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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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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1 06:2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背着渡我的船丨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虫安 人间theLivings 2022-07-2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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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在努力协调着人和空间、物品的平衡,也在一点一滴地重建自己的内心秩序。将垃圾分类、清除,仿佛自己内心的秽物也随之净化、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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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关斌斌


前    言


宋丽33岁,是一名收纳师,开了一家收纳工作室,专门为客户整理屋子,有时一笔订单就能挣到6位数。

每天上班,她都要精细装扮,漂漂亮亮地坐进工位。喝完一杯咖啡,她还有一个习惯——快速掏出一枚硬币,抛入手心,双手捂紧,肚子里运运气,对着手心一吹,双手摊开——那是一枚魔术币,抛出去的人永远可以得到想要的那一面。

“现在的每天都是好运。”

幸运币是她爸留下来的,爸爸在她5岁时便去世了。她对爸爸的印象越来越模糊,只记得他会变戏法,“对着双手吹口气,再把手揣进胳肢窝里,衣服里就有鸟叫”。

宋丽小时候是个哭包,爸爸总用这套戏法逗她,很管用。后来爸爸得了食道癌,一个健壮的人迅速缩水,走时不足50斤。宋丽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她在陪护床上午睡,妈妈将她喊醒,她拖着口水丝,挨到爸爸的病床旁。周围站着很多亲戚,女人们都在抹泪。爸爸浑身发抖,用尽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递给她这枚幸运币。

“抛币的这个戏法,那时我早都玩厌了,他要我再玩一遍,我其实有些不耐烦了。”

宋丽把币抛进手心,快速朝爸爸摊开了手,竟然不是自己猜的那一面。

爸爸说:“你要运一运气,对着手心吹一下。你不运气,就不要指望有运气。”

宋丽重新抛币,肚子里运运气,对着手心一吹,再摊开来,果然是自己猜的那一面。爸爸走了,那枚幸运币永远留在了宋丽的手心里。

“他是希望我依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肚子里的一口气,永远开出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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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丽6岁时,妈妈再嫁,继父是个混混,比妈妈小两岁,油头粉面,不务正业。他的那张脸确实帅,神似刘德华,做人却相当糟糕。年底欠了债,也要去买千把块的皮夹克,那是1994年,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也赚不到几件皮夹克。妈妈嫁给他是没了办法,跟他在棋牌室认识,打了几圈麻将,肚子就被搞大了。

“他跟前一个女人,已经生过两个孩子。”

当年各地的超生政策都不相同,宋丽户口所在地的政策“男重女轻”,第一胎是男孩,要二胎便罚款,参照上一年度的乡镇居民平均年收入,征收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如果头胎是女孩,又隔了4年后再要二胎,只缴2000块,给二胎保户口。

宋丽给继父省了好些钱,可继父并不买账,2000块也不愿掏。他有个老表姐,40多岁,膝下无子。他便让表姐出2000块,把宋丽送给她养。妈妈提了提意见,脸盘子肿了一礼拜。妈妈对宋丽不错,但因为贪玩败过名声,只能依赖男人,自己就没了主张。

“她闹不起来,我很快就被送到了姑姑家。”

姑姑是个迷信分子,十来平的堂屋供着八尊佛,每天都起大早,烧手臂一样粗的香火。房子就跟着火了似的,一团团的烟雾从各处的窗里冒出去。姑父是个车工,能车出一种精密零件,全市所有车工都出不来他的活儿。他不少挣钱,就是天不亮要起床,自己烧早饭,自己洗衣服,赶在姑姑烧香之前,逃兵一样的从屋里撤退。

宋丽的床头没摆过闹铃,满屋的烟火气,每天都准时熏醒她。8岁,宋丽上一年级了,比旁人晚了一年入校。这一年,宋丽却学会了很多字,都是经文上的生僻字,姑姑每天都逼着她念经。这一年,妈妈和继父竟然来了好几趟,给姑姑送香油,给姑父送香烟,还给她买了好多件新衣裳。

很久之后,宋丽才知道,那一年继父跟姑姑借了钱,开了一家录像厅。



2


90年代,做发财梦的人最多,大家都在干不了的事和不能干的事之间折腾。人心激变,到处有人等着捞偏门。脑子灵光的人,很容易暴富。

继父其实没多大的能耐,但从来不承认比旁人笨,对能耐的最高定义就是——“杀了人而不被发现”。

“他在小地方混了这么久,名声挺响,却背着一屁股的债,开录像厅就是在打翻身仗。”

在那个还不能轻易上网的年代,人们想看影视剧,要么等着电视机里播出来,要么花钱上电影院。两种途径,都不够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如此,录像厅的生意经就有了。

县里已有两家录像厅,都开在一条老街巷的深处。继父的录像厅却开在了一所高中的旁边,开得明目张胆。白天放李小龙、警匪片、香港喜剧和武侠剧,晚上就锁了门,放毛片。

不少高中生都来包夜,只花两块钱。继父还卖香烟,都是云霄县的假烟。高中生抽不出真假,叛逆期的嘴巴,一张张都生猛,夜间的录像厅就变成了云海。

另外两家录像厅不敢这么干,老板明显要收敛许多,外头挂一块画着大奶子洋妞的小黑板,进去一看,都是耗时间的烂片。运气实在好了,老板也会放一些带颜色的MV,唱的是《青青河边草》,画面却是穿三点式的女人,在草原上跳慢舞。

继父的生意热得快,人也膨胀得不行,大白天也放毛片,还鼓动高中生去学校里宣传,“今晚新片新动作”。90年代做买卖的那批人,都有这样胆大妄为的时刻。有人暴富,有人滑脚。宋丽后来听姑妈评价过这个表弟:“泼皮的命!捡来的出息,也会丢!”

录像厅热得快凉得更快,宋丽还没过完一年级的暑假,继父就进去了。妈妈带着2岁的弟弟,“没声音没图像”,直接逃了。



3


姑妈会打算盘,算账蛮灵,借给表弟统共3万块,端出一把算盘,喊来宋丽,噼里啪啦打账。

“借给你那婊子娘30000块,利息是2毛(年息),一年就是6000块的利息。”

“你那混账后爹判3年,第二年的利息是7200,第三年的利息是8640。”

“先算3年,3年后你那婊子娘去接你那混账爹,你去讨钱,统共51840。”

姑妈强调,钱是看在宋丽妈妈的面上才借出去的。她现在逃了,母债女偿,她讨不来钱,就一年又一年地加息加账。姑妈虽然念佛,但也贪财。看钱永远看得比人重。也就在算盘打完的这一刻,宋丽跟她的关系彻底转变了。“养女防老”这桩事好像不存在了,变成了单纯的债务关系。

姑妈骂完一连串的脏话,立刻跪到佛跟前,喃喃念经,似要消除嘴里的恶业。算盘珠子的余音,还在宋丽的耳朵里打鸣。

面对凭空出现的几串巨大数字,宋丽起初没什么感觉,赚钱似乎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只是自打姑妈算完账的那天起,宋丽3年都没吃过早饭。

11岁的女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多数的人,个头超过了1米45,提早发育的,甚至来过了月经。宋丽是班里最矮的,个头还不过1米4,她面黄肌瘦,头发像稻草一样干枯。班里45个学生,44个订了高钙奶,唯独她没有订。为这事,老师用三角尺打肿了她的手掌心。

那个年代的乡镇教师,都要做一些课余业务,订奶、卖背背佳、推销智力药片……在这些需要花钱的事情上,宋丽永远是落后分子,永远拖着老师的业务后腿,成了老师的眼中钉。有次她的数学考了99分,没及格的同学都没挨打,她就填错了一个选择题,被老师针对,手背上挨了两尺子,“手指头像被蜜蜂蜇过的一样”。



4


继父出狱后,宋丽也没见过妈妈。姑妈带着她上门讨债,继父就像一根泥鳅,回回都有开溜的办法。姑妈没处撒的火全撒在了宋丽的身上,掐她、咒她还是不解气,最后索性不给她交学费,让她跟着姑父去做学徒,早一天挣钱,早一天填债。

姑父块头高大,手臂粗壮,常年戴着一双劳保手套,身上哪里都黑,唯独手背在手套里捂得青白。他沉默寡言,对宋丽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他就像这个家里的一缕香火,习惯后,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5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宋丽交不上书本费,每天背着书包,跟紧了姑父,坐在嘈杂的机床车间里读书。姑父车了一批铜件,把铜渣和铜粉收拾干净,囤了一个礼拜,叫她用书包背去废品站。十几公斤的铜,三公里的路,她像电视里的乌龟精一样走路,大口喘气,脚底板磨出了泡,总算换来了书本费。

那段时间,姑妈正在佛堂里修慈悲课,对宋丽重新入学的事,睁了只眼闭了只眼。

小升初,姑父降了抽烟的档次,车了批私活,帮着宋丽缴清了学杂费。初一的暑假,宋丽肚子疼,上厕所又“尿血”,她以为得了绝症,想到自己患癌去世的亲爸,心底凉得发麻。“想到自己快要死了,就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对自己好一点。”

她平常总在挨饿,眼馋佛堂里的供品。眼下,人都快死了,胆子就大了。她把供品都吃了,还开了姑父收藏的一瓶好酒,尝了一口。姑妈进了堂屋,气得浑身发抖,立刻打得她满嘴淌血,让她罚跪、忏悔。

那天,她的身体一直在不断地流血。姑父很晚才回来,他平常不爱进堂屋,这次进来是检查那瓶酒。他瞥了宋丽一眼,又瞥了自己的酒一眼,没有立刻搭救她。姑妈已经睡了,姑父喝起了酒,喝得面目通红,眼睛像在淌血,说:“你不要跪了,去洗把热水澡。”

宋丽前脚进了卫生间,他后脚就跟了进来。

他说:“你长大了。”

“长大了”,这声话就像一把捡来的钥匙,一张开胶的封条。她干瘪的身体,接受了姑父那双青白大手的抚摸。

姑妈在房间大声地咳了几下,姑父放弃进一步地尝试。他只是细致地探索了她身体上的所有沟壑,又说了一声“长大了”,便匆忙退场。

很多年后,宋丽后悔那天没有反抗。哪怕因为反抗,得来遍体鳞伤,也对自己能有个交代。因为那天之后,姑父变了个人,变成了打开宋丽身体的主人。他在卫生间、阳台、机床车间的暗仓……一次又一次地侵犯她。庆幸的是,每一次他都遭到了肉体上的惨败。他无能进入任何一个女性的身体,无处排解的欲望,把他本人也抻得变了形。他只能依靠那双灵巧的大手,不断发明陌生的动作,不断探索着宋丽。

侵犯有时会持续一整个夜晚,姑父扔掉一个又一个的烟蒂,快速帮宋丽穿好衣服,用血红的大眼宣告自己放弃努力,接受欲望的破碎。



5


90年代初,很多人迷恋气功治病,大师用手掌可以探准身上的病灶,也可以用手“发功”,抓出“疾病”,丢在地上。到了90年末,邪教又拢住不少人心,教徒中的妇女占了多数。她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幸者,在组织中轻易就能得到“关怀”和“能量”,变得顽固、痴迷和邪性。

姑妈就是位邪教小头目,她的家庭生活是失败的,婚姻也是失败的,房子里供着多少香火,她的生命里便飘荡着多少败絮。她收养宋丽,是恐惧将来要当孤老,但相处时又丝毫不看重人情,便试图通过修行从人伦关系中跳脱出去。

她坚持自己的修行,但谁都不清楚她的修为进入了什么阶段。

墙纸捅破的那一天,她用抄经的毛笔抄写了一段语录:“万恶淫为首!色字头上一把刀,切莫自己把祸招。莫说因果无人见,顶头三尺有神明!除了合法夫妻之外,其他的和淫欲有关的任何行为想法语言,都是邪淫!邪淫者,有福消福!无福消寿!天道祸淫,其速甚快!”然后递给宋丽,让她反复抄写。

宋丽抄得手麻,听见姑妈正在厨房磨刀,嘴巴里不停念着“砍断邪灵”。宋丽的直觉告诉她,下班后的姑父恐怕要遭殃。磨刀石“沙拉沙拉”地响,她吓得发抖。她反复提醒自己,要竖起耳朵,听见姑父推门的动静,就立即大喊一声:“快逃!”

可血案真的发生时,宋丽的喉咙却像打了结,嘴巴张到最大,声音却发不出来。姑父还没将门完全推开,姑妈就把那把磨得发亮的刀砍了过去,一只血淋淋的断手握在了门把上。姑父也有几秒钟是叫不出来的。这几秒钟,血流的响声就很清晰了,跟爆掉的水管里的动静并无不同。然后姑父就惨叫起来。姑妈还要砍他的另外一只手,两个人便你追我逃,屋里迅速刮起龙卷风,所有的东西都被掀翻、摔碎。

姑父退到阳台上,大量失血让他的身体虚乏。为了保住另外一只手,他用身上的最后一丝力气,应付着扑杀上来的姑妈,将她推下了楼。

那是4楼,楼下有一堵围墙,墙非常老,砖头像面粉,夏天会长出大片的苔藓,猫也不从上面走。正是那堵猫都嫌弃的墙,似乎是姑妈的“佛”,承接了她,也搭救了她。

她没有死,只是摔坏了脑子,罪恶和信仰被一道清了零。



6


姑妈的性情彻底变了,像个任性的孩子,整天捣蛋。她还有些偏瘫,因为脑神经受损,走路费劲,要人扶着。行动不便,她就越来越懒,吃饭时右手不灵便,索性左手也不用,张大嘴巴让宋丽喂。每天,她眼巴巴地盼着宋丽放学,见面就闹,要吃薯片,要吃干脆面,实在没零食了,就讨一包方便面调料,倒在手掌心,拿舌头舔。

少了一只手的姑父,把另外一只手练得更加灵巧,能在螺丝上车出一朵花。老板格外看中他了,每年都给他多发一倍的年终奖,颁发各种技能大奖。

宋丽一天天长大,姑妈一天天变小,日子越往下过,姑妈就越依赖她。姑父开始驼背、脱发,羞愧感和罪恶感让他变得比铁还沉默,他保全的那只手,再也不碰宋丽,只是一门心思抓来钞票,拢住这个扭曲家庭留下的败局。

宋丽的生活却忽然变好了,家庭地位也不同往日,拔到了顶尖。但她开始叛逆了,抽烟、文身,两只耳朵打了七八个耳洞,头发的颜色,一个月一调换。她扇姑妈的耳光,用烟头在姑妈的手臂上烫;她端着姑父剩下的那只灵巧的大手,放进自己的吊带衫,问他讨1000块,买小灵通。

初三,她长高了,漂亮了,也开始了早恋。对象是校外的小痞子,骑着一辆艇王摩托车,有时会来她的房里过夜。

小痞子当着姑父的面,拉开家里的抽屉,挑拣高档的烟,旁若无人地拆开来抽。起夜时,他直接踹开卫生间的门,尿声极响。早上起来,穿着三角裤满屋乱走,裤裆处支起一顶帐篷。姑妈撞见了,吓得不轻,嘴里乱喊“砍断邪灵!”

初三毕业的前几天,宋丽挑出那些碍眼的同学,小痞子一个个帮她收拾。小痞子照顾她的情绪,她也顾及小痞子的感受,恋爱谈了一个学期,为他打掉两胎。



7


中考,宋丽分数低,职中也不收她,省外的一所中专发过来录取通知书。

往前数20年,八九十年代的中专比高中吃香,乡镇地带的尖子生优先报考中专,这是跳出农门的首选,毕业后包分配,大多能端上铁饭碗;到了90年代中期,包分配制度取消,中专文凭就“贬值”了,往后更加不行;等到了宋丽这一届,中专院校的招生单铺天盖地,学生们用来包书、垫桌脚、叠纸飞机……学校的每只垃圾桶都能翻出几张。

宋丽进了一所轻工院校,学服装设计。校长是个秃顶大肚男,文凭不高,普通话也说不好。人总是笑眯眯的,但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妈了个X,妈了个X”地乱骂脏话。

学校的生源极差,老师们总在调侃,“我们这招生,就是跟派出所抢人”。环境也差,厕所脏得没处下脚,宿舍的每扇门都发霉长毛,锁大多是坏的。总有男生闯进女生宿舍,坐在谁的床头抽烟。

课堂上一半的学生都在睡觉,午休时间到了,每个人养得精神头十足。男生们打牌、听MP3、看黄色大部头,女生们化妆、聊天、看明星杂志。还有人处了同班级的对象,两人就躲在门后头接吻。

老师们上课都是走过场,书本上的内容讲完,立刻撤退,到办公室喝茶、上网。懒一些的老师,遇见雨天,索性不来,让班干部直接安排“自习”。

2005年,宋丽17岁未满,青春期的身体还在拔高、膨胀,血液里伴生的叛逆因子,埋进了这样一块乐土,立刻加倍催化。刚进学校第一年,她就跟一位学姐处成了闺蜜,学姐比她大一岁,已经进厂实习。学姐告诉她,这是一所骗人的中专,学服装设计的,最后都要分去流水线上踩缝纫机。

中三一整年的实习工资,学校要抽走70%,工友不少是已婚妇女,很多都是小学文化,工资却比中专生高。女生们在厂里等不到实习结束,大概率要跟男线长、男班长搞对象,最后挺个大肚子,被送回他们的老家,洗衣、做饭、料理老人和孩子,年二十九眼巴巴地盼男人回来,给自己买新衣服、发生活费。

听完学姐的话,宋丽觉得前途已经变成了锅底灰。学姐又说,女人一定要自己搞钱,男人最不牢靠。

这位学姐,虽然将将进厂实习,每天只是混日子,钱包却鼓鼓的,吃穿都是好的。她长相漂亮,装扮时髦,人缘极好,学校里一帮小太妹都围着她转。那个年纪的女孩,谁都愿意挨着漂亮时髦的人。

学姐帮宋丽化妆,大方送出自己的小饰品,又跟宋丽敞着肚皮说话,把前男朋友们的名字响亮地念出来,分享自己的性经验。每任男友都对她死心塌地,都是她先感到厌倦,把他们一脚踹开的。她年纪轻轻,却已经掌握了不少性知识,这些“知识”给她带来了甜头,也带给她伤害。她和宋丽一样,初中就经历过流产。

该讲的不该讲的,学姐都讲完了,时机到位,学姐便问宋丽:“你想不想挣钱?”



8


中专头一年,是宋丽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当然也有很多的烦恼,最主要的是,姑父给的钱,不够用了。

等到期末考试,宋丽没法儿参加,她肚子疼,人都要疼得休克了。宿管阿姨送开水时,看见她在床上打滚,问她是不是来事了,她摇摇头。阿姨掀开被子,发现她的肚子胀得像只足球。

她被送进医院,女医生问她肚子什么时候疼的,她说疼了四五天了。随后女医生给她检查,发现她的盆腔积液,卵巢肿得像猪心。女医生问她,四五天前干什么了。她不说。女医生说,你的家长呢,喊他们来一趟。她还是不说。女医生就在过道里喊,谁是宋丽的老师,进来一趟。过道里只有宿管阿姨,她探头探脑地进来。女医生直接说:“小姑娘不学好,卖卵,现在搞成内出血了,赶快办住院手续。”

宿管阿姨热心肠,嘴皮子也烫,拦不住一丁点的稀罕事。不等宋丽出院,学校的公示栏已经贴出来通知:宋丽违反校规,从事卖卵非法活动,经研究,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出院时,女医生跟宋丽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望了她两秒钟,长叹一口气,说:“男孩不学好,大多糟践别人;女孩不学好,大多糟践自己”。


------

2006年的暑假,宋丽没回老家,姑父打来几个电话,她也不接。她跟着已经毕业的学姐,“去广东发财了”。

学姐的网友在广东“做大买卖”,两人曾在学校旁边的网吧,整宿开视频,有聊不完的话。网友30岁,姓张,学姐视频时,喊宋丽露个脸,宋丽就喊“张叔好”。

视频里的张叔很白,戴一副金边眼镜,文质彬彬,说话很软,好像缩掉一截舌头,很温柔地打招呼:“雷猴啊靓女。”

到了广东,张叔没露面,一个开金杯的胖子来接她们,眼眉和善,自称是张叔的朋友。金杯车上了高速,道路交叉纵横,胖子把车速提得很快,两人都被晃得头晕。一觉醒来,天都黑了,车子停在一栋水泥房子旁,周边没了城市的灯火。

学姐问胖子:“你带我们来哪儿了?”

胖子的脸早都冷了,直接甩了学姐一个耳光,骂道:“叽叽歪歪!”

两人这才明白,她们进了狼窝,跑都来不及了,水泥房子里已经走出来三个大汉,个个雕龙画虎。两人被送到县里的小宾馆,老板跟胖子有交易,提供卖淫场地,胖子负责招嫖。做成一单生意,两边分成。胖子拿大头,但出了纰漏,得自己扛。

胖子带了很多客人来,两人都麻木了,对时间没了概念。到底被关了多久,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没日没夜地看碟片,一个大纸箱的碟片全部看完,又看有线电视台播送的电视剧,《西游记》《还珠格格》《大宅门》……



9


学姐很快就被人抬出去了。她得了性病,没多久就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客人都害怕了,胖子就蒙住她的眼睛,把她撂去了100公里外的医院门口。

宋丽怕得要死,料定自己和学姐是同一个下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她决心逃走,就在一个熟客身上动脑筋。

这人是送煤气的,老婆做夜市大排档,夫妻难照面,孩子刚上一年级。他每天傍晚过来,开一辆三轮车,车厢里放一张小板凳,小男孩就坐在一堆煤气罐子间写作业。进了宾馆,他话不多,速度快,给钱也不磨叽。

这人每次走后,胖子和宾馆老板就拿他打趣,说他块头不大,弹药库却足,天天放野枪。从两人的打趣声中,这人的情况,就被宋丽一点点地摸清了。她看见他下楼,每次都要给孩子买一瓶汽水。这个细节给了她直觉,觉得这个男人不错,能让她看见希望。等到他再来的那天,她就跪下了,哭着说:“叔叔救救我吧,我被人拐过来的。”

那人吓得后退,她就抱紧他的腿,继续哀求:“救救我吧叔叔。”

那人说:“不要搞我啊,我出来耍的啊,唔事唔惹事啦。”

宋丽就趴在男人脚旁边的瓷砖地上,一个劲儿磕头。

那人心软了,也很不耐烦了,跺脚说:“妹妹,那怎么救你啊?外面好几个烂仔,我一个能打几个啊?”

宋丽早都想好了,男人的三轮车停在窗户下面,自己困在三楼,如果男人肯接应她,她就从窗户里跳下去,“哪怕摔断胳膊摔断腿,也有机会逃走”。

男人同意了,答应她,只要她有胆跳下去,就送她去长途车站。

男人下楼时,“腰间的钥匙晃得很响。”宋丽听出了绝望,男人是逃走的,刚才的话全在骗她。她心灰意冷,胃里像吃进了鱼胆,脚底板凉得刺骨。房间里的时间好像冻住了,窗外的声音也没了。

不知过去多久,窗户的玻璃响了一下,她回过神来,玻璃又响了一下。她赶紧趴到窗台,看见了三轮车,车厢里的煤气罐不见了,垫着一层厚厚的泡沫板。小男孩坐在驾驶位的旁边,举着一把玩具枪,把BB弹打到玻璃上,给她发信号。她高兴死了,心都跳到了嗓子眼,想也不想,直接从窗户里跳了下去。“砰蹬”一声,她落进了车厢,胳膊腿都挺完整,没摔疼任何地方,原来泡沫板下面还垫着一张海绵床垫。

男人把车开得飞起,小男孩从驾驶位爬进车厢,举着那把玩具枪,对她说:“阿姐,唔使惊,我这把枪能打好远。”


------

到了车站,男人去帮宋丽买票,问她去哪里。她不想回老家,更不想回学校,一时说不上来,想到交过一个连云港的男朋友,就要去连云港。

男人买好票,又塞给她200块钱,他把小男孩支走了,跟她说,发车还有点时间,可不可以到车站后边帮他X一下。她说不会,男人也不纠缠。离开车站时,他又把小男孩拉过来,“跟阿姐说拜拜”。

小男孩将玩具枪举得高高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喊:“阿姐拜拜呐,再见都唔好再见呐!”

“男人以为小孩不懂成人的事,其实什么都懂。”



10


宋丽的手机和身份证被胖子没收了,到了连云港,找到一家可以手抄身份证号码的小网吧,登上QQ,把最近的遭遇都跟前男友说了,并且表明,自己已经到了连云港。前男友不仅不帮忙,还扎了她的心窝子,只回复了一句话,“宋丽,你太复杂了,真可怕”。

宋丽在网吧待了5天,身上的钱花得精光,就在网吧随机挑选男人。50块,男人就可以把她领进厕所。赚了200块,她终于把自己糟践够了,走出网吧时,还“顺”走了一个男人的钱包,找了一间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招待所,一待就是3天。

她早睡早起,每天都冲澡刷牙,在镜子里检查自己。一切看起来没事。她就是不想吃东西、不想出门、不想见人、不想回老家……脑子里挤着一万个不想。夜里躺着,白天就坐起来,盯着房间那块裂开几个洞的窗帘,日光透过来,像是一团焰火准备着,将点燃自己和这个房间;又像一面不够遮人的破烂幕布,镶嵌着很多窥探丑陋舞台的火眼金睛。

连云港有海,有花果山,是孙悟空的老家,《西游记》的取材地。第四天,她终于想看海,就往海边走。她已经把自己饿成了纸片,挨近了海边,海风刮得她双腿乱晃。她忽然有些高兴,垫高了脚尖,迎着海风,让风灌满身体,盼着海风将她拔起、卷高、荡走。

在广东的小宾馆,她早都有了厌世情绪,但人不会立刻自杀。冲动赴死的人,都带有表演的成分。真正的厌世情绪,像一味慢性毒药,一点一滴,缓缓地毒噬了求生的本能。

死,全是自己的一桩事,不需要旁人的见证、怜悯和认同。

就在这个看海的日子,宋丽跳进了海水里。她的脑袋瓜子发晕,身体下沉,肺里的氧气顷刻间耗尽。

一个黑影接近她,捧住了她。她以为死神来了,却想不到被一个渔民救起。渔民没有问她为什么跳海,只是说:“你瘦,我就搭你一把,你胖,直接打海事电话了。”

宋丽觉得有些好笑,她被厄运反复剐擦,此刻也得到了一丝丝好运的疗愈。“死”这桩事,先摆在了旁边。命运没有逻辑,神秘莫测,却又沉甸甸的,压在她的身上。



11


回到招待所,宋丽想起从网吧顺出来的钱包,“当时检查了,里面只有几张零钞,还有一枚戒指”。
她以为戒指不值钱,只把零钞取了出来,把钱包撂在了厕所的垃圾篓。海水泡醒了她的脑袋,她就想回老家了,忽然想起这枚戒指。回来的路上,她看见一家收购黄金、铂金的小铺,寄希望这枚戒指能换来一张车票。
运气实在太好,那是一枚铂金男戒,还镶嵌着一颗真钻。收购铺的老板开价3000,但身上现金不够,叫宋丽在店里等着,他去取钱。过去一刻钟,宋丽等来了四五个警察,还有一副手铐。
原来,警察早都在网吧附近的当铺、黄金收购点,发放了赃物比对图。老板不敢收赃,看见这枚戒指,立刻报了警。
戒指很快被鉴定出真实价值,1万7千块。男人办失物认领手续时,宋丽正好被押送看守所。两人撞见了,男人直接打了宋丽一耳光,骂她臭婊子。宋丽跟警察举报他嫖娼,男人叫嚣,“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嫖娼了,我嫖你了吗?是不是嫖你了!”

宋丽不敢吭声了。她本想把广东的遭遇告诉警察,表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但她被男人的一耳光抽怕了,“百口莫辩,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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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的日子特别难熬,宋丽进去的时候,秋老虎还在发威。监房有两张大木板床,只有40个铺位,房间里却挤着50多个人。宋丽是新来的,只能打地铺,夜里难得睡熟了,手指长的蟑螂立刻爬到脸上。

她是盗窃罪,又是“三无人员”,大家都瞧不起她,脏活全部分给她,伙食也是旁人抢剩下的。唯独一个疯婆子老是粘着她。疯婆子因为家庭矛盾砍了老公,抓进来时挺正常,关了不到十天,脑子就不行了。精神鉴定结果一下来,她就要被放出去。

宋丽讨厌她,感觉她身上的气味跟姑妈挺像。她却总是贴上来,有时送个馒头、有时送几张卫生巾。

有时,疯婆子要诉苦,讲男人不是东西,酒疯子,打了我那么多年,把我的头踩在脚底下,揉来捺去,血像滴屋檐水一样。佛主就给我托梦,砍掉这个撒旦。宋丽说,佛主和撒旦不认识。她不管,又神秘兮兮地告诉宋丽,你婚姻不顺,要结婚4次,老公分别是牛魔王、奎木狼、金毛犼、白鹿精,一次比一次差。但不要怕,你有慧根,佛主派了使者渡你,你能修成菩萨。

没几天,疯婆子的精神鉴定结果下来了,明确不是装疯,就放了出去。走时,她在宋丽的脸上吐了一大滩口水,说自己要飞升了,嘴里含着圣水,可以洗走宋丽身上的污秽。



12


宋丽犯罪时不满18周岁,法官对她量刑不重,只判了她1年9个月。按照盗窃罪的量刑标准,成年人盗窃数额达到1万元,就可以判3年。拿到判决书时,她成年了,得去女子监狱服刑。

进监狱的第一桩事,是体检。监狱里设立了医院监区,医生都是狱警编制。监区长是位30岁出头的女狱警,个头高,面容严肃,但把犯人当人,“大病费心、小病也管”。

医院都归她管,但权力却用得谨慎,重点分布在几根拖把和几台电视机上。医院的厕所、过道,隔十分钟就有后勤组的犯人搞卫生;输液室的电视机一直开着,却始终保持静音,谁要咳嗽都不敢大声。

宋丽晕血,抽血化验时,监区长就对随行的警官说,安排她休息一下,舒服一点再抽。宋丽有些受宠若惊,想象不到,自己都到了入监坐牢这个地步,竟然还有人顾及她的感受。体检结果下来了,宋丽体质不合格,贫血、低血糖,还有冠心病。同行的犯人都很羡慕她,交头接耳,讲这人“牢运”真好。

“牢运”,就是坐牢的运气。同样是劳动改造,牢运好的犯人就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宋丽住院了,不仅不用参加劳动,新犯集训也免了,每天还能吃上营养餐。

医院很干净,尤其是床,床上三件套每天都要洗换,被子叠得像豆腐块。每天睡在上面,宋丽觉得踏实,“以前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电视都是静音,所以住院的犯人偏爱看书,病房里就到处是书。

宋丽的邻床是位漂亮的姐姐,年龄还不到30岁,不怎么说话,但学历很高,是研究生。她在外面当财务总监,老板出事,她也跟着进来。她也是身体不好,要住院几个月,每天睁开眼就是看书。家里人给她上账上得勤,等到了中秋节,监狱办文化书市,她把账上3000多块钱全部买书,宋丽就帮着搬书。

两人平常也不多聊,就是拼看书,比谁厉害,比谁看得多、看得快。“什么书都看,薄的,白天就能消化,厚的,得熬个大夜”。



13


宋丽在医院监区待了半年,“每天除了看书,就是吃喝拉撒睡”,有些不踏实,感觉体质已经好起来了,便申请了一个后勤岗位,承包了一片卫生包干区。

宋丽干活很细致,不单清洁包干区的卫生,还对区域内的物品进行分类处置,把它们放在最该出现的位置。她努力协调着人和空间、物品的平衡,也在一点一滴地重建自己的内心秩序。将垃圾分类、清除,仿佛自己内心的秽物也随之净化、排解。

一次,省局领导参观医院监区,走进了宋丽的包干区,看见过道里的水瓶摆放整齐,颜色也做了分类,进了一趟厕所,发现洗手台下面的抹布也叠成了方块,肥皂盒竟不沾一丝丝的泡沫,感到惊讶。领导当着随行人员的面,表扬了监区长,说检验一个单位的管理能力,就看卫生,看卫生就看厕所。医院监区这个水平,到顶了。

由此,监区长便发现了宋丽的天赋,她知道国外有专业的归纳师,就想着给她买一些专业上的书,但彼时的国内还没有这个行业,只能从网上下载一些资料,一页一页地打印出来。

“物品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清洁工作,而是在处理‘家’这块最重要的空间,还有所有物品与人之间的关系。”

“断舍离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重视,重视每一件物品,对它们完成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决定该去该留。有的物品捐赠出去,也会产生新的使用价值。”

“好的整理师也要会一些风水知识,可以帮助梳理客户的内心。”

……

这是宋丽的笔记,一本厚装软面抄,整整300页,写满了知识要点。她还请监区长买来家居风水相关的书。

研究生姐姐帮她研究将来的就业境况,给客户群体画像,建议她自考英语,将来服务老外客户只是一方面,关键是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层次,这是个新的行业,想第一个吃螃蟹,文化素养首先要让客户信服。

监狱是惩罚罪人的地方,幸运的是,这里也保留了罪人受教育的权利。在监狱自考取得的文凭,在教育部学信网都可以查到。监狱的文教楼设立了自考点,犯人去那报名、扣款,就能领到教材。自考点每年举办两次考试,狱警会严格监考,外面也会派人入狱协作。

犯人出狱后,自考成绩依然有效,并且允许续考,可以在服刑省份的任意一个县市,继续参考,也可以把成绩转回户籍省份。

宋丽报名了英语专业的大专科目,出狱之前,统共参加了两次考试,通过8门学科。剩下的学科,她在出狱1年后也全部考过,学历变成了大专。


------

1年9个月的刑期,不仅给宋丽换回来一本大专学历,还参与了一桩狱内的反邪事件。

因为在物品整理方面有特长,教改科安排各个监区的后勤犯人,来医院监区“取经”,提高监区的内务水平。

每天下午,宋丽领着她们在各个监房操练,有天发现了几本手抄经书,翻开来看,画着能量图,信教祛病除灾的宣传语。宋丽很警觉,立刻报告给监房的分管狱警。狱警很快查到经书是一个练邪教的女犯抄写的,然后进行了大抄监,又搜出来很多本经书,揪出来七八个邪教信徒。如果稍迟一步,这些狱内教徒就会在劳动节一同绝食,抗拒改造。

事情引起了省局的关注,那年的五一,全省女子监狱搞反邪教征文大赛,每个监区都得投稿,监区长让宋丽写一篇。宋丽选了一部分亲身经历,写了一篇邪教危害家庭的警示故事,得了一等奖。奖品是一大袋子的零食和洗护用品,都是名牌,宋丽提都提不动。并且,获奖的监区还得到了“加餐”奖励,伙房开了小灶,送来一大锅红烧肉。住院的犯人个个有份,大伙儿吃得嘴巴油光发亮,不少人跑过来拍宋丽的马屁,对她竖大拇指,夸她有文化。

宋丽高兴坏了,但又有些许不安,这里分明是高墙之内,怎么坐牢却坐出来幸福感。她觉得不可思议,里头遇见的每个人、每桩事,都比外头的好。



14


2008年,宋丽出狱了,不少狱警做了她的头一批客户。她在监狱旁边的小旅馆住了5天,对十几户屋子进行了整理,心里清楚,狱警们只是变相地塞给她一笔经费。“我知道这是她们的好意,但越是这样,越要把工作做到最细。”

但那时她只会用蛮力,干得满头大汗了,思路很快就乱了,归纳工作也就跟保洁没了区别。往后的几年,她从快捷酒店的保洁员,干到了上海5星级酒店的客房管家。也正是因为这几年的工作经验,让她在2016年进入归纳行业,具备了优势。如今,她去整理一百平的屋子,需要两个帮工,归纳能力才足够发挥干净。

2013年,归纳行业在国内一线城市冒头,2017年才有了一股小热,成了网红职业。归纳大师们收拾一次屋子,要价几十万。宋丽服务过总统套房的客人,都是富人和名流,这些人的联络方式很难拿到,但因为她的精细服务,总有客人主动留下她的号码。2016年,她在上海成立了归纳工作室,试着给他们发去短信问候和业务介绍,促成了一个大单。

客户是个煤老板的太太,“家里真的有矿”,全国各地的房子多得数不过来。太太在国内国外都有自己的生意,但她不太懂英语,身边配着翻译。入住酒店的那天,翻译正巧下楼办事,半小时的空当,好几个越洋电话打来,太太慌了,是宋丽帮她逐句翻译,才解除了尴尬的局面。煤太太记得宋丽,看见了她的短信,当即回复,让她把名下几十栋房子,全部整理一下。

工作室的两个员工乐坏了,单子太肥,够工作室吃一年。宋丽却没立刻答应,她详细询问了房子的居住情况,“大部分是空屋子,不需要整理,只需要保洁”。

她跟煤太太谈了收纳整理的概念,表明空屋子不在自己的业务范畴内,整理和保洁不是一回事。煤太太觉得她不识趣,立刻撂了电话,但第二天又打回来,很不客气地讲,你来收拾一下我这里,我看看你这个整理收纳,到底是不是虚头巴脑。弄不好,我一毛钱不给。



15


煤太太的住宅在静安区,房型是顶跃,居住面积216坪,有3个露台;屋里有住家保姆一人,煤太太一人;物品有数不清的衣服和鞋子,化妆台上堆不下的化妆品,堆满了地板,到处都能看见名牌包包,甚至厕所的纸篓子也是一只LV,屋里最多的是儿童玩具,6个房间的床底下塞得满满当当,还有很多茶具,乱七八糟地装在四个大纸箱里。

煤太太和老公分居多年,独自在上海做生意。两个孩子都在老家上学,寒暑假到了,老公会带过来。老公一直不同意她来上海,她却很要强,想证明自己不比男人差。几年干下来,生意也没起色,就去全国各地买房,资产也在一直攀高,但老公对她不认可,觉得买楼在哪不可以买,非得赖在上海。

宋丽穿着工作服,带着卷尺、空间关系诊断表、鞋套,还有两个员工,进了煤太太的屋子。她首先从玩具下手,把床底下的东西全部清理出来,分类处理,摆在每个房间最显眼的位置;然后又布置一个茶台,在风水位最好的区域,茶具也摆在光线最亮堂的位置。单这一项工作,三个人就耗光了上午的时间;下午,她们便开始做一些最基础的整理,衣服怎么叠,化妆品该往哪儿放,还教会了保姆各种清洁的常识。一整天忙完,屋子整洁了很多。但煤太太对宋丽的工作,还是皱着眉头,没有太大的认可,觉得她们只是出力了,可以得一份辛苦钱。

“当时马上就要放暑假,她的老公和两个孩子就要过来。我有信心,就跟她说,你不着急给钱。”

果然,煤太太孩子一来上海,就乐坏了,去年找不到的玩具全部出现了。老公坐在茶台上,也翘起了二郎腿。“往年,孩子和老公顶多在上海待半个月,那年他们待到了开学。”

这单业务,煤太太支付了5万块。而且,那个暑假过完,她陪孩子们一起回了老家,走时请宋丽吃了一顿饭,感谢她的提醒。她确实想孩子,想回老家,就是跟老公呕气。

宋丽的工作室换场地,煤太太便将屋子低价租给了她。

业务做大了,宋丽到处开培训课,把煤太太的案例拿出来讲。有学员当众呛她,不就是摆了一下玩具,有什么了不得啊,保姆难道没长手吗?而且小孩一过来,两天又会弄乱,难道又花5万请你来收拾吗?

宋丽没有生气,只是劝告这位学员,“你还没弄清物品和人的关系,整理师需要一些洞察力,那间屋子根本就不是煤太太的家,怎么整理,她都不会满意。孩子和老公对她认可了,她才真正感受到‘家’。”

听懂了的学员,立刻给她鼓掌。呛声的学员红着脸,虽然不鼓掌,但原本吵着退费,走时不吭声了。



16


2017年6月,天气热,宋丽的生意也热。

一天,她起个大早,到了工作室楼下,停车时听见一个男人咳嗽了一声,心里咯噔一下,声音太熟悉了。她望了一眼,男人走进了楼栋,背影陌生。顶楼有两户,看男人的装扮,不像自己的客户,她便没有理会。车位难找,她过了好一会儿,才上了楼。

刚到工作室门口,看见玻璃门内塞进去一个信封。她赶紧开锁,捡起来一看,信封鼓鼓囊囊,钞票都顶出了洞。信封的背面写了一行字,“得空了,去看看你姑妈”。

她立刻想到楼下那位咳嗽的男人,调出监控画面,果然是姑父。他哪儿都变了,变得老了,整个人齐刷刷地委顿了,体格也缩了水,戴着一只塑料假手,套着劳保手套。

宋丽没有下楼找,如果有的选,她这辈子最不想要再见姑父。但她平静不下来,一整天都傻掉了,员工们上班后,看出来她的脸色不对,递来红糖水。

这几年,不少优秀男人都在追求她,但她始终无法进入亲密关系。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她接受姑父的抚摸时,有了性快感,造成她面对正常的两性关系时,进行极度地自我否定。

姑父不久便死了,他得了肺癌。确诊当天,他把工资卡的余额全部取出来,获知了宋丽的下落后,坐火车来上海,将钱塞进了工作室。

信封里本该是他治病的钱,宋丽用来办了葬礼。她亲眼见到遗体进入火炉,亲手挑拣骨灰,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试着重新接纳自己。


------

同年十月,事业最红火时候,继父又忽然找来,给宋丽泼了一盆冰水。

她回老家办了一场豪华的葬礼,周边人都传开了,她在上海发财了。继父找过来,跟她讨10万块,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坐牢时,钱被你妈卷跑了,这笔债该你来填。

宋丽清楚,继父是来敲竹杠的。她一分钱也不给,直接报警。继父不甘心,当天就报复她,满小区散布她是劳改犯,偷东西进去的,员工也都是劳改犯。一群贼,做整理屋子的生意,简直胡闹。

继父这么一闹,宋丽的单子被同行迅速瓜分干净。走投无路时,早些年头一批的狱警客户,站出来挺她。大家几乎都换了新居,对“家”的要求更高了。她的业务水平也不是最初的“纸上谈兵”,已经是行业的实战尖兵,十几个单子做下来,清一色的好评,赢回来了信誉,也算是化解了危机。

2018年,继父在乡镇赌场跟人起冲突,被人捅了一刀。他没有医保,手术费要花7万。继父的老娘便求宋丽搭救一把,宋丽看老人家可怜,出了这笔钱。

下半年,妈妈又出现了,身旁跟着一个矮墩墩的男人。她找宋丽帮忙,想跟继父把离婚手续办了,她跟男人好了很久,现在就差一张证,而且男人的农房规划进了拆迁范围,她急着把户口落进去。虽然十几年没打过照面,宋丽还是了解妈妈,她怕继父,怕继父犯浑,怕一照面就挨骂挨打。宋丽给继父出了手术钱,谈事的分量就比她重。

宋丽坐在总裁椅上,妈妈的话说得非常客气,她听得非常难受。这位生养她的女人,把她当作了一个领导,谈事的姿态放得很低,像来走关系、开后门的。

宋丽找到继父,也不多话,给了3万块。

“7万加3万,正好是你敲竹杠的十万。你跟我妈,把离婚证拿了。”

继父用社会人的口气说,“丽丽,我小时候就看好你,有肚量,讲情义。我再不上路子,也按你说的办。你开那么大个公司,帮我挂靠一个社保。实在要我做事,我去给你看门守大夜。”

宋丽说社保不能乱挂,给你买一份商业保险。继父说也好也好,一切都按你说的办。

妈妈离开时,不停地跟宋丽道谢。她给妈妈买了回去的高铁票,一等座。到了高铁站,她把一句堵到喉咙口的话,又咽回肚子里。

“我上小学时,有个同学生病,妈妈接她去看病,一进教室就抱了一下她。我那是头一次察觉,妈妈是可以拥抱自己女儿的。”

2019年3月,姑妈学会了抽烟,把姑父留在抽屉里的几条香烟都抽完了,烟头到处乱丢,最终把房子点了。幸好邻居及时发现,又帮着救火,没闹出人命。宋丽就把姑妈接到了上海,每天哄小孩似的哄她,把香烟放在她的鼻子上,“只给闻,不给抽”。

去年,姑妈突犯脑梗,住院急救,人快不行了,话也不会说,却还能摆出抽烟的手势。宋丽就找来一根烟,放在她的鼻子上。

一道金色的阳光透进病房,姑妈费尽气力,对紧宋丽的耳根,说道“你显圆光了”,说完便咽了气。



尾声


宋丽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但讽刺的是,“我总在整理别人的家,自己却还没得到过‘家’的温暖”。

不过,她又能快速自洽。

“家,分两种,一种就不说了,还有一种,就是灵魂相靠的团体。”

她加入了各种团体,反邪联盟、归正帮教精英会、临终关怀志愿者社团……牢里陆续放出来的姊妹,也有不少人投奔她。每年春节,她都没落过单,年夜饭吃得格外丰盛。

2019年11月,她跟姊妹们一道旅游,去了龙门石窟。拜完各种各样的佛,她累得不行了,一脚一脚踩下去都是虚的,力气好像被抽空了。

夜里,躺在酒店的床上,她不断做梦,梦见惊涛骇浪,梦见一艘小船,梦见了石窟里的佛开口说话。她就是那艘小船,被命运的巨浪举高、摔砸,船体破裂,随波逐流,最终抵达了彼岸,找回了平静。

佛说:“你上岸了,不必再背着渡你的船。”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虫 安

牢里蹲大学七年本硕连读

 楼主| 发表于 2022-8-9 09:3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藏在两幅女人背影画作里的命案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堪安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1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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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懂得如何去恰到好处的暗示,懂得如何欲迎还拒,他能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而又不用承担一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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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03年,我跟老公虽已领证,但我们买的期房尚未竣工,只好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很是不便。那年6月,恰逢老公的表哥被派往非洲搞工程,一走便是4年,他是外地人,在北京只有我老公一家亲属,便委托我们给他看房子、照顾照顾家,进去住也可以。他的房子在西四环外,临近西五环,虽说偏远了些,但对于我们来说,总比跟老人家一起住要自由得多。何况听表哥说,他那里还是新房,已简单做了装修,家具家电也是全的,我们只要拎包入住就可以。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和老公匆匆将被褥、换洗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打包了几大编织袋,趁着周末,叫了辆出租车,开始搬家。

20年前的北京,出了四环,景致跟乡村大集市没什么区别,建筑破败老旧,道路坑洼不平,满街跑的都是黑摩的和三蹦子。要到表哥家所在的西苑小区(化名),必须要经过一条约一里地长的街道,我们的车一拐进去,就变成了蜗牛爬——这条路狭窄得很,仅能容下两辆公交车并排行驶,各色车辆拥堵在一起,我甚至在其中还看见了一辆马车,我们只能跟着长长的车队一点点地往前蹭。

我坐在车里实在无聊,便摇下车窗看景。路两边没有高楼,都是一排排由平房改造成的小商铺,有五金店、殡葬店、婚纱摄影店、艺术画廊、卖河南烩饼胡辣汤的小铺子,五花八门,人流穿息,很是热闹。

再往前走,突然传来一片“靡靡之音”,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和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此起彼伏。音乐是从一间间发廊里传出来的,春桃理发、红粉女郎美发按摩、爱浓美容美发……我大概数了数,这样的小发廊并排有十多间,除了名字不一样,装修都差不多,透亮的铝合金玻璃门,屋里摆着一镜一椅,再往里因为挂了帘子就看不清了。最奇怪的是,每个玻璃门后面都坐着一位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女人,见到有路人经过,便用手里的梳子“铛铛”地敲着玻璃。

我不禁嘟囔了句:“这么多理发店怎么都扎一块啊,哪有那么多人理发?”

司机在旁听见,一脸坏笑地指了指我老公:“问他,他肯定懂。”

我看了看老公,他正红着脸使劲地朝我挤眉弄眼,我猛然间恍然:“你说她们是……真的呀?”我吃惊地张大嘴巴,再次望向那些或妩媚或疲惫的女人们,我以前听说过她们的存在,但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过。况且,“这可是在天子脚下哎”。

司机哈哈笑着:“这片儿可是京西一景儿,男男女女的都有,要不怎么都管这儿叫‘鸡鸭路’呢。”

鸡鸭——我心里琢磨着这两个字,也不禁涨红了脸。

就这样,我跟老公顶着两张大红脸好不容易挨到了西苑小区。



2


西苑小区一期工程已经完工,一年前就交付使用了,二期工程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小区有一半还是乱糟糟的工地,各项设施还不完备,围墙只是用一圈铁栅栏简单围上,连大门都没有,只是安排了两个上了年岁的保安站在出口处。

表哥的房子在3号楼,那是栋地上10层、地下2层的建筑。我们刷卡进了单元大门,正对面就是楼梯,往上走几级台阶是电梯和住家单元,往下走是地下室。不成想,上楼的楼梯处又安装了一道高大的防盗门,也是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可是表哥并没有给我们这二道门的门禁卡。

就在老公打算去找物业时,二道门突然开了,出来了一对母女。母亲大概四十多岁,穿着朴素,身材清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女儿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发育得很是壮硕,裹着一身肥大的红白色运动服校服,冲我们痴痴地笑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女人警惕地问我们去几楼、找谁,听到我们说去202时,一下子又堆起了笑:“你们是小陈的亲戚吧?小陈走时跟我交代过,我就住在你家楼上的302,我叫杨芷芬,这是我闺女苗苗。”

寒暄几句,杨芷芬开始帮我们拿行李,苗苗也上来帮忙,拎起那个最大最沉的编织袋就往电梯里搬。我刚要制止,杨芷芬笑道:“没事儿,别管她,这孩子就长了一身傻力气。”

从杨芷芬嘴里,我对这栋楼有了大概的了解——西苑小区一期自交付以来,住进来的人家可能还不到一半。而那个草台班子物业为了挣钱,早早就把地下室都出租出去了,每间每个月350元,现在已是人满为患。楼里的电梯只到一层,这个二道门是两天前新安装的,为的是把地下室跟住家完全隔离开来。

“没装这道门之前,四楼张老师家都被盗3次了,你说可怕不可怕!”杨芷芬心有余悸地说,“警察鼓捣半天也抓不到人,我看就是地下室那帮人干的也说不准。”

“地下室都住了些什么人啊?”我问。

“嗐,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北漂打工的、附近商铺的小老板,这些还算正经人吧,都还好说,关键是还有鸡鸭路的人呢,男的都文着身,女的就更甭提了,我都担心这空气里会不会有什么病毒。”

听杨芷芬如此说,我心里也不禁忐忑起来,看来这里的治安可真不咋地,好在表哥家都安了防盗窗。

“这门可不牢靠,你最好在外边再加装个防盗门。”杨芷芬临走前拍了拍我家的大门,“没事儿,一会儿我家杨介回来,让他带你老公去买,他跟这片儿的人熟,保证质量好还便宜,顺便把二道门的门禁卡也配了。”

“杨介”——听名字许是杨芷芬的亲戚吧——反正她提到这个名字时显得很兴奋,眼睛里都带着光。

到了下午,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不禁笑了起来,来人还真是名副其实——90年代有部经典日剧叫《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男二号“三上健一”的扮演者叫江口洋介,俊朗的面容,小麦色的皮肤,梳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当年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而眼前的这自称是“杨介”的男人,30岁左右的年纪,穿着蓝色方格衬衫、里面套着纯白T恤,也是黝黑的皮肤,虽说相貌普通了些,但留着一头江口洋介式的长发,倒很有点儿艺术家的范儿。我猜想,他跟杨芷芬应该是姐弟。

“杨介”周到而热情,他用自带的尺子量好门框的尺寸,就拉着我老公出了门,没一会儿工夫,就带着新买的防盗门和安装工人回来了,二道门的门禁卡也配好了,他亲自盯着工人安装好才离去。我跟老公非常感念能碰上如此热心的一家人,一天的担心忧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这姐弟俩真不错,现在乐于助人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晚间休息时我还在跟老公感叹着。

“你说什么姐弟俩?”

“杨芷芬跟‘杨介’呀。”

老公一下子笑起来:“他们不是姐弟,是夫妻,只是还没有领证。”

“夫妻?”我腾地坐起身,“他比杨芷芬起码要小10岁吧?怎么可能?”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现在这社会什么新鲜事没有呀,你可少去八卦啊。”老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

后来老公又告诉我,“洋介”本名叫许才富,是从吉林一个偏远小镇走出来的画匠,他一心想成为一名画家,梦想是去巴黎深造、举办画展。他现在就在鸡鸭路开了间画廊,多是接一些零碎的外贸订单,卖一些仿制名画,有时也会帮路边那些个体装修队设计装修图纸什么的。因为觉得自己名字土,跟他的画家身份不相符,所以就比照偶像江口洋介的名字取了个笔名——洋介。

20多年前,老夫少妻很常见,但姐弟恋还不被世俗所接受,一般人都会觉得,小男人傍上老女人多半是为了吃软饭。可杨芷芬看上去并不像个有钱人,她就是区文化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还带着那么大一个拖油瓶的闺女,我实在找不出他俩相恋的理由。

那晚,我想着鸡鸭路、二道门、地下室,还有杨芷芬、苗苗、洋介,怎么也睡不着。这一天遇到的新鲜事实在是太多了。



3


日子就这样普普通通地过着,这栋楼我就认识杨芷芬一家,交往也不深,其余的邻居基本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地下室的人倒是经常碰到,真是各色人等都有,我通常是头一低就过去了。反正楼上楼下都隔开了,两个世界的人也没必要产生什么纠葛。

杨芷芬一家似乎和睦得很,经常很晚了还能听见苗苗欢快地喊着“小叔”,然后俩人咚咚咚地从客厅跑到卧室,又从卧室跑到客厅,看来洋介对这个女孩格外的好。有好几次我不堪吵闹,想上去敲门提醒,却又实在拉不下情面。

一天我回家早,一进院就看见杨芷芬坐在甬道边的长椅上,用手捂着胸口,脸色煞白。我忙上前询问:“怎么了芷芬姐,不舒服吗?”

“唉,没事没事,我吃了药了。”杨芷芬无力地摆摆手,又指了指一边蹲在地上抹眼泪的苗苗,“都是让这个死孩子整的,早晚我得死在她手里。”

原来,平日里杨芷芬都是下午3点半就到家,回家后打扫打扫卫生、准备准备晚饭,就去学校接苗苗。这天杨芷芬下班迟了些,去学校时已不见了苗苗的影子,她急忙返回小区,连二期工地那边也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急得她又沿路往返了好几趟,最后是在洋介开在鸡鸭路上的画廊门口找到了苗苗,而当时洋介去了通州接订单,并不在画廊。

“你说你不回家跑到鸡鸭路干什么去?那是好人待的地儿?要是被人贩子拐跑了怎么办?”杨芷芬连珠炮似的一通数落,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

我连忙劝道:“好了芷芬姐,别说孩子了,苗苗都这么大了,还能把自己丢了?”

“你不知道。”杨芷芬戳了戳自己的脑袋,“这孩子这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比傻子强不了多少。”

“唉,别这么说,这多伤孩子自尊心呀。”我一边小声制止杨芷芬,一边把她搀起来往家走,她瘦弱的身体靠在我的肩上,像一团轻飘飘的棉絮。

“唉,我自己都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这孩子还这么不懂事。”杨芷芬哭哭啼啼地说着,原来她3年前就患了肾癌,虽说手术很成功,但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接着又得了心梗,都安了两个支架了。

“我这辈子呀,都毁在她和她那个缺德的爸手里了。”杨芷芬长叹了一口气。

杨芷芬讲,自己离过婚,前夫是做生意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靠倒买倒卖赚了不少钱。1990年,在杨芷芬怀苗苗的时候,前夫就开始在外面胡搞,杨芷芬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苗苗出生后,前夫就去了深圳,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苗苗两岁半的时候得了脑膜炎,是杨芷芬自己冒着大雨送孩子去的医院,但终究落了后遗症——苗苗的智力比普通的孩子要略低一些,都13岁了,才读到小学五年级。前夫对孩子漠不关心,甚至觉得有这么个傻闺女是个累赘。于是,在苗苗5岁的时候,跟杨芷芬离了婚,转脸带着小三去了日本,此后再无消息。

“好在他还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们娘儿俩留了80多万,这不才买了这房子。”杨芷芬黯然地说着,一边用钥匙打开家门。

杨芷芬的家装修很简洁,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地面的瓷砖都能映出影子来。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海堤上,一个女子扶栏眺望着蓝天碧海,碎花裙子被风吹起一角,宛如一朵盛开的花。那清瘦的背影一看便知,是杨芷芬。

“这是洋介画的吧?真美。”我赞叹道。

苗苗突然从小卧室里跑出来:“阿姨,你看,这是小叔给我画的!”

我接过苗苗递给我的画报,里面夹着一张素描,是个小姑娘在捡贝壳,由于是漫画风格,苗苗原本肥胖粗壮的身材竟显得十分圆滚可爱。

“快写作业去,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在杨芷芬的呵斥下,苗苗悻悻地走开了。

“那是前年我们第一次相遇,在北戴河。”杨芷芬看着那幅画,眼睛里又冒出炽热的光来,“他说我的背影看上去很安静很孤独。”

“孤独?”我不解。

“嗯,洋介说他自己也很孤独。”杨芷芬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家本来就穷,他爸还沾上了喝酒赌博的恶习,一喝醉或输了钱就回家打老婆孩子。他妈在他3岁那年就离家出走了,现如今他都忘了他妈长什么样儿了。但他说他不恨他妈,反而特别想她。洋介说他这辈子就是想有个完整的家。”

哦,我突然明白了洋介为什么能爱上杨芷芬了——或许是因为母爱缺失而产生的恋母情结吧。

杨芷芬接着说:“后来我把我的不幸也跟洋介说了,他也很同情我,就这么着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本来也没想怎么样,回到北京后也就是偶尔联系。原先我跟我父母还有我弟弟一家挤在一起住,他们都嫌弃我们娘儿俩,天天甩脸子。洋介听说后,就给我们介绍了这里的房子。他当时参与了样板间的装修设计,跟售楼处的人混得熟,买这房子优惠了好几万呢。那时候我身体特别不好,这装修搬家都是洋介天天盯着,还隔三差五地陪我去医院、帮忙接送苗苗,他人真的特别体贴,也挺有本事的,家里啊,还真缺这么个男的。”

“你这真是苦尽甘来,洋介有才华还能干,又对你一心一意,关键是对苗苗还好。”我赶忙附和着。

“对,我就是看他不嫌弃苗苗,待苗苗好,苗苗也是整天黏着他,跟他比跟我都亲。我这才最终下决心跟他在一起的。”

这时,洋介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子肯德基,见我在,硬塞给我一大杯奶昔,然后冲小卧室喊:“苗苗,快来看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

苗苗咚咚地蹦跳着跑出来,掏出一个炸鸡腿就啃起来。杨芷芬在一边嗔怪着:“你就这么惯着她吧,你看她都蠢成什么样儿了,还跟喂猪似地喂。”

苗苗一嘴油花儿地叫道:“我就喜欢小叔,才不喜欢妈妈呢。”

杨芷芬笑起来,顺便冲我骄傲地扬了扬眉毛。

晚上,我兴奋地跟老公讲着杨芷芬和洋介的恋爱史,老公低头吃着饭,半天呜噜着说了句:“嗯,洋介这人很精明,挺会来事儿的。”

这叫什么话。



4


转眼就到了2004年,记得那是开春的一个清晨,我跟老公早起去上班,一开家门就听见一个女人在二道门外大声打着电话,好似东北口音:“爸,我,梅子……我妈病好点没……我昨天刚给我弟打了5000……我在大公司做公关呢……我这儿是高档住宅,好着呢,甭惦记我……”

打开二道门,我看见一个梳着丸子头的年轻女子正倚着单元门,手握手机,只穿着丝质吊带睡裙,外面裹了件大红披肩,虽妆容未卸,仍能看出年岁尚小,不过二十出头,还挺漂亮的。见我们出来,女子连忙背过身去,我发现她的脖子后面纹了一朵艳红色梅花,很是精致小巧。

出了单元门,我小声跟老公说:“这女的八成是鸡鸭路过来的吧,也真够能吹的,啥高档住宅呀,不过是普通住宅的地下室嘛。”

“唉,出门在外的人哪个不是报喜不报忧啊。”老公简单地回了我一句。

我仔细想想,也是,那时候东北经济衰退,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谋生路。北京有很多东北人,男的多半给人看场子,女的多半流落风月之地。可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愿意走这条道呢?

我跟梅子很少有过正面交集,后来之所以对她特别留意,都是因为洋介。

一天深夜,大概都2点多了,我们突然被窗外一阵女人的哭喊声惊醒了。我掀起窗帘往外看,路灯下,一个男的正光着膀子大力揪扯一个女人的头发,脚咣咣地踹在女人的脸上、身上,女人痛得满地打滚。只听那个男的大声叫骂着:“臭婊子,你也不看看爷是谁,看你还敢耍老子不?!”

我看实在打得不像样了,再这样下去恐要出人命,赶忙叫老公给物业安保部打电话。安保部只有个大爷在值守,半天也不见过来。正在我们犹豫着要不要报警时,就听见楼上洋介在喊:“嘿,哥们儿,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

那男的一听到报警,慌得撒丫子就跑,留下女人独自坐在地上抽泣。过了十来分钟,安保部的大爷领着两个警察走过来,洋介也下去了,后来杨芷芬也跟了过去,和那个女人一起跟警察说着什么。再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碰到杨芷芬,又说起这件事。她撇着嘴道:“洋介就是爱多管闲事,那男的是流氓,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妖里妖气的,打死也不可惜。”

我说:“再怎么说出人命就不好了,洋介也是热心肠。”

“嗯,可不是。”杨芷芬马上换了一种温柔的口气,“我们家洋介就是心地太善良了。”

正说着,一个穿着露脐装的女孩儿低头匆匆走过,杨芷芬立马告诉我:“你看,就是她,小小年纪不学好,后脖颈子上还描花儿呢。”

是那个叫梅子的女孩儿,我心里不禁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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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就到了夏季,鸡鸭路上开了一溜大排档,弄得这条路更堵车了。

一天晚上,我下班打车回家,路过鸡鸭路时,烟火缭绕、热气蒸腾,即使关闭车窗,也挡不住外边的人声鼎沸。透过车窗,我看着外边一桌桌红男绿女喝酒笑骂、大快朵颐,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是洋介,他跟一桌人哄笑着,一手端着扎啤杯,一手搂在一个女孩儿的肩膀上。那个女孩儿穿着吊带裙,嘴里叼着烟,时不时地用鼻子嗅嗅洋介的长发,好像就是那个梅子。

我心里一惊:他俩什么时候凑到一起去了?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老公。老公不以为然地说:“我觉得不至于,洋介在那边做生意,也许就是几个朋友的普通交际呢,你这大嘴巴可千万别去跟杨芷芬乱说啊。”

“切,我有那么八婆吗?”我嘴里不服,心里却也不得不认同老公的说法。梅子那种人整天活在男人堆里,跟谁不过都是逢场作戏罢了,洋介一直自诩为艺术家,大概不会看上那种人吧。可能是我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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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我家的期房终于交付了,那段时间我们开始跑装修,准备次年春节后就动工。一天路过洋介的画廊,我突然萌生去里面看看的念头——反正新房也是要修饰的,若能在洋介这里买到合适的挂画,价格肯定比家居市场要便宜得多。于是,我跳下出租车,就进了鸡鸭路的画廊。

洋介当时不知去了哪里,我只能自己先随便看看。画廊很窄憋,墙上地上都是画,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个画架,上面蒙了块白布,大概是还没完成的作品。我掀起白布的一角,一副近乎全裸的少女肖像映入眼帘——少女背对的我,脸微微旁侧,手执一枝盛开的白莲,梳着丸子头,脖子白皙而纤长,后面文着一朵艳红的梅花。

我心跳加速,脸颊发烫,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忙把这幅画重新遮挡起来。

“这幅画叫‘少女执莲图’。”一个略带稚嫩的声音在身后乍起,吓了我一跳,回身一看,是妆容夸张、穿着吊带长裙和松糕鞋的梅子,她好像并不认得我。

“我特别喜欢这朵白莲。”她重新把白布掀起来,眼神很是痴迷,“洋哥说啦,白莲象征着纯洁。”

“哦,是吗?”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搭话。梅子并没有直说这幅画里的少女就是她,而且我很难将她和白莲、纯洁什么的联系到一块儿。

我问洋介去哪儿了,梅子说洋介跟一个装修队去施工现场了,她只是帮忙看看店。我没再多说,赶紧离开了。

回到家,我还在想着那幅画,脑补着一帧帧香艳的场景。这次老公没有嘲笑我胡思乱想,他告诉我,前几天他下班回家,碰上洋介正从地下室走上来,见到他,脸上表情极不自然。

“那杨芷芬呢?不知道她发觉没有。”我问。

“算了,别管那么多了,都是猜测也没证据。”老公吃着饭说,“再说,咱们再有个一年半载就搬走了,管那闲事干嘛。”

是啊,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我跟着瞎操什么心。

这时,楼上又传来苗苗欢快的叫喊声和哐哐的奔跑声,或许一切真的是我想错了。



5


2004年冬至,我跟老公在公婆家吃完饺子,到家已经晚上快10点了,远远地就看见单元门口停了辆救护车,几个医务人员正抬着担架往车里送。担架上的人是杨芷芬,盖着一床厚被,带着毛线帽子,脸色苍白,双目紧闭,看来八成是心脏病犯了。我们跑过去时,洋介正急慌慌地跑出来,手里拎着两个大包,可能是住院需要的东西,见到我们只是稍点了点头,就蹿上车催促司机快走。

杨芷芬突然睁开眼睛,看见洋介在旁,挣扎着伸出手气喘吁吁地推着他:“你不是要走吗?你快走吧,还管我干嘛?”

洋介没有理会杨芷芬,转头递给我们一串钥匙,说:“麻烦你们一会儿去看看苗苗,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说完冲医护人员挥挥手,车很快就开走了。

我跟老公马上跑去三楼,打开房门一看,屋里凌乱异常,到处散落着零七八碎的东西,墙上的那幅挂画也被摔散了架——看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战争。

推开小卧室的门,苗苗蜷缩在被子里,表情惊恐。

“苗苗,别怕,妈妈生病去医院了,你小叔让我们来照顾你。”我抚摸着苗苗的头安抚着。

半天苗苗才委屈地来了句:“妈妈最坏,她打小叔的脑袋,还要赶小叔走。”

“为啥呀?”

“因为小妖精……可小叔不是妖精……”苗苗嘟嘟囔囔地说不清楚,可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梅子。

是不是杨芷芬发现了什么?

我不再问,安顿好苗苗后,让老公先回了家,自己把屋里简单收拾了下,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洋介。

洋介是早上5点多回来的,满脸憔悴,眼睛都肿了,一看就是整晚都没合眼。见我又是抱歉又是感激的,却对他俩吵架的事只字不提,我也不好去问。

“芷芬姐怎么样了?”

“还好,总算脱离危险了,不过还要在医院住上几天。”

洋介系好围裙,从冰箱里拿出鸡蛋面包和牛奶:“我得给苗苗做早饭,送她上学后还得去给芷芬送饭。”

这时苗苗揉着眼睛走出来,一看到洋介立马来了精神,蹦跳着就往洋介怀里钻:“小叔,你可回来了,我要吃两个炸鸡蛋。”

洋介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孩子就跟我亲,可能是上辈子的缘分吧。”

看洋介实在忙,我也赶紧告辞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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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我偶尔碰上洋介,见他脚不沾地地在医院、学校和家几边跑着,很是辛苦,心想,杨芷芬跟苗苗可真是好福气。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那个叫梅子的女孩子突然从地下室搬走了。

再见到杨芷芬,是在半个月后。那是周六的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散步,看见杨芷芬和洋介带着苗苗从外边回来。杨芷芬穿着大红的羽绒服,洋介也是西装革履,连苗苗都一改平日邋里邋遢的样子,换了新衣。

一看见我,洋介急忙掏出一包糖果递给我,我一惊:“这是……”

“我们结婚了,昨天领的证。”杨芷芬有些羞涩,脸颊绯红,“这不,今天回了趟娘家,跟家里人简单吃了顿饭。”

“小叔变爸爸喽。”苗苗也在旁边欢快地又蹦又跳。

我忙道着“恭喜”,杨芷芬让洋介先带着苗苗回家。看着他们渐远的背影,她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知道吗?这次生病我才真正体会到,洋介对我是真好。天天给我送饭、擦脸擦身上,开始医院是要给我插尿管的,可洋介坚决不同意,说插尿管很痛苦,还容易造成感染,他就买了个尿壶给我接。说实话,活到这个年岁,我爸妈兄弟都没对我这么好过。”

杨芷芬掏出纸巾擦了擦眼眶:“出院那天,洋介捧了一大束红玫瑰向我求婚,还送了我这个。”杨芷芬摘下手套,左手无名指上一枚亮晶晶的钻戒,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刺眼的光芒。

“哇塞,好浪漫。”我一脸艳羡地看着杨芷芬,打心眼儿里替她高兴。

“就是吧,我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洋介。”

“怎么了?”

“你看。”杨芷芬低头转着那枚钻戒,“洋介那么年轻,本该有自己的孩子的,我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不可能再生育了,要是苗苗是个男孩儿还好,可偏偏又是个女孩儿,还傻不啦叽的,这以后得多拖累洋介啊。”

我宽慰着杨芷芬:“洋介自己都不在乎,你也别多想了,以后可以在别的方面多补偿他嘛。”

“嗯,对,补偿……”杨芷芬愣了会儿神,转身回家了。



6


2005年苗苗一放寒假,洋介就订了机票,带着杨芷芬和苗苗去了海南,说那边气候适宜,便于芷芬修养身体,也算是度蜜月了。

他们回来,已是春节后。

一天下班,我们刚进家门,杨芷芬突然敲门过来,屁股还没坐稳就向我问道:“我记得你是在银行上班吧,我想问问抵押贷款怎么办呀?”

“你要贷款吗?”

杨芷芬低头笑了笑:“不是我,是洋介。这次我们去海南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画画的。人家现在在昆明那边开了间画室,一幅画能卖好多钱呢,还国内国外地去参展,真是名利双收,把我们家洋介羡慕坏了。其实他画的那些东西我也看了,比我们家洋介的可差远了。”

杨芷芬接着说:“你说洋介守着那间又小又破的画廊能有什么出息,何况鸡鸭路那地方档次太低,不是流氓就是妓女,人家有钱的有品味的人谁往那个地方跑呀,洋介窝在那儿,才华都埋没了不说,早晚得被人勾搭坏了。”

“那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洋介在美术馆那边看上一间店铺,也是家画廊,之前的店主因为出国想把店盘出去。那儿地理位置好,离着美术馆又近,原来生意就挺好,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遇上个伯乐呢?就是城里的租金太贵,而且至少一次要交满3年,再加上转让费,还有店里原有的那些画和工艺品什么的,真要盘下来费用可不低。你看,我们积蓄不多,就现在这个房子还值点儿钱。当然,洋介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觉得一个大男人用女人的钱不光彩,他说他只是随口一说,在哪儿混不是混啊。可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吧,要不他娶我太亏了,啥忙帮不上不说,还尽添累赘。”说完,杨芷芬又红了眼圈。

一时间,我觉得杨芷芬真是可怜,她在这段婚姻里活得实在太卑微。我答应杨芷芬明天上班后帮她问问,尽快给她答复。

杨芷芬走后,老公对我说:“大概帮着问问就得了,最好别在你们行办。”

“为啥?怕有风险?”

“说不上。”老公挠挠头,“就是感觉不太好,还是谨慎些吧。”

我知道老公对洋介这个人一直持保留态度。现在连我也觉得洋介这个人很有心机,他所有的温柔、体贴都给杨芷芬带去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让杨芷芬觉得自己若不付出点什么就是对他的一种亏欠。而且洋介很懂得以退为进,他嘴上说坚决不要杨芷芬的钱,却已经看好了地方、计算好了成本,其实是已经给杨芷芬摆明了一条还债的方式,若日后真出什么事,他大抵可以说——那是你死乞白赖要给我的,可不是我伸手要的。

可他们现在毕竟是正式的夫妻啊,即使洋介真是个骗子,也犯不上跟杨芷芬结婚白白搭上自己的青春吧?或许是我太阴暗了?那晚我辗转反侧,心里矛盾得很。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老公的建议,第二天回复杨芷芬说,我们国有银行信贷审批很严格,像她这种情况很难批下来,即使批下来,贷款比例也很低。

不过杨芷芬似乎并没有死心,过了一段时间,她得意地告诉我,抵押贷款已经批下来了,是在一家小型商业银行办的,那里审批手续比较宽松,而且是按总房价市值的70%给的,算最高额度。我算了算,怎么也得有60多万——这放在20年前,可算笔巨款。

“这钱你得好好监管,你去美术馆的店铺看过没有?还有营业执照什么的?”我旁敲侧击地提醒她。

“看了,地段真不错,洋介又给重新整了整,比原来可显得高端大气多了。你看我们家洋介就是有本事哈,又懂绘画又懂设计,以后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杨芷芬全然没明白我话里的意图,只顾眉飞色舞地夸自己的小丈夫。

我听着一阵阵头疼,后来的事也就没有再过问,一是我要忙着自家的装修,再者,杨芷芬喋喋不休的夸耀着实让我感到厌烦。



7


2005年7月,洋介的新画廊开业了,好像经营得还不错,没多久,杨芷芬家里就添了辆红色的马自达,洋介早上开车去送她和苗苗,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故意按着喇叭,杨芷芬探出头来,问我们要不要搭车,那神情好不得意。当时我还嗔怪老公疑心重——人家洋介对这母女俩不是挺好的嘛,而且一家三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因为患了重感冒难受得要命,所以就请了假,上午去医院看病打点滴,中午回家的时候正好碰上杨芷芬两口子,洋介正往出租车里搬着行李,杨芷芬在旁抹着眼泪。

“这是要出门啊?”我无精打采地问。

洋介沉着脸:“早上刚接到老家电话,说老头子病重,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

“我还是去送送你吧。”一边杨芷芬拽了拽洋介的衣角,并不理会我的存在。

“没那个必要,你下午还得上班、还要去学校接苗苗呢。放心,三五天我就回来了。”洋介替杨芷芬整理着头发,杨芷芬则依依不舍地上去搂住了洋介的脖子。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心想,至于么,不过是分别几天,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转身回了家,匆匆吃了粒感冒药,倒头便睡了。

沉睡中,我突然被一声巨响吓了一激灵。我翻身坐起来,头昏昏沉沉的,根本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也不知道声音源自哪里,恍惚间又像是做梦。我重新躺下去,快要睡着时,又传来一阵噔噔蹭蹭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摩擦或踹着地板——是楼上,我迷迷糊糊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下午3点40分,难道是苗苗提前放学了?还是杨芷芬在打扫卫生?我头疼欲裂,也不再去管,又睡了过去。

那天,老公晚上8点多到家时我才勉强醒过来。老公进屋就说:“你出去看看吧,苗苗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哭呢。我问她,她也不理我。”

我忙披上衣服出去,果然看见苗苗缩着身子站在甬道边,小脸冻得通红。

“苗苗,你站这儿干嘛呀,你妈呢?”我问。

“不在。”苗苗眼里透着惊恐和茫然。

“你妈没去接你放学?”

苗苗吮着大拇指摇摇头。

奇怪,平日里不管刮风下雨,杨芷芬都是要去接的,怎么今天放心孩子独自回来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先把苗苗带回家,给她弄了点吃的,先安顿她睡了。其间,我给杨芷芬和洋介拨打了好几次电话,可是这两个人都关了机。我心里充满疑惑,下午楼上那么大动静,杨芷芬应该是回来了,难道是她舍不得洋介,又追去洋介老家了?可再怎么说,她绝对不会抛下女儿一个人不管的。这么晚了,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那一夜我仔细留意着楼上的动静,几乎没合眼,等来的却是异常安静的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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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立刻上去敲302的房门,无人应答,杨芷芬还是没有回来。我心里顿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昨天杨芷芬心慌意乱地去接苗苗,在路上出了车祸或者犯了病?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楼上402的邻居张老师下来准备去买早点,听我说了这事,脸色一变:“哟,昨天下午,也是3点半多,我模模糊糊地听见好像有人喊了声‘救命’,我以为是谁家在看电视,也没在意。芷芬会不会出事了?你看咱们这栋楼这么乱。”

我们商量,先进杨芷芬家看看再说。我管苗苗要了她家门钥匙,叫上老公一起过去。打开302的房门,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屋子里拉着窗帘,光线异常昏暗,虽说已来了暖气,热气十足,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到寒气森森的,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我们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看,经过一番简单巡视,杨芷芬确实不在家,而且家里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唯一不对劲的是,杨芷芬平日里穿的红色羽绒服和棕色皮包还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包里却找不到她的手机。

我们退了出来,张老师问:“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老公摇摇头表示没闻到,我重感冒鼻塞得厉害,啥味也闻不出来,但我知道张老师是什么意思,心里不免害怕起来。

“还是报警吧,我觉得不对劲,咱们也别乱翻乱动的。”张老师毕竟年岁大,比我们沉着冷静得多。

没多久,张老师带着物业经理和两名派出所民警回来了,这次只是老公跟着上去了,我打开门听着楼上的动静。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突然听见一位民警大叫:“这呢这呢,在衣柜里,赶快联系分局!”之后,老公脸色煞白地跑了下来,急促地对我说:“杨芷芬死了,被人塞进大衣柜里了。”

那天真是折腾得很,来了一大帮警务人员,有刑警、法医、技侦人员。因为我们去过现场,为了排除不必要的痕迹,警方也采集了我们的指纹和鞋印,也对我和四楼张老师家进行了询问,问我们头天下午有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可疑情况,我们把听到的又描述了一遍。

最后,张老师看着我说:“你说咱们普通人即使听到点儿声,也不会往杀人那方面去想啊,你说是吧?”我茫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特别别扭——警察说杨芷芬是被勒毙的,那昨天下午我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她在苦苦挣扎吧。

警察问我对杨芷芬家了解多少,我紧张得很,脑子一团糨糊,语无伦次地把头天中午看见杨芷芬送洋介的事讲了一遍,说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当然,我还特别提到了杨芷芬做抵押贷款的事,说总觉得杨芷芬的死跟那笔60多万巨款有关系。

警察听完后,小声嘟囔了句:“我们也给她丈夫打过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他关机了。”从警察紧锁的眉头,我看出了他的怀疑,心想:难道是洋介根本就没回老家,中途返回来又把杨芷芬杀了?

这时,楼上抬了担架下来,裹尸袋显出一个瘦弱的身形。我不敢再看,忙关上了门。心里难受得很。

杨芷芬这辈子啊,活得实在太苦了。



8


后来案子的侦破过程我都是零碎地从物业和民警那听来的。

先说洋介吧,案发那天他确实没有回老家,而是搭乘当天的航班飞去了俄罗斯,根据俄罗斯警方反馈的消息,他到俄罗斯后又转机去了匈牙利,之后就再也查不到他的任何行踪了,估计是“黑”在那边了。案发时他确实不在现场,但他骗取杨芷芬的钱是真的——经调查,那个在美术馆的店铺根本就不是他的产业,原店主出国了,只是委托他帮忙看店,连那辆马自达都是原店主的。他提供给银行的贷款申请材料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那时候小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确实是比较宽松并且混乱的,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总之,洋介拿着这笔钱就这么跑路了。老公说:“洋介这回可真是实现梦想了,没准儿以后真能在巴黎看到他的画展呢。”

虽说洋介没有作案时间,但警方仍怀疑他有可能雇凶或教唆杀人。我也是这么认为,为什么洋介前脚卷款潜逃,后脚杨芷芬就遇害了呢?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而且凶犯很有可能对杨芷芬比较了解或者熟识,因为她家的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破损的痕迹,凶犯是和平入室的。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洋介在鸡鸭路上认识的人以及有生意往来的伙伴,连地下室的人都排查个遍,却收获寥寥。

当时的西苑小区各项设施还不完备,只有在西侧工地那边和我们平时走的东大门处安装了摄像头,而如果是对小区熟悉的人,完全可以随便从哪个铁栅栏的缝隙钻进钻出,所以警察从小区的监控里很难获取有效信息。

幸运的是,3号楼对面的4号楼,有位邻居在窗户上安装了摄像头,警方从中捕捉到一个可疑的身影,那人从3号楼的北侧过来,一身中性打扮,头戴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北侧那边没有门,这人很可能是从栅栏的缺口处钻进来的。那人是下午2点半多到的3号楼,直到4点20分才出来,神色慌张,不经意一抬头,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庞。

安保部的大爷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曾经地下室的租户——梅子。

当警察拿着梅子的照片询问我们这栋楼的人,有没有在案发时间段见过她时,我简直惊诧极了——梅子从地下室搬走有近1年了吧?我都忘了有这么个人了,怎么现在她又突然跑回来把杨芷芬杀了呢?听警察说,梅子自案发后就离开了鸡鸭路,去向不明,但并没有跟洋介一起出逃。

我觉得这事仍跟洋介有脱不了的干系,否则很难解释,梅子怎么偏偏要趁洋介外出的时间去作案呢?还准确地知道杨芷芬下午什么时候回家?关键是,她怎么进的二道门?楼里的居民都否认在那天碰到过梅子,那她一定是有二道门的门禁卡,也只能是洋介给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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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我在门卫处看见参与办案的小民警正在跟安保部的大爷聊天,便凑过去听。

小民警说,不久前,警方在梅子的老家找到了她,当时她躲在同学家里,已经有4个多月的身孕了。她交代了,作案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杨芷芬坚决不肯跟洋介离婚,洋介才不能娶她,如果不把杨芷芬除掉,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没有着落。所以,她就趁着洋介不在家,提前进入到302室,躲了起来,等3点半杨芷芬一进家门,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从背后一把勒住了她的脖子。事后她把杨芷芬的尸体拖进柜子,拿走了她的手机,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但梅子一口咬定,杀人是她自己的主意,跟洋介一点关系都没有,杨芷芬的作息时间是她以前观察到的,二道门的门禁卡和302室的钥匙是她趁洋介不注意拿去偷配的,而之所以藏匿尸体,是为了给自己留出逃跑时间,并不是为了洋介。总之,洋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警察跟她说,洋介潜逃到欧洲那边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她才显出那么一点点吃惊,之后又是咬紧牙关,说一切都是巧合罢了。

“这女的恐怕是仗着自己怀孕了可能不会被判死,才这么嘴硬。还梦想着坐几年牢吃几年苦,出去后能再跟她那个大画家重续前缘呢。”小民警眉飞色舞地讲述完,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洋介这个人着实可怕。我又想起了他给杨芷芬和梅子画的画,他看出了杨芷芬的孤独,所以就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他知道梅子最渴望纯洁,所以就送给她一枝白莲。他如此投其所好,却从来没有爱过这两个女人。

他一边跟杨芷芬热烈地求婚,另一边又跟梅子虚构着杨芷芬的刻薄,结果两个女人都只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一个被他骗了财,一个因为他去杀了人。我猜,以洋介的为人,他绝不会明目张胆地去教唆梅子,就像他当初坚决不肯要杨芷芬的钱一样,他懂得如何去恰到好处的暗示,懂得如何欲迎还拒,他能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而又不用承担一点责任。

想到这儿,我不禁汗毛直竖。

 


     后  记


2006年初,我和老公终于搬离了西苑小区,再住在那里,我恐怕要疯掉——因为我经常会听到楼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而自打杨芷芬死后,302室一直贴着封条,想必作为“凶宅”,银行也不容易处置。不过后来表哥回来后,说楼上已经住人了。

苗苗被她舅舅接回去了,孩子一下子没了家,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至于最后梅子究竟怎么判的、洋介有没有被抓到,我就不得而知了。

听表哥说,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全北京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安清理工作,鸡鸭路上的那些小店铺查封的查封、拆除的拆除,已经消失不见了,连地下室的那帮人也被清走了,二道门也就没了用途,也一并拆了。

光阴荏苒,一切的人和事都隐匿在时间的尘埃里。

不过那件凶案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回到家先巡视下各处,楼上有点响动便竖起耳朵听,而且我总是害怕那些关于女人背影的画作——画上的她们,总让我产生幻觉,仿佛看到杨芷芬和梅子正一点点地转过头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堪 安

天才不可恃,

性情始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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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9 09: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郑州,再也没有了你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郭南北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3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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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再回过头看这个约定时,我才明白,出走根本不需要勇气,它只要你背起行囊。回家才真的需要勇气,它逼着你放下一段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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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那里……

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

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

   ——《关于郑州的记忆》



1


2013年,我的高考成绩出来,分数只够上专科,这让一心想让我读本科的父亲很是失望。但他爱子心切,说“即便是上专科,也要上最好的专科”。而他能想到的最好的专科,就是在我们省会城市——郑州,一个管理类的专业。

每年1万多的学费,对我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我课余时间就去打点零工。我发过房地产的传单,卖过运动服饰,推销过POS机业务,也曾经在寒暑假到富士康做过流水线工人。因为有段时间兼职变成了全职,我常常逃课,还被学校纪检处公开点名了。在辅导员的劝导下,我消停了一阵。可在一所专科学校里,大家都是混个文凭,鲜少有人真拿学习当回事儿,很快我又到处跑工。

3年后,我的“专升本”考试意料之中地失利了。父亲在沉默和叹息中接受了我不是读书这块料的事实。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没有立马找工作,而是回到了十八线的家乡小城。虽然心里并不想待在家里,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白天我窝在电脑前在网上写不赚钱的小说,晚上就和阿伟坐在胖子开的夜市摊上买醉。

阿伟和胖子都是我高中时的好兄弟,我们仨臭味相投,家庭背景也相似。阿伟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在本地民营企业里工作,胖子的父亲则是长途大巴司机。阿伟跟我差不多,毕业即待业,而胖子则是刚服兵役回来,他是回族,就开了个烧烤摊。


------

9月初的一天,杨璐打电话约我爬山。距我上一次见她已经2年多了,虽许久未见,但我们之间并未有任何生疏,她还是爱与我拌嘴、开玩笑。山顶上,我和杨璐背对背坐着,一时却有些沉默。

我和杨璐高二被分到一个班,她长相可爱,皮肤白皙,一双大眼睛,左眼下有一颗泪痣,总有种让人想要保护的感觉。可实际上,她个性开朗外向,完完全全是个“女神经”模样。高中时她和阿伟就谈起恋爱,硬生生地将我、阿伟和胖子这个“铁三角”,变成了“四人行”。

之后,胖子毕业去当了兵,阿伟考上了安阳的学校,我和杨璐则不约而同地去了郑州上学。起初,我对杨璐的感情完全是纯友谊。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哭着说她和阿伟因“异地”分手了,我当即坐车去东区找她、竭尽全力地扮丑哄她开心,等她露出笑容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对她的感情有了异样的变化。很快,杨璐就告诉我,她要去洛阳的酒店实习。开始我们会经常打电话,时间久了,话题少了,就变成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时间和距离让我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中。

那天在山上,杨璐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自顾自地说,她找好了郑州房屋中介的工作,明天就要启程,“我想趁年轻多在外面待一待,不想在老家过一成不变的生活”。她的身上散发着柠檬香味,风很温柔,夕阳与她的脸互相映衬着对方的美。

将杨璐送回家,望着她的身影拐进胡同时,我告诉自己,我应该回到郑州,我应该让爱情在我和杨璐之间发生。

我将自己要去郑州的想法告诉了胖子和阿伟。阿伟异常激动,尤其是他知道杨璐也要去郑州后,吵着立即就要去。我明白,阿伟是想去郑州和杨璐再续前缘,但我并不觉得犯难,因为杨璐亲口说她和阿伟再无可能。

让我惊讶的反倒是胖子,他竟然也要停掉自己生意兴隆的烧烤摊,和我们一同前往。多年后,再回过头看这个约定时,我才明白,出走根本不需要勇气,它只要你背起行囊。回家才真的需要勇气,它逼着你放下一段过往。



2


胖子借来一辆江淮大面包车,我们仨的生活用品将后备箱近乎塞满后,便向郑州出发。杨璐帮我们找好了陇海路上的一间房子,三室一厅,租金2000块。高中时期形影不离的4个人再次在郑州聚首,或许我们各自此行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此刻,每个人对明天都是充满期待的。

到郑州的第一周,胖子凭借对白酒的了解和惊人的酒量,很轻松地在大学路上找到一份白酒销售送货的工作。公司给他配了一辆五菱宏光,日常工作就是将白酒送往郑州各区的零售店。遇到一些新开的超市,他也可以搞一些白酒的推广销售,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

我在不断地在参加面试。学历不高的人要想在大城市发展,必须从销售岗位做起,大到卖车卖房,小到柴米油盐,我近乎跑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邀约。有通过面试的,有被pass了的,底薪高的没提成,提成高的底薪却又少得可怜……最后,都没正式入职。

本着“先谋生”的原则,我联系了读书时兼职过的运动服饰店的那个店长,店长慷慨地让我先回到店里工作。对这份工作,我已经驾轻就熟,作息也能适应:周六周末节假日全天上班,平时分早晚班,早班要提前6点半过去开门打扫卫生,晚班要加班结账盘货。

店里加上我只有3位店员,我是唯一的男孩,脏活、累活自然就落在我身上。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会背着装着成捆鞋子衣服的塑料编织袋,往区域内的各个连锁店送货。这副装扮,让我在挤公交时受尽白眼。早晚高峰期,我干脆就骑着电动车送货,但得随时躲避交警的追查——被交警逮到后,免不了一顿批评教育,有次我还被罚穿上小红马甲、拿着小红旗在路口当交通协管志愿者。除了送货,每逢遇到大盘货时,钻在昏暗仓库里一整天是常有的事情,工作虽然辛苦,但确实让我觉得在郑州慢慢安定下来了。

阿伟也像我一样,不停地跑面试,每通过一家面试,他就过去上一两天的班,若觉得无趣或者不合适,就会重新投简历再去找新的工作。带着钱回家过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眼见着离元旦也就剩2个多月。我和胖子善意提醒阿伟,稍微有点耐心,多干两天。最后,他才确定入职了金水区的一家网络金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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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的日子,我们过得非常自由、开心。闲暇时,我们穿梭在郑州各处,胖子带我们去黄河游览区骑了无数次马;阿伟立誓过要带我们吃遍郑州所有的鸡蛋灌饼;杨璐指着荥阳580万一套的联排别墅说,“等我买下一套,就雇你们仨给我当男佣”;我也曾开玩笑说,再给阿伟、胖子做饭做下去,“就能当个厨师,开饭馆了”。

每每出去游玩的回程,胖子都把那辆五菱宏光在陇海高速路开得飞快。阿伟坐在副驾,摆弄着车上的收音机,频道换了又换,似乎没有一首歌曲能够完整听完。杨璐坐在我身边打盹,我看着她熟睡的模样,更加肯定自己对她的喜欢。可我知道,一旦我挑明这份感情,势必会破坏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杨璐私下里告诉过我,阿伟一直对她有些过分关心。我一直悄悄地单独约杨璐吃饭、看电影、轧马路。胖子痛骂过阿伟,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也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他发现了我和杨璐的端倪,让我再考虑考虑。对此,我很无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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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前一天,天降大雪,下午我被店长派去东区总仓库盘货,晚上11点从仓库出来时,地上已有一掌厚的积雪。公交和地铁已经停运,打车app上显示网约车全部停止接客,我在雪地里走了很久很久,久到鞋和袜子全部湿透……

“滴滴!”突然,一阵喇叭声从我身后传来。我扭头看到一辆红色私家车向我缓缓驶来,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坐定才发现,司机是一位残疾人,右腿截肢了,一根棍子绑在汽车油门上,他用手按住棍子代替脚踩油门。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自己的安全,胖子就打来电话:“阿伟联系不上了,电话从下午就打不通了……”

我心情烦躁,让胖子等我到家之后再说。

我前脚刚进家门,阿伟也骂骂咧咧地回家了。原来,他们公司被查封了——临近下班时,一群警察冲进来,将公司几十号人全部押走。

阿伟到了公安局才知道,公司表面是进行股票推荐交易赚取分成,实际上是金融诈骗团伙。警察对阿伟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逐一盘问。由于他刚入职不久,并未参与诈骗,警察批评教育了他一通就放他出来了。

公司出事,入职刚1个月的阿伟,1分钱也没赚到。眼见元旦将近,他干脆放弃了,不找工作,每天都躺在出租屋里混日子。




3


其实,到郑州之后,因为我们顾头不顾尾的消费习惯,我们都迅速变穷了。

变穷后,就只能学着紧巴巴地过日子,我的早餐从肯德基套餐变成了2块钱的饼和1个鸡蛋,胖子也不再点宵夜了,阿伟的烟从15降到了7块。我们每个周末酒局的配菜,也只剩花生米和鸡爪了。

12月初,杨璐也换了工作,入职了一家东区的房屋设计公司。她很精明,那时郑州东区正是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也开始在招聘网站上重新投简历——我需要一份有发展前景并且能挣到钱的工作。胖子已经不是最初一脸憧憬赚大钱的模样,他开着那辆五菱宏光,跑遍了整个中原区,可现实是,做白酒生意没有人脉是真的举步维艰。他嘴硬说自己没放弃,但每天送完货之后,他就飞奔回家,半躺在床上玩游戏。

元旦这一天,胖子在群里吆喝着“晚上大家庆祝一下”。可还没等到下班时间,杨璐就打来电话,催我赶紧回去,说是阿伟和胖子在小区门口对面的饭馆喝多了,劝不走。我匆忙请假赶回去,一进饭馆,就听见胖子如雷的吆喝声,阿伟则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刚坐下,阿伟突然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向杨璐,企图抱上去,杨璐吓得急忙躲开。一股愤怒情绪冲上我的心头,我保持最后一丝理智,迅速去结了账,然后拉起杨璐就往外走,门口有一辆出租车,我俩就坐上去了。车窗外,我听到阿伟在后面用最脏的字眼骂我,最后一句是:“你不地道,我把你当兄弟的……”

路上,杨璐害怕我回去后和阿伟起冲突,让我去她那里待一宿。我知道她留我过夜意味着什么——这也正是我义无反顾来郑州的原因。

杨璐租的房子在龙子湖附近。我和她躺在床上,中间用被子隔开。我俩都沉默着,过了好一阵,我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她是否睡着。杨璐发现我在看她,也扭过头,还伸手拧了一下我的鼻子,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租金便宜,我绝对不会住在这里。屋里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椅子,还是和别人合租。主卧住着一对情侣,他们总在屋子里炒菜,满屋子都是油烟味,他俩还老爱在深夜吵架,一吵架大家都不能睡了。另一个次卧,住着一个男生,他爱抽烟,老是不停地咳嗽和吐痰。有时候我想,明明可以拨通我爸的电话,告诉他,我钱不太够,但这通电话我却总也打不出去……”

说着说着,杨璐的语气里就有了哭腔。我顿时慌了神,只能伸手去摸摸她的头。这一摸,她捂住嘴开始抽泣起来,我大胆地移开被子,将她抱在我怀里。她埋着头,小声地呜咽了很久,直到哭累了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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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我请了假,放弃元旦期间加班的3倍工资。我想带杨璐去看一看动物园里的明星“摇头巴布”。

公交车上,我向杨璐讲述之前我听到的关于“巴布”的故事——它是一头亚洲象,断了鼻,它妻子因病去世后,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头,“摇头巴布”的名字也就是这样来的。杨璐听得入神,看得出来她也想尽快见到大象。然而,我们忘了,大部分动物冬天是看不到的……

回家路上,我想好了如何向阿伟坦白我喜欢杨璐的言语,可到家后,面对的却是阿伟空荡荡的床铺。打电话问胖子,胖子也不知情。犹豫许久,我还是鼓起勇气打电话给阿伟。长久的嘟声之后,阿伟总算接了电话,我尽量用正常的语气询问他去哪里了。他那边很嘈杂,讲话也断断续续的,他说他找了金水区一家饭馆“急用20天”的临时工,管吃管住,每天150块钱,他就过去了。

电话的最后,我说了声“对不起”。阿伟大骂我有病,“喜欢就去追求,我和杨璐早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不要有任何负担”。我告诉他,我们等他回来,春节一起回家。

挂断电话后,我如释重负,又对阿伟充满愧疚——他或许很早就看出我对杨璐的感情,但他又是一个那般珍惜与我的兄弟情的人。



4


春节如期而至,我和杨璐的关系也进入了甜蜜的暧昧期。回家总是开心的事情,我们4个“一笑泯恩仇”,在家乡的铜锅涮羊肉店里举杯彼此祝福。

阿伟说,他过完年就不再去郑州了,还开玩笑地指着我说:“老婆都让人抢了,我再去郑州还有什么意思。”杨璐嘴里塞满羊肉,只是笑笑,我则举杯和阿伟碰杯,没有再多的言语。

胖子这时一脸坏笑地接过话题:“至少杨璐没被其他男人骗走,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杨璐佯怒,夹起一坨羊肉就往胖子嘴里塞:“吃肉都堵不住你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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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摆在我和胖子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房租到期了,“押一付三”的租金,着实让我们吃不消。和房东百般商量之后,对方允许我们“押一付一”。晚上,我和胖子喝完一瓶20块的白酒后,又泡一壶浓茶对饮,末了,看着窗外陇海高速路那些飙车的富二代,聊着自己的梦想和女人。

胖子讲出了自己执意要和我来郑州闯荡的原因。

“你还记得李雪吗?我的初恋女友。高三我选择去当兵时,她坚定地告诉我,她等我回来,这句话陪我熬过了最辛苦的新兵3个月。我日盼夜盼,2年的当兵生涯终于结束。为了她,我辞掉了家里给我找的酒厂工作,因为我不想挣死工资,我想挣大钱,挣快钱,我要为我和李雪的未来考虑。所以,我开了夜市摊,每天起早贪黑,我卖最好的牛羊肉,但换来的却是她无数次嫌弃我身上的羊膻味。分手那天,我和她大吵了一架,她终于说了实话,她骂我不过是个卖烧烤的,而她要考研、考博,她和我早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所以,我要来郑州,我想证明没学历也可以在大城市存活。”

我并没有问胖子他和李雪之间的太多细节,倒是胖子问起了我:“上大学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吗?”

我想了半天之后只能回答:“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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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璐确定恋爱关系后,我私自在她公司附近给她租了一间单身公寓,每月800块。我不想让她再小心翼翼地与人合租,早上还得排队上厕所。杨璐知道后,先是让我退租,看我态度坚决,她执意付给我一半房租。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近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很乐观,认为为爱的人吃些苦是应该的。之后,我开始了精打细算的生活,大到和胖子杨璐聚会时的花销上限,小到每日的一顿三餐。我还去二手市场淘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免去了公交和地铁钱。

转眼半年过去,我和胖子在郑州的生活都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在这座城市生存下去。适应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大概就是掌握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后,合理安排自己的消费。虽然工资勉强只够维持日常开销,但至少再不用伸手向家里要钱。

我从运动服饰店辞职,几经周折应聘到金水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一个咨询顾问。虽然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至少不用像之前那样每日奔波在城市各处。新工作就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进行课程销售,然后接待一些过来咨询的学生家长,最重要的是,3500块的高底薪、3个点的高提成,让我信心满满。

毕竟,那是教育培训机构最挣钱的几年。

我和杨璐的感情在这半年内也有了飞速发展。周末调休一天,我就去东区找她,有时我们会在CBD晃悠整整一天,有时会坐车到二七广场去吃比萨。

我和杨璐很少生气拌嘴,唯独在一件事上有些分歧——教培机构有员工宿舍,每月租金只需300块。杨璐想让我搬去宿舍,那样就可以省下和胖子合租的1000元,且不用每天早起蹬自行车上班。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觉得那对兄弟就不太地道了。每每谈到此事,我和杨璐总是不欢而散。



5


中原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开始铺满地面时,胖子家出事了,他父亲因急性肺炎进了老家的肺病专科院。我和他深夜坐火车赶了回去,他怕我染上肺结核,就把我拦在了医院门外,将公司的车钥匙交给我,让我回郑州之后帮他把五菱宏光开回公司。

胖子是家里的独子,照顾父亲的责任自然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半个月后,他父亲病情稳定好转,他回郑州那天,就让我联系杨璐聚一聚。我顿时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胖子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他要“回家”了。

这种事情上,任何人都没资格去评价胖子的去留,我们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

胖子说:“我每天都开车在这个城市里游荡,这个城市很大,大到总有一些从没到过的陌生街道。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关了房门,就是城市的尽头。我已经证明了,没学历是可以在这里存活的,但这之后呢?我找不到继续待在这里的意义了,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定居在大城市,这里给每个人机会,又同时在将每个人扼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我们年轻人都太自私了,总想摆脱束缚寻找自由,那自由的代价呢?是每个月都要折磨人一次的房租?还是让父母掏出毕生的积蓄为我们在大城市置办一处房产?还是好多年后,轮到我们体会孩子不在身边的孤独?”

胖子走的那一天,我和杨璐去火车站送他,看着他进站的背影,我不禁想起《海上钢琴师》里“1900”的话:“阻住了我脚步的,并不是我所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无法看见的那些东西。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都有,可是唯独没有尽头……”

胖子酒桌上的那番话给了我很大震撼。胖子走后,我搬到公司的员工宿舍,同事之间面和心不和,总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束缚感。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生活很不在状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为了杨璐才来到郑州的,但我好像也厌倦了郑州的生活。一时间,我也萌生了回家发展的念头。

思考再三后,我小心翼翼地询问杨璐是否愿意和我回家,杨璐先是露出一丝失望,随后质问我:“回家发展能发展什么?是考个公务员过一辈子看到尽头的生活?还是进厂之后被那些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背地里讨论‘上了学也逃不过进厂’的命运?我们的父母竭尽全力培养我们,不就是为了我们能和他们过得不一样吗?”

我被杨璐的质问弄得哑口无言,尽量组织语言,却还是结结巴巴。杨璐打断了我,说她辞去了东区房屋设计的工作——郑州的房价已经高得有些离谱,劝退很多买房人,房屋设计工作自然也就没了市场。她已经在金水区又找了一家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她觉得新媒体是个赚钱契机。

没等我做出反应,杨璐又让我回员工宿舍收拾东西。我问她缘由时,她回我一句:“难道你不愿意和我一起住?”



6


我和杨璐在曼哈顿广场附近的家属院租了间一居室,房子不大,从床到厕所的距离只需要三大步。同居生活度过甜蜜期之后,便归于平淡。每日醒来,杨璐已经在对着镜子挤鼻子上的黑头了。等她梳妆完毕,我就胡乱套上衣服,随意擦把脸,一起去上班。我们在燕庄地铁站分开,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不说生活苦痛,是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我和她已经不再奢望一夜暴富的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了。最开始,杨璐说她一定要靠自己在郑州买房,之后,这句话她再也没说过。但我们默契地开始存钱,约定将每个月工资的三成存到一个银行卡里面。

我眼看着杨璐的化妆品逐渐变成便宜货,我的心里很是难过与愧疚,她正该是追逐美丽的年龄,却和我这个穷小子蜗居在小出租屋内。我问过她,跟了我是否后悔,她说凭对我多年的了解,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至少我不会是一个某天突然卷了铺盖消失的人。

她反问我和她在一起是否后悔时,寒风透过玻璃的细缝灌进来,打了个寒颤。我没有回答,只用力夹紧她放在我大腿之间冰凉的双脚。


------

时间转眼到了2019年,阿伟突然通知我说,他要结婚了。惊讶之余,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阿伟回家后,在父亲的关系下进了保险公司工作,他和妻子是相亲认识的。摆酒席那一天,我原本是想带着杨璐一起过去的,但她请不下假。

那时候,家乡的房价大概4000多,阿伟的婚房将近有150平。阿伟说这要归功于他有一个给力的老丈人——买房时,阿伟父亲只能掏出30万,老丈人知道后,不想让两个年轻人有太多压力,就又资助了20万。阿伟和妻子都添上自己工作后攒下的几万块,正好全款买下房子。

参加完阿伟的婚礼,我在回郑州的路上时,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羡慕。我不知道如果我和杨璐结婚,父母能帮助我们多少,而杨璐的父母又愿不愿意资助我们。那时候,不考虑区域,郑州新房的均价已经1万3左右了。如果以阿伟的房子为参照,那些钱也仅仅只够买郑州50多平的小房子,两个人还行,以后有了孩子肯定不够……我在火车上烦恼了一路。

回到郑州后,我将阿伟的情况告诉了杨璐,她听完,只是笑了笑安慰我说:“我又没有说你要给我全款买大房子,咱们有一个小家就行,哪怕是贷点款,慢慢还。”

我一激动,就顺嘴多问了一句:“要是结婚,你爸妈会不会资助我们?”

杨璐瞬间黑脸,语气冷冰冰地说:“我还有个弟弟呢!他以后不要结婚了吗?我不要你彩礼已经不错了。”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引起杨璐这么大的反应,心里生起一丝怒气。她那句“不要彩礼”说得掷地有声,像是在可怜我一样。按我们家乡的规矩,我又不是掏不出那6万6的彩礼钱,但仔细想想,她说得也不无道理——她家虽然不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但她弟弟比她小7岁,正是上学花钱的时候,以后她弟弟也要结婚成家,也得有房有车满足女方的要求,她家除了不要彩礼,也确实资助不了我们什么。



7


6月份,杨璐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李静从韩国留学归来,我和杨璐作为东道主请她吃饭。李静说她已经应聘到一家全国连锁的翻译机构,会在郑州先待上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去上海工作。

整个吃饭过程,我都在沉默听着。然而,有的问题终究逃不过——最后李静还是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娶杨璐?”我一时无言,只得扭头望向杨璐求助,杨璐接过话题,很自然地说:“等他买了房,我就嫁给他。”

听完杨璐这句话,李静笑得前仰后合,给我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送走李静后,我忍不住大声质问杨璐:“你觉得羞辱我有意思吗?”

杨璐好像是提前知道我会这样质问她一般,更有气势地反问我:“怎么?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大声咆哮起来:“什么叫买了房就嫁给我?不买房你就不嫁给我了吗?”

她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姿态,一言不发地向前走。这让我更加生气,追上去一把拽住她的手,她用力地甩开,用尽全身力气向我嘶吼:“你根本就不懂!”

我愣在原地——杨璐一直是温柔的,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眼看着她走向远处,拦了一辆出租车坐进去。

晚上,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做过激的事情,不停给她打电话发短信。直到凌晨时,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杨璐睡着了,我是她的闺蜜,她在我这里,放心。等她消气了,我把她给你送回去。”

杨璐在李静那里待了一周都没见我。趁我上班时,她回来悄悄带走了几件衣物和必要的洗漱用品。我知道她是安全的之后,也没主动去联系她。我们就这样干耗着,直到胖子分别给我们俩打电话,说他也要结婚了,我和杨璐才不得不联系对方,一同回老家参加胖子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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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回家之后,重新经营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后来城市治理污染,禁止炭烤,他也就换了电烤炉,因为烧烤再也烤不出之前的烟火气了,生意大不如前。恰好家乡景区招大巴司机,他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就是军用卡车司机,再加上年轻的优势,顺利入职——他和妻子就是在景区里相识、相爱的。

胖子的婚房不算大,他之前住在老城区,拆迁后,他们家分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其中小的一套就作为他的婚房。

胖子婚礼那天,等到所有宾客散尽,又剩我们4个。阿伟像从前一样已经醉得双眼迷离,胖子因为应酬,也已经累得瘫软在椅子上,但还是深深喘出一口气后,看着我和杨璐一脸坏笑:“就剩你们俩了,什么时候让吃你俩的喜糖?”阿伟也在旁边傻笑着附和。

我回答:“我明天就带杨璐见家长。”

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没和杨璐商量,但看得出来,她对我这个决定是开心的。

我带杨璐回了家,因为早已经在电话里向父母介绍过无数次,他们并没有过多地询问杨璐的家庭状况。午饭之后,杨璐拉拽着我从家里出门,近乎带着命令的口吻让我也跟她回家,我也第一次见到她的父母。

杨璐父母对我也没有太多询问,只简单拉了下家常,但聊天到最后,他们终于还是问出了关键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办?”

我非常明白,这个问题的指向就是房子。为了让杨璐不难堪,也为了给她的父母留一个好印象,我只能撒谎,说我和杨璐一直都在关注郑州的房子,准备在郑州买房。

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和父母坐在客厅看电视,但我的心思完全不在那些节目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向父母提及买房的事。父母出去遛弯时,我坐在沙发上不断组织语言,等他俩回来,我的心近乎提到了嗓子眼。

等父母分别洗漱之后回了卧室,我还是坐在沙发上犹豫着。直到母亲唤了我的名字,我才僵硬地走向他们的卧室。

天下父母哪有不懂孩子心事的。我站在父母的卧室门口,父母坐在床上,面前的被子上放了几张银行卡和几张存折。父亲开口:“这是我和你妈攒的所有的钱,加起来差不多40万,肯定不够在郑州买房,但交个首付应该是没问题吧。”

我神情恍惚地点了点头。母亲也开口:“儿啊,我们尽力了。只有这么多,别怪我们。”

听到这儿,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地一滴滴往下流。在我拿起那几张银行卡和存折时,我感觉它们是那么沉重。



8


回郑州后,我和杨璐开始在各个房地产售楼部出入。我们从东区“排查”到了荥阳,由于持不同的意见,吵了无数次。她总抱怨我不敢去市中心的售楼部看房,我则批评她从来不考虑现实原因,她说买房就应该买新房,我觉得二手房也可以在考虑范围内……最终,我们在荥阳一处小区达到了基本上的共识——我们看上了一套90平的户型,房价8000多一点。

期房需要交5000块钱的订金,交钱的时候,我反复观看合同上到底是“订金”还是“定金”。交完钱之后,我和杨璐分别告知了父母。父母对我们都不放心,就约定着一起过来到小区看看。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在火车站接到杨璐父母那一刻,他们就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明白他们是嫌弃我在荥阳买了房——在他们眼里,那根本不算是郑州的房子。但我没有在乎那么多,至少,杨璐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她竭力向父母介绍房子是学区房,周边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等优势,但她父母始终冷嘲热讽,宣泄着内心中的不满。

关于房产证写谁名字的问题,杨璐没有和我商量过,因为买这套房子已经掏空了我家,她家一分钱没出,她知道这是敏感话题。以我对她的了解,她并不看重这些,她只想在这座城市有个属于我们的家。

房子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舒心。那夜父母将银行卡和存折交给我的画面,不断在我脑中闪回,戳中我的泪点,杨璐父母对我黑脸又平添了我的愤怒。更要命的是,经过我仔细计算后发现,即便我们付了三成的首付,以我俩目前的工资,很难对付接下来每个月4000多的房贷,毋宁说还要装修,将来还有孩子的花销……种种问题,成了我那段时间的梦魇。

我开始打退堂鼓,我想起当初胖子离开郑州前对我说的那番话,再想到阿伟回乡后幸福无忧的生活,更加坚定了暂时不在郑州买房的想法。接下来,我要考虑的就是要怎样向杨璐开口,我知道直接说,她会非常生气,所以,我就整理好一份经济账单,好让她看完后认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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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在我们出发上班前,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份经济账单摆在显眼的位置,然后躲进厕所,虚掩着门偷看。她果然发现了,坐在沙发上细致地看,等她把账单放下后,我假装冲水,之后从厕所走出来。她很平静地拿着账单举了举:“这个我看过了。”

杨璐如此平静,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她是懂我的意思了,就趁着中午一路地铁坐到荥阳,联系售楼顾问后退还了我们5000块钱的订金。

订金到手后,我第一时间通知了杨璐。晚上,我趴在床这头打游戏,她躺在床那头追剧。她没过问退订金的事,我也没有提起买房之事,一切都像往常一样,看不出任何异常。直到睡觉时我习惯性地伸出胳膊给她当枕头时,她拒绝了,并且刻意挪了挪位置和我保持距离。

那时,我知道,我们完了。

杨璐搬走的那一天,我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她收拾东西。李静也在,不断给我使眼色让我挽留杨璐。我承认,我是故意不挽留的。我知道自己给不了她想要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张我们共同存钱的银行卡偷偷藏进她的化妆包。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她一点点地把我们的记忆装进她的行李箱,直到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她成了那个卷了铺盖消失的人,我则成了留下来的那个人。

我想过回家,但我发现家乡好像没有了我的容身之所,我所有社交和生活已经完全融入了郑州这座城市。杨璐走后,我知道她还留在郑州,但再没遇到。就像胖子所说的那样,这个城市很大,大到曾经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不是刻意联系,就再也遇不到了。


------

我告诉了父母和杨璐分手的消息,他们连夜赶到郑州,脸上满是对我的歉意。他们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没钱买房导致我们分手的。我没有选择做一个君子,说我们分手不是因为房子,是因为杨璐的“公主病”,好安慰我的父母。

我没想到的是,杨璐的母亲给我打了电话,她向我道歉了,因为杨璐告诉了她,我为了杨璐是多么努力。想起我在父母面前对杨璐的诋毁,我内心的罪恶感更为深重了。

胖子和阿伟在知道我和杨璐分手后,也专程来郑州找过我。他们是我真正的兄弟,没有劝说,没有责骂批评,那晚我喝得烂醉之后,他们照顾了我整整一个晚上。



9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将我封在老家,我不得不在家办公。工作量倒不大,每天只需在网上和那些家长沟通好上网课的时间,或者通知他们培训机构最新消息即可。但公司开始拖欠工资,有一些同事也慢慢选择主动离职。

我有想过离职,但我心中还留有一口气——因为杨璐还在郑州。我从没想过我们之间是否会复合的问题,我只是想向她证明,我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在郑州买房的,这个执念促使我选择坚定地留在郑州。

2020年年底,杨璐自分手后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看着那串熟悉的号码,却不敢接起,我不知道说什么,也怕她说一些什么。她打了几通之后,就不再打了,直接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她要结婚了。

那天夜里,我近乎疯狂地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之间打探杨璐的消息,得到的结果仅仅是知道杨璐和她未婚夫是疫情期间相亲认识的,比这个消息更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杨璐选择回老家了。

原本那般希望定居郑州的一个人,竟然说放弃就放弃了。这下子,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郑州,我知道距离我离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因为我已经找不到留下的意义了。


------

2021年,“双减”冲击了教培行业,我们公司受到重创,裁员、减员,弄得公司从上到下人心惶惶。我知道这是我离开的契机,将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信放在了领导的办公桌上。

“关于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那里……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从郑州回家的火车上,这首歌被我单曲循环着。从大学到工作,我在郑州待了将近8年,这8年是我最好的青春,有太多记忆都和这个城市息息相关。

再见,郑州,我没有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

写下这些以前,我在视频社交app上“刷同城”时,刷到了杨璐的视频。视频的内容是杨璐刚出生的孩子,孩子眼睛像极了她,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评论:“孩子的眼睛很像你。”

不多时,我从手机的弹窗里看到杨璐的回复:“老朋友,什么时候我们再聚一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郭 南 北

生活在十八线小镇的

奔三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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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9 09:3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桩意外翻供的杀人案中案(上)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左权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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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你知道怎么把一个大活人变消失吗?’我听完这个问题,吓得整个身子都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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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关斌斌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16年8月20日,检察院接收了一起故意杀人案。这起案件初看并不复杂:两名男子在屋内发生口角,进而发展为肢体冲突。嫌疑人周秦手持十字改锥,猛扎进被害人胡克明的身体,经法医鉴定,“该男性死者系生前被他人用锐器戳刺颈部,造成左锁骨下动脉破裂致大失血死亡”。

嫌疑人名叫周秦,41岁,无业,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刑拘,关押在看守所。之前他在派出所的供述很稳定,杀人是因为“对方辱骂自己”。但当公安把案卷移送到检察院审查逮捕后,他却忽然翻了供。

在提审室里,我的“师父”曹兵问他:“你在公安那里交代的是事实吗?”

“不是事实,当时我就只想着快点结束,随口胡编的,我根本不认识被杀的那个人。”周秦摇头。

“既然不认识,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在案件移交到检察院前,周秦曾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书上写着:“被鉴定人意识清晰,思维连贯”、“目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

“那你把自己刚才讲的话再复述一遍。”曹兵有些愠怒,他平素最恨胡搅蛮缠的嫌疑人,在本案中,客观证据完备,可以互相印证,周秦所做的翻供没有任何意义。对此,师父只能解读为嫌疑人“恶意挑衅”公检法。

周秦耸了耸肩,显得满不在乎:“我不认识我自己杀掉的那个人。”

“你自己看看这句话——杀了一个人,又说不认识他?”

“我还能咋说?你教我说说看?”周秦的语气变了。

我停下敲键盘的双手,凝视着对面的周秦。他的身高还不到1米7,双臂粗壮结实,那张面孔让我记忆犹新:眉毛内侧向下,外端向上,加上两个突出的眼袋,形成一个大“X”,显得戾气极重。他眼神犀利,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心底翻滚。

“既然你不认识这个人,那又怎么找到他的住址?他又为什么给你开门?”师父问。

“我不认识这个胡克明,但我认识他的朋友徐东。通过徐东,我进了屋,碰巧见到他(胡克明)。”

“为什么在公安那里,你交代说自己跟胡克明发生口角,一时冲动才杀掉对方?”

“我胡说的,那个警察审我的时候,他胸口别着一个苍蝇一样的东西,他本来嗓门就大,这样弄得就更吵了,叫得我耳朵疼。我只想让他们快点审完。反正我真不认识胡克明,杀他也没什么企图,如果说要有,就是看他不顺眼。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觉得他死有余辜,其实想杀他的人还不少。”

“你编完了吗?”师父听完他这一番话,反倒笑了。

周秦愣住了。

“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跟刚才的话自相矛盾?你倒是说说,为什么觉得他死有余辜?想杀他的人又有多少,是哪些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算过,反正想杀他的人很多。”

“有没有检举揭发?”师父换了问题。

“有。”

师父听周秦回答得如此干脆,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他要检举揭发什么内容。可周秦却变成了哑巴,双唇像拉上了拉链。

师父起身收拾文件袋:“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在这里装糊涂,这个案子都有铁证,再抵赖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处。笔录你看一下,签字按手印。过两天,我们再来审你,那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今天自己回去好好想清楚,刚才讲的都是正常人说的话吗?”

周秦潦草地签完字,用右手拇指捺印,之后望着沾有红色印泥的拇指,猛地吮吸了一口,随后发出一声冷哼。

出了提审室,师父和我穿过阴冷的走廊,走到看守所外面的停车场。

“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可以相互印证。哪怕嫌疑人的供述出现反复,我们也照样可以批捕。”师父说。

“那他今天翻供又是为了什么?绕来绕去的,还是在做有罪供述。”我问。

“照我以往的经验,这要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纯粹为了抵抗而抵抗;第二种是身上还藏有其他隐情,不愿意坦白,打算跟我们死磕到底。通过今天的观察,我初步判断,周秦很可能属于第二种。”


------

次日下午3时,我又去看守所提审嫌疑人,在第三监区门口碰见了驻所检察官林凯。我和林凯是老朋友,就像我俩的师父一样——林凯的师父杨建军,就是我师父曹兵当年在批捕科的老搭档。

林凯问我最近怎么看起来“苦大仇深”的模样。我告诉他,就在这个第三监区里,有个叫周秦的在押人员,我们提审的时候认罪态度很差,一直装傻。快提完了,又说想要检举,再问又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知道这个人,我看到他也觉得烦。”林凯告诉我,周秦就在他负责的监区里,“他是监区的头号监管对象——你知道他刚关进看守所就干了什么吗?”

“吵架?打人?”

“比这些要严重——刚进所,他就掰断了别人的手指!”

林凯说,周秦羁押入所的第二天,就和监室“铺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管教介入后,双方暂时熄了怒火。所有人都以为此事已了,没想到就在夜间熄灯的前一分钟,周秦悄悄凑到“铺头”身边,迅速抄出右手,紧紧攥住“铺头”的左手腕,等对方反应过来,小指已经被他攥得死死的。同监的犯人们扑到周秦身边,想把他拉开,可为时已晚——“铺头”发出了痛苦的嚎叫,响彻整个监区。值班管教冲进监室,看见“铺头”抱着断指的手,身子蜷缩成团,便立即通报了监区指挥室,让同事将“铺头”紧急送医。

将“铺头”送走后,管教厉声问:“这是谁弄的?”

没等其他犯人指认,就听见周秦的灰铜色脚镣发出“哐啷”的脆响,他爬下床,站直了身子,脖子一梗,对管教说:“我干的。”

“谁叫你爬下来的?给我爬到床上坐好!”管教训斥道,“白天你们吵,事情给你们摆平了,晚上你怎么还动手?”

“我看他不顺眼。”周秦“嘁”了一声,后撤了两步,坐回床边。

监区领导也闻讯赶到,马上派了几名管教,对周秦采取临时约束措施。第二天上午,林凯对周秦进行械具审查,看到周秦的脸上仿佛只写着两个字——“暴戾”。他询问管教上械具的事,问周秦有没有异议。周秦反问“异议”是啥意思?林凯换了个说法,问周秦对这件事有没有意见。周秦冷笑道:“意见?我还能有什么意见?那个人的手指头就是我给弄断的,一人做事一人当。”

林凯又问了几句,周秦显得十分不耐烦。对于这种目光凶恶残暴的犯人,林凯早就见怪不怪了,漠然地回敬着对方,随后继续做笔录。就在林凯转身正欲离开时,无意中发现周秦眼神的变化——先前的凶光不见了,灭灯一样的黯淡。

通常来说,犯人刚入所时,由于环境特殊,充满警戒和敌意是正常的,可是周秦眼神的变化又意味着什么?林凯想掌握更多的情况,便找到了负责周秦的管教民警。管教反映称,在周秦刑拘入所时,监区方面依据《看守所执法细则》,对他的案件性质、现实表现和身心健康状况做过安全风险评估。昨晚的事情后,监区上报给了所领导,将周秦列为重点监管对象,管理级别已达到最高级。此外,管教还提到一个疑点:嫌疑人关押到看守所,通常有家人过来送衣服和钱,可是周秦入所后,从没收到任何接济物品,也没见他请律师。

林凯建议监区方面再对周秦做一次身份信息核查,同时对其加强管控,有任何情况都要及时上报,自己也打算再约谈一次周秦。但这个想法却被师父杨建军否决了:“在没有全面掌握犯人的情况之前,怎么能急着展开‘深挖’?周秦的危险性很强,直接‘深挖’未免太冒失了。”

在师父的点拨下,林凯没有直接约谈周秦,而是找了周秦同监的犯人了解信息,结果,犯人的反馈让他很意外——有反映称,周秦调换监室以后,管教专门安排了看管他的犯人,可犯人们已经都听说了周秦的事,知道他杀过人,又弄断隔壁“铺头”的手指头,“谁敢管这个祖宗?”只能处处让着他。可谁也没想到,周秦待在新监室这几天,竟然表现得对大家极其友好,常讲笑话和荤段子逗人发笑。有些笑话很无聊,但大家都怕他,就假装笑笑。周秦平常话很多,嘴巴像装了电池,压根停不下来,就算被管教骂,他也要继续讲。

“他主要跟你们讲点什么?”林凯问。

“很杂,有时候喜欢讲乱七八糟的笑话,有时候又讲一点什么任何人都对不起他啦,他是替天行道啦……我们也不敢多问,就怕惹到他。这人的脑子肯定有点问题,翻脸很快,今早他前一秒还硬拉着我给我讲荤段子,下一秒就笑得像个神经病,问我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把我问得心里发毛……”

“什么问题?”林凯问。

“他问我:‘你知道怎么把一个大活人变消失吗?’”那犯人说,“我听完这个问题,吓得整个身子都颤。”

周秦为什么会说这些话?犯人们不敢问,有价值的线索也就获取不到。

林凯有些沮丧,他返回驻所检察室,向师父汇报进展。杨建军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继续做外围谈话。”



2


那两天,我也一直在琢磨周秦的举动——为什么他先前的供述都很稳定,可到了审查逮捕阶段,就突然翻供了?一般而言,翻供大多是为了推脱或者减轻罪责,可是他这种翻供,等于胡搅蛮缠,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师父见我还在翻周秦的卷宗,便提议带我一起去找一趟杨建军。8月23号下午提审结束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杨建军和林凯依然等在检察室,一场非正式的案情讨论会即将开始。

杨建军说:“周秦这个犯人很奇怪,一开始跟公安说自己是‘激情杀人’,后面又跟曹兵绕圈子,说自己是‘无动机杀人’;羁押在看守所以后,又故意伤人——当然,这件事发生在他入所初期,当时他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监所环境,也确实容易发生伤害行为。照我以往的经验,重刑犯的求生欲望很强,在所有犯人里面,联系检察官的次数是最多的,甚至不需要引导,他们就会主动坦白或者检举揭发。可周秦却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明知死罪难逃,偏想一死了之。同时,他既抗拒审讯,也不遵守监规监纪,这就再次证明他有强烈的自弃心理。”

杨建军继续说,看守所向来被称为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既然是打仗,必然要讲究战略,什么人是什么样的性格、适合安排在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因此我们应该把突击讯问和谈话教育相结合,组成‘深挖’战阵,就一定能把周秦拿下”。

“我驻所后也专门挖过一些案子,相对有经验,这次由我来担当指挥;曹兵擅长讯问,左权的性子随师父,就辅助曹兵筛查周秦案子中的漏洞;我徒弟林凯性格温吞,适合慢慢地磨,‘小刀锯大树’,所以,周秦的谈心工作就交给他。”

杨建军和林凯作为驻所检察官,对此案不具备侦查权和审讯权,所以得由我师父负责审讯,从“外围”步步紧逼,林凯则在看守所里以“谈心”为主,缓缓深入。

最后,师父补充道:“这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要正式成立专案团队,老杨必须要上报检委会。”

杨建军也说:“如果‘深挖’工作有进展,公安民警也会参与进来,这就成了接力赛,明天的第一棒先交给林凯。”


------

8月24号,针对周秦的第一次谈话即将开始。林凯严阵以待,杨建军在他身边陪同,谈话室门外还有一名管教在过道里巡查。

两边的监室沉寂下来,周秦被管教上铐后带进了谈话室,他的眼神冷峻犀利,一直死盯住林凯。林凯被盯得很不舒服,但也只能这样跟周秦对峙着,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了他的基本信息。

“你想知道这些就自己去问管教,我不想说太多的屁话,你们问过来问过去,也就那么点东西。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周秦说话时眼睛依然盯着林凯,声音刻意压得很低。

“那你就再讲一遍!”林凯厉声说道,“人在哪里就得守哪里的规矩,到了这儿,就得遵守监规监纪!”

周秦很不耐烦地报出个人信息。被问到具体案件时,他哼了一声,歪斜着脑袋,盯着林凯说:“你长得那么瘦,还是一个‘四眼’,经不起摔经不起打,你以为你谁啊?我凭什么听你的?”

林凯深知这些重刑犯只讲逞凶斗狠,若是自己看起来不够凶悍,他们难免会斜眼瞟人。可他并没发火,因为杨建军教过他:犯人的挑衅往往是为了隐瞒真相,你如果发了火,注意力会自动放在犯人身上,而非案件本身,这就等于中了圈套。

于是,林凯采取迂回战术,自我调侃了一番:“每个人都不一样,这要看你哪里练得多。像你这胳膊用多了,就变粗了。”

周秦面孔撑起一个夸张的假笑,又故意把面部肌肉放松,提起的嘴角跳下来,迅速变回那张冷漠肃杀的脸。

林凯双手抱胸,肘支着桌面,前倾身子,饶有兴趣地问周秦:“你放松一点,为什么一提到案子就那么紧张呢?”

“紧张个屁!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周秦似乎很恼火,“不就是死吗?你们还不如抓紧给我个痛快,我早点上路好投胎。胡克明活该倒霉,因为他遇到了我——你们不知道吧,杀人以前,我还帮警察破过案子。”

这听起来完全就是鬼话连篇,但林凯想看周秦接下来怎么编造故事情节,假如实在编不下去,自然会露出马脚,就激将他:“就你还帮警察破案?”

周秦先报了一个浙江的地名,然后问:“那里不是有个拍电影的场子?”

“对,这谁都知道,有什么稀奇的?”林凯装得很不屑。

紧接着,周秦又报了当地派出所的名称和地址。这些信息都不假,可是说对了也说明不了什么,林凯冷声说:“这些在网上都能查到。”

“大约在去年3月吧,我在那里做临时演员,剧组借的老摩托车被偷了,有人到派出所报了案。警察到场后挨个询问,我看了一眼被弄坏的车锁就知道是谁干的。我跟警察讲,以前我见过这种盗车的方法,是‘寿南帮’那伙人专用的,他们当中有很多惯犯……”

林凯接话:“那警察肯定会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我以前车被偷过,也是别人告诉我的。现在我回头想,既然我知道这些事,就想着帮帮他们,积点德总归没错。”周秦说。

“后来偷车贼抓到了没有?”

“人抓到了,我还跟剧组打听过,果然是‘寿南帮’的人,还没销赃,就被警察给逮了。那案子后来咋判,我也不清楚。那会儿我都要走了,那些角儿的演技还比不上我呢,加上剧组扣了钱,我到别的地方混去了……”

林凯原本想对周秦讲:协助民警办案是群众的义务,更何况你说的这个盗车案的事究竟能不能验证,还很难说。但转念一想,换了一种说法:“我听下来,觉得你这人还挺热心的。咱们先不说这个案子,就拿你先前打人的事来说吧,总归是有原因的。男人就该光明磊落,你这都算是帮警察破过案的热心市民了,还有什么不敢讲?你掰断‘铺头’的手指,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那是为民除害,一开始跟他掐起来,是为了晚上值岗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管教跟我们讲了,这件事也就翻篇了。后来到了晚上,那个杂种吹牛X,说自己搞过邻居的妹妹。我突然想到,要是自己的妹妹被这么欺负,一定要把他撕成两半,脑子一热,就想给他弄点苦头吃。说到底,还是那四个字:为民除害。”

“也就是说,你还有个妹妹?她叫什么名字?”林凯记下这个关键点。

“我啥时候说过我有妹妹了,我爹娘就生了我一个。”周秦搔着后颈。

“刚才你为什么说‘如果自己的妹妹被欺负?’”

“我那是随便打个比方。”

“你今天讲的那个‘铺头’的线索,我们会交给管教去核查。这点你做得很好,及时反映情况。”

周秦还是搔着后颈,嘴唇翕动。

谈话结束了。林凯留意到,周秦从起身到离开,眼神还是全程盯着自己,眼神里不仅有敌意,还多了几分警戒。这场谈话中,他说的话到底几分是真几分是假,还需要深入分析。

看着眼前这个犯人,像在面对幽暗的巨大迷宫。


------

林凯回到检查室,跟师父杨建军复盘刚才的谈话:

“我观察到周秦的眼角没有笑纹,眉心的皱纹却很明显,这说明他平常不爱笑,而且长期沉浸在负面情绪中,有心结没有解开。他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没有移开过,表明他想通过敌意和挑衅来打乱我的节奏,主导这场谈话,可惜没有成功。”

“我提到‘妹妹’的时候,他明显变得紧张,反复抓挠后颈。在心理学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代表敌意和戒备,对他来说,很像在自我警醒,不能说出不该说的话。他目前想要掩盖的事,就是我们深挖的重点,其中的第一步是核查他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情况。”

此刻的林凯还没有意识到,正是这条周秦无意中提及的信息,在日后勾连出另一串隐案。



3


2016年8月25日,“深挖”接力棒由林凯交到师父和我的手中。赶到看守所,我们去第三监区门口“提人”。周秦的拖鞋和脚镣在地板上磨着,慢腾腾地走在昏暗的走廊,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很明显,犹如野兽在暗处凝视。

提讯室还是在上次的房间,灯光很亮。透过白色的灯光,我能看清周秦面容上的种种细节。

周秦刚坐定,就先开了口:“又是你们啊。”

“对,按程序走。”我冷声说道。

“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提审什么的,顶多就是让我更烦更难过,压根没啥用。上次我讲得很明白,希望你们快点判我死刑,其他不用多讲了。”

“你想多了。”我放下手头的案卷,盯着他,“你这个案子每个步骤都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不是说你要求死刑法院就马上枪毙你。现在还只是批捕阶段,接下来还有起诉阶段,最后法院还要审。”

“呵,我想死都没那么容易。”他冷笑一声,眼睛试探性地向外瞟。

“所以说,你越不配合,越会影响到自己。上次我们跟你做了‘释法说理’,无论你翻不翻供,最后都会批捕。”

“那我还用讲什么?我就算讲出来,你们也不信。”

“这点要跟你讲清楚,不是我们‘信不信’的事,是你的供词和证据能不能互相印证、通过法律层面的审查。现在说跟以后说,效果完全不一样,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前几天我跟这里的驻所检察官讲过,杀他(胡克明)是为民除害,你们就是不信。活了40多年,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怂货,想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你奉献社会的方式就是杀人?”我说,“这个先不谈,你得把刚才那些话讲清楚,比如你怎么调查胡克明、又怎么证明胡克明‘对社会有害’?”

“谈不上什么调查,我他妈又不是警察。就是挨个跟村民打听,很多年前胡克明在村里干过坏事,坐过牢,放出来以后,还是狗改不了吃屎,说明这种鸟人就是社会的垃圾,我想着杀掉他,帮村里做件善事。我怂了几十年,死前当一回英雄好汉,这条命也值了。”

“你跟胡克明有没有私仇?”

周秦愣了半秒,马上回过神:“没仇没怨。”

既然没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决定采取师父教过的“欲擒故纵”:先让犯人自行交代,待时机成熟,将这些矛盾点统一归拢,向犯人发起猛攻。

“作案前,你在什么地方?”我开始岔开话题——在公安的报捕文书上,写明了周秦“无业,无固定住所”,但他在杀人前总该有个住处。更重要的是,根据之前掌握的情况,此前他几乎从未来到本市,又为什么会“精准”找到胡克明的住址呢?

周秦仰头靠向椅背,说记不清了,顺便炫耀起他的辉煌过往——这些年走南闯北,“睡过很多地方,也睡过很多女人”,城中村有一排无名发廊和洗脚店,里边有个“暗间”,专供包夜的嫖客,他“要搂着小姐才能睡着”……

我打断他的话:“现在是提审,不是来看你自我陶醉的。再听一遍问题:你在动手杀人的前一天晚上,人在哪里?”

“我睡在旅馆里边,具体在哪块地方,那旅店叫啥名,我想不起来了。第二天下午,我打算去杀胡克明,路过一家五金铺子,花了10块钱,临时买了一把螺丝刀。”

他说的这把螺丝刀就是后来的作案工具,我在卷宗里看过照片,是一把长20厘米左右的十字改锥,锥头、锥体被血浸红,黄色胶柄有3个贴合手掌的椭圆凹陷,残留着零星血渍。

“你怎么会知道胡克明的具体住址?”我追问道,“你现在的口供很反复,在公安那边说自己跟胡克明关系很熟,大吵了一架,才痛下杀手;上一次提审的时候,你又开始装糊涂,说不认识胡克明,也没有杀人动机;到了今天,你又说杀胡克明是惩奸除恶。可不管是哪个‘版本’,你找到胡克明,总要有个地址,这个信息是从哪儿来的?你有话就老老实实地讲,我们会如实记录。你要有事想掩饰隐瞒,也迟早会被查出来,到时候对你更不利。”

讲到最后几句时,我特意加重了语气,观察着周秦的反应。他微微低下头,面色阴沉,目光左右飘忽,似乎在盘算什么。

“我托朋友问的。”周秦开始含糊其辞,这表明他仍存有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

“哪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全都要讲清楚。”

周秦沉默了,我低头翻阅着材料,没有催他。这种沉默并不是他想对抗我的审问,只是表明心里藏了很多话,此时若急于催促,反倒会适得其反。

几分钟后,周秦语速缓慢地说:“是个警察。他不是我朋友,当然也不会跟我这种人做朋友。名字我也叫不上。你问他为什么告诉我(地址)?”

说到这里,他又冷笑起来。

“讲下去。”我没理会他的故弄玄虚,师父以前教过我,不能被嫌疑人打乱节奏。

“当然是我打点过了,他才会跟我讲。”周秦说。

我和师父对视了一眼,意识到这番供述很可能存在疑点:他无论讲任何事情,都要跟“警察”挂钩,在林凯的谈话室,他说帮警察破过案,这时候又说自己贿赂过警察——或许他有“仇警”心理,可如果他交代属实,这就会牵扯到另外一桩案子。

“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换了一种问法。

周秦似乎对这个问题很茫然,欲言又止。

“从我们上次提审、你说出第一句话开始,你这个案子,包括你本人,都充满了疑点。你越是这么胡编,我们就越会怀疑,加大‘深挖’的力度。当然,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我必须要提醒你,你这样是在给自己挖坑,挖深了就再也爬出不来了。”

周秦迟疑了几秒,开口说:“我不认识那个警察,也没法确定有没有这个人。我有个朋友叫季振华,做偏门生意的,在网上倒卖别人的信息。我花了300块,就把胡克明的身份证号码、照片、地址还有手机号全部弄到手了。我交钱的时候问过他这些信息从哪儿搞到的,他说派出所的警察告诉他的,这话是真是假,我不敢打包票。”

我记下“季振华”的信息,又问:“你之前说胡克明不认识你,那你又怎么进房间跟他聊天?那个房屋的主人是徐东,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不要再说‘不认识’——谁会放一个陌生人进屋?”

周秦似乎很想打断我,嘴巴一直没合拢。很快,他就交代了一大段话,语速飞快:

“季振华给我的信息很全,我看到上面说,胡克明和徐东合伙开了一家租车公司,而且俩人的住址是一样的。就琢磨,既然他们住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不会差到哪儿去。我手头正好还有点钱,就打点了那边外包的司机,把我介绍给了徐东。徐东这个人很爽快,看我跟他聊得来,叫我有空到他家吃饭。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杀人的机会到了。”

“徐东的房子很大,南北通,两层楼。当时胡克明坐在椅子上抽烟,桌上全是烟灰。徐东说今天菜不够,他出门买个烤鸭。他一走,屋里就剩下我跟胡克明了,我不想放掉这个机会,再加上胡克明老是喜欢斜着眼睛看人,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几回,我很不爽,也就没多想,就对他动手了……低头看着胡克明,脸糊掉了,怎么看都遭人厌。”

周秦说,他杀死胡克明时,徐东忽然开门进来,说刚才忘带钱包。他惊骇之余,就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个人也搞掉”。徐东先看到现场,反应过来,转身逃向楼梯,边跑边呼救,生怕再晚一步,自己就会像胡克明一样躺在地上。

“我可以逃,但是没逃,反正我压根没料到徐东会这么早回来。本来我是这么打算的:杀掉胡克明,换身衣服,马上到城中村,能多待一分钟算一分钟。”

“你为什么想逃到城中村?胡克明家离那里很远,附近还有很多道路监控。”

“不是‘逃到’城中村,我本身就没想过逃跑。城中村有几家发廊和洗脚店,里面做皮肉生意的,那里有我的相好。”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晓得她叫什么。做那一行的娘们,没有哪个会讲真话,不会报出真名字。我是觉着她长得像我认识的人,被警察抓到之前,想见她最后一面。”

“你认识的哪个人?要讲清楚。”

“我想拉屎。”周秦突然捂住肚子。

我正要起身发作,师父把我按下,默默走出提讯室,找了一位管教民警,让其陪同周秦去上厕所。



4


师父回到座位,跟我说:“周秦去上厕所也好,我们有个‘中场休息’,可以商量对策——你觉得他还有什么问题?”

我把随手记在手边的A4纸上的疑点给师父看:第一,周秦的认罪表现变化太快,最初他想尽办法隐瞒,跟我们耍无赖,现在又变成了“竹筒倒豆子”,这不太像他的性格;第二,周秦刚才的语速非常快,跟他往常的说话习惯完全相反,好像急着要把案子全部说完,不让我追问下去,他急着交代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背后还藏着什么?他提到的那个“故人”又是谁?跟案件有没有直接关联?

师父咧嘴笑了,拍着我的肩膀问:“现在你想到什么办法?”

我说,现在看,周秦自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坦白,比方说,他提到的那个“季振华”,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个案子得交给林凯,向公安制发《移送案件线索函》“深挖”,看有没有警员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另外,周秦还有事没有吐出来,我们要彻底“挤透”。

正说着,林凯推门进来,交给我们一份材料,说了句“有突破”就匆忙去巡监了——他后来跟我说,原本他是打算在我们提审结束后再提这件事,结果正巧看到周秦上厕所,便见缝插针过来了一趟。那份材料是公安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我和师父细读之后,立刻准备更换讯问策略。

提讯室外发出脚镣磨地的声音,周秦回来了,“中场休息”到此结束。

周秦坐下后,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一般来说,确实有检察官会在犯人进入提讯室后再核对一遍姓名,但此刻,我是刻意明知故问。

“周秦啊。”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赵恒是谁?”我又问。

听到这个名字,周秦的脸登时僵住了。

“赵恒是谁?”我又问了一遍。

周秦沉默不语,眼神涣散,像在追忆往事。

原来,在昨天林凯发出协查函后,民警通过公安综合信息系统检索、核对后发现,“周秦”的照片与一个叫“赵恒”的人高度相似,又根据其登记信息和户籍信息反复比对了一番,发现虽然“周秦”和“赵恒”均有真人,但“周秦”的户籍照片却与当前这位在押人员并不相同。最终,经过核验确认,“周秦”属于假身份,其真实姓名为“赵恒”,存在作案潜逃嫌疑。

我用笔在桌上敲了敲,周秦回过神,但依旧闭口不言,想用沉默对抗。

我说:“刑诉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口供也可以定罪处罚,何况你刚才的供述已经和客观证据相互印证。但你要明白,羁押期限是从查到真名才开始计算的。你用‘周秦’这个假身份是为了什么,我们也会查出来。”

周秦还是沉默。

我们没有再耗下去,在他签字捺印后,收拾公文包走出了提讯室。我回头张望,见回监区的周秦,腿似乎有些发软,走路摇晃,管教在扶着他。


------

当天傍晚,公安局“追逃办”赶到看守所,对周秦发起突审。面对讯问,周秦全程保持沉默,双方僵持到审讯结束。

次日早晨,林凯继续进行外围谈话。与周秦同监的犯人反映说,突审回来后,周秦的话明显变少了,之前讲话嘴巴刹不住车,现在最多讲两句,甚至一整天都没声响,只躺在床铺上,像生了重病。犯人们见他有些反常,安静得都听不见呼吸,以为他死了,也不敢用手碰他,怕他又受什么刺激发疯伤人。

返回检察室后,林凯将情况做了汇报,对师父杨建军分析说:“现在绝对不能逼得太紧,否则周秦这根橡皮筋会彻底崩断,所有人的努力也就前功尽弃。我认为今后的谈话要以关心为主,逐步攻破他的心理防线,找准时机再‘深挖’。”

下午,林凯巡监时经过周秦的监室,随口叫了一声:“赵恒?”

周秦听到后,身体像触电般打了个激灵,然后坐起来对林凯讲:“检察官,你就叫我‘周秦’吧,这个名字我用了快10年,你现在叫我‘赵恒’,我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

“也行。”林凯让管教给周秦上铐,准备前往谈话室。

坐进谈话室,周秦猜到林凯会问案子,眼中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双手不断摩挲着膝盖。林凯也猜到周秦在想什么,反而对案子只字不提,只详细问了他的生活情况:“我看你的户籍信息,是不是有个妹妹叫赵红?她为什么没来给你送衣服?”

“我跟她很久没联系了。”周秦声音低沉。

“你现在没有换洗的衣服,我和管教商量了一下,帮你把这些配齐,在生活上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周秦倒也爽快,对林凯直说:“最近我晚上睡不着,今天到了饭点,我反而在睡觉,他们(犯人)也不敢叫醒我,现在饿着肚子,可以帮我找点吃的吗?”

“这个不难办,你别着急,我等会儿让管教给你弄个菜馒头。”林凯说。

周秦抬头望了林凯一眼,虽没说话,但眼神发生微妙的变化,林凯觉察到,对方的心中有某些东西在轻微地松动。

此时,周秦并不知道,自己供出来的季振华,在林凯制发了线索函和相关材料后,被民警们循线追踪,在外地成功抓获。经过审讯,季振华交待,先前他号称的“由警察提供胡克明的信息”,为自己杜撰的话术,胡克明的信息,是他通过隐蔽的网络手段获取到的。

与此同时,检察院向赵恒户籍所在地的公安分局制发了公函,与当地刑警队取得联系,要求进一步调查赵恒的社会关系。民警钱义成在协查中发现,赵恒的妹妹赵红也很可疑——经过身份照片的核查比对,她和另一个名为“夏丹”的女子,照片高度吻合。


------

在着手寻找赵红之前,钱义成赶来我们这里,对周秦做过一次突审,但周秦的供词毫无价值。审讯时,周秦的情绪异常激动,猛捶桌面,手铐“哐哐哐”乱响,一直重复着“你别问我,我跟她20多年没联系”、“这个人早死了,就算活着也跟死了差不多”。

在茫茫人海中找出赵红绝非易事,钱义成所在公安分局派出3名调查专员,经多方查证,才找到赵红的租住地点,却不见其人。房东说,前些天赵红说有急事要办,出去了就没有回来。还说,赵红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远郊的寺院做义工。

专员又拿着赵红的照片前去寺院走访。住持告诉他们,照片中的女子叫“夏丹”,已经很多天没来过了,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7月10号。住持还说,赵红在寺院里做义工时,经常出资请僧众为她哥哥诵经,“消罪祈福”。专员问她哥哥姓名,住持回答:“赵恒。”

专员立刻赶往长途客运站,通过调阅车站的监控录像,看到2016年7月16号下午4时53分,赵红身着灰蓝色短袖、携带一只淡粉色拉杆箱,在候车室内左顾右盼,神色慌张。傍晚5时,她跟随车站的人流,上了长途客车。

8月25号晚上,听到前方同事在第一时间发回的反馈,钱义成的心里冒出问号:

赵红整天到寺庙为哥哥诵经祈福,哥哥却说他跟妹妹“老死不相往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赵红的离开距离周秦被刑拘,仅仅迟了1天,这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左 权

犯罪学协会成员,

现为人民检察院干警,

从事重罪检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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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9 09:3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桩意外翻供的杀人案中案(下)|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左权 人间theLivings  2022-08-0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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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尸体是他一个人搞的,我回去的时候,屋里冒了很多烟,他站在烟雾里,卫生间都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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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关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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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年8月27日上午10时,经过两地公安密切配合,民警在本市郊区一处简陋的农房内找到了赵红。

赵红,35岁,已经借用“夏丹”的假身份生活了9年,可是当警察问询她的名字时,她却平静地报出真名。

在检察院同事的配合下,赵红对钱义成道出了一桩9年前的隐案。

2007年清明,她的父亲赵志喜上坟烧纸,不慎烧到胡克明的棚子。胡克明向赵志喜索赔,但赵志喜不肯,认为对方是拿个破棚子讹诈自己,“狮子大开口”。双方扭打起来,胡克明的左耳被打穿孔。关押进看守所以后,一个自称叫“陆扬帆”刑释人员联系了她的母亲,说自己曾和赵志喜关在同一个监室,有“特殊渠道”可以给她丈夫办理“取保”。她母亲急着想捞人出来,便信以为真,交了一大笔“手续费”。

结果这个陆杨帆收钱后便没了人影。得知自己的血汗钱被骗走,原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赵母受不了打击,并发脑溢血,很快离世了。赵红本来想到派出所报案,但哥哥赵恒却说报警没用,“不如靠自己”叫陆扬帆偿命。他花钱打听到了一个陆扬帆的朋友张吉,向对方要了陆扬帆独居的地址,准备去寻仇。赵红想跟过去,赵恒不肯,跟她大吵了一架,最后拗不过她,就让她配合自己的计划——先到化工公司购买硫酸,然后让赵红去上门,因为陆扬帆没见过她,而且她身形娇小,会使陆扬帆会放松警惕。

作案当天,赵红在街边买了一瓶白酒和熟食,敲开了陆扬帆家的门,谎称自己是张吉的妹妹,进到屋里后,赵恒尾随进去,捂住陆扬帆的口鼻。

“我们把他绑了起来,他想大声喊叫,我哥就在他手臂上划了道口子,他就不敢说话了。”赵红说。

“那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拿陆扬帆的银行卡去提款,回来就听见剁东西的声音,我知道是我哥在处理尸体,他怕我会吐,叫我出门到其他地方,还让我别走太远。我在门外逛了一圈,待在附近的花园,看到一只黑色的小狗崽,刚学会走路,我想收养它,就一直抱在身上。后来我哥看到了,不同意我带走,说那样会暴露,我舍不得,还是抱回家了,那只黑狗陪了我很久。”

赵红供称,他们兄妹二人作案后的9年来,她和哥哥赵恒从未见过面,只保持着单线联系,均由赵恒打电话过来。两人通话的时间是每月的15号,赵恒通常借用别人的手机或者使用公共电话。当时他们做了一个“通话标记”——如果哪个月的15号、16号这两天赵恒都没来电话,就表明他已被捕。

潜逃年数渐长,兄妹之间的话却在变少。每次赵红接到电话,赵恒总要先沉默几秒,不知如何开场。这些年,兄妹俩每次通话时长都不会超过3分钟,有时候赵恒只说:“我还好,你好好过日子。”

“其实你们找到我也好,我也省得每天提心吊胆,现在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赵红说,这些年她的生活质量极差,百病缠身,时常到医院看病,早已厌倦了东躲西藏的仓惶日子,但她不恨哥哥,更不认为自己做出了巨大牺牲,毕竟,“路是自己选的”。

赵红性格内敛,她谈过恋爱,男友嫌她太闷,恋情维持了半年不到便一拍两散。此后她更加少言寡语,让那些心事烂在肚子里。在她深夜想要倾诉时,那条黑狗是唯一的听众。2013年冬天,黑狗得病死了,她还花钱请僧人为爱犬诵经超度。寺院远在郊野,每日晨钟暮鼓,成为赵红逃亡路上的安住之所。她不是没动过出家的念头,但割舍不下久未谋面的哥哥,“快10年了,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

2016年6月15日,赵红接到哥哥的电话,“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但他那边很吵,有些话我听不清,问他在哪里,他说在烟铺子,借老板娘的电话打的,让我不要老是待在家里,偶尔出去走走,换个地方住也行,我没说什么,他就又重复了一遍,叫我换个地方,多出去走走。那时我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7月的15号和16号,赵红没有再像往常那样接到来电,猜到是哥哥出了事,便连夜收拾行李,跟所有人不辞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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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兄妹做下的“溶尸案”显现后,公安在档案室调取出了那套尘封9年的案卷,并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重新整理成册后,移送到检察院。

得知妹妹落网的消息,周秦不再沉默,他主动坦白道:“两条人命,一个叫陆扬帆,另一个叫胡克明,全是我杀的,跟我妹妹没有关系。”

潜逃9年,他的记忆依然清晰,能准确描述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及价格、作案现场和细节、还有他和死者当时身穿的衣服。审讯人员一度暂停审讯,将他的供述与当年的案卷复印件核对,基本吻合。

周秦称,这9年来,那天杀陆扬帆的场景经常在梦中像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放”,“当然记得很清楚”。同时他再次强调,妹妹赵红从小体弱多病,不可能参与杀人。

审讯人员问:“既然没有参与杀人,为什么赵红要用‘夏丹’这个假名?”

周秦又闷声不响。

审讯人员又问:“硫酸买了多少?是谁买的?”

“5桶,我找朋友买的。”周秦开了口。

“为什么赵红说这些是她自己到化工公司买的?”

周秦枯坐在冰冷的铁椅上,陷入短暂的沉默,双眼无神地望着对面的审讯人员,之后主动转移话题,坚持认为自己没有抢劫的动机,只是想“帮我老娘拿回被骗的3万块钱”。审讯人员继续追问,他选择用沉默对抗,一直熬到审讯结束。



6


直到次日上午提审赵红,审讯人员才获知了更多有关此案的细节。

赵红供述称,杀陆扬帆这件事,周秦是有过预谋、做了充分准备的。他让自己到化工公司购买了5桶浓硫酸和1瓶甲醛之后,便开始用鲜猪肉做实验,掌握硫酸溶解骨肉的浓度。此外,他还买了刀具、手套、封口胶和几十只垃圾袋。

在哥哥持刀威逼陆扬帆交出银行卡后,赵红拿着银行卡前往附近的商业银行,查到卡内有2万元,分4次全部提出。得知只提到这么点钱后,周秦反手扇了陆扬帆一耳光,怒斥道:“你骗了我老娘3万多,现在还差1万,你要吐出来,只能多,不能少!”

随后,赵红又在屋里翻出一张农行卡,周秦逼陆扬帆报出密码,然后换成赵红看守,周秦换上陆扬帆的外套去到银行,取出卡内的3万8千余元。

重返作案现场,周秦带回了几盘蚊香。赵红说,现在又不是夏天,买蚊香做什么?周秦打开了房间里的电风扇,又点燃了蚊香,说“等会儿味道太大,这样可以去掉异味”。

“他(周秦)让我在小区门口待一会儿,别跑太远。弄尸体是他一个人搞的,我回去的时候,屋里冒了很多烟,他站在烟雾里,卫生间都是红色的。”

赵红的话,正如卷宗所述:“杀人现场为多层楼房结构,中心现场位于楼栋内3楼321室,房间内摆放鞋柜,卫生间拉门下方地砖上有2根毛发,东北侧有一浴缸,边沿上有5cm红色斑迹,内侧瓷砖有0.3cm×0.3cm红色斑迹,下方地砖有20cm点状红色斑迹……现场无其他异常情况。”

“后来我又发现,他的衣服换了,我问他自己穿的放哪儿了,他说衣服被弄脏了,用打火机放在卫生间烧掉了,接着他又熔掉了银行卡,把记密码的黄纸也烧了,烧成的纸灰冲进了下水道。”

当晚10时许,周秦开着小货车,赵红坐在副驾驶座,后车箱放着几个黑色垃圾袋。货车驶过阴暗的林中路道后,周秦下了车,把尸块倒进海里。

第二天上午8时,周秦叫妹妹保管好陆扬帆的手机,准备接听来电。他独自到周边的商店买了一张IC卡,拨了陆扬帆的号码,待赵红接听后,两人保持了35分钟的通话时长。事后他告诉赵红,这么做是为了扰乱警方的侦查,制造出陆扬帆还活着的假象。

“我哥分给我4万多,他自己拿了剩下的1万,放在他的灰色帆布包里面。他叫我不要担心父亲,那些事他会处理。”

赵红交代完,长呼了一口气,身子也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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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补侦送卷后,审讯人员最后一次提审周秦。

那天有阴雨,室内灰暗,周秦坐在铁窗下方,像在纸上擦过的铅痕。面对讯问,他依然想做抵抗,声音低哑:“警察不一定能把陆扬帆的尸块捞上来,既然尸体都没找到,你们又怎么定我跟赵红的罪?难道就凭我自己交代的那些话?”

“这点我会跟你讲清楚,公安的刑技部门出具过《物证检验报告》,其中有DNA检验结论可以证实,321房卫生间里的血迹和油脂不能排除是陆扬帆留下的,现场提取到的毛发和指纹也无法排除是你所留。你先前做过有罪供述,交代自己把陆扬帆杀害后溶尸,再抛尸大海。后来公安组织过捞尸,虽然的确没有找到,但是陆扬帆自从案发后一直失踪,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他已经被你杀害,尸体没被发现,这并不会影响罪名的成立。”

周秦瘫在铁椅上,双肘吃力地撑起,央求 “别再讲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之前你问过很多人‘怎么把一个活人变消失’?看起来好像揣着明白装糊涂,这说明你其实很得意,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可是你忽略了一点,公安的刑事技术很发达,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你那些伎俩和伪装都是徒劳的。”

周秦猛抬起头,怒视着面前的审讯人员,双拳紧紧握住,发出微颤。

“案子过去了9年,你妹妹赵红在这9年里面究竟经历了什么,你想过吗?”

周秦的拳头松了开来。

“你跟人不断强调,自己‘只有小学文化,是个大老粗’,‘从来不想什么前因后果’,但是这个案子里面,抢劫、杀人、抛尸,一系列的计划都需要非常缜密的思维,是你自己想的,还是赵红?回答我!”

这个问题对周秦来说,最为致命——他的神情像被射中了冷箭。

“是你还是她?”

“是我。”周秦说,“我妹妹心肠很软,我早前杀鸡的时候她都不敢看,更不要说什么让她杀人抛尸。所以我杀陆扬帆的时候,没让她在现场。你说的没错,我没想过她这9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把她害惨了。”

“你父亲赵志喜后来怎么样了?”

周秦说,父亲刑满释放后,不想再回到破碎的家,失踪了一段时间。他先前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但他毕竟承诺过妹妹会照顾好父亲,便到处寻找父亲的下落。直到后来,周秦知道了父亲病逝的讯息,“他是把自己活活喝死的”。此事对周秦的触动很大,他得出偏激的结论:这一切都是胡克明造成的——假如胡克明当初没有讹父亲的钱,他现在也不会家破人亡,所以,必须让胡克明血债血偿,“这个仇我记了整整10年”。

他说完这句话后,整个提讯室沉默着,又在寂然无声处,砸出巨响。


------

提审结束,审查报告如下:“赵恒(周秦)、赵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劫取他人财物共计5万8千元,并致一人死亡,为了毁灭罪证,肢解被害人尸体,用硫酸化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

我们原以为,在赵氏兄妹的落网、交待后,这次“深挖”已经进入到扫尾阶段,但谁也料到,周秦藏的秘密远远不止这些。



7


一个上午,林凯在第三监区巡监,透过铁窗看到周秦靠在白墙边,仰望着天花板,两颗眼球爬满血丝。同监室的犯人都和他保持距离,侧过头各自静坐,当他不存在似的。

见到林凯经过,周秦突然起身凑到铁窗边,主动要求约见检察官。半小时后,林凯结束巡监,管教给周秦上铐,将其带入谈话室,杨建军也赶到房间,坐到林凯身旁。

谈话室是第三监区采光最好的房间,有一扇横移式的不锈钢铁窗。那天光线很强,在周秦的黄色囚服上舒展开来,胸前的灰黑色污渍显得格外醒目。此时赵红已被羁押,林凯猜测,周秦这次要求谈话,很可能为他妹妹而来。

然而,周秦对赵红的事却只字未提。他低头望着手铐良久,才开了口:“林检察官,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得承认上次谈话的时候,故意漏讲了一点东西。其实在逃跑的9年里面,我还犯过点事儿。”

“想交代漏罪是好事,不用说对不起。”林凯看着桌上的谈话记录表,正准备动笔,周秦却不再出声了。林凯抬起头,迟疑地望着他,周秦才吞吞吐吐地说:“要是我讲完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原来是想谈条件,林凯说:“开门见山吧,你这次主动要求谈话,是不是为了赵红?”

“对。”周秦的声音很小,如同一只飞蚊窜进了谈话室,而他的头低得快埋进肚皮里了。

林凯说:“你先说为了赵红什么事?把事情讲清楚,我才能帮你,当然,这些事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违法违规的事我没办法帮你,听明白了吗?”

周秦猛地抬头,双眼放光,又很快熄灭了。见他缓缓把头垂下,林凯隐约感受到,他这次的请求很难办成。

果然,周秦说:“我想知道我妹妹在哪里。”

“赵红现在被刑拘了,在看守所里面,她的案子很快会送到检察院提请逮捕。”

“检察官……”周秦咬着嘴唇,停顿了一下才说,“我还有机会跟我妹妹再见最后一面吗?”

林凯没有马上回答,他用余光瞄着身旁的杨建军,希望师父能给点提示。杨建军对着周秦轻抬了下巴,示意林凯继续按照谈话流程来进行。

“你这个请求比较特殊,我们要开会讨论一下,过几天给你答复。”林凯先稳住周秦,然后立即切入正题,“你最开始说有案子漏了讲,我相信你会说到做到。”

“那是6年前的事了,我杀了陆扬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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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说,2008年深秋,自己逃到南方,趁着夜色,在停车棚里偷了一辆车主忘记拔钥匙的黑色摩托。“车子像新买的,具体的特征我记不清了,就记得是安徽的号牌”。午夜飘落细雨,他骑车飞驰了十几公里,去了他曾经待过的小城,“那是个小地方,查得不严,而且我对小城很熟悉,知道哪儿有汽车站”,想在汽车站“趴活儿”。

“那时候我脑子犯浑,不懂江湖上的规矩。”周秦说,自己刚来的第一天晚上,正要去汽车站,几个“摩托客”骑到他身边,问他从哪儿来,“怎么从来没见过?”周秦没有理睬,只顾往前开。那些人骑着摩托围住他,一排车大灯亮得他睁不开眼:“把车子留下,人滚蛋!”

对面有四五个人,周秦打不过,又不肯认怂。他瞄准空当,从那儿硬闯出去,车速飙到最快,“整辆车都腾空了,快飞起来”。夺命疾驰了5公里,周秦才把车停下,整晚滴水未进,口唇干裂,他想找个地方弄点开水。可夜如泼墨,远郊路灯稀少,他左右摇动车把,灯光乱扫,在路南边发现了一家旅店。进屋后,老板娘看到周秦神色慌张,便问他有什么急事。周秦把刚才自己的遭遇讲了,说也不清楚那些人会不会追过来,想先讨口水喝。

“应该不会,这个点儿没人会来。”老板娘说完,顺便扔给周秦一瓶矿泉水。

周秦一口饮尽:“那些男的有文身,不知道什么来路,反正不像拉客那么简单。”

老板娘说,最近小城里冒出一个犯罪团伙,专门盗抢摩托,那伙人的老家在安徽寿县,就取名叫“寿南帮”,你可能是惹上他们了,千万要小心。

当晚,周秦就在旅店过夜,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便起身抽烟。突然,旅店外面响起摩托车隆隆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他凭窗眺望,见几个摩托车灯在黑夜中怒睁着独眼。“那几辆摩托排成三角形,两边的车灯照着前面的车,快开到旅店门口,我才看清楚,那些男人就是刚才抢我车的。我看他们的架势,好像要冲到旅店里面”。

周秦没有猜错,摩托车在店门前停下了,发出“咕咕咕”的轰鸣。旅店只有两层,周秦爬起来,穿过一楼的账台,跃上二楼的阶梯,连开了几扇门,里面都是漆黑的空客房。在二楼的尽头,他找到了厨房,抓起一把水果刀,紧握在手里,又狂奔下来,准备“白进红出”。

跑到一楼时,“寿南帮”的人正巧进了店里,周秦提刀,指着最前面的人:“老子犯过事,背过人命,不在乎再多背一条,你们谁想早点见阎王?!”

那些男人都怔住了,然后爆发出震耳的嘲笑声,笑得最欢的人却藏在周秦身后:“你先把刀放下,有我在这里,他们不敢动你。”

周秦回头看,老板娘收敛了笑容。他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破旧的旅店是“寿南帮”的窝点。

“你刚才说‘寿南帮’都是寿县人,怎么听你口音不像是寿县的?”周秦问。

老板娘让他别多问,站在周秦前面的胖子发了话:“你最好识相一点,把车留下来,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周秦的刀差点挥到胖子的面门:“那部车是我全部家当,你们谁抢,我他妈就跟谁拼命。就算交了车,你们也不会放我走!”

胖子没说话,在夹克里掏出一件银灰色的物体,形似扳手,前端磨得更尖,比周秦手握的水果刀更厚实。

“另外几个男的也拿了这种东西,形状和颜色都差不多。我自己对付不了那么多人,快急死了。这会儿老板娘开了口,说我干脆帮他们的忙好了,不然车子和人命全都没了。我跟她讲,本来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怕你被他们欺负,谁想到你跟他们一伙的。那些男人又笑了……”



8


林凯打断了周秦的话,厉声道:“这些话你自己信吗?他们跟你不熟,也不是老乡,怎么可能叫你帮忙?你讲的什么‘寿南帮’我也没听说过。我警告你,如果你诚心想交代余罪,就不要在这里编故事!”

“检察官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的,你不信可以去查那个老板娘,她叫傅红梅。”周秦急了,抬起锁铐的手胡乱比划。

“你怎么知道她的真实姓名?这些事情你都得讲清楚,还要保证真实性!”林凯在谈话笔录中记下了这个名字。

“别着急,我全会讲。当时老板娘让他们放下扳手,那个死胖子不乐意,磨磨蹭蹭的。看到他们把东西扔掉,我也听了老板娘的劝,结果刀刚放下,那些男的就扑过来把我压在地上,踢掉刀,用绳子把我捆住了。”

周秦说,男人们把他抬到二楼靠北的杂物间,那个胖子踹了他几脚,“老板娘喊了他名字,他才停手,我记得很清楚,他叫‘蛤蟆’。另外两个男人叫‘野狼’、‘老鹰’什么的,全都是用动物取的外号。‘蛤蟆’关上门走了,屋里没开灯,很黑,我只好竖起耳朵贴墙去听,再想别的法子。他们在隔壁的屋里商量什么,没谈拢,就吵了架,有人喊了老板娘的全名,叫傅红梅。这个名字我记到现在,绝对错不了,当初没有她,也就没那么多麻烦”。

“我全身都捆着,跑不掉。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外面动静很大,好像在打人,我扭着身子,往门那边靠,又没响了。这时候有人推门进来,门框正好撞到我的脑袋”。走廊的灯光射入,周秦向外张望,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板上,“很年轻,最多二十出头,穿着棕色外套,头歪向一边,正对着我,脸都模糊了,分不清眼睛鼻子,血流了一地,有腥气”。紧接着,那具尸体的边上多了两只脚。周秦抬头一看,是那个叫“蛤蟆”,“我看着他蹲下来,拽住死人的肩,拉进房间里,关门前给我扔下一句话,叫我‘晚上就陪死人睡觉’”。

“你是想说,他们杀过人?”林凯追问。

“对,我不清楚这个死人是‘寿南帮’的还是被他们抢的人,反正这个案子你们绝对能查到。我只想跟我妹妹赵红见上一面,不可能去扯谎,骗你对我没啥好处。”周秦说。

周秦说,那天半夜他一直没敢合眼,身旁躺着的年轻人已经死透了,房间一片漆黑。“那时候我算明白了,‘蛤蟆’没弄死我,是想折磨我,接下来还会换着花样搞我。我不想像旁边的死人一样,死的不明不白,就拼命想法子,脑子里就冒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催我‘快点跑,快点跑’”。

周秦挪动身子,把手放到死者兜里,嘴里轻声低语:“小子,你要怪就怪那个‘蛤蟆’,害你在这儿做了野鬼,我也恨他。你最好让我找点有用的东西,说不定能给你报仇……”

在死者上衣右侧口袋里,周秦摸到一根小型手电筒,按下开关,照到尸体的血脸。在裤子右膝的口袋,他碰到硬物,借光来看,是一把极其细小的折刀,刀刃还算锋利。周秦用刀好不容易让自己解了困,吃力地爬起来,右手反持折刀,身子抵住门,再轻轻推开。

手电光线太亮,周秦捂紧灯头,只露出萤火虫般的光点。旁边的门虚掩着,“蛤蟆”正在里面打鼾,萤光落在那把改装过的扳手上。周秦捡起那把扳手,踮脚走到“蛤蟆”跟前,朝着对方的脑壳猛砸了一下,那坨肥肉狂扭着,像溺水的人,双手向上乱抓。周秦又砸了几下,人不动了,鼾声消隐在黑暗中。

“算上之前的陆扬帆,这是你杀的第二个人?”林凯问。

“对,那是我杀的第二个,胡克明是第三个。我杀掉‘蛤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林凯觉察到,周秦在不疾不徐的陈述中刻意淡化了自身的罪行。

周秦说,之后他叼着电筒,在“蛤蟆”的裤腿里摸出一把小刀,他在夹克的内侧摸到了钱包,里面有800块现金。周秦把钱揣进兜里,又摸到自己的车钥匙,到店外,找到摩托,赶紧着车逃命,后视镜里,旅馆的红灯店招,凝缩成细小的红点。


------

摩托颠在郊区的烂路上,跑了大约七八公里,周秦有点疲了。他觉得车前的路像是命运朝他吐出的长舌,“就算把油耗光,也跑不完”。前路遇上岔道,他来不及思索,直接弯到右边的林间小路。摩托的后轮逐渐打滑,有了刺耳的怪响。他停下车,听到身后有摩托疾驶的声响。他怕是“寿南帮”来找到他寻仇,情急之下,关掉车灯,将车推到路边的乱草丛中,身子半蹲下来,捏紧那把沾血的扳手,直到听见那辆摩托车开远了,才缓缓钻出草丛。

天光渐亮,灰茫茫的郊野上,一人一车显得格外渺小。周秦长出口气,正要跨上摩托,无意中看到后备箱,当初他偷车得手,连看都没看,心想,“那里面都放着工具,没人会放钱”。

撬开后箱,周秦傻眼了——黑漆漆的箱子里,躺着一本白色的病历册,病人的名字很复杂,他不认得,“只晓得是个男娃,6岁”。他胡乱翻着,上面医生的字如狂草,根本不认得。翻到册子最后几页,里面夹着3张对折的100块。

“这下造孽了。”周秦说,“那时候我满脑子都在胡思乱想,万一这是他们的救命钱咋办?那真的把人急死了。我要是害了这个娃娃,就造了大孽。不怕你笑话,我犯过那么多事,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周秦把钱收好,继续推着车往前走,车子撞坏了,他不想花钱修了,“随便找个地方甩手卖掉,就算是一堆废铁,也能卖点钱”。日头升起,他端详着手中那把奇特的扳手,“那个东西改装得挺好,几个角做尖了,卡螺栓的地方弄得像剪刀,这样能当刀,又能偷车,我就在猜,这是谁想出来的,那个‘蛤蟆’和什么野狼野狗的,一看就是粗人,把脑袋瓜想崩了也想不出,应该是傅红梅发明的”。

摩托坏了,后配的链锁也没用了,他索性用那个扳手剪了,“留下的痕迹很怪,比较好认,不管过了多久,我都记得”。

卖掉摩托,周秦搭乘了一辆卡车逃出省界。下车后,他花了10块钱,坐着路边的“三蹦子”躲进了城中村。“村里那家理发店还开着,以前我和朋友去过,表面上是剪头发,其实做偏门生意的。我一整宿没合眼,想到那里放松放松。我看那女人跟我妹长得很像,没让她帮我弄。女人说钱不退,我说行,借她的手机,打了我妹的电话。那里信号差,我只听到我妹的声音,我妹听不清,就挂了。”

由于内心的投射,周秦把身边的陌生女人当成了妹妹,主动聊了几句。对方态度冷淡,扔给他一根烟,叫他“把衣服穿好”,便起身离开了。

周秦找到一处群租房,楼里每个房间放着几张架子床,每张床是一块长木板。他盖着夹克,一直睡到傍晚。下楼吃饭时,他在小卖部买了方便面和鸭腿,又绕到了那家理发店。女人坐在店门口,抱着搪瓷碗吃饭,店招的灯光打在她的头发上。他伸手把鸭腿递过去,女人没要。



9


明星海报下的日历一页页撕掉了,周秦身上的钱不多了,村里也不便久留,他想看一眼那个与妹妹酷似的女人,就继续逃往别处。

“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那天晚上我和几个男人在理发店洗头,那个长得像我妹的女人不在店里。我因为闹肚子就跑到外面去了,差不多过了5分钟,我看到警察在盘查理发店。我怕他们抓到我,发现我身上背着的案子,就马上逃了。过了两三天,我还想去看看那个女人有没有被抓,最后放弃了。”周秦给自己定过一条“铁规”:不走回头路。去过的地方不会再去,见过的人也不想再见。不为别的,就只觉得回头是凶兆,会被抓,还会丧命。

“那次你侥幸逃脱了,后来你逃去哪儿?做什么工作来养活自己?”林凯问。

“我搭货车一路逃到青海,在火车站附近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花钱找人帮我做成了自己的。后来我还在那边的小城补办过一张,那时候小地方对户口查得还不太严。”

“周秦”这个名字就是那时取的。后面的逃亡路上,他做过很多零工,做过日结的装卸工,也给人跑过腿、送过快递。前些年他做过群众演员,剧组的车辆遭窃,他看到那个奇特的痕迹,便对别人讲,“可能是寿南帮偷的”,又怕警察注意到他,很快便跑了。

9年里,周秦对一些词汇会“产生过敏反应”,比如“公安”、“警察”、“落网”,他说自己看到或者听到这些词,便会高度警戒,久而久之,化成了深深的恐惧和无力。“我也从来不看电视里那些什么法制栏目,犯人穿着蓝的、黄的大马甲,我好像就在看着我自己。”

讲到这里,他瞄了眼穿在身上的号服。

作为一名杀人逃犯,周秦最害怕的词竟然是“家”。在潜逃生涯中,他注定无处为家。他时刻牵挂着妹妹,只有这个久未见面的赵红可以为他拼凑出“家”的幻象——即便这种感觉仅存在每个月2分钟不到的通话里。他想过去寻找妹妹,但又以为妹妹已经成家,不愿再打搅她平静的生活。

说到这里时,周秦的眼角闪过泪光,这是林凯第一次见到。

周秦说,他也怕过年,别人踏上春运列车回家团聚,他只能在出租屋里守着台“大屁股电视机”看春晚,看了小品,也笑不出来。妹妹是他唯一的亲人,却不能主动和他联系,因为他的手机号码经常更换。

“我身体很差,可能是报应吧……后来我就觉得越活越没劲,就想把胡克明杀掉,了掉我报仇的心愿。我听别人说,以前胡克明在村里欺负过别人,绝对不是什么好鸟儿,所以你们最早审我的时候,我翻来覆去讲自己是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我找过很多路子,最后总算让我找到了胡克明,他现在住的那个城市,有我当初待过的城中村。我就想着,报了仇,再去看一眼那个女人。我过去从来没走过回头路,算是破一次例。”

案子交代完了,周秦在笔录上签字、捺指印,同时做了个深呼吸,看起来如释重负。他还想再说点什么,林凯让他打住了——因为他并不完全是为了交代,更像是找个听众倾诉他的往事。在监室里,没有人跟他说话。

回到驻所检察室,林凯提取笔录中的关键词,在案件系统中,真的查到劫车团伙犯下的命案。除了个别细节稍有出入,绝大部分与周秦的供述基本一致。刑事裁判文书中说,傅红梅和其他劫车犯到案后拒不认罪,并且互相推诿,他们口中有个“逃掉的男人”,其描述的体貌特征与周秦高度相符。


------

让赵氏兄妹见面非常困难。

周秦属于重刑犯,身负两条人命,并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和赵红又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看守所,而且,兄妹二人是当年“溶尸案”的同案犯,如果双方见面,极有可能“窜供”——纵然有管教和检察官现场监督,但就像周秦做过的“通话标记”一样,见面时的一个手势、一句话,都可能成为他打的暗语。看守所有远程视频室,但这个房间是供干警们提审使用的,用作犯人见面,暂无先例。

林凯也问过周秦:“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比如你手写一份通讯,或者我们帮你代为传达?”

周秦摇头:“想过,没啥用。我只念过小学,大字都不识几个。帮忙传话这事我也想过,可我还是更想见一面。林检察官,不怕你笑话,9年前我杀了人,怕拖累我妹,就没跟她再见过面。现在我被抓了,反而想见她了。我被枪毙是铁板钉钉,趁自己这条命还在,就想看看她。”

怎样才能让两个重犯见面,又不违反规定,这真是一个难题。

晚些之后,林凯收到一封特快信件,由其他看守所转递而来的。他拆开信封,发现是同行写的信。写信人是一名驻所女检察官,她负责的监区关押着赵红,信里提的,和林凯想的是同一件事:赵红想见哥哥一面。

那名女检察官最初拒绝了赵红的请求,认为会违反监管场所的规定。赵红很难过,开始绝食,所幸女检察官及时发现情况,耐心地对她做了几次谈话教育,她愿意吃饭了,但情绪依然低落,寡言少语,只有到了检察官巡监的时段,她才会开口说话。这个月以来,赵红三番五次请求约见检察官,“态度诚恳,令人动容”,同时“在羁押期间遵守监规,未发生过不良事件”。于是,女检察官就专门写信给林凯,想跟林凯商量一下办法。信的末尾,还附上了联系方式。

林凯在狭小的检察室里,来回踱步,走到师父杨建军的书橱前,正巧看到师父放在第二排的相片。

就在这一刻,他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能否用赵氏兄妹彼此的照片来代替见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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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杨建军听了林凯的办法,觉得可以尝试。但依照相关规定,监管场所禁止拍摄。杨建军给主任打了电话,又和林凯专门找了监所领导商议此事。对方回复称:可以给周秦拍照,但管教民警和驻所检察人员务必同时在场,且照片背面不能记录任何文字信息。

回到检察室,林凯立即致电那名女检察官,讲了照片互换的办法以及获批的情况。当日下午,对方回电,称拍照已获批准。下午巡监时,林凯又让周秦去了谈话室,得知情况后,周秦眼神黯然地点了点头。他很清楚,这是唯一能“见”到妹妹的办法。

拍照就在谈话室,房间面积不大,里面却站满了人。两名管教民警,其中一名胸前挂着相机,另一名背着双手,表情肃穆,杨建军也站在里面。周秦被林凯和管教带到谈话室,尽管林凯已经给他打了预防针说会有很多人在场,但他显然没见过这种阵仗,在门口停了几秒后才缓缓地走进去。

看似简单的拍摄最终花了十几分钟。周秦后来告诉林凯:他活了40多年,也没拍过几张照片。现在监区管教亲自给他拍照,还会发给他最亲的人,他反而慌乱起来。面对着相机镜头,他格外紧张,好像面对着一个黑洞洞的枪口。他不知道脸上是该笑还是该怎样,手该放在桌面上还是放在桌底——如果放在桌上,妹妹看到那副手铐,想到两人双双落网,难免伤心。他征询了管教,最后还是把手放下,“他们担心我做手势”。

管教民警拍了几张以后,周秦还是不满意,恳求对方再拍几张。接着他又问:“能不能改成录像?光拍我觉得还是差点什么,我想跟妹妹说几句话。”

“你怎么回事?都答应好了,照片也拍了那么多张,现在又讨价还价?!”管教民警放下相机,训斥着周秦。

见此情形,林凯对周秦讲,你不要紧张,看着镜头就当看着你妹妹一样。周秦深吸了一口气,配合管教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快门按下,周秦没让管教给他看效果,直接说:“就是这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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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信函很快就寄出了。3天后,林凯也收到女检察官寄来的信。信封是棕黄色的牛皮纸,由于看守所的例行检查,封口处拆了又贴,多了一道浆糊印子。

林凯掏出照片,瞥见一个苍老的陌生女人,那就是赵红,“脸很瘦,白头发很多,样子有点局促,看上去好像没准备好,拍了一张就过了”。

林凯站在监室窗前,喊了周秦的名字。周秦正在打瞌睡,被叫醒以后,立马有了精神,猜到是妹妹的照片寄来了。进了谈话室,周秦接过牛皮信封,反倒显得迟疑不决。照片刚被捏出一个边角,他就停下动作,停了半天,才缓慢地抽出。

“9年了,在你看来肯定变了很多。”林凯想稳住周秦,“你控制好情绪,当然也不要憋着。”

周秦捏着照片,没有应声。林凯也没再讲话,整间谈话室静默下来。林凯看见周秦的眼眶红了,但没落泪,嘴里轻声呢喃,却听不清说什么。他对着妹妹的照片,凝视了一分多钟,最后猛吸了一口气,便把照片放在桌上,始终没说一句话。

林凯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就让管教把周秦带回监室。他走出房门,转头望着周秦的背影,“那天看了照片,他(周秦)好像老了几十岁,他逃走的那9年,都成倍地叠加在身上,腰都压弯了”。

几天后,周秦在横线纸上写了一张“感谢卡”,字很潦草,检察官的“察”写成了“查”。林凯拿着信,伫立在检察室窗前,望着对面的看守所。那栋建筑是灰色的,初看上去,显得沉闷而压抑,那天阳光柔和,在灰墙上抹了一层金黄的光彩。

最终,经过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赵恒(周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红被判有期徒刑10年。赵恒供出的季振华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3年有期徒刑,罚金5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左 权

犯罪学协会成员,

现为人民检察院干警,

从事重罪检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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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5 06:0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牧羊汉子的暴富往事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卢国强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0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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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亲兄弟还是邻居,凡是借她的钱,一律三分利——这是她的生财之道,也是她的处世原则。可现在钱没了,人情也没了,别说找人帮忙,就连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人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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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赵红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椭圆脸,皮肤保养得细腻。虽然比我还大一岁,但她看上去却一点也不老,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有钱人才有的居高临下的气质。

赵红雁的老公姓白,名金刚,在霍林河和东乌旗草原,连狼听见这个名字都得把尾巴夹起来。这对夫妻在我家配货站对面买了门市,既不出租,也不做生意,上下两层200多平,全部自用。

我家配货站二楼有一台麻将机,闲来无事,邻居们就聚在一起打麻将。赵红雁打麻将从来不在乎输赢,只为散心。这天鏖战正酣,突然有人气喘吁吁跑上楼,非常急切地对她说:“三姨三姨快下来,你儿子跟人打架把人家脑袋开瓢了,他也受伤了!”

赵红雁手里的牌“哗啦”一下掉在了地上,慌乱之中,她拿错了手机。等换回手机后,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告诉她,人在矿区医院急诊室,正在包扎伤口。几位麻友关系不错,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一窝蜂地跟去了矿医院。

除了赵红雁能进入急诊室,其余的人都被警察拦在大门外。据说,这是一起群殴案件,参与者一共10人,其中2位受伤就医,4人当场被抓捕,其余在逃。由于性质恶劣,伤情严重,案件已经由治安科移交给刑警队了。

我透过急诊室的玻璃,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躺在床上,头和脸都被纱布包裹起来,看不见长啥样。凳子上坐着另一个伤者,他嘴角淤青,脸色苍白,稚嫩而又慌乱的眼神与赵红雁急切的眼神刚一相交,立刻站起身喊了一声“妈——”,随即就哭了出来。

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躺床上的伤者家属也来了,当他们得知坐在凳子上的人就是行凶者之一的时候,骂人的、伸手拽脖领子的、踢小腿的,无所不用其极。赵红雁拼命护住孩子,警察也大声呵斥,最后护士把两人送进不同的病房,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既然不让进,麻友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七嘴八舌地议论赵红雁的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有人说:“金刚不出事,这孩子也不会学坏。”有人说:“如果这孩子再进去,爷俩一起蹲监狱,可真是丢死人了。这爷俩真让人操心。”还有人神秘兮兮地讲:“你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姑娘呢,更不让人省心——她也不是不正经,怎么说呢,你听说过变性手术吧?她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医院到家的路很短,说不完这复杂的家事,而我又特别好奇,总要想方设法打听。接下来的一周,赵红雁没照面,估计是在处理儿子斗殴的事。没想到几天后,她主动找到我,委婉地提出一个请求——让我把她的经历写下来。



2


40多年前,在霍林河举办的唯一一次那达慕大会上,小巧玲珑,活泼可爱的汉族姑娘赵红雁认识了蒙古族摔跤手金刚。

近几年,霍林河流行一首名为《心上的罗加》的歌,赵红雁觉得那歌词和旋律简直就是给当年的自己写的。在她的回忆里,与金刚初遇的那天也下了一场雨,雨中的摔跤手袒露着发达的胸肌一步步向她走来,一直走进了她的心。

当时赵红雁有一份人人羡慕的正职工作,但为了心爱的摔跤手,她选择辞职,愿意跟他去草原上照看牛羊。一开始她的父母十分反对,但他们终究拗不过女儿,热恋的两人才终于完成了现代版的蒙汉联姻。

多年之后再审视当初的决定,赵红雁仍不觉得自己在婚姻的选择上鲁莽、草率,她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觉得大草原才是放飞自我的大舞台,那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和一脚踢不倒的死工资才拴不住我。”

事实证明,她的决策非常英明。

金刚家里有草场,婚后他分得了小部分牛羊,有一百多只。小家庭起步很艰难,草原上的自然灾害防不胜防,比如连续下几天雨,羊蹄子泡软就会发炎生病;雪下大了,羊圈里的羊往背风的地方聚集,最里边的羊会被挤死……

那时候羊不值钱,小羊生病或扔或杀,换得一张羔羊皮挂在草围栏上,没人太在意。赵红雁不一样,她拜托城里的亲戚买来各种畜牧业的专用书籍,再按书上知识购买药物,亲自给羊羔治病。金刚也特别能吃苦,放羊起早贪黑、风雨无阻,几年之后,他们家的羊便繁殖了几百只。

与此同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儿。这个结果与两人的期盼背道而驰——要知道,几百上千只羊在草原上铺陈开去,要是有一个男孩跑前跑后帮着放牧,该有多么美好啊!理想中儿子的名字,早在赵红雁怀孕时已经起好,白起——这是一个极其勇武并富有历史感的人名。女儿的到来,让夫妻俩没心思再想其他名字,就“白起”、“白起”叫了几天。后来,他们干脆省略了姓名,直接叫她“大儿子”。

“儿子,大儿子!把套马杆给爸拿来。”

“儿子,大儿子,明天放羊别往马拉嘎冰川走,我昨天在石头砬子看见狼粪了。”

从小到大,他们的女儿白起,就这样习惯了“大儿子”的称呼,连穿衣、吃饭、上厕所都和男孩无异。上学之后,她整天和男孩混在一起跑步、打球、下棋,有时甚至会跟着男同学进了男厕所。

当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赵红雁赶紧卖掉家里的一部分牛羊,在霍林河买房子,开始陪读。可此时白起性格早已定型,一切努力都于事无补了。好在她学习成绩优异,后来顺利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赵红雁送走了女儿,才长舒一口气。



3


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蒙古人说汉话。”金刚不仅擅长摔跤,还精通汉语,这让他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吃得开。

在与汉人的交往中,金刚结识了几位贩卖牛羊的老客,一开始,老客们雇金刚当翻译,在东乌旗草原收购牛羊,金刚这才发现,倒卖牛羊比饲养牛羊更赚钱,还不用遭那么多罪。他当机立断,把自家草场租给一个老乡,开始跟着汉族朋友干起了贩卖牛羊的生意。

这年暑假,白起从北京带回一个女同学。这女生个头不高,小圆脸,梳了一个荷叶头,穿了一件短裙,露出的大腿白晶晶的,一掐都能出水。而白起穿牛仔裤,T恤衫,短发,无论是走路还是说话,俨然就是一个小伙子。

赵红雁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偷偷观察两人,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她们言语亲密,眼神暧昧,晚上还住在一起。赵红雁忍不住把白起叫出来单独问话,兜兜转转了半天才提示道:“你是我的闺女,你得找一个男孩子处对象。”

对于自己的性取向,白起毫不隐瞒,她说自己对男孩子一点也不感兴趣,就是喜欢这个女同学:“我想和她在一起,我俩一辈子不分开。”

赵红雁的脑袋嗡嗡作响,她强装镇定,慢慢压下怒火:“儿呀,你的生理结构和她一样,你俩没有相互吸引和弥补的地方,你俩在一起不能生育后代。”

“我不管,反正我和她在一起非常快乐!”

赵红雁没办法,偷偷给金刚打电话,让他火速赶回家。她知道金刚脾气不好,怕他动手打孩子,就没敢说实话,只是让他回来看看很久不见的“大儿子”。可白起明显感到了危险信号,这天晚上她没敢闭眼,天还没亮,就领着女同学跳窗户跑掉了。

金刚和赵红雁唉声叹气了好一阵子,之后赵红雁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金刚大喜过望,他说:“白起不争气,咱好好把你肚子里的儿子养大,好好教育,绝对不能亏了他!”

这次赵红雁生的真的是个儿子。夫妻俩给他取名“白龙”,孩子顽皮可爱,一天一个变化,渐渐地,他们就把女儿忘在脑后了。


------

一天,赵红雁突然接到白起的电话,让她去一趟北京。从语气里听得出,事关重大,她必须到场。

进京之前,赵红雁已经预感到女儿这次喊她过去,不是要结婚就是要做变性手术。她在火车上粗略浏览了变性手术的相关知识,可当她真的坐进北京某医院整形外科会议室里,亲耳听到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亲眼看到PPT上一帧帧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时,仍感到浑身发冷、想吐。

赵红雁仔细看了一眼坐在教授身边的白起,她好像长高了,皮肤也黑了许多,不禁心想:她真的能接受十余次大型手术的折磨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轮到家长发表意见的时候,赵红雁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激动地说:“女大不由爷,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我理解。可这性别是父母给的,她不满意,想换就能换?我想不通。我听说变性手术会缩短人的寿命,而且术后长期服用雄性激素也是一种负担。另外,变性在我们那小县城绝对是爆炸性新闻,这事如果让人知道了,我们做父母的就没脸活了。”

医院考虑到赵红雁的态度,推迟了白起的手术。白起非常生气,送母亲去火车站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手术我必须做,如果北京不给我做,我就去泰国!”

赵红雁什么也没说,这么多年,她对这个女儿既不了解,也缺少心贴心的关爱——这不是教育的失败,而是她根本就没有用心去教育。特别是从小把女儿当成男孩子养,这个荒唐的育儿方式改变了白起的一生,也害了她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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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白起还是如愿进了手术室,赵红雁得到消息赶到北京的时候,那个“荷叶头”正床上床下地照顾她。

白起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做程序员,收入不菲,40多万的手术费没让父母掏一分钱。术后的她脸色苍白,但精神愉快,她坚决不让母亲看自己身上的伤痕,最后赵红雁是含着泪水离开的。

等全部手术结束,身体基本恢复,白起带着一份医学鉴定报告回到霍林河,把自己身份证上的性别由“女”改成了“男”。

金刚却拒不接受这个“大儿子”,他失望至极,转而就把所有的希望全寄托在小儿子白龙的身上。他爱孩子的具体表现方式就是花钱。白龙的房间里有一排衣柜,一个里边积攒着他的各种名牌运动鞋,另一个里面全是衣服,随便拿出一件都要上万元。

白龙从小上的都是私立学校,为了改善校园环境,赵红雁曾主动给学校捐款10万元用来添置体育器材。逢年过节,她也不忘给各科老师送购物卡,课外补习费也是付的双倍。

可他们夫妇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走进孩子的内心。



4


2013年,金刚的生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收购牛羊的老客从吉林带来一项非常好玩的赌博游戏:26只标有阿拉伯数字的乒乓球放在一个玻璃罐子里,一按开关,压缩空气就把乒乓球吹得噼啪直响,四处乱撞,不一会儿,一只只乒乓球顺着玻璃管道掉落在托盘里。如果谁恰好买中了掉落的那几个号码,庄家十倍赔付。

这个游戏新鲜又刺激,很多牧民慕名而来,赶集的日子,屋里简直站不下,排队的人还会因为插队和踩踏而大打出手。

由于这些参与赌博的牧民有一多半都认识金刚,吉林老客就雇他看场子。金刚亲眼目睹了一些牧民把卖羊的钱一把一把、甚至一捆一捆地扔进这个游戏里。有人倾家荡产,也有人为了翻本,跟金刚借钱,从三头五百到成千上万不等。

很快金刚就尝到了非法放贷的甜头。他放贷不看对方家底,只看交情深浅。一般关系三分利,喝过几次酒的收二分利。有金刚为牧民提供赌资,吉林老客的生意更加红火了,他在主街上又租下一间门市,这次直接上了轮盘赌、老虎机。

这么干,当地派出所和治安科肯定不允许,但金刚出面,竟然全都搞定了。吉林老客一高兴,直接给了他三成利润。那时候的游戏厅简直就是人民币收割机,金刚一边分红一边放贷,钱像长了腿一样往他口袋里钻。有时贷款收不上来,他就带一伙人到债主家里威胁恐吓,逼迫他们用牛羊或草场还债。

短短3年时间,金刚就成了东乌旗草原赫赫有名的千万富翁,据说“高光时刻”时,家产超过了2000万。一时间,金刚的名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在汉族人占多数的霍林河,如果说不认识金刚,也会遭人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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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之后,金刚为自己和赵红雁频繁更换豪车座驾。那时白龙才刚刚11岁,赵红雁每月给他1万块零花钱。白龙豪爽地领同学逛超市、看电影、打游戏,很多同学都把他当成了偶像。

白龙学习成绩一路下滑,老师怕金刚怪罪,就给他打电话。谁知金刚毫不在意,他认为以自己现在的财富规模,儿子已经没必要上大学,也用不着出去打拼,只要好好守住那些抵账得来的草场和羊群就行了。

赵红雁对此全然不知,她每天沉浸在纸醉金迷的富太太生活里乐不可支。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听说金刚在外边“有相好”了,这才开车杀到东乌旗,把他从游戏厅里揪了出来。

一开始,金刚死鸭子嘴硬,矢口否认,还骂赵红雁神经兮兮:“小红帮我管理贷款,帮我要账,人家是咱的恩人。我们能挣这么多钱,都是她的功劳,你要谢谢她。”

赵红雁找到小红兴师问罪,谁知这个女人汉话说得不太清楚,也不明白赵红雁的意思。赵红雁想了想,直接说:“金刚是我的老公,你不能和他在一起,更不能和他上床。”

小红摇摇头:“我和金刚没有上床,真的,我不说谎,我们在炕上做,在蒙古包里做,还有在草地上做……我们没上床。”

赵红雁的鼻子都要气歪了,她狠狠扇了小红一个耳光,小红还一脸的莫名其妙。眼看和这个半彪的女人说不通,赵红雁便直接找到她老公——他是一家法律事务所的副所长,金刚放贷、收债,所有法律手续都经过他的手。

可副所长的话更是令赵红雁瞠目结舌:“金刚是我的安达(拜把子兄弟),我俩两个头,一颗心。虽然他睡了我的媳妇,可他还是我兄弟!我俩还是两个头,一颗心……”

赵红雁更郁闷了,回家后把这事说给白龙听,想让儿子劝金刚回心转意。没想到白龙竟然说:“好汉三个妻,现在混社会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你看那些大款,还有那些当官的,哪个出门身边不带个小女生?”

赵红雁上下打量自己身上掉下的这块肉,突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的世界完全扭曲变形了。



5


2017年4月,初春的草原乍暖还寒,金刚因车速过快在东乌旗通往道特的公路上翻车了。赵红雁在去车祸现场的途中因心神不定撞上了横穿公路的老牛,两人都没有致命伤,但住进了同一间病房。

夜半时分,赵红雁叫醒金刚,说这事并不吉利:“咱别干了,我觉得咱做的买卖不好。”

“怎么不好了?别胡说。”金刚不以为然。

赵红雁觉得,那些因借贷失去草场、羊群的牧民都不容易,每家都有老婆孩子,他们起早贪黑一天天的多辛苦:“咱也养过羊,咱将心比心,是不是该收手了?”

“你胡说什么!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了,你不干,别人也干。你别瞎操心了,我这边的事不用你管,有人问到你头上,你就说不知道,责任全往我身上推。”

尽管嘴上这么说,出院后,金刚还是听从了赵红雁的劝告,主动联系了几个贫困家庭,表示愿意出资帮助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这绝对不是良心发现,而是为了缓解与牧民之间的矛盾。此时周边牧户已经被赌博游戏收割了好几茬,有人倾家荡产,还有人一时想不开,就把自己挂在草原上非常少见的歪脖树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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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后,令赵红雁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天,金刚在一家超市看见一个消失很久的牧民,他借了金刚2万块钱,输光后踪影皆无。金刚马上喊了几个兄弟把这人关进一家小旅馆,然后逼他挨个给亲戚打电话借钱,不还钱不让他回家。金刚放了话:“第一不能逃跑,第二不能自杀,至于怎么收拾他,随便。”

这位牧民被关了3天,终于把钱还了,但出了小旅馆,他就坐上长途客车到东乌旗公安局把金刚告了——他没敢在当地派出所报案。此时内蒙古扫黑除恶活动刚刚开始,金刚一伙人早就在侦查范围之内。当天晚上,金刚、小红还有他的几个兄弟,就被东乌旗公安局当成扫黑除恶的典型抓了起来。他们的银行卡被悉数冻结,金刚名下的房产,汽车也被扣留,连牧民打的欠条都被搜走了。

赵红雁的天塌了,白龙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父亲被捕入狱,他在学校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只能靠花更多的钱收买人心。他开始逃课,请不同年级、不同学校学生去打台球和电脑游戏,有时一玩就是一个通宵,每天最少要花三五百元。家里断了经济来源,他就把自己新买的苹果手机贱卖了1500元,供同学们狠狠玩了3天。

逃学的事情败露后,赵红雁第一次打了他,这时的白龙个头已经超过了1米7,他只用手臂轻轻一挡,赵红雁的巴掌就被弹了回去,手指撞在墙壁上,留了半年的指甲劈折了。赵红雁骂了几句,白龙夺门而逃。

即便金刚出轨、被捕,赵红雁也没掉过一个眼泪疙瘩,可儿子的叛逆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崩溃了。惊恐、委屈而又无助的她,坐在冰凉的地板砖上号啕大哭。

后来她对我说:“我做人真是很失败,两个孩子,一个也没教育好。”

话虽这么说,但赵红雁终究没有狠下心来,除了拿钱收买,她实在没有别的方法控制这个孩子了。

不久之后,母子俩就陷入了一种不断买卖新手机的恶性循环中,最离谱的一次是:年前,白龙为了给“手下的小兄弟”发“压岁钱”,偷偷驾驶赵红雁的汽车跑到200多公里外的东乌旗二手车市场,开价5000元要把母亲唯一没被公安局扣押的汽车卖掉。

接到车行老板的电话,赵红雁的肺差点气炸了,但是她仍是以哄为主,亲自去东乌旗把儿子接回来,还给他5000块让他安慰小伙伴。毕竟,“苦谁不能苦孩子,穷啥不能穷教育”。



6


赵红雁的生活一团糟,她变得焦虑不堪,开始整夜失眠。在白龙偷偷从二楼阳台跳出去玩通宵的那些夜晚,她似乎患上了幻听症,总感觉有人敲门,但她又不敢轻易下楼给人开门。

她决定寻求朋友和亲戚的支援,可翻遍朋友圈,她发现自己和大部分朋友都有借贷关系。那些年,无论是金刚的亲兄弟还是打麻将的邻居,凡是借她的钱,一律三分利——这是她的生财之道,也是她的处世原则。可现在,钱没了,人情也没了,别说找人帮忙,就连一个能说说心里话的人也没有了。

赵红雁突然想起白起,他在北京还好吗?时隔3年,她第一次主动给白起打电话:“儿子你要是工作不忙,最好回来一趟,家里出事了。”

一周后,白起回到霍林河。赵红雁眼前的“大儿子”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他胸部平平,屁股内敛,脸和手臂都晒成小麦色,嘴唇四周也生出了细密的茸毛。

到家之前,白起已经知道金刚被捕的事,他安慰了母亲几句,就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赵红雁说话有了底气:“我打算凑点钱,到东乌旗找找关系,活动活动。正好你回来了,你陪我要账去,有几份贷款到期了,大概六七十万,这些钱你爸不去他们不给。你是他大儿子,我看他们还说啥!”

他们拜访的第一个债主是金刚的亲弟弟,也就是白起的亲二叔。二叔在5年前借了金刚30万元用来买西门德尔牛,现在已经繁殖出了超过500头,价值上千万。可二叔并不打算还钱,他觉得自己哥哥虽然被捕,家产被查封,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嫂子怎么会在乎这几十万呢?再说了,如果哥哥被判刑,他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能活着出来吗?哥哥不出来,嫂子迟早是人家的,连儿子都得改姓——于是,他谎称这笔钱早就还给金刚了。

因为是亲兄弟借钱,当初就没有打欠条,金刚在看守所,等于死无对证。赵红雁质问小叔子:“做人要讲良心,如果不是你哥帮你,你能养这么多牛?现在你哥生死未卜,你不想办法救他,还想赖账,你就不怕报应吗?”

没想到小叔子彻底翻脸了:“我哥借给我钱不假,但是我也是按时给利息的,我不欠你人情。我没做亏心事,就是报应也报应不到我的头上。”

赵红雁听见话里有刺,便问:“谁做亏心事了?你给我说明白?”

小叔子不理她,要赶他们走。白起实在听不下去了,他说:“二叔,你说这话我不理解,难道我们之间一点亲戚意思都没有了?”

“白起你不在家不知道,你爸把钱叫祖宗,在他眼里,我不是亲弟弟,是‘债务人’,因为我用钱也给他三分利,一分也不少。”

他们没要回一分钱,后来白起又到其他牧户那里要账,依然碰了一鼻子灰——金刚被捕后,许多牧民都趁机到公安局举报他,在获得某种暗示后,他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赖掉债务。他们对白起嗤之以鼻,嘲笑他是“二秃子”,不男不女,没资格替金刚讨债,“要钱可以,等金刚出来吧”。

晚上,白起站在自家阳台上,对着霍林河的万家灯火吸烟。赵红雁凑过去悄声问,那个女同学怎么没有一起来?白起欲言又止,目光深处隐藏着忧伤,看样子这种伤痛并非全因爸爸的事而来。直到把一支烟吸完,他才忧郁地说:“我们分开了。她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赵红雁怕伤害儿子的自尊心,没有继续追问,其实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几乎没有哪个家庭能容忍自己的孩子与一个变性人生活一辈子,仅不能生儿育女这一项,就足以拆散他们的爱情。

第二天早晨,白起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一张临窗夜景照片,但见群楼晦暗,灯光阴郁,让人看不见一点儿希望。他给图片配了一行文字:“也许,我出生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我后来所承受的所有刀俎之痛都是在为这个错误埋单。”

这句话让赵红雁的心在滴血,她抚摸着大儿子的脸,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妈对不起你……”


------

在最艰难的时候,还是白起撑起了这个家。他对赵红雁说:“妈,你别急,我还有一部分积蓄,明天支出来,看能不能救我爸。”

随后,他们带着十多万元现金来到东乌旗四处托关系,试图为金刚开脱罪责。可没有一个人敢收钱,也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为金刚说情。白起能为父亲做的,只剩下在北京找一个有名的律师,争取让他少判几年。

2018年11月20日,东乌旗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和强制交易罪判处金刚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118万元。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游戏厅的分红,就没有以开设赌场罪立案,金刚发放的贷款均在三分利之内,也不属于非法放贷。小红以及其他几个团伙成员也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一切尘埃落定,有人唏嘘,有人拍手称快。



7


白龙的前途被父亲毁掉了,他彻底没有心思读书了。那段时间,赵红雁每天都在四处寻找儿子,她与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看见我家白龙没有?快帮我找找。”

2019年正月十七那天,14岁的白龙为了争夺一个小姑娘的欢心,带领一帮小弟在游戏厅与另外几个孩子大打出手。群殴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的脑袋被斧子砍开10厘米口子,一人的鼻梁骨根部骨折,游戏厅的两台电脑和部分座椅被砸坏。

因为参与斗殴的人均未成年,警察也不想给这些孩子的档案留下刑事案底,就建议大家私下和解。脑袋被开瓢的孩子家长要求所有动手的人赔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24万,鼻梁骨骨折那位要15万。这钱赵红雁认掏,但那个手持斧头行凶的孩子还不满14岁,他的家长说“爱判几年就判几年,反正没钱”,事情就这样拖下来。

赵红雁为白龙办了取保候审,每天不让儿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警察随时会跟她要人。

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金刚从监狱里寄来了第一封信,他说劳动真好,自己的体重从240斤降到170斤,“现在血压不高了,血脂不高了,尿酸也不高了。在高墙里待久了,我才知道那些荣华富贵与自由相比,都是粪土……”

金刚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让赵红雁欣慰,但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公平,不义之财不可得,金刚的牢狱之灾也算是报应。赵红雁给金刚回信,抱怨白龙桀骜不驯,经常惹祸,自己已经被他搞得焦头烂额,寝食难安。

金刚再次来信,说:“下个月探监时,你把他带来,我有话跟他说。”


------

锡林浩特监狱的高墙和电网分割了两个世界。亲情会见室里灯光明亮,如果不在意玻璃幕墙外边的不锈钢栏杆,赵红雁觉得这里更像银行大厅。

“报告警官,服刑人员白金刚请求会见家属。”

得到允许后,金刚大步向家人走来,一家人便隔着铁栅栏和玻璃幕墙非常别扭地团聚在一起。

此时金刚又瘦了20斤,他下颚和肚皮的脂肪都不见了,蓝色的囚服因此显得特别宽大。缺少阳光与油水的滋润,他的脸颊白净了不少,这让看惯了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丈夫的赵红雁不由得悲从中来。

白起和白龙已经很久没看见父亲了,此时相见,都各存一份愧疚。金刚也无比自责地说:“爸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了。”

白龙坚定地说:“不!爸爸,你是我的榜样,我以你为傲。”

金刚惭愧地摇了摇头:“儿子你错了,爸混社会是为了生活,是被逼无奈。为啥被逼无奈?因为爸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其他更好的生活方式。爸不懂法,稀里糊涂走上犯罪的道路,既害人也害己。而你不同,你还年轻,有一万条路供你选择,你没有必要选择我走过的这条路。这条路是死胡同,这条路丢祖宗十八代的脸!儿子,我不是英雄,你不要学我,你要学你哥,好好上学,考到北京,考到上海,那才是你发展的方向。”

会见时间很快结束,金刚临回监之前,又对负责的警官喊了一声报告。他双腿笔直、立正站好的样子让白龙非常吃惊——这个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人是自己的父亲吗?那个在东乌旗地区威风凛凛叱咤风云的草原枭雄去哪里了?

回家的路上,母子几人都不说话,车越开越慢。车窗外,草色在新雨中越来越清晰,洁白的云朵在山腰缓慢游荡,有羊群在公路边悠闲地吃草。这熟悉的草原风光,不禁让赵红雁想起了当年和金刚一起牧羊的平静日子。

突然,赵红雁乞求白起:“家里这个样子,你能不能不走了?在东乌旗或者霍林河发展也不错,这些年招来不少企业,你有文凭,找个好工作应该不难。”

白起叹了口气,说自己前几天闲着没事去了几家单位,但他们提供的岗位与自己的专业不对口:“这地方太小了,没有发展空间。我还想回到北京,我的梦想,我的事业还有我的爱人都在北京。”

霍林河收费站到了,赵红雁轻轻踩住刹车,车窗玻璃缓慢摇下来,霍林河电厂红白相间的大烟囱正在远处喷云吐雾。白龙指着城市的方向对哥哥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跟你去北京!”



后记


2020年9月17日,赵红雁给我打来电话,说自打从锡盟探监回来后,白龙清醒了不少。现在他白天上网课,晚上和同学到铁路工地打工,一天能挣100块钱。

“我儿子还没成年,我怕累坏他。可是我又想让他知道劳动的意义,让他知道钱有多难挣。所以我没拦他,也没敢把这件事告诉他爸,我怕他爸担心。”

我对赵红雁说:“你和白龙做得都对,不过,这事可以告诉他爸,我觉得他爸会为他的儿子高兴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卢 国 强

穿越在农民与商人

之间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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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5 06:0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杨玉兰救夫记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小李飞道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3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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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快人到哪里都饿不死。不管你老公将来怎样,你一定要把儿子养大,让他成才。女人有男人疼是幸福,没男人了,靠自己也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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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诗人》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1


我母亲叫杨玉兰。小时候,我常没大没小地直呼她的名字,她也不恼,大概是溺爱我吧。我父亲大她10岁,平日里被她唤做“老李”,我也跟着这么叫。

1995年夏天,小城似乎没有下过雨,37岁的杨玉兰流的汗比前半辈子加起来还要多。那年,老李得了重病,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在烈日下遇到熟人,总听到别人叹息:“杨玉兰,又背老李去看病呀?你看你那全身的汗哟!哎,苦啊!”

老李以前常对别人说:“人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今他有了重病,家里买房欠下的一万多元外债还没还清,有病、没钱这两样,他一下子全占了。

一开始,老李坚持去家附近的小诊所看病。医生摸了摸他的手腕,用手电照了照喉咙,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感冒了,是炎症,输几天液就好了。”

输液半个月,老李感觉自己呼出来的气儿都变成了抗生素,身体却不见好转。后来,老李去这个诊所都不用给医生说症状了,因为不管是发热、咳嗽还是胸痛,医生都会淡定自若地说:“没事,再输几天抗生素就好了,是炎症。”

老李还在犹豫的时候,是杨玉兰当机立断背他去了县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后,医生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能当感冒医?”老李的心里燃起希望,可半月后,除了多输了几十瓶抗生素外,他的病情依然毫无起色。

这下,老李有点绝望了,杨玉兰又背他去市医院。那时市医院还没有电梯,心内科在三楼,杨玉兰就背着老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老李在她背上摇来晃去,说:“杨玉兰,慢点,我要摔下去了。”

“谁叫你两只手不抓紧我肩膀?”说完,杨玉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腿,血正沿着大腿往下流——当天她来了例假,没和老李说。

前些年,老李在印刷厂通宵加班、熬夜打麻将,身体一直都很好,病魔似乎把他给忘了。但在这个夏天,病魔突然想起了他,还一次性送了他一个“疾病大礼包”:心脏病、肺病和哮喘。

市医院的医生对老李的病无计可施,只说,如果到成都华西医院去找专家看看,或许还有一线机会。杨玉兰想借钱去成都看病,可老李坚决不同意,他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到哪里也看不好——其实他就是怕花钱。

从市里回家后,每天下午5点一过,在厨房煮饭的杨玉兰就会喊我:“不要看电视了,给你爹捏脚!”我每天必看的《白眉大侠》也在5点开播,我就一边揉一边看,有时看入迷了,会忘了揉腿。老李默默地用腿蹬我的手,我赶紧使劲捏几下,老李就疼得叫起来:“轻点!轻点!你想把我腿捏断啊?”

杨玉兰让我耐烦一点,说生了病的人就变成小孩子了,小气。



2


得知老李得了重病,乡下的亲戚都来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再穷,父母也会准备最好的食物待客。每次姑姑们来,我就仿佛看到一只只卤鸭子、一个个卤猪耳朵进了门。这次,我却高兴不起来。我看到三个姑姑和大爹依次到老李床前,摸摸他的手,和他说说话,像在参加一场告别仪式。老李一直很轻松地笑着,但走出房间的姑姑们脸上都挂着泪水,从不流泪的大爹也不停地抹眼睛。

老李把我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喊你妈去买些五花肉和排骨,中午做给你姑姑们吃。”

我偷偷跑到姑姑们面前,问她们觉得卤鸭子好不好吃?姑姑们一脸茫然。我又跑到厨房,对杨玉兰说:“爸让买五花肉和排骨,姑姑们说还要吃卤鸭子。”

第二天,姑姑们离开之前,又围在老李的床前,聊起他小时候的事。老李出生前他父亲就走了,六岁时母亲也生病走了,他是他外婆带大的。老李对他大姐说:“你还记得我六岁那年你丢了一只草鞋,妈把你打了一顿吗?其实是我故意扔的。因为我偷吃豆腐干被你告状,妈说了我一顿,那是妈唯一的一次对我发火。那时我太饿了,总惦记墙上挂的那块豆腐干。”

之后,老李开心地对姐姐们宣布,他和杨玉兰说好了,以后他的骨灰盒就埋在母亲的墓地旁边:“小时候我一直嫉妒你们,妈陪了你们十多年,却只陪了我六年。现在我要去那里了,在那里,妈只陪我一个人。”

姑姑们难过了一阵儿,但又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谈到了老李的旧衣服。老李心领神会,把衣柜里几件不多的旧衣服分给了她们——姑姑们家里比我家还穷,往年父母总把破了几个洞的毛衣和裤子送给她们,她们还要推辞:“衣服还这么新,怎么能收呢?”

这时,杨玉兰突然走了进来,说旧衣服先留着。老李生气了:“趁我还活着,衣服还能送,不然——”

不等他说完,杨玉兰便爆发似的用哭腔说道:“谁说你就不能活了?喊你去成都看病,你不肯去。你走了倒轻松,我和儿子怎么办?他这么小就没有爸爸,你要死也要等到儿子成年后再死!”

姑姑们也都建议老李去成都看病,但她们帮不上忙,也拿不出一分钱。众人七嘴八舌,时间很快就临近5点,我提醒她们最后一趟回乡下的汽车要开了。等姑姑们匆匆离去,老李主动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换到《白眉大侠》的频道,然后用脚蹬我的手,示意我该捏脚了。

晚上,杨玉兰坐在床前,泪水滴在老李手背,她说不去成都,在家就是等死:“为了你儿子,再渺茫的希望也得去试。”

老李承认自己是担心去了华西医院把钱花完了,病却没治好:“我们家最珍贵的是钱。”

但杨玉兰说:“我们家最珍贵的是一家人都在。”



3


第二天,他俩进了国营印刷厂厂长办公室。那时正值下岗潮,印刷厂也日渐衰落,但厂领导还是同意借5千块钱给老李看病。

老李担忧地说:“这下家里外债将近2万了,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清。”

“那你更要努力活下去了,不能丢下我一个人扛。”杨玉兰很急,恨不得马上抓起老李跳上去成都的大巴。但老李认为,最适合带自己去成都的人是大姐夫——他是家族里最有文化的人,在乡下教小学生。

大姐夫来了,老李撑起半个身子,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又赶紧让杨玉兰去外面买大姐夫最爱吃的卤猪耳朵。大姐夫坐下点了支烟,吐着烟圈,胸有成竹地说着自己的“带路计划”:在成都该怎么打出租车、住哪个旅馆、每天吃什么饭馆……

杨玉兰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劲,质疑道:“听着你们这一路花销,5千块钱怕是不够吧?到时候还能剩多少钱给老李看病?”她像下定了决心似的:“还是我带他去!”

“弟媳,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女人,文化又不高,成都是省会,情况复杂,你怎么应付得来?”

老李不停点头附和,杨玉兰把脖子一梗:“女人怎么了?女人不如男人?不说了,就是我去,这个家我说了算!”


------

在此之前,老李夫妇从未出过远门。那时小城到成都还未通高速,公路单程近500公里,来回刚好千里。老李开玩笑说,杨玉兰这是“千里寻医救夫”,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羽千里走单骑。

大巴颠簸了7小时,终于到达成都梁家巷车站。杨玉兰想让老李坐下歇歇,自己去问路,可车站大厅人潮涌动,已无空座。

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面相凶狠的男人和他的行李占了两个座,杨玉兰就让老李打起精神,然后背着他向那男人走过去。走到络腮胡跟前,杨玉兰放下了背上的老李,那男人看了面黄肌瘦的老李一眼,并没有让座的意思。杨玉兰悄悄松开手,老李站立不稳,径直朝络腮胡倒了下去,对方顿时惊慌失措,赶紧站起扶,可老李的头已靠在了他的肩上,嘴角的口水也流到了他的衬衣上。

“不好意思,我丈夫得了重病……”杨玉兰说。

络腮胡不愿再多扶老李一秒,恳求道:“爷爷,我扶你坐椅子上好吗?”

被同龄人叫“爷爷”,老李有些生气,他坐下后,那个络腮胡抓起自己的行李,仓惶逃离。

杨玉兰问他:“你连口水都控制不住了?”

老李悄悄说自己是故意的,杨玉兰立刻会意,便叫一旁站着的孕妇过来坐另一个空座。


------

车站工作人员说,去华西医院要坐28路车,但公交站台在1公里之外。

杨玉兰背着老李走出车站,才觉得太阳火辣。老李偷偷把双手撑开放杨玉兰的头顶上,想给她遮阳光,可杨玉兰立马吼道:“手抓紧!”

“好,好,别激动。”

这时,一个三轮车夫过来揽客,被杨玉兰一口回绝。车夫并不死心,说这附近公交站有4个,外地人是找不到的。老李怕杨玉兰太累,劝她坐三轮,杨玉兰也感觉自己的手上全是汗,万一不小心滑了手,老李就会摔下来。最后,杨玉兰和车夫讲好车费,8元。

到了公交站,杨玉兰给了车夫10元,可车夫收了钱,脚蹬三轮便要跑。杨玉兰喊:“找我2元钱!”车夫没理她,杨玉兰赶紧冲上前抓住他的胳膊,厉声喝道:“怎么不找我钱?!”车夫装傻充愣,看了一眼身后晃晃悠悠的老李,说:“快去扶你男人,他要倒了。”

本来站不稳的老李突然挺直腰杆,抖擞精神道:“谁说我要倒了?你爷爷我好的很!”

杨玉兰紧拽车夫不撒手,众人见状围了过来,最后车夫不情愿地从包里掏出了2元钱。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成都,体验并不好。



4


辗转到了华西医院,已是下午3点。杨玉兰背老李到门诊部,人满为患,不光椅子上坐满人,过道上也全是席地而坐的人。老李精神好了些,他说:“你看这些人的穿着,再听他们口音,有来自西藏的,有新疆的,还有云南、陕西的。他们都来成都看病,华西医院是真的好啊。”

老李两眼放光,是燃起的希望之光,杨玉兰赶紧找到一处靠墙的空地扶他坐下,又从行李袋里取出一个厚纸板给他垫屁股。她还想取出保暖水壶让老李喝点热水,老李却按住她的手,说自己能行。

杨玉兰要去排队挂号了,又担心丢下老李一个人,老李让她放心去:“这里有空调吹起,有干净的地板坐起,还有各族同胞陪起,简直就是人民大会堂,我代表老家县城人民开代表大会来了!”

挂号的几个窗口前面排起了长队,杨玉兰不时回头望老李,又摸摸自己的胸口,确认钱包在不在——老家有人告诉她,医院大厅里人多复杂,小偷能隔空摸走钱包。出发之前,杨玉兰在胸口内衣里缝了一个布兜,把钱包放里面。一路上除了老李,她最挂念的就是钱包,钱包就是老李的命。

杨玉兰排了两个小时队,没挂到专家号。下午怎么可能在华西医院挂到专家号呢?众人皆为此焦虑,但无人放弃排队,都想着万一排到自己时就有号了呢?万一前面有人退号了呢?

杨玉兰又累又烦,挨着老李坐在地上,问老李喝水了吗?老李说没有,杨玉兰生气地吼他:“你怎么不喝?万一脱水了怎么办?”

老李低声说:“我怕打开壶盖,等你喝的时候水就冷了。想等你回来一起喝。”

等平静下来,杨玉兰有些后悔对老李发脾气,老李倒不在意,他把水倒进瓶盖,递到杨玉兰嘴边,让她先喝一口。见杨玉兰的额发被汗水沾湿弄乱了,就用卫生纸给她擦,又用手指轻轻地把头发拨顺。他喃喃自语:“发型不能乱,不能让省城的人小瞧我们家玉兰,姐姐们都说,你可是我们李家最漂亮的媳妇儿。”

杨玉兰笑了。


------

眼下最重要的是在成都找个落脚之处,杨玉兰认为,离华西医院越远的旅馆就越便宜,可走了几条街,她也没找到价格合适的旅馆。

一开始她背着老李,把行李袋挂在胸前,后来老李要求下来自己走,她便一路搀扶着他。老李说,走路就要一阵辛苦一阵轻松,才走得远。他觉得自己咬牙多走一会儿,杨玉兰轻松的路就多一些。

天色暗下来,他们走进了一条小巷,坐在人行道路的沿石上休息。杨玉兰又拿出纸板给老李垫上,老李却将纸板撕成两半,一半递给她。两人并肩依偎,四周的灯光突然亮了。转头一看,他们背后不知何时多了几张小桌,再望向远处,整条街的人行道上都摆满了桌椅,餐馆出摊了。

原来这是一条夜市街,从未见过这种热闹的杨玉兰不由得站起来,看得入神。成都本地人有钱没钱,都爱在晚上逛夜市,在路边小店点几个好吃不贵的菜,喝几瓶度数不高的啤酒,吹几个无伤大雅的牛皮,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而这种乐趣对于杨玉兰来说,真的太奢侈了。

担心挡着店家做生意,杨玉兰便扶起老李往巷子深处走去。后来他们停在一家小店前,当时正值饭点,店里的几张桌已坐满顾客,只剩一张小桌空着。老板娘看起来四十多岁,一个人炒菜、端菜、招呼客人,收拾碗筷,忙得不可开交。她招呼杨玉兰坐,杨玉兰却没动,她看店里的顾客点的多是炒菜、卤菜,就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只点两碗面,就不占桌了,坐凳子手端着吃也行。”

老板娘笑了:“妹子你说什么话呢,没事,赶紧坐好。”

杨玉兰扶老李坐下,点了一碗牛肉面,还有一碗最便宜的素面。

老板娘忙着炒菜,顾不上锅里已经煮好的面,杨玉兰也不催,主动走到锅前把面挑进碗里。老李说自己头晕吃不了牛肉,就将牛肉挑到杨玉兰的碗里,杨玉兰又把牛肉挑回去,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头晕也要吃!”

他们的邻桌是一家三口,听口音是成都本地人,他们点了回锅肉、凉拌猪耳朵、水煮肉片等几个荤菜,看着特别丰盛,却不怎么不动筷子。仔细听,女人和孩子都在抱怨为什么不去吃火锅。男人似乎很忙,他板着脸孔说没时间,他晚上还要去见客户。

人跟人是不能比的,杨玉兰想,自己家里来了客人或是过节才会吃这么多荤菜。还是老李打破了沉默,他低声说:“你看他们都不怎么吃,我们幸好没点回锅肉、猪耳朵,原来那些荤菜都不好吃啊。”

杨玉兰说:“是啊,成都最好吃的还是面条。”

说起面条,老李觉得最好吃的还是在他40岁生日时,杨玉兰给他做的那碗长寿面。那时他们还在大山里工作,杨玉兰砍树,钱少,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为了给丈夫庆生,她费心做了红烧肉,凉拌鸡、野生竹笋汤,“竹笋还是山里野生的好吃啊”。

店里的客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吵吵嚷嚷地让老板娘收拾桌子。看老板娘实在忙不过来,杨玉兰就起身去帮忙。这天晚上,她来来回回招呼客人,收拾、洗碗刷筷,老板娘专心炒菜,算账收钱。她们配合默契,像是一对认识很久的老搭档。刚才还兵荒马乱,如打仗一般的小店,一下就变得井井有条了。

杨玉兰经过时,老李悄悄地对她说:“行侠仗义也要先考虑自己的处境啊,你今天这么累了,还——”

杨玉兰说老板娘一个人太不容易了,自己就想帮她一下。等到客人渐少,已是晚上9点,杨玉兰这才重新回到小桌坐下。老板娘过来再次表达感谢,一个劲地夸杨玉兰是她遇到过的做事最麻溜的人,“以前我找了个年轻服务员小妹,但她耍朋友就辞职了,年轻人真不靠谱”。

老板娘说自己姓王,让杨玉兰喊她“王姐”,又邀请她来自己店里当服务员,“工资由你自己说”。

杨玉兰指了指老李,说自己来成都是为了带丈夫看病,又说他们正在找价格合适的小旅馆。王姐给杨玉兰指了方向,说在那条巷子深处就有一家便宜的旅馆。正说着,店里又来客了,王姐忙去招呼。等她回来时,杨玉兰夫妇已经走了,碗下压着两碗面钱。



5


按照王姐的指引,杨玉兰找到了那家旅馆。这里男女房分开,每个房间有6个床,上下铺,因为是出租床位,价格确实便宜。

前台服务员是个年轻小伙,他仔细看了看老李,说他脸色太黄,怕是有传染病,不能入住。杨玉兰说有医生开的病情诊断,能证明他没传染病,说完她赶紧把行李包放下翻找起来,额头上的汗流进了眼里也顾不得擦。

看了诊断报告,服务员还是不相信:“没病,脸怎么那么黄?”

老李说这个问题要去问他爸,他的皮肤也黄:“不过你要去另一个世界找他,因为他已走了。我爸去世时没留给我什么,只留给了我黄色的皮肤。没想到,这唯一的‘遗产’今天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服务员还是不同意他们入住,放在过去,杨玉兰一定会和他大吵一架,但现在她只觉得眼前一阵红、一阵黑,忍不住感叹:“这一天怎么这么难啊!”

在异乡,杨玉兰成了老李唯一的依靠,她强忍住眼泪,带着恳求的语气再次去跟服务员解释。这时一个大姐走过来,拿过诊断报告仔细看了看,就让服务员收钱登记了——她是这家旅店的老板娘,刚才路过王姐的店,王姐让她关照一个姓杨的女人。

老板娘说,她家旅店里的客人大多都是来华西医院看病的,所以她格外在意来客是否患有传染病,“只要死之前在华西医院挂上号,就死不了。如果华西医院都看不好,那就回家吃好喝好”。


------

次日早上4点,杨玉兰赶到华西医院挂号窗口,发现那里已排起了长队。几个位置靠前的男人悠闲地坐在自带的凳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后来的人,眼神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得意。

这天,杨玉兰还是没挂到专家号,倒不是因为来晚了,而是最近一周的专家号早被抢完了。工作人员告诉她下周一早点来,杨玉兰只得离开。但还有很多人不死心,他们依然围在窗口,等待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加号名额。

杨玉兰有些失落,想着还要在成都待一段时间,她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自己做饭肯定比在外面吃便宜,旅馆提供煤炉,给点煤炭费就能用,附近还有菜市场,菜价和老家差不多。于是杨玉兰赶紧买了锅碗等用具,嘴角又不由得裂开了。

白天,王姐提了一大口袋水果和罐头来旅馆,问杨玉兰昨晚睡得好吗?6人一间习惯吧?其他人的呼噜声吵不吵?老李赶紧抢答:“怎么不习惯?五星级酒店都没这里安逸!昨晚我和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兄弟摆龙门阵到深夜,上次这么畅快,还是年轻刚参加工作住集体宿舍时呢。”

听说杨玉兰没挂到专家号,王姐安慰她:“慢慢来,要挂到号需要打一场持久战。在成都,最难得到的就是华西医院的专家号和春运的火车票了。”

说了会儿话,王姐就要回去,杨玉兰赶出去送她。小巷两侧的墙上,一片片三角梅竞相开放,王姐拉着杨玉兰的手,看着那片三角梅说:“时间过得好快,3年前我和老黄路过这里时,还只有几朵花,现在都长满了。”

老黄是王姐的丈夫,他们夫妻俩曾是本地某国企的职工,生活虽不富足,但也幸福。每到花开季节,老黄就到川大池塘偷偷摘荷花,到人民公园悄悄折菊花,用塑料口袋轧好送给王姐。厂里组织联欢活动时,老黄还会表演吹口琴。女同事们都羡慕王姐有个浪漫又有才的老公。

前几年企业改革,王姐夫妻俩都没工作了。那时他们的儿子正读高二,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上大学需要一笔钱。王姐想起自己年轻时学过川菜,欲到川餐馆应聘,可老黄不许:“挣钱的事交给我,你在家给儿子和我做饭就行了,我才不想让我老婆在外面给别人做饭。”

老黄将家里的自行车改装成了当时成都街上颇流行的三轮车,在车站、医院等人流密集处拉客赚钱。可一年后,老黄突然得了重病,华西医院的医生开的药仅仅维持了他半年多的生命,人还是走了。那时,他们的儿子刚考上大学。

老黄刚走的那段时间,王姐常常一个人到这条夜市街逛。以前单位效益好的时候,老黄经常带她来这里吃串串火锅,总是先给她兑好调料碗,又从锅里拿起串串,一块一块地夹下肉,挑进她碗里。“他不让我的手接近火锅盆,怕汤水溅到我手上”。

老黄走后,王姐再也没去吃火锅。

儿子说他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养活自己,让妈妈不用担心。可王姐还是决定找点事做,这不单单是为了挣钱。一天晚上,她在夜市街尽头发现一家面馆生意一般,便和老板商量,自己愿意出钱把面馆的晚间时段包下来做中餐。老板一算账,同意了。一开始,王姐的生意并不好,但一天天扛过来,有了回头客,生意就逐渐步入了正轨。

王姐对杨玉兰说:“妹子,勤快人到哪里都饿不死。我看你这么勤快,不管你老公将来怎样,你一定要把儿子养大,让他成才。女人有男人疼是幸福,没男人了,靠自己也能幸福。”



6


之后的那段日子,杨玉兰每晚都会去王姐的店里帮忙。她们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天干着活,不感觉累。老李也坚持要去,他干不了活儿,就坐在店门口吆喝,有客人进来询问,他就介绍菜品。

一天,王姐从家里推出了老黄以前拉客的那辆三轮车,让王玉兰骑上它载着老李去挂号、看病,这样就不用总背着他了。王姐解释说,成都人管这种改装的三轮车叫“耙耳朵”,一是因为自行车后面加了个轮子,从外形上看,像多出了一个耳朵;二是“耙”在四川话里是“软”的意思——在“耙耳朵”上,一般都是老公一脸幸福卖力地弓背蹬车,穿过大街小巷,老婆则悠闲地坐在后面的背靠椅子上嗑瓜子。“成都男人都是‘耙耳朵’,不是怕老婆,是爱老婆”。

老李皱眉头说:“都是老公载老婆,那杨玉兰骑车载我,我岂不成了‘硬耳朵’?”

终于到了周一,杨玉兰一大早就骑着“耙耳朵”去医院挂号。车速带起凉爽的微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抬头看到晨光从行道树树叶缝隙中穿出,期盼着自己能挂上专家号。

可真的挂上号,是几天之后的事了。杨玉兰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李。她骑“耙耳朵”风一般地“飞”回旅馆,却发现老李不见了。

她紧张起来——昨晚,老李情绪低落,唉声叹气,说自己天天耗在成都,连华西医院的医生都没看到,剩的钱却越来越少。他又说自己连累了杨玉兰,下辈子若她不嫌弃,他还想娶她为妻。杨玉兰安慰他,说很快就能挂到号了,但其实她心里也没底。

杨玉兰越想越怕,越想越后悔,早上自己应该带老李一起去医院的。她赶紧骑上“耙耳朵”在旅馆四周寻找,终于在一个小巷里发现了老李。他正坐在另一辆“耙耳朵”的椅子上缓缓前行,两个三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陪在他左右,一个推着车,说自己姑姑得了心脏病,在附近的一家小医院找了名医“黄教授”,花了两千多块就治好了,“你这病华西医院至少要花上万,还挂不上号!”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还挽着老李的胳膊,温柔而甜蜜地喊他“李哥”。

杨玉兰加速挡在了那辆“耙耳朵”跟前,细问之下才明白这两个女人是“医托”,正要带老李到一家小医院看病。杨玉兰气鼓鼓地跳下车,跑过去用手撑开老李嘴巴,老李惊慌失措:“杨玉兰你要干什么?我嘴巴又没惹你!”

“我看看她们给你喂了什么迷魂药!”

杨玉兰厉声对那两个女人说,自己带丈夫来成都就是要到华西医院看病,又冷笑道:“你们带他去哪里我没意见,反正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钱都在我这里。”

那两个女人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

来成都20多天后,杨玉兰终于把老李带到了华西医院的专家面前。这是一位老医生,看起来老态龙钟,反应迟钝,却可以用一目十行的速度看完病历资料。

老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想在专家面前仔仔细细、完完整整地讲述症状和之前的看病经历。谁知刚开口,就被老专家打断了,对方直接问:“你的症状是不是这样……”

老专家每说一句,老李就点下头,他觉得那些话都说到他心坎上去了。随后,老专家给老李开检查单,还喃喃自语:“这个拍彩超还是黑白呢?彩超好贵呀,算了,就黑白吧。这个检查开不开呢?算了,没必要。”

此时的老李完全不心疼钱了,他恨不得让华西医院的各种高科技检查仪器穿透自己的五脏六腑,就算遍体鳞伤,只要能查出病因就好。可专家一阵碎碎念之后,就开了两项检查。想起其他医院让自己输了那么多液,吃了那么多药,老李若有所失,摇摇头:“这也能检查出病来?和以前医院比,项目也太少了吧?”他还想再聊几句,但老专家已经挥手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后来,老专家看了检查结果,只开了几种药。老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我的病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老专家说不用,只让他余生坚持吃药,别熬夜,别干重体力活,别大喜大悲,这样再活十年没问题。

服药的第二天,老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了好些,这是他得病几个月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只是想到医嘱,他有些丧气:“不大喜大悲,意味着以后打麻将杠上花不能笑了,点了别人的炮,也不能后悔了。”


------

回家的那天,王姐来车站送行,依依不舍。她说杨玉兰走得太匆忙了,自己还来不及带她去动物园看大熊猫,去文殊院拜菩萨,去逛盐市口的地下商场,“要不你再待几天吧,我不开店了,陪你耍几天”。

杨玉兰也舍不得王姐,但她更放心不下儿子。王姐也不强留了,她提来一大口袋罐头、奶粉和零食,又打包好了回锅肉、凉拌猪耳朵和水煮肉片这些熟菜,让他们在车上饿了吃。

王姐说:“你们第一次来我店里,互相推让牛肉,就让我想起了我和老黄以前的样子。你当时只点了面条,但你的眼睛一直盯着邻桌的三个菜,今天我就专门炒了这三个菜。这些日子你帮我忙,每次给你拿工钱你都不要。”

杨玉兰说:“拿了你的钱,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啊。”

这时,大巴车发动了引擎,杨玉兰摇下车窗,伸手握住了王姐的手。



后记


父母去成都的这20多天里,我独自在家经历了许多事,像做了一场梦。我心里有好多话想对杨玉兰说,但我没说。我知道,她累了,该歇歇了。

那晚,小城下了一整夜的雨,杨玉兰睡在床上,感到无比凉爽。炎热的夏天终于过去,秋天来了。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小 李 飞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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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15 06: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桩无证之罪,藏进半路姐弟的余生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5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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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明显的,王来娣和王招弟这对姐弟一直在帮对方撇清干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两个人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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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1


2013年4月9日下午,我和林所()在值班时接到辖区农场职工电话,说有一辆没牌子的昌河微面,已经在农场菜地里停了3天了,一直没见车主露面。

我俩赶到现场,果然一辆周身泥污的白色微面横亘在一片油菜田中央。拉开车门,车厢里塞满了破旧的衣物、发霉的食物,还有一口盛满腐败食物、散发着恶臭的铁锅。虽然没有车牌,但林所核查了车辆识别码后,确定这是一辆来自安徽的盗抢车,已失窃一年有余。他捂着口鼻在车上搜罗了一番,手里拎着两双臭鞋下车对我说:“这车八成是那个小贼的。”

那年元旦后,我们所的辖区内接连出了十多起盗窃案,其中有一家人春节外出探亲,回来时发现家里几乎被搬空了。几个案发小区,监控都拍到了微面进出的画面,现场地面也留下了鞋印。我忍着恶臭接过鞋子,看了看鞋底纹路,的确和当时技术侦察组采集到的鞋印图案相似。

林所先给拘留所打了几个电话,问那边近期有没有收到什么“可疑”的人,果然得到了一些线索。

听到林所说出“王招dì”这个名字时,我第一反应是:“女的?”林所说,不是,男的,是“招弟”,不是“招娣”。

“前些天光化(派出)所掀了个‘毒窝’,抓了帮‘道友’,他是其中一个。”到了拘留所,管教干部老刘介绍说,“这家伙在光化所寻过死!”

“寻死?因为吸毒?至于么?”我和林所都很吃惊。

老刘说,王招弟在光化所信息采集室里吞了3颗麻果(毒品)和几包干燥剂,说是“不想活了”。

“只是吸毒一个罪名吗?”林所问。

“对,那天晚上光化所一股脑送进来十几个,都是一样的罪名。当时我就觉得这家伙身上八成还有别的事,结果今天你们就来了——你看,被我说准了吧?”老刘露出得意的表情,说自己这两天也一直在观察王招弟,“这小子是外地人,来咱这儿也不久,按道理打不进本地毒友圈子的,他这么快就能买到毒品,这事儿很蹊跷。”

可如果加上“盗窃”,这事儿就能说通了,毕竟,很多本地“道友”靠盗窃为生,王招弟销赃时要是认识了一两个“同道中人”,也不是不可能。

“你们没搞一下?挖隐案是加分项,年底3000块奖金哩!”林所跟老刘开玩笑。

老刘说试过了,这个王招弟太“难搞”,进拘留所后就一言不发,问什么都不说,“跟个闷葫芦似的”,估计一心等着拘留期满释放,“难搞的事情还是留给范大所长搞吧”。


------

王招弟,河北人,时年27岁,身高172厘米,长发、黑瘦。在拘留所讯问室里,我们第一次跟他进行了正面接触。

那天王招弟穿了一身本地“志高中学”的校服,看上去很不合身。老刘说,这是他儿子不穿的衣服,临时借给王招弟的,王招弟入监时穿的衣物,全部都被老刘扔到了拘留所后院,“这家伙大概一冬天就没换过衣服,那味道,把后院的警犬都熏吐了”。

或许因为我们手里有他盗窃的证据,王招弟倒没有像老刘形容的那么“闷葫芦”。我们先从他的名字开始聊,我问他怎么起了这个名字。他说名字是继父后改的,他本来姓黄,4岁随母亲改嫁,当时继父已有2个女儿,分别叫“盼娣”和“来娣”,为了赶紧抱上自己的亲儿子,继父也给他的名字改成了“招弟”。

我问他后来招来弟弟没。他说招来了,母亲改嫁后的第3年,生了个男孩,取名“全福”。可惜这个弟弟没什么福分,6岁那年跟王招弟和大姐王盼娣去镇上赶集时,被一辆倒车的半挂拖拉机卷入了车底,死了。

“你就是那年(从家)跑出来的?”林所看着他的材料,接过话茬。

王招弟说“是”——那天傍晚他放学走到村口,收到了大姐王盼娣的消息,说母亲已经被继父绑在屋里了,还在院子里的树上砸了钉子、挂了麻绳,准备等他回去之后就“弄死”他,给全福“报仇”。于是,14岁的王招弟在离家不足百米的地方转身扒上了一辆路过的货车。此后13年,再也没回过家。



2


之后,林所就把话题引到那辆微面上。王招弟并不否认车里放的大多是赃物,至于车的来路,他一口咬定是“800块在G市买的”。

“买的还是偷的?哪有800块的车子?”

“买的!”

“具体在G市哪里买的?卖给你车子的人姓甚名谁?长什么样子?”

王招弟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和林所中间的位置,没有回答。

我说:“不想聊车子的事情,那就先聊聊车里的东西吧——既然你承认是赃物,那你什么时间、在哪儿、分别偷了哪些东西?”

他空洞的眼神转向我,似乎在看我,又似乎没有:“衣服和鞋子是顺手拿的,忘了在哪儿了;炉子和锅是光华旅社院子后面捡的;在惠民超市拿了两瓶酒,喝了一瓶,不好喝,另一瓶烧火用了……”

王招弟断断续续地交代着“案情”,有些是我们已经掌握的,也有些是尚未掌握的。但粗略算下来,案值总和也不过千元,显然是在避重就轻。

“正月十五夜里,你在XX小区6号楼201室撬门入室,搬走了什么东西?”林所问——那起案子中,除全部家电外,失主称床头柜抽屉内有3件首饰被盗,票面价值超过10万。

“忘了,我不是本地的,不认得你说的那个小区。”

“3月8号,XX路XX烟酒店,你砸碎玻璃进屋,拿走了15条烟,怎么处理的?”

“没有,我没干过。”

我从手机里找出监控视频截图递给王招弟——监控拍到了他的正脸。他看过照片后,继续沉默。

“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实话实说,大家都轻松。”我说。

过了半晌,王招弟看了我一眼,说:“自己抽了。”

“放你娘的屁,15条烟,半个多月,你全抽了?”我骂了他一句。

没想到王招弟反口便回我一句:“你娘才放屁!”

我一下站起身,林所和拘留所民警赶紧把我扯到一旁。管教民警让王招弟“嘴巴放干净点”,王招弟却说是我的嘴巴先不干净的:“他凭什么骂我妈?”


------

我很少遇到正面硬刚的嫌疑人,但王招弟显然有些“与众不同”。为了避免冲突,我没有参与后面的讯问,去了隔壁监室。那里关着与王招弟同案被抓的其他“道友”,一个绰号叫“耳环”的吸毒人员承认,是他把王招弟带进了本地的毒品圈子的。他们俩在国道边的物资回收站认识的,那里是他们惯常的销赃场所。

我传唤了的物资回收站的店主,他承认收过王招弟6个电动车电瓶。为了“将功赎罪”,店主又继续举报称,王招弟曾问过他“收不收金子和玉器”。

店主当然清楚王招弟手里的东西来路不正,6个二手电瓶,总共给了他200块钱。但对于王招弟说的“金子和玉器”,他没敢应承。一来他知道这两样东西的价值和旧电瓶比不是一个量级,一旦东窗事发,自己也得跟着坐牢;二来他看王招弟面生,担心自己被骗。

“他八成掰(忽悠)我呢,先骗点定金,说是回去拿东西,钱一到手就没了影儿,我信了他的邪!”店主说。

我说,你倒是蛮懂“行规”,看来这种事以前没少干。店主连忙说他“都是听来的”。我没空儿跟他纠缠,就先把他和电瓶的事另案处理了。

当时我们手里的确有两起涉及金器的案子,但没有玉器。林所对王招弟的讯问也没啥结果,只好先把他从“治安拘留”转成“刑事拘留”。

从拘留所出来,林所也说,王招弟这家伙果然“难搞”,偷来的贵重物品都被他销赃了,我们手头的证物判不了他多久,而且他是流窜作案,往往异地销赃,追赃难度很大。

“是个可怜人呐!”林所给我看了几张照片,是王招弟被抓时光化所民警拍的。照片里的王招弟一副流浪乞讨人员的样子,长发打绺,羽绒服脏到看不出颜色,牛仔裤几乎撕成了布条。

我说,年纪轻轻就以偷窃为生,还吸毒,为什么不找份工作?自己选的路,有什么可怜的?林所点头说也是,但又说,王招弟还有慢性肾炎,估计离尿毒症不远了。



3


回到派出所,林所在办公室忙活到晚上,临睡前递给我一张清单,上面有4起涉及玉器失窃的报案,都是周边县市这半年来发生的,他让我去核实一下,看有没有串并案的可能。我接过清单,他又塞给我100块钱,让我帮他在网上买几套内衣裤和袜子,“要质量好些的,买来先放你那儿”。

我查了一周,清单里有一起Y市的案子让我感觉跟王招弟有关系。

那起案子的案发时间是半年前的2012年9月,地点是一家茶社。当时现场附近的监控探头拍下一组模糊的背影,很像王招弟。我专程去当地刑警队查阅了卷宗,觉得像是他,又不像是他——王招弟作案特点是“贼不走空”,但凡被他“光顾”过的现场,无论东西值不值钱,总要被他拿走点什么,有时甚至是桌上的茶杯、柜子里的碗筷。但这个案子里,茶社却只丢了那一件玉器。当地警方说是茶社的熟客作案,已经有了怀疑对象,正在侦办,又说,茶社里陈设的玉器不止一件,但除了被偷的那件价值10多万的是真货外,其余的百元赝品一个都没丢。

“大白天我都分不清哪个(玉器)是真的,黑灯瞎火的,他个小蟊贼能懂这个?懂这个还用得着做贼?”接待我的Y市刑警如是说。

我把情况汇报给林所,他一时也拿不准,随后赶来刑警大队,一番交涉后拿走了案卷。

我们看到,有一页写明,Y市刑警之前也查到过王招弟身上。那是一份证人笔录,作证人是一家寄卖行老板,他说2012年10月份有人拿了一个玉器摆件找到他,开价2万5。他看过后感觉东西没问题,但估计卖家有问题,因为来者既不愿提供身份证件,也拿不出玉器的购买凭证。寄卖行老板担心东西来路不正,没敢收。

随后,前来走访调查的警察亮出了那个玉器摆件的照片,果然是寄卖行老板见到的那个。在笔录中,老板对那个卖家的形象进行了简单描述:“男的,北方口音,1米7左右,黑瘦,长发,20多岁,邋里邋遢,开一辆白色面包车。”——这些特征与王招弟基本一致。

合上卷宗,我问林所:“你觉得王招弟懂玉器吗?”

如果这起案子是王招弟做下的,那他的行为着实令我费解:要说他不懂玉,可他偏偏能从茶社的一堆赝品中唯独拿走那件真货;可他若真懂玉,10多万的东西却才开价2万5?

林所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让我带上前些天买的内衣裤和袜子,下午跟他再去趟看守所提审王招弟。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东西是他给王招弟准备的。

第二次见面时,王招弟的变化很大,头发剪短了,换上号服后人反而精神了些。接过崭新的内衣裤,他的眼眶瞬间红了,一直说“谢谢警官”。林所看王招弟胳膊上有块淤青,问他怎么回事?王招弟犹豫半晌,才说监室有个本地犯人一直欺负他。林所立刻找来管教民警,说明情况后当场帮王招弟换了监室。

王招弟大概被林所感动了,我们没怎么问,他便主动交代了4起在我们辖区内犯下的盗窃案,只是对于那个玉器,一直闭口不谈。



4


几天后的案情分析会上,有同事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场查获的赃物跟受害人报失的财物差很多,东西去哪儿了?如果被王招弟销赃了,那他得来的钱呢?”

这个问题的确很关键——另一位同事翻出一份9年前王招弟在广东犯下的盗窃案,说在当年的犯案过程中,王招弟曾有过2个窝点以躲避警方的打击和追赃,他怀疑王招弟这次很有可能故技重施。

商讨过后,派出所一组人出去摸排线索,另一组人联系交警部门查看王招弟那辆赃车近期的活动轨迹,林所本人则打算再去趟看守所。我本想跟他一起去,他却说另有任务给我。散会后,林所把那份2004年广东警方的卷宗复印件给了我:“仔细研究下这本卷子,看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或者值得借鉴的东西。”

复印卷里是王招弟当年在广东犯下的7起入室盗窃案,我仔细翻阅了几遍,案情本身都没有太多可以深究的东西,但对一个不太起眼的细节,总感觉有些在意——在通知嫌疑人家属的文件下角,签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王盼娣”。

按照王招弟此前的说法,他从2000年离家后便与家人彻底失联,那2004年他在广东被抓时,大姐王盼娣怎么会给他签的字呢?

我又翻了遍卷宗,王招弟在当年交代说,自己变卖了部分赃物后,获得了8000块钱,分3次寄给了王盼娣,用来给母亲治病。卷宗中没有提到那笔钱最终有没有被追缴,但显然在2004年,他确实与大姐有过联系。

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从看守所回来的林所。虽然第三次提审里王招弟并没有再交代新案,对自己的“窝点”和其他赃物去向等问题也未作答,但林所还是有些意外收获——那个被王招弟举报在监所里打人的本地犯,在我们上次走后,同样举报了王招弟。他说王招弟为了讨好他,说自己在外面还有“存货”,愿意出去后拿来“报答”他。既然还有“存货”,就说明我们推测他还有“窝点”的判断是正确的。

交警那边也反馈了信息:王招弟的那辆无牌微面极少在城区内行驶,多数时候被他藏匿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例如我们所辖区南部的大片农田,或者是一些单位的废品仓库。那些地方普遍缺乏监控设备,而这车也因外观破旧肮脏,很容易被人当做“僵尸车”,不会引起过多注意,因此“以车找窝”的线索断了。

但由于这辆微面属于外地被盗抢车辆,交警也跟G市警方取得了联系。G市方面说,盗窃这辆车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徐勇辉,已经于2012年因其他案件被捕,正在服刑。他们传来了徐勇辉的资料,希望我们早日将被盗车辆移交过去,他们也好尽快退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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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郊区派出所的“两实协管员”(负责统计辖区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年初,有人在他们那儿一个旧小区租房,因为给不出身份证被房东拒了。但那人又提出,想用租房的价格,单租地下室用,只存放东西,不住人。房东觉得有利可图,又“不违反政策”,便同意了。

林所和我带协管员一起找到房东,领着我们去了那间地下室,屋子里面跟我们发现的赃车里面如出一辙,混乱肮脏,浓烈的霉味中夹杂着下水道的臭味。地板上胡乱堆放着衣服、箱包、烟酒、吃了一半的食物、各种垃圾,相对值钱的小家电、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则被集中在一起,墙角还丢着2台电视机。

我在地上的一个女包里找到张身份证,查询后确定是王招弟系列盗窃案中的受害人,那就基本确定了,这个地下室就是王招弟存放赃物的“窝点”。林所把王招弟户籍照片给房东辨认,房东看了半天,说确定不了。林所又拿出光化所抓获王招弟时拍的“登记照”,这次房东一下就认出来了,说“就是他”,“邋里邋遢,又脏又臭”。

林所松了口气,让我看住现场。他去给刑侦支队技术队打了支援电话,又回所里喊人去看守所办了提王招弟做现场搜查的手续。等人员到齐后,我们开始对地下室进行搜查。

一伙人忙活了3个多小时,才把屋子里的赃物大致清理完。王招弟作案,确实遵循了“贼不走空”的原则,大到电视电脑,小到茶杯碗筷,赃物按类型足足堆了6大堆。而在清理过程中,我们也有了重要发现:有一张寄卖行的“抵押协议”,上面有王招弟的签名,抵押物正是Y市茶社被盗的那件玉器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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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审王招弟时,我问他:“你懂玉器吗?”

他说不懂。我说既然不懂,那茶社里的十几个摆件,你怎么确定这个是真的?王招弟说,他就是随手拿的,分不出真假。

我不相信他能有这么好的“运气”,但也找不出反驳他的理由,只能把他原话记在讯问笔录里。我又问起“抵押”玉器摆件拿到的2万多块钱在哪里,他说“花掉了”。问他怎么花的,他却说“记不清了”。

我对他的回答倒也不太意外。落网后,王招弟一直不肯交代赃款的去向。他先说钱被骗了,却讲不出被骗经过;又说被人抢了,时间和地点却前后矛盾;最后说自己拿去赌博输光了,再细问,他却连基本的赌博常识都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整个系列盗窃案件算是告破了,一共核实出了跨2省3市共计20多起盗窃案,涉案金额将近4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王招弟的刑期大概会在10年以上。

最后一次见王招弟,我问他要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仍说跟家人早就没了联系。我说,2004年你在广东被抓时,你大姐不是给你签过家属告知书吗?王招弟的身体似乎抖了一下,然后看着我,不说话了。沉默了半晌,他对我说:“我是成年人,可以不通知家属。”

看来,以前有警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他有应对经验了。



5


2013年7月,我向林所请探亲假,林所签字后问我,假期方不方便顺道去一趟王招弟的老家。我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问:“王招弟的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林所说,案子是结了,但王招弟可能把一部分非法所得款打给了老家的亲戚,他给当地警方发了函,希望帮忙核实情况,但对方一直没有回复消息。我问多少钱。林所说数额挺大,保守估计也有七八万。

我说:“你咋发现的这事儿?”

林所说,警方当时在搜查那个地下室时,在一条裤子口袋里发现了张建行的汇款单,金额3万多。那条裤子同样是赃物,民警起初以为是受害人的,没太在意,但后来林所在追查赃款下落时,想到了那张汇款单,去银行查了,确定是王招弟的。

那张汇款单收款人名叫陈新贵,跟王招弟是同乡。从汇款记录上看,王招弟曾多次给陈新贵汇钱,最近一年半前后,汇去了七八万。林所起初怀疑陈新贵可能是王招弟的同伙,再查下去,却发现陈新贵的妻子叫王盼娣,“弄不好,这家伙把赃款打给他姐夫藏了起来了”。

我说,这种事情能查实的话,通知当地警方控制住陈新贵,我们这边先冻结他银行账户,留待结案后划扣不就行了,为啥还要跑到当地去?

林所瞥了我一眼,说:“你啥都明白,这个所长你来当好不好?”

原来,我说的办法林所已经试过了。王招弟拒不承认给大姐夫陈新贵汇款的事,林所就通过当地警方联系到了陈新贵本人。出乎意料的是,陈新贵并不否认王招弟给自己汇钱的事,听说是赃款,他也很吃惊,立刻提出退钱。

“陈新贵说他和王盼娣都是残疾人,他靠在家给人糊纸盒挣钱,收入微薄,王盼娣还有病,这些年家里全靠王招弟这个小舅子照应。他一直以为王招弟在外面干的是正经营生,没想到是做贼,不然说什么也不会要王招弟的钱。但现在他手里没钱,家里也没值钱的东西,不是不退,是退不出来……”林所说。

当地派出所民警也印证了陈新贵的话,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是村里有名的破落户。他们私下劝林所别费这个劲去“追赃”了,一来,这事最终是法院说了算,二来,“陈新贵家要能追出钱来,那可真是闹了鬼了”。所以,虽然林所后来发了协查函,但那边也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本来我也没想专门派人过去,这不正赶上你休假,有空的话就跑一趟吧,反正离你家不远,过去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必要的话接触一下他家人,给他们讲讲政策。”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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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列车上,我重新梳理了一遍笔录中王招弟的经历:

2000年,14岁的王招弟扒上路过的卡车逃走,当天夜里就被司机发现撵下了车。他随后又扒了另一辆卡车,再下车时,已经到了河北邯郸与山东聊城的交界。他在当地做了几个月小工,后来被人举报“童工”,丢了工作,因为担心被警察送回老家,他又一次逃跑了。

此后数年间,他的足迹遍布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东,靠打零工度日。2003年,他在江苏一家养鸡场因讨薪被老板打了,一怒之下,当天夜里把老鼠药掺进了鸡饲料后就逃离了养鸡场,从此以拾荒和盗窃为生。

王招弟已经记不清自己那些年被人打过多少次。最狠的一次是2003年底,他从养鸡场逃走后晃悠了几天,身上的钱花完了,便跟着几个在街上刚认识的“朋友”去当地一家工厂宿舍偷东西,作案时被保安发现,“朋友”们各自跑了,他却被保安抓回厂里暴打到失去意识,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趴在一条浅河里。

做笔录时,我注意到王招弟的左手小指和无名指始终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蜷缩在手掌中,无法伸出,问他是不是那次挨打落下的。王招弟说不是,是2008年在河南被两名拾荒者打断的,因为没钱医治,成了现在的样子。   

然后,我又回忆了一遍第一次提审时,王招弟讲的他家的情况:

当时提起继父,他说已经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叫“王什么春”。继父很凶,酗酒、赌钱,喝醉或赌输后便闹得村里鸡犬不宁。母亲、两个姐姐和他,都没少挨打,继父唯独不会动小儿子王全福一根手指。

王招弟说他和大姐王盼娣的关系最好。王盼娣比他大4岁,王全福出生后,继父便不让她上学了,只能在家帮母亲照顾小弟王全福。王盼娣很讨厌这个小弟弟——王全福从小吃得好穿得好,在家也像父亲一样霸道,他可以把不喜欢吃的东西泼到地上,赶集时看见自己喜欢的玩具抱起就跑,继父从不会骂他。这家伙还喜欢在家里的麦堆上撒尿,继父见了,反而会去打王盼娣一顿,怪她没照顾好弟弟。

母亲虽然什么都听继父的,但也免不了经常被继父打骂。母亲很怕继父,但对王招弟很好,每次继父打他时,母亲拉不住,便把他挡在身子下面。继父每次打人都是往死里打,如果不是母亲护着,他早被继父打死了。

自从小弟王全福意外身亡后,继父便整日用那双阴狠的眼睛瞪着王招弟。母亲不止一次在夜里叫醒王招弟,惊恐地让他“快走”,去哪里都行。可王招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又能去哪里。他幻想着能像事故现场的警察说的那样,拖拉机司机为全福的死负“全责”——如果这样,继父就不会怪罪自己和大姐了。

但那天大姐王盼娣的话击碎了他所有幻想。他从家逃走时,在镇上读初二,扒车离开那天还背着书包。后来书包不知啥时候丢了,上学时学的东西这些年也基本忘光了,很多字原本认识,现在都不会写了。因为忌恨,多数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黄招”,之前被警察抓住后签笔录,为此他还挨过揍。



6


到了王招弟老家后,我先去了王招弟户籍所在乡镇的派出所。对方值班领导可能没想到林所会真的派人来,有些意外,先解释说林所发函的那些事他们已经着手做了,只是暂时没结果,所以没回复,之后又喊来了驻村民警,让他跟我具体说一下陈新贵家的情况。

陈新贵40多岁,是个残疾人。而王盼娣早年因为头部外伤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靠他照顾。两人于2008年结婚,现在有一个4岁的儿子,在村里上幼儿园。陈新贵没什么亲戚,父母过世早,只给他留下了现在住的这套破房子。王盼娣有个妹妹叫王来娣,前些年外嫁后就再也没回来过。谈及王招弟,驻村民警说他没什么印象,如果不是我们的案子,他甚至不知道村里还有这么一号人。

我问起王盼娣的父母,驻村民警说,他是这几年才入职的,不太清楚早年的事,只知道她父亲叫王矮春,以前是村里的“刺头”,风评很差。“先是老婆跑了,后来他也出去找老婆了,一直没回来。其他的具体情况,还是得问陈新贵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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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贵个子不高,很瘦,只有一条腿,拐杖底部绑着一团黑黢黢的汽车内胎,我们到他家时,他正坐在院门口等待。进院后,我也见到了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王盼娣,与干瘦的丈夫相反,她胖得不成样子,光头,见了我们,挣扎着起身,口中“呀呀”地说着什么,似乎是在跟我们打招呼。

“她这会儿是正常的,但发狂的时候就跑到街上打滚,见人打人、见车砸车,厉害得很。等会儿你有事尽量问陈新贵,少跟她对话,别刺激到她,不然不知啥时候她就会犯病。”驻村民警小声提醒我。

从外观看,陈新贵的房子跟村里其他人家的并无二致。驻村民警解释说,得亏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村里出钱帮他家修了房子,以前陈新贵的家,是“三间破瓦房,两间抬头看见天”。

进了屋,几乎没有见到家电,家具看上去也有些年头了,地柜缺了块玻璃,茶几腿上绑着铁丝,大衣柜只有半扇门,另半边用布帘盖着。屋里弥漫着一股子奇怪的味道,似乎是胶水味,我看到墙角堆着半成品纸盒,那应该就是陈新贵的“营生”。

陈新贵拄着拐要去给我们倒茶,驻村民警赶紧让他别忙活了,过来聊几句就行。我们先跟他扯了几句家常,然后才把话题引到了王招弟汇款的事情上。陈新贵说,他知道有个小舅子,在南方工作,这几年经常往家里汇钱,但从没回来过,所以他也没见过。

我问他王招弟从什么时候开始给家里汇钱,这些年总共汇过多少。陈新贵说,婚前不知道,但从他和王盼娣结婚后一直都有,钱数时多时少,有时三五百,有时五六千,两个月前那笔钱汇得最多,小3万块,已经还了去年“拉下的饥荒”。粗算下来,这些年小舅子总共给了家里10万多,除了还债,基本都拿去给妻子治病了。

刚才得知王盼的病情如此之重,我有些意外,既然陈新贵主动提及了,我便顺势往下问——她在2004年给王招弟签“家属告知书”时,应该还是个正常的人,后来为何伤成这样?

陈新贵说,王盼娣是“颅脑外伤精神病”,结婚前就是这副样子,不然肯定不会嫁给他。他和王盼娣能结婚,是小姨子王来娣说的媒,婚后不久,小姨子就去南方打工了,后来在那边成了家。王来娣在新婚时回来过一次,家里没地儿住,两口子就在镇上的宾馆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就走了,临走时留了几千块钱,此后便再也没了消息。言语间,我能听出陈新贵对小姨子颇有微词,意思是这么多年了,连个电话都没往家里打过。

陈新贵说,王盼娣当年受伤的原因,王来娣说媒时提过,说是被她爸酒后打的,“不遗传”,“养几年就会好”。就是因为这句“不遗传”,陈新贵才决定娶王盼娣的。但几过去了,妻子的精神病非但没好转,反而一年比一年差。以前只是偶尔犯病在家里闹腾一下,现在犯病越来越频繁,一发起疯就往外跑,四处惹事,自己还得给别人赔钱。

陈新贵找出一大摞给王盼娣治病买药的收费单据摆在桌上,我简单地翻了翻,每月治病的花销的确不是小数,不是靠糊纸盒能支撑的。陈新贵在一边不停地念叨,说自己不知道小舅子的钱是偷来的,不然一分也不会花,当然,说了半天,他最关心的是:“如果这钱还不上,会不会给孩子未来有影响?”

话说到这份上,我心里也大概理解了陈新贵与王盼娣两人结合的原因了——王盼娣需要有人照顾起居,而陈新贵需要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

陈新贵说,当年王家的事情,小姨子没跟他细讲:“不知道当年她爸为啥那么狠,听说脑浆子都打出来了,明显不想让她活嘛。这几年给她换‘铁脑壳’,花了很多钱,每个月光吃药也得好多钱……要不是她弟支应,这日子早就没法过了……”

我觉得在钱的事上,陈新贵应该很诚实,因为他确实退不出这笔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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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陈新贵告别,走出屋子,看见坐在院子里的王盼娣捧着手机。我想她既然能玩手机,应该也能跟人正常交流,于是就上前打了个招呼,想跟她聊聊弟弟和父亲的事情。

当驻村民警反应过来时,我已经蹲在了王盼娣身旁,问她:“当年王矮春为什么把你打成这样?”

王盼娣瞧了我一眼,是那种迷茫中带着古怪的眼神,她张嘴“呀呀”说了几个字,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你弟王招弟这些年……”

我想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弟弟这些年的情况,但没成想,“王招弟”三个字刚一出口,王盼娣的情形立刻不对了——她毫无征兆地把原本坐在屁股下面的板凳抓在手里,朝我头上抡过来。我躲闪不及,被她一板凳抡倒在地上。陈新贵和驻村民警赶紧上来抱住王盼娣,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呀呀”怪叫着,继续朝我挥舞板凳。驻村民警让我“快跑”,我爬起来,狼狈地朝院外跑去。

一番折腾后,王盼娣终于重新安静下来。回派出所的路上,驻村民警埋怨我:“来前说好了有事儿问陈新贵,别去惹王盼娣,她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病,可你偏去惹她……”

我一再道歉,但心里却愈发纳闷。回到乡镇派出所,我管不住好奇心,又厚着脸皮问驻村民警:“当年她受伤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那时我还没来,不太清楚,我给你找个了解的人吧。”



7


随后,在派出所的“老人”张警官那里,我大体了解了当年王家发生的事。

王矮春50年代末生人,1990年与王招弟的母亲陈雪梅结婚。那时王矮春在村头开面粉厂(或者只是个磨面粉的作坊),相比于其他村民,算是头脑比较活泛、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了。

陈雪梅和王矮春都是二婚,结婚时王盼娣8岁,王来娣6岁,王招弟4岁。1994年小儿子王全福出生,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王矮春被计生办罚了一大笔钱。打那时之后,王家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王矮春开始酗酒闹事,不喝酒时也经常无事生非。

村里人都知道王矮春十分疼爱小儿子,但2000年,王全福却因车祸意外丧生。同年王招弟离家出走,此后再无消息。2001年,连失两子的陈雪梅精神失常——但也有人说,她在家中遭到了王矮春虐待,因为的面粉厂后院夜里经常传出陈雪梅的哀嚎和惨叫。

2004年,失智2年的陈雪梅突然离家出走,王矮春关了面粉厂,外出寻找了大半年,没有结果;2005年,王盼娣被王矮春酒后打成重伤,当年她伤势很重,在县医院抢救了很久,后来又转送到省城医院,才捡回一条命。

警方知道王盼娣被打伤的事时,已是2007年。当时一位村民因与王矮春有经济纠纷,却找不到人,就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去王家了解纠纷时才见到人伤得这么严重,“王盼娣受伤时王家人没报警,事后我们找过她妹妹王来娣问,王来娣说她爸就是这脾气,家里人经常挨打,她大姐出事时,她在镇上打工不在家,不然她也会挨打”。

那时王矮春已经离家很久,王来娣说父亲临走时留了纸条,说是又去外地找继母陈雪梅去了。“我们后来也因为王盼娣的事情找过王矮春,但一直没找到。村里最后一个见过王矮春的人说,2007年初的一天晚上,下着大雪,他在河坝上看见喝的烂醉的王矮春跟两个年轻男人在一起。但问他两个年轻男的长啥样,他说离得远看不清……”

警方注意到,王矮春这次出走前,他的面粉厂还在正常运作,刚跟村民续签了新一年的合同,和他几年前第一次外出寻找陈雪梅的情况似乎有些不一样。可除了那位跟王矮春有经济纠纷的村民外,村里人对王矮春的出走没有表现出任何在意,反而觉得他走了村子就清净了。警察后来持续找过王矮春,可经过几次“清网”和“追逃”专项行动,也未能寻到他的下落。2008年王盼娣结婚时,警方判断王矮春很可能会回来,还到村里“蹲”过他,但也没“蹲”到。同年,面粉厂的旧机器都被找上门的债主们搬走了,王矮春也没回来。

张警官说,前些年派出所辖区合并,人员变动很大,“现在这个派出所,是以前两个乡派出所先合并后又分开的,这一合一分,大部分民警都换了。我算是这个所里的‘老人’了,中间也调走了几年,2008年才调回这个单位。知道王矮春的事情,还是我老丈人和他同村的缘故”。

王矮春的家人对他出走的事儿,也不怎么上心。2008年,附近的水库清淤,挖上来一些骸骨,派出所担心里面有“失踪”的王矮春或陈雪梅,通知王来娣过来采DNA。通知发出去很久都没人回应。派出所没辙,上门去找王盼娣,结果她采血前就犯了病,咬了两名警察,此事无疾而终。

“王矮春失踪,你们当初有没有怀疑过王招弟?”犹豫了很久,我还是问了这个问题。按说,这事与王招弟的盗窃案之间似乎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只是我突然觉得时间上有些接近——王矮春最后被村里人见到是2007年初,而王招弟之前在广东刑满释放是2006年底。

“怀疑王招弟?他那个跑了的儿子?怀疑他啥?”

张警官的反应告诉我,他们应该从没关注过这个问题。我把当年王招弟逃跑以及后来作案的一系列时间节点告诉了他,他听完后沉思许久,问我是不是在办理王招弟盗窃案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线索。

我说没有,也只是猜测而已。

“不过照你这说法,倒也是该怀疑一下。”张警官说,按照两边的时间线——2004年,王招弟在广东被抓,王盼娣给他签了“家属告知书”;同年陈雪梅离家出走,王矮春出去找了大半年没找到,回家后于2005年把王盼娣打伤;2006年底王招弟刑满释放,2007年初王矮春不知所踪——这样打眼看去,似乎有所关联。

但事实与推测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证据,这恰是我们两地警方都没有的。按道理,王招弟2006年刑期结束后需要回户籍所在地报到。张警官说,好多年前的事情,估计早就没了记录,那时对两劳释放人员的管理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哪怕王招弟出狱后继续流浪,他们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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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警官请我吃了顿饭,我们互换了联系方式。他说,保持联系,如果有什么新线索也及时交流,不过王招弟赃款的事情只能暂时就这样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陈新贵的村子大概两三年内会动迁,我们武汉那边可以先把追缴赃款的前期程序走了,一旦这边动迁,陈新贵拿到补偿款,赃款也就有着落了。

我突然想起王矮春以前用来开面粉厂的房子,便问张警官那个房屋产权现在归谁所有,算不算是陈新贵和王盼娣的共同财产?

张警官明白我的意思,笑了笑,说,算又能怎样呢?农村宅基地不比城市商品房,只能转让给同村人,但村里人都知道王家的事情,嫌那房子晦气。陈新贵早就想卖掉给老婆治病,但卖了很多年都没人要。

想想也对是——王家一家六口,小儿子王全福死于车祸,大儿子王招弟犯案被抓,大女儿王盼娣生活不能自理,王矮春本人和妻子陈雪梅则下落不明。这样的家庭留下的房子,在农村怎么可能有人接手。



8


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2018年1月,我意外接到了张警官的电话。他说他正在武汉转车,听“林主任(林所升职了)”说我也在武汉,就问我有没有时间见一面。

想起自己还欠着张警官一顿饭,我便定了酒楼。见面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此行来汉的目的,张警官说:“还是因为王招弟。”

我浑身一激灵:“难道?”

“对,5年前,你的推测可能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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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张警官来找王招弟的起因,还得从小半年前说起。

2017年7月,他们县里旧村集中改造,陈新贵的村子拆迁了。几个月后,村子成了工地,施工队挖地基时,居然挖出了一座坟,他们急忙联系警方,经检验,坟里埋的人,竟是陈雪梅。

“陈雪梅?”我吃了一惊,“她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张警官说,后来对照村庄图纸,确定挖出陈雪梅的位置正是以前王矮春的面粉厂,也就是说,陈雪梅死后被埋在了家里,她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村子。

“她怎么死的?”

“被人打死的,颅骨两处致命伤,但奇怪的是,尸体装在棺材里,陈雪梅的身上也穿了寿衣。”

当地没有把逝者安葬在自家院子里的风俗,陈雪梅遗骸上的伤情也引起了警方怀疑。他们找到陈新贵,但他对此一无所知。鉴于王盼娣的病情已经发展到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的地步,警方只好叫回了远在四川的王来娣。面对继母的遗骸,王来娣表现得十分惊诧。她说自己一直以为当年陈雪梅是“跑掉了”,压根没想到她就被埋在了自家院子里。

警方让她详细讲述一下当年陈雪梅“失踪”前后的详细情况。王来娣说,自从王全福车祸身亡、王招弟离家出走后,王矮春的性情变得越发暴躁、多疑,他固执地认为王全福是被王招弟害死的,王招弟的离家出走就是“心虚”。虽然拿到了拖拉机司机全责的相应赔偿,但王矮春还是将怒火撒向了妻子和两个女儿,他觉得陈雪梅跟自己结婚只是图钱,是她默许王招弟害死了王全福,让自己“断了香火”;他怀疑两个女儿因为嫉妒小弟弟,跟陈雪梅沆瀣一气,王招弟的逃跑,就是她们通风报信——总之,王矮春笃定小儿子的死是全家人背着他搞的一场“阴谋”,而他“反击”的方式,就是酗酒后更加凶狠、粗暴地对待妻子和两个女儿。陈雪梅本就因为两个儿子的事情精神抑郁,又不时遭到丈夫无来由的毒打,精神就渐渐出了问题。妻子疯了后,王矮春非但没有收敛,还多次在家中扬言,如果他查出当年是谁给王招弟报的信,一定会杀了那个人。

“咱很难想象,这能是一个男人在家跟老婆孩子说出的话吧?”张警官感叹说。

“陈雪梅的死能确定是王矮春干的吗?”我说,毕竟这只是王来娣的一面之词,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

张警官说,虽没有直接证据,但应该错不了,毕竟外人不可能杀了陈雪梅再埋进她自家院子里。

王来娣说,2004年继母消失前,父亲最后一次虐打她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偶然得知了大姐王盼娣一直跟“逃走”的王招弟保持着联系。那晚,王矮春气得几近癫狂,一手拎着酒瓶,一手拎着菜刀,怒骂妻子和两个女儿是“吃里扒外的叛徒”。

“是因为广东警方的那份‘家属告知书’?”

张警官点头——王来娣说,大姐把王招弟入狱的情况私下告诉了念子心切的继母,结果精神有问题的陈雪梅,吃饭时说漏了嘴。面对已经失去理智的父亲,王盼娣和王来娣见势不妙,逃出了家,去了王盼娣打工的地方躲了5天才敢回去。回家后,姐俩没见到继母,父亲说,那天陈雪梅受不住打,和她俩一样跑掉了,一直没回来。继母被父亲打跑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所以姐妹两人也没敢多问。不久后,王矮春也走了,说是出去找人了。

警方推测,当年王矮春第一次关了生意、外出寻找妻子,恐怕只是一个谎言。那大半年,他八成是因为杀人后的恐惧而潜逃了,也许后来看村里没什么动静,才又跑了回来。

“当年出了这么大的事,王来娣和王盼娣姐妹俩为什么不报警?”

这个问题张警官也问过王来娣,王来娣说继母经常因为受不了父亲的毒打往外跑,最长的一次有两个多月,最后是被山西一家收容站送回来的,所以那次她和大姐也以为继母只是又一次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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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王来娣的解释,却在后面出现了疑点——对于承装陈雪梅遗体的棺材和遗体上的寿衣,在最初的调查中,她推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来的,“估计是我爸在我和大姐躲在县城的那段时间里置办的吧”。

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却发现了问题——镇上卖丧葬用品的铺子很多,也确实有一家打棺材的店铺。但棺材铺老板说,安葬陈雪梅的棺材款式,是他2006年之后才开始制作的。由于当地早已推行强制火葬,买棺材安葬亲人的人家非常少,所以时隔多年,棺材铺老板对那口棺材还有些印象。他说,由于买棺材的客人少,店里基本不存货,从收到定金到做好棺材,最快也得10天。

死于2004年的陈雪梅,却安葬在2006年才做好的棺材里,这就不可思议了。法医在勘察过陈雪梅骸骨后,也发现寿衣表面并未出现被腐败的人体组织浸染过的痕迹,这说明尸体身上的寿衣,也是人死后几年才穿上的。

两条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陈雪梅曾经历过“二次下葬”。

面对警方提出的质疑,王来娣被迫更改了口径——她承认,继母的遗骸是自己在2007年初收殓的,那时父亲已经离家出走了。根据她这次改口后的说法,2004年陈雪梅“失踪”后,王矮春外出了大半年,直到2005年4月才回来,回家后只说没找到陈雪梅,别的一概不谈。

此后,王矮春依旧酗酒,但不怎么再提王全福和王招弟的事了。王来娣和大姐都在外面上班,只有周末才回家,跟父亲的接触很少,就以为那件事就随继母的失踪翻篇儿了。但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大姐王盼娣悄悄告诉她,说自己怀疑继母早就死了,被父亲埋在了面粉厂的谷仓下面。大姐说,这事是父亲酒后说漏了嘴她才知道的,她不敢自己去谷仓,想拉王来娣一起下去看。

王来娣也不敢去谷仓,又觉得父亲不太可能这么干,还劝过大姐别胡思乱想。但半个多月后,大姐就被父亲打伤了,此后她一直忙着照顾大姐,直到2007年初王矮春第二次出走,已经苏醒过来的大姐才艰难地告诉她,面粉厂的谷仓下面确实“有问题”。

“然后王来娣下去就发现了陈雪梅的尸体了?”我问张警官。

他说王来娣是这么说的,“然后她收殓了陈雪梅的遗体,埋在了家里”。

我说,王来娣这个说法漏洞太大了,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不该第一时间报警吗?她怎么能如此“心平气和”地给死亡2年的继母处理后事呢?退一步讲,她处理了尸体,不担心王矮春回来后发现了,也像对待大姐王盼娣那样对待她吗?再退一步,即便她想把继母的事瞒下来,为什么还要买了棺材寿衣后把陈雪梅“安葬”在家里呢?即便上述这些疑问,都解释成王来娣不想父亲坐牢而帮他隐瞒,那2017年当地发出拆迁通知后,她为什么不早做准备,而是坐等继母的“坟墓”被警方发现呢?

张警官说,王来娣的话在逻辑上确实有很大问题,这也是他们一直不结案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还是王矮春的去向问题。作为杀妻案中的重要嫌疑人,至2017年,王矮春已经销声匿迹了11个年头了。

“那你这次来找王招弟,是因为……”我还是没弄明白王招弟与这一系列事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最初也没往王招弟身上联系。照王来娣的说法,王矮春打死陈雪梅某种程度上是因他而起,但毕竟陈雪梅出事的时候,王招弟已经蹲在广东的牢里了。”

张警官说,可很多细节表现出,王矮春很可能也已不在人世了。陈雪梅遗体曝光后,当地警方重启了对王矮春的寻找。这些年,在警综平台和大数据系统的加持下,侦查技术较十几年前有了很大提升,但几个月下来,依旧查不到半点有关王矮春的线索。

一筹莫展之际,张警官突然想起了自己2015年见过的一个人。



9


“你还记得一个叫徐勇辉的家伙吗?”他问我。

这个名字我完全想不起来了。张警官却说,你应该认得,就是2012年在安徽G市卖给王招弟那台白色微面的人。

“徐勇辉和王招弟是在广东的监狱里认识的,犯的事儿差不多,出狱时间也是前后脚,后来两人在一起厮混过一段时间,也结伙作案,算是有些交情。”

张警官推测,当年应该是徐勇辉和王招弟一起偷了那台车,但徐勇辉被捕后并没有把同案的王招弟供出来,而是独自扛下了罪名,最终领了3年刑期。估计是两人先前应该有过约定,徐勇辉若不告发王招弟,王招弟就在外面处理完赃物,等他出狱再分钱给他。

只是出狱后的徐勇辉并不知道,王招弟于2013年被我们抓住,又关进了监狱。因此,2015年,寻人不得的徐勇辉,直接找去了王招弟的河北老家。他先去了人去屋空的王家,又辗转打听到王招弟的姐夫陈新贵家,但不明就里的陈新贵把他当作先前那起系列盗窃案里追赃的受害者,二话不说就喊来了警察——张警官就是这个时候见到的徐勇辉。

大概是牢已经坐完了,也没什么顾虑,徐勇辉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来找王招弟的原因。张警官却觉得某些地方不太对劲,于是问了徐勇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王招弟家详细地址的?”

按照警方的经验,结伙作案的人是绝少向同伙透露自己的真实家庭住址的,一来没有必要,二来他们并不绝对信任,要防止对方被抓住后为了“立功”供出自己,被警察“按图索骥”。徐勇辉对王招弟的家地址知道得如此清楚,可见“交情”非常不一般。

徐勇辉说,他以前跟王招弟回过老家。

“哪年?他跟王招弟回老家做了什么?!”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5年前张警官告诉过我的,最后一个见过王矮春的人说过的话。

“具体是哪年徐勇辉记不清了,但说记得是一个冬天,我们这边下了很大的雪……你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张警官笑了笑,“徐勇辉当时没有说他哪年跟王招弟回的家,但大致可以推测就是2006年底到2007年初这段时间。”

我问为什么,张警官说,两人刑满释放已是2006年底;2007年4月,徐勇辉因故意伤害再次被捕,出狱时已是2009年6月。那时陈新贵和王盼娣已经结婚,如果徐勇辉是2009年6月份之后跟王招弟回的老家,他大概率去过陈新贵家,陈新贵也应该认得他。

但当年徐勇辉和王招弟回到老家做了什么,张警官说当时他没有细问——毕竟,那时陈雪梅的尸体还未见天日,张警官虽对王矮春的失踪心存疑惑,但手里并没有继续调查的证据和理由,当时只是简单盘查了徐勇辉盘一番,没发现什么问题,便放他走了。

如今张警官再度回忆起这件事时,才意识到,自己当年或许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

“把徐勇辉找出来问明白不就行了?”我说。

张警官叹了口气,说,晚了,徐勇辉已经死了。就在2017年初,他在湖南一家商场夜间行窃时不慎掉进电梯井里,摔成了重伤,被人发现时已宣告不治,殁年还未到40岁。

张警官又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徐勇辉其人后,愈发坚定了自己最初的猜测:

徐勇辉比王招弟大6岁,江西人,惯偷,性格乖张。在其一生所犯的罪行中,一半与暴力有关,一半与盗窃有关。而在那些盗窃案里,又有一多半跟盗窃玉器珠宝相关,“徐勇辉懂玉,在他以前的案子里,交代自己曾在云南那边的玉器店里做过学徒”。

此外,张警官感觉2012年安徽G市的那起盗车案背后也另有玄机——盗车案发生前,当地还发生过一起珠宝店被盗的案子,案值十几万,像是徐勇辉做的,但警方没找到证据,案子也一直没破,不排除徐勇辉到案后不供出王招弟,就是怕牵扯出这起更有“价值”的案子。

“简单说吧,这个徐勇辉跟王招弟,恐怕不只是‘结伙作案’这么简单,两人八成还是‘师徒’关系”,王招弟当年能一眼从茶社的一堆赝品中认出唯一的真货,很可能是此前受过徐勇辉的指导。因为徐勇辉的出现,补足了先前王招弟一些案件上逻辑上的漏洞,但另一些问题却只能随着徐勇辉的死而落入无解。

“如果双方存在这样的关系,那合谋制造王矮春‘失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张警官终于挑明了他的推测。“我这次来找王招弟,其实是为了王矮春‘失踪’的事情,看能不能从他身上想点办法……唉。”

从他叹气的样子看,我估计结果大概不是他想要的。

果然,面对张警官,王招弟承认自己在2006年底刑满释放后回过老家,得知了母亲被继父打死并埋尸家中的事情。他说母亲的寿衣和棺材是自己置办的,之所以没有移坟,是因为那时他既没钱给母亲买墓地,也不想把母亲葬进王矮春家的祖坟里。他悄悄帮母亲补办了丧事,便离开了。

至于继父王矮春的下落,王招弟说“不知道”,但盼望警方能尽早破案,将王矮春抓获归案,还母亲和大姐一个公道。他也承认徐勇辉是自己的“师父”,但不承认2006年底时带了“师父”一起回的老家。

“王来娣先前不是一直说陈雪梅是她安葬的吗?现在王招弟又说是自己安葬的,这事儿怎么说?”我问张警官。

张警官说他拿到王招弟笔录后,立刻找到同事去问王来娣。王来娣第三次改口,说当年继母的后事的确是她和王招弟两个人一同张罗的。张警官回过头来又去审王招弟,但他却坚决不承认二姐跟自己一同张罗过母亲的后事,只说母亲死的事情是从大姐那里获知的。但此时患病的王盼娣,已经无法帮警方分辨弟弟和妹妹究竟谁在说谎了。

“挺明显的,王来娣和王招弟这对姐弟一直在帮对方撇清干系,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其实我们能想到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只是手里却没有必要的线索和证据了。”

的确,眼下陈雪梅之死在逻辑上已经达到了某种闭环,只是在逻辑闭环的同时,有些东西却就此被掩盖了。

“现在王矮春依旧是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入档的,除非……除非能他活能见人,死能见尸……”最后,张警官说。



尾 声


几年后,当我和“林主任”又聊起王招弟的案子时,他也说,一些事是明摆着的,但张警官来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王矮春的案子不会有结果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刑事侦查中有一个‘最小关系’原则。说白了,就是涉案最浅的人身上最容易找到破案的突破口,拿到外围线索后,再一步步串联那些涉案深的人。这案子里明摆着王招弟、王盼娣和王来娣姐弟3人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已经达商量好了,‘最小关系’人是徐勇辉,他死了,切入点就没了。”

“王招弟也快放出来了吧?”无来由的,林主任问我。

我说差不多了。

“真是这样的话,那个王矮春确实该死,只是不该是这么个死法。”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黎欧



深 蓝

基层民警,文学门外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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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1 12:3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折腾40年,兄弟终归是兄弟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温手释冰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7 08:0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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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别人要说了,伍家正没钱,但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啊。你是他拐子,你有钱,不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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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长江穿城过,武汉的码头很多。管理这些码头的是港务局,下辖长江沿线几百公里的十来个站点。1987年底,陈娟中专毕业进了港务局机修车间,上班的站点就在老家J镇。长江在这里温柔地拐了一个弯,孕育出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逆流而上到武汉城区,那时得需两三个小时的水路。

刚进单位,陈娟第一次去劳保仓库领用品,就见到了保管员杨师傅。杨师傅一边干活,一边操着四川口音的武汉话跟陈娟拉家常,亲切随和又熨帖。陈娟很快便知道,杨师傅在单位人缘极好,而且她大儿子伍家桥在财务科做会计,大儿媳胡金兰在客运站上班,小儿子伍家正是“546拖轮”上的加油工,二儿子伍家平还在部队——按政策,退伍后肯定也能回港务局上班——一家五六口人都在港务局家属大院里,可谓是“大户人家”,毕竟,那时家里能有一个人在港务局上班,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事了。

工作第二年,陈娟见到伍家平时,他正在港务局人事科办理上船手续,那昂首挺胸的身姿、四平八稳的步态,很有军人的风采。只是当伍家平向她表白时,不知怎的,陈娟眼前浮现的竟是杨师傅那张温和的笑脸。陈娟后来才发现,三兄弟当中伍家平最像母亲,不论是长相,还是性情。

恋爱中的小伙子总是爱吹牛。伍家平对陈娟说,他在部队入了党,当上了班长,退伍时连长和营长一再留他做志愿兵,不舍得让他走。

陈娟调侃他:“在青岛当兵多好,为什么一定要回武汉呢?”

伍家平这才正色道:“一家人回武汉,生活在一起,是我老头(武汉人对父亲的称呼)穷尽一生的心愿……”

伍家平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口汉正街人,60年代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出来的高材生,毕业时本可留在武汉交通局工作,可他满腔热血,一心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便去了云南昭通,做了当地汽车总站的一名调度员。伍家平的母亲是四川宜宾人,初中毕业后就到安边镇供销社参加工作,因“家庭成分太高”,二十七八岁还没对象。昭通与宜宾隔着金沙江,两人就通过熟人介绍得以相识、相爱、结婚。老大伍家桥出生时,夫妻俩都将近而立之年。

给长子的名字里缀了一个“桥”字,是因为伍父常想念武汉长江大桥。相较于年轻时的理想澎湃,有了孩子以后,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觉得这偏远的大西南与繁华的大武汉不可同日而语,不想让儿子们一辈子窝在这里。在老三伍家正出生以后,他便开始了举家迁回武汉的计划。

伍父设想自己先行调回武汉,再接母子四人过去。在交通系统内部,他申请调到武汉港务局一个位于J镇的下属站点,颇为顺利。然而,在70年代,杨师傅想要跨省跨行业的工作调动,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往后近10年时间里,在长江岸边和金沙江畔,夫妻俩都生活在对彼此的翘首以盼中。

1980年冬天,46岁的伍父生了一场大病,没等来一家团圆,便撒手人寰。杨师傅带着3个儿子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宜宾到武汉奔丧。当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转上殡仪馆的车时,伍家桥捧着父亲的头和肩,伍家平和伍家正一人捧着父亲的一条腿,杨师傅在一旁哭得晕了过去……

这一场景,伍家平终生难忘。那年他才13岁,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凄入肝脾的悲伤,只能学着大哥伍家桥的样子,憋红双眼,强忍眼泪。伍家正那时还未满10岁,他成了家里唯一可以一边嚎着“老汉儿(四川人对父亲的称呼)”,一边肆意放声大哭的人。

伍父实现了“就是死,也要把老婆孩子调回武汉来”的诺言——正是他的离世,让杨师傅得以被政策照顾,工作调动到港务局,母子们回到了父亲心心念念的武汉。

1981年春节前,港务局在家属大院的单元楼给伍家母子们分了一套两室一厅。那个家徒四壁的除夕夜,年夜饭是4碗酱油泡饭,加1盘刚从泡菜坛子里捞起来的泡萝卜。

当时住在武汉城区的小姑妈因病不能生育,也体恤兄长去世后嫂子自己拉扯3个儿子的艰难,很想把伍家正要去做儿子,但是任凭亲戚们怎么劝说,杨师傅就是不同意,“再穷再苦,也要把3个儿子都留在身边”。她相信儿子们长大后相互帮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伍家平说,他坚定地从青岛回到武汉,是对父亲最好的怀念,也是希望能实现母亲的心愿。



2


一开始,陈娟觉得有杨师傅这样一位好母亲,伍家一定是一个和睦有爱的家庭。然而,现实显然跟想象的不一样。

就在陈娟结婚前,大嫂胡金兰几次当着家里人的面对伍家桥说:“三兄弟结了婚以后,就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互不相干。”

陈娟觉得莫名其妙——不都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吗?可作为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她也没好意思多问。待她进了伍家的门,胡金兰代表她家随礼200块钱——普通朋友倒罢了,作为大哥大嫂,这钱着实是少了点。很快,伍家桥又私下塞给陈娟和伍家平700元钱,说工资都被胡金兰管控了,这是他打麻将赢的,原本想赢个800凑个整,给弟弟随个四位数的礼金。

大哥两口子的迷惑行为,让伍家平不得不给陈娟解释:原来,胡金兰是觉得,当年她结婚时伍家平还在当兵,只送了大哥一双部队发的皮靴作为贺礼。她还说,伍家桥从十六七岁就开始上班挣钱,帮着母亲养两个兄弟,“伍家人这辈子都亏欠着伍家桥,这辈子都亏欠着她胡金兰的”。

伍家平安抚陈娟说:“嫂子这么说,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么多年,拐子(武汉人对大哥的称呼)也确实是做到了长兄如父。他有小家了,不可能总是顾着我们。拐子不容易,我们以后一定要对他好。”

伍家平又说,父亲去世时,成绩优异的大哥刚考上宜宾市一所重点高中,老师们都公认他有望考上武汉大学。而一家人从宜宾到了武汉后,不满17岁的他只能辍学顶替父亲成了港务局年龄最小的临时工,每个月拿着23块钱的工资帮母亲养家。

临时工就是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去打个替,伍家桥在财务科帮忙时,觉得自己是块做财务的料,于是有事没事就跑去帮忙,深得财务科长赏识。1年后,伍家桥成为正式工的同时,也成了财务科的小会计,期望着有朝一日坐上财务科长的位置。

除了应付自己的工作,伍家桥平日还要像大人一样,天天叮嘱两个兄弟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大学,一定要赚很多钱,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过,伍家平读书笨,特别是数学,学得脑壳疼,高中没考上,只好到码头上去“扫舱”——就是等运货的驳船把货物卸载完后,带着扫帚和麻袋过去,把遗漏在舱里诸如粮食、化肥等货物清扫干净,以便驳船下次装货。

每条船的扫舱费是10块一次——10个人扫也是10块,1个人扫也是10块。遇上大风大浪的坏天气,连着几天一条驳船也没有。一起扫舱的大都是港务局水手们从农村老家带出来的家属,或者像伍家平一样读不进书又不够招工年纪的职工子女。家属们为抢地盘,一个赛一个泼辣,那些孩子们在码头上也是混得天不怕地不怕,刚出学校门的伍家平常常被挤出扫舱队伍,站在船边喝西北风。他扫舱挣得最多的一次是2块钱,最少的一次是5角钱。显然,这活儿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伍家平来说,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因为他不可能像大哥一样顶替父亲成为正式工,而按照当时的政策,从部队退伍的职工子女也能成为正式工。

到了1984年的征兵季,伍家平看着天天跟自己一起扫舱的伙伴王大伟被选上时,心里很是羡慕,可他年龄不够,只能暗暗着急。伍家桥看出了大弟的心思,买了一条游泳牌香烟,趁着天黑送到人事科长家里,求人家第二天带他去派出所找熟人,把大弟的年龄改大1岁。就这样,17岁的伍家平,后来成了海军航空兵的一名新兵。

伍家平去部队那年,伍家正14岁,刚上初二,常常考满分。伍家桥曾说,小弟读书天分高,将来一定能够考上一所好大学,“他在学业上能走多远,我就供他走多远”。可伍家正的心思根本不在学习上,他经常逃学,跟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或许是觉得既然两个拐子也都没念多少书,还能一个坐机关一个当了兵,那么凭他的聪明,一定能混得比他们更好。

伍家桥知道后,怒不可遏,一天晚上,他从街上录像室里把伍家正揪回家,当着母亲的面要小弟跪着承认错误,从此好好上学。伍家正怒视着他,就像那天在父亲的葬礼上一样哭嚎:“我只给老娘下跪,我不要你管!”

母亲的眼泪让伍家桥下不了狠心再责骂弟弟,只能无可奈何地摔门而去。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长江航运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港务局除了客运和货运码头业务,还连续增加了2条拖轮、8条驳船,开展了货运业务,招收了大批合同工——那时国企体制改革已初显端倪。

又是在伍家桥的周旋下,刚刚初中毕业的伍家正成为编号546拖轮上的一名合同制机舱加油工。伍家桥觉得小弟只有远离街上那些游手好闲的哥儿们,才能成才,若是肯钻研,以后做三管轮、二管轮、大管轮乃至“老鬼(武汉方言里对轮船机舱最高职务轮机长的行业俗称)”,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样能出人头地……


------

听了伍家平这些话,陈娟对大哥感恩在心,对大嫂也是尊重有加,和和气气。她甚至也学着伍家平和伍家正一样,大包大揽了侄子伍剑的零食和玩具,以致伍剑成了院子里同龄孩子最羡慕的对象。若是哪家孩子想缠着家长要同款,就会被说:“谁让你没有大叔叔和小叔叔呢。”

伍家兄弟三人早就商量好,老大老二结婚都找单位分房,母亲的这套房就留给老三结婚,到时母亲就跟老三一起住。伍家平结婚的新房,跟大哥伍家桥当时一样,也是单位“鸳鸯楼”上的一套单间。

“鸳鸯楼”曾是港务局最早的办公大楼,后来在长江边建了新的办公大楼后,这栋3层楼房就用来安置新成家却还没有分到单元房的年轻职工,久而久之就被戏称为“鸳鸯楼”。楼里每一层只有1个公厕,做饭只能在过道里,生活十分不便。为此,杨师傅也像当年对胡金兰一样对陈娟说:“你们洗漱吃喝都在我这屋里头吧,晚上过去睡觉就行。”

可当陈娟把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交到婆婆手里时,她却不肯接:“你是新媳妇,这头一个月你是应该吃我的。”又嘱咐她:“以后,有什么事别跟你大嫂一般见识,也别学着她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她。不然,你就成了跟她一样的人。”

陈娟点点头。



3


1992年,伍家正做了拖轮上的三管轮。那时港务局的经济效益空前的好,船员跑一趟江,光奖金就有1千多。伍家正拿着比他的两个拐子多得多的工资奖金,风光无限,很快就迷上了打麻将,抽烟、喝酒样样不缺,衣服鞋子非名牌不要。常常是这个月找同事借钱,下个月发工资再还,存不下一点钱。

伍家正的女友是港务局幼儿园的老师秦惠,人长得漂亮。她不仅不反对伍家正昼夜不分地打麻将,甚至还用自己的工资贴补他,哪怕被输个精光,她也不说半句不好。

兄弟三人就伍家平不会打麻将,平日自觉把工资交给老婆。杨师傅常跟陈娟说:“你跟老二是真正的恩爱夫妻,你们的日子过得是我最放心的。”陈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伍楠楠和伍妮妮出生后,杨师傅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忙照顾,让夫妻俩好好上班,多拿奖金,以应付比别人多一个孩子的生活。

这时,胡金兰和伍家桥作为“双职工”,已经分到位于杨师傅家楼上的一套两室一厅。胡金兰认为婆婆当年只是帮她带了一个孩子,而现在一下子要帮老二带两个孩子,这样算下来,伍家人亏欠她更多了,一天到晚就“咚咚咚”上楼、“咚咚咚”下楼,甩脸色给婆婆看。


------

陈娟的孩子不到两岁时,秦惠怀孕了,必须得马上结婚。杨师傅的家要成伍家正的婚房了,而“鸳鸯楼”上那间十几平的单间显然挤不下一家四口的生活。为了不让婆婆为难,陈娟“嫁一返三”地回到娘家去住,只等着港务局集资楼建起来,带着孩子搬新家。

1996年,大势所趋,港务局进行了“房改”,原本已经分配住房的职工,根据住房面积交一定数目的钱,买断房子的所有权;新建的住宅楼,由单位和职工个人各出资一半,故称为“集资楼”。对于伍家三兄弟来说,就相当于老大、老三各花6千多块钱买了旧房子,而老二花了3万5买了新房子。

房改之前,港务局还新购置了一条900吨级的“自航船901号”,专门承包给职工经营,安置富余的船员。第一轮承包人据说赚了不少钱,惹得旁人眼红,吵吵闹闹中,这一年单位规定,每一轮承包期为3年。

伍家桥也加入了承包的竞争队伍。此时他已经是财务科主管会计,迈上财务科长的位置指日可待,儿子伍剑也到了小升初的关键时期,他若长期不在家,对孩子成长肯定不好。但或许是想着能赚大钱,或许是疲于与胡金兰日日相对、时时吵架,最终,伍家桥拿下了“901轮”第二轮3年的承包期。

从这一年开始,伍家桥基本上不在家里。他上船后没多久,杨师傅有一天突发脑溢血。事后胡金兰给陈娟传的话是,老三平时没存下什么钱,结婚时花光了母亲的积蓄不说,还找人借了不少钱。杨师傅发病的那天下午,老三跟船队去了上海,有两三个人到家里来管秦惠要钱,起了一点小争执,杨师傅一时急火攻心,血压飙升。

伍家平把母亲送到了武汉长江航运总医院抢救,伍家桥和伍家正也连夜往回赶。杨师傅住院一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还是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好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4


在母亲生病的同时,伍家三兄弟的生活和工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公路运输的飞速发展,大货车成了货运市场的主力,汉施公路建成通车后,从J镇到武汉市区公交车只需1个小时。港务局的客运和货运效益大幅下滑,昔日热闹繁华的客运码头冷冷清清,拖轮和驳船运输货源紧缺,一度到了发不出工资的地步。

紧接着,港务局就被卷入了国企改革的滚滚浪潮中。为了赚钱,从港作船调到码头趸船上做水手的伍家平,只好跟对班的同事商量,他来值所有的夜班——这样下班后他就能去陈娟娘家旁边一所中学的大门口出早摊卖热干面,每个月赚几百块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调班的同事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师傅,他同情伍家平“伢(武汉人对孩子的称呼)多”,“不搞点外快养不活”,从不对领导汇报伍家平上班时间在外面摆摊的事,伍家平也会逢年过节买两瓶好酒送给老师傅表示感激。

而伍家正也跟船员一样,排不上多少班,只能领到60%的工资。在家休息时,他混迹于各处麻将馆,输输赢赢,反正总有钱过手。秦惠在外面跟别人合伙开起了一家美发店,他们的儿子伍登完全由姥姥姥爷在照顾。

伍家桥承包“901轮”不到1年,长江货运市场就日渐式微,为了支撑业务,他找武汉的叔叔和大姑妈借了几万块钱作周转金——其实这些钱本可以不借,可他赚回的钱都在胡金兰手里,只能进不能出,令他很是苦恼。他眼睁睁看着母亲半身不遂地整天蜗居在家里,板着脸跟两个兄弟打招呼:“你们都注意点,莫在老娘面前提乌七八糟的事,不然以老娘的脾气,急都急‘过去’了。”

作为大哥,伍家桥眼睁睁地看着大兄弟起早贪黑地赚着零票子养家糊口,小兄弟天天在麻将桌上等着上船的消息……可他也是自顾不暇,再也不能像从前港务局形势大好时那样,想个办法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于他的小家庭,他再也赚不到大把的钱交到妻子手里,胡金兰不高兴的脸拉得更长了——除了借,除了欠,他还能怎么样呢?

这种不再被人依靠、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状况,逐渐消磨掉伍家桥的心性,让他愈发自怜自艾起来,整天待在船上不回家。伍家平跟他打电话,他常把“眼不见,心不烦”挂在嘴边。


------

整个港务局家属大院都失去了往日安稳的气息,人们都变得惶惑不安,都觉得有必要做一个长远的打算了。有的人像伍家平一样在小镇上摆摊谋生,有的人像伍家桥、伍家正一样,等着港务局效益能够好起来,还有的人投亲靠友去了外地找工作,甚至举家外迁。

在这样奔波困顿的情形下,伍家三兄弟都忽视了母亲的存在。伍家平的家与杨师傅家只隔了一个篮球场,那时他一对双胞胎已经在上幼儿园了,孩子们上下学时,杨师傅会准时准点站在二楼家里的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孙子孙女走过来,又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走过去,有时还会不知是高兴还是伤心地抹着眼泪,其情切切,令陈娟心酸。

陈娟曾经很想遂了婆婆的心愿,将她接到自己家来住,但是又惧怯会被胡金兰像唠叨秦惠那样,说自己照顾婆婆就是为了领婆婆的退休金。有一天,陈娟在路上遇到婆婆家对面的老邻居张孃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张孃孃说:“这事老大不开口表态,你们做老二的怎么好做决定呢?做了决定是有责任的,或者三兄弟得开个会商量一下。”

然而,直到1998年秋天杨师傅去世,疲于奔命的伍家三兄弟,都没能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该怎样安顿母亲的孤单寂寞。

这也是伍家平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多年后,他流着眼泪对陈娟说:“我为什么非要等拐子发话,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就当老娘只养了我这一个儿子,我一想起老娘眼巴巴望着我的样子,就觉得我有罪过……”



5


时代变革的大浪不会因为一家的悲欢而停歇。1999年,陈娟成了第一批下岗人员,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胡金兰和秦惠也相继下岗。曾经的伍家三兄弟都是“双职工”,家属大院里的人艳羡不已,如今却变成了令人同情的现实:这一大家子,十来口人,可怎么办?

伍家三兄弟的生活也陷入了更多困顿。

先是秦惠出轨一同开美发店的美发师,伍家正说他早就知道此事,一直想离婚,只是碍于母亲住在家里,闹出来怕母亲伤心,现在母亲不在了,他也就很快办理好离婚手续,秦惠带着3岁的伍登,回了娘家。

港务局的拖轮和货轮基本上已经处于停运状态,船员们连60%的工资都领不到了,眼看着小弟离了婚,工作也快保不住了,伍家桥就想让他到自己尚在正常运营的“901轮”上做事。结果胡金兰冲上船去,把伍家正的行李一把甩进了长江里,说丈夫是“自己屁股流鲜血,还帮别人治痔疮”。

伍家正倒也硬气了,把家门一锁,重新置办行李,找到在武汉城区做餐饮酒店运营经理的表弟,在一家酒店后厨找了一份学徒工的工作,总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


------

2000年夏天,铁哥们王大伟请伍家平喝酒。酒过三巡,王大伟说:“你晓得不,你拐子给你找了个小嫂子,蛮漂亮的。”

伍家平瞪他一眼:“你少放屁。”

王大伟说:“港务局满院子里的人都晓得,就你大嫂不晓得,未必你也不晓得。”

伍家平问:“么时候的事?”

王大伟说:“你老娘走之前就有的事。”

那个“小嫂子”是伍家桥在船到汉口上岸逛街时在一家发廊认识的,后来就干脆带着住在船上,之后更以业务忙为由不回家了,反正胡金兰向来把钱看得比人重,钱回了家,就不管人回不回家了。

那年,伍家平的大侄子伍剑已经念初二了。学校报名头一天,胡金兰的二姐找到陈娟,历数伍家桥在外面找女人不顾家、胡金兰天天躺在床上流眼泪的伤心事,说胡金兰现在连儿子上学报名的钱都没有了,又不肯拉下面子找兄弟帮忙,只好她这做姐的出面了。

知道了情况的伍家平打电话问伍家正:“拐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伍家正说:“莫听胡金兰她姐瞎说,拐子以前赚的钱都在她手里,她就是不肯拿出来,什么没钱报名上学?她是觉得我们伍家到现在都亏欠她的……不过,现在拐子也确实是亏欠了她。”

伍家正还告诉二哥,胡金兰没经过自己同意,就把他的房子(杨师傅的房子)租出去了,好几个月了,他才知道。他打电话,胡金兰不接,是侄子伍剑接的。孩子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奶奶的房子,我现在没饭吃了,只能租房子出去。”伍家正火了,一字一顿地说:“你小叔叔我,也有个儿子,他叫伍登,他现在也没饭吃了。”然后坚决表示不同意出租。最后,租是退了,但是胡金兰收到手的几个月租金并没有给他。

伍家平不知说什么才好。那时他的一双儿女正上小学,用钱的地方多。他在学校食堂里面租了一个摊位,专门卖热干面,1块5一碗,钱挣得艰难。但是感念大哥的恩情,在第二天侄子伍剑到家里来要报名费时,陈娟仍然给足了钱:“拿去,这是你大叔叔给你的,不用还。你只管好好学习就行。”

伍剑一日三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有时候去别的摊位吃,也不付钱,说是他妈没钱给他吃饭,就等着大叔叔伍家平去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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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伍家桥的“901轮”也停运了,除了欠着原来在船上的港务局船员不少工资,在外面也拉了债。他一回家,要债的人就上门,他干脆就不回家了,带着相好的到武汉城区去找伍家正。

伍家正彼时跟着酒店的一位师傅学做烧卤,低三下四,“连师傅的内裤都得洗”,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面对落荒而来的大哥和“小嫂子”,他把租住的斗室让出来给他们,自己晚上睡在酒店楼梯间里,之后又帮“小嫂子”在酒店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

伍家桥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不愿接受命运的滑落,一心认为还能东山再起。他不愿去酒店里做“低档活”,就靠“小嫂子”养着,靠小弟接济。

一天,伍家正给伍家平打电话:“拐子这几天牙痛,天天打吊针,我实在没钱再帮他付药费了,你能不能送点钱过来?”伍家平挂了电话,悄悄地从孩子房间书柜里抽出几本书,书里夹着的几张5块10块100块的钞票,陈娟就当作没看见,感觉丈夫就像当年的大哥一样可怜。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熬着。又过了一年,伍剑没有考上高中,胡金兰让他到大叔叔家里借5千块钱,想花钱买一个上高中的名额。

陈娟想不通,对伍剑说:“你妈原先不是给你存了一笔教育保险金嘛,可以取出来用啊。”

伍剑说:“我妈说那个保险金提前取出来不划算,那么多利息就没有了。”

陈娟就反问:“你大叔叔把钱给你上学,你弟弟妹妹的学费怎么办,我找谁去借呢?”

她其实就是气——5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胡金兰凭什么就让孩子来跟她开口?曾经有那么几秒钟,她想起来婆婆对自己的教导,但是现在婆婆不在了,她不想太过委屈自己了。

第二天,伍剑路上遇到伍家平时,头一扭就不理他了。伍家平回家气得连饭也没吃,怪陈娟不借钱也就罢了,还跟孩子说那些话。陈娟赌气说:“就算你们两个做兄弟的亏欠拐子的,我不亏欠大嫂的吧?我得顾着我的两个伢。”

胡金兰硬是不让伍剑去上高中,而是去了建筑工地上跟人学做泥瓦匠,院子里有人问起来,她说:“谁让他大叔叔不支持他读书呢。”

直到1年后,也许终究是于心不忍,也许是看到两个小叔子确实是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为自己的儿子花钱了,她才拿钱出来,在娘家那边找关系让儿子上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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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伍家平连借带贷,用10万块钱承包了学校的食堂。伍家正便找到他,商量说想把拐子叫回家来,到食堂里做事,不能再让他在武汉跟“小嫂子”待在一起了,还是得回家好好过日子:“我已经管拐子两年多了,也该轮到你管管了。”

伍家平叹气说:“我已经管了他儿子两年多了,也就落个侄儿不认叔的下场。”

伍家桥本不愿回家,他觉得没有了赚大钱的机会,还得靠两个兄弟帮衬着,回家没什么脸面,更不想面对妻子那张始终阴霾的脸。他不担心儿子——胡金兰手里的钱足够把儿子养大了——他的踌躇满志都丢在长江的风里和浪里,只想这样在外面混一天算一天,只要身边年轻的女人不嫌弃他就好。

可在两个兄弟的说服下,他终究还是回家了——他们夫妻俩私底下协议,要么胡金兰把手里的钱拿出来,各人分得一半离婚,要么胡金兰既往不咎,大家凑合着过日子。胡金兰选择了后者,依然是一副淡漠的样子。

伍家正也离开武汉回到J镇跟秦惠复婚了。复婚是秦惠提出来的,她说孩子慢慢大了,总是要找爸爸。复婚之前,秦惠在小镇有名的“好吃街”上接手了一家名叫“食顶轩”的小餐馆,以此为由,让伍家正“回来帮忙”。伍家正目睹了大哥不回家后大侄子的样子,不想自己儿子伍登重蹈覆辙——既然大哥都被劝回了家,那自己也回家吧。

可伍家正在武汉待了几年,手里也没存下一分钱。他找伍家平借钱置办些生活用品,伍家平说:“钱是不会借你的。你需要什么,写个清单,我让你二嫂给你置办齐全。我怕钱一过你的手就没有了,还得找我要。”

伍家正“嘿嘿”地笑着,算是默认。

陈娟心疼这个没心没肺又好面子的小叔子,给他买的都是从前他认为最上档次的海飞丝洗发水和力士香皂。伍家平说:“你这可真够奢侈的。”陈娟说:“莫为了节约几个钱,掉了你兄弟的档次。”

这一年是2004年。整个社会经过国企改革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阵痛期,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伍家正和秦惠的“食顶轩”虽然只有五六张台位,但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很快在小镇就有了名气。

伍家平的食堂经营得也很顺利。他安排伍家桥做了粉面档口发货的师傅,每个月工资明面上跟其他员工一样是1800块,但陈娟私底下会再给他500块钱。这样基本够得上他家里的伙食开支了。

不过,伍家桥放不下拐子的架子,做事是很能干,但派头俨然盖过老板。伍家平每天看着拐子在自己店里昂着头出出进进,不管他状态如何,都觉得心安:三兄弟的生活,似乎重新回到了正轨。



6


2005年,伍楠楠和伍妮妮11岁了,两个孩子像小树苗一样地窜着个儿,乖巧可爱,这让伍家平和陈娟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伍楠楠被确诊出脑瘤,伍家平和陈娟带着儿子跑遍了武汉所有的大医院,专家教授都劝他们放弃,说坚持到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人财两空”。伍家平没有轻言放弃,当机立断,将做得红火的学校食堂以5万元的低价转出,在一位医生的建议下,去了广州的一家脑科医院,寻找儿子生命的希望。

得知老二要转让学校食堂,伍家桥第一时间就走了,他跟胡金兰一起去到儿子上高中的镇子,用他在食堂学到的手艺开了一个早餐店。他都没问一句、看一眼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侄子,就在兄弟的生活里消失了。

伍家平夫妻俩带儿子去广州的那天早晨,伍家正花200块钱叫了一辆出租车,将他们送到了武昌火车站。两个月后,伍楠楠痊愈回家时,又是伍家正租车将一家人接了回来。

港务局给大部分职工买断了工龄,伍家平按照工龄拿到了2万5千块钱的安置费,连同手里所有的钱一起,救回了儿子的命,从此倾家荡产。在夫妻俩抱头痛哭的夜晚,伍家平发誓一定要赚大钱,以防儿子病情万一复发:“从今往后,只要我儿子好好的,我就什么也不怕。”

伍家桥和伍家正也拿到了相应的安置费。在得知拐子会回单位来领这笔钱时,伍家平叫上弟弟一起,将领到现金的伍家桥堵在财务室门口:“你还欠着院子里的人在‘901轮’上的工资,就用这钱都还了吧,免得日后回家不好见人。”

伍家桥说:“那不行,钱都还欠账,我跟胡金兰没法交代。”

伍家正说:“那你就问问大嫂,是要你的钱,还是要你的脸。”

就这样,在两个兄弟的陪同或者说是押送下,伍家桥手里拿着现金,一家一家地上门,还了院子里老同事的钱,收回了搁置了几年的欠条。再见面时,胡金兰对两个叔子的脸色就更难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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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初春,伍家平看好一处闲置的楼房,想要跟伍家正一起做一家大酒店。“食顶轩”的体量已经容不下伍家正日益壮大的理想——做J镇餐饮行业的龙头老大。

那几年,J镇大量的农田扩展为城区,版图面积成倍增长,开车去武汉城区也不过半小时了。随着振兴长江航运的国策实施,“长江中下游第一深水良港”的优势又一次体现了出来,镇子变成了小城。身家颇丰的伍家正和已倾家荡产的二哥一拍即合:兄弟两人各出资一半,做一家J城最大的餐饮酒店,伍家正图名,酒店沿用“食顶轩”的名头,他做总经理,伍家平图钱,只为赚钱养家,做后勤经理。

伍家平没有勇气像拐子一样去武汉找叔叔和姑妈们借钱,陈娟在她父母的帮助下,借遍了娘家亲戚,凑齐了投资款。

这年秋末,营业面积上千平的“食顶轩大酒店”开业,一时风头无两,门庭若市。J城的人们都以请客吃饭能在“食顶轩”订到座位为荣。伍家正西装革履,春风得意,他觉得自己又一次站在了人生巅峰。伍家平只关注每个月的成本、收入和利润,计算什么时候能够还上妻子亲戚们的钱。

然而酒店开到第二年,虽然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投资非但没收回多少,还多了上百万的“未付款项”。每次管理层开会时,财务经理总是提醒伍家正,“经营成本,特别是采购成本和人情成本过高”。伍家平问何为“人情成本”,财务经理说:“就是伍总的熟人来酒店消费时,折扣低到了七点几折,有时候还要另外赠送酒水,这样算下来,根本就赚不到什么钱。”

伍家正和秦惠转让了在“好吃街”的小餐馆,又在新城区新开了一家名为“食更轩”的农家菜馆,想与“食顶轩”共享货源和客户资源。在酒店里,员工们都称伍家正为“伍总”,称伍家平为“伍经理”,兄弟俩因为经营成本的问题发生了矛盾,伍总就说:“钱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伍经理则说:“我着急要赚钱还债。”

这样僵持到2007年底,伍家平萌生了退意,对弟弟说:“你这样的经营方式,我看不到赚钱的希望。我只想拿走我还没有收回的投资款,把亲戚的钱还了,以后随便做点什么小生意,只要能养家就行。”

伍家正说:“你就这点出息。”

伍家平说:“我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谈什么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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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正月十五一过,兄弟俩接着谈散伙的事。就在谈判处于胶着状态时,消失许久的拐子伍家桥出现了——伍剑已经上了大专,他和胡金兰又回到J城,听说两个弟弟起了分歧,便以兄长的气势掺和进来。

在几年平静如水的生活中,他似乎又找到了长兄如父的感觉,同时表达了一个信息:不管你们哪个留下来,我肯定得要在酒店里找个事做。他认为小弟聪明,而大弟笨拙,必定是小弟留下来继续做老总,于是以自己残存的财务知识写了一份分析材料,力证目前的经营方式正确,以助力小弟。

伍家平难过地对陈娟说:“拐子哪怕是像以前那样,把我们两个叫在一起臭骂一顿,骂我们不该这样闹、让外人看兄弟伙的笑话,或者,哪怕是气愤不过,再给我们几巴掌呢,也比现在这样好啊……”

也许是上百万的亏空吓坏了伍家正,也许是认为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店,想给二哥一条后路,最后他提出拿走他尚未收回的20万投资款,退出“食顶轩”,将酒店法人更换为伍家平,一切债权债务都归伍家平所有。

伍家平说:“我随你,你想好。”

伍家正无不失落:“你终于可以是‘伍总’了。”

伍家平苦笑一声:“赚了钱才是‘总’。”

就这样,加上名下尚未收回的投资款,伍家平相当于花了将近200万买下了酒店。

伍家桥转而给大弟打来电话:“我要到你这里来做事。”

伍家平赌气说:“我这里人手够了,小弟那边需要人。”

于是,坊间传说成了:重情重义的伍家正把大酒店让给了二哥,又把大哥安顿到自己的店里做事。而伍家平呢,把一起打江山的小弟赶走了,也不管大哥的死活。

伍家平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赚钱还债,不认为这是兄弟反目,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自此伍家三兄弟之间少有来往,有共同的朋友提起这事,伍家平只以一语带过:“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我兄弟。”



7


伍家平又回到当初做小生意时候的状态,每天早上3点半不到起床,跟着货车一起去华南海鲜市场打货,晚上一直到酒店打了烊才回家。两个孩子一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职校,陈娟承担了早起到菜市场采购青菜的任务,仅原材料采购一项,一年就节约了近20万的成本。到2011年底,在开业第5年,酒店终于实现了货款月结和无负债经营。

2012年刚过完年,伍家桥打电话给伍家平,说胡金兰病了,乳腺癌中期,想找他借2万块钱,如果他不借钱的话,胡金兰就没治了。

伍家平知道大嫂手里是有钱的,只是不肯拿出来,但是面对拐子的求助,他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陈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扔进黑洞,如果大哥大嫂让她敬爱倒也罢了,如今这种状况,她也只说:“兄弟一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按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能给她5千。”

胡金兰病愈出院后,在院子里碰到陈娟,扭头就走,就当没看见。陈娟回家说给伍家平听,伍家平说:“她可能是生气,拐子本想找我借2万,你却只同意借5千,你还欠她1万5千块钱。”

稍有闲钱后,陈娟坚持让伍家平在新城区买了新房,从港务局家属大院的集资楼里搬了出去。紧接着用新房做了抵押贷款,在刚刚兴起的两个商圈里做起了两家加盟品牌的西餐厅。这样一来,伍家平赚到的钱永远循环在投资的环节里,手头没有现金。陈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因为她不知道,大嫂所认为的“伍家人对她的亏欠”,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以后她还要找自己要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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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桥在“食更轩”做采购,时常给伍家平带来伍家正的“坏消息”,总是说“食更轩”虽然生意一直火爆,但财务管理一塌糊涂,货款拖欠严重——因为伍家正作为老板,很少管事,除了请客吃饭,就是喝茶、打麻将,坐飞机天南海北地到处听管理课,所有的进账、出账都是秦惠一手管理,总说生意是在亏损,没赚到钱……

伍家平的一个供货商老朋友告诉他:“你拐子很不地道,每个月都找我们这些供货商要两三百块钱的回扣,说他老婆治病吃药蛮费钱。你说我给吧,都是小生意,能赚多少呢,不给吧,又不能得罪他,这里面的道道你都晓得的——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该你小兄弟吃亏。”

伍家平拍拍老朋友的肩膀:“以后别跟我说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想知道,知道了也管不了谁。”

伍家正把母亲留给他的老房子抵押出去借了10万块钱,债主一定要他的两个拐子在协议上签字,证明这房子的所有权是他一个人的,将来不会“扯皮”,才肯放心地借钱给他。

伍家平不愿意签这个字,觉得这房子是母亲留下来的一个念想。可伍家桥说:“你要是不签,老三就借不到钱——你又不肯借钱给他。”

伍家平只得签了字。

两年后,伍家正没能按照协议约定还上这10万块钱,房子被债主以13万的价格卖了出去,说是“收回了本息”。伍家桥就怪罪伍家平:“当初你就不应该签那个字的,你有钱,你应该把这10万块钱还给人家,把房子赎回来,好歹这是老娘的房子。”

伍家平只觉得多年不常见,拐子的逻辑思维好像越来越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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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家正负债累累的情形下,伍家桥就像当年离开伍家平的学校食堂一样,又拍屁股从“食更轩”离开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什么工作,就靠着胡金兰的病退退休金和在武汉做保姆的工资,在港务局院子里,过着靠打麻将赢钱的日子。当年堪比县委大院的港务局家属大院,如今变得破败荒芜、冷冷清清,仍然住在里面的,都是年纪大了不愿跟随儿女走得太远的人,或者没钱买房的人。

眼看着伍家平整天为拐子的日子揪心,陈娟找朋友先后帮忙给伍家桥找了银行保安和电缆厂操作工的工作,可他都是干了一两个月就重新回到麻将桌上,这样的生活,一晃就是好几年。

伍家平劝了拐子很多次,就像从前拐子教训他一样:“人不能不做事,陈娟给你找的这两个工作多好,都能给交社保金,就冲这个你也得去。你别以为社保金交满了15年就行,你一直交着,到时候多拿点退休金,不增加伢的负担,还能帮忙养孙子……”

也许是彻底没了什么心气,也许是这些年被胡金兰“洗脑”成功,伍家桥的逻辑已经变成了:他曾经“长兄如父”,让两兄弟依靠他,现在他也理应依靠两个兄弟了。他一直执着地想要去伍家平的酒店里随便做个什么经理,开个工资,如果不是陈娟坚决反对,也许伍家平就心软了。

陈娟对伍家平说:“我宁可每个月给拐子一两千块钱花着,也不愿意他到店里来做事,你忘了他从前在小弟店里做采购是怎么找供货商要回扣的?钱是小事,让供货商看你们兄弟的笑话啊!”

伍家平悲哀地问自己:从前那个有勇气有担当的大哥到哪里去了?陈娟也忽然明白了:亲人之间,各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给亲人增加麻烦,就是爱护彼此最好的方式。这样一悟,她似乎理解了大哥大嫂,又似乎更加不理解了。



8


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秦惠红着眼睛找到伍家平家里,说是伍家正的信用卡如果再不还钱的话,就会被银行起诉了,想找二拐子借5万块钱救个急,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秦惠走后,伍家平叹气:“现在我们就算有钱借给他100万,都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何况没钱。”

陈娟说:“就算他现在再错,当年你儿子要救命的时候,都是他出租车送出送进,他对你儿子有恩。”陈娟还是带着秦惠,找自己的堂姐借了5万块钱,堂姐只认陈娟写的借条。拿到钱的秦惠对陈娟千恩万谢,让她放心,说只要生意一缓和,就立马还钱。

可1年后到了约定还钱的时间,陈娟打电话提醒一下秦惠,对方却说:“喂,你谁呀?”

陈娟瞬间明白,这钱大抵又是要不回来了。

后来陈娟给秦惠打过几个电话,也直接去店里当面要过,还给伍家正打过电话、发过短信,得到的统统都是沉默。伍家平不想看着平日里斯斯文文的老婆在一次又一次失望之后变得像个泼妇一样,说:“算了,你别逼老三了,你逼他就是逼我啊。”陈娟听了这话,哭着撕了秦惠写给她的借条,又过了1年,才有现钱连本带息还给堂姐7万多块钱,拿回了自己写的借条。

伍家桥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伍家平理论:“你总得一碗水端平吧?你借了你小弟5万块钱,也得借你拐子5万块钱吧?我想买新房子,不想在港务局(大院)住了。”

伍家平不知道大哥何时已经陷入这种无赖逻辑,气愤到吼了起来:“我是你兄弟,不是你拐子!你想买新房子,你出去做事挣钱啊!”

过了不到1个月,伍家平又接到秦惠带着哭腔的电话,说伍家正因为信用卡长期还不上钱,被公安局的人带到看守所了,求二拐子想想办法。伍家平说,我没有办法,刚刚才帮你们把上次借的钱还清。刚挂了秦惠的电话,伍家桥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老三的事,你都听说了吧,你给他想个办法。”

伍家平说:“我没办法,你想个办法吧。”

伍家桥说:“我又没钱,我有什么办法?”

伍家平说:“那你就跟银行说,伍家正没钱,该坐牢坐牢去。”

伍家桥说:“那别人要说了,伍家正没钱,但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啊。你是他拐子,你有钱,不是伍家正的家族有钱又是什么……”

伍家平就挂了电话,怅然若失。他想,也许当年大哥辍学打工,就是以这样的逻辑来看护着自己和老三的吧——但是现在伍家正透支的信用卡和欠下的外债得有好几百万,自己又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去填补呢?

几天后,伍家桥和伍家平一起去看守所看伍家正,没能见到面。伍家平拿了200块钱给看守,请人家转交,看能不能让弟弟买点烟抽。

后来,秦惠拿钱还了一部分信用卡的钱,伍家正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食更轩”因为拖欠货款太多,被所有的供货商停止供货,只能关掉,夫妻俩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不知去向。

一时间,J城被拖欠货款的供货商哀声遍地,有人粗略统计,伍家正拖欠的款子有100多万,几乎每个供货商都被欠了10多万。有人说,伍家正是在某次打麻将时被人设了局,输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手太泡(武汉方言,花钱大手大脚的意思)”,赚了钱没落着钱,还有人说是他对钱根本没概念,钱都在他老婆手里拿捏着……再后来,听伍家桥说,伍家正和秦惠在武汉城区一个老朋友店里打工,再后来,听伍家桥说,夫妻俩又回到了J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开了一家烧卤店。

伍家桥在两个互不来往的兄弟之间来回传话。每到过年,他就给两个弟弟打电话,三兄弟又延续起母亲在世时候的传统,在除夕的傍晚一起吃个年饭——不是三家人,只有三兄弟。每年都是伍家平买单,因为拐子和小弟认为他最有钱,他的日子过得最像样子。



9


2018年的一天,王大伟又请伍家平喝酒,告诉他港务局现在改叫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了,开通了“江海直达”,管辖着新的对外贸易港区的业务,原来家属大院里像他们这一辈人的孩子们,有很多都到新港码头上班去了。他儿子也去了那里开行吊,成了新的“国企人”。

当年港务局改制,王大伟是少数没有买断工龄的人之一,留在老码头上当装卸队长。他说:“我这辈子没什么板眼(武汉方言,能力的意思),就求个‘稳’字,我儿子也没什么板眼,他要是能像老子这样稳稳当当地过一辈子,那是他的福分。”

伍妮妮已是一名教师,伍楠楠在自家的西餐厅里做咖啡师。伍家平想起了自己那两个还在外打工的侄子,就把大哥叫到店里喝酒:“趁我现在还有点能力,我们一起去找找港务局的老关系,需要请客送礼的事包在我身上。如果能成,好歹我们伍家也有人在国企上班,稳定啊。”

伍家桥摇摇头:“算了,你莫操这个心了。伍剑呢,他现在想在外面闯一闯,到时候实在没着落,你这几个店,总得给一个让他安个身吧。伍登呢,你管不了,听说一天到晚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为了买游戏装备借了不少网贷,他老子每个月还得替他还,不然,也跟他老子一样,得上黑名单……”

伍家平趁着酒劲,说出了从前在拐子面前最不敢说的话:“我这几个店,是我起早贪黑、一分一厘地挣下来的,又不是继承伍家祖上的遗产,跟伍剑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非得给他一个安身,莫说陈娟不同意,我也不会同意的,你趁早断了这念想。”

那天晚上,兄弟俩都喝得有点多,说着说着,伍家桥就哭了:“都怪我这做拐子的没用,没把两个兄弟照看好,你说这都过的是什么日子……难道老头当年拼死拼活非要回武汉,就是让我们过这种日子?”

伍家平没哭:“我没觉得我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那都是瞎折腾的。什么叫好过?就是踏踏实实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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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过后,由于酒店所处的地段随着J城的发展已经明显落偏,伍家平关停了“食顶轩”,小城餐饮业的一段传奇也到此为止。

2021年下半年,伍家平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酒店因疫情亏本关门,作为承头人,他承担了大部分损失,亏损了几百万。王大伟是股东之一,他一直在国企上班,以前总羡慕伍家平做生意“起篓子(武汉方言,赚大钱的意思)”,就跟着伍家平投资做了个股东。最后为了能够让伍家平拿钱出来兜底,减少自己的损失,王大伟一家只得翻脸,拿到自己想要的钱数后,两个铁哥们从此一拍两散,一别两宽。(详见《疫情中的餐饮散伙人》上下篇

这一年的除夕,从早上开始,伍家平一直等拐子通知吃年饭的电话,可是一直没有等到。

陈娟说:“也许是拐子体谅你没钱了,不想让你破费了。”

伍家平说:“这么多年都是我买单,今年他们买个单不行吗?我又不找他们借钱,又不找他们要钱,躲我干嘛……”

那天晚上,伍家平把自己喝醉了,口里不停地唠叨:小弟以后日子不好过,要房子没房子,社保金也没交,征信上了黑名单,到时候退休金、医保的什么都没有……拐子的日子也不好过,还住在那个破地方,儿子三十多了,也没娶上媳妇……不行,我还是得想办法,赚大钱……

“不管怎样,他们还得是我兄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温 手 释 冰

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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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1 12:3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出人头地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三胖子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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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她就想,莫说自己还没挣到多少钱,就是真挣到了,办事也不如某些人一句话、一张条子好使。所以她才让儿子好好念书,争取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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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真是闷气,快下雨了,天真黑啊,气压一低郑彩凤身体就会有反应,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脑袋也昏昏沉沉的,大夫说她的血管已经堵了75%,建议她支架,但是她决定先不做,一根支架十多万,够她卖多少胸罩、裤衩子?她叹一口气,肥胖的双手无意识地在那些针织货品上随意翻弄,怎么摆来摆去都是这个样子呢?她抬手摸了摸胸口,发现那里潮了,将手伸进去一点,顺手一抹,手上油乎乎的,油汗,不是什么好兆头。她坐下,拿起搁在档口隔板上的一个太空杯,黑蓝色,大容量,盖子拧开直接挂在杯颈上。里面的水是她从家里饮水机直接接的矿泉水,这样可以省下买水钱。过日子,哪能不算计呢?一分一厘都得抠扯明白。她仰头喝了一口,水也不凉,乌突突温吞吞,不过这仍旧让她觉得胸口舒爽了不少,但她怀疑这是心理作用,于是下意识地摸了摸腰包里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丹。

药还在,她似乎放心不少。环顾四周,背后是巨大纺织袋子装的货物,背板是粉色背景的衬布,上面很有秩序地挂着白色胸版,十来平的档口,满满当当的了,她很有些成就感,靠这十来平,挣下的钱,七位数是有了的。七位数,搁从前怎么敢想,但如今稳稳当当揣进自己的腰包里,走道、说话都觉得硬气。

郑彩凤将两条肥圆的胳膊叉起来拄在两个同样滚圆的腰两边,这时过来一个长眉细目的女人,正打着电话,同样细长的白脸涨得通红,鼻梁间有几点细雀斑,斑点随着她皱眉抿嘴唇的动作小幅跳跃着,似乎它们也感应到了主人的愤怒。

走到郑彩凤档口前,女人愤怒地挂断了电话,把手机一把扔在她面前那堆胸罩裤衩子上:“你说说,啊,好吃好喝供着,花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一天天的,别人家孩子念书他也念,妈的,咋念也念不好。带个灌铅的脑袋,啥也念不出来,一考试就打狼(东北话,最后一名)。还开家长会,开个屁!别人家爹妈都兴高采烈地去,我到那儿头都不敢抬,老师再给两句,跟他妈三孙子似的。”

“孩子尽力就得了。”郑彩凤说了一句不痛不痒应卯的话。

细长脸女人不高兴了,翻她一眼:“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摊上试试?敢情你命好,摊上你家小子——大平今年考咋样?又第一吧。这回是全班还是全校?”

听别人说到儿子,郑彩凤不由面露得意。不是她飘,也实在是儿子给她长脸,年年考试前三名,最重要的是,不用她说不用她管。但想起这中间的过程、使用的手段,还有所做出的牺牲……她又有些心乱,有一些茫然。儿子姚平沉默的面孔浮现在她面前,她低下头掸了掸胸罩上的灰,尽管那胸罩还没有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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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郑彩凤并不卖内衣,是卖小衫。那时她在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刚刚起步,丈夫去广州打货,常年不着家。儿子姚平上一年级,那么小,但有他睡在身边,郑彩凤的心里就有底了似的。

那段日子真难熬。服装批发市场开门早,凌晨2点多郑彩凤就得上行,由于没钱请保姆,她只好叫醒儿子跟自己一起去。姚平懂事早,从不赖床,每次问他困不困?他都说“不困”。下楼时,小小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说自己是男子汉,“万一前面有怪兽,变身,保护妈妈”。

然而到了批发市场没多久,姚平就再也无法抵挡困意。任凭市场里的空气多么闷浊,环境多么吵闹,他就像一条疲惫的小狗一样趴在一堆针织货品上睡得满头大汗。

郑彩凤当然心疼,但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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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平上三年级时还是瘦小,体质也不大好,总生病。这天半夜,郑彩凤毫无征兆地醒来,发现身边的儿子呼吸声与以往似有不同,她伸手去摸,烫得一缩手。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郑彩凤有些慌乱,赶紧跳下床穿衣服。昏昏沉沉的姚平任由她抱起,下巴无力地耷在她的肩膀上。

下楼时显得艰难,郑彩凤要侧过头才能看清楚楼梯,心急又不敢快走,怕一脚踩空。好在出小区没多久就打到了出租车,司机把车开得飞快,还问:“咋就你一个妇女半夜三更地带孩子上医院,他爸人呢?喝酒去了还是打麻将去了?”

这个问题戳到了郑彩凤的痛处,她没有答话。沉默足以引起猜测与误解,但她低下头不想解释。她将嘴唇贴在儿子滚烫的前额上,心思变得极其复杂。

下车,郑彩凤急三火四地去挂号。年轻的值班医生眼神淡漠,为了让他重视孩子的状况,郑彩凤露出一副巴结讨好的神情,还想让儿子向大夫强调自己有多难受。可姚平一扭脸,又将头埋进她怀里。

年轻大夫给孩子量了体温,有些高,却并不严重,就只开了一张血象的检查单。郑彩凤觉得不够,她不怕在医院里过度消费,比起人,她更愿意相信那些冰冷的机器。可医生已经在处理下一个病人了,她只好去交钱、排队抽血。

等待结果的时候,姚平居然烧到了骇人的39度2,郑彩凤慌忙跑到急诊岛台,医生总算开了退烧针。血象结果出来,只有淋巴细胞的值有一些高,医生说没大事儿,建议回家观察。

“如果再烧起来呢?”

“超过38度5就用美林。”

郑彩凤还想继续问,但医生的脸上显示出了不耐烦,她就闭嘴了。

母子二人从医院出来,候在医院门口的出租车整齐地排成一列,白亮的车顶灯让人心里安定不少。郑彩凤径直走到排头的那辆车旁边,拉开车门,矮身缩了进去。

司机并未多话,车子驶上寂寥的马路,很快就到了家。姚平坚持不要妈妈抱了,他从车里爬出来,跳到马路上,笑得十分灿烂,似乎一点病的样子也没有了。郑彩凤一直目送车子留下红色的尾灯,直到姚平扯了扯她的衣角说:“等我长大了给妈妈买大汽车,妈妈你要什么颜色的?”

郑彩凤笑了,虽然“大汽车”遥遥无期,但这份孝心仍旧让她感觉到一丝满足,一种生养他、照顾他但并没有被辜负的满足。她俯下身抱起儿子,忽然想起远在广州的丈夫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等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给你买大钻戒、大房子,雇个保姆,啥也不用你干……”

原来,男人从小就会画大饼的。



2


旧楼没人管,一楼的感应灯坏了,楼道里黑咕隆咚的。郑彩凤一脚踏空,打了个趔趄,赶紧停留一下,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再抱着儿子朝上走。刚才还吵着要自己上楼的姚平又伏在她怀里不作声了,郑彩凤将自己的额头贴在他的额头上,发现他又烧起来了。

进了屋还没等气喘匀,郑彩凤就去找温度计。她猛力地、发泄般地甩温度计,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这么烦。如果丈夫在身边呢?至少有个人可以商量一下吧,但此刻她身边除了一个反复发烧的孩子,什么人也没有。

她举起温度计,眯着眼睛,刻度已经在35度之下,于是将它重新塞进儿子腋下。“夹住,千万别掉了。”她嘱咐完,转身去了厨房,扭开灯,昏黄的灯光照着破旧的、带着厨垢的厨具。白色的塑料水龙头还是她自己安装的,有些歪,装完时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但怕再安装一遍反而不如第一次,没敢重装。她拿出一只锅烧水,等水在锅里翻开了花咕嘟了,测温的时间也到了。

她关了火回到卧室,儿子无精打采的样子让她的心又往下一沉。她的脚步声一直响到儿子面前的破沙发,弯下腰,没有先看温度计,而是先轻轻吻了吻儿子的面颊。

姚平两颧烧出两酡浅浅的红晕。郑彩凤站起来看了温度计——又39度多了。她把软塌塌的儿子抱上床,脱到只剩下一只三角裤,扯过棉被,本想替他捂一身汗——但医生的话响起来:“发烧不能捂,要散热。”

老一套行不通了。她回身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已经温吞了,吃药正好。她找出美林,倒出相应的剂量,端起杯子来送到儿子嘴边:“多喝一点水。”

儿子听话又多喝了一小口,之后再怎么样也喝不下去了,小脑袋朝旁边一歪,软软地倒在了床上。

郑彩凤下意识看了看正面墙上的时钟,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倦意袭上来,她轻手轻脚走到门边,把灯按熄了,儿子在床上不自觉地动弹一下。她吓得没敢再出声,屋子里很静,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再轻轻走回到床边,但仍旧不敢踏上床去——因为那是房东提供的一张旧床垫,上床下床往往发出吱嘎的声响,还会有起伏,她一上去,也许会将熟睡的儿子吵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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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郑彩凤的老经验,孩子发烧一般是三五天,最多一礼拜也该退了,但这次姚平发烧反反复复,似乎没个尽头。又去医院拍了片子,但机器分析孩子没事儿,医生也皱着眉头反复看化验单,最后还是说:“没有事,回家吧,再观察观察。”

郑彩凤没法再相信医院了,她开始怀疑是自己经常带儿子半夜上行,导致他碰到什么“脏东西”了。那时市场里很乱,有人打架砍砍杀杀,有人因种种原因自杀,甚至还出过分尸案……想到这儿,郑彩凤的汗就下来了。

有人说,也许是因为郑彩凤许久没回老家给父母烧纸送钱,在那边的老人挑理了——或者没挑理,只是想外孙了,来看看孩子也不一定。她们教她立筷子,她立了,奇迹却并没有发生。

丈夫打电话过来问儿子为什么还没好,仿佛责任全在郑彩凤一个人身上。她十分难过,跟丈夫吵了起来,还摔了手机,但没敢朝地上摔,只摔到了床上。姚平走过来,拿起郑彩凤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奔儿楼(脑门)上:“妈妈你瞧,我不烧了,我好了,你别生气。我好好学习,等我长大当医生,研究一种吃了永远也不会发烧的药。”

郑彩凤一把搂过儿子,但很快就感到不对劲了——他的身体又像火一样烧起来,甚至还在轻微地颤抖。她扳过那窄窄的肩膀,脸色一点点地阴沉下去,继而抱起他就冲出门去。

“我的儿子快烧死了!”半小时后,郑彩凤冲入了本地最大医院的急诊大厅。检查结果仍旧没什么大毛病,郑彩凤茫然了,正抬脚往外走,急诊室的大夫犹豫地叫住她,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挂个专家号试试。

是呀,之前怎么完全没想到呢?郑彩凤立刻花了210块钱挂了一个专家号,一点也不心疼。等了半天,终于轮到娘俩了,郑彩凤领着儿子正要坐下,忽然有人敲门,紧接着从门缝里探进了一张中年女性的脸。那女人穿着白大褂,是本院的大夫,她的目光轻而易举地略过了这对母子,没有丝毫避讳地对老专家说:“人到了,您老方便给看看不?”

“进来吧。”专家说。

郑彩凤不知自己该不该坐下,她回头见那女医生朝身后一招手,一个十五六岁、看起来很健康的少年就从门外走了进来。自己和儿子花钱挂号等了那么久,他们凭什么插队走后门?郑彩凤很生气,想发作,但她不敢,只能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好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些。

“妈,我有点儿累了,站不住了。”姚平小声说。郑彩凤哈下腰,沉默地把儿子抱起来。老专家已经开始为那少年看病了,许是看出郑彩凤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抗议,他说话、动作都慢悠悠的。郑彩凤更愤怒了,她咽下一口唾液,又将头转回,继续保持沉默。姚平像一条青菜虫在她怀里不安地蠕动,她知道他又不舒服了。郑彩凤心疼地想:如果自己当初好好念书也当个医生,也许儿子的病早就给看好了。但事实是,她不是医生,也不认识任何医生,遇见的医生都难得给她一点好脸色。

少年总算看完了病,可没想老专家还会变脸,刚才还慈祥温柔,有问有答,轮到郑彩凤时却板正面孔,连眼皮都不肯撩动一下,还屡次打断她的陈述,弄得她都不太敢开口了。

老专家沉吟着,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写完又点了几下鼠标,神情严肃地让郑彩凤先带孩子去验个支原体,“如果支原体没有事,再做一些其他的血液化验”。

郑彩凤的腿有些软,但还是勉强站起来,走到了门边,又折回来问老专家,自己儿子会不会是白血病?老专家没有看她,只交代:“先去验血,结果出来再说。”

没想到支原体结果出来就爆表了。老专家说再高下去有可能上行感染到脑部,引起脑膜炎。郑彩凤恨不能给老专家跪下,当然也就原谅了他给别人开后门——没有本事的人倒也想给人开后门,拿什么开呢?



3


姚平的烧彻底退了后,郑彩凤就琢磨起心事来——要让儿子好好学习,将来上好大学,要出人头地,要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挣钱算个六,有了钱没有权、没有关系、没有社会资源,谁也不肯买你的账,捏着钱想送礼都找不着庙门儿,找着了人家还不一定肯收你的,还是土鳖一个。她当过无数年土鳖了,不想让儿子继续当土鳖。

从前,郑彩凤是不怎么关心姚平的学习的,家长会上老师说他上课老溜号,她回到家也就顶多讲他一句,不会打。毕竟,她自己当年读书就不成,孩子爹更是,一次说到字母“S”不会念,说“是前凸后撅的那一个”。

那段时间,姚平每天放学回家,郑彩凤就盯着他学习,一人一张凳,对着坐。可姚平不是捣蛋,就是要去尿尿、喝水,坐了5分钟,字还没写一行。郑彩凤脑仁疼,就把主意打到班主任老师身上,先是小恩小惠,后来直接塞钱。老师先也不肯要,但郑彩凤诚心给,推来推去也就收下了。之后,姚平一回家就讲,班主任今天上课叫了他3回,有个同学举了好几次手,也没轮到点名回答问题;班主任让他当小组长了,还让他考同学们生字……

有一回,郑彩凤找到班主任,说自己要出趟远门,希望她能帮忙照管一下姚平:“孩子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认识的也都是起早贪黑的买卖人,就算是他们有时间我也不放心,一个个粗人!”

经过短时间的权衡,最终班主任因为拿人手软开了金口:“如果就一晚上,我带家里去吧,添双筷子的事儿。”

郑彩凤就等这句话了,但姚平不干,他打生下来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妈妈,又哭又闹。可进了班主任家,他就不敢了,老师一家子都挺严肃的。班主任也有一个儿子,比较大了,老师让姚平不要作声,别影响哥哥学习。姚平的作业还没写,老师就很“体贴”地说不用写了,明天他不需要交作业,“这件事不能告诉同学,也不能告诉你妈妈”。

姚平很高兴,点了几下头。

自那以后,郑彩凤三天两头拜托班主任帮忙照管姚平,班主任的爱人不太愿意,但郑彩凤把钱一塞,这事儿也就妥了。听说班主任两口子收入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孩子的学习不太好,也需要外出补课——于是,郑彩凤交的钱就帮了班主任家的大忙,不仅能交孩子的补课费、提升生活品质,有时还能攒下一些。

可收了钱的班主任并没有认真地帮姚平查漏补缺,只在每次考试之前丢给他一张卷子,把每道题先给他单独讲一遍。如果不讲,也会在监考的时候给他些许指点,很快,姚平的成绩就提上来了。他成了母亲和母亲身边的朋友们口中的好学生了,服装批发市场里的那些女人,在收拾自家孩子时往往会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人家郑彩凤家大平,你再瞅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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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级上学期,一些家长开始想办法为自家孩子寻找好中学,郑彩凤却一点也不急——姚平没有本市户口,不能就近入学,但那几所优质的私立中学,只要通过选拔考试就能进。

没想到,第一所私立中学发了榜,没有姚平;第二所再发榜,还是没有;第三所发榜是在5月中旬,此时距离小考不到1个月了,郑彩凤终于起了疑心:“姚平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怎么可能呢?”

那天她去学校找班主任,对方说私立学校为了创口碑,选拔考试出的题刁钻古怪很正常,轻轻松松就把她给打发了。晚上姚平回到家,郑彩凤看着他,忽然间觉得有点陌生,她紧盯住儿子的眼睛问:“你是怎么考得到那么多的100分的?”

儿子偏过头,回避她的目光。

这个小动作让郑彩凤捕捉到了,她换了一种问法:“在老师家里,老师辅导你功课吗?”

儿子沉默了,郑彩凤就全明白了。

那晚她睡不着,但又不敢折腾,只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轻手轻脚地走到儿子的房门口。她想进去把他拽起来,问他怎么那么傻,为什么不早点把真相告诉她。但她终究没进去,她知道,是自己逼儿子放学后去老师家补课、做作业的,有时甚至让他在老师家过夜。

郑彩凤摸黑来到客厅坐下,她很想大哭,但是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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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姚平去了一所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成绩却一直很一般。想到让儿子出人头地的目标,郑彩凤坐不住了,又去学校跟老师沟通,老师却说,这是一所偏重人性化教育、重视培养综合素质的国际学校,让她不要急功近利。

“应试教育的苦头您还没有吃够吗?即使您没有吃够,问问您的儿子,他有没有吃够?一个人总要爱上他做的事情才有可能做好它,您作为家长关注过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吗?说句大白话,您也别不爱听,真正的尖子生谁来咱这学校啊?(您孩子)到那种学校去给人家提鞋人家都不要,孩子的自尊心更受打击。”

郑彩凤被说得哑口无言,出了学校大门后,她就想:自己是该向现实妥协呢,还是再想点什么办法拼一拼?她不愿相信儿子不是学习的那块料,总觉得他是被自己当年那个蠢决定给坑惨了,如果遇到的是一个负责的好老师,没准他就能考上市里的好中学。

她又想到形同虚设的丈夫姚大强。以前他在广州的时候,有时还会在电话里说几句温情的话,让她日日盼他回来团聚。但没想到他回来以后,每天除了打麻将就是出去喝酒,家里的事不大管,孩子的事儿更不过问,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要吵架,反而越走越远了。

郑彩凤不甘栖身于这样婚姻,但离婚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感情尚存,而是不想分割七位数的财产,让儿子的利益蒙受损失。

她叹了一口气,开车回到家,姚大强今天居然没出去,他光着上身穿着裤衩,正躺在沙发上抽烟,黑毛紧贴着他肥腻的肚皮,像一只懒洋洋的老母猪。

一肚子心事只能向他说了,姚大强却觉得郑彩凤是自寻烦恼:“咱儿子咋的?养大得了呗,剩下的他得靠自己。我和你咋的了?爹妈管了还是给我们啥?不也都挺好的吗?”

郑彩凤不知道姚大强是如何定义“好”的,但谁又不想好上加好呢?他们吃苦耐劳打拼了半辈子,也不过是不愁吃喝、有车有房罢了,并没有实现阶层跃升。这样的成功止步于物质,一旦遇上需要动用资源的事立刻就会陷入被动,哪怕只是看个病。自从经历过姚平的高烧不退,郑彩凤总梦见自己抱着儿子去找专家看病。儿子在她怀里越来越虚弱,马上就要死了似的,可那专家还是背对着他们,一直在给别人开后门,好像怎么也看不完……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她实在不想再体会一遍。于是再开口,愤怒就抑制不住,姚大强不想再听,争吵过后,便摔门而去。



4


姚平是个性格敏感的孩子,入学之后他很快发觉,这所私立学校有标准的音乐教室、游泳池、篮球场,但它们都是招生的道具而已。为了追求高升学率,学校领导采用军事化管理模式,学生们的一分一秒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哪怕初一年级的晚自习也要上到夜里10点多。

很快他就厌倦了学习,也厌倦了学校,但他不能说。对老师不能说,因为老师会觉得不爱学习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对父母也不能说,他们会露出惊恐的、痛心疾首的表情,尤其是母亲郑彩凤,她会痛哭流涕地历数自己往日的辛苦付出,这些“债”像山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学校每周只放一天假,每次都是郑彩凤接姚平,姚大强很少露面。他总是忙,张口闭口都是大生意,再不就是“想当年我在广州混”,初听还可以,再听就没意思了。

姚平不像父亲那样大大咧咧,他十分细腻,凡事都喜欢放在心里咀嚼。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将往事翻开,自己瞧,自己咂摸。有时想清楚一些事,更兴奋得睡不着。大多数时候想不明白,只好将那些往事又藏进心底。

郑彩凤只觉得儿子比小时候更沉闷了,所以需要引导他开朗一些。接姚平的时候,她往往是那堆家长里最聒躁的,常替姚平做许多决定。吊诡之处在于,做决定之前,她会问询儿子的意见,十分郑重,显得很民主,可如果姚平提出反对意见,她就会耐心地开导他,说自己是为了他好;如果他胆敢坚持反对,那这种坚持便是对母爱的辜负与背弃。郑彩凤会细数从他出生开始,自己为他所作的种种服务与牺牲,听着听着,姚平都觉得自己罪恶滔天。

每次问询的结果均以姚平服从安排结束,郑彩凤总要再次确认:“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真是。”

“我儿子懂事了,妈没白生你,知道体谅妈妈的苦心了。”

姚平低下头,有些伤感。

对现实的无力改变,使姚平开始沉迷游戏,只有虚拟世界里,似乎一切才都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上课玩,下课也玩,成绩下滑得厉害。

老师认为姚平值得救,郑彩凤也这样觉得,她想到花大价钱“一对一”补课,这次她要采取“人盯人”的战术,亲自督战。

可姚平的基础实在太差了,补课老师讲的知识点让他直犯迷糊——这已经不是“查缺补漏”的问题了,简直是“女娲补天”,要填的坑太多了。姚平很绝望,几次想跟妈妈谈,但她怎么都不听——补习老师隐瞒了真相,不断地说虚伪的套话:“他不笨,只是不努力、不认真。”

续了几次费,姚平的成绩依然没有起色,郑彩凤都有些神经质了,仿佛变成了一个不断加码的赌徒:“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她把补习老师越换越贵,最后一批给姚平补习的老师,身份十分神秘,要价还很高。可有些题无论名师怎么讲,姚平还是不会,他们就让他把那些题的答案或范文直接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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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中考那天,姚平在考场上摊开试卷,发现自己会的少。他想放弃,但一想到母亲,又不敢。姚平突然意识到,凭自己的实力,中考很有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考试了,这么一想,反而不紧张了,“写点儿吧,到时间就交卷”。

旁边的考生很快就把卷子翻了面,看样子是个好学生。姚平干脆也把卷子翻过去捡会做的做,当看到大题时,他的汗下来了——是兴奋的汗——居然是补课时的原题。他的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脑中极力地回忆那些早就背下来了的答案。

大题酣畅淋漓地答完,姚平开始偷偷打量四周:一个监考老师坐在高高的讲台上,似乎在看底下,又似乎没看;另一个老师不时地走来走去,但按规定,他不能在考生座位旁边过久停留。这时,身边的考生把卷子翻到第一面开始检查,姚平心开始狂跳——他是远视,平时考试作弊只要一眼就能瞟到旁边同学的答案,这次只要大胆一点,是不是也能……

姚平不是不怕,但转念一想,被抓也好,取消资格也好,老子根本不想考这X试。于是他壮着胆子偷瞟,再经过几番权衡,重新涂改了自己的答题卡。

接下来的考试很顺利,总能时不时遇到原题。到了最后一场考试,一位监考老师注意到了姚平的小动作,但也只是拿手指点点桌子以示提醒,并没有当场抓他。

出成绩的那天,姚平竟然考得还不错,郑彩凤虽惊喜至极,却表现出早有预料的样子:“我就知道我儿子能行。”



5


高中学习主要靠自觉,老师不太管,姚平更自由了。初中的课他好歹还能听懂一些,到了高中,几乎就是听天书了。为了考试过得去,他想了许多方法:打小抄、花钱让同学放水、改成绩单,甚至有一次去办公室偷试卷——那次动静闹得不小,全靠姚平平时会做人,知情的同学又仗义才瞒过去。

当然,他也有完全想不出招儿的时候,所以成绩就会有些起伏。郑彩凤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只要姚平成绩一掉,她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劝她不必太紧张,说考试内容不一样,成绩起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另外,老师表示,她欣赏姚平,性子沉稳不浮,就算有大胆的女生主动撩拨他,他也不为所动。

其实姚平常会梦见那个女同学,梦见她就会醒,醒了就睡不着。第二天见到那女生他就躲,脸上还会浮现出厌恶的表情。别人都以为他是厌恶那个女生轻浮,其实他是厌恶自己——他厌恶自己懦弱,也厌恶自己假优秀。每次打小抄,他都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可到了下次考试,还是管不住自己。他无法发自内心地高兴,因此脸色总显得冷淡,但在旁人眼中就成了一种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谦卑与内敛,甚至有人断言:“姚平将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姚平被自己搞得很苦,但郑彩凤对此一无所知。有时她会各种找借口进入儿子的房间,偷偷拿眼寻手机。大多数时候,手机都被姚平放得远远的,郑彩凤十分满意。

可她如果肯走到桌前掀开书本,就会发现,书底下还藏着另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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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越来越近,姚平也愈发沉默了。他曾用一枚硬币预测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能考好?不能考好?但两种答案都有。

他一直焦躁地研究高考究竟有没有漏洞可钻,那些舞弊的学生最后又受到了什么惩罚,到后来,他不止一次想象自己在高考考场上被抓,常常大白天吓出一身冷汗。

他常想,如果人能重新活一回就好了;如果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没把自己扔给老师就好了;如果老师不负责,自己早点跟妈妈说实话就好了;如果补习老师没有泄露原题,让他知道高考没有捷径可走就好了;如果高中第一次打小抄就失手,从此踏实努力就好了……

在惶惶不安中,高考准时到来了。这天,郑彩凤兴致勃勃地把自己肥胖的身躯裹进一件修身旗袍,姚大强却直说她造作。在父母一来一往的说话声中,姚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咽下早餐的,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有些虚幻、飘忽。

到了考点,其他考生鱼贯而入,姚平却握着一本书不撒手,迟迟不肯下车。拖到实在不能再拖了,他才不得已走向考场,像一只大鸟张开翅膀,接受监考老师的检查。

如果一个小偷一眼就让人看出来,那无疑是失败的。可姚平在高考考场上没能故技重施,他什么都没瞟到。他绝望的同时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在内心深处,他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第二天硬着头皮考完,走出考场的姚平,脸泛着刺眼的白。他看见母亲站在街对面等着,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将自己重重包围。

考砸了,全完了,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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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数的那段日子,郑彩凤有时想象儿子超常发挥,考进985、211,大家都来恭贺,自己喜笑颜开地迎来送往;有时想象儿子考得差一点,但怎么样也过了一本线,当父母的也满足了。

她半夜三更不睡觉,研究如何填报志愿,有时自己研究,有时拉着儿子。姚平脸上充满了倦意,但郑彩凤十分兴奋,一折腾就到半夜,哪怕躺到床上,也要把姚大强扒拉醒,亢奋地问:“你说,如果儿子真考600多分怎么办?”

“怎么办?还不得把你给乐疯啊!”姚大强翻个身,将后背留给郑彩凤。

终于到了出分的那天,姚平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郑彩凤站在他身后,抻着脖子看。本来她还害怕儿子会撵自己,但儿子并没有,还很平静,这让她的心定了不少。

分数出现的那一刻,郑彩凤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跳起来:“怎么会这样,搞错了吧?!一定有问题。”

她想到很多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会不会有人抢了姚平的分?姚大强有些受不住,骂她像死了亲爹一样。这句话震住了郑彩凤,她想到爹妈死时自己也没有这样伤心。

全家人都没有心思吃饭,还是姚大强最先受不住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夹了包跑出去了。郑彩凤的心凉了一下,这种时候,竟也没有指望上他。

稍稍平静下来,郑彩凤又怕儿子会想不开——成绩那样不堪,但姚平面不改色,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苗头。往最坏处一想,分数就不重要了,她决定先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

进入儿子的房间,母子二人谁也不说话,后来也不知是谁先开口,大意是说既然事已至此,还是早研究看能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更好。

姚平拿出报考通讯,拿尺比着,发现自己能上的都是些大专类院校。郑彩凤不满意,但并没有把失落挂在脸上,最多也就是一闪而逝。可姚平总是能十分敏感地捕捉到母亲的情绪,他说:“学一门技术也没什么不好。”郑彩凤“嗯”了一声,忽然看到某大学有个本科专业在招生,姚平的成绩正好符合。只是这个专业有3年在国内念,有2年要去国外,学费颇高。

不就是钱吗?郑彩凤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到那个专业下面:“就它了。”

姚平微微犹豫、挣扎了一下——他想学一门手艺早点出校门,但面对坚定的母亲,他再次妥协了。



6


姚平没有读研的打算,毕业后就得找工作了。郑彩凤觉得儿子在国外待了2年,说洋话、进外企应该没问题。可她并不知道,那所外国学校就是“野鸡大学”,姚平日常接触的多是中国学生,外语水平远没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不过好歹也算出国镀了一层金,一般的工作姚平看不上眼,高端一些的实力又不够。后来几经折腾,他在一家小型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教小孩英语的差事,没想到教了几天,就被学生寻到破绽,让他在课堂上出了丑。

姚平被辞退了,郑彩凤还替他打抱不平,说中国人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出色。之后姚平又陆续找了几份工作,但没有一份干得长。有时他明明失业了,却不敢跟家里人说,每天早上还是准时夹着包出门。

一天晚上,几个老同学找姚平出去喝酒。读书的时候,这几个同学成绩也不行,于是早早进入社会,有两个已经混得有点吹牛的资本了。一开始是他们吹,姚平听,喝到半夜,一直沉默的姚平突然举起酒杯说:“你们谁有我牛X?老子上高中就嫖过小姐。”

大家愣了一阵,然后哈哈大笑。姚平看他们不信,就说起了细节:一天早晨他出门上学,但半路却想逃学了。他坐车到了某地,漫无目的地走,在一片棚户区里看见了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那女人穿着睡衣出来倒痰盂,本已经转身了,又回头问他:“小兄弟玩玩不?”

他鬼使神差地跟在后面进了屋,发生关系之后,女人管他要钱,他兜里只揣了100多块。女人嫌钱少,就威胁他如果不给够某个数,就去学校举报他。

“你们猜怎么样?”1米8多的姚平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说,“我把她整死了!”

大家又是轰然一笑,都说他醉了。

“你们别不相信,我姚平也是干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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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郑彩凤正在市场里跟人甩扑克,警察来了电话,说她儿子姚平杀了人。

郑彩凤跑到警察局,才知道姚平已经失业很久了,他酒后吹牛X,一个同学事后想想不对劲,就报了警。“这孩子,怎么什么牛都敢吹?”郑彩凤还不信,让姚大强拿钱,打算先把儿子保出来再说。

可警察却说姚平已经撂了,时间、地点、案件都对上了。当年死者的亲人远在西北,嫌路远、费用高,就没来认尸。那时办案经费少,没什么线索,查来查去没查出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如果不是姚平主动说起,这件案件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他还是小孩子……”

“还小孩子呢?犯案的时候就已经成年了。”

郑彩凤的脑袋里“轰”的一声,感觉世界都塌了。

该案连审带判,前后用了一年多才算全完事。这一年,郑彩凤一头的黑发白了大半,她到处托关系、找律师,却也没能把姚平捞出来。

在此期间,她遇到了一个“能人”,对方说自己认识法医,只要给姚平开个得了某种病的证明,他也许就可以“保外就医”。那人还说,某某的儿子把人打成重伤,就因为爹有通天的本事,儿子就被“保外就医”出了监狱。

“有这个啥不能办?有关系网啊。”对方伸出两指,作出一个数钱的动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永远不可能。只有平头老百姓犯了事儿才要依法制裁,规矩都是人定的,哼哼哼。”

郑彩凤了解那个“哼哼哼”的意思,她也相信。当年到了老专家那里,儿子都烧得只剩半条命了,但人家走后门的人还是排到了他们前面不是?从那时起她就想,莫说自己还没挣到多少钱,就是真挣到了,办事也不如某些人一句话、一张条子好使。所以她才不甘心,如果这世界是不公平的,那自己的儿子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源的掌握者、规则的制定者,而不再像只蝼蚁那般任人践踏呢?

她掏了钱,对方让她等消息,可过了一个月又等三个月,半年后对方说,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好办,要她接着等。这时有人提醒郑彩凤,说她丈夫在外面还有一个家,“那女人把大胖小子都养出来了”。

郑彩凤这才想起,姚大强好像确实三天两头不着家了。她很愤怒,拿着刀追他,说儿子已经这样了,他怎么还有心情出去找别的女人快活,还是不是人?姚大强在前面跑:“你天天疯子一样,但我们老姚家不能断了后。你不能生,还不能让我找别人生吗?儿子都是让你害死的,不是你逼他……”举着菜刀的郑彩凤听到这话,突然停住了——儿子真是让自己害死的吗?全部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吗?

姚大强骂郑彩凤是个神经病,这个词儿彻底激怒了她,她早就不想活了,既然男人不在乎他们母子,那三个人就同归于尽吧。

就这样闹了几天,在郑彩凤再次发威时,姚大强叫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大夫。几个彪形大汉把郑彩凤按倒在地,用膝盖顶住她干瘪的后脊梁,那柄菜刀被卸在了不远处。

晚上,路灯次第亮起,一直延伸到城市的尽处。风有点凉,许多人来来往往,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那一刻他们都看着那个大声呼喊“我没有疯”的女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

躺在束缚床上,郑彩凤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一个不疯的人是不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这不科学,也不文明。她被注射了一支安定,眼前的世界就模糊了。

第二天醒来,护士拿给郑彩凤药,她顺从地张大嘴巴,一口吞了下去。见多识广的护士也有些见怪,说:“昨天闹得还很凶,今天这样听话了,真是不可思议,果然是一个神经病。”之后又像哄小孩子一样鼓励她:“你这样就对了,早点好早点出去。”

郑彩凤笑了,她抬起头问护士:“我出去能见到儿子不?儿子能放出来不?”

“能。”

“那好那好。你不骗我?”

“不骗。”

“需要多少钱?我有钱。”郑彩凤往口袋里一掏,里面当然没有一分钱。她犹豫了一下,做出了一个爽利的掏钱动作,然后捏住“钱”递了过去,问:“够不够?”

医生说,她得的是妄想型的精神病。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三 胖 子

还没活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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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1 03:0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供一个琴童,差点搭上一个家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热带雨林 人间theLivings 2022-08-19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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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入虽然都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产出,那一定是我没有珍惜自己被给予的机会,就好像我这个“理财产品”不够努力,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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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我1997年出生,从3岁开始拉小提琴,在一众学小提琴的孩子中,算是有天赋,也有过令人羡慕的成绩。高二时,我以小提琴的特长拿到美国艺术院校的全额奖学金,出国学习小提琴表演专业,一直算是同龄人里“别人家的孩子”。

然而,大二时,我换了专业,如今已是生物博士在读。我的选择或许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但早已潜藏在我心中许久。回想起自己近20年的学琴之路,当然有对小提琴的热爱,有拿到优异成绩时的雀跃和开心,有和妈妈一起奔波求学时的温情……但更多的,是疲惫、抵触、恐惧,以及作为一个工薪家庭出身的孩子,面对为自己学艺术倾其所有、负债多年的家庭的愧疚。

工薪家庭的孩子配做艺术梦吗?这个问题,我后来看了身边琴童的经历,也问过自己无数遍,但都没有答案。



1


学艺术的孩子背后,多半有一个爱好艺术的父亲或母亲,而我有两个。

我爸妈都出生在沿海省会城市A市。外公外婆是工程师,家庭条件算得上殷实,但二老并不在意孩子的教育。因为家里3个孩子都是女儿,外公觉得抬不起头,对孩子们也少有脾气好的时候。我妈从小就对艺术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几次哭着闹着要学音乐和跳舞,都被外公打压了回去,最后靠优异的成绩上了大学,念了化学专业。

大概是要补偿自己儿时的艺术梦被扼杀在摇篮里的遗憾,我从3岁起就被我妈带着辗转于少年宫的各类兴趣班,民族舞、芭蕾舞、围棋、小提琴……但凡有开班的,我都试过。一番尝试后,我展现了一定的拉小提琴天分,于是经熟人介绍,我妈便带我去上“一对一”的私教课,老师是市文化厅的。练了几年后,我从7岁开始参加小提琴比赛,屡屡获得省市级名次。

金钱和时间都有限,我妈遂决定让我专注练习小提琴。

对此,我爸也是举双手赞成的。我爸他们三兄弟都是60年代初生人,爷爷小学文化,在厂里干活,奶奶大字不识一个。虽然底层的生活略显艰难,但是家庭和睦友爱,我爸是老幺,成绩没两个哥哥突出,到年龄就去上海参了军。退伍后因为爱好音乐组建过乐队,还到各处“走穴”过。他曾去深圳投奔开厂的大哥,最终还是在老家的国营厂安顿下来——在90年代,这算是一份挺好的差事。

正是在这个国营厂,不同分厂的爸妈,一个爱唱歌和弹吉他,一个漂亮爱跳舞,相识相恋就结婚了。我爸经常打趣我的音乐天赋是继承于他,但是我也反复强调,正是因为他,我只要看到玩乐队和弹吉他的男生就觉得有一股“爹味”,大大束缚了我的择偶范围。


------

通过选拔,我考入市艺术小学,全校只有100多号人,每个年级就1个班,全班20人左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学艺术的家庭都条件不错——比如像我小学同学的家长们,不少都是大学教授或者军区文工团的——但其实也有一部分像我这样来自工薪家庭的孩子。我当时并没有太大感觉,但是长大后听我爸妈说起来,才知道艺术老师遇见他们,连招呼都懒得打一下,就忙着和文工团的家长拉家常了。

我家当时称不上贫困,但爸妈也就拿1000元左右的死工资。我妈对我殷切期待,在学琴上舍得砸钱,其他方面统统退而求其次,吃穿用度都能省则省。直到我上大二,我们一家三口都蜗居在一间不足60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厂里分的宿舍,造型奇特,两间屋子二楼一间,三楼一间,中间要和一户邻居共享上楼的走道,所以有两把钥匙。我6岁时,爸妈攒够7000多元,将房子划归在自己名下。

我上小学的前几年,爸妈也看过几套房子,想搬出这个小家。但我学小提琴每周1次课,100元/小时,而且为了文化成绩不落下,还得上奥数、英语的补习班,这着实让我爸妈捉襟见肘,换房的梦也就彻底搁浅。

2005年左右,我爸妈的厂子效益下滑,开始大面积裁人,还要迁去更远的新区。我爸考虑到生活压力,又疲于每天乘大巴车上下班,决定买断工龄,自己开店。在我上五年级时,我爸的棋牌室在家门口的小吃街上开起来了,我妈则努力维持着日常工作,把更多精力花在监督我练琴上。



2


虽然爸妈对我练琴付出颇多,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练琴是每天无法逃避的噩梦。

我妈永远在我旁边监督着,在没有系统学过音乐的情况下,她靠着旁听和老师对我讲课时积攒的笔记,对于小提琴技巧也了如指掌。

练小提琴是一个需要容错的过程,很多时候想要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引入新的问题,因此需要耐心一遍遍修改。例如,老师上课时点出一个32分音符(相对较难)的段落我处理得不好,那就需要多方面的系统练习:先是将段落放慢练熟,记住每个音符的节奏关系,过程中手指形状不可以走样,不然看起来不专业,音符听起来也有可能不够稳,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每个音的音准,不可以有任何偏差。

在慢速将音准、指法都练熟过关之后,我妈会把节奏一遍遍加快,最终到比曲目中更快一些的节拍,这样在演奏相对“慢一些”的原曲来说,才能驾轻就熟。每修改一次指法、矫正一个音准,都有可能造成我两手配合不协调,卡不准拍子。我妈对于音准听不出来,但是对于节奏和手的姿势非常清楚,一旦有任何偏差,衣架就落在我手上了。

有时为了修正音准和指法,我需要先做到让手指“跑熟”记住,才能修正手型。但和我妈争辩这些是没有用的,在她看来,“只有做错一次就打一次”,我才可能形成肌肉记忆,每时每刻都充满警惕——可以说,我那时候练琴,没有一分钟不挨打。

有一次她手里的东西打断了,就拿起了我的备用琴弓打——没想到昂贵的木制琴弓“不抗造”,打在我身上,“啪”的一声就断了,我差点没忍住笑。我妈气得更厉害了,劈头盖脸地就将椅子砸在我身上,操起其他东西开打,打到我都已经躺在地上动不了,她还继续踢。也有时候,我会试图躲进卧室抵住门来逃避我妈的毒打,她在门外往往会尖叫着:“你还敢躲!看你出来我不杀了你!”

我从小其实挺独立的,但对我妈总有着孺慕之情,毒打到最后,都是我哭着求她不要打。等她彻底发泄完,我还会小心翼翼地去拉她的手,希望她能原谅我。有时,我若“胆敢”为自己争辩两句,我妈便会骂我:“还敢顶嘴!你还有脸了!”随之而来的是更疯狂的打骂,偶尔也会补充:“等你长大就会感谢我了,我都是为了你好!你看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我爸在家时,看我哭闹得太厉害,会拦着我妈不让她打,或者干脆吵起来,让我妈先打死他,再对我动手。如果我爸不在,就没人帮得了我,被打能忍则忍,反正要是顶嘴会打得更厉害。

那时我一次次地想要从三楼的窗户跳下去,让我妈失去她唯一的孩子,让她后悔。但是我又一次次告诉自己,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地方可以看,“只要忍过去,未来总有一天不用挨打”。我没有跳下去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个三楼太矮,我怕掉下去没死成,到时连腿都断了,更跑不了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难不对我妈的教育方法产生怨恨,也很难对小提琴产生好感。有一次作文写《我的梦想》,我写,以后要当科学家。我妈发现后勃然大怒,让我改成要当小提琴家,说我故意与她对着干。

纵然不喜欢,但我可能真有些拉小提琴的天赋,在我妈的棍棒教育下,磕磕绊绊,我的琴技有了显著提升,“音乐性”也提高了很多,经常受到老师表扬。我妈更觉得我“有戏”,对于我练琴的事情愈加上心,经常逃班回家来督促我练琴。


------

在艺术生的世界里,“第一梯队”的顶尖选手,是那些赢得国际大赛前3名的人,他们未来可以签约公司,参加顶尖的独奏比赛,成为独奏演奏家,这是走这条路最荣耀的归宿;“第二梯队”的选手,是那些国际大赛前3名之外但排名靠前的人,他们可以组建重奏乐团,或是参加一些不顶尖的独奏比赛;如果水平再次一点,就考取音乐院校,继续考研、读博或者考乐团,国际乐团大都和大学教授职务一样,是终身制,无重大错误不可以开除,还可以自己带学生,名利双收;再往下,便是做音乐老师培养学生,或是进入非高校单位工作了。

我小学四年级过了小提琴十级,也获得了省一等奖第一名,还拿过全国比赛的一等奖。此时,我妈不由得觉得我或许可以试着够上“第一梯队”,成为“郎朗第二”。

要实现这个梦想,就意味着我需要在初中或高中进入上海音乐学院(下称“上音”)或者中央音乐学院(下称“央音”)——这是国内一骑绝尘的两所音乐院校,比起大学,它们的附中更难进,毕竟,国际上声名鹊起的年轻演奏天才大都在高中就崭露头角,大学时已经被选去国外的顶尖音乐院校了。

我所在的艺术小学里,大一届的学长学姐们都去“央音”“上音”找老师上课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在艺术界,“拜山头”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坊间传言,每个“上音”老师手里的名额都不多,“跟”得晚了,老师就算收,你也没法进去附中。我小提琴启蒙老师的儿子,就是在“上音”附中被选去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后来成为维也纳交响乐团第一位华人小提琴手。

经过启蒙老师推荐,我得以拜访他儿子曾经的老师,已是“上音”小提琴泰斗的Z教授。但老教授说近年来没有接手过这么小的学生,便将我介绍给了他曾经的弟子,彼时也是“上音”的青年教授之一的S老师。就这样,从我小学五年级起,我妈便每两周一次,带我去上海找S老师上一节课,开始了长达1年多的周折。

S老师授课,有时在学校,有时在家,只会当天通知,但我们的城市和上海相距半个多小时路程,为此我爸订票时,总是要留出一两个小时富余,以应对突发状况。在空隙时间,我妈会带着我逛逛上海的小巷、书店,偶尔她心情好了,也会带我去咖啡厅坐坐,点一杯饮料。我们在上海的“小资体验”,仅此而已。

若将我和我妈坐过的高铁票留下来,起码能摆满一个抽屉。但是真正昂贵的不是那些高铁票,而是老师的课时费。我当时的课,400元一节,一节课就45分钟。每次上课,我都需要先演奏一遍练习的成果,S老师不知是不是在偷懒,只是点拨两句,便会让我再从头到尾演奏一遍。一来二去,短短的45分钟就过去了。

起初半年,每个月2次课,之后S老师提出需要每周上1次课,我们只能听命,更频繁地穿梭于A市和上海之间。我爸开棋牌室挣的钱,大都拿来给我交了学费,还经常需要我爷爷奶奶接济。

我家楼下狭小的客厅除了我的课桌外,又摆上了一张折叠床——棋牌室收摊经常很晚,我爸不想上楼吵到我和我妈睡觉。后来有个更好的街角店面空了出来,我爸就把棋牌室搬了过去,在那里布置了张床,彻底不需要回家睡了。



3


我们小学艺术团没有和我同届的小提琴手,但上一届有两位学姐都在2008年考去了“上音”附中。

其中一位是子涵,爸妈都在银行工作。她考上“上音”附中后,她妈辞去了工作,还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夫妻两地分居,支持她学琴。很多琴童的家长都信奉“棍棒底下出成绩”,子涵她妈是为数不多打孩子比我妈还狠的主儿。虽然她称是因为子涵喜欢顶嘴,但我相信子涵是身不由己。

另一位梦远师姐,只考上了“上音”附中的“委培生”,要多交3万块钱,没有正式学籍,不能落上海户口。梦远爸妈早年离异,她爸带着她,家境普通。但她练琴很少需要人盯着,自己很争气。3万块“赞助费”是她爸妈一起凑的,为了女儿,他们都来了上海打工,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为此,梦远说自己也是开心的,“一家人好像又在一起了”。

两位学姐的成功给足了我妈信心。2009年初,在我考学半年前,我妈彻底买断工龄,决心带我搬到上海,专心学琴。我们以每月2200块的价格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平房,有单独厨卫,位于S老师家和“上音”之间的弄堂里——这在琴童中就算不错的条件了,有些我认识的琴童,就住在十几户合用的老楼里面,厨卫都是公用,隔音也不好——即使我来上海学琴让家里更拮据,我爸也坚决不同意为了省几百块钱影响休息。

可那时的我对这样的安排有些抗拒:原本每天练5小时琴已经很辛苦,到上海后,每天得练10小时。平房的窗外背对着一个院子,可以看到一些花花草草,但我每天对着它们练琴,心情又压抑又紧张——一旦练错,不知道迎来的会是我妈什么样的棍棒伺候。

我多次提出不想考了,但我妈说我这种摆烂就是“扰乱军心”,话落,又是一顿毒打。随后,她给我看郎朗参加《艺术人生》的采访,电视上,是朗朗他爸容光焕发地讲述自己当年辞职带着儿子去北京学琴时的艰苦生活。

朗朗他爸说,有天“中音”的老师说不要朗朗这个学生了,他便带着儿子上阳台,逼着儿子吞药片或是跳下去。郎朗奋力挣扎哭喊,向他道歉、解释,哭喊着说不想死,最终才从他的掌下挣扎出来,钢琴道路也得以延续,才有了今天功成名就。末了,朗朗说:“我感谢我父亲。”

看到这里,我妈说:“你看看人家郎朗!如果你不学了,或是老师不要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活了。都已经破釜沉舟了,大家都没有退路。”

我当时后脊一阵发凉——我深知她说到做到。这之后,我再也不敢打退堂鼓了。


------

音乐学院的老师也很明白,孤注一掷的琴童家庭有多么渴望考进附中,而他们对于这些家长又有着多大的权力。

S老师留过学,沉迷炒股,对于在音乐学院的工作似乎不太在意。听说我文化成绩不错以后,多次劝退我:“别学琴了,太辛苦,你应该去当律师或者学金融。”对此,我妈则说:“别听你老师瞎说,你看他现在过得多好?赚这么多,这么多学生,一个月起码5万。”

不管谁对谁错,我都没有后退的权利。在上下课的间隙,我也会遇见S老师别的学生,有些已经进入“上音”附中,有些还在考学。家长们每次见面,都会互相打听对方孩子是哪一届的,如果是同届,便是竞争关系,暗暗比较。这样打听一番后,我们还真遇到了S老师手上的另一个学生小颖。这个云南女孩比我大一届,但之前没考上,准备“二战”,爸爸是一位银行分行长,妈妈辞职来上海,已经1年了。

有段时间,我们有好几个月没碰到小颖,询问才知,她练习“十度(把手指伸张到按到十度和弦)”太刻苦,差点把手筋拉断了,只得停止左手练习,去医院做了几个月的复健。即便如此,她还每天拿弓做右手的稳定性练习,立志不荒废时间。于是我妈又有了激励我的新素材:“你有把自己手筋扯断都要练琴的精神吗?你要比她强才能从S老师手上胜出!”

或许就是因为每年个位数的招生名额,让琴童们竞争激烈,单纯的授课学费已经很难满足老师们了。有些家长有钱有势,可以在社会多方面帮上老师的忙,像我家一样对老师没有什么帮助的,就只能对老师言听计从。很多琴童一进了某个老师的门下,家长便会提出,“我家孩子用的琴不好,要换把好琴应对考试”,这样就可以让老师顺水推舟地找来一把好琴,卖给自己的孩子,抽取几万块的费用,则是双方都默认的。

我妈对此也有所耳闻,但一直觉得这样的事不会落在自己身上。谁想到有天课程结束后,S老师开始大骂我那把几千块的琴实在太差,不能入耳,让我试试他家的一把琴。我试了试那把琴,确实比我的好一些。老师便说:“那这把琴就卖给你了,5万块,这是我的账户,下周前把款打过来就行。”

这道晴天霹雳把我妈震懵了,连连推辞说“要回家商量一下”。在几番交锋后,S老师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硬是逼着我和我妈拿着琴走出了他家。一出门,我妈便飞快地打电话问我爸商量对策。

我爸一听,暴跳如雷:“我们家几个钱你没有数吗?这什么鬼老师还带强买强卖吗?你现在给我还回去!”

我妈也呛呛起来:“你是没有看到他那个样子!人家就是要这个钱,你不买,他把我们家雨林开了怎么办?花这么多钱考附中,还考不考了?”

那天恰逢我们每月一次回A市的日子,到家后,我爸妈又是一番激烈的争吵。我爸拿不出钱,我妈又坚持要稳住S老师,只得和二伯借了钱。

这件事后,就连一向对我颇为偏爱的爷爷奶奶也对我学琴充满了怨言,对我妈态度愈发不好,都觉得我妈疯了,她这是要把家底散尽也要让我去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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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准备小提琴考试、乐理考试,并投入大量的金钱之后,在2009年的春季,我竟然落榜了。

那天晚上,我妈彻底崩溃,对我的责打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但记忆或许也有保护机制,擦去伤痛,我脑海里只留下隐隐约约的印象了。我勉强记得我妈哭得披头散发,揪着我歇斯底里地质问:“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要和我对着干?!”她一边问,一边抓着什么东西就往我身上砸,砸完继续骂:“你是不是要我去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去死吧!你怎么有脸活着?!”

妈妈打完我,坐在饭桌旁的凳子上哭得不能自已。我看着她,想到漂亮爱美的她,和我一次次在上海的商场橱窗前走过,但都没进去试过一次衣服、买过一个自己喜欢的包。以前在家,我爸每天都会做好可口的三餐,但来上海以后,她从只会煮面到每天可以做两菜一汤……

这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我让她失望到崩溃,我的确该死。只是,那时候我练琴快10年了,本来感觉自己考试时发挥得还可以,没出任何错——要论“10年一个的天才选手”,我确实不是,但我也拿过全国小提琴比赛的一等奖,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跪在地上的我,对于不能去“上音”附中,内心倒真没多少遗憾,甚至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我认识的那些琴童学长学姐们,就算进入了附中,也要继续在上海蜗居,再富裕的家庭也能被小提琴榨个一干二净。我还没进“上音”附中,生活就已经如此悲惨,如果我妈带我长住在上海,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不能活着挺到成年。

但听着我妈哭着和我爸打电话说我没有考上的消息时,我还是心如刀割,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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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妈多方打听,才知道是S老师和负责招生的老师闹了矛盾,这年他手上的3个学生,全部都没考上——往年他都有一两个学生被录取的,水平我们也听过,没有比我和小颖高到哪里去。

我妈说,小颖休学1年在上海全天练习,还是没被考取,S老师自己也觉得丢人,便说要帮小颖家炒股,他只拿利息当作学费,本金还会退还给他们一家,若是相信他的为人,就将钱委托给他,下次一定可以录取。听到这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后,小颖一家立刻决定换老师,之后的事,我便不清楚了。

但是有趣的是,S老师近些年也出了一些在国际上获奖的学生,名声倒是越来越大了。后来我知道了“沉没成本”“PUA”,知道了“煤气灯效应”,不由得感慨:这些老师都是个中一把好手。



4


经此折戟,我们收拾行囊,回到了A市。虽然“上音”附中没考上,但是小升初还是照常到来,我凭借音乐特长,上了本市一所有附属乐团的重点初中。

在初高中的乐团,只需每周末排练一上午,除了演出前要加练,我们这些音乐特长生和普通学生也没有什么不同。乐团的同学们有的文化成绩不错,可以靠特长上“985”,也有成绩一塌糊涂打定主意以后进入艺术院校的。但是大家的艺术成绩都还不错,省市一等奖的比比皆是。

我没回到启蒙老师那里继续学琴——我之前已经是他手上最好的学生了,他也不在任何音乐学院任教,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经人介绍,我去了本市艺术学院弦乐系主任那里继续学琴,之后我参加省内比赛总是一等奖、第一名。看在我小提琴出色的份上,老教授一节课只收我300元——他也需要学生出成绩来吸引更多的新学生。

老教授已经70多岁了,教学氛围很轻松,但是点拨得也在理。最令我开心的是,我妈经过“上音”的铩羽而归,觉得我家没有资源供我再战“上音”高中部了,平日就多让我自己练琴,自然,打我的次数也变少了。

我妈还和曾经一起奋斗在上海的琴童家长们保持着联系,有时候她也感叹,他们的生活太苦了,无论怎样的家庭条件,到了“上音”附中都任由老师拿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们认识的琴童里,没人获得传统国际大赛名次,倒是有人获得一些新兴赛事的名次——虽然认可度不如传统赛事高,但是不参加比赛和音乐节,就无法接触到国际上同龄的高手,无法自我提升,所以家长还是得一次次砸锅卖铁送孩子出国参赛,那又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巨资了。

练琴这么多年,我终于感觉到一点小提琴的乐趣了,有时候甚至被音乐感动得会不由得落泪。练琴和学习之余,我也有时间读读小说、看看漫画,个性也阳光开朗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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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错的成绩,我顺利考取了本部重点高中。我们高中“一本过线率”超70%,“二本线”100%,但是本省高考竞争太激烈,我的成绩只能算中不溜,于是,考“特长生”成了我最好的选择。

艺术生如果想考艺术院校,过了每个高校的自主选拔,只需要通过提档线就成,但专业选择受限。而特长生和艺术生不同,如果考取加分,有3个档类,类似于竞赛加分,专业也可以根据总分自由选择。和许多决定走艺术道路的乐团同学比起来,我的成绩放弃文化课又显得可惜,但若考取有小提琴特长生的那些学校,我的考试录音还是会被送去“上音”“央音”进行评审。

老教授虽好,但个性温吞,很难让我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经过各种家庭讨论,对比学长学姐的特长生道路,我和我妈不得不又开始坐高铁去上海学琴。

这次有琴童家长介绍我们去H老师门下。那几年,H老师所带的学生在国际上频频获得大奖,但她也是出了名的喜欢打学生——江湖传言,她气急之下会抓起学生的头就往墙上撞,还被家长告过,又听说,因为有学生无法达到她的标准,她就硬拽学生的手指导致关节错位,无法再做高难度动作,小提琴道路彻底被毁。我妈问了牵线的琴童家长,这些是不是属实?对方说,她家孩子没经历过,H老师气急之下才会用笔或者琴弓轻打学生。我妈心头一松,约好时间,让我去拜访H老师。

H老师个子不高,微胖,皮肤也很白,显得整个人珠圆玉润,令人难以想象那样可怕的传言会发生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和小学拜师时一样,我演奏了基本功、练习曲和协奏曲。随后,H老师对我的基础练习一个个梳理过去,把我学过的练习曲也询问了一遍,最后说:“那你从下周开始,两周一次课,可以吧?”

我和我妈都松了一口气——我“拜师”成功了。从上海离开4年,这次的学费涨到一节课600元,还是45分钟。我妈想跟H老师“通融”一下,H老师没忍住笑了:“我还是看熟人牵线的份儿上才收你600。我对校外学生都800,还有外地家长打破头要给我1000一节,可惜孩子拉得太差,我不收。”我妈识趣地赶紧带着我“谢谢老师”,千恩万谢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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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一开始,每月2次,风雨无阻,我和我妈又开始积攒A市到上海的高铁票。我妈这次打定主意,拉长战线,主要注重个人提升,而不是进入“上音”,我身上压力也比小学时小得多。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的琴艺精进了不少,更意外的是,高二时一所美国大学来我们高中招生,音乐学院的院长给每个学生面试,我在演奏后,拿到了包括几乎所有学费的奖学金,也是这个学校中国之行开出的最高奖学金。

当时我只上过普通高中的英语课,对一个人出国读书感到本能的恐惧。我爸妈商议之后,觉得一直去上海学琴的费用并不一定比去美国的生活费低,况且还有高考的压力。去美国至少帮助我学好英语,“美本”申请研究生也会容易许多。就算不想念这个学校,在美国转学录取率也比国际生申请要高得多。我想了想也有道理,便约了最近的签证,决定去美国。

既然要走,自然无需去上海学琴了。最后一次见H老师,我对她讲了决定出国学习小提琴的计划。听罢,H老师不屑地笑了:“不是柯蒂斯和茱莉亚(音乐学院),都不可能出(独奏)小提琴家的。”

我赶紧补充道:“也可以转学,也可以学别的专业的。”

H老师毫不犹豫地说:“你去那个学校就不可能转进(顶尖音乐学院)去了——你换专业吧,不要学小提琴了。我去了茱莉亚的学生参加比赛前,都要回我这里来集训,美国老师不够负责,学生训不出来,更别说你了。”

我被怼得哑口无言。

她又轻轻拿起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递给我说:“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看着照片里她和一个白人大汉的合影,她身高堪堪到对方胸口。

我摇摇头,她说:“这是我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老师。你要是拉得有一点不好,他打起人来是很厉害的。我多少次给他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

“啊?!”我大惊,难以想象这看起来近2米身高的壮汉,竟会对我不到1米6的老师动手。

H老师又说:“去国外也不容易,那些俄罗斯警察看到你是中国人就会来查你护照,就算有护照都能给你撕了,就是敲诈你。你一个外国人有谁管呢?抓进去就完了。你既然一定要走,就不要学小提琴了,学琴太苦了。”

和H老师道别时,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扪心自问,在跟H老师学琴的这段时间,她虽然十分严厉,但是充满激情,我的技巧和音乐性确实提升很大,对小提琴独奏也重新燃起兴趣,如果继续学艺下去,我或许会参加“上音”的高考艺考,继续做她的学生也未可知。

出了“上音”的琴房楼,我不由得放开我妈的手回头望去。这个从我小学就常来的地方,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了。



5


孤身出国之后,我起初感到很不适应。语言的隔阂很大,即使临时抱佛脚学了托福,我头两周的课还是听得迷迷糊糊。和人交流时,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听不懂的快速对话中强颜欢笑。

好在音乐可以帮我说话。我加入了学校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排练,指挥的教授让我们所有新生介绍自己并试演一小段。轮到我时,我自信地演奏了最熟练的小提琴独奏曲中的名篇《流浪者之歌》。华彩段落结束,排练厅全场爆发出口哨和掌声。在那一刻,我又激动又尴尬,脸都忍不住红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乐团里有一半学生不是音乐专业的。在美国,音乐专业的学生就业不明朗,因此不少多年学乐器的同学都选择了更有前途的医学预科、法学预科等专业。乐团里有一些曾被茱莉亚、伯克利之类的顶尖音乐学院录取,但是迫于高昂的学费只能选择了我们学校全奖Offer的音乐专业学生,也有一些几乎没有奖学金、完全凭个人喜好,但通过面试进来的学生。但我当时还是选择了小提琴表演专业,毕竟多年功底在这里,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除此之外还对什么专业有兴趣。

作为“专业学生”,自然就有了一位指导老师。老师人很温柔,和H老师的教学方式相差甚远,将学琴和练习看成学生自己的事情。我为了奖学金,要参与4个乐团,包括室内乐,弦乐合奏等等。乐团的同学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我也渐渐交到了朋友。在朋友们的提示下,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哪怕是开门的声音,我也知道是什么音符。我的英语也一天天变好,修了很多门课,能听懂教授上课的内容了。

第一学期结束,我的绩点,满分。


------

大一暑假回国,我家也有了新气象:爷爷家的老宅拆迁,我爸背上了一些房贷,但是分到了一户在郊区三室一厅的房子,我家终于搬出了厂里的宿舍房。

一天下午,我和我妈挽着手逛街,遇到了她的朋友。朋友的孩子在上初中,忙不迭地和我妈讨教起了育儿经。我妈不停地夸赞着我在国内的获奖,去美国的奖学金,那位阿姨也督促孩子学习钢琴,只是孩子朝三暮四,经常摆烂不想练了,连忙询问我妈怎么办。

我妈聊得红光满面,大声叫起来:“我告诉你,就一个字:打!他小孩懂什么?他不懂你还不懂吗?往死里打他就记住了,就不敢犯了!”

我在旁边不禁放开了挽着她的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她对曾经的行为有一丝悔恨,反省后才渐渐不再对我动手。万万没想到,当着我的面,她还是把我所有的痛苦、悲伤以及儿时无数次生起的自杀念头,都看成了自己的军功章。

我对我妈说:“你别说了,你是错的。阿姨,你别听我妈的,你儿子长大会恨你的。”

我妈脸上顿时红一阵白一阵,阿姨尴尬地看着我说:“唉,你还小不懂事,等你以后有孩子了,就知道你妈对你付出多少,教育多成功!”

我妈像是一口气接上来了,赶紧下了这个台阶:“是啊,雨林到底还是小孩,不懂呢。以后你就知道了。”

回到家,我和我妈相对无言,明明在一个屋檐下,却谁都不说话。我想躲在房间里,便关上门,谁知我妈冲过来把门推开,冲我叫道:“在家关什么门啊!”

我终于憋不住了,冲到客厅,哭着喊着开始对我妈剖析自己曾经对她和小提琴的怨恨,自己多少次在因为一些小错被打到躺在地上起不来时,多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知道我多少次想死吗?你叫我去死!万一我真的有一次去死了呢!”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切都好像和儿时学琴的每一天那样。只是这一次,我妈看着已经成年的女儿在面前嚎啕大哭,却没有办法下手把我打到不哭,反而有些手足无措。

她好像惊讶于我对自己曾经被打的经历记得如此清晰,又好像是惊讶于我说出的那些话:“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去死?我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你说了,你每天都说!”我难以置信——她到底是真不记得了,还是伪装不记得?

我们母女俩站在客厅互相尖叫着,直到我终于哭到说不出话来坐在地上。最后,我想要我妈给我一个道歉,就算不是对我,也要承认自己这样发泄情绪的“打法”是错误的,以后不要教给那些家长害人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又故作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时候有发泄情绪地打过你?乱说!都是小孩不听话,你以后就感谢我了。”

多年过去,即使我已经长大,面对我妈,我还像童年时一模一样,没有反驳的力气。我没有力气恨她,只能恨我自己永远没法对我妈动手,让她感受一下每天被人在地上踢打,究竟疼不疼,会不会记上一辈子。我知道她为我真付出了很多,为我死也愿意,但是我不想一辈子被这样沉重的付出裹挟住。哪怕我发现自己有绝对音感、又真心爱上了音乐,我也看不到我继续学习独奏小提琴的可能性了——如果我未来任何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我妈曾经“打得好”,我还要继续带学生,让那些琴童重复我的痛苦……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个成年人被一个体型大过自己许多的人天天责骂殴打、发泄情绪,那么这种情形一定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但为什么我这样痛苦的童年却不能得到正视呢?我不禁想到H老师,想到她在那次分别时给我看的那张她和俄国老师的照片——她是用怎样的心情继续培育一代又一代孤注一掷的琴童、又忍不住将自己遭受的暴力宣泄在下一代身上?她又为什么最后劝我出国后不要再继续学琴了呢?


------

一回美国,我便换到了生物专业。我从小成绩不错,在大一学习基础生物时(美国本科会要求通识教育,文理科课程有很多选择),我感受到这个学科点亮了我——哪怕做基础生物,帮助一个人,我也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被辜负。最重要的是,我18岁以前的人生都给了小提琴,我希望之后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我是幸运的,这一切还不算晚。

和之前来中国招生的音乐学院院长长谈之后,他允许我换专业,奖学金也保留,条件是所有排练演出得照旧。我在上课之余,兼顾着各个乐团的排练,因为小提琴技术出众,还当上了校乐团第一个不是音乐专业的“首席”。

换专业彻底搞定后,我才和爸妈说了这件事。令我意外的是,我爸十分反对,觉得我是有音乐天赋的,不应该如此浪费,反而是我妈拦着我爸,说我专业既然已经改完,人又远在国外,大不了学不下去再改回来。

我事后回想,小时学琴,每一次和妈妈的奔波、拉锯、争吵,她都真正亲身体验了作为琴童家长的付出。或许是暑假那次争吵后,她终于看到我从小到大的痛苦,虽然她说不出道歉,但她可能还是希望我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像她曾经逼迫我追逐艺术梦想一样。

我得以继续在美国学习,但是每天三到四场的排练、每周末至少一次的演出和一有时间就去实验室学习的生活,让我本科的睡眠时间甚至不如国内重点高中多。但我不敢松懈,我内心憋着一口气,要证明我换专业的选择是正确的。



6


因为我学琴,我家一直存不下钱,我出国时,钱都不知道从哪来。爷爷奶奶心疼我在国外过得紧,连骗钱的保健品都买得少了,把余钱都给我做了生活费。

我出国后,我妈经常去我爸的棋牌室帮忙。我常听到他们对于经营棋牌室上的争吵——我爸花钱大手大脚,爱交朋友,棋牌室每天烟酒的销售是不少,但都被“朋友”们蹭吃蹭喝把钱吃回去了。我妈自恃是大学生,非常矜持,本就做不来端茶倒水的活,天天看着这样的情景,更是对某些客人没有好脸色。

几经商量,我爸决定关掉了棋牌室。年近半百的他找工作处处碰壁,便在附近的小区做起了保安。曾经做过小老板当起保安来,无比憋屈,他经常发语音给我,诉说自己沦落到社会底层,小领导们都仗着自己手上的一点权力就能随意侮辱他。他还经常发朋友圈,诉说自己生活的不幸和压力。

我知道我爸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但是如此多的埋怨,还是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压力。有时,我都恨不得告诉他说:你不要工作了,我也不读书了。我更想和我爸说的是:“你别每天和我说想死了,我去死还不行吗?”但我知道,这个家在我身上投入的太多了,我成了这个家唯一一个不能退缩和倒下的人,我吃尽了这个家所有的资源,无论如何,我是爸妈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希望了。

我爸一直忽视的糖尿病并发症愈发明显,原本富态的身形变得精瘦,胰岛素抵抗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在我又哭又闹逼着他去体检之后,果然在肾上发现了一个肿瘤。但当时我已经大三开学,家人报喜不报忧,对我瞒下了这些消息。

即使得到消息,我可能也做不了什么——学习成绩和乐团表演是我奖学金的来源,我又加入了一个实验室,跟着博士生做了一两年实验,也有了自己的课题,每天极其忙碌。我实在没有空余时间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了。

幸运的是,我爸肾脏上的肿瘤经过检查显示良性,在手术切除之后便只需要定期体检了。出院后,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更重要,便辞去了工作,赋闲在家。当初厂里改制,单位虽然还在那里,但是无法给他一个工作,退休更是遥遥无期。他时常和朋友去唱KTV,想找回年轻时做乐队主唱的风采。

到了这年暑假,在爸妈双双无业的情况下,我的大四生活费和学杂费,和二伯借了10万才交上。

二伯问:“你们怎么不卖厂里分的房子?”

我爸好面子,找自己兄弟借钱让他自觉丢人,但是要把单位分配的老房子卖掉,我妈又不可能同意。她大学毕业进入单位,当时工作稳定,工资又高,她嫁给会做饭、做家务的同在国企的老公,本是桩令人艳羡的婚姻。可人到中年,看到曾经的同学嫁的老公工资更优渥,地位更高,一切都告诉着她:不能放开自己已经有的一切。家中的老房子,是他们在国企得到的重要财产,又有拆迁的可能,她不允许我爸动那套房子分毫。


------

幸好,大学“充实”生活给我研究生申请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我GRE考了高分,没有找任何中介,自制了申请资料,联系导师面试,拿到了很多不错的offer。美国的本科生可以同时申请硕士和博士,博士一般由自己当助教、导师或者国家奖学金赞助,硕士也有可能获得科研助理职务。

我录取的研究生里有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常春藤名校,全奖博士也有一些排名不错的大学。在和招生部几番交流过后,我最想去的约翰霍普金斯开出了过半的奖学金,但无法承诺另一半学费。

从小学琴,家中一旦有任何现金收入,都会被投入我的“小提琴事业”中,或是偿还之前借亲戚的债务。我好像长在我们一家三口上的一个疮,因为无比宠爱,所有的资源都通过我流走了。这些投入虽然都是父母的决定,但是如果没有产出,那一定是我没有珍惜自己被给予的机会,就好像我这个“理财产品”不够努力,辜负了一家人的期待。

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下,我也不确定自己还能“鸡”自己多久。面试过后,我平静地告诉父母,我选择了一所公立大学的全奖PhD(博士),附加前3年的美国国家奖学金。这意味着我从学费到学杂费学校都会承担,每个月还有工资,起码持续3年。

我爸私聊我说:“如果你想上常青藤,我就算拉下这张脸不要,也要借钱给你上学。更何况还有你大伯,他一定会借钱给我这个弟弟的。”

“不用了。”我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我不用再花家里的钱上学了,永远都不要了。常春藤又如何呢?我再也不想为别人的眼光所左右了。”

我爸先是表示遗憾——毕竟,工薪家庭的孩子能进入藤校,是多么难得。接着,他就和我妈在朋友圈里秀出了我的各种录取通知书,宣告阶段性的“鸡娃”胜利。亲朋好友争相点赞、取经,询问着如何培养孩子的艺术才能,如何将孩子送出国留学。

我看着父母在朋友圈扬眉吐气的样子,终究没忍心说出任何扫兴的话。



7


又一次见到梦远师姐,是在2019年。考“上音”附中失败后,我和曾经一起奋斗过的琴童渐渐没了联系,只有家长们还互相打听着近况。

见面前,我爸妈在家就提过,说梦远她爸如何“卖掉了唯一一套养老的房子”来支持她的出国梦。无论是综合类大学还是音乐学院,都是本科更难考。梦远本科拿到奖学金,在美国一所不错的音乐学院读完本科,终于考上了一所著名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奖学金。梦远自然也有做小提琴老师补贴家用,但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那些钱只够勉强付房租,参加比赛、交流的高昂费用还得靠爸妈。

据我妈描述,她“哭着叫着逼她亲爹卖房,说一定要读,不然以后就断绝关系,如果出了这个钱,以后一定是她给她爸在美国养老送终”。我当时心里想,大家都是独生子女,还有别人给自己父母养老送终吗?

到了饭店,几句正常的客套话过后,家长便兴奋地讨论起来曾经认识的琴童,他们现今在哪个国家,又在做什么。因为没有去“上音”附中,我家还算没有彻底掀掉家底,我爸妈自然也爱听那些倾家荡产的家庭究竟如何了。

和梦远一届的子涵,在附中结束学习后进入了“上音”,毕业后没有出国,进了一所高中做音乐老师。她妈妈对外称,只要孩子喜欢,一家人团聚就好,与之前态度截然不同。

梦远爸爸透露:“可能是子涵她妈打得实在太厉害了,小孩逆反了,我早说这么压着,迟早要出事。”

聚餐期间,梦远师姐不怎么说话,只是一直低头吃饭,任她爸夸着她多么争气,那么多琴童在“上音”附中,最后也没几人坚持走独奏小提琴的道路,大都考乐团或者当老师了,“我们梦远只要结束在美国的学习,以她的资历,回国当老师带学生或是继续攻读博士继而进入高校都绰绰有余……”

我爸妈也连连夸赞梦远坚忍不拔,在学艺的道路上没有放弃,她爸可就等着享福吧。双方家长都互相吹捧着对方的孩子,不露出一丝对于彼此孩子以及家长选择道路的不认可。

而后来我和梦远师姐除了朋友圈偶尔点赞,也许久没再联系。


------

读博士后,我也有加入业余乐团,和同学合作一些曲目,参加一些小演出。有一次,一位给我钢琴伴奏的中国同学是钢琴博士,对我惊讶地说:“你的小提琴好专业,竟然不是音乐学院的?”

我哈哈一笑,说多亏了多年的小提琴练习,我做实验杀小鼠的时候手又快又稳,一天能取20个小鼠的样。

她哭笑不得,说:“这太浪费了,我可太知道学琴从小有多苦了。”

在这之后,我们关系更加亲密,有空也会一起聚聚。一次和钢琴博士一起吃饭,我饭后准备喝一杯奶茶,没想到她决定不一起买,并且明确地说:“我要省钱,我太穷了。”

我那时才得知她也来自工薪家庭,家里还有个哥哥,两人都学琴,导致父母一直负债累累。她爸从他们兄妹还小时就全国到处跑做包工头,到现在都没有在老家盖起一栋新房,更不要说在大城市有落脚之处了。

她说:“我哥考取了南方X音乐学院的编制,我现在要省钱,等读完了可以回去帮他,到时候我们家在广州就能买套房子了。”

我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哥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

她说:“看季节,1节课1000多,考学期间1个月10几万吧。”

我惊呼现在行情上涨,她甩甩手说:“听说现在上海的老师有的一小时3500,还有家长争着抢着求老师收徒呢!”

看来这么多年过去,追逐艺术梦的代价愈发沉重。对于工薪家庭的孩子来说,艺术梦想也更加缥缈了。


------

在我博三时,大伯在南方的工厂拆迁,他奋斗了20多年的厂房,最终竟是靠卖地给他带来上亿的收入。这一次回乡探亲,他帮我爸偿还了欠二伯的钱——我的本科学费,又帮爷爷奶奶买了养老的江景豪宅。

这是从我学琴以来,家里第一次没了债务。

同一年,在“快乐一家人”的群里,我妈突然发来几条很长的语音。我放下在看的文献,打开听,才得知梦远师姐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也有很严重的自杀倾向。但是因为疫情,她没法买机票回国休养,她爸也没法去美国照顾她,现在心急如焚。

临了,我妈说:“还是你换专业换得对,要是你坚持学艺术,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她要是死在国外,她爸可就什么都没了。”

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复,心里却因为她的语气一阵冒火——她好像在庆幸别家的理财产品暴雷了,而自己抽身得早。

我们有过选择吗?曾经的琴童家长,个个拼尽全力,从小学就去北京上海找老师,把孩子带上破釜沉舟的学艺之路,好像晚了一步,就成不了第二个郎朗。但是走到最后,郎朗还是只有一个,好像中了的乐透大奖,剩下的我们,只是曾经赌上一切的陪跑者。

我们这些工薪家庭的琴童吸干了家中所有的红利,这样的沉没成本令人无法回头。但其实,远离最顶尖的一撮琴童,生活似乎也都不错,只是很多家长在当时不这么认为。

如今,我的艺术梦醒了,但至少我不恨小提琴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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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8-24 09:2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直上云霄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苏怡杰 人间theLivings  2022-08-22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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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场冒险。在90年代做生意,无论被事后定义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真正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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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1


人都在历史洪流里,但偶有缝隙,也可以钻来钻去。

2020年秋天,我邀请好友向秀峰和他父亲做一次闽粤间的旅行。我想去那边,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此行沿途所经,皆是美食。拉着向爹这个长辈,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他主要的生意就是从福建漳州云霄县采购当地制作的假烟,运至武汉贩卖。这行当曾使许多人获益颇丰,也间接改变了向秀峰的人生。此外,向母也非常希望我带这对父子出门。那段时间,丈夫已令她不堪其扰,她只想搓几天安稳麻将。

从我认识向秀峰起,他家就一直在为两件事筹划和等待——退休金和房子。

新世纪头10年的时代主曲是“拆迁”,人们在满城的尘土飞扬中抱怨着憧憬着。向家在城中村里的自住小三层换来的两套房子和少量现金尚处纸面,还需租房过渡,一过渡便又是10年。补偿虽不如预期丰厚,但他们仍无数次规划着未来城市生活“蓝图”:一套自住,一套给子女结婚——重点是,这都是崭新的商品房,来得虽然有点晚,但却是决定性的,如钢铁般稳固。一旦落实,便能踏上时代快车,中段或尾部都无所谓,从此开启和美生活,“Happy Ending”,全剧终。

如今,退休金和房子都落了地,但向家老子和儿子的生活状态却仿佛掉了个儿。

向秀峰退伍后曾赴京杭等地,做过新媒体运营、编辑,后又回到武汉,一直赋闲,大量买书、养猫,开剧本杀店,不赚钱——换句话说,他正处于某种轻微的啃老状态——不过,和大家对啃老族的刻板印象不同,他打扫房间勤快,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得井井有条,情绪稳定,处事公道,有种超乎同龄人的沉静感。

向爹则完全儿童化了,喜怒无常,城府为零。这趟旅途出发前,他正为了回迁房的装修,和儿子、老婆、装修公司摔脚板手(武汉方言,类似捶胸顿足,吹胡子瞪眼睛的意思),好似要账般大吼大叫,有时还带着哭腔,像个24小时不停撒气的烟囱。没种过一天田的他反复提议,要卖掉回迁房去农村养螃蟹。很快,他看中的那片湖前后都被不知哪里来的外地人承包了,他的计划又改成了养牛。

退休后,他整日出门钓鱼,带完全不认识的青年男性回家吃饭——因为只有陌生人愿意听他说话。家人揶揄说那些人是他在外面认的干儿子,即便最危险的疫情期间,他也要坚持一天出门遛5次狗,狗回家时趴在地上拖都拖不动。

事实很快证明,狗只是工具狗,解除封城后,向爹仍是钓鱼、认干儿子。没人听向爹说话,他爱好在饭桌上高声外放AI朗读的司马南和金灿荣,讲述从平台学来的新知识,包括自己对于人种学的认识与研究,例如:福建潮汕人是唐宋后裔,而广府人则混入了南亚的种,以及“2020年是科学家无法解释的一年,任何人的年龄加上出生的年份都等于2020”。

向爹的这副做派,很难让人相信他还是青年工人时的样子:常着小西服、喇叭裤,头发梳得飞起,头一年,这种打扮还要被抓起来,到第二年就已经很时髦了。他的姻缘来自于向母主动约他去看电影,两个人都读苏童和余华。

因着这层缘故,我们便更乐于引导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经历的冒险故事,比如见过些什么人,吃过些什么好东西。我常带一些枇杷、肉丸、沙茶酱之类的闽粤食材来向家,没想到向爹相当熟悉,对做法如数家珍,知道产自云霄——而一般武汉人,知道云霄所属地级市漳州的都不甚多。

不过我们对云霄的看法也有区别,我认为那里洋气、富庶,向爹则觉得他们是富裕起来的农民,会说起自己在云霄做假烟的事,言至激动处,一拍桌子:“老子那时候就是黑社会!”随后又有些羞涩:“这不是蛮光彩的往事,想了解的话,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2


向爹生于50年代最后一年,困难时候他还不记事儿,武斗下乡时年纪也太小,便宜不能全给占了。90年代初,工厂半死不活,车间主任位置空缺,向爹和最好的朋友都是候选人,他主动退出,停薪留职下了海,朋友非常感激,定下私约:如不顺利,随时回来。

1995年,向爹在汉阳腰路堤沿街门面开了一家汽车装潢店,经营补漆换胎一类简单维修业务,兼安装太阳膜和凉席靠垫,向母打下手,还请了三四个日结工人。向爹和气大方,尤擅炙手可热的空调修理,生意很不错,每天差不多有近2000元进账。

但他还是觉得“来钱慢了”,这主要是因为,每天关店后,他都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学驾照认识的,也有做生意社会上的,还有朋友的朋友。一群年轻人,听说哪里好吃好玩,就跑去消费一番。向爹爱买单,花费很大,留不下什么钱。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迫切地渴望发达,什么事情都有人敢做,一夜暴富的传奇推陈出新,向秀峰小时候在饭桌上听大人们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这个。彼时在地方企业工厂上班的人仍占大部分,菜场里鸡翅膀6块一斤,猪肉5块,牛肉20,大部分职工月工资不超过300,下海和不下海的人的消费习惯,就像今天有无京户京房一般,截然不同。

除了想来钱快些以外,向父其人甚是正派、无趣,后来去了闽粤做生意也没受什么浸染。

小学时,向秀峰经常被父母带去和生意伙伴吃饭,那时时兴边吃边看表演,台上穿三点式的女郎走来走去。吃个火锅还能看——现在怎么说,叫“脱口秀”——主持人装束打扮看上去似乎是要去什么崇高的场合,却对着话筒讲起了黄段子:“煤气炉子电饭锅,女的需要男的摸,煤气炉子电饭煲,女的需要男的搞。”

这些地方和现在同等装潢的餐馆菜价差别不大,都是人均一两百,但以百年来武汉人不变的早点热干面为标准衡量,过去的消费就上了一个层次了。热干面现在5块一碗——当然也算便宜了——“那时才多少钱?”我询问过3个长辈,得到的不同答案中,最高不超过7毛钱。

饭局上,向爹搭档的老婆抱怨说,其夫“出差”一趟回来都没有“存货”了,是不是在外面搞情况?马上另一位男性就爽快地说,跟我走,我有存货。双方老婆老公和孩子都在场,都是江湖儿女,有一种脑壳别在裤腰带上的感觉——不过1998年,大家好像都过的非常荒唐,比如有人在广东得上了梅毒,当天回来就和老婆吵架,说米咸了菜淡了要掀桌子,以避免行房;城中村或者老巷里的赌局中,留守太太们一个小时输掉万把块,也是常有的事。

但在所有这些冒险家的谈话和各种各样的荒唐中,向爹始终严肃、古板,如一尊门神。那时人人都有一个外号,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区别于过客的本地居民。因肤黑、凹目深眉,向爹的外号叫“广广”(系对粤商的常见调侃)。广东人在客地处事长袖善舞,讲究和气生财,在彼时武汉人看来,近于低三下四,那种心态类似于,“我们就大发慈悲让你们把钱赚走吧,但江湖的主人还是我们的”。

1997年的一个夏夜,向秀峰路过钟家村中学门口,发现此地正酝酿一场群架,于是驻足围观,忽然脖后领子被人揪住,警察把他和二三十号参与者一网打尽,带回了派出所。双手抱头蹲在墙根,向秀峰欲开口分辩,面前的人抬手呵斥:“嘴巴闭着!”再讲,那人作势欲打。太阳西沉,心急如焚的向秀峰急中生智,说,我是新五里“广广”的儿子。人家抬眼打量:“你是‘广广’的儿子啊,回去吧,以后碰到别个扯皮再莫看了。”

也是因着汽修生意,向爹接触到一伙长途货车司机,他们说,现在贩运假烟私烟“不犯法”——当然可能指的就是“不坐牢”而已——利润高,不愁销路,也不需要多少本钱。

在当时的认知里,做假烟和贩卖塑料等小商品相比,仅是稍微更违法一点,但也没有特别多。现在看起来的合法生意那时也不安全,比如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批发伞具可能会被罚没——伞属于“大百货”,得到事后默许比事前被批准容易的多。后来,有一个专属名词形容在边界尚未确定的混沌年代干的那些荒唐事:“法治意识淡薄”。

向爹很动心,但又感觉这种买卖也不是一人能为。真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是源于他的朋友“苕货”。向爹拿的是A本,什么车都能开,有一阵子还开过公交和大巴,他和苕货的友谊源于开大巴的时候一起揍过车上闹事的人,准确来讲,是一起揍过乘客——在他们的叙述里,那人非打不可,不打不行。

苕货之前开出租,卖了出租车,手上有一笔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巨款”的财富。苕货已经答应老幺、老韩等3人一起组个贩烟班底,但考虑到自己在团队里相当于外人,担心别人合谋搞他,便几次来恳求向爹加入,形成制衡。耐不住三番五次,向爹便加入了。

没多久,老幺得知有抵债的大货车低价出售,向爹和苕货也一起去看了,车况尚可,工具也有了。他们每人拿出5万块作为启动资金,合计25万,就是这个团伙的雏形。他们走的,就是我此番邀请向爹和向秀峰一起重走的、向爹年轻时贩卖假烟的路线——从云霄至汕头。



3


我和向秀峰的友谊贯穿整个青春期,共同爱好是阅读布考斯基。彼时年轻人的交友方式刚从街区转向网络论坛,但也不是在线下毫无交集,自从得知他和我一位初中同学曾有过情感纠葛,我就更加亲切兴奋了。

在2010年的武汉,爱看布考斯基的人并不特别多,我猜我们都会成为作家。那时,去他家酗酒、半夜偷冰箱里菜的事常有。向家默认的规矩是,儿子的女性朋友可以随便住,而男性不行。一次我连住了12天没走,向母笑嘻嘻地说去菜场买鸭子给我吃,向秀峰劝我赶紧走,说鸭子里可能会被下毒。

请好友的长辈出游并承担费用,会显得有些不知斤两,况且生活习惯大相径庭,这种邀约多半会被推辞。但向爹一口答应下来,令我大为宽心。

出发前,我一度非常担心向爹会迟到,忘记取登机牌,或带数个巨型行李箱之类不允许上机的东西。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不久前,向家报名参加小区组织的“老年一日游”,88块钱,包2餐,可以免费带回家5斤红枣、5斤核桃、5斤芝麻,早晨向母提示大巴发车在即,向爹突然反悔并大怒:“老子哪里没有去过,就算倒找钱我都不去!”着实令人莫名其妙。

好在我担心的这些事都没有发生。登机前,向爹曾短暂地突然消失,去逛机场店铺了,但最终还是准时登了机,浏览免费读物至巡航模式,然后放下靠背闭了眼。下降盘旋时,前座一位机关气质的女士有些激动,对同伴说,“潮汕是我的故乡,终于可以回来看看了”,充满感情、抑扬顿挫的播音腔已听不出南国痕迹。

这条路线我已经熟悉到会背,回忆伴随着味蕾。以前我先坐硬座火车去漳州,为省钱,途中在沙县住一晚,节约下来的钱用来吃沙县小吃,再往南,经云霄、东山、诏安到达汕头。沿途风土人情与长江流域大不同,漫山遍野的芭蕉树恍若置身侯孝贤的电影,民居带着高耸的燕尾脊,非常夸张,别处少见。而这次旅行,则按照向爹做生意时往来顺序,先乘机直抵潮汕,北上云霄,再返回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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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块流窜,潮汕机场空气里满是亚热带味道,室外是闷热寂寞的芭蕉林。向爹说,那时候他们降落的是已成军用的外砂机场,下降前,会经历漫长而令人昏睡的银色海面,看到陆地,就知道即将抵达。

有些城市下飞机后你不会去查询多余的信息,但不包括潮汕。机场附近的外省帮司机去市里索价300,用软件打车,司机会提前和你通话,要求多加100,否则不拉。在别处人们都说“司机被算法规训”,但在此地,软件只是工具。

当然,我的抱怨也过于健忘。许多以“规矩”而著称的地方,火车站的打车问题也是到了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才解决,他们都曾与今日潮汕如出一辙,却像理所当然“规矩”了一百年似的。机场大巴纵然间隔久,不准时,排长队,可上车后你也会在司机的吼声中感到自己何其幸运。

旅行者的处境随着沿海高铁的建成有了好转。高铁和飞机带来了大批来吃牛肉海鲜的外省人和他们的规则,这样一来,就会有人拒付,或者向职能部门投诉:为什么本地人消费的价格及质量和我们不一样?虽然这绝非合算之选,但点评软件是外省的,大部分平台用户和美食资本也在外省。

于是,潮汕人很快就发现一些店里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个叫“价目表”的东西——多少钱不是老板算的吗?今天的海鲜和昨天怎么可能一个价?可是,游客就是会走进那些卖起了团购优惠券的店,而不是没有价目表的店。就像十多年前厦门的“小眼镜大排档”一样(初代点评网红店),遵守“商业规则”的人会得到奖赏和荣誉勋章——各种美食奖项和流量。新店的装修风格也正发生变化,复古工业风、港式旧照片,和长沙、重庆以及其他网红城市流行着的如出一辙,执迷不悟的本地老人愈觉得口味下滑,对游客来说的安全区则愈大,连不少本地年轻人也会去新店跟风。

换车去云霄的间隙,我们走进高铁站附近一家牛肉火锅,明显是在网上打广告的那种,有菜单。别处这种店多半口味平平,这里却多少顾及了点外地游客的看法。

点评软件显示,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近年来都有或有过一家这种潮汕牛肉,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天南海北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将用清汤涮至变色,品尝着想象中的“本味”,并感慨潮汕人的食不厌精,反复背诵匙仁(眼肉)、脖仁(雪花牛肉)、五花趾(牛腱心)一类闻所未闻的名字,并一一对应口感,以备朝圣时见过世面的得体吩咐,方能不闹笑话。

几年前,网上还有大量客居者对于潮粤菜的负面评论。比如爱吃什么和富裕程度只是出于偶然,甚至还评价说他们虽然经济发达,但吃的不行。类似一种动态平衡,在那时,所谓“富人的味道”还不存在。

然而,从淡而无味到淡才是至味,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如今食物调性上已完成了分工——都是中华美食,但一些菜系代表贵气和生活品质,一些菜系象征人间烟火气最抚人心,虽然在大城市里两类客单价几乎没区别。

向爹熟练地将牛肉各部位放进笊篱内,焯几下捞起,蘸食沙茶酱,点评道:“这盘嫩,那盘脆一些。”

我问90年代在汕头做生意的时候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向爹表情很淡定地说,没有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那几年本地老板招待他的饭局,如果是吃火锅,主要的料根本不是牛肉,而是各种新鲜海鲜。

许多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短暂。



4


云霄不在常规旅行路线里,和我们一起在云霄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多是去邻县东山岛的。我们掏出手机试图叫车,但是徒劳,站在路边张望,摩的和三轮车聚拢过来。

这里几乎没有出租车和网约车,摩托车和电瓶车是最多的,汽车提不起速,也开得慢悠悠,不急躁也不按喇叭。还有一种悬挂大别斗的自行车,别斗里可以坐3个人,也可以运货,前几年还看见有人力的,现在全装了发动机。

蹬车的大爷见我们不是本地人,问我们,现在还有“生意”可做?我们否认,说是来找朋友玩。他说起当年车水马龙人潮鼎沸的时光——当时他在做拉人拉货的事情,现在还在做。他半开玩笑地说悔不当初没有入行干假烟,现在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只能蹬车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向爹说,那时随便找辆三轮车打招呼,就会有人去他们住的宾馆里展示不同档次的烟叶、烟皮、烟纸一一嗅、品,对比数个供应商后,然后敲定种类,商量价格。打算卖到偏僻地区的货便宜得惊人,卖去发达城市的则会用好一些的烟叶,如同参加一场展销会,和去揭阳澄海采购塑料制品或机器的各地合法客商一样。

预定的宾馆前台接过身份证,敲键盘的手指停顿:“你们是武汉的?”

我迟疑点头:“不要怕,我们都做过核酸检测。”这是必须补充的一句。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向爹自信地说。我则认为应当保持谨慎,毕竟如果是5个月之前,我们的出现可能让所有人如临大敌。

店员继续埋头登记。

云霄装潢较新一些的酒店,大多依靠周边温泉度假客流,老县城的旅社宾馆还停留在90年代的旧豪装,带开关的老式床头柜只是摆设,电路已经重新走线,待在房间里有种时空穿梭之感。

拿水壶泡茶时,向爹习惯性嗅了嗅,说,常有人用宾馆的窗帘擦皮鞋,或者用开水壶煮袜子。

我注意到,向爹下飞机后换的衣服与在武汉时已经迥异,平时那个普通钓鱼老头,此刻身着花纹衬衫、墨镜,打扮得像个东南亚军阀,如此,连我也想喊他“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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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向爹去吃水面,没有价目表,还是标配:以猪头熬制汤底,把海蛎、猪腰、海虾等配料汆熟,上浇油葱,搭配一种叫肉管(也叫五香)的小食——将三层肉丁用五香粉腌制,卷在豆皮内炸好切块,蘸米醋食用。向爹说,水面做法也变了,以前汤底中只有猪肉丸和扁食。本地朋友告诉我,20前的“古早味”确是如此,如今的水面已是混入漳州市区“生烫”风格的产物了。

“多少钱?”我不自觉地带了福建腔调。

老板斩钉截铁:“20。”

我叹了口气——应该用闽南话问,“几钱?”

在朋友面前,我经常大飚不标准的闽南话,但在陌生的闽南人面前又怕露怯。对外地人来说,闽南语太难学了,发音稍微有差就没人能听懂。价格应该是12块的,那几样料,我吃了无数遍了,最多不会超过15。闽南潮汕许多店里没有价目表,时令海鲜不定的缘故,也可能是缺少外地人来。用普通话买单偶尔会比本地人贵,是那种让你觉得有些不对但又不至于到被宰的程度,通常高30%,有时候会到100%。

我是一个对价格敏感但并不计较的人,只是好奇,自己仅加了2样料,为什么会比此前本地朋友带我吃过的加3样料贵?朋友让我问问老板“五香多少钱”?6块吧,我回答。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打来几个字:“被多算了。”

如果是点外卖,许多商家都会备注:按实际收到的钱给份量。收到后,份量果然比堂食少得多,商家也绝不接受平台的扣点,似乎还没准备好迎接互联网时代。

即便如此,云霄的早晨也没有什么比吃一碗水面更好的了。只要条件允许,哪怕宿醉,我都会在中午12点前挣扎起床,去从不多收外地人钱的店——比如五板桥水面——吃一碗。大骨汤炝锅,泛着骨髓油花和烫料泛起的沉渣血末,是你在街边小店花十来块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当然,青菜烫得不够均匀,海蛎会涩,但好歹各是各的味儿,不会像大城市餐饮那样呜囔一团。

在云霄一天中任何时间都能吃到美味的食物。此地饮食种类、习俗本与邻县相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90年代起伴随烟草生意大为繁荣并保持至今。凌晨5点,蚵仔煎萝卜饺还没收摊,1小时后,五板桥水面就要开门了。

向爹如同搅拌热干面般,将面用筷子举起至半空再放下,反复3次,突然停止动作,目光在门口停顿片刻:“那个是不是阿贵啊?”说完,不以为意般继续吃。

我们扭头看,已不见人影,以为是他以前在云霄相熟的快餐店主之类。

向爹又说:“就是阿贵,还是一样的个相,穿个‘梦特娇’。”

我们再扭头,那人只剩离去的背影。

“阿贵是做假烟的大老板,我以前就住在阿贵家。”等吃完面,向爹才开口。

我们追出去,哪里还有人。

在不同猜测间,向爹反复横跳,一时相当哀怨:“(阿贵)都没有认我,也没有喊我坐一下……”接着往人情世故方面自我消解:“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认呢?” 

他又试图通过方才短暂的两面,猜测对方20年间的境遇:“那人还是穿着以前的‘梦特娇’,说明混得不蛮好。但面相没太大变化,混得也不蛮差。”

1997年,“梦特娇”数百元一件,刚哄到几千块的小混混和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都会穿。



5


因着同行前辈牵线,当年向爹初到云霄,就结识了当地的大老板阿贵。

当时假烟的交易流程是这样的:先付一半货款,老板负责把货运到广东。至于人,就留在云霄当地货老板的眼皮底下——不是拘留,也不是当人质,但多少也有点那么个意思,每天好吃好喝招呼着,也会带你出去玩,交朋识友——等货安全到达武汉,打完剩下一半的款,人就去留随意。

结果第一笔生意就出了问题,烟和下家要的品种对不上。向爹回武汉后,和老幺单独谈话,发现账目出入巨大,质问老幺是不是私吞了3万块钱。老幺坚决不认,反倒上来给他狠狠一脚,向爹也不吃亏,把老幺打成了熊猫眼。

老幺长得慈眉善目,但是掩盖不了几分奸狡。向秀峰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儿子每天别一把跳刀上学,不知道是用来防身还是擂肥(武汉方言,抢劫或敲诈勒索)。后来向爹才知道老幺的背景,投资也好、赌博也罢——反正就是一个意思——欠了高利贷,要债的成天上门,老婆走了,剩下个空屋,值不了几个钱,惶惶不可终日。

那些年,许多人突然在暮气沉沉的熟人社会里消失了,去了广东,数月或数年后再出现时,就令人艳羡起来,仿佛化蛹成蝶。就像我们这代人完成阶级飞升的地点可能是京沪,但在向爹那代人眼里,上海是“小家子气”、“男人买带鱼洗内裤”的代名词,而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不吃公家饭的人而言,基本只是用来“告状”。

在这场系统重开的时代游戏中,有三种人受益。第一种,是许多体制内、普适性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编剧、工程师,过去在单位里和领导闹僵,或是被安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之后,不仅没有任何前途,等运动来了,简直要死无葬身之地。恰好广深建设特区,面对全国招聘,开出高得多的稳定薪水,他们能很快安家落户变身中产。第二种是善于发现商机的小生意人,南方许多小的不能再小的县城,用旧视角看来属于“化外之地”,那时候已是世界工厂了,比如顺德的小家电,澄海的玩具,他们把这些商品运到汉正街,再卖给更内陆的客人,这类人到了今日,时运只取决于有没有及时买房。

第三种就是老幺那批上个时代大城市里的不幸者,他们或因严打坐牢,或是上山下乡丧失户口,用向母的话讲,“穷得左卵子敲到右卵子响”——身无长物,只能干个体户。其中部分人做事思路和常人区别很大,譬如偷来一只鸡,必然会马上吃掉而不会留到明天,否则只能人赃俱获。

向爹以为自己是第一种人,其实只能做第二种人,而他的合作伙伴更像是第三种人。

老幺退了伙。向爹拉熟人“久久”加入。久久是汉正街上的生意人,摸爬滚打多年,也不穷凶极恶,比老幺那是靠谱到不知哪里去了。往后的生意,向爹就取代了老幺的位置,和云霄的烟草制造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接触。

他这才了解到,原本是广东潮阳最先开始做假烟,但不专业,光看包装印刷就不对,一眼就假。恰时内地很多卷烟厂改革,换了新的机器设备,淘汰的机器设备就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了云霄。

福建人的学习能力世界闻名,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的支柱产业,都以制造比仿造对象更好的产品为目标。云霄香烟在老烟民中口碑佳,确能乱真。那时候,邻县诏安的印刷业也蓬勃发展,承接了香烟的包装部分,几乎家家户户的作坊里或者家里都有包烟的流水线。“学上不好就回来包烟”,当时的大人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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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第一次来云霄时,问身边能问的每一个人——旅店老板,三轮车夫,水面店老板娘——“现在还有假烟生意做吗?”他们的回答都像安排好一样:“没有,没有,现在哪有。”再问,他们就表现出迷惘,又尽力思考似的:“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吧?”

我曾在云霄经历过一段爱情,有三五年间曾反复往来此地,因此也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喜欢叫我“北仔”。仔,有点类似于北京话里的“儿”,形容不重要的事物。比如蚝仔、螺仔、蛏仔,都是不起眼的小海鲜。作为武汉人,我并不是很习惯这种感觉,“九头鸟”、“鸭脖子”这种外号倒还正常,“北仔”多少有点被藐视的意思,所谓的“几线城市鄙视链”在这里仿佛彻底失灵了。

朋友很是无辜:“你也可以叫我们‘南蛮子’啊。”

“那北京人呢?”

“也是‘北仔’。”

“上海人呢?”

“也是‘北仔’。”

“海南人是不是‘北仔’?”

“是‘北仔’。”

朋友们几乎所有人在小时候都参与过假烟的制作环节。家里就是作坊,放学后会被大人喊去包烟来换零花钱,或者帮忙给工人做饭,出省读大学,也有同学来问假烟价格。“云霄烟”在外面和“莆田鞋”齐名,有人主动要求帮忙带,问多了,还会带几条烟去大学里卖,但一毕业,“假烟经济”在他们身上就像自动消失了一样。如今,对云霄女孩来说,最好的工作是去厦门当老师,男孩则是考本地公务员。

我真诚地问过好几个朋友:“云霄有穷人吗?”

他们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当然有啊。”

虽然县城整体富庶,但在那个年代错过积累,或是把家底败光的人,出路也不多,他们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年轻人一样,进厂上流水线,去服务业当学徒,极端的,铤而走险去做六合彩(私彩)。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起过云霄著名的都市传说“疯德”,此人据说曾经富裕过,但因六合彩输光家当成了乞丐,天天到处敲门跟别人说昨晚梦见神明告诉他六合彩“特码”,以此骗钱骗酒喝。有人当真,觉得灵验,其实他给每个人报的是不同的生肖,总有一个会中,这伎俩很快就被戳穿了。有个朋友还记得,有次疯德不请自来,他父亲一见就说:“走,走,走……”但疯德靠着软磨硬泡,还是要走了20块钱。

出于好奇,我想见见疯德,但找了半天不见踪影。朋友们集思广益,回忆起最后一次看到他也是一两年前,也许去什么地方享福了。



6


作为“北仔”,我曾被云霄家庭的人情味和美食震惊过。那顿饭桌上有红鲟之类的海鲜,但唯独一道“糖醋鱼”令人印象深刻——它曾是某知名饭店招牌,颇具时代特征,食材是最便宜的罗非鱼和番茄、凤梨,过油,开胃,以对应“家常”——现在的饭店里,“糖醋鱼”更接近于松鼠鳜鱼或者糖醋里脊,老式做法已经难寻,做这道菜的人从不吝惜传授做法,但没有人烧得和他一样成功。

此番来,云霄的新朋友们在一家茶叶店招待了我,我和他们在北京搞亚文化的一位朋友相熟到彼此熟悉对方家饭菜的味道。这种茶叶店几乎没有人会进去,过去我一直好奇,怀疑店家实际做的是诈骗或别的什么违法生意。而现在,我自己就坐在茶楼二楼的雅座,小桥流水的装修,茶具相当精致,年轻的女服务员像是他们的熟人,买一两千块钱的茶叶存在这儿,就能使用场地聊天。

他们先是聊生意——说起来都像是在大生意的筹划阶段随手做的小生意,有些赚了,有些赔了,有些黄了,数字都不大,都和烟无关。其中一位开了家泰国炸串摊,说起来也是在老县城尝试新把戏。后来,话题转向一位欠了200万赌债的熟人。照我看来,这个金额可以自寻短见了,但他们议论的口气,只是像弄砸10万的祸事那样——毫无疑问是个麻烦,但远不到生死之虞。

再往后听,我才知道,赌债可以讨价还价,最后支付的金额一般在1/5到1/2之间,通常会和债主商量,要么还打折扣的钱,要么跑路,只要打定主意不在云霄生活,债主便毫无办法。县城人与人联结的毛孔如此紧密,亲戚、朋友,总有人从中不断带话说和,80万怎么样?那50万?谈定一个支付得起的数额,欠债人就回来还清,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想了解今日假烟现状,并试图通过贴吧寻找线索,但大家的焦点话题还是房价。一群人兴奋地谈论着地段好坏、某楼盘售价已破万,实在是让人感到“一切才刚开始”。

贴吧里,偶有在核电站或者光电产业打工的外地人来问风土人情。我趁着半夜发帖:“你们这儿还有做烟的吗?”帖子仅存活了半个钟头,被删前,有人私信手机号,要我联系他。电话里,他问我在哪里,我不敢回答,他说,各种品牌都有,可以约定地点现场看货。

我翻了一下,这个ID的发帖全是“泉州有哪位需要香烟货源?”一类。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去,“你去了也不知道这种小孩是做什么的”。他们劝我,这项产业如今已经非常边缘了,风险和收益的比值实在太不值当,所以,也没人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干这行。

我放弃了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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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的行程中,向爹一直在寻找324国道,并以此判断坐标,寻找过去的痕迹。但云霄主城区已逐渐甩开尘土飞扬的国道,往新楼盘遍地的将军山和江滨方向发展了。不似那时,国道才是县城的命脉。

向爹说,当年沿着国道往南开,诏安方向有个检查站,但云霄老板都会“搞定”到汕头的路。有次有老板帮向爹搞了辆“绿色后八轮”(军车),据说牌照证件都是真的,就是请的司机有点假,肚子大到制服扣子都扣不上,加油站的员工看了直笑,但一路畅通无阻——那年头不仅是烟,无数彩电、冰箱、摩托车,都飘在闽粤交界海里的走私船上。

找到324国道,向爹方才安心,走到漳江边,好像恢复了所有的记忆一般,告诉我们,彼时他住在江对岸的下坂村。

在阿贵组织的酒局饭局中,向爹又认识了另一个老板,刚出来做事,产业不大,各方面可以协商的就更多了。老板叫阿勇,也是向爹后来在云霄结交最深的朋友。他是下坂的农民,之前住在土房子里,一天三顿地瓜粥吃到心里慌。等到和向爹做生意时,他已稍有实力,请了当地阿姨给向爹做一日三餐外加照顾起居,一个月开1000块钱,到点就喊他下来吃饭。

说是照顾,不如说监视。下坂村许多人家里都住着这样的“贵客”。当然,毕竟不等同关押,出门散心二三十分钟也没人说不行,再久了,或者单独去县城,就要避免瓜田李下了。经常有外地的贩烟“班子”不想在云霄做生意了,同样也不打算支付尾款,就会在夜半三更雇车在国道上等着,通过电话联系,里应外合,人去屋空。不过“跑路”不在向爹的思考范围里,才可以放心地拿别人的事当笑话说。

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阿勇提着一袋卤肉和大肠来请他喝酒,有烟花划过夜空,两个人都相当激动。那时候,阿勇对向家来说不仅是生意伙伴,向秀峰记得小时候,家里一直挂着阿勇来武汉时大家一起在东湖黄鹤楼的合影。那一次,阿勇还给了向秀峰1000块压岁钱,怎么说呢?“就像现在的1万块一样不可思议”。

我们在江岸边来回踱步,开始谈论起河里的鱼。有死鱼漂浮在水面,似乎是淡水罗非,又像海里的黑鲷,向爹在大桥边停下脚步,我提议过河去下坂村里看看,他语速很快,是不同于我们旅途晃悠节奏的那种快:“不去了,我卖了阿勇2万块钱的货,钱没有给他。”

他说,有一批发潮的积压货,“班子”一直拖着没付款给阿勇,后来生意散伙时分给了向爹,他低价卖了2万块。时隔多年,他一直心里有愧,不知道怎么面对阿勇。我和向秀峰都很震惊——向爹一辈子吃亏被人骗,外号“输记”,难以想象他会做赖别人钱的事。

“如果我要是现在混得还可以,我就给了。阿勇是有我电话的,也从来没问过这件事。”向爹说。

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在钱还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获得的时候,就一定会给,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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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爹说,阿贵手下有一个急于上位的马仔,叫阿平,当着老大眼皮底下做私活,私下给向爹留了电话,说了些自己手上货更好、价更低之类的话。

这个反骨仔在一次交易中吞了向爹2万块的预付款,但没有货,人也消失了,再次听到消息,已是他的死讯。阿勇告诉向爹:“你不要找了,这个人找不到了。”再细问,说阿平在一次夜里酒后回家路上,被人蓄谋用摩托车撞死了。可知他肯定不止搞了向爹一个人的钱。

我想象着他在哪家店出的事,最后一餐饭吃的什么,云霄后半夜还开门的店和中午几乎一样多,咸粥、煎饺、麻辣烫(本地口味,香而不辣)。但要把条件限定成至少开了20年的,就得再排除掉一大半。

餐饮行业劳苦,业主往往在经济上翻了身,或到下一代就转行不再继续了。几个本地朋友掰着指头帮我算,云霄20年以上的老店不少——南市场附近水面店,人民公园的凉水,数得上来的就有近10家——但都不做夜宵。

“去‘独家记忆’问问看吧。”有人建议。

“独家记忆”是一家开了小30年的通宵快餐,在朋友小时候,只是路边摊,搬了好几次地方,最近不让摆了,刚升级成店面。云霄的快餐店,餐车里总装着三四十个菜任人挑选,便宜的荤腥有猪肺、猪血、巴浪鱼,也有小管、午鱼之类贵些的海产,地瓜粥免费。本地人10块钱能吃一顿,不懂价格的外地人也很容易一点就被五六十块的价格惊到。

我要了一份糟肉饭打底,三肥七瘦的五花切条,用红糟炒过放姜丝煮了浇在饭上,是比卤肉饭更清爽的口感,头家(老板)夫妻和向爹岁数相仿,阿姨端起餐盘:“吃什么?”

“要一份蒜炒蚝仔。”

“还有呢?”

“麻烦问您一下,20多年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吃完宵夜被摩托车撞死的事情。”

“这种事以前很多的。”

“他是被人故意撞死的,报复,您有印象吗?”

“不记得了。”阿姨漫不经心又不留余地,“还要什么?”

我已插不进自己的话。除了糟肉饭,我又要了3个菜,买单13块5,吃得蛮饱。



7


云霄本是漳州府治,唐高宗时,“蛮獠啸乱”,河南将领陈政和其子陈元光奉命南下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把闽潮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管理版图。他指着今日我们面前的江水,对手下将士说:“此水若上党清漳(这水就像河南家乡的漳水一样清澈)!”于是在新开拓的帝国边界,就多了一条新的漳江,类似美国的New York。

今日云霄居民亦以这批入闽官兵后代自居,老厝的镇宅石刻着“颍川世泽”一类的字样,宣示着家族源头——虽然现在的河南人在云霄想必也属“北仔”。

不久后,《漳州图经序》记载:“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此地瘟疫盛行,类似今天的老人会成员、乡贤,上书乞求皇帝把城市迁往它处。开元四年,皇帝满足了这个要求,敕令将府治迁往100公里外的今漳州市区。现在猜想,可能是人口聚集导致的水源污染,历史就是一层覆盖着一层。

对于陈政其人、乃至籍贯,在学术上尚存争议,但本地人非常乐意沿用这一说法,供奉他的庙宇至今仍香火旺盛。明清时,随着人口增加,资源不够用了,在与另一批闽南及客家移民为争夺耕地、水源发生械斗时,漳州人会抬出陈氏父子的塑像做守护神。至今,云霄南部还留有历史遗迹——客家人的“城堡”围龙屋。

闽潮的寺庙不同于宗教,更类似民间信仰。我带向爹参观了供奉另一位先贤的太师公庙,建于清代,不收门票,今日仍在发挥作用。太师公真名林偕春,官至两浙学政,现在也成为一方神明,云霄人说去庙里拜,会讲“去太师公”,仿佛就是去见某个亲戚。

求签者络绎不绝,多是妇女,她们有条不紊地摆放供品、上香后,向神明讲诉心事,通过“掷茭”来询问意见,男丁们则傻傻站在一旁。我们面前的男孩面临中考,家人来祈祷他考上云霄一中,男孩不愿意拜,被大人半推着,还是就范了。

闽南的神明无处不在,各具功效。家里灶台边就有管火烛的灶神,“太师公”管金榜题名,庙宇两侧宣传栏贴着历年考上985的学生照片,“大伯公”就是普通的街庙,随便拜一拜,代表出入平安。从供品能看出,神明的胃口也不相同,太师公爱吃整鸡、整鹅、肉脯,关帝喜欢喝青岛啤酒,大伯公则像小朋友,面前总摆着达利园饼干和便宜糖果。我想,如果疯德还在,应该就会每天坐在“太师公”门口晒太阳。

“茭”是用木头削成的木鱼型块,一面平,一面椭圆,掷在地上一正一反便是神明认可;若是不认,就再掷一次;再不行,就向庙祝求签,直至有一个理想的结局。向爹记得,以前在阿贵和阿勇家里,老人也常如此拜个不停,他也问过阿勇,为什么会跟自己做生意。阿勇说,都是去神明面前问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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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宗族械斗被国民革命军制止,从交的10万元罚款中,抽出8万元修建了和平街,这是云霄进入近代化的方式。

如今,古迹、民国骑楼老街、自建房、商品楼盘,不同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在县城里层次分明。走在云霄的巷子里,仿佛置身本世纪初,石头厝传来老人家听的佛经和歌仔戏,相邻刚起的五层大厝里,冗长的台湾苦情戏《意难忘》正放到最精彩的时候,王识贤和孙淑媚的声音从电视里响起,“我是孤单的船只,亲爱的你甘知影”(歌曲《云中月圆》,《意难忘》片尾曲)。

这种东西总会令少年仔厌烦——3季,快1000集,还有比这更长的电视剧吗?他们自知无法拿回遥控器,只好上二楼放五月天苏打绿,面对着质检考卷,琢磨着新改的网名,“小尾鲈鳗”或者“懒觉啦”(都是闽南语谐音梗)。

眼下,这是三代人的历史切片,这个海角边陲的世界从未“正式”享受过什么东西,但也凭借着私自接的电视锅、走私的衣服鞋子摩托车,比内陆许多人更早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烧罗非鱼的人已经去世,但有些事情的确可以“余音绕梁”很多年,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被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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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霄之行接近尾声,我突发奇想,去寻找一家本地人推荐的“大肠饭”,开在村里,需经过旅游区边缘的海鲜排档,往几乎无人去的地方——能想象这些餐馆大概一年只开一两个月接待团餐。再往前走就是农田和水牛,快要怀疑自己走错路的时候,我才看到土地公街庙,进村了。

这家店没有招牌,在简陋的老厝里,比一般村屋破,看起来却也坚固,不至过几年就成危房。向爹说,连红色地砖都和当年所见一样。

不需点菜,老板按人头上卤肉,大肠,豆干拼盘,初入口平平无奇,伴随若有若无的干香菇、海蛎、鱿鱼的气息,偏淡,蘸甜辣酱又会有沙县小吃感,是那种绝不会走红的口味。

本打算吃个快餐,向爹却主动要了啤酒,店里没卖,他出门去小卖部拿了一提雪津,便宜,当地年轻人喜欢百威,很少喝这个。他连吃三碗饭,出门和老板攀谈,老板普通话还不如帮工的阿姨,结结巴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们喜欢,欢迎过来玩。”

离开后,向爹才说,这家店就是以前在阿勇家吃住的那个味儿。

“好了,去汕头吧,来看过一次就可以了,圆梦了,以后可能来的机会蛮少了。”



8


云霄北面的厦门、福州都是省域行政中心,离“长官”们更近,存在风险,所以当年烟贩一般都走“南线”,过汕头。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作“省尾国脚”的闽粤交界,也被认为是“两不管”地带,容易通关,烟草生产者会保证“货”安全抵达汕头,买家在这里再进一些“盖货”作为伪装,自行运抵目的地。

彼时玩具紧俏,向爹一伙挑选的据点,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地,汕头澄海区。那些“盖货”等抵达武汉后再去汉正街卖掉,还能有些利润。

这次,我尝试拼车软件,想试试顺风车。私信都是职业司机发来的,索价200或300,临到截止时,终于有人接单。司机打来电话,显然不单纯为了确认时间地点:“再多加一点钱啦,3个人才收你们100多。”

“多加20块吧。”我说。对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我们在车上用武汉话交谈。武汉话是那种当你即将听出来是湖北话又觉得像四川话的语言,司机狐疑半天,问:“你们哪里人?” 

“你猜?”把问题抛给司机是最安全的答案。

“不是贵州就是四川吧,你们是过来打工的?”

“你们这儿打工的都是贵州和四川?”

“还有湖南和云南吧。”

“我们是湖北人,家里长辈——”我看了看向爹,“以前在这边做过生意,回来看看。”

司机投来奇怪的眼神:“就你们还能做生意?世界上只有我们潮汕人会做生意啊。”

我明白这含义,马上补充:“是做烟的生意。”

他立即懂了的样子:“从云霄运过来的吧?”

“对,过来看看战斗过的战壕。”向爹口吻挺像衣锦还乡,“汕头没搞起来啊,几个特区就你们没搞起来,那时候潮汕很多老板都不识字,借助我们内地的技术才能做生意。”

“潮汕人很排外的啊!”我提醒、或是警告向爹,我猜排外不是一个会让司机听了生气的贬义词,甚至是某种对本事或能力的肯定。

“不不不,澄海是个小地方,我们是大城市来的,他们看得中的。”向爹说,口气俨然自己是去援非援藏。

司机不做声了,到达目的地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20块,扫微信。”

行程结束,软件弹出对话框:“司机有向您收取额外费用吗?有/没有。”

我选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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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3人对澄海印象各有不同,向秀峰小时候的玩具大部分是向爹从那儿带来的,向爹认为“盖货”中属此地的塑料制品在汉正街最为好销。在我的认知中,这里是狮头鹅之乡,只顾着雀跃地在点评软件上搜索“卤水火锅”——卤鹅遍布整个潮汕,但用卤汁涮食新鲜鹅肝肠却是澄海特色。

我选的有团购的餐厅,显然不会是当地人最认可的。但鹅肝和海鲜这种东西,价钱让人心里没底,80块自然好,800块也说得过去,和极致口味相比,我更在乎合理的价格,价目表和团购才使我安心。

潮菜从不会让人失望。鹅肠烫过迅速卷曲,新鲜油脂绽放开来,鹅肝软嫩,滑入口中,在舌头上打着转消失。我们正享受美食,向爹又去外面和老板聊天,我担心他惹出祸端,跟去听了听,发现聊的是凤凰单丛(),且绝不吝啬溢美之词,这才放下心来。结账时,老板包了一小袋茶给他带走。

一路上,向爹惦记的东西都在食物外,他反复要求我带他去河边上走一走,澄海有两条江,韩江和练江,我不确定是哪一条。

“是去汕头的河,对岸是外砂机场。”

那就是韩江。

“去看看小妹的餐厅还在不在。”他又说。

他说的是一家当年开在江边的大排档,小妹是潮汕姿娘,但专做外地客商生意,知道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风味,会做面食,也擅长使用辣椒。向爹说,讲武汉话的人吃完饭不给钱就走,都没人去追。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这里是一个确定性的终点——大货车都会从这里带着“盖货”出发。

90年代的国道小镇都是同样的“住宿”“加水”牌子,司机知道该在哪家停车吃饭,在哪家停车做自己爱做的事,也对酒驾概念淡薄——喝酒很常见,驾驶室里常备着小瓶“黄鹤楼”,困了就往嘴里灌二两。等家里电话响起,就是出事了,被“打”(查获)了,得送钱过去,“五千一万的”。

如今,小妹餐厅已变成了红头船公园,常见的新区江景,据说历史上潮汕人过番下南洋便是从此地起航。我们绕着向爹描述的故地转了一圈。

“大概在这里——”向爹指了指人行道上的某棵大榕树,非常粗,起码四五十年了,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此地曾是餐厅,我会以为它本就长在那里,“当时这附近路上全都是婊子行。”

我和向秀峰都对这个比喻很震惊,可向爹就像说钟表行、水果行那样,用了这个词。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他嘴上说着,还是近乎贪婪地看着澄海的街景,空无一人的街道和红头船公园里茂盛的榕树,看起来和当年一样光洁如新。

向秀峰想起了每次接到异性推销员的电话时,他爹总是会和对方聊很久琐事,无关情色,但会扯得很远,很深。他又想起了父母为什么能接受自己不稳定的感情和生活,也许不少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搞明白,也有很多遗憾,但时间已经过去了。



9


汕头市区本应是美食之旅的高潮,但向爹对肠粉、蚝烙、粿条等各种名吃都打不起兴趣,像被贬谪潮汕时的韩愈,看到当地人生食章鱼、生蚝、魟鱼,“莫不可惊叹”。

今日生腌食俗在网络已成时尚,有个洋气的名字:海鲜冰淇淋。夜粥摊玲琅满目,如自然博物馆,光是生腌就有血蚶、大蚝肉、三眼蟹、海虾,向爹却几乎一筷未动,对其他豆酱煮鱼、青口一类海鲜,也像热带动物看到雪球般浅尝辄止。潮汕卤水大量使用南姜、鱼露,远比闽南鲜甜浓烈,他只是就着猪脚和咸鸭蛋喝了一碗粥。

“给我订票吧。”他打算回武汉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向爹突然不见人影,我们寻觅好久,方在一排卖货的商棚找到了他,他说要买点东西带给亲戚朋友,挑的是些用红纸包着的糕点。我提醒他,这东西不好吃。向爹不为所动,我只好告诉他真相——那些糕点在潮汕是用来拜神的,没有人会吃它。

他执意表示:“留个纪念品,好不好吃无所谓。”


------

在90年代做生意,无论事后被定义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真正的冒险。

向爹说自己一直非常紧张。他为人稳重,并因为这些特质获得信任。但每一次从装满假烟、用荔枝或者塑料玩具盖住发车起,一直到抵达武汉之前,他都生怕接到任何电话,“焦虑得快死掉”。

向爹说,一次子夜,他疲惫极了,归心似箭,后座的搭档睡着了,山风在拍打车窗玻璃。他远远看见国道上横了一截枯木,周围的树丛草堆里似有人影幢幢,顿时警醒,只觉大事不妙。但满载的货车无法掉头,他只能笔直往前。

货车在枯木上磕绊数下,路边埋伏的一人忽然攀援上驾驶室外的踏板,一手抓着后视镜的架子,一手疯狂捶窗。向爹扭头一看,差点吓尿裤子——那人头上套着着类似丝袜的东西,满脸涂得五颜六色,像地狱来的恶鬼,嘴上叼一把尖刀。他不敢停车,也没法靠打方向盘来甩脱他——货车重量太大,这样做只怕要翻。最后只能拼命加速,又往前开出几里路。最后,趁转弯减速的档口,恶鬼跳车离去。

那一趟如果停车,好一点是货留人走,不好就是杀人越货。

1998年的《漳州年鉴》记载,那年,云霄曾出动1.2万人次,查获218台机器,总价值4000万元的卷烟。那正是向爹生意还在继续的时候,但和作为“人质”的他关系不大。到2001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制贩私烟被判刑,当地报刊评论:“大大打击了‘不怕抓机罚款,就怕抓人’的心态。”

云霄北面发生的远华大案是一个节点。国家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税收,被冒险家和地方利益集团抢走太多了,从那时起,直接缴纳罚款换取货物放行不再可行,常常还要扣人,不少互不对付的同行,在对手发车前会暗记下车牌提供给相关部门,于是被各地扣押下来的假烟,又低价回到了举报人那边。

不知道是衰运缠身还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向爹一伙一直是牺牲品。

某天,武汉家中正吃晚饭,电话那头向爹语气急促:“快带钱来带钱来,人被扣了!”当时,最快的方式是坐飞机,不然夜长梦多。可那时飞机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远,向母不知如何买票,连忙找身边唯一可能扯得上关系的、在旅行社上班的邻居帮忙。

见到向爹时,他和同伙背对背拷在一起,被查的是一笔20万的“大货”,加上罚款,几乎把他这些年挣到的所有钱都吐了出去。后来又有过几次,他还被用枪指着头。向母此生所有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为了去赎丈夫,这让她至今耿耿于怀。

再后来,向爹改做其他生意,还是失败。新世纪来了,换了另一批冒险家,他曾经的经验无效了,于是不再提往事,干起帮人“挑土”(给车主开出租车)的工作。那段时间向家常常揭不开锅,连买菜买米的钱都没有,家里的电器包括手电筒都卖了个干净,最惨的时候,向母翻箱倒柜找到5毛钱,买了竹叶菜,把菜梗和叶子分炒两盘,母子二人吃了一天。

开出租车让向爹还清了以前生意失败的欠债,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他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职业从还算体面到不体面的过程,到了2016年,一个出租车司机挣到的钱远不及1996年,本地人干这个的越来越少,外地人越来越多。2006年,为了彻底取缔“麻木”——电三轮,另一种时代变迁产物,曾用于安置下岗职工——武汉出租车的起步价从8元下调到3元,向爹挂在嘴边的话是:“捡垃圾讨饭的人也开始打车了。”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后门帮了他。开头提到的、向爹的那个旧单位,一个民政局下属的工厂,在这些年间,躲过了私人承包,躲过了改制破产,竟然留了下来。向爹一生中经常被朋友骗,但这次却没有。体制没有抛弃它的工厂,当年的车间主任朋友也没有抛弃他的朋友。那个如今已成为民政局领导的朋友,居然遵守了承诺,安排向爹去看停车场了——这是一个闲职,收入不高,但比开出租车舒服多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拥有了国家职工的主人翁感觉。

2年后,向爹正式退休,拿到了比作为交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的妻子颇高一些的养老金,他对这一切不能更满意了。

在开出租车的那些年月里,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曾和一个武大教授辩论过:是1976年之前的中国更好,还是之后的中国更好。那人参加学术会议,在家门口搭上了他的车,要去机场。“要是你能辩得赢我,车费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向爹说,最终,在聊天的后半程,教授一言不发,付了车费下了车。


------

时间推移,当年做假烟的同伴们命运则各不相同:苕货后来做了酒楼生意,经营得当又有特殊关系,很有起色;久久再也联系不上了,听说陷入了更大的债务风波,又沾上毒赌,被逼跳楼自杀;老韩骗了某个股东几万块钱,一直找不到人。

向秀峰还记得,若干年后的一个夏天,他在竹床上午睡,迷糊间看到有人推门,他睡眼朦胧,说父母不在家,那人就走了。晚上向爹问他见到的到底是谁,他说好像是久久,大人们吓坏了,连忙去买了一大堆香火纸钱在屋后烧掉。又是几年过去,向爹听人说,久久还活着,跳楼是诈死。苕货还偶尔来往,只是再也不谈当年这段往事。

我没问那是哪年,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从那一刻起,90年代就正式结束了。新时代里,人们乐于忘记自己曾开着大货车在国道上直上云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崔袁


苏 怡 杰

90后写作者,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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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6 01:34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消失的雪夜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森林木 人间theLivings 2022-08-29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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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冷静下来想了想,其实胡春雷说的也是现实。”杨改叹了口气,“岁数大了,早晚都得被淘汰。我这辈子总是被淘汰来淘汰去的,实在是烦了、累了,不想再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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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1


人和人的相遇有时真的很突然,当你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一个人的时候,他却总会以一种冷不丁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而这不期而至的重逢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我和杨改时隔十余年后的再次相见,便是如此。

我在北京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做人事工作,2019年11月底,我和两个同事到东区支行做竞聘干部的调研和民意测评工作,所考察的对象是东区支行机构业务部的经理胡春雷。这个人挺奇怪,30多岁的年纪,名牌大学硕士生,业绩突出、政治面貌健康,真可谓年轻有为,却在分行处级干部的竞聘中“基层打分”特别低,几乎接近为0。而且,分行还接到匿名举报,说他负责的部室,14个员工中有6个人被诊断出抑郁症,由于以前行里出过抑郁症员工自杀事件,影响非常不好,这就引起了分行的高度重视。

当支行主管人事的邓副行长带我们去机构业务部时,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粗着嗓门大声咆哮:“老杨,老子非把你挫骨扬灰了不可,你信不信?!”

邓副行长闻声,苦笑了下:“这就是小胡,年轻人,脾气急了些。”

机构业务部大敞着门,一个健硕的年轻人正脸红脖子粗地站在屋子当中,四周围坐着几个蔫头巴脑的科员。见我们进来,胡春雷先是一愣,之后立马堆起假花般的笑容,快步走上前,握着邓副行长的手欢快地说:“欢迎领导来视察工作哈。”

邓副行长向他介绍了我们,胡春雷略显尴尬,指了指屋里的人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开例会。”

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胡春雷身后一张略显苍老的脸上——我在心里不禁惊呼出来:杨改?

杨改是我小学同学,比我大两岁,他母亲曾是我母亲所在部队医院的洗衣工,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2007年他的婚礼上,距如今已有十多年了。他什么时候进的银行,我竟然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

眼前的杨改,年近半百,工服皱皱巴巴,戴了副蓝色的套袖,身形消瘦,面庞虽然仍可用俊朗来形容,但却布满了沧桑疲惫的暗沉。他应该也认出了我,连忙把头扭向窗外,在这种场合,我也不好跟他打招呼。我向邓副行长要来6名抑郁症员工的名单和诊断书,杨改的名字赫然在列,诊断书上写着“轻度抑郁”。

我悄悄地记下了杨改的手机号码,晚上一到家就给他打去电话:“老改,你什么时候进的银行呀?”

“你是谁啊?”老改无精打采地问。

“我是木木呀,上午咱们还见过。”

“我不认识你。”他的声音生硬又冰冷。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我有点急,“你忘了?咱俩是小学同学,咱俩的妈妈都在医院,你结婚的时候我还去过……”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电话戛然挂断。

我拿着手机呆坐在沙发上,心里既生气又困惑。老公偏偏不识时务地走过来,惊喜地指着窗外:“喂,快来看,外面飘雪花了。”

那一夜,北京迎来了冬季第一场雪。



2


杨改的母亲叫杨思念,我小时认识她时,她就在医院里做洗衣工,人长得美,经常用一块淡蓝花的手帕慵懒地挽着头发,即使是套着粗蓝的工作服,也有别样的风情。

这样一个美人,却不知为何大家都管她叫“蝈蝈”。我曾和小伙伴们探讨过这个绰号,蝈蝈无非是腰粗肚子大,可这个女人的腰腹非但不粗壮,简直是盈盈可握。

直到有一天,黄毛儿杜军跟我们说:“因为她怀老改的时候肚子特别大,所以才叫蝈蝈。”说完,杜军还故意挺着肚子来回走了两圈,逗得一帮小屁孩儿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杜军又神神秘秘地说了句:“知道吗?老改没有爸。”

“那老改是怎么来的?”

“搞破鞋搞来的呗,我妈说的。”杜军似乎对获得这样一条独家信息很自豪,手不停地捋着自己枯燥泛黄的头发,也许在他看来,“黄毛儿”这个外号比“蝈蝈”要高级得多。

回家我问我妈“搞破鞋”是什么意思,不想被我妈用筷子敲了头:“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脏话?”

“杜军妈说老改是搞破鞋搞来的。”

我妈一脸愤然:“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才多大点儿就爱嚼舌头根子。以后不许再瞎传了啊,再让我听见,看我不敲碎你的脑壳。还有,人家叫杨改,别一天天‘老改老改’的,不学好。”

虽然我当时仍是不明白“破鞋”的含义,但看我妈的反应,知道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大概“蝈蝈”的意思也差不多。此后,我再见到杨思念,总会禁不住脸红,而再见到杨改,眼神会不自觉地带出同情和怜悯的意味来。


------

杨改跟他妈妈一样漂亮。之所以用漂亮这个词,是因为他长得像个女孩子,唇红齿白,眼睛像一汪深潭,只是眸子里闪现着与小孩子不相符的郁郁寡欢。大院里的孩子都习惯性地管他叫“老改”,这个外号同样不咋地,让人想到“劳改犯”。杨改也不大合群,从来不跟我们这帮孩子一起上下学或满院子疯跑着玩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孤僻”这个词,我就说他文静。杜军不认可:“啥文静啊,他不配,他妈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医生护士,不过是个洗衣工。”

小时候为了我上学方便,我和母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就暂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楼后面有一溜平房,是给司机、锅炉工和保洁人员住的,平房西侧尽头是动物实验室,里面养着兔子和老鼠,尿骚味很重,旁边有个加盖的小房,连窗户都没有,杨改和母亲杨思念就住在那里。

夏天的傍晚,天黑得比较迟,我会趴在窗户上看着杨改坐在屋外的小饭桌上写作业,他妈妈在一边用小煤气炉子下着面条,再打个鸡蛋放进去。这样简陋的画面,当时却给我带来一种宁静的美感。

杨改还有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夜跑。那时大院里到晚上10点熄灯号一吹,路灯就会灭去一大半,只有路口处亮上一两盏灯,杨改清瘦的身影在黑暗里忽隐忽现,像一道孱弱又孤寂的风。

杨改小学时功课还不错,又擅长文艺,唱歌跳舞朗诵样样精通,这样漂亮又优秀的孩子,老师们自然都喜欢,就选他做了校鼓号队的指挥。每到“六一”和“十一”,我们都会看见杨改穿着雪白的制服走在队列最前面,手里挥舞着长长的指挥旗,别提多威风了。很多女生都会在放学后去操场围观鼓号队的训练,这给杜军气坏了,经常故意出怪声去捣乱。



3


1984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六一”前,区里组织小学生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编排了个唱跳节目,《阿凡提的故事》。我小时候胖墩墩的,老师就让我演巴依老爷的老婆,杨改则扮演阿凡提,一脸坏相的杜军自然是演可恶的巴依老爷了。我可不愿意跟杜军搭档,杜军似乎对自己“大腹便便”的形象也很不满意,他妈妈还为此跑到学校要求老师给儿子换个角色。就在老师为难时,杨改说他可以演巴依老爷,这可把我乐坏了。最终,杜军被裁了下去,阿凡提由一个女生易装来演。

杨改比较瘦,老师就给他做了个腰围,里面放了个塞满黄豆的小枕头,好撑出一个“肚子”。一次排练,台下坐满了老师同学,当杨改的巴依老爷一出场,就听见杜军在台下哄喊了句:“蝈蝈——”杨改一下子忘了词儿,愣在了台上,片刻后,他把小枕头从腰间卸了下来,猛地拽向杜军,我也冲下舞台,去踢杜军的屁股。

那次打架,杜军的鼻子被黄豆枕头砸出了血,头顶的黄毛也被我揪下来一撮。最后我们仨被各自的家长领了回去。杜军妈不敢跟我妈吵,就揪住杨思念破口大骂,好多词儿我当时不明白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骚货”、“死性不改”什么的。最后还是院长大人出面调解:“小孩儿打架,大人跟着瞎吵吵啥?都是军人,注意军容军纪。”杜军妈就不吱声了。我妈说,是因为司机班的小柳回老家了,他住的那间平房腾了出来,杜军妈想让他的光棍儿傻弟弟(在医院里干垃圾清运工)住进去,要不,以她那浑不吝的脾气,能善罢甘休?

大人的事我不懂,但自从打架事件过后,杨改似乎对我比以往亲近了些。汇演的头一天,学校排练到很晚,老师把我们送到大院门口就回去了,杨改说不如去他家再练练,我欣然同意。走到他家门口,杨改正要掏出钥匙开门,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轻微的“嗯嗯啊啊”的声音,好像是个男的,我吓了一大跳,差点叫出声来,杨改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路灯下面。

“你家有人啊?”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问。

“哦,大概是我妈在洗澡吧。”杨改敷衍地答道,“这事别跟其他人乱说。”

“你真逗,洗澡有啥不能说的。”我傻乎乎地笑起来。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杨改猛地抬起头,眼里冒着绿光,宛如一头恶狼,“否则我……”

我从没见过如此狰狞的杨改,想哭又不敢哭,好在这时我妈出门来接我:“你们干嘛呐,这么晚还不回家?”

“阿姨,我们在背台词呢。”说完杨改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转身又开始了他的夜跑,路灯在他身后一盏接着一盏地灭了下去。

那一晚,我做了一宿的噩梦。第二天演出,虽然我在台上忘了词儿,但我们学校仍获得了一等奖,杨改还被评为最佳小演员。但我俩又回到了最初疏离的状态,我也不再趴窗户整天盯着他了——当然,他妈妈洗澡的事我跟谁也没说。我只觉得,年幼的杨改,让同样年幼的我感到一丝丝恐惧。

不久后,杨思念母子搬去了司机小柳空出来的那间平房。房子虽然也很简陋,但比之前住的小黑屋强多了,起码有厨房、有水池、有窗户,杨改再也不用露天写作业了。不过医院里也又多了很多传闻,我听杜军妈跟我妈讲:“狐狸精就是有手段哈,眼睛一勾就能勾出一间房来,也不知谁是她的后台。”

我妈说:“嗐,小杨也不容易,还带着个孩子。”

“那是她活该,当初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还好意思要房子?切,不掀她老底儿就不错了!”


------

从我妈嘴里知道了杨思念的那些过往时,我都参加工作了。

那天电视里正播放老电影《芙蓉镇》,我妈指着屏幕上的刘晓庆说:“唉,我一看到胡玉音扫大街这段,就想起了杨思念。”

原来杨思念是文艺兵出身,曾是文工团里的台柱子,1969年去山区慰问演出时,不幸被落石砸伤了腰,治好后却再也不能跳舞了,就被分到部队医院做宣传干事。部队医院也都有自己的演出队,我妈和杜军妈都是其中的一员,杜军妈还是队长。她以前在队里或许是一枝独秀,但自打杨思念来了之后,立刻就被比成了渣渣。

那时追求杨思念的男人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其中不乏高干和高干子弟,但杨思念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小战士,还怀了孕。在70年代初,未婚先孕是个天大的事,特别是在部队,那可不得了。最先发现端倪的是杜军妈,那时她还兼任革委会的干事,就在全院大会上对杨思念展开了大规模的揭发和批斗。杨思念从此脱了军装,从干部转为了普通职工,那个小战士因为禁不住吓,一下子疯了,被送去了精神病院。这还不算完,杨思念每天要在专人看押下打扫院子,有时杜军妈气不顺,还要跑过去给杨思念的脖子上挂双破鞋。

1973年春节头几天,天降大雪,傍晚下班后,杨思念又被派去清扫院中积雪。那时她已经快生了,挺着大肚子,腰也弯不下去,眼睛都看不见脚下的路面,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坐在地上,我妈发现她时,她躺在雪堆上疼得直叫唤,羊水流了一地。我妈连忙叫上几个战士,用拉煤灰的大板车把她送去了抢救室,杨改就这么出生了。

孩子生于大雪之夜,杨思念本来想给他起名叫“雪夜”,但革委会不同意,说他这么个“黑”孩子怎么配得上纯洁白雪?叫“改”吧,改正的改。

“要说杨思念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娘家人都在黑龙江老家,父母就是当地林场的工人,也没个人帮她,过去我还给过她粮票、军被军毯呢。”我妈说起往事,一个劲儿地摇头,“唉,那个年代人心真是太可怕了,未婚先孕是不对,但也没必要把人整成那样儿,杨思念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充其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我想,其实人心和年代有什么关系,杜军妈嫉妒杨思念,杜军嫉妒杨改,就这么简单。人性的阴暗只会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被放大,但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4


1987年,我小学毕业后跟杨改去了不同的中学,很少能碰上面了。

直到上初二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宿舍楼,突然听见后面的平房区一片嘈杂。我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看见杨改家门口停了辆小轿车,还聚集了好些人,甚至连医院的领导们都来了,有的人还抱着崭新的被褥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忙着往车里搬。

杨思念穿了件淡粉色连衣裙,头发依旧用手帕挽着,只是也换成了淡粉色。她那时已有40出头的年纪了吧,但岁月在她的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反而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优雅。她淡淡地笑着,并没有被身边热闹又庸俗的气氛所感染。杨改也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肢体有些僵硬和局促,一下便钻进车里躲了起来,杨思念也跟着坐了进去。身后,杜军妈略带谄媚地喊着:“小杨,你可要常回来看看,毕竟这里是你的娘家呢——”

我不知道杨思念有没有回答她,小轿车按了几下喇叭,便绝尘而去了。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跟我妈讲起这特大新闻,问:“杨改跟他妈这是搬去哪里了啊?”

“不远,就是斜对面的‘6号院’。你杨阿姨带着杨改又嫁人了。”

“6号院”在我们那片很有名,住的都是高干,杨思念嫁的,是个比她大了10多岁的“大官儿”,听说那人很早以前曾是杨思念的崇拜者,杨思念的每场演出,他几乎都跑过去看。前一年,他常年生病卧床的老婆突然病逝了,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杨思念,也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时候好上的,竟突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闪婚”了。那时医院的家属区流传着,“杨思念现在住着二层小楼,进门有三四个保姆伺候,出门儿都是车接车送,俨然一副官太太的模样”。

反正我是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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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放学后,我在医院门口遇见了杜军和另外两个小学同学——他们是来看望生病住院的小学班主任刘老师的,我已经去探望过了,但既然遇到,就不得不再带他们去一次。

到了病房时,意外发现杨改也在,正跟刘老师有说有笑地聊着天。见我们进来,他冲我们挥了挥手,看上去比过去开朗了些。

从病房出来,杜军突然提议:“老改,带我们去你家坐坐呗?我还从来没见过大官儿家是啥样儿呢。”

杨改略皱了皱眉,但还是同意了。

杨改的继父家住的楼房并不是传说中的什么“二层小楼”,但面积很大,5、6间屋子加上客厅厨房卫生间,足有200来平,电视冰箱录像机音响,什么都有。我们去的时候,他继父正在客厅的花梨木台子上练习书法,还有个保姆正在洗菜做饭。见到我们几个,杨改的继父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便让杨改带我们去他自己的房间。杨改也没有称呼他“爸爸”,而是叫“王叔叔”。

杨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的北侧,紧邻卫生间。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一个衣柜。杨改搬来两把椅子让我们坐,自己又去端来一盘糖果和一碟子瓜子儿。

“杨阿姨呢?”我问。

“她还没下班。”杨改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她是大院俱乐部的副主任,平时忙得很。”

大家开始聊天嗑瓜子儿,聊些小学时的趣事。杨改的写字台上有台录音机,杜军手欠,不知怎么鼓捣的,突然冒出一首当时很火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高亢的声音震耳欲聋,杨改惊得一下子跳起来,连忙把录音机关了。随后,保姆急匆匆走进来,沉着脸说:“你们小声点儿,首长正在休息。”说完就开始拿扫帚扫地上掉落的瓜子皮。杨改也悄悄弯下腰,偷偷把滑进床下的一张糖纸捡了起来。

这样一弄,大家顿时没了聊天的兴致,忙起身告辞。当我们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时,入户门突然打开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开门跑了进来,嘴里大喊着:“阿姨,有没有西瓜啊,我都快渴死了。”保姆忙上前接过女孩儿的背包,满脸堆笑地说:“有、有,早就给你放冰箱冰着呢。”

女孩儿看见我们,眉毛挑了挑,想说什么又没说。这时那个王叔叔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呦,宝贝闺女回来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连忙跑了出去,我走在最后,听见那女孩儿尖声尖气地说:“真是胆儿肥了,也学会往家里领人了。”

杨改告诉我们,那个王叔叔有3个孩子,2个男孩儿,1个出国了,1个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刚才那个女孩儿是他的小女儿,正在上大学。走到半路,正好碰上了杨改的妈妈杨思念,她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看见我们,骄傲地扬了扬头,随后她只摸了摸我的脑袋,对杜军连正眼都没瞅。

杨改犹豫地对他妈说:“王毓婷回来了。”

“那咱们去食堂吃吧,据说今天有梅菜扣肉和熘肝尖儿。”杨思念故作轻快地说,“人家父女不常见面,咱们就别凑热闹了。”

望着他们母子远去的背影,杜军酸溜溜地说了句:“也没住上二层小楼嘛,神气啥?”

“那人家的房子也比你家大好几倍,再说杨阿姨也确实坐小轿车啊。”我揶揄着回了杜军一句。

“真是草鸡变凤凰。”

我不知道杜军是在说杨思念还是在说杨改,或者二者都有吧。但我感觉,杨改活得并不那么如意,有些过分小心翼翼了,那并不是他的家,寄人篱下的滋味又怎会好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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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再见过杨改。

1991年,已经上高二的我,一天晚上补完课回家,看院里好些人都往急诊大楼跑,便也跟过去看热闹。只见急诊大厅里一片喧哗,地上散落着血滴和破碎的输液瓶子,两个头破血流的男子正在对峙,其中一个竟是杨改。他鼻子和嘴都淌着血,一只眼睛已肿得快睁不开了,一手拎着把椅子,嘴角抽搐着,要不是杨思念在后面死死抱住他的腰,他可能随时都会把椅子砸向对方的脑袋。

跟杨改打架的男子二十七八岁,眉骨处也被打破了个小口子,但看得出来还算个文明人,他并没有骂街,只是气喘吁吁不断重复地叫着:“小流氓……你个小流氓……”

“我不是——”杨改也在大声地嘶吼。

“毓智,这只是个误会……”杨思念在身后疲惫地解释着,“毓婷没有关门,杨改不知道她在里面……”

问了身边的人才知道,那个年轻男子是杨改继父的二儿子王毓智,也就是王毓婷的二哥。事情的起因,是王毓婷说杨改偷看她洗澡,在家又哭又闹的,正好赶上王毓智回来,兄妹俩就合起伙来把杨改揍了一顿。看情形,这是从家里又打到了医院。

“这是陷害!”杨改还在咆哮,“你们就是想把我们从家里赶出去……”

“别说了!”杨思念一下子哭出了声,拽着杨改的胳膊慢慢蹲坐在地上,“别再说了……”

王毓智冷冷地嘲笑着:“那是你的家吗?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们的家,你们是怎么进的这个门难道心里没数?野……”

“好了,住口吧!”突然身后响起一声断喝,原来是杨改的继父带着两个警卫员赶来了,“都回家去,在这儿闹像什么话!”

王毓智狠狠地看了他爸一眼,没再吱声,气哼哼地转身走了,连头上的伤口都没处理。杨思念给杨改办了住院手续,当晚就陪儿子住在了病房里,没有回家。

这件事沸扬了一阵就烟消云散了。杨改出院后,杨思念又回了王家,一次我跟我妈去颐和园玩儿,还看见她挽着老王的胳膊甜蜜地散着步,好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后来听说,杨改没等高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彻底地离开了那个家,也可以说,是那个家把他彻底剔除了,没了他,所有人又都重回了祥和。



5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05年,我已经大学毕业进银行工作好几年了。

一日周末,我爸过去的同事段叔叔来我家拜访,他人很精明,从部队转业后就去了公安部工作,我们不常联系。

他这次火急火燎地来我家,不是来找我爸,而是特地来找我妈询问事情。他屁股还没坐稳,就忙着问:“陈医生,你们医院过去有个叫杨思念的吗?”

“有啊,怎么了?”我妈不明就里。

“她有个儿子叫杨改您知道吗?”

“知道。”我妈指了指我,“过去他跟我家小妹是小学同学。”

段叔叔又把目光投向我,我连忙摆手:“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们小学后就没怎么联系过。”

我爸在一旁催促着:“怎么了老段?有话就直说。”

“唉,怎么说呢?”段叔叔吞吞吐吐地道,“这个杨改啊,跟我女儿段欣欣好上了,俩人在一个机关工作,杨改给首长开车,欣欣在财务。他俩已经谈了四五年了,我跟她妈起先都不知道。要说这个杨改,看上去还不错,人长得精神,工作表现也不错,还提了干入了党,原来都说他是什么高干子弟,可后来我怎么听说他的家世有点儿……那个,她妈妈作风不好还是改嫁的?那个杨改品行也……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爸妈都是不爱传闲话的人,听段叔叔这么一问,我妈立马就尬在那里了:“嗯,杨思念的那些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吧,早就过去了。杨改可是不错,那些传闻不可信的。”

段叔叔还不死心:“陈医生,欣欣可是您看着长大的,恋爱结婚那是人生大事,您得如实告诉我,咱不能看着欣欣往火坑里跳不是?”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妈只得把杨思念母子的事大概讲了讲,并没有添油加醋,那段叔叔也是越听脸越黑。最后,我妈特地补充道:“其实这些都算什么事呢?况且都过去那么久了,现在人家杨思念跟老王生活得也挺幸福,谁还去揪着过去不放呢?”

段叔叔不知听没听进去,只是嘟囔着:“原来他这高干子弟是个冒牌儿的。”

段叔叔走后,我妈还是忐忑不安,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对,搅了两个孩子的婚事。我跟段欣欣也认识,只是不太熟,但觉得那个女孩儿还是挺单纯朴实的,不像他爸爸那么世故,于是叹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门当户对,段叔叔也太势利了。”

结果我爸来了句:“说实话,要是你找个这样的人家,我们也是不愿意的,这跟势利不势利没关系。”

最终,杨改和段欣欣还是分手了,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段叔叔的阻挠。段欣欣是个很痴情的女孩子,虽然家里百般不同意,但她仍是坚持非杨改不嫁,否则就死给爸妈看。段叔叔没办法,就提了个很苛刻的要求,要杨改拿出10万块彩礼。

一天,杨改带段欣欣回家见父母,王毓婷也在,气氛虽不冷不热,但也算融洽。

王毓婷问段欣欣:“你什么学历啊?”

段欣欣答:“大专。”

“哦,那还算般配吧。你知道吗,我亲二嫂是军医大博士毕业,现在是副主任医师。”她说完又笑着指了指杨改,“不过他不是我家的人,找个什么样的都无所谓了。”

段欣欣尴尬地笑了笑。杨思念见状,连忙把话题岔开,问两人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她好准备。杨改这才拐弯抹角地提了句彩礼的事,但没说金额。他继父说了句:“嗯,人家爸妈养闺女也不容易,虽说咱们军人不兴这个,但应该是要给一些的。”

还没等杨改答话,一边的王毓婷先不干了:“爸,我妈也是老干部,生前工资也不低,现在咱家的存款有一半都是我妈挣的,是留给我们兄妹的,你心里得有点数儿,别都便宜了外人。”

那天段欣欣一出门便开始掉眼泪,嘴里禁不住抱怨起来:“你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吗?怎么到哪儿都是‘外人’?害得我也不受待见……”

还没等段欣欣说完,杨改也不知道从哪儿捡起一块砖头,猛地往自己的额头拍去,顿时血流如注,段欣欣吓得忙喊救命。好在马路对面就是部队医院,杨改被几个路人扶去了急诊,缝了七八针。第二天,杨改就找到段欣欣提出了分手,他表现得很平静,既没有悲伤也没有留恋。

段叔叔给我爸妈讲完这些,摇头咂嘴地说:“真悬呐,这一砖头好在是拍他自己头上了,要是给欣欣来这么一下子,后果不堪设想啊。”

“真看不出来哈。”我妈有些诧异地对我说,“杨改小时候多文静呀,跟个小姑娘儿似的,怎么越大脾气越暴呢。不是跟别人打架就是伤害自己,这孩子心理肯定出问题了。”

我没吭声儿——小时候,我是见识过杨改的狰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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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2007年“五一”前,我跟老公一回家,我妈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说:“刚才杨阿姨给我打来电话,邀请咱们5月2号去参加杨改的婚礼。”

我有些吃惊:“杨改跟段欣欣又和好啦?”

“不是段欣欣,是个叫陶晶的女孩子。”

“陶晶是谁?”

“听杨阿姨说,她爸爸是外地什么军区的参谋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杨阿姨高兴得很,说这家人挺明事理的,什么都不要,而且托亲家的关系,杨改还提了个正营级,分了套小70平的两居室。”

“哦,那是不错。”我心想,杨改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

5月2号,我们如期去参加了杨改的婚礼。婚礼规模不算大,但也比较隆重了。杨思念和老王都来了,女方却只有母亲参加,据说她父亲在外地忙公事,赶不过来。

多少年没见杨改了,他变化很大,不像小时候那样文弱了,几年的兵当下来,人长结实了,更多了几分英武之气。新娘子据说比杨改小7、8岁,长得也不难看,就是特别瘦,那种略带病态的瘦,拖地的婚纱似乎给她带去很沉重的负担,令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与勉强。

杨思念那天看上去神采飞扬,在台上发表了一大通讲话,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很多人都劝我给儿子换个名字,但我没有,改既可以是改正的改,更是改天换地的改……”

改天换地——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词啊。



6


话再说回来。

我从东区支行回来后,就把对胡春雷的调查情况和民意测评结果跟领导如实汇报了,打分依旧很低,加上胡春雷本身没有太过硬的关系,所以他的中层干部竞聘就彻底泡汤了。至于杨改,既然他都说了“不认识”“不记得”了,显然是不想跟我产生任何关联,所以我也只能当他是陌路。

第二日正好是周末,我跟老公回家看望我妈,一进家门,我就把遇见杨改的事讲了。我妈说:“我也一直忘了跟你说,你杨阿姨去年4月份去世了,听说她的晚年可过得不怎么幸福。”

原来,杨改的继父5年前(2014年)就突发心梗离世了,因为走得突然,也没有立下遗嘱,这下家里可闹翻了天。他的大儿子也从国外回来了,兄妹3人恨不得立即把杨思念从家里轰出去,不仅把过去她的那些“丑”事又抖落出来,据说王毓智还踹了她一脚。杨改虽然过去帮忙,但以一敌三,肯定打不过,最后不得不请组织出面调解。官司打了半年多,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老王的存款由杨思念和3个子女各分一半,那套房子属于军产,不能交易,杨思念有居住权,但如果她去世了,就得归还部队。

一番折腾下来,杨思念虽然有了养老的居所,但也是身心俱疲,2015年患了重度脑梗,成了植物人,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只能送去养老院,每个月要花费“一万五六”。这样挺了3年左右,2018年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

“你想啊,杨改那孩子从小就自尊心强,这一闹可好,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又倒腾了个遍,能不受刺激不抑郁嘛。他妈走了也好,他也不用再被那些破事儿纠缠了,我估计他不理你,也是想彻底摆脱过去吧。”我妈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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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本来打算对东区支行抑郁症人员再进行一次摸底,但突发的新冠疫情导致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了。2020年上半年,大家就几乎没好好上过几天班,不是居家办公就是错天上班,绩效没有,每月只发基本工资,所有人都快熬疯了。直到5月底,北京疫情稳定了些,行里才恢复了正常运转,却又布置了一大堆业务指标,号称要把上半年的损失夺回来。

6月的一天晚上,我跟老公正在看电视,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我拿起电话问找谁,那边一个陌生声音说,是派出所的民警,问我认不认识杨改。我连忙把电视关掉,说,“认识啊,我们是同学,也是同事”。民警让我马上带着5000块钱赶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儿害怕,就叫上老公跟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