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晚写这部史诗20年

源济

抱歉，晚写这部史诗20年

Original 萝卜 局外人看电影  2022-05-07 09:40

说到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有的人喜欢真实粗粝的《小武》，有人喜欢直接猛烈的《天注定》，也有人喜欢绘卷众生相式的《三峡好人》。

可是我最喜欢的，则是2000年，贾樟柯执导，王宏伟主演的电影《站台》。

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贾导自己所有电影中最注入情感的一部。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通过电影，找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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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汾阳，讲述了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几个县文工团的演员在时代中挣扎的故事。

在说这部电影之前，咱们先说一个概念：小镇文艺青年。

在中文网络，“文艺青年”无疑是一个被污名化后重构的词语。原本指的是对于文艺作品和生活感兴趣的青年，如今成了“矫情、掉书袋”的代名词。

而小镇与文艺青年的组合，听起来显得处境更加糟糕。他们住在相对偏远，物质文化都不是很丰富的小镇，个人的经历注定他们没有多么丰富的见识。

虽然没有办法摆脱，却还是特立独行的怀着对“花花世界”的期待。

这些在《站台》中都有体现。

电影开头，文艺汇演表演节目《火车向着韶山跑》，团长嫌演员崔明亮学火车叫学的不像，崔明亮脱口而出：“我又没坐过火车，怎么知道火车叫”。

虽然见识有限，崔明亮在镇上可算是“心高气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文艺工作者”。

不仅在口头上“与众不同”，穿着上更要标新立异。崔明亮借来张军姑姑从广州寄来的喇叭裤，穿上后在镇子里晃荡。

可被看到后，遭到嘲笑：“工人穿着裤子能干活么？”

而他的弟弟偷偷看名著《茶花女》，因为被父亲发现是“一个巴黎妓女的故事”，便遭到巴掌。

这些当时可能在城市无比正常的行为，在小镇里却成为了“腐化”的罪证。

既然小镇里容不下他们，那么向外飞，自然是这些文艺青年们，共同的心愿。

可既然如此，为何不出走呢？

贾樟柯用五段舞蹈，尝试解构并回答了一下这个属于时代的问题。

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拂大江南北，在经济未有动作时，文化就先做了排头兵，前来松动人们顽固的思想。“时尚”像是风中第一把剪刀，剪开了等待悸动人们的心房。

最先改变的，就是人们的衣着服饰。

在革命年代以劳动为美，行装打扮，也都是干练精神为主流，衣服也是一水的素色，灰黑丈青。发型上男同志是短发，女同志则是梳辫子。

但是集体时代的绝对统一，压制了个性的表达。

所以当发生松动的时候，有个性的文艺青年就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钟萍就“从头开始”，成为了团里第一个完成烫头的人。

烫完之后，钟萍回到团里，她低着头，快速走过正在开会的礼堂，承认了自己的不合时宜，也顺带接受了群众们的“审判”。

在被团长调侃，“发型像西班牙女郎”后。下一段，钟萍就换上了火红的舞服，嘴里叼着玫瑰，开始了电影中第一段舞蹈，“西班牙斗牛舞”。

在这第一段舞蹈中，贾樟柯用了最显眼的颜色。在白墙灰瓦的礼堂内，钟萍就是娇艳的玫瑰。

而在她盛开绽放的时候，也启蒙了在场所有的人，一场关于内心的改革，开始了。

然而当心灵准备好的时候，肉体也就蓄势待发了。去远方冒险，显然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无疑是开放的前线，是一个混乱与造梦的应许之地。

在流行全国的口头禅，“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催促下，无数青年们怀着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红尘的向往，搭上了南下的列车。

文工团的张军，也搭上了这趟列车并深深为之着迷。

在寄给崔明亮的明信片上，张军写道“花花世界真好！”

不久后张军回来了，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提着录音机，放着张帝的“黄色歌曲”。

他像布道的摩西一样，告诉大家自己的遭遇，教大家摆弄自己的新奇玩意。

张军的回归，触动了这些年轻人们。

一群被无聊生活压的喘不过气的青年们，在狭小且灯光灰暗的室内，伴着录音机里，港台歌手林子祥《成吉思汗》的歌声，毫无章法、尽全力扭动自己的身体。

这是属于小城青年的舞姿，这是他们澎湃但被锁住的生命力。

流行歌曲的到来也在释放着一个信号，文艺已经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个人喜好。

思想上的解锁，带来的是身体上的躁动。

就像《成吉思汗》那首歌里唱的一样：“我决意他乡往，大地任我闯荡 ”。

然而出走并非是理想的浪漫，而是体制崩裂的产物。

改革的春风，为小镇带来的，不仅是“摩登”与“时尚”，还有一些固有事物的解体。在承包风大刮的背景下，文工团未能幸免，被团里的老宋承包了下来，文工团也成了“演出团”。

可是失去财政支持的演出团，在小镇很难存活。

既然小镇养不活文艺团，那么就远走他乡寻找机会。

就这样老宋带着大家，走南闯北赚钱糊口。

有人选择出走寻梦，就有人选择留下扎根现实。

她就是第三段舞的主角，尹瑞娟。

没有跟团离开的尹瑞娟，在两次试考省艺校失败后，无奈回到了小镇，考了公务员，在税务局上班。

贾樟柯曾经说过：“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这句话对于尹瑞娟来说，尤为如此。

在一天的工作后，办公室收音机的广播里，突然放起了苏芮的《是否》。尹瑞娟默默的听着，将文件整理放好，接着双手盘在胸口，走到空地。

尹瑞娟来回踱步想要起舞，但身体周围似乎有道枷锁。随着歌曲渐入高潮，她肢体摆动的幅度，终于越过了自己的生活，探入了理想的喉头。

但在音乐声之后，尹瑞娟又穿上制服，骑着摩托，穿梭于小镇的街道。

这段舞蹈的主题，是对于理想的不甘，是求而不得的痛苦，是对于自己的欺骗。

前面三段舞蹈，都来自原文工团内部的“自己人”。

而第四段舞蹈的主角，则是两个外来人员，双胞胎小娟小娥，从俩人掺着东北口音的自述中得知，她们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为补贴家用，出来跳舞。

与崔明亮等人，主动跳入花花世界不同，双胞胎的离乡，多少带着点被逼无奈。

文艺团的演出要借用一块场地，需要得到审批，老宋带着两个姑娘，希望走点“特殊路径”，找到关系，在两个自称“领导”的人面前，跳起了劲爆的舞蹈。

与前面三段舞蹈不同，双胞胎的这段舞蹈是无声的。

二人嘴里喊着拍子，大幅度的甩动着自己干瘦的四肢，尽可能的取悦在场的观众，以完成老宋的“任务”。

可是当舞蹈结束，面前的“领导”却声称，自己不是领导，真正的领导还没回来。

没有得到审批的老宋，只能用货车，在路边临时搭了个舞台，舞台之上，小娟与小娥卖力的跳着，舞台之下，没有一个观众。

这两段舞蹈既没有悦己也没有悦人，完全在白费功夫。

但是舞者依然活力四射，因为在社会上，她们还得充满希望，且无奈的生存下去。

最后一段舞蹈，则是在老宋的文艺团散伙前夕。

市场经济体制下，曾经，高高在上的文艺工作者，成了群众们嘴里的“无义”戏子，人人皆可骂之，人人皆鄙之。

在文工团还在的时候，崔明亮尚在母亲面前，称自己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者”，可市场经济的光芒下，也卸掉了自己的光环。

在一次演出中，与台下的观众扭打在一起。

这种落差带来的挫败感，终于在第五段舞蹈中释放。

在文艺团解散的前夕，所有的团员聚集在一起，昏暗的灯光，配合躁动的音乐，每个人像是吃光口粮的斯拉夫人，围着篝火喝着伏特加尽情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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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希望的出走，得来的全是一无所有。崔明亮、老宋、张军、小娟小娥全都大笑着，在幽暗的房间中狂舞。

这段舞蹈的主题，是幻灭。

幻灭之后文工团散伙，崔明亮和朋友一起回到了家乡。

终于，他再次遇到了过去的女友，尹瑞娟，二人结合在一起。

电影在三人家庭的日常生活中结束。

“启蒙、期盼、不甘、无奈、幻灭”，贾樟柯用五次舞蹈串联起了整部电影，也告诉观众们，一个群体一代人的集体命运。

从悸动向往，到现实残酷，从心有不甘，再到妥协沉浮。这些小镇文艺青年们，被命运勾锁着，无法逃离这个桎梏。

可电影有两个特殊的注脚，在现实中却有了不同的命运。

一个就是电影中崔明亮的表弟，矿工三明。

他目不识丁，没有文化，只能签生死状，去当矿工。可是他赚到的第一份工资，却让崔明亮带给妹妹，因为他想让妹妹好好学习，离开这个地方。

而自己却转身回到矿上，继续与死神打着交道。

没有离开小镇与煤矿的三明，在现实里却实现了逆转。饰演三明的韩三明，就是贾樟柯的表弟，在电影开拍时，也确实是一个矿工。

在出演《站台》五年后，韩三明主演了贾樟柯的又一部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不仅拿下了威尼斯金狮奖，还让韩三明名扬世界。借助电影，韩三明走出了小镇。

还有一个，就是导演贾樟柯。

熟悉中国电影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小镇的教师，而自己也是一个小镇的文艺青年。

幸运的贾樟柯，找到了电影这条道路，考入了北电，并在1997年拍出了《小武》，震惊影坛。而他自己，也离开了小镇。

这个来自山西的“汾阳小子”，将自己完全的丢入到电影中，贾樟柯在拍摄另一个时空的自己，一个没有遇上电影，却不断在小镇里“流浪”的自己。

我也是来自小镇的青年，经历的仿徨与迷茫，失落与痛苦，在看《站台》时，一并浮现在眼前。

如果我在穿越十年，回到那个小城，与曾经无头苍蝇一样的我，对谈。

现在的我会对他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如果过去的我问：“这是谁说的？”

我会告诉他：“一个朋友，普希金。”

源济

电影《站台》（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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