道则多指仁政，霸道要靠文吏来推行，而王道则需要儒生来施行。因此武、昭、宣三朝的儒生与文吏是并立于朝的，有时候文吏的重要性还会超过儒生。
儒术为何不能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独霸朝纲？
这首先得归结于西汉是一个成熟的官僚制帝国，各级政府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钱刑兵粮、考课铨选等复杂政务，文吏就是处理这些政务的主力军。因此，国家不能没有文吏。而儒生所颂多为《诗》《书》，所倡多为仁义礼乐，这使得他们缺少处理钱粮兵刑、考课铨选等现实政务的能力。所以武帝时虽尊儒，但是多不委以政务，桑弘羊、霍光等大臣都认为儒生“不达事宜”“不明县官事”。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儒学博士狄山认为应该和匈奴和亲，张汤斥之为迂腐，狄山以口舌相讥，武帝怒，强迫狄山戍守一障之地抵御匈奴。结果“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儒生的政务处理能力，可见一斑。
不仅仅是现实政务，儒生有时连自己专业领域的事情也搞不清楚。汉武帝欲行封禅之礼，但是群儒却弄不清楚历史上的封禅礼，惹得武帝大怒，尽罢诸生。
到了元帝时，儒生的机会终于来了。元帝之后，儒生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剧增，而王莽改制，就是儒生影响力持续发酵带来的结果。王莽改制，也就是新政，可谓和秦政是两个极端。秦政行吏道法治，而王莽新政则吏法皆罢，专用儒术。看王莽改制的多项内容，复井田，释奴隶，兴礼作乐，依《周礼》改官名，哪一项没有儒家的身影在里面？
所谓的儒家思想其实理想的成分多于务实，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在周朝之前或许真的可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但到了两汉之交，要解决“土地兼并”“外族入侵”等现实问题，礼乐就显得苍白无力。一旦朝廷尽行儒法，贬斥文吏，帝国将失去支撑，必然难以为继。
东汉的建立吸取了秦政与新政的教训，延续了宣帝的“霸王道”，并且还多有发挥，儒生、文吏在西汉并立于朝，势如冰炭，在东汉时却走向了合流，文吏也为了跻身高位，也开始修习儒术，而儒生也多学文吏之业，比如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黄昌“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等等不一而足。
儒生与文吏在东汉时就走向合流，所以我们在后世看到的诸多著名大臣，大多具有儒生和文吏的双重身份，他们表面上行的是儒术，也劝帝王行仁政，但实际上处理的那些政务原本应该是文吏的工作。那些一点文墨都不通的文吏，也就降而成为官僚系统中最低级的胥吏。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在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一直都未能独霸朝纲，在表面儒学的掩饰之下，其实一直有文吏的影子。
参考文献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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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12 09: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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