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国谍战剧《风起陇西》里，后主刘禅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剧中对刘禅着墨并不多，且出场时，他或以背影示人，或隐藏于帷幕之后，只显露出一个模糊的面孔。但这一形象，已经与我们常见的愚蠢、颟顸、有点弱智的刘禅有着不小的差别。
剧中的许多剧情甚至还在给观众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刘禅并不昏聩，他反而更像一个隐藏在幕后、心机深重的布局者。
千百年来，刘禅的身上始终贴着“乐不思蜀”的标签，顶着“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成为群嘲的对象。但近些年来，刘禅在一些人的口中又成了一个被误解千年、大智若愚的君王。所以，到底哪张面孔才是真正的刘禅？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经常是在比较中获得。刘禅的历史评价长期猥琐，除了因为他是亡国之君，还因为人们往往将他与刘备、诸葛亮二人作比。刘备是“天下枭雄”，诸葛亮是“千古名相”，置于这两大光环之下的刘禅，自然高下立判。被两大强人前辈环伺的刘禅，心里也很苦。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截图魏之曹操、蜀之刘备、吴之孙坚、孙策、孙权（前半生），这是三国开疆拓土的一代人，三国的疆域和基本盘在他们手中确立。之后虽然天下三分，三国之间征伐不断，但其力量对比、疆域面积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三国都进入了守成之君的时代。开疆之君与守成之君，其成长背景、人生经历、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均不同。就以曹魏来说，曹操征战一生，面对的是袁绍、袁术、吕布、刘表等强敌，而曹丕、曹叡在位时，除了需要应付吴、蜀的进犯，还要平衡内部朝臣、制衡派系，让整个官僚体系既能够有效运转，又不至于尾大不掉，威胁皇权。此外，守成之主还要面临个人权威树立的问题，江山是开疆之君浴血拼杀所开创的，朝臣对他们无不俯首帖耳，而守成之君不过是凭借血脉关系而承其基业，他们何以服众？因此我们看到，当曹操、刘备、孙策等开疆之君谢世之后，权力交接之际，总会发生一些动荡与不安。如曹操甫一去世，就有臧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刘备病逝前后，汉嘉太守黄元、南中豪帅雍闿等先后叛乱。孙策暴毙、孙权即位之初，也有庐江李术、宗室孙暠之叛。尽管叛乱者只是少数人，但大多数的旧臣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如何实现权力过渡，让作壁上观的文武旧臣们心悦诚服地效力，考验着新君的智慧与能力。威望明显不及先君，这些年纪与资历尚轻的新君势必要找帮手，曹丕依靠曹真、曹休等宗室与司马懿、陈群等士族，依然承袭着曹操时代“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并峙的权力格局，让曹魏政权内部的结构性稳定一直保持到曹芳时代。孙权任用周瑜、张昭等“淮泗集团”，后又提拔陆逊、顾雍等江东世族与之制衡，这一格局让东吴平稳度过了多次政治危机，但到了孙权晚期，淮泗派势力消退、江东世族与孙权失和，江东新贵（全琮）崛起，权力格局逐渐走向失衡，再加上孙权诸子夺嫡之争，最终酿成严重的内讧，让东吴国力大为折损。曹丕给曹叡安排的曹休、曹真、司马懿、陈群四大辅臣，涵盖了宗室和士族两大政权支柱。来源/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截图刘禅即位时只有十七岁，比孙权即位时的年龄还要小两岁，当时蜀汉政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失地于荆州、后败军于夷陵，魏吴虎视，内部生变，而股肱之臣大多凋零。正如诸葛亮所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因此刘禅即位后，蜀国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政体之中，即如《魏略》所言“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刘禅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主，主持祭祀天地祖庙这样的国家礼仪，而诸葛亮总摄内外军政，是国家实际上的话事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得明白：“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皇宫与相府，内廷与外朝，在实际运转中并不需要彼此分隔，而是连通管理，最大限度地给予诸葛亮治国理政的空间，减少掣肘与羁绊。刘禅将朝政全部委以诸葛亮，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刘备“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的临终安排。诸葛亮在刘禅即位后相继开府、领州牧，亲率大军南征，而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则被孤立在江州，远离政治中心，连“统内外军事”的权力都逐渐被褫夺，最终在建兴九年因运粮失职为诸葛亮弹劾，废为庶人。蜀汉朝政“二元权力架构”的形成，以往论者多着眼于诸葛亮的政治意图，甚至有不少人将诸葛亮比拟于曹操，而后主刘禅的处境在他们眼中宛若汉献帝刘协一样形同傀儡。诚然，诸葛亮的相府与曹操的“霸府”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丞相开府的制度也是承袭自曹操（东汉在曹操之前不置丞相，以三公领衔），但后主刘禅并非任人摆布，可以看到，自刘备死后蜀汉的一系列政治体制变化，都是刘禅与诸葛亮共同参与的结果。也就是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二元权力架构”，其实是最符合刘禅利益的选择。这一切都源于，早在荆州时期，刘禅与诸葛亮就已经结成了天然的政治同盟体。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出山、刘禅诞生，历史的偶然将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六岁的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刘禅出生之后，刘备常在外征战，而诸葛亮负责镇抚后方，足食足兵，他也自然担负起刘禅的监护权和抚养权。诸葛亮陪伴刘禅的时间，要远多于刘备，诸葛亮在刘禅的人生中比刘备更像一名“父亲”。《出师表》的谆谆教导，不断出现的宜什么、不宜什么，以至于后人读起来会觉得它更像一篇《诫子书》。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始终在维护刘禅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刘禅并非刘备的嫡子，他的生母甘夫人虽然因为刘备“数丧嫡室”，而“常摄内事”，但在有生之年并未被“扶正”，以妾室的身份去世。刘备之后又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先后娶孙、吴二夫人为正妻，这让刘禅的继承人地位并不明朗。诸葛亮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劝刘备杀了养子刘封，为刘禅的即位扫清障碍，二是亲自担任刘禅的学业老师，在公务繁忙之余亲手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刑名法家之书作为刘禅的教材，并且不遗余力对刘备大赞刘禅的才能。这才有刘备欣慰的遗言：“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影视剧中的甘夫人与糜夫人。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刘备在永安崩殂后，主持政事的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刘禅生母甘夫人追谥为皇后，与刘备合葬惠陵，解决了刘禅十余年来庶子身份的尴尬。这成为刘禅与诸葛亮君臣相知、精诚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后，刘禅放手将权力交给诸葛亮，甚至在诸葛亮与李严党争之时、在诸葛亮与反对北伐的朝臣辩论之时，也明显偏袒于诸葛亮，这都体现了刘禅对诸葛亮充分的信任。而诸葛亮也只有不断北伐、鞠躬尽瘁，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以及自己对刘禅的君权绝无威胁之感。刘禅与诸葛亮的“二元权力架构”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建立在蜀汉内外交困、存亡危机的现实需求之上，它建立在诸葛亮与刘禅超越一般君臣、近乎于父子之情的推心置腹之上。当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于五丈原去世后，这一模式便不能复制。二十八岁的刘禅已非幼主，他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权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其一是废置了丞相一职，前文已述，东汉一朝本无丞相，而以三公为首。东汉末年，曹操复立丞相，意在为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野心服务，为后来的汉魏禅代做铺垫。蜀汉所置的丞相是为诸葛亮量身打造的，蜀汉的丞相之所以没有像曹操的丞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是因为有诸葛亮的绝对忠诚作为保证。而诸葛亮之后，刘禅无法信任任何一位诸葛亮的继任者，于是干脆将丞相悬置。蒋琬最终官至大司马，这已是补偿他不能为丞相的极高殊荣了（刘备称帝前曾任大司马），而后来的费祎、姜维最高只担任大将军。蜀汉首席大臣的官位一再被“降格”，这折射着刘禅对朝臣的控制力不断加大。其二是弱化辅臣“开府”的权力。诸葛亮以丞相兼益州牧开府治事，并常驻汉中沔阳。其丞相府体系十分庞大，拥有长史、司马、参军、军师、护军、军祭酒、从事中郎等众多职位，囊括了蜀汉当时几乎全部的精英人才，包括魏延这样的前朝宿将，都需兼任相府府官职务（先为丞相司马、后为前军师），这让汉中的相府俨然成为蜀汉真正的政令中心。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以车骑将军吴懿督汉中，后又更替为“文盲”出身的王平，而让诸葛亮“钦定”的接班人蒋琬留守成都，以此切断汉中与首辅大臣的联系。后来尽管蒋琬为了筹备新一轮北伐北驻汉中数年，但随着东下计划的流产，他就被召回，屯于距离成都不远的涪县（今四川绵阳），终病卒于斯。继任蒋琬的费祎无北伐之意，因此将大将军府置于汉寿（今四川昭化），并最终为刺客刺死于斯。到了姜维时期，虽然刘禅授予他重启北伐之权，但汉中督却由荆州旧人胡济担任，以分割其权力。成都之外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朝廷”。其三是在人事安排上呈现出更多刘禅的主见。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董允先后担任蜀汉尚书令，是蜀汉庶政的实际执掌者。他们都是诸葛亮培养起来的“贞良死节之士”，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忠诚度来说，都是当时蜀汉群臣中的不二人选。出于对诸葛亮遗愿的尊重，刘禅默许了这一人事安排，但很难说刘禅与蒋、费、董关系融洽。如董允在担任侍中时就曾严厉阻止刘禅采纳美女以充后宫的想法，让刘禅“益严惮之”。董允去世后，刘禅提拔亲信陈祗为侍中，后又迁为尚书令。陈祗是司徒许靖的从外孙，未在诸葛亮相府中任过职，是一个没有荆州系背景、反而带有一定东州系色彩的政治新人，也是刘禅真正的“自己人”。刘禅对陈祗的重用凸显了他对荆州系长期掌握实权的不满，在蜀汉朝堂上巧妙实施平衡之术。陈祗深得刘禅信任。“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陈祗执掌尚书台长达八年，他死后，刘禅痛哭流涕，并为他追谥忠侯。姜维地位的提升也出自刘禅的意图。《三国演义》将姜维描述为诸葛亮以平生所学相授之人，但实际上，姜维作为一员降将，在诸葛亮时期地位不高，还远远达不到“接班”的资格。然而正因为他降将的身份，让他在蜀汉内部成为一个政治素人，毫无根基与派系色彩，反而更容易受到刘禅的信赖。因此，在蒋琬卒后，刘禅就将姜维拔擢为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姜维与费祎在北伐之事上长期存在争执，让姜维与费祎互相制约，这正是刘禅希望看到的结果。费祎被刺，舆论汹汹，姜维是最大的“嫌疑者”。但刘禅不仅毫不追究，反而放手让姜维重启大规模的北伐。此后姜维无岁不征，这是姜维向刘禅效忠的方式，也是姜维让刘禅放心的唯一途径。因为只有手握重兵的大将不遗余力地对外征伐，他才没有任何机会干预朝政、威胁君主的地位。于是从延熙十六年开始，姜维与刘禅建立了新的君臣默契：姜维主掌征伐，而国中之事则全部集中在刘禅手中。自古而来，在内部对国君权力构成威胁的力量无外乎三者：权臣、外戚与宗室。通过上述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手段，刘禅在亲政之后于蜀汉消除了权臣专权的土壤，蜀汉一班文武不仅能够各尽其用，且权力彼此钳制，无法威胁皇权。蜀汉外戚、宗室也势单力薄，且在刘禅的压制之下始终无法独大。反观曹魏，政失于权臣，芳、髦、奂三主沦为司马氏之傀儡，或被废、或被弑。再看东吴，自孙权晚期就陷入无穷的内斗，权臣与宗室血腥搏杀，孙亮被黜，孙休亦庸碌无为。魏吴的少主们与稳坐成都宫中四十年的刘禅相比，可谓是相形见绌。当然，刘禅并不具备一个中兴之主的能力，他亲政之后，也只能表面维持蜀汉的局势，而不可能在“兴复汉室”这个遥远而缥缈的目标上有太大作为。平心而论，他只能算是一个中庸的守成之君，在蜀地安逸之风的浸润之下，他的意志也随着岁月慢慢消磨。直至在陈祗死后，他宠信黄皓，猜忌姜维，走上了东汉衰亡的老路。随着炎兴元年（263）邓艾偷渡阴平，直抵成都城下，刘禅放弃抵抗，献城归降。在蜀地待久了的统治者，都有了一种认命的思想，与其拼死抵抗，不如顺势而为。当年的刘璋如此，整整五十年后，刘禅亦是如此。（关于刘禅的人物故事，点击阿斗的野望：活着）影视剧中的邓艾偷渡阴平。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刘禅这样评价：“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刘禅就是一个平庸之人，只是不幸生在帝王之家，不幸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之中，从而不幸成了千古以来昏君的代名词。（作者系文史作家、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5-21 02: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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