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撕裂朋友圈的终极话题：堕胎该不该合法化？

源济

美国人撕裂朋友圈的终极话题：堕胎该不该合法化？

Original 关禾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7-01 07:48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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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推翻该院49年前确立女性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判例。由于全美有13个州提前埋置了“触发法”（trigger laws），因此一旦“罗案”被推翻，这些州便将禁止堕胎权。到今年年底，堕胎预计将在美国一半的州内成为非法行为或受到更为严苛的限制。

美国女性是否具有堕胎权，自此将彻底交由各州自行决定。在部分宗教氛围浓厚的州，妇女的权益将以“民意”为名义被严重限制。从华盛顿到休斯敦，美国各地民众对该裁决的抗议持续不断，但欢呼声同样不绝于耳。几十年来，美国人关于堕胎合法性的争议从未停息，这一分歧的背后绝不仅是男女性别之争，而是围绕堕胎所展开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战争。50年前推动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的那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造成美国党派分裂和政治极化的重要因素，喋喋不休的争议背后，是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妥协的文化信条。

美国民众抗议取消堕胎权。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自建国前的殖民地时代，美国就存在堕胎。在19世纪之前，各州往往依据英国普通法对堕胎进行较为模糊的管理。根据普通法，自胎动开始的堕胎（通常在受孕后15-20 周出现）将会被处罚。当美国独立后，大多数州继续对堕胎适用英国普通法。一直到独立之后，各州都沿用着这股“民风民俗”，一直保持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时期，医疗技术不发达、卫生水平低，导致许多女性死于堕胎。为了降低女性因堕胎的死亡率，也出于道德伦理、宗教及增加人口等考虑，美国开始出台堕胎禁令，在法律上限制堕胎。康涅狄格州于1821年率先禁止通过药物加速流产的行为，接下来的50多年，除了肯塔基州以外，其他州都制定了反堕胎法，规定堕胎是一种重罪，女性只有在为了挽救自己生命时才可堕胎。不过，这个时期堕胎法规的制定强调保护母亲的权利，寻求堕胎的妇女不被视为违法，但介绍和提供堕胎的医生或无外科医生执照而施行堕胎的人将面临刑事处罚。

那么，如此严苛的堕胎法律真的降低女性死亡率了吗？事实不尽如人意，由于女性无法获得安全合法的堕胎渠道，只能寻求于地下诊所或私自堕胎。根据官方统计，仅1930年就有近2700名美国女性因非法堕胎而死亡。到1965年，因生育而死亡的女性中，有17%是非法堕胎所致。

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盛行，19世纪中叶以来，“堕胎”这个原本属于个人选择范畴的行为逐渐进入公共生活领域。由于美国立国基于“荒野”（拓荒与自治）与“宗教”两大元素，因此进步主义的生气勃勃与保守宗教的狂热激情长期并存，并形成不同的社群。偌大的美国，不仅有身处东西海岸、追求性解放、倡导女性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新新人类”，还有一群住在中西部和南部小镇里、每周按时做礼拜的虔诚基督徒。在后者看来，生命是上帝的恩赐，避孕和堕胎都意味着社会风气的极度败坏。

今日的反堕胎宣传中，依然含有宗教内容。来源/纪录片《美国堕胎战争》截图

进步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胎儿在出生之前不是人，反对堕胎将阻碍妇女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则主张，胎儿的生命权应该受到保护，堕胎是一种谋杀，既违背法律也不符合道德。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围绕着堕胎、同性婚姻等话题，在美国国内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且随着美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不时极化，造成了“两个美国”（two Americans）或是“红蓝美国”（red and blue America）的长期对峙。在20世纪60-70年代初，由于几件轰动全美的因限制堕胎权而产生的悲剧，以及争取弱势群体权益的民权运动风潮，堕胎权利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众多女权组织活动游说，希望法律对堕胎解禁。

声势浩大的解禁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功，在1966年到1972年里，相继有18个州修改了限制堕胎的立法。但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女权组织及越来越多的人权团体开始不满足于在少数州内取得的初步胜利，他们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对堕胎放宽限制甚至合法化。与此同时，在一些保守的州，合法堕胎依旧是痴人说梦。1969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妇女“简·罗伊（Jane Roe）”一纸诉状将达拉斯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这一场诉告，成为加剧美国社会撕裂的导火索。

现实版《使女的故事》？

1968年，居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诺玛·麦克康威（Norma McCorvey）第三次怀孕。21岁的她，离婚带俩娃，无正式职业且重度抑郁，无论是经济、身体还是精神，都无法支持她生育第三个孩子，麦克康威的第一反应是堕胎。

诺玛·麦克康威。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然而，有着90%+宗教信仰者的得克萨斯州，在法律上几乎禁止一切形式的堕胎。麦克康威假称自己被一群黑人男性强奸才怀孕，希望能够合法堕胎，但因缺乏证据和警方证明，这个计划以失败告终。之后，她四处找寻地下非法堕胎诊所，但这些诊所都在严苛的法律禁令下关闭了。走投无路的麦克康威只能寻求律师帮助。而此时，萨拉·维丁顿和琳达·考菲两位女权律师，正好在寻找一名合适的原告，希望就堕胎权将得克萨斯州政府告上法庭，从而推动当地取消堕胎禁令。于是，两名律师将麦克康威化名为“简·罗伊”，把达拉斯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法庭，称禁止堕胎的规定侵犯了其隐私权。

亨利·韦德。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官司一路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2的投票结果判定罗伊胜诉。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该案的《法庭意见》认为“《美国宪法》保障怀孕女性不受政府过度干预，而选择进行终止妊娠的权利”。这个判决结果直接导致美国联邦和州一级的许多限制堕胎的法案无效。这一年，麦克康威早已因堕胎无果而顺利产下了第三个孩子，但她的诉告却给予美国全体妇女自由选择堕胎的权利。

“罗诉韦德案”是一场涉及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学原理和宗教教义的博弈，妇女的堕胎自由因宪法隐私权而得以保障。然而，该案却并未为美国社会的堕胎之争画上句号，反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由于堕胎权并不是通过“国会立法，然后总统签字”这套传统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达成的，许多宪法学家表示“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是错误的，因为它抢在了立法程序和民意达成充分的共识之前。法院的提前抢跑反而阻止了传统民主程序的实现，而以“隐私权”为依据，模糊而折衷的判例，本就缺乏法律那般一锤定音的效应。虽然美国三权分立体制赋予最高法院的地位，使其有权在更多问题上做出最终司法裁决，但堕胎合法性双方对立的模糊空间，则成为反堕胎者试图撬动生育自由规制的沟壑。

“罗诉韦德案”的裁定结果中，联邦最高法院规定了堕胎的“三阶段”，堕胎的自由度取决于妇女处于怀孕的哪一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怀孕之后的前三个月），妇女几乎可以自由堕胎；在第二个阶段（怀孕之后的中间三个月），为了保障母亲的健康，可以有条件地允许堕胎；在第三个阶段（怀孕之后的最后三个月），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或者保障其健康，否则不允许堕胎。2013年，北达科卡州通过了一则“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即只要胚胎或是胎儿可以检测到心音时，堕胎即属非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怀孕六至七周起，就可以检测到胎儿的心音，可此时的大多女性根本还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怀孕，这一法案间接性地扼杀了女性堕胎自由的可能性。随后，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俄亥俄州等19个州都通过了“心跳法案”。

亚拉巴马州在2019年5月14日通过了限制范围更广的《阿拉巴马州人之生命保护法》，该法案承认尚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神圣不可侵犯，禁止在胎儿的任一阶段进行堕胎，而且女性就算被强奸或乱伦怀孕，也依旧被禁止堕胎。该法案还将堕胎和堕胎未遂分别定为A级和C级重罪，犯罪者最高将遭受长达99年的牢狱监禁。这一法案对妇女堕胎施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的限制，被称为“全美最严反堕胎法案”。美剧《使女的故事》仿佛照进了美国女性的现实生活，女性成为没有话语权的生育机器，而子宫则是国家财产。

来源/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剧照

据统计，1973年以来，各州钻着限制条款的空子，陆续出台了1100多项堕胎限制措施，不断通过限制堕胎立法制约司法，以期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2002年《活体出生的儿童保护法》和2003年《部分分娩法》，也没有改变堕胎合法的基本面。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罗诉韦德案”反对与支持意见一直争锋相对，并随着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在2019年达到顶峰。这一年，保守州纷纷出台与“罗诉韦德案”相悖的法令，亦不断被各联邦法院封锁或宣告无效。尽管“罗诉韦德案”有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解释权却在各个州的下级法院，美国女性的生育自由既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也不断受到各种规制。

生命派vs选择派，社会撕裂大循环

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政坛斗争使得妇女堕胎权始终位于美国政治风暴的中心。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美国的反堕胎势力是非常地方化与分裂的。但在这之后，因为这个问题被放大到了全国范围，反堕胎势力成功从天主教徒扩大到了福音派乃至更加广泛的社会保守派。因此，堕胎从原先主要是按照阶级和教育程度划分的社会议题变成现在以党派划分的社会议题。因为“单一议题选择”选民的存在，堕胎是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争议话题，乃至非常重要的政治标准。

美国每次选举中，总有一些选民投票把某一个议题作为投票的唯一标准。在每场选举中，有20-30%选民对于候选人审核的关键标准是ta是否支持堕胎。宗教保守势力的崛起也是把堕胎问题推到政治前台的原因之一。当7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褪去，进入到80年代，在共和党总统里根、老布什的支持下，保守主义势力再次抬头。里根是首位旗帜鲜明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总统，他在“罗诉韦德案”十年之后，以《堕胎和美国良心》为题发表演说，指出“自1973年以来，每年大约有1500万未出生的婴儿死于合法堕胎。这个数字是美国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的十倍”。里根政府也通过限制对堕胎的国家补助，拒绝将堕胎费用纳入低收入人群政府医疗补助计划的清单之中，迫使女性因经济问题放弃堕胎，以及任命保守派法官进驻联邦最高法院等方式来实质上干预堕胎的政策及法律，布什政府亦将这一思路继续贯彻下去。

这就导致近些年来，相信“生命优先”（pro-life）的反堕胎人士几乎等同于共和党、保守派，相信“妇女选择优先”（pro-choice）的堕胎合法化支持者则约等于民主党、自由派。堕胎权的收紧与放开，早已超越了女性权益本身，而成为党派政治、州权与联邦争端的工具，并加入政治极化潮流不断撕裂着美国的民意。就民意而言，关于堕胎的民间争论不相上下，旗鼓相当。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相继出现了支持“生命派”的“阿克伦案”“韦伯斯特案”，支持“选择派”的“凯西案”“马德森案”。盖洛普2018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数都是48%。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人占48%，认为它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占43%。

最新对“罗诉韦德”案的民意调查结果。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不同党派受访者对“罗诉韦德案”的意见。来源/央视新闻截图

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先后任命两名反堕胎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确立了保守派在最高法院以六比三占据多数的优势。因此，2022年“罗诉韦德案”以5：4的票数差距被最高法院推翻，并非无端的内部倒戈，而是两党在该议题上分歧的日渐扩大，导致女性身体权利在双方力量的对决中不得不成为政治斗争场域的筹码。

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美国社会对堕胎合法化的争议再次回归49年前。美国妇女人权（尤其是对宗教保守州的妇女而言）的历史性倒退，蕴含着性别对立、党派冲突、州权与联邦权力之争以及“生命”和“自由”的信仰冲突等多项矛盾冲突，随之成为撕裂美国朋友圈的终极话题。而由于这场意识形态的堑壕战甚至根植于美国的立国之本中，因此或许将在激烈的政治极化趋势的下长期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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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堕胎残酷物语：是谁把手伸进她的子宫》，人间theLivings，2019年6月22日。

[3]《美国堕胎权合法化要终止了吗？阿特伍德等作家与活动家捍卫生殖自由》，界面文化，2022年5月14日。

[4]《女性权益VS司法至上：美国堕胎案争议背后的观念攻防战》，《新京报书评周刊》，2022年5月20日。

[5]《“收回”女性堕胎权引发巨大争议，美最高法院开倒车撕裂美国！》，《环球时报》，2022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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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关禾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