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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源济

[人世间]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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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22 10:0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失业的礼生,最后为妻子行一场礼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老孟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2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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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冇别的给你大伯母,就只能好好为她行场礼,这也是我承诺过她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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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龙门相》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20年农历九月初三,父亲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大伯母中风进了急诊。打小我就常听大伯说中风也要看日子,“女的逢三六九这几个日子中风就不好”。至于怎么个不好,大伯有他自己的算法。

我连忙赶往医院,大伯和父亲正蹲在急诊室门口。灯不亮,他们的影子贴在地面上,像两片被风吹落的树叶。后来门开了,出来了个白大褂说:“带回去吧,最多两天,开颅已没了意义了。”

“医师,听说现在有什么针打咯,能不能也给她打一针?多少钱不管,能让她多活一天是一天。”大伯声音哽咽了,上前扯着白大褂的手不松。

白大褂还是摇摇头。随后,大伯母被推了出来,大伯迎上去握住她的手,不停地轻唤:“白老!白老!你老一定要好起来啊……”

在湘北,在他人姓氏后面加一个“老”字,是一种尊称,打我记事起,大伯便是这样称呼大伯母的。他还常告诫我们,“上床夫妻下床客”,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从未对大伯母高声说话,总是像对待亲戚般对她客客气气,温言细语,二人相濡以沫了一辈子。

医生都说没有治疗的意义了,陷入昏迷的大伯母又被带回了孟湾。次日安排好店里的事,我便匆匆赶了回去。

下午4点,大伯母“老”了。

在我们孟湾,老人去世从不说“死”字,多说“老了”,也说“过了”、“走了”。现在年轻人有了新词,说“挂了”。每当听到,大伯就会拿眼瞪过去,说:“亡者为大,要有敬畏之心。”

落了气的大伯母躺在一张老式木床上。木床油了红漆,很旧了,那是她和大伯的婚床,睡一辈子了。进城多年的大哥二哥还在赶回来的路上,三哥木讷地站在角落里,屋里除了几个妇妪在低泣,就只有大伯一人的哭声,哏哏的。他边哭边诉述着大伯母生前的种种好,语气里全是不舍。

见到此番情景,我也鼻子一酸,泪水在眼眶里打团转,忙背过身去。


------

大伯母是在三哥新屋里落气的——这是大伯选定的地方。

大伯母生了三个崽,都比我大,他们三个当中唯有三哥人不是蛮灵泛,因为他在四岁那年发过一场高烧,留下了后遗症。

三哥的新屋刚落成不久,大哥、二哥,还有我父亲都不太赞同让大伯母在这里“走”。但大伯执意要这么做,他说:“别人看不起三崽,我们自己要看得起他。”大哥二哥说大伯死要面子,父亲却长叹一声说:“他是一个在外跑动的人,我们应该维护他的体面。”

我和父亲一起准备料理大伯母的后事,但孟湾的青壮年都挤进了城,留守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即便都来帮忙,也没几个人。父亲艰难地把一桩桩事安排下去,就在两个叔婆要去厨房烧水给大伯母洗身时,大伯突然止住哭声,冲父亲说:“先去拜井水。”

大伯这话,给了父亲一个措手不及。

还是孩童时,若湾里“老人”了,我们就会看到长辈领着“孝子”直奔泉井打水。孝子是过世老人的崽,生前无论是孝顺还是忤逆,统统都叫“孝子”。响一挂鞭,孝子便跪在井前磕一个头,从泉井舀一碗水到木桶里。过世老人多少岁,就得磕多少个头,舀多少碗水——这叫“拜井水”,拜来的井水便是老人最后的洗澡水。

孟湾有一远一近两口泉井,供应全村人的用水。春夏两季还好,一到秋冬旱季,井前抢水的事便常有发生。后来在政府的扶持下,孟湾完善了引水工程,靠近屋场的那口泉井里扔了抽水泵,井口被水泥盖封死,算是继续使用。但偏远的那口泉井荒废多年,附近早已杂草丛生,路都没了。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孟湾人不得不丢了“拜井水”的老传统,谁家“老了人”,“孝子”都是拧开自家的水龙头,“哗哗”放一桶水烧了了事。

除了大伯,大概没人会觉得这样做不妥。

做了几十年的兄弟,父亲怎么会不了解大伯,但困难摆在眼前,他只好开导:“年代变哒,你老就莫操心哒……”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大伯便打断他说,老祖宗几千年的传承不能丢。



2


大伯向来性情温和,待人接物也甚为得体,可就是容不得他人随意更改传统,尤其是在礼仪方面。父亲说,这可能是因为大伯幼年上过私塾的缘故,“书很饱”。

早年间,附近的村子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要第一时间请了大伯去写对联、当喜生、礼生。尤其是赶上“老人”了,葬礼程序纷繁复杂,大伯外出一次就得忙好几天,有时还得连着赶场。

那时的大伯风光无限,村里人家大事小情都以请了他去为排场。他写对联很讲究,要穿一件干净整洁的中山装,拿一支酒盅那么大的大笔写大字,再拿一支小指头粗细的小笔写小字。他的字写得好,平时在家抄的是黄自元的帖。

场子里摆一张大红枣木的八仙桌,桌上是裁好的红纸或白纸,簇新的。大伯左手压纸,右手执笔,嘴上哼哼两句,笔在空中点两下,落笔,对联便写出来了。桌旁围了好多人夸对联好,夸字好,眼里全是对他的崇拜。

那时,农村的日子开始慢慢好起来,做酒的人家尤其多。大伯从东家写到西家,从这村写到那村,没得歇。请人写对联要拿红包,湘北人叫“赏封”,还要送一包烟,价格不一。大伯从不在意红包里的钱数,无论多少,他都是欣欣然地接下。虽然是个农民,但大伯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应当秉持读书人的气节与风骨。

一直以来,大伯都喜欢聪明孩子,要是听闻湾里或族里哪家孩子会念书,他也跟着高兴。我们同族六叔的女儿学习成绩不错,但她娘老子是个药罐子,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后来是大伯出钱供她读完高中。如今,这个女孩在公司里做了中层干部,一回到孟湾,总要先来看望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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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从未想到,自己作为“礼生”有一天也会失业,甚至还会遭人嫌弃。

改革开放以后,孟湾有许多人丢下土地,涌入城市打工。他们过年过节返回孟湾,带回了各种新事物和新观念。比如,有人家里“老人”了,崽女们就不再用传统礼仪的那一套,而是请来号乐队、鼓乐队、歌舞队,热热闹闹办一场,显得很排场。

渐渐地,大伯没了用武之地。看着本该庄严肃穆的丧事被办得跟开业庆典一样喜气洋洋,他气得捶胸顿足,连叱:“胡闹,老祖宗传承下几千年的文化就落你们这些不肖子孙践踏哒!”

见他痛心疾首,湾里人一开始还有点过意不去,觉得是请的歌舞队砸了大伯的饭碗。一些念旧的人会请他去帮忙写写对联,做些可有可无的事,但也有人觉得请大伯写对联划不来——超市有现成的对联卖,价格便宜,相比手写,省钱还省烟。

其实大伯并不在意那份钱,他也不管主家是否乐意,张口闭口就用“老祖宗传承”来规劝一番,大家越来越反感他。后来,为防备大伯前去“砸”场,方圆上下,大事小事再也没人通知他了。没几年,原本意气风发的大伯便像被抽了魂一样,变得老态龙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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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伯母走了,大伯想用尽毕生所学,使尽浑身解数为她办一场传统的葬礼。望着大伯泪水后面坚定的眼神,父亲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然后就叫我提上水桶——大哥二哥还在路上,三哥不中用,就只能由我这个亲侄子当“孝子”去拜井水了。我三岁没了娘,大伯母就跟我的娘一样,以前她也总说我是她的细崽。

出门时,大伯还不忘提醒一声:“白老他是戊子咯。”

大伯说的“戊子”,是大伯母的生年。在大伯的年轮记载里从来没有阿拉伯数字,就只有天干地支六十一花甲的算法。我很小的时候,大伯就教我怎样掐指,所以他一说到“戊子”,我便知道要拜七十三碗井水回来。

绕了好大一圈,踩平了几排田埂,路上父亲两次脚滑,差点摔落到田圳里,我的裤腿也被路旁的荆棘划破了一道长口子,最后终于来到了那口荒废的泉井前。父亲蹲下身,用手抠开水面上的青苔,又捡出几只死蛤蟆和一只死老鼠,而后插上香烛,响了一挂鞭。我开始默默磕头,他默默舀水。

抬水回到三哥家,在几个妇妪的帮助下,大伯母终于沐浴更衣完毕。这些年,孟湾的逝者穿的都是眼下时新的服装,男的穿西服、打领带;女的就穿新款的休闲服或礼服。而大伯给大伯母准备的还是传统的汉服。

要入殓了。在大伯的要求下,有人搬来了大锣大鼓,又请来了唢呐。一切临当时,大伯又说话了:“到老屋里升堂。”

老屋在三哥新屋的旁边,堂屋宽敞,我祖父祖母老了,都是在这里升的堂,行了好几场礼。我终于明白了大伯在三个崽接连做屋时为何都不肯拆老屋,即便拆,也到底留了堂屋。

父亲没说什么,又指挥大家把棺木摆到老屋的堂屋里,之后鞭炮、唢呐、锣鼓齐响。



3


我正在堂屋里忙,父亲喊我过去,说大伯让我写对联。我愕然,现在还有谁家是自己写对联的?可转念一想,我又把话咽了回去。

不久前,三哥新屋落成做过屋酒,大伯就提出要写对联。他给别人写了一辈子对联,到自家做酒,如果不贴对联肯定要惹人笑话。大家都说到超市里去买一副就行了,但大伯不肯,可自己又不好给自家写,于是天不亮,他便步行到十多公里外的杨树村,请那边的一个老先生写了十多副对联拿回来。

有了对联的装点,三哥的新屋果然喜气十足,但贴得再多也没人细看,甚至还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对联写得再好,傻子也变不了刁子(聪明人)。”

相比喜事,丧事写联的要求更高,因为要请礼生来行礼。礼生是儒学传承者,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赏联”,几人聚在一起,难免要把对联评头论足一番。

父亲拿来一张纸,是大伯写的联底子,我只负责誊抄:“生我身,携我大,教我言行,今日胡为抛我去;怀娘德,感娘恩,思娘训诲,何时再可觅娘回”“不见厨前炊母影;何尝甑里灶娘香”……

我第一次写联,不像,贴到门框上去,不好看。倒也没人细看,但大伯出来看了,他没说话,看完又佝偻着身子进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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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8点左右,大哥、二哥各携妻子回来了。任他们在灵前哭一阵后,父亲便喊了大哥、二哥和我,到大伯屋里商讨如何操办后事。

这些年,大哥二哥在外面混得不错,他们声称要把娘的后事办得热闹体面,“要请号乐队、鼓乐队,要到汨罗去请正式戏班子来唱花鼓戏,还要请县城有名的细三花(三花是花鼓戏里的丑角)……总之,别人家有的,我们都要有,甚至要更好,娘老子养大我们不容易”。

父亲嘴上“嗯”着,却没有表态,似在顾虑着什么。大伯躺在一把竹椅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好看。大哥二哥没注意到爷老子的脸色,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大伯突然挺起身,右手重重拍在扶手上,把外面的一块竹篾都拍落了,他几乎是吼着说:“你们是要庆祝你娘死得好是不?!”

这些年,大伯四处“砸”场,不少人到大哥二哥面前告状,让他俩看住自己的爷老子,不该管的事莫管,令哥俩在人前颜面尽失。大哥还好,脾气火爆的二哥见大伯如此,也像点着了的炸药筒,冲他回道:“爷老子你莫再老古董哒,现在是时代变哒,你老做好老人家就是,年轻人的事莫管宽哒。”

大伯“噌”地站起身,扬手要打二哥,被我和父亲拦住。但他眼中的火苗依然蹿得老高,吼道:“你这不孝子,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你们喊丢就丢,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是对祖先大不敬,是在亵渎祖先,晓得不?”

此前我从未见过大伯动怒,哪怕二哥在外闯了祸把别人肋骨打断了,他也只说“人非圣贤,谁不犯错,能知错就改便好”,从治疗到赔偿,都是他出面善后的;大哥当年硬要同一个混风月场的女人结婚,也不见大伯出手打人,后来那女人嫌大哥穷,跟别人跑了,大伯又四处张罗给大哥讨亲,完全是一个慈父。

大伯真是“老古董”吗?他可是孟湾里最早玩智能手机的老人,因为识字,玩手机甚至比年轻人还溜。他也说过现代科技发达,但他从不用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而是在手机上读书。我说到网上有大把的免费读书网站,何必在“微信读书”上面充钱,大伯却说:“读书人应该尊重写作者的劳动成果。”

此话一出,我都感到羞愧。



4


商讨会不欢而散,我和大哥拽着二哥出了屋,父亲留下来安慰大伯。二哥还是坚持要请乐队、戏班子,说该有的排场要有,不能矮别人一头。大哥没有发言,但他心里肯定也是赞同的。

三兄弟坐在大伯母灵前,不久,我父亲也过来了。他看看供桌上大伯母的遗像,又看看大哥和二哥,语重心长地说:“你爷老子同你娘老子相敬如宾一世,他比你们更想把这次后事办好,但儒家思想在他心里已是根深蒂固,别人家的事他劝不住,自家的事就让他作一回主吧!”

父亲说起大伯以前为了别人家的事,忙得不着家。他曾向大伯母承诺过,只要她走在他前面,他一定为她举行一场空前的家祭大礼,弥补他对她的亏欠。大哥二哥都说大伯是老糊涂了,父亲慨叹:“满足他吧!就当是替你爷老子为你娘老子还愿。”

兄弟俩没再言语,但我分明看到两滴泪花从他俩的眼角一闪而过。他们妥协了,决定遵循大伯的意愿,整场葬礼一切按照传统礼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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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列了一个名单,初五清早,我父亲便派人拿着名单外出,去请“礼生”了。

“礼生”是主持礼仪的儒士,一般要请四位。他们在整场葬礼中非常受尊重,要用吹打迎进送出,孝子还要对他们不停地作揖。孝堂前安放逝者灵位,礼生就站在桌旁,上桌站两位,统礼,是东阁老和西阁老。往下站两位,是为执事,领主祭者上香、献帛、奠酒、奠饭、奠茶,行祭奠礼。

白天行家祭礼,主祭者是孝子,所有亲戚在这时都须穿上白衣白帽;晚上行客礼,先行“龙山”,就是娘舅屋里的人行礼,再行姻亲,而后是姑表、姨表、女婿……过去,各种行礼搞得很隆重,五服之内的族亲再远都要赶来。礼生们绕堂唱酒歌,叫“喊礼”——大多都是有酒的古诗词。亲人们便跟在后面,扯起长长的一线,甚是壮观。

我曾问过大伯,这些礼仪有何意义?大伯说这是对逝者一生的回望,是怀念,也是送行。“中国是礼仪之邦,国就是大家,宗族就是小家,只有各小家讲礼仪,大家才会更有礼仪风范”。

然而农民们进城后,再有意义的礼仪也坚持不下去了。大家都忙,回老家奔丧见老人最后一面都是紧挤着时间,哪还有闲工夫跟着礼生们半天半天地打团转呢?于是,行礼慢慢地被简化、取消,后来“礼生”这门古老的职业也要消失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大伯依然坚持要为大伯母行一场大礼。行大礼要请八位礼生,难度可想而知。果然到了中午,派出去的人回来了,但一位礼生都没请到,人家不是忙得没时间,就是不在家。

大伯一屁股跌坐在竹椅里,再也没心情商讨酒席的事了,整个人像被霜打的茄子一般。他在竹椅里躺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拿起一旁的手机就开始往外拨电话。

屋外人多,很吵,大伯听不清电话,以为对方也听不清,就扯起喉咙喊:

“好几年冇()见到你老哒,身体还健旺噻?我家白老老哒,想劳驾你老拔步来行场礼。啊!你老也冇时间啊。”

“劳驾你老,能来噻?难走?我派人来接你老噻。噢!落医院里啊?高血压啊,那就冇来看望你老咯,那确实是冇办法,等你老费心哒。”

“请你老来帮我家白老行场礼,一场500块钱,赏封除外……噢!是崽女不肯你老出来哒,你老生几个好崽女,好好好,谢谢你老哒。”

打了几通电话,没一个人接应。

见大伯接连受挫,父亲就劝他算了,请戏班子来唱两天戏也行,“大嫂生前也喜欢看戏”。

大伯沉默一阵,又拿起电话,这次他要打给自己的徒弟。



5


大伯曾经带过三个徒弟,带他们出去做礼生。大伯站东阁老,大徒弟站西阁老,二徒弟和三徒弟就站下方执事。

行陈设礼时,大伯喊:“设香案。”

大徒弟喊:“香案设否?”

二徒弟喊:“香案正设。”

三徒弟喊:“香案已设。”

绕堂时,大伯走在最前面,三个徒弟依次后面跟着,他们都戴着礼帽,身着长衫,背着手慢慢踱步。后面扯起一长串身穿麻衣和白衣的逝者族亲,每人手里捧一杯酒或端着一根燃着的香。

大伯响亮地唱:“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家乡。”三个徒弟也轮番跟唱。

两年还是三年,徒弟们先后出师了,他们会写联了,也能完整行好各种礼仪。可没过几年,这套东西就被湾里人视为“落伍”,大伯和他的三个徒弟都失业了。徒弟们还年轻,纷纷改行。大徒弟做起了几个铝合金门窗的品牌代理,忙不赢;二徒弟去北京搞装修,越做越精,当老板了;三徒弟在长沙做外卖骑手,一个月收入上万,买了房和车。三个徒弟很久都不到大伯这儿来探望了。大伯骂他们得艺忘师,要与他们老死不相往来。可嘴上这样说,徒弟们的手机号码他却记得清楚。

这次拨过去,大徒弟的电话成了空号,二徒弟不接。三徒弟倒是接了电话,大伯就提出想让他来帮师娘行场礼。三徒弟说自己在开车,要等一会儿再打过来。大伯一等再等,就是不见他的电话。下午拨过去,在通话中。一直等到傍晚,再拨,对方已关机。

“砰!”大伯摔了手机,外壳、屏幕,零零碎碎散了一地。

听到屋里的声响,大嫂二嫂忙跑进来安慰大伯。父亲长叹一声,也劝道:“就莫搞算哒,也不能怪别个,现在都忙,单为你一场礼去摘落自己的生意肯定难做到。就照伢崽们咯,请两伙号鼓队,请个戏班子来热闹一下。”

大伯没有接父亲的话茬,招呼我去开车,便自顾自地出了门去了。


------

大伯不死心,他觉得以前那些常与自己同堂共事的老头子们总会给他点面子的,只要他亲自上门去请,肯定能请得动人。

我们先去了邻村的胡老家,他曾与大伯在同一个私塾读书。我们到的时候,胡老正在吃饭,见到我们上门,他甚是意外,也有些难为情——之前大伯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高血压在住院。

大伯没有戳穿他,还是客客气气地邀请他来做礼生。胡老还未发言,他的老伴就咋呼开了:“还去去去,去个鬼怕是!以为还是那时候?七老八十哒还去讨别个嫌,又能搞几个钱?有钱也不去,难丢崽女个脸。”

老太太如此说,大伯还能说什么。我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接着,我们又去了张瞎子女儿家。张瞎子的眼睛其实并不瞎,只是爱眯缝着双眼看人,之前大伯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被女儿接去了。我和大伯驱车数里路,结果他女儿说爷老子是来住过一阵,“但早回去了”。

明知张瞎子也在敷衍自己,大伯还是决定要去当面争取一下。我俩到张瞎子家的时候,他正半躺在沙发上,眯着双眼刷短视频,笑得一脸麻子都开了花。见到大伯,张瞎子一开始也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大大咧咧地说:“现在这情况你老也晓得,不是我不接应你老,着实是不愿再去讨年轻人嫌,也不想受崽女埋怨,两头不讨好。你老也莫一根筋哒,世道变哒!”

之后,我们又接连跑了几家,结果都一样。大伯觉得难以置信,不停地嘀咕:“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的文化,何理就讨人嫌哒?”

我默默跟在他身后,不知该如何回答。

开车回转时,大伯突然叫住我,说最后要去杨树村试一下。那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是大伯的莫逆之交,之前他还帮三哥的新屋写了对联。

我有些犹豫,问大伯:“老先生应该八十多岁了吧?”

“九十四哒。”大伯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忧,赶紧说老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儒士,到现在还坚守着礼仪传统,“他说等他‘老’了,一定要请我去给他行礼。他死后别的不要,就只要一场礼。如果我有事,也尽量可去找他。我冇别的给你大伯母,就只能好好为她行场礼,这也是我承诺过她咯。”

说罢,大伯长长叹息一声。


------

杨树村到了,车停在老先生家门口,我们却看到他家的地坪里架起了几个铁棚。东边的铁棚里是一伙号乐队,十几支长短不一的管号正在吹奏着大气磅礴的《运动员进行曲》;西边的铁棚里,七八面大鼓一字排开,十几个妇女一边整齐地敲着点子,给一首《十跪爹娘》伴奏。堂屋中央摆着一台水晶棺,上面立着老先生的遗像。灵前正在搭建戏台,准备唱戏了。

老先生也“老了”,压根没人通知大伯。大伯环顾四周,头门也好,大门小门也罢,看不到一滴墨水。老先生生前给别人写了一辈子的对联,自己死后却没有一个墨字为他送行。

我说打转回去算了,大伯却坚持要下车,我搀扶着他进了堂屋,他点燃三根香插在灵前的供桌上,又俯身拜了四拜。他没管家属的谢礼,直接到老先生的房间找出笔墨,又把纸铺在戏台上,写了一幅大字联——“空怀八斗;满憾九泉”。

待到墨干,大伯借用戏班子的透明胶带,把对联工工整整地贴在了堂屋的大门上。老先生的几个崽女见状,给大伯封了一个红包,又拿给他一包蓝蒂芙蓉王。

大伯接过红包和烟,顺手放在老先生灵前的供桌上,而后转身离开。直到坐回车上,他都一言不发。



6


回家的路上,大伯静静地斜躺在座位里,苍老了很多。一回屋,他便躺到那把竹椅里,大嫂端来鸡蛋面,他连筷子也没扶一下。等我吃完,他就把我支出去守灵,又把我父亲喊了进去。

初六,大伯母的丧事正式开酒席,湾里人、族人、亲友们陆续从城里赶来。他们把白衣抱在怀里,都没穿,因为要孝子先穿上麻衣。

父亲领人在堂屋布置礼堂,到了八点半,礼堂里大锣大鼓声骤起,唢呐也“呜啦呜啦”吹了起来。此时礼生进场了,就一人——大伯。看到如此场景,一地坪的亲友嘘声一片。一般来说,五服以内的亲人都不可为逝者行礼,更何况是夫妻。丈夫为妻子行礼,自古以来非常罕见,今天可能也是最后一回了。

我不知道大伯和父亲前一夜都谈了些什么,父亲竟同意大伯这么做。是父亲怜悯?还是大伯决绝?不得而知。

空荡荡的礼堂里,大伯一人站在那,身体显得越发单薄、瘦小。他一脸庄严肃穆,待到唢呐锣鼓止住,他清清嗓子,便开始喊礼:“行成服礼,内外肃静。执事者,各执其事;司事者,各司其事。擂鼓者诣擂鼓所,鼓擂三通……”

大伯的声音还是那么绵长、圆润,像从山谷深处飘出来的悠远歌声。我不禁想起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样子:领着三个徒弟行礼,众人虔诚地跟在他的身后。

父亲把我从回忆中推醒,塞给我一件白衣。我举目四望,这才发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还有三哥都穿上了麻衣、草鞋,腰间系上了草绳。地坪里也已落满了一片白,亲友们都穿戴上了白衣白帽,我也赶紧穿上,捧过一根香,跟着人流往前走。

最前面,大伯那悠扬的歌声响起:“生死原由造化排,儿孙绕柩痛衔哀,入棺遂了平生事,会赴瑶池再不回。叹人生,世间本是歇凉台。倏忽光阴能几何?千头万绪历奔波,任他金榜题名客,到底难逃薤露歌。叹人生,当觉黄粱一梦柯。”

开席前,我和父亲领着哥嫂们到席间谢礼,方才发现空了好几桌。前来奔丧的人几乎走了一半,有些甚至还是很重要的亲戚。想来他们确实是太忙了,礼没行完便走了。

席间,我听到亲友们在背后议论大伯。有人说大伯是隔久了没当礼生,就想在家过把瘾;有人说大伯是为了省钱,来这么一出,最少要为大哥二哥省两万元的开支;也有人说太难为大伯了,年纪这么大了,还不忘老祖宗的传承……

这些话,大哥二哥不是没听见,但暴躁的他们却都选择了沉默。


------

初七清早,我们要送大伯母的灵柩上山了。八个抬棺人一切准备就绪,出发时,大伯端一只大海碗出来了,碗里盛满了柴汤米炭。

来“践行”的亲友稀稀落落,见到大伯都安静了下来。只见大伯站上一只高脚板凳,抓一把米炭扔在棺木上,高唱道:“伏以天开地辟,有阴有阳,日升月恒,有晦有光,人生斯世,有存有亡……魑魅避道,魍魉潜藏,若有邪细,驱逐他方,卜云其吉,终焉永藏,佑尔子孙,百世其昌……八大金刚齐努力,轻轻抬上紫金山——”

歌毕,大伯把碗重重地摔在棺木上,碎片溅了一地。八个抬棺人便齐齐“呵”一声,顿时锣响、鼓响、唢呐响,鞭炮齐发,送葬队伍便浩浩荡荡地往坟山去了。

还未走出多远,我接到了屋里人的电话,说刚行礼完的大伯一头从高脚板凳上栽了下来。几个嫡亲留下陪大伯母走最后一程,我和大哥匆匆返回家中,将大伯紧急送往医院。

大伯也中风了。是精神受挫,加上连续为葬礼操劳,没有休息好导致的。他偏瘫在病榻上,口歪眼斜,连话也说不好了。

后来,我每次回孟湾看他,他总是拉着我的手不放,嘴里“咿咿呀呀”好一阵,却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大伯是在担心吗?到他寿终的那一天,会有谁来为他举行一场最后的礼仪呢?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老 孟

读书、写作、养生,

像风一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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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26 11:1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住在铁路边上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老男孩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6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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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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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路边野餐》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2017年3月,陇海下行线连云港至盐坨间,沿线一处简易彩钢瓦棚被大风卷落,与火车相撞,造成行车中断事故。次年5月,沪宁城际铁路高压接触网上被苗圃防晒网缠绕,同样让火车运行中断……近年来,“异物侵线”造成的铁路安全事故明显增多,对此,2019年,江苏省五部委联合签发了针对“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整治”的相关文件。

文件下发后,当时我所在的铁路工务段下辖的J车间,也迅速行动起来。工务段的本职任务是铁路行车设备的检修与保养,J车间管辖的铁路线林林总总加起来有100多公里,牵涉江苏、安徽两省,共有5个街道3个乡镇,日常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于是便将这次对外部环境的检查整治工作交给了主管政治工作的万书记负责。万书记已经年过半百,一个人有些招架不住,我在2020年也被派来协助她的工作,“调查、制止铁路沿线的非法施工,消灭植被隐患,以及督促沿线居民对自建房彩钢瓦棚进行拆除或加固”等——后者是重中之重。

到岗后,我先查看了铁路外部“隐患问题库”,大大小小的问题竟然罗列了六七十条,不禁感觉头皮发麻。万书记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苦恼:“企业的管理经验在处理地方群众问题上,没多大用处。”

后来,这个工作让我接触了许多“住在铁路边的人”,才知道万书记所言非虚。他们各有自己的辛酸故事,住在铁路边也多属无奈之举,因而面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常常或认真或开玩笑地说:“你们就知道欺负穷人。”



1


2020年5月初,清晨依然微凉,我跟万书记一起搭车到了铁路沿线的丁香街道办事处。

丁香街道原是老城的边缘地带,现大部分区域已被高楼大厦占领,但在靠近铁路的地段,还保有大量破旧的民房。这些建筑大多“失管”“失修”,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私搭”“乱建”的问题,对铁路安全影响尤为严重。

来之前,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已经与市、区相关领导开过了对接会,但是具体任务还没布置下来,街道这一块只是听到些风声,该怎么办、怎么配合,还不是很明确,所以积极性不高。当我们把这些情况介绍一番后,丁香街道办事处的贾主任边摇头边嘬牙:“哎哟,人家住多少年了,说拆就拆呀?你们铁路有拨款吗?”万书记也跟着苦笑:“贾主任啊,咱不能一上来就倒苦水啊。先把工作向前推一推,遇到什么具体困难,我再向上级汇报。”

牢骚归牢骚,贾主任也没为难我们,叹了口气以示妥协:“大家都是听喝(听别人使唤)的,都不容易,我喊几个网格员先到铜山路那边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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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路有一段挨着铁路,路侧有一堵长约百米的围墙,不是为了挡铁路的,而是为了遮挡墙后破破烂烂的民房的。而这些房子就是我们此行勘察的重点——它们与铁路轨道的距离仅3米左右,与铁路之间仅只隔着一条铁路栅栏网,栅栏网与房子之间仅有一条1米左右的通道。刚下过雨,通道上还有许多积水,无处下脚。我们钻进来,一个网格员就开始发牢骚:“妈呀,这天天怎么出来进去的?都是水,住在这里麻烦死。”

我和一众网格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垫着脚,总算走了过去。沿着通道走了大约六七百米,2米开外的铁路上一列火车驶过,又有人嘀咕:“火车来来回回的,吵死人。”

走到一处坍塌比较严重的房子边上,我停住拍了几张照片。贾主任指着破砖烂瓦后边4、5米远的一堵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墙,说:“本来房子没离火车道这么近,原来的房子在那儿。那些(房子)才是正经的起脊瓦屋,后边(挨着铁路建的房子)都是加盖的。”

万书记说:“加盖的就属于违建了呀,这应该好拆。”

“万书记呀,你们是没有接触过群众工作。”贾主任似笑非笑地摇摇头,往前走到一处房子的黑色双扇门前,从门缝里看了看,喊道,“邵三在家吗?把门开开!”

说完,他推了推门——门被一条铁链子拴着,铁链完全撑开时,两扇门间足足有30公分宽。

“谁啊?”屋里传出来一个干巴巴的中年男声。

“是我。”贾主任应了一声。

屋里边又传出来一阵噼里啪啦踢瓶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一张形容消瘦、皮肤黝黑的脸出现在门缝上。

“干什么的?”

“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什么事?”

一个网格员马上把皮球踢到了我们这边:“他们是铁路来的,找你们有事。”

万书记马上接上了话:“你好,同志,我问一下,这是你自己的房子吗?”

“不是我的房子,是我租的。”这个中年男人说话时,眼珠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回滚。

“租的啊。租谁的呢,能不能联系到房东本人?”

“联系不上了,人家都搬走了。我都一年多没见到他了。”邵三说话时板着脸,好像随时会发火一样。

“等于是……”

“等于是白住。”他干净利索地接茬道。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万书记摇着手说,“要不您出来吧,咱到外边说话。”

邵三稍稍侧一下身,从门缝里钻了出来。万书记与他说话时,贾主任一边带着网格员们开始解系在铁路栅栏网上的麻绳,一边大声说:“邵三啊,这网上不能挂衣服,也不能晒被子。”

听贾主任说,邵三是河南人,平日靠收废品为生,附近居民经常能看到他骑着破三轮车带着一个头发结成板板的女人。离开邵三家,再往前走十来米,还有两家开着门的房子,也都是“租户”,情况大同小异,都挺困难。巡查结束时,万书记已经口干舌燥,贾主任说:“万书记啊,今天找了3家,应该还有4户人家,你们慢慢弄吧。”

那天回到单位,万书记抱怨道:“你瞧见没有,他们街道办事处的人根本就不想帮咱们,最后干脆一推六二五了。”

我笑着说道:“书记,你跟人家闲扯半天,不也没提让人家拆房子的事吗?这事不好办,人家街道办事处的人早就洞察一切了。”

万书记自嘲道:“真是没那个本事,实在说不出来,不是吃这行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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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段里又发了一个关于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百日攻坚”的文件,要求“将在册的问题集中消灭”。我跟万书记又去了邵三家。那天下着小雨,邵三请我们进屋里坐坐,他用力扒着门框,不过用再大的力气,门缝也不能再大了。见我和万书记面面相觑,邵三咧开嘴笑了:“我的门没有锁,这个铁链子就是锁。”

最后万书记没有进去,我自己进去了。屋里没有窗户,特别黑,地上堆满各种饮料瓶子,墙角码着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估计装的也是瓶子,但让我意外的是,屋里竟然没有过分难闻的气味。

一个女人坐在床上看电视,邵三也坐了过去,他们并排坐着,弓着腰,电视机里的光在他们的脸上不停地闪。隔着几米远,我能看到他们在笑,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邵三:“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你老婆也是河南人吗?”

“她不是我老婆,又没得房子结婚,讨什么老婆。”邵三不屑一顾地说。

万书记发信息给我:“跟他说一说房子的事,不要扯别的。”

我不得不开口说道:“那个,邵师傅,这个房子可能得拆,它……”

邵三满不在乎:“拆了算逑。”

我干笑两声,再找不到话说——真后悔进来了。我从门缝钻出来时,万书记正躲在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看到我,叹了一口气:“下雨了,有个地方避一避也行啊。(房子)要是真拆了,这些人真没有地方去了。”



2


一平村属于万东街道,村子不大,估摸着有20户人家。这里处在3条铁路相互交叉形成的三角区域内,村里的房子紧挨铁路栅栏网而建,就像被3根麻绳紧紧地捆住了一样。一平村的地势是一侧高一侧低,村口处的人家,正对着铁路涵洞口,房顶几乎和铁路轨道持平。往里走,有的房子地基则要比铁路轨道高出半米左右。

最里边有一户人家,在平房上边接盖了一个6平左右的“小二楼”,房顶装的是蓝色彩钢瓦,从老远就能看得到,这种房顶一旦加工不牢靠,大风一吹,极易刮到2、3米开外的铁路上。这处问题是工务处的领导“添乘检查”(乘坐火车巡查线路)时发现的,下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尽快整治。

7月中旬,我和万书记联系上社区工作人员和城管,一起到现场查看。

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大姨,万书记说:“大姐,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住的这个房子。”

大姨问道:“你们是工务段的吧?”

我介绍道:“是的,这是我们万书记。”

大姨霎时笑了起来:“我看你们的衣服就知道是工务段的,我家老头子就是从工务段退休的,我家儿子在车辆段……”

大姨说自己姓吴,她抓着万书记的手,不停地夸赞铁路这好那好,闲扯了10来分钟,万书记有些吃不消,只能不停地点头干笑。我知道她下午还有个会,时间上耽误不起,便开口替她解围:“大姨,您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吴大姨把脸转向我:“那可不嘛!”

她说,她老公姓单,老单他爹以前在铁路的采石厂里上班,因为一次事故殉职了,老单作为家里的长子就接了班,后来采石厂撤销,老单被分配到了铁路工务段。结婚之后,她与婆婆不和,一家子就搬到了一平村来住。

吴大姨在说话的间隙,万书记跟城管的人已经进到了她家的平房,爬上了二层的平台。我也跟了进去,看房子有20多平,布置得很简单,进门右手边是个冰箱,左手边摆了个布艺沙发。靠南的一边开了扇窗户,占了大半面墙,窗户边上有一扇小门,推开就到了铁路边上。往里走,南侧还有一间小屋,北侧则是狭窄的楼梯间,里头放了一个煤气灶,算是厨房。估计是因为没有通风扇、油烟机的缘故,做饭的烟气只能往上走,所以楼梯间里到处都挂着黑乎乎的小灰穗子,台阶上似乎也全是油泥,倒是不滑,反有些黏脚。

循着楼梯上到房顶,视线一下子开阔起来。新搭建的那个小房子,高约3米,建筑质量非常差,石头、砖头和空心砖总是不能完全契合,有大量的光线直射进来。

吴大姨也跟了上来,对着小房子说:“这小屋子是想养鸽子的,老单退休了,自己搭的。”

万书记问:“大姐,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就我和老单。”

万书记也找不出别的话了,只能强硬着头皮说:“大姐,你这个小房子建得不合规,得拆了它。”

吴大姨的脸色马上变了:“拆了,你给我找地方住去吗?”

“这也不是用来住的啊,鸽子就不要养了。现在咱们铁路外部环境安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上边领导检查到的,这个工作必须得落实了,不然不好交代……”

“拆不了!”吴大姨转身向楼下走。

万书记看向我,撇了撇嘴:“刚才还客客气气的,转脸就变了。”

“刚才你也没说要拆她的房子。”我揶揄道。

万书记后悔不迭:“以后干脆开门见山,反正都要碰一鼻子灰。”

等我们追到楼下,吴大姨坐在沙发上背过身去,用手向外指了指:“等老单回来你们跟他说去。都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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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大姨家里出来,我们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地带,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这是旱厕的气味。旱厕建在铁路栅栏网边上,排污口对着栅栏网,栅栏网底下掏了一个小沟,沟两侧用青瓦立着做挡墙,里边全是干掉的排泄物。

这时,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走出来一个老汉。他光着膀子,腰间系着条白布。他大概看到城管过来,以为是来检查卫生的,赶紧从一堵矮墙后边拿出了一个锄头一样的木制工具:“我正说要把茅厕清一清呢,领导就过来了。”他谁也不看,佝偻着腰向旱厕走过去,随后熟练地用工具把坑道排泄物推到后面的池子里。

臭味更重了,伴随着苍蝇的嗡嗡声,我的脑子几乎要炸开了。我们几个人向外退,万书记说:“怎么能把排泄物排到铁路里边去呢?咱们的作业人员就没有发现吗?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吧?”说完,她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一个城管告诉我:“(铁路栅栏)网子里还埋了一个泥瓦缸,装粪的。这个老头负责这一片的卫生。他还行,干活挺负责的,无儿无女,算上各种补助,他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

“就是住的地方太差了,一个小平房。要是能把住的地方给解决了,那就更好了。”我说。

“我现在还没住的地方呢。”一个年轻的城管叫道,“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解决。”

众人都笑。

万书记黑着脸打完了电话,走过来时,又堆上了假笑,对城管们说:“这边的情况反正都了解了,咱们就回去吧,以后有什么需要再联系你们。谢谢你们了,这么热的天,谢谢谢谢。”

“这个XX(该管辖区内的工区工长)!知道这里有个旱厕也不汇报,在栅栏网里挖个化粪池也不汇报吗?没有一点安全意识!”等城管们走了,万书记又抱怨起来。



3


我和万书记跟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实在有限,看到这些问题干着急上火。万书记跟我说:“我跟段里汇报了,叫段里直接跟区里对接,但是段里领导也让我们不能有‘等’和‘靠’的思想,所以咱们还是得去,勤去,让他们有紧迫意识,说不定这事就解决了。”

她这话说得倒挺打气,但是后来几次去一平村,她都没去老单那边,只让我去。我去的时候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拍几张巡查照片就完事。吴大姨见到我也是直呲鼻子:“我还以为你们工务段来看咱这铁路工人住得这么差要给点补助的呢。切,哪有这好事!”

我也只能傻笑。

“你那个书记真行,上来让我拆房子。大十五的啊,叫别人拆房子?”

我妈以前也念叨过,“初一十五,诸事不宜”,做什么事,最好避开这两天,尤其是兴建土木,动砖动瓦的工程更是不能干。我这才意识到,那次我跟万书记都没有注意这忌讳,现在想想,当时吴大姨没有指着鼻子骂,算是客气的了。

我干笑两声:“大姨,实在是对不起,我们都被上头的领导给催糊涂了,唉。”

吴大姨看我也不是诚心的,便尽释前嫌,又跟我絮叨起他们家关于房子的心酸事。

她丈夫老单上班之后,其实在铁路“二七宿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60多平。儿子、闺女出生之后,紧紧巴巴地凑合了快20年。等他们儿子当兵、闺女念大学时,铁路又建了福利房,小高层,有电梯。论年资,老单花不到30万就能拿下100多平的房子,但吴大姨当时不想花那个钱,老单又听吴大姨的,便就此作罢。等着儿子退伍回来,接了老单的班,娶了媳妇,老单夫妻只能退出“二七宿舍”,搬回结婚时在一平村这处老房子。

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说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她坐回椅子上,又接着说起老单单位福利房的事:“如果当时老单说一个‘行’字,我也就真的下定决心了。你想想,二三十万哪,我一个女的,把那么些钱花出去,心能不慌吗?听说现在那套房子涨到一万五六一平,多吓人!”

吴大姨说完,抬头望了望天,好像是真的后悔了:“我儿子他们按揭了一套商品房,估计今年能交房,到时候他们搬到新房子,我们也不用在这儿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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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我头一回见到了老单。他不善言辞,听到我的来意之后,立刻同意拆除房顶那个鸽子楼。他埋怨吴大姨:“你呀你,人家都来了这么多回了,你都没跟我言语一声。”

吴大姨生气道:“你干一辈子铁路,不记你的好,现在要来拆你的房子,这算什么事?好歹得给点补偿。”

老单瞪着眼骂道:“你这是违反法律的事,你要什么补偿!”

没想到老单发起火来还挺吓人,吴大姨马上就怯了下去。她回过头来跟我说:“你看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在家里横。”说完又迅速变了个脸:“哎哟,我也不是难为你,我想要点补偿也是你单位出,又不要你出。”

我只能笑笑,不说话。

老单在约定的时间将鸽子楼给拆了。事后,他问我:“小张,咱们在平房上盖楼违反哪条规定了?”

我解释道:“按照咱们铁路的规定来说,只要加固得结实牢靠就行,防止大风天气把它刮到线路上去,至于拆这个楼,那是城管的要求。”

“城管的要求?”老单吸了一口气,“你早说是城管的要求,我就不拆了呀!”

我赶紧往回圆:“拆了也好,你这个小楼,我看质量也不是很好,要达到要求的加固标准,也不省事。万一弄不好,真倒了、塌了,对你们自己的安全也是有影响的。还有,这个楼距铁路这么近,要是倒到线路上去,也是个麻烦。”

老单总算接受了这个说法:“那我朝里边盖一点,盖矮一点,总行吧?”

我真不好回答他:“如果不影响铁路运输,我们也不会来找您麻烦。至于城管那边,我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没有。”

老单倒是爽快:“行,只要不违反咱铁路的规定就行。别的,我自己来对付。”

我把这事跟万书记汇报了,她竖起大拇指:“咱们铁路人的觉悟就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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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单的鸽子楼算是解决了,但丁香街道邵三那边依旧推进不动。

万书记跑了几趟,也烦了,一个劲地抱怨道:“根本就拆不了,先不说邵三这一家,就单这一排房子连在一起,没有1公里也有800米,全都拆了?咱们又没有执法权,这一趟一趟地跑,不是浪费时间嘛!”

可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只看隐患数据库的“销号数据”,他们的领导在全段的视频会议上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这是上头压下来的任务,必须得想办法完成。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喜欢抱怨,你们跟我抱怨也没有用啊,我又做不了主……”

万书记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视频会议结束之后,她找到工务段分管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的副段长,把困难一一抖搂出来,又告了安全科一状,说他们“官僚主义”。分管领导两头各打五十大板,给了万书记一个通报批评,又勒令安全科尽快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最后,安全科答复:“经分管领导批准,对于处在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认定违建存在异议的、拆除有困难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业主签订一个‘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就行了。”

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的模板发了下来,我仔细读了一遍:“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禁止损坏或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铁路用地’之规定……如未遵守相关规定,并逾期未做出整改,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方自行承担,我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得到这个结果,我跟万书记的心也轻松了不少。兄弟单位的负责人打来电话:“万书记啊,你真是厉害,太厉害了……”

看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这件事上已经焦头烂额了。



4


转眼间到了年底,一场大雪刚化干净,技术员就急匆匆跑到办公室里来说:“一平村有个房子炸了,门窗都飞到铁路上去了。”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开车过去看看。一进村,看到人群涌去的方向,就预感是老单家发生了爆炸。

老单家的平房顶面是整体浇筑的,屋里有一堵倒L型的承重墙,所以在房子的三面墙都被炸飞了后,这堵承重墙支撑住了整个房顶,看着非常惊险。现场围满了人,有城管、警察、社区网格员和消防队员,更多的还是附近的村民——我真不敢想,这小小的20户里边,能藏着这么些人。

我在人群里找了半天,没看见老单和吴大姨,心下慌张。好在铁路线路上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干净,没有影响列车运行。我检查确认安全后,回到村口,看见网格员胡大姐正在跟别人说着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我跟你说,老单真是绝了!他早上把锅坐在灶台上,打火,然后出门跑步。跑了一圈步回来,发现煤气灶上头没有火,就重新打了一下,轰!”她伸开双手抡了一个大圈,演示爆炸的效果,随即咧开嘴笑了起来,“不过老单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脸被炸黑了,刚才送到医院里去了,检查检查,放心。”

听到这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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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平村回单位的路上,我又去邵三家看了一下——听说铜山路路边的围墙都被拆了,公路与铁路间修了一块草坪。保卫武装科计划在铁路栅栏网边上设置一个“公铁并行桩”,防止汽车撞击铁路线路。

我刚把车停好,邵三正好骑着三轮车出来,后边坐着那个女人。

我跟他打招呼:“巧啊,邵师傅。”

邵三把脚踏向前轮,踩住了轮胎,车子刺啦啦地刹住了:“过来找我的吗?”

我摇摇头,指了指已经被推倒的围墙:“不是,来看看这个墙。”

“哦,还要签字的话,快点来找我签,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都要走了还签什么字啊?”我知道,之前的《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邵三都签了,不过他不会写字,在上边画了一个像“の”的符号,就说是他的名字。

“就是要走了才给你们签,反正你们也找不到我。”邵三觉得自己说了句特别幽默的话,得意地笑了。

“你怎么想起来走了呢?”

“屋里又黑,蚊子又多,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半夜过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嘎子嘎子……真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到别地儿去找幸福去了。”他咧开嘴露出了一口的黄牙。

邵三把离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的原因归结到它的种种不好上,却只字不提拆迁让他失去了廉价甚至是免费住房的机会。后来我又去查看拆迁进度,拆迁工作还没开始,邵三却已经离开了。问了旁边的住户,都摇头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过了几天,工务段与鼓楼区召开对接会,每个街道、社区的负责人轮流就前期巡查整治的情况做一个简短的汇报。我听到丁香街道的贾主任介绍说:“铜山路那里的房子马上就要拆了,路要往前修,把凸形的路取直。所以这一段的隐患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同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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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我再去一平村时,正好在村口遇到了老单。他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哎哟小张。要不是你,这房子真就塌下来了。”

原来,老单把新加盖的鸽子楼往后挪,基础正好落在倒L型承重墙的短边上,这才撑住了小房子,不然一体浇筑的房顶真的要失去平衡了。

春节放假前,我又去了一趟一平村,老单家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石土——兜兜转转,估计他和吴大姨又回到了“二七宿舍”了吧。

我看到几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在旱厕附近站着,走近了,看清是铁路房建段的人。原来那个清理旱厕的老头住的是房建段的房子,墙角上有房建段的铭牌编号。

房建段的人说:“好多房子都没人住了,时间长了,都成危房了,有几处还倒了。”

我问道:“这间房子是危房吗?”

他们说:“看着还行。不过不能让老头儿再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麻烦。”

我也不知道老头儿有没有别的住处,过年之后再来例行检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5


到了2021年,铁路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随着一次次事故的发生,排查范围也在一次次地扩大,从一开始距离铁路20米到50米,再到后来的200米、500米,排查的任务量成倍数增长。

大寨镇高庄村有一家养殖户,用彩钢瓦盖了一片巨大的养殖棚,与铁路隔着100多米的距离。养殖户姓邓,个子不高,光头,说话时总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我跟万书记找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家房子盖你家地里了?”

我解释道:“没盖我们家地里,但是你这个彩钢瓦有可能被吹到铁路上去……”

他又说:“那也不是我叫它往上边吹的,天灾人祸,我管不着。”

万书记拿出相关的法律文件,他压根不看:“你甭给我看这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我犯法了,你去告我去。”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万书记几乎要被气哭了,她扬着文件苦着脸说道:“如果真出了事故,你真得负法律责任。”

邓老板伸出两只手在地上码来码去:“我的房子在这里,我盖在自己的地盘上,对吧?你的铁路在那里,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我又没盖到你的铁路上去,对吧?我在这里养了十几年的猪了,现在你突然跑来说我的房子不行,要进行加固……你们早干嘛去了?我盖的时候你们别叫我盖呀!怎么之前行,现在却不行了?”

万书记仍然耐着性子解释道:“社会在发展,铁路设备也在发展,以前也没有接触网啊,以前的火车跑得慢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包括各种安全规定。”

“要加固你们来加固,我没钱!”说完,他便关上了大铁门。

我站在门口跟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打电话,将这里的情况简单给他说了一下。他沉吟片刻,说:“哦,那一家是姓邓的,是吧?明天我喊上他们村村长,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也只好这样了。

邓老板的养殖棚对面不远处,隔着一条水泥路,还有一个大院,里面也有数间彩钢瓦棚。我跟万书记进到院子里,看到一间房门前坐着个年纪大约60多岁的老头。

“老师傅,这里都是您的棚子吗?”

“是我的棚子。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看到有人进来,整个人就朝着我们滑了过来——我才注意到,他坐在一个带滑轮的圆盘上,是没有腿的。

万书记说:“老师傅,您家的这几个棚子离铁路太近啦,得用钢丝绳加固一下。”

老头好像卡掉的电脑,他翻转了两下眼珠子,说了一句:“什么?”

我赶紧把他们村村领导的名号搬出来:“徐书记认识吧?本来今天他也要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临时有事没来。我们今天先过来告诉你一声,这个棚子得加固一下。”

老头仰着头看了看,问道:“怎么加固?”

我跟他比划起来:“去镇里头买那种外边带一层胶套的钢丝绳,像我小手指这样粗的就行。你这样纵向过来,拉上三道,在地上打进‘地锚桩’,把钢丝绳拉住,就行了。”

老头又说:“我没钱。我腿不好,我弄不了。”

老头姓蔡,他家里条件确实不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问起村干部,他们都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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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联合巡查的时候,农路办陈主任对蔡庄徐书记说道:“老徐,老蔡家的事,你们村里边就给弄了吧,别让他犯难了。”

徐书记笑道:“陈主任,这些棚都弄好要不少钱呢,你们镇上给拨点款下来。”

陈主任眼睛一瞪:“这能要几个钱?街里头那个五金店里卖8块钱一米,他这一个棚子拉两道,20多米,3个棚子也就几百块钱,你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

徐书记接着叫苦:“现在村里头没有这一块的资金,我得从别处找补。现在咱们村里边弄那个什么……”

似乎是说到了什么敏感的话题,徐书记把陈主任拉到了一边去了。等两人说笑着走回来,徐书记对着我们拍胸脯保证:“我明天就叫人过来弄好——陈主任,我村里还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一趟。”

看他要走,我赶紧叫住他:“徐书记,对面还有一家呢,要不先过去看看?”

徐书记装模作样地使个眼色:“那边的事儿,你找高庄的书记去。这条水泥路为界,那边不归我管,我只管蔡庄。”

听到徐书记这话,我不禁挠起了头——铁路沿线的行政区域划分统计是我们一步一步跑、一嘴一嘴问出来的,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错误,看来还需要继续修正。

徐书记一走,陈主任就犯起了嘀咕:“小张啊,姓邓的那一家可是相当难缠。”

到了邓家门口,我去拍大铁门,里头的狼狗叫唤了半天,没听到人的动静。我再拍,里边的人就不耐烦了:“谁呀,干嘛的?”

万书记头疼不已,气愤道:“嚯,还不知道是谁就这么凶。”

大门被拉开,邓老板探出半截身子,二话不说直接摆手赶人。

陈主任正色道:“邓XX,你别这个态度!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要是不处理好,肯定是不会完的。”

邓老板满不在乎:“去去去,不怕搭工夫你尽管来。”

说完,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好坐车回去。在车上,万书记说:“陈主任,像这样难缠的人,我觉得镇里头是不是弄一个专项资金雇人来给他弄?他肯定愿意。不然,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陈主任直摇头:“这两年疫情闹的,经济都不景气,我们工资里头好多款项都取消了,哪里还有弄这个的闲钱?我倒觉得你们铁路财大气粗,再说了,这也是给你们铁路办的事,你们得出钱才对。”

话不投机,两人都闭上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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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份的一天,万书记通知我,铁路局安全监察室的人要来,重点检验前期外部环境的整治成果。交代完需要准备的材料,末了她又问了一句:“安监室的人要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管内有哪一处整治得比较好的么?挑不出什么毛病的那种。”

说实话,真没有。

现阶段铁路外部环境整治的难处太多了,缺人、缺钱,还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只是检查、告知、督促整改和下发没有强制效力的“整改通知书”。老百姓不愿意配合,我们也疲于应对,很多的工作都打了折扣,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只能告诉万书记:“哪一处都能看,但是哪一处都能挑得出毛病。”

到了中午,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又给我打电话:“小张,明天我们区里下来人检查,我想了想,蔡庄的老蔡头家我觉得还行,要不咱们把人带那去?”

原来,两拨领导是一起来的。

我没敢说行不行,赶紧打开免提跟万书记请示。万书记吸了吸气,似乎有些担心:“那个邓老板家不是没整治吗?两家离得那么近,万一被看到了,那不露馅儿了?”

但是镇上领导却有自己的打算——蔡庄老蔡头的房子用小拇指粗的钢丝绳拉得整整齐齐,陈主任想借此为例,向区里申请一些专项资金。这想法当然好,可是万书记还是不放心。我只能安抚她:“书记,你看,从这西边的铁路涵洞一上来,直接拐进老蔡头的院子里,邓老板家那边的情况,应该不太能看得到。”

万书记摇摇头:“万一安监室的人到外边来了呢?”

我哭笑不得:“那就用条绳把他们拴上。”

陈主任在电话那边也笑:“我跟你说万书记,你就得让上边的领导看见咱们的难处,把问题暴露出来不要紧,要是真挨了批评,你让他们去找邓XX去,看他们吃不吃瘪。”

万书记苦笑道:“局里安监室的领导可不会给我们批钱,只会扣我们的钱。”

次日,安全监察的领导们来了,司机将汽车一脚油门开进老蔡头家大院的深处,将邓老板家的养殖棚完全隐没在屋脊和杨树枝叶之外,下车后,我们往哪儿带,他们就往哪儿走,我们朝哪儿指,他们就朝哪儿看。谢天谢地,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领导很满意,回到办公室里,内业资料随便翻了一翻就不再细查了。

万书记也很高兴,她跟安监室的领导们表扬我说:“这是张工,年纪轻轻,外部环境整治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听得我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

后来,听说还是大寨镇上出钱将邓老板的养猪棚给加固上了。



6


为了缓解运输压力,J车间管辖区内新修建了一条铁路支线线路。今年3月份竣工验收通车后,却遗留下来一大堆的问题——新支线行经大寨镇高庄村的一隅,只占用了四五户居民的住宅用地。这些住宅原本应该被推倒建设成绿化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里边还住着许多老年人。

在铁路的另一侧有一家小型的手工作坊,这些老年人一直在那里打工,如今被铁路横断了上下班的路,要想去到作坊,需要绕上3公里的路程,因此怨气很大。他们将铁路两侧的水泥栅栏立柱砸断,偷偷穿越铁路,抄起了近道。

我和万书记过去调查时,立马被这群老年人给围住了,他们摆出一副“人多谁也不怕”的架势。我问他们“铁路栅栏网谁砸坏的”,非但没人承认,还都大声叫嚷着:“你们说修路就修路,把我们的路都给堵死了!”

“不是修了涵洞了吗?”

“那多远!”

“修在哪里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方便,也不可能修在你们家门口吧?”

人群里又有人说起别的事情:“你们把我们住的地方给占了,我们都没有地方住啦!”

我反问道:“难道没有给你们钱吗,地也不是白占的吧。”

“给谁钱了?谁见到钱了?”

铁路的建设单位是中铁某局,具体的征地政策我跟万书记都不清楚。我问他们:“地是从你们手里征的,还是从村里征的?怎么可能没给钱呢?”

村民直摇头:“不知道,反正没给钱!”


------

我们只好再去找大寨镇高庄村的村长问情况,可他架子奇大,我们之前去村委会找了好几次都没见到人,就连上次农路办陈主任通知他到场处理邓老板的养殖棚事宜,他都没有露面。

高庄村有一片产业园,算是比较有钱的一个村子,村委会小楼盖得也挺阔气。我跟万书记在一楼的接待室里被办事员盘问了好一阵子后才被允许上到二楼。村长姓高,正坐在巨大的原木拼接的椅子里抽烟,看架势像一个山大王。我简单说明来意,又把刚才的事情叙述了一遍,高村长慢吞吞地抽着烟,不停地缓慢点头。等我们把话说完,他仍然不说话,我跟万书记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末了,他终于觉醒了一样,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咱们得找个时间一起过去看看,那边的村民也不听我们的。”

高村长又缓缓地点了下头,又不说话了。

万书记气得扭头就走。到了院子外头,她愤恨地说道:“这样的人跟他没法沟通,以后有事直接找镇上。”生了一会儿气,她又自嘲地笑了:“唉,好像求他们一样,真难啊。”

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将铁路栅栏网修补好,又在边上立了一个警示牌。施工过程中,高村长一次也没有来过,只有那些老年人从我们边上经过,嘴里瓮声瓮气地骂着什么“没良心”“不干好事”“净会作恶”之类的话。

我们给这些老人的儿女们打电话,让他们劝劝自己的父母,别再破坏铁路设施。他们的态度很好,表示一定支持工作。最后我问他们:“征地款真的没有拿到吗?”他们嘿嘿一笑,只说道:“他们年纪大了,别听他们的。”

我们拿来《安全协议》让老人们签字。老头老太太听了儿女们的劝,都不再闹腾了,规规矩矩地签了字。有一个老太太签完字还不忘奚落我们一番:“字一签,你们可踏实了,唉。”


------

大寨镇还有个洗煤厂,离铁路大概50米,煤炭资源枯竭之后厂房便空置下来,现在租给一家企业做机械加工生意。厂房年代较久,外立面和棚顶的彩钢瓦已经漆皮脱落,露出一片片的铁锈色。厂房是大寨镇的资产,听说我们来检查安全隐患,负责人周宇也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带着我们到处查看。

不过,当听说我们担心锈蚀的彩钢瓦会从锚钉处脱落,难以抵抗大风大雨,要求他们更换新的彩钢瓦片时,他用右手背砸着左手心,说一句砸一下:“拆下来要钱,装上去也要钱。我拆装的时候工厂还得停工,又是钱。现在经济不景气,哪有那么多钱啊,老板们!”

显然,他不愿再配合。

我们只好先离开,准备找陈主任一起来看看。哪知道,周宇动作迅速,下午就用钢丝绳将厂房捆了起来,算是加固了。次日我们一行人到了现场一看,都傻了眼,我想说这样估计不行,但陈主任用商量的语气说着没得商量的话:“哎呀,就这样吧,我看这样就行了。”

我和万书记都不放心,但也只好作罢。

就此,辖区里铁路外部安全“隐患问题库”里的问题,我们也算解决了个七七八八。



7


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间几滴大雨点子就砸到了玻璃上,紧接着狂风扫进屋内,把飘窗上的书本都卷到了沙发边上。刚关好门窗,电话就响了——单位通知:防洪,全员值班。

我胡乱扒了几口饭,到车库时,发现水已经没过脚脖子,汽车开到马路上,几乎完全失去视线,只能凭着经验慢慢地向前开。好不容易捱到单位,从停车场到办公楼的100多米距离,我就被淋了个透,帽子也不知道被大风卷到哪里去了。

到了后半夜,雨小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一片狼藉——街道两旁的树倒成一片,地下车库的水已经漫到了地面,马路上胡乱散落的各种垃圾……我的心突然不安起来,脑子里快速闪现着那几个不太牢靠的彩钢瓦棚,心想——“你们千万要给老子顶住”。

一整晚几乎没睡,天刚亮,万书记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应该也提心吊胆了一夜:“小张,出去看看去。”

雨已经停了,但是风还是很大。万书记个头小,被风吹着走,几乎控制不了方向。我们准备先去大寨镇的洗煤厂看一看——周宇那个瓦棚,光加固,很难对抗这样风雨。

等汽车停在了洗煤厂门前,打眼一看,果然,厂房上有一整块的彩钢瓦片锚钉全部脱落,从中间钢丝绳拉住的地方折了个弯,就像两扇巨型的翅膀一样呼扇呼扇个不停。我们先通知周宇,又打电话喊来陈主任。陈主任也被吓了一跳,表示一周内一定将旧厂房的彩钢瓦全部换成新的。

接下来两天,我们组织人员把管内所有隐患处所进行逐一排查,没有发现问题。万书记终于开心起来:“经过这次暴风雨的检验,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可靠的!”


------

高兴归高兴,但我和万书记也都清楚,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铁路外部环境“隐患问题库”的“隐患”已经攀升至100多件,而且还在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除了日常巡检,我跟万书记又想到还得加强宣传。我们联合几个宣传员,在沿线的街道、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进行铁路安全宣传,发传单、拉横幅、走上讲台,甚至还花了大价钱租来广告宣传车,大屏电视配合高音喇叭,甚是壮观。

在城市街道发传单时,很多人会误以为我们在推销产品,我们不得不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铁路安全宣传,铁路安全宣传。”如果谁站定看上两眼,我们都非常感激。

在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老人们倒是很乐意听我们宣讲:“爷爷奶奶在家里带孩子,一定要叮嘱小朋友,不要到铁路边上去玩,不要对着火车扔石头,不要在铁路边放火,不要攀爬栅栏网,不要……”他们总是殷勤地点头。我知道,他们是想要印有安全标语的手提袋,回去之后,就申请了一大摞这种袋子,里边装上宣传彩页一并发出去。

有次,在一个村子里做完宣传,我们坐在铁路涵洞的桥下休息,这时一辆厢货汽车从身边开过去,我们几个人瞪着车厢上拉着的条幅:XX活动板房、彩钢瓦房,厂家直销,包工包料,一天建成。电话……一个宣传员故作愤慨地说道:“真想给他掀沟里去喽。”

我们几个人哈哈大笑。

万书记终于还是说了一句符合政治教员身份的话:“有矛盾,但是不能有对抗。彩钢瓦房的存在合理,铁路的安全也合理,我们要把都是合理的东西平衡起来……”

安全宣传员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眼睛躲在手底下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

欣慰的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影响了很多人,大家“爱路护路”的意识都有所提高。有一次我们在铁路沿线发现了一处新建的彩钢瓦房,业主已经自觉地用钢丝绳进行了加固,让我们惊讶不已——也许,真的会像万书记说的那样,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能够找到平衡。

当然,我们都知道,谁也不是真的喜欢住在离铁路这么近的地方,大家各有各的不得已,这么想着,觉得我们这份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人物、街道名称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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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30 11:3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住在铁路边上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老男孩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6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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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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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路边野餐》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2017年3月,陇海下行线连云港至盐坨间,沿线一处简易彩钢瓦棚被大风卷落,与火车相撞,造成行车中断事故。次年5月,沪宁城际铁路高压接触网上被苗圃防晒网缠绕,同样让火车运行中断……近年来,“异物侵线”造成的铁路安全事故明显增多,对此,2019年,江苏省五部委联合签发了针对“铁路外部环境安全整治”的相关文件。

文件下发后,当时我所在的铁路工务段下辖的J车间,也迅速行动起来。工务段的本职任务是铁路行车设备的检修与保养,J车间管辖的铁路线林林总总加起来有100多公里,牵涉江苏、安徽两省,共有5个街道3个乡镇,日常工作已经相当繁重,于是便将这次对外部环境的检查整治工作交给了主管政治工作的万书记负责。万书记已经年过半百,一个人有些招架不住,我在2020年也被派来协助她的工作,“调查、制止铁路沿线的非法施工,消灭植被隐患,以及督促沿线居民对自建房彩钢瓦棚进行拆除或加固”等——后者是重中之重。

到岗后,我先查看了铁路外部“隐患问题库”,大大小小的问题竟然罗列了六七十条,不禁感觉头皮发麻。万书记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苦恼:“企业的管理经验在处理地方群众问题上,没多大用处。”

后来,这个工作让我接触了许多“住在铁路边的人”,才知道万书记所言非虚。他们各有自己的辛酸故事,住在铁路边也多属无奈之举,因而面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常常或认真或开玩笑地说:“你们就知道欺负穷人。”



1


2020年5月初,清晨依然微凉,我跟万书记一起搭车到了铁路沿线的丁香街道办事处。

丁香街道原是老城的边缘地带,现大部分区域已被高楼大厦占领,但在靠近铁路的地段,还保有大量破旧的民房。这些建筑大多“失管”“失修”,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私搭”“乱建”的问题,对铁路安全影响尤为严重。

来之前,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已经与市、区相关领导开过了对接会,但是具体任务还没布置下来,街道这一块只是听到些风声,该怎么办、怎么配合,还不是很明确,所以积极性不高。当我们把这些情况介绍一番后,丁香街道办事处的贾主任边摇头边嘬牙:“哎哟,人家住多少年了,说拆就拆呀?你们铁路有拨款吗?”万书记也跟着苦笑:“贾主任啊,咱不能一上来就倒苦水啊。先把工作向前推一推,遇到什么具体困难,我再向上级汇报。”

牢骚归牢骚,贾主任也没为难我们,叹了口气以示妥协:“大家都是听喝(听别人使唤)的,都不容易,我喊几个网格员先到铜山路那边去看看。”


------

铜山路有一段挨着铁路,路侧有一堵长约百米的围墙,不是为了挡铁路的,而是为了遮挡墙后破破烂烂的民房的。而这些房子就是我们此行勘察的重点——它们与铁路轨道的距离仅3米左右,与铁路之间仅只隔着一条铁路栅栏网,栅栏网与房子之间仅有一条1米左右的通道。刚下过雨,通道上还有许多积水,无处下脚。我们钻进来,一个网格员就开始发牢骚:“妈呀,这天天怎么出来进去的?都是水,住在这里麻烦死。”

我和一众网格员搬来几块大石头,垫着脚,总算走了过去。沿着通道走了大约六七百米,2米开外的铁路上一列火车驶过,又有人嘀咕:“火车来来回回的,吵死人。”

走到一处坍塌比较严重的房子边上,我停住拍了几张照片。贾主任指着破砖烂瓦后边4、5米远的一堵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墙,说:“本来房子没离火车道这么近,原来的房子在那儿。那些(房子)才是正经的起脊瓦屋,后边(挨着铁路建的房子)都是加盖的。”

万书记说:“加盖的就属于违建了呀,这应该好拆。”

“万书记呀,你们是没有接触过群众工作。”贾主任似笑非笑地摇摇头,往前走到一处房子的黑色双扇门前,从门缝里看了看,喊道,“邵三在家吗?把门开开!”

说完,他推了推门——门被一条铁链子拴着,铁链完全撑开时,两扇门间足足有30公分宽。

“谁啊?”屋里传出来一个干巴巴的中年男声。

“是我。”贾主任应了一声。

屋里边又传出来一阵噼里啪啦踢瓶子的声音,不一会儿,一张形容消瘦、皮肤黝黑的脸出现在门缝上。

“干什么的?”

“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什么事?”

一个网格员马上把皮球踢到了我们这边:“他们是铁路来的,找你们有事。”

万书记马上接上了话:“你好,同志,我问一下,这是你自己的房子吗?”

“不是我的房子,是我租的。”这个中年男人说话时,眼珠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来回滚。

“租的啊。租谁的呢,能不能联系到房东本人?”

“联系不上了,人家都搬走了。我都一年多没见到他了。”邵三说话时板着脸,好像随时会发火一样。

“等于是……”

“等于是白住。”他干净利索地接茬道。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万书记摇着手说,“要不您出来吧,咱到外边说话。”

邵三稍稍侧一下身,从门缝里钻了出来。万书记与他说话时,贾主任一边带着网格员们开始解系在铁路栅栏网上的麻绳,一边大声说:“邵三啊,这网上不能挂衣服,也不能晒被子。”

听贾主任说,邵三是河南人,平日靠收废品为生,附近居民经常能看到他骑着破三轮车带着一个头发结成板板的女人。离开邵三家,再往前走十来米,还有两家开着门的房子,也都是“租户”,情况大同小异,都挺困难。巡查结束时,万书记已经口干舌燥,贾主任说:“万书记啊,今天找了3家,应该还有4户人家,你们慢慢弄吧。”

那天回到单位,万书记抱怨道:“你瞧见没有,他们街道办事处的人根本就不想帮咱们,最后干脆一推六二五了。”

我笑着说道:“书记,你跟人家闲扯半天,不也没提让人家拆房子的事吗?这事不好办,人家街道办事处的人早就洞察一切了。”

万书记自嘲道:“真是没那个本事,实在说不出来,不是吃这行饭的。”


------

7月初,段里又发了一个关于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百日攻坚”的文件,要求“将在册的问题集中消灭”。我跟万书记又去了邵三家。那天下着小雨,邵三请我们进屋里坐坐,他用力扒着门框,不过用再大的力气,门缝也不能再大了。见我和万书记面面相觑,邵三咧开嘴笑了:“我的门没有锁,这个铁链子就是锁。”

最后万书记没有进去,我自己进去了。屋里没有窗户,特别黑,地上堆满各种饮料瓶子,墙角码着鼓鼓囊囊的蛇皮口袋,估计装的也是瓶子,但让我意外的是,屋里竟然没有过分难闻的气味。

一个女人坐在床上看电视,邵三也坐了过去,他们并排坐着,弓着腰,电视机里的光在他们的脸上不停地闪。隔着几米远,我能看到他们在笑,他们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我问邵三:“你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你老婆也是河南人吗?”

“她不是我老婆,又没得房子结婚,讨什么老婆。”邵三不屑一顾地说。

万书记发信息给我:“跟他说一说房子的事,不要扯别的。”

我不得不开口说道:“那个,邵师傅,这个房子可能得拆,它……”

邵三满不在乎:“拆了算逑。”

我干笑两声,再找不到话说——真后悔进来了。我从门缝钻出来时,万书记正躲在旁边的一个小棚子里,看到我,叹了一口气:“下雨了,有个地方避一避也行啊。(房子)要是真拆了,这些人真没有地方去了。”



2


一平村属于万东街道,村子不大,估摸着有20户人家。这里处在3条铁路相互交叉形成的三角区域内,村里的房子紧挨铁路栅栏网而建,就像被3根麻绳紧紧地捆住了一样。一平村的地势是一侧高一侧低,村口处的人家,正对着铁路涵洞口,房顶几乎和铁路轨道持平。往里走,有的房子地基则要比铁路轨道高出半米左右。

最里边有一户人家,在平房上边接盖了一个6平左右的“小二楼”,房顶装的是蓝色彩钢瓦,从老远就能看得到,这种房顶一旦加工不牢靠,大风一吹,极易刮到2、3米开外的铁路上。这处问题是工务处的领导“添乘检查”(乘坐火车巡查线路)时发现的,下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尽快整治。

7月中旬,我和万书记联系上社区工作人员和城管,一起到现场查看。

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大姨,万书记说:“大姐,我们过来看看你们住的这个房子。”

大姨问道:“你们是工务段的吧?”

我介绍道:“是的,这是我们万书记。”

大姨霎时笑了起来:“我看你们的衣服就知道是工务段的,我家老头子就是从工务段退休的,我家儿子在车辆段……”

大姨说自己姓吴,她抓着万书记的手,不停地夸赞铁路这好那好,闲扯了10来分钟,万书记有些吃不消,只能不停地点头干笑。我知道她下午还有个会,时间上耽误不起,便开口替她解围:“大姨,您这房子有年头了吧?”

吴大姨把脸转向我:“那可不嘛!”

她说,她老公姓单,老单他爹以前在铁路的采石厂里上班,因为一次事故殉职了,老单作为家里的长子就接了班,后来采石厂撤销,老单被分配到了铁路工务段。结婚之后,她与婆婆不和,一家子就搬到了一平村来住。

吴大姨在说话的间隙,万书记跟城管的人已经进到了她家的平房,爬上了二层的平台。我也跟了进去,看房子有20多平,布置得很简单,进门右手边是个冰箱,左手边摆了个布艺沙发。靠南的一边开了扇窗户,占了大半面墙,窗户边上有一扇小门,推开就到了铁路边上。往里走,南侧还有一间小屋,北侧则是狭窄的楼梯间,里头放了一个煤气灶,算是厨房。估计是因为没有通风扇、油烟机的缘故,做饭的烟气只能往上走,所以楼梯间里到处都挂着黑乎乎的小灰穗子,台阶上似乎也全是油泥,倒是不滑,反有些黏脚。

循着楼梯上到房顶,视线一下子开阔起来。新搭建的那个小房子,高约3米,建筑质量非常差,石头、砖头和空心砖总是不能完全契合,有大量的光线直射进来。

吴大姨也跟了上来,对着小房子说:“这小屋子是想养鸽子的,老单退休了,自己搭的。”

万书记问:“大姐,你现在家里还有谁?”

“就我和老单。”

万书记也找不出别的话了,只能强硬着头皮说:“大姐,你这个小房子建得不合规,得拆了它。”

吴大姨的脸色马上变了:“拆了,你给我找地方住去吗?”

“这也不是用来住的啊,鸽子就不要养了。现在咱们铁路外部环境安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上边领导检查到的,这个工作必须得落实了,不然不好交代……”

“拆不了!”吴大姨转身向楼下走。

万书记看向我,撇了撇嘴:“刚才还客客气气的,转脸就变了。”

“刚才你也没说要拆她的房子。”我揶揄道。

万书记后悔不迭:“以后干脆开门见山,反正都要碰一鼻子灰。”

等我们追到楼下,吴大姨坐在沙发上背过身去,用手向外指了指:“等老单回来你们跟他说去。都走吧。”


------

从吴大姨家里出来,我们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地带,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这是旱厕的气味。旱厕建在铁路栅栏网边上,排污口对着栅栏网,栅栏网底下掏了一个小沟,沟两侧用青瓦立着做挡墙,里边全是干掉的排泄物。

这时,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屋里走出来一个老汉。他光着膀子,腰间系着条白布。他大概看到城管过来,以为是来检查卫生的,赶紧从一堵矮墙后边拿出了一个锄头一样的木制工具:“我正说要把茅厕清一清呢,领导就过来了。”他谁也不看,佝偻着腰向旱厕走过去,随后熟练地用工具把坑道排泄物推到后面的池子里。

臭味更重了,伴随着苍蝇的嗡嗡声,我的脑子几乎要炸开了。我们几个人向外退,万书记说:“怎么能把排泄物排到铁路里边去呢?咱们的作业人员就没有发现吗?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吧?”说完,她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一个城管告诉我:“(铁路栅栏)网子里还埋了一个泥瓦缸,装粪的。这个老头负责这一片的卫生。他还行,干活挺负责的,无儿无女,算上各种补助,他一个月能拿千把块钱。”

“就是住的地方太差了,一个小平房。要是能把住的地方给解决了,那就更好了。”我说。

“我现在还没住的地方呢。”一个年轻的城管叫道,“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解决。”

众人都笑。

万书记黑着脸打完了电话,走过来时,又堆上了假笑,对城管们说:“这边的情况反正都了解了,咱们就回去吧,以后有什么需要再联系你们。谢谢你们了,这么热的天,谢谢谢谢。”

“这个XX(该管辖区内的工区工长)!知道这里有个旱厕也不汇报,在栅栏网里挖个化粪池也不汇报吗?没有一点安全意识!”等城管们走了,万书记又抱怨起来。



3


我和万书记跟群众打交道的经验实在有限,看到这些问题干着急上火。万书记跟我说:“我跟段里汇报了,叫段里直接跟区里对接,但是段里领导也让我们不能有‘等’和‘靠’的思想,所以咱们还是得去,勤去,让他们有紧迫意识,说不定这事就解决了。”

她这话说得倒挺打气,但是后来几次去一平村,她都没去老单那边,只让我去。我去的时候也没有抱太大希望,拍几张巡查照片就完事。吴大姨见到我也是直呲鼻子:“我还以为你们工务段来看咱这铁路工人住得这么差要给点补助的呢。切,哪有这好事!”

我也只能傻笑。

“你那个书记真行,上来让我拆房子。大十五的啊,叫别人拆房子?”

我妈以前也念叨过,“初一十五,诸事不宜”,做什么事,最好避开这两天,尤其是兴建土木,动砖动瓦的工程更是不能干。我这才意识到,那次我跟万书记都没有注意这忌讳,现在想想,当时吴大姨没有指着鼻子骂,算是客气的了。

我干笑两声:“大姨,实在是对不起,我们都被上头的领导给催糊涂了,唉。”

吴大姨看我也不是诚心的,便尽释前嫌,又跟我絮叨起他们家关于房子的心酸事。

她丈夫老单上班之后,其实在铁路“二七宿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60多平。儿子、闺女出生之后,紧紧巴巴地凑合了快20年。等他们儿子当兵、闺女念大学时,铁路又建了福利房,小高层,有电梯。论年资,老单花不到30万就能拿下100多平的房子,但吴大姨当时不想花那个钱,老单又听吴大姨的,便就此作罢。等着儿子退伍回来,接了老单的班,娶了媳妇,老单夫妻只能退出“二七宿舍”,搬回结婚时在一平村这处老房子。

说到这里,一列火车驶过,巨大的轰隆声瞬间淹没了一切,吴大姨也陷入了沉默。列车终于开过去,吴大姨站起来朝三个方向指了指:“这边过完车,那边又来一辆,那边没有,这边就有。有时候说一句话,得切成好几段。”

她坐回椅子上,又接着说起老单单位福利房的事:“如果当时老单说一个‘行’字,我也就真的下定决心了。你想想,二三十万哪,我一个女的,把那么些钱花出去,心能不慌吗?听说现在那套房子涨到一万五六一平,多吓人!”

吴大姨说完,抬头望了望天,好像是真的后悔了:“我儿子他们按揭了一套商品房,估计今年能交房,到时候他们搬到新房子,我们也不用在这儿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松了一口气。


------

8月初,我头一回见到了老单。他不善言辞,听到我的来意之后,立刻同意拆除房顶那个鸽子楼。他埋怨吴大姨:“你呀你,人家都来了这么多回了,你都没跟我言语一声。”

吴大姨生气道:“你干一辈子铁路,不记你的好,现在要来拆你的房子,这算什么事?好歹得给点补偿。”

老单瞪着眼骂道:“你这是违反法律的事,你要什么补偿!”

没想到老单发起火来还挺吓人,吴大姨马上就怯了下去。她回过头来跟我说:“你看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在家里横。”说完又迅速变了个脸:“哎哟,我也不是难为你,我想要点补偿也是你单位出,又不要你出。”

我只能笑笑,不说话。

老单在约定的时间将鸽子楼给拆了。事后,他问我:“小张,咱们在平房上盖楼违反哪条规定了?”

我解释道:“按照咱们铁路的规定来说,只要加固得结实牢靠就行,防止大风天气把它刮到线路上去,至于拆这个楼,那是城管的要求。”

“城管的要求?”老单吸了一口气,“你早说是城管的要求,我就不拆了呀!”

我赶紧往回圆:“拆了也好,你这个小楼,我看质量也不是很好,要达到要求的加固标准,也不省事。万一弄不好,真倒了、塌了,对你们自己的安全也是有影响的。还有,这个楼距铁路这么近,要是倒到线路上去,也是个麻烦。”

老单总算接受了这个说法:“那我朝里边盖一点,盖矮一点,总行吧?”

我真不好回答他:“如果不影响铁路运输,我们也不会来找您麻烦。至于城管那边,我不知道有什么说法没有。”

老单倒是爽快:“行,只要不违反咱铁路的规定就行。别的,我自己来对付。”

我把这事跟万书记汇报了,她竖起大拇指:“咱们铁路人的觉悟就是高。”


------

老单的鸽子楼算是解决了,但丁香街道邵三那边依旧推进不动。

万书记跑了几趟,也烦了,一个劲地抱怨道:“根本就拆不了,先不说邵三这一家,就单这一排房子连在一起,没有1公里也有800米,全都拆了?咱们又没有执法权,这一趟一趟地跑,不是浪费时间嘛!”

可我们工务段安全科只看隐患数据库的“销号数据”,他们的领导在全段的视频会议上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这是上头压下来的任务,必须得想办法完成。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喜欢抱怨,你们跟我抱怨也没有用啊,我又做不了主……”

万书记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视频会议结束之后,她找到工务段分管铁路外部环境治理的副段长,把困难一一抖搂出来,又告了安全科一状,说他们“官僚主义”。分管领导两头各打五十大板,给了万书记一个通报批评,又勒令安全科尽快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最后,安全科答复:“经分管领导批准,对于处在铁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建筑物,认定违建存在异议的、拆除有困难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业主签订一个‘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就行了。”

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的模板发了下来,我仔细读了一遍:“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七条:‘禁止损坏或非法占用铁路设施设备、铁路标志和铁路用地’之规定……如未遵守相关规定,并逾期未做出整改,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你方自行承担,我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得到这个结果,我跟万书记的心也轻松了不少。兄弟单位的负责人打来电话:“万书记啊,你真是厉害,太厉害了……”

看来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这件事上已经焦头烂额了。



4


转眼间到了年底,一场大雪刚化干净,技术员就急匆匆跑到办公室里来说:“一平村有个房子炸了,门窗都飞到铁路上去了。”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开车过去看看。一进村,看到人群涌去的方向,就预感是老单家发生了爆炸。

老单家的平房顶面是整体浇筑的,屋里有一堵倒L型的承重墙,所以在房子的三面墙都被炸飞了后,这堵承重墙支撑住了整个房顶,看着非常惊险。现场围满了人,有城管、警察、社区网格员和消防队员,更多的还是附近的村民——我真不敢想,这小小的20户里边,能藏着这么些人。

我在人群里找了半天,没看见老单和吴大姨,心下慌张。好在铁路线路上的障碍物已经被清理干净,没有影响列车运行。我检查确认安全后,回到村口,看见网格员胡大姐正在跟别人说着什么,笑得前仰后合。

“我跟你说,老单真是绝了!他早上把锅坐在灶台上,打火,然后出门跑步。跑了一圈步回来,发现煤气灶上头没有火,就重新打了一下,轰!”她伸开双手抡了一个大圈,演示爆炸的效果,随即咧开嘴笑了起来,“不过老单一点事都没有,就是脸被炸黑了,刚才送到医院里去了,检查检查,放心。”

听到这里,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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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平村回单位的路上,我又去邵三家看了一下——听说铜山路路边的围墙都被拆了,公路与铁路间修了一块草坪。保卫武装科计划在铁路栅栏网边上设置一个“公铁并行桩”,防止汽车撞击铁路线路。

我刚把车停好,邵三正好骑着三轮车出来,后边坐着那个女人。

我跟他打招呼:“巧啊,邵师傅。”

邵三把脚踏向前轮,踩住了轮胎,车子刺啦啦地刹住了:“过来找我的吗?”

我摇摇头,指了指已经被推倒的围墙:“不是,来看看这个墙。”

“哦,还要签字的话,快点来找我签,我马上就要走了。”

“你都要走了还签什么字啊?”我知道,之前的《安全告知书》和《安全协议》,邵三都签了,不过他不会写字,在上边画了一个像“の”的符号,就说是他的名字。

“就是要走了才给你们签,反正你们也找不到我。”邵三觉得自己说了句特别幽默的话,得意地笑了。

“你怎么想起来走了呢?”

“屋里又黑,蚊子又多,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半夜过一列火车,咣当咣当,嘎子嘎子……真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到别地儿去找幸福去了。”他咧开嘴露出了一口的黄牙。

邵三把离开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的原因归结到它的种种不好上,却只字不提拆迁让他失去了廉价甚至是免费住房的机会。后来我又去查看拆迁进度,拆迁工作还没开始,邵三却已经离开了。问了旁边的住户,都摇头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过了几天,工务段与鼓楼区召开对接会,每个街道、社区的负责人轮流就前期巡查整治的情况做一个简短的汇报。我听到丁香街道的贾主任介绍说:“铜山路那里的房子马上就要拆了,路要往前修,把凸形的路取直。所以这一段的隐患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同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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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阵,我再去一平村时,正好在村口遇到了老单。他一把扯住我的胳膊:“哎哟小张。要不是你,这房子真就塌下来了。”

原来,老单把新加盖的鸽子楼往后挪,基础正好落在倒L型承重墙的短边上,这才撑住了小房子,不然一体浇筑的房顶真的要失去平衡了。

春节放假前,我又去了一趟一平村,老单家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石土——兜兜转转,估计他和吴大姨又回到了“二七宿舍”了吧。

我看到几个穿黄色衣服的人在旱厕附近站着,走近了,看清是铁路房建段的人。原来那个清理旱厕的老头住的是房建段的房子,墙角上有房建段的铭牌编号。

房建段的人说:“好多房子都没人住了,时间长了,都成危房了,有几处还倒了。”

我问道:“这间房子是危房吗?”

他们说:“看着还行。不过不能让老头儿再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麻烦。”

我也不知道老头儿有没有别的住处,过年之后再来例行检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



5


到了2021年,铁路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随着一次次事故的发生,排查范围也在一次次地扩大,从一开始距离铁路20米到50米,再到后来的200米、500米,排查的任务量成倍数增长。

大寨镇高庄村有一家养殖户,用彩钢瓦盖了一片巨大的养殖棚,与铁路隔着100多米的距离。养殖户姓邓,个子不高,光头,说话时总是一副不耐烦的神情。我跟万书记找去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我家房子盖你家地里了?”

我解释道:“没盖我们家地里,但是你这个彩钢瓦有可能被吹到铁路上去……”

他又说:“那也不是我叫它往上边吹的,天灾人祸,我管不着。”

万书记拿出相关的法律文件,他压根不看:“你甭给我看这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我犯法了,你去告我去。”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万书记几乎要被气哭了,她扬着文件苦着脸说道:“如果真出了事故,你真得负法律责任。”

邓老板伸出两只手在地上码来码去:“我的房子在这里,我盖在自己的地盘上,对吧?你的铁路在那里,隔着十万八千里呢,我又没盖到你的铁路上去,对吧?我在这里养了十几年的猪了,现在你突然跑来说我的房子不行,要进行加固……你们早干嘛去了?我盖的时候你们别叫我盖呀!怎么之前行,现在却不行了?”

万书记仍然耐着性子解释道:“社会在发展,铁路设备也在发展,以前也没有接触网啊,以前的火车跑得慢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包括各种安全规定。”

“要加固你们来加固,我没钱!”说完,他便关上了大铁门。

我站在门口跟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打电话,将这里的情况简单给他说了一下。他沉吟片刻,说:“哦,那一家是姓邓的,是吧?明天我喊上他们村村长,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也只好这样了。

邓老板的养殖棚对面不远处,隔着一条水泥路,还有一个大院,里面也有数间彩钢瓦棚。我跟万书记进到院子里,看到一间房门前坐着个年纪大约60多岁的老头。

“老师傅,这里都是您的棚子吗?”

“是我的棚子。你们是干什么的?”老头看到有人进来,整个人就朝着我们滑了过来——我才注意到,他坐在一个带滑轮的圆盘上,是没有腿的。

万书记说:“老师傅,您家的这几个棚子离铁路太近啦,得用钢丝绳加固一下。”

老头好像卡掉的电脑,他翻转了两下眼珠子,说了一句:“什么?”

我赶紧把他们村村领导的名号搬出来:“徐书记认识吧?本来今天他也要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临时有事没来。我们今天先过来告诉你一声,这个棚子得加固一下。”

老头仰着头看了看,问道:“怎么加固?”

我跟他比划起来:“去镇里头买那种外边带一层胶套的钢丝绳,像我小手指这样粗的就行。你这样纵向过来,拉上三道,在地上打进‘地锚桩’,把钢丝绳拉住,就行了。”

老头又说:“我没钱。我腿不好,我弄不了。”

老头姓蔡,他家里条件确实不好,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问起村干部,他们都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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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联合巡查的时候,农路办陈主任对蔡庄徐书记说道:“老徐,老蔡家的事,你们村里边就给弄了吧,别让他犯难了。”

徐书记笑道:“陈主任,这些棚都弄好要不少钱呢,你们镇上给拨点款下来。”

陈主任眼睛一瞪:“这能要几个钱?街里头那个五金店里卖8块钱一米,他这一个棚子拉两道,20多米,3个棚子也就几百块钱,你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

徐书记接着叫苦:“现在村里头没有这一块的资金,我得从别处找补。现在咱们村里边弄那个什么……”

似乎是说到了什么敏感的话题,徐书记把陈主任拉到了一边去了。等两人说笑着走回来,徐书记对着我们拍胸脯保证:“我明天就叫人过来弄好——陈主任,我村里还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一趟。”

看他要走,我赶紧叫住他:“徐书记,对面还有一家呢,要不先过去看看?”

徐书记装模作样地使个眼色:“那边的事儿,你找高庄的书记去。这条水泥路为界,那边不归我管,我只管蔡庄。”

听到徐书记这话,我不禁挠起了头——铁路沿线的行政区域划分统计是我们一步一步跑、一嘴一嘴问出来的,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错误,看来还需要继续修正。

徐书记一走,陈主任就犯起了嘀咕:“小张啊,姓邓的那一家可是相当难缠。”

到了邓家门口,我去拍大铁门,里头的狼狗叫唤了半天,没听到人的动静。我再拍,里边的人就不耐烦了:“谁呀,干嘛的?”

万书记头疼不已,气愤道:“嚯,还不知道是谁就这么凶。”

大门被拉开,邓老板探出半截身子,二话不说直接摆手赶人。

陈主任正色道:“邓XX,你别这个态度!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要是不处理好,肯定是不会完的。”

邓老板满不在乎:“去去去,不怕搭工夫你尽管来。”

说完,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只好坐车回去。在车上,万书记说:“陈主任,像这样难缠的人,我觉得镇里头是不是弄一个专项资金雇人来给他弄?他肯定愿意。不然,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陈主任直摇头:“这两年疫情闹的,经济都不景气,我们工资里头好多款项都取消了,哪里还有弄这个的闲钱?我倒觉得你们铁路财大气粗,再说了,这也是给你们铁路办的事,你们得出钱才对。”

话不投机,两人都闭上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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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份的一天,万书记通知我,铁路局安全监察室的人要来,重点检验前期外部环境的整治成果。交代完需要准备的材料,末了她又问了一句:“安监室的人要去现场看一看,咱们管内有哪一处整治得比较好的么?挑不出什么毛病的那种。”

说实话,真没有。

现阶段铁路外部环境整治的难处太多了,缺人、缺钱,还没有执法权。我们能做的只是检查、告知、督促整改和下发没有强制效力的“整改通知书”。老百姓不愿意配合,我们也疲于应对,很多的工作都打了折扣,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只能告诉万书记:“哪一处都能看,但是哪一处都能挑得出毛病。”

到了中午,大寨镇农路办的陈主任又给我打电话:“小张,明天我们区里下来人检查,我想了想,蔡庄的老蔡头家我觉得还行,要不咱们把人带那去?”

原来,两拨领导是一起来的。

我没敢说行不行,赶紧打开免提跟万书记请示。万书记吸了吸气,似乎有些担心:“那个邓老板家不是没整治吗?两家离得那么近,万一被看到了,那不露馅儿了?”

但是镇上领导却有自己的打算——蔡庄老蔡头的房子用小拇指粗的钢丝绳拉得整整齐齐,陈主任想借此为例,向区里申请一些专项资金。这想法当然好,可是万书记还是不放心。我只能安抚她:“书记,你看,从这西边的铁路涵洞一上来,直接拐进老蔡头的院子里,邓老板家那边的情况,应该不太能看得到。”

万书记摇摇头:“万一安监室的人到外边来了呢?”

我哭笑不得:“那就用条绳把他们拴上。”

陈主任在电话那边也笑:“我跟你说万书记,你就得让上边的领导看见咱们的难处,把问题暴露出来不要紧,要是真挨了批评,你让他们去找邓XX去,看他们吃不吃瘪。”

万书记苦笑道:“局里安监室的领导可不会给我们批钱,只会扣我们的钱。”

次日,安全监察的领导们来了,司机将汽车一脚油门开进老蔡头家大院的深处,将邓老板家的养殖棚完全隐没在屋脊和杨树枝叶之外,下车后,我们往哪儿带,他们就往哪儿走,我们朝哪儿指,他们就朝哪儿看。谢天谢地,总算是没出什么差错,领导很满意,回到办公室里,内业资料随便翻了一翻就不再细查了。

万书记也很高兴,她跟安监室的领导们表扬我说:“这是张工,年纪轻轻,外部环境整治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听得我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

后来,听说还是大寨镇上出钱将邓老板的养猪棚给加固上了。



6


为了缓解运输压力,J车间管辖区内新修建了一条铁路支线线路。今年3月份竣工验收通车后,却遗留下来一大堆的问题——新支线行经大寨镇高庄村的一隅,只占用了四五户居民的住宅用地。这些住宅原本应该被推倒建设成绿化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里边还住着许多老年人。

在铁路的另一侧有一家小型的手工作坊,这些老年人一直在那里打工,如今被铁路横断了上下班的路,要想去到作坊,需要绕上3公里的路程,因此怨气很大。他们将铁路两侧的水泥栅栏立柱砸断,偷偷穿越铁路,抄起了近道。

我和万书记过去调查时,立马被这群老年人给围住了,他们摆出一副“人多谁也不怕”的架势。我问他们“铁路栅栏网谁砸坏的”,非但没人承认,还都大声叫嚷着:“你们说修路就修路,把我们的路都给堵死了!”

“不是修了涵洞了吗?”

“那多远!”

“修在哪里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方便,也不可能修在你们家门口吧?”

人群里又有人说起别的事情:“你们把我们住的地方给占了,我们都没有地方住啦!”

我反问道:“难道没有给你们钱吗,地也不是白占的吧。”

“给谁钱了?谁见到钱了?”

铁路的建设单位是中铁某局,具体的征地政策我跟万书记都不清楚。我问他们:“地是从你们手里征的,还是从村里征的?怎么可能没给钱呢?”

村民直摇头:“不知道,反正没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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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好再去找大寨镇高庄村的村长问情况,可他架子奇大,我们之前去村委会找了好几次都没见到人,就连上次农路办陈主任通知他到场处理邓老板的养殖棚事宜,他都没有露面。

高庄村有一片产业园,算是比较有钱的一个村子,村委会小楼盖得也挺阔气。我跟万书记在一楼的接待室里被办事员盘问了好一阵子后才被允许上到二楼。村长姓高,正坐在巨大的原木拼接的椅子里抽烟,看架势像一个山大王。我简单说明来意,又把刚才的事情叙述了一遍,高村长慢吞吞地抽着烟,不停地缓慢点头。等我们把话说完,他仍然不说话,我跟万书记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末了,他终于觉醒了一样,问道:“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咱们得找个时间一起过去看看,那边的村民也不听我们的。”

高村长又缓缓地点了下头,又不说话了。

万书记气得扭头就走。到了院子外头,她愤恨地说道:“这样的人跟他没法沟通,以后有事直接找镇上。”生了一会儿气,她又自嘲地笑了:“唉,好像求他们一样,真难啊。”

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将铁路栅栏网修补好,又在边上立了一个警示牌。施工过程中,高村长一次也没有来过,只有那些老年人从我们边上经过,嘴里瓮声瓮气地骂着什么“没良心”“不干好事”“净会作恶”之类的话。

我们给这些老人的儿女们打电话,让他们劝劝自己的父母,别再破坏铁路设施。他们的态度很好,表示一定支持工作。最后我问他们:“征地款真的没有拿到吗?”他们嘿嘿一笑,只说道:“他们年纪大了,别听他们的。”

我们拿来《安全协议》让老人们签字。老头老太太听了儿女们的劝,都不再闹腾了,规规矩矩地签了字。有一个老太太签完字还不忘奚落我们一番:“字一签,你们可踏实了,唉。”


------

大寨镇还有个洗煤厂,离铁路大概50米,煤炭资源枯竭之后厂房便空置下来,现在租给一家企业做机械加工生意。厂房年代较久,外立面和棚顶的彩钢瓦已经漆皮脱落,露出一片片的铁锈色。厂房是大寨镇的资产,听说我们来检查安全隐患,负责人周宇也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带着我们到处查看。

不过,当听说我们担心锈蚀的彩钢瓦会从锚钉处脱落,难以抵抗大风大雨,要求他们更换新的彩钢瓦片时,他用右手背砸着左手心,说一句砸一下:“拆下来要钱,装上去也要钱。我拆装的时候工厂还得停工,又是钱。现在经济不景气,哪有那么多钱啊,老板们!”

显然,他不愿再配合。

我们只好先离开,准备找陈主任一起来看看。哪知道,周宇动作迅速,下午就用钢丝绳将厂房捆了起来,算是加固了。次日我们一行人到了现场一看,都傻了眼,我想说这样估计不行,但陈主任用商量的语气说着没得商量的话:“哎呀,就这样吧,我看这样就行了。”

我和万书记都不放心,但也只好作罢。

就此,辖区里铁路外部安全“隐患问题库”里的问题,我们也算解决了个七七八八。



7


今年7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吃饭,突然间几滴大雨点子就砸到了玻璃上,紧接着狂风扫进屋内,把飘窗上的书本都卷到了沙发边上。刚关好门窗,电话就响了——单位通知:防洪,全员值班。

我胡乱扒了几口饭,到车库时,发现水已经没过脚脖子,汽车开到马路上,几乎完全失去视线,只能凭着经验慢慢地向前开。好不容易捱到单位,从停车场到办公楼的100多米距离,我就被淋了个透,帽子也不知道被大风卷到哪里去了。

到了后半夜,雨小了,我看到朋友圈里大家晒出的一片狼藉——街道两旁的树倒成一片,地下车库的水已经漫到了地面,马路上胡乱散落的各种垃圾……我的心突然不安起来,脑子里快速闪现着那几个不太牢靠的彩钢瓦棚,心想——“你们千万要给老子顶住”。

一整晚几乎没睡,天刚亮,万书记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应该也提心吊胆了一夜:“小张,出去看看去。”

雨已经停了,但是风还是很大。万书记个头小,被风吹着走,几乎控制不了方向。我们准备先去大寨镇的洗煤厂看一看——周宇那个瓦棚,光加固,很难对抗这样风雨。

等汽车停在了洗煤厂门前,打眼一看,果然,厂房上有一整块的彩钢瓦片锚钉全部脱落,从中间钢丝绳拉住的地方折了个弯,就像两扇巨型的翅膀一样呼扇呼扇个不停。我们先通知周宇,又打电话喊来陈主任。陈主任也被吓了一跳,表示一周内一定将旧厂房的彩钢瓦全部换成新的。

接下来两天,我们组织人员把管内所有隐患处所进行逐一排查,没有发现问题。万书记终于开心起来:“经过这次暴风雨的检验,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可靠的!”


------

高兴归高兴,但我和万书记也都清楚,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铁路外部环境“隐患问题库”的“隐患”已经攀升至100多件,而且还在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除了日常巡检,我跟万书记又想到还得加强宣传。我们联合几个宣传员,在沿线的街道、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进行铁路安全宣传,发传单、拉横幅、走上讲台,甚至还花了大价钱租来广告宣传车,大屏电视配合高音喇叭,甚是壮观。

在城市街道发传单时,很多人会误以为我们在推销产品,我们不得不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铁路安全宣传,铁路安全宣传。”如果谁站定看上两眼,我们都非常感激。

在农村,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老人们倒是很乐意听我们宣讲:“爷爷奶奶在家里带孩子,一定要叮嘱小朋友,不要到铁路边上去玩,不要对着火车扔石头,不要在铁路边放火,不要攀爬栅栏网,不要……”他们总是殷勤地点头。我知道,他们是想要印有安全标语的手提袋,回去之后,就申请了一大摞这种袋子,里边装上宣传彩页一并发出去。

有次,在一个村子里做完宣传,我们坐在铁路涵洞的桥下休息,这时一辆厢货汽车从身边开过去,我们几个人瞪着车厢上拉着的条幅:XX活动板房、彩钢瓦房,厂家直销,包工包料,一天建成。电话……一个宣传员故作愤慨地说道:“真想给他掀沟里去喽。”

我们几个人哈哈大笑。

万书记终于还是说了一句符合政治教员身份的话:“有矛盾,但是不能有对抗。彩钢瓦房的存在合理,铁路的安全也合理,我们要把都是合理的东西平衡起来……”

安全宣传员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眼睛躲在手底下偷偷地翻了个白眼。


------

欣慰的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影响了很多人,大家“爱路护路”的意识都有所提高。有一次我们在铁路沿线发现了一处新建的彩钢瓦房,业主已经自觉地用钢丝绳进行了加固,让我们惊讶不已——也许,真的会像万书记说的那样,在发展与安全之间能够找到平衡。

当然,我们都知道,谁也不是真的喜欢住在离铁路这么近的地方,大家各有各的不得已,这么想着,觉得我们这份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人物、街道名称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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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30 11:4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寻(上)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无量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7 08:5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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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明明是师父老王的佛像,却要去刘阿四那里花钱请回来,态度还要诚恳,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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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这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

我爷爷曾是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上海人习惯叫“淮国旧”)的估价员,我父亲小时候总是拉着他的大手跑到“淮国旧”逛旧货摊头,长大以后,父亲对古玩愈发痴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喜欢“买进卖出”的生意。

父亲属猴,家中排行最小,从小就在弄堂里调皮捣蛋,我爷爷舍不得打,只能跟在他后头给人家赔钱。溺爱之下,父亲更加讨厌被人管束,不爱上学,时常逃课跑到“淮国旧”去玩,长大后也不想工作,只开了一家古玩店倒腾他的“宝贝”,并引以为豪:“我这辈子从来没上过班。”

父亲自认是个“白相人”,适合做古玩这门生意——“白相”是上海话“玩”的意思,“白相人”与北京话里的“顽主”意义相近——而他在古董行里的师父老王,就是他“白相”出来的。

2001年的晚春,父亲到城隍庙的藏宝楼去逛,坐在朋友的摊位前时,老王碰巧路过。老王是我爷爷当年在“淮国旧”的徒弟,后来成了上海古玩圈子里的“老法师”(行家),得知我父亲也在做古董生意后,便时常到我父亲店里来,教他“看东西”,也介绍一些生意。

时间一长,父亲想拜老王为师,老王说:“老早的时候,我拜你爸做师父是磕过头的,到现在我们古玩圈子还有这个规矩——你的头就不要磕了,男人膝下有黄金,给我买两瓶‘石库门’老酒就好,不要买太贵的,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老王很喜欢去“鬼市”,他去的地方集中在老西门,尤爱福佑路和方浜路那片。每个礼拜六的凌晨,父亲都骑上摩托,载着师父,穿过复兴东路的隧道和薄薄的夜雾,去鬼市寻宝。老王对我父亲讲,鬼市的规矩很多,但只需记住一条,“多看少说”。去的次数多了,师徒就养成了默契,全程不用讲一句话,彼此用手势表意。

淘宝淘得肚皮饿了,便走到鬼市附近的老头面馆吃上一大碗牛肉面,还要到朋友的“据点”喝两瓶黄酒。“据点”在二楼,老王喝着老酒,隔着老式的红木窗户,望着楼下夜色中的寻宝人,而我父亲则坐在他对面,打着手电筒,观察他淘来的瓷碗。老王的精力比我父亲还要旺盛,在鬼市逛完了通宵、喝了两瓶黄酒后,他回家只需补三四个钟头的觉,便又踏着“老坦克”(自行车),晃悠悠地来到我父亲的店里。



1


2007年的中秋节,老王有将近半个月没来店里了。父亲想孝敬他一盒杏花楼月饼,打了电话却没人接,便乘坐723路过去,下车走到他家看出什么事了。

跟师父刚打了个照面,父亲就吓了一大跳。灯光昏暗的屋子里,老王面色惨白,挂着浓重的黑眼圈,身形消瘦不少,乍一看如殡葬店里扎的纸人。父亲晃着手中他最爱的“石库门黑标”,放到往常,老王立刻就会“活蹦乱跳”,可这次,他却对酒视而不见,只摆着一张隔夜脸,独自发愣。

父亲问:“这几天是不是跟别人熬夜搓麻将了,没休息好?”

老王摇了摇头:“这一次,我不是到宛平南路(精神病院),就是去西宝兴路(火葬场)了。”

“师父你不要吓我,快过中秋节了,不要讲这种触霉头的闲话。”父亲赶忙给老王倒上酒。见师父闷闷不乐,我父亲便去了厨房。以前老王总对他说,家里的灶台一定要常开,有了火气,家运才会兴旺。但很显然,他很久没开灶台了,生抽的瓶子都见了底。这光景让父亲心生悲悯:老王虽然被圈里人尊称“老法师”,可那也只是表面风光。他老婆走得早,跟儿子的关系也闹僵了,在家孤零零的,生活也无人照料。

父亲出门买了菜,亲自下厨做了老王爱吃的八宝辣酱。酒足饭饱,老王有了些精神,便对我父亲讲:“小宝(父亲在古玩行的花名),你看看我屋子里少了什么?”

父亲下意识地看向屋子南面的墙壁,那里被老王改成了展示架,内壁镶嵌玻璃,几尊佛像静坐其中,在灯光的照射下,铜鎏金的佛身焕发出光晕,更显殊胜庄严。然而架子东侧有一处却是空的,显得很违和。父亲走上前细看,架子的底部落了灰,只有原先安放佛像的地方,留下了个椭圆的形状。

在父亲的印象里,这里本来应该有一尊铜鎏金药师佛像,市面上不太能见到。行话里,佛面也叫“开面”,这尊药师佛的开面极佳,端庄、静穆、安详,慈眉善目。

“那尊佛像怎么没了?上个月不是还在吗?”父亲问。

老王的声音像飞蚊一样小:“被骗掉了……”

“被谁骗掉的?我去找他拿回来!”父亲很诧异——师父在诡诈的古玩江湖中算是精明人当中最“精”的那一档了,别说是被别人骗了,他骗别人还差不多。

老王不出声了,一直盯着那个空位发呆,仿佛想把消失的佛像重新盯回来一样。父亲急得肚肠根都痒了,又不能催,只好坐下继续陪他喝酒。

老王抿了口酒,终于颤声说:“刘阿四拿掉的。”父亲问这人是谁,老王就站起身,左手扶桌沿,弓腰做出瘸腿的动作。父亲这才想起来,两年前老王曾跟他提过刘阿四,说此人是个可怜人,右腿被人打断,终生未娶,平常塌腰驼背,看样子老实巴交的。

老王点了根烟,说他私底下和刘阿四关系很好,觉得他老实可靠,没什么心眼。前些天,刘阿四一瘸一拐地来了,在架子上一块一块地看,目光落在药师佛像上。他跟老王讲,自己的朋友是佛像鉴定专家,曾在福州路“国拍”工作,今年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过几天就要开展了。可美中不足的是,佛像中少了扛鼎的藏品。而这尊药师佛像品相极佳,独具特色,能不能先借用几天,“充一下门面”,也顺便让他朋友鉴定一下,估个价。

老王起先不大愿意出借。收藏佛像的讲究非常多,比如若是说“买”和“收”,就显得外行了,必须得说“请”才行。可请来的佛像,再借出去,兜一大圈,再恭请回来,这到底算啥名堂?不过他打量着刘阿四,心里又想:这个“傻跷脚(瘸子)”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家住哪儿、身边的朋友是啥人,自己都很清楚。那么,“老朋友的忙,能帮就帮吧”。

“刚借走几天,我就联系不到他人了,电话打来打去打不通。我去他家寻他,家里也没人,什么佛像鉴定专家,什么私人博物馆,全是骗人的!派出所离我家只隔着两条横马路,我想过去报警的,但是我要面子呀!我老王在上海滩的古玩圈子里也算是有点名气的,要是被人家晓得,刘阿四这个傻头傻脑的跷脚骗了我的东西,我干脆去菜市场买块豆腐撞死算了。”老王捶着胸脯,说自己这几个礼拜就待在屋里,盯着那个空当,“吃不下、困不着”。

“你有刘阿四的手机号码么?我去寻他算账,把佛像讨回来!”老王平时待我父亲不薄,师父的事自然就是他的事。

老王边掐灭烟头边讲:“算了,就当我触了霉头。今天蛮晚了,你早点回去吧,以后少喝点老酒,不然你老婆又要说了。”

父亲不高兴了,心想,自己好心好意地帮忙想办法,师父怎么还赶自己跑呢?

老王看穿了我父亲的心思,说:“等会儿你的死对头要来。”

“哪个死对头啊?”

“蔡卫英啊,他讲你做人太‘老卵’(),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父亲摇摇头,说自己平常做人挺低调的,倒是这个老蔡,“屁也不懂一个,还瞧不起别人,不晓得在‘老卵’点啥!收来的东西全是假货”。

“是谁在讲我坏话啊?”门外忽然有人清了一下嗓子。

“对,就是我在讲你!”父亲听出是蔡卫英的声音,刚要起身,却被师父硬摁了下来。

蔡卫英绰号“瘌痢头”,喜欢显摆他的金戒指和劳力士,他进屋后瞟了一眼我父亲:“哦哟,小宝也在嘛……你师父最近身体不好,你晓得吗?”

父亲喝了口酒,不予理睬。蔡卫英有些尴尬,又说:“老王的事跟我说了,没想到啊,‘精’了一辈子,最后被别人算计了。”

“你没资格讲我师父,你自己倒讲讲看,家里满房间收的东西,有哪一个是真的?我今天就把这句话摆在这里:我师父被拿掉的佛像,我一定会替他寻回来,你就等着看好了!”

蔡卫英冷笑说:“现在人也寻不着,还找什么找?”

父亲一下被激出了火:“蔡卫英,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如果我把佛像追了回来,你上次收的黄花梨书柜,就得给我。”

蔡卫英笑了:“你果然是老王带出来的好徒弟,跟他一样‘精’,张口就要我最值钱的东西,我凭啥要跟你赌?再说了,你输了给我什么?”

“我店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搬空了也无所谓,你就说你敢不敢赌吧?”

蔡卫英追了一句:“赌局要约定期限,我最多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足够了。”

听我父亲这么一说,蔡卫英立刻催老王拿出纸笔立字为证。老王不肯,在父亲的劝说下,才慢吞吞地找出圆珠笔,在纸上写下赌约。之后我父亲和蔡卫英签字按印,交到他手中。

蔡卫英那晚临走前,指着展示架说:“小宝,两个月后的今天,我到老王家里来,希望架子上这块地方不要是空的,不然我就联系卡车司机了,你到时候哭着求我也没用。”

“蔡卫英,满口话不要乱讲,那个黄花梨()你给我准备好!”父亲回得也很硬气。



2


蔡卫英告辞后,老王直骂我父亲“昏了头”,父亲则说“人活一辈子,争气不争财”。

“小宝,要不你过几天找一尊差不多的佛像摆上去,这个钱我来出。”老王说不能为了自己的事把徒弟也害了。

“蔡卫英‘门槛精’得要死,不太好糊弄。师父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他像牛皮糖一样缠着你,想花钱请这尊药师佛,还特地拍了照片?你别担心,我有办法能寻到,这段时间你酒照喝,麻将照打,安心等我把佛像请回来。”

父亲问刘阿四的详细信息。老王说,他其实也不清楚这瘸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两年前此人在老西门的鬼市摆过旧货摊,位置靠近“上海老街”的牌楼下边,住的地方应该离老西门不远,平时有个人踏“黄鱼车”的人见其行走不便,总顺路捎上他。只可惜,那个车夫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要了刘阿四的住址,想去碰碰运气,老王说“肯定白跑一趟”。父亲不信邪,自己换乘了两路公交,去到刘阿四的小区上门调查,“弄得跟‘刑警803’一样”。

如老王所料,刘阿四家是“铁将军把门”。父亲不甘心,又跟周围的邻居打听。隔壁的老阿婆告诉他,这个房子不止刘阿四一个人住,还有另外一个人,不晓得叫什么,下雨天也戴着一副墨镜,最近也没出现过了。

我父亲有点发急了,猜刘阿四此时定已离开上海,倘若他已将佛像卖出,再经过层层转手,要想追回来,那就比登天更难了。

第二天上午,我父亲去自己的古玩店,他带的徒弟矮胖子凑过来说:“出门看天色,在家看脸色,师父,你今天老是皱眉,好像有心事,你跟我讲讲,我帮你出个主意?”

矮胖子姓赵,比我父亲小两岁,属狗,绰号“无赖胚”,一张面孔活像干脆面袋子上的“小浣熊”。他当年在上海纺织机械制造厂只干了13个月就辞了职,整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做,后来和我父亲在花鸟市场不打不相识,喝了两顿酒,便成了师徒。

父亲起初不想对外人提找佛像的事,矮胖子磨了一整天,才知晓了实情。他说:“我们要想寻到佛像,不能太低调,先把话放出去再讲。我以前跑到全国各地到处玩,认识的朋友也是做古董生意的,我让他们帮我打听,总有办法找到那个刘阿四。”

“那你想放出去什么话?先讲给我听听。”父亲问。

矮胖子便说了两条:其一,“刘阿四不是个东西,欺负老王年纪大,偷偷摸摸地拿掉了老王的佛像,现在不晓得溜到哪里去了,老王和小宝是多年师徒,为了报答师父,小宝一定要帮他寻回来,哪位兄弟能够提供有效线索,必有重谢”;其二,“这蔡卫英更不是什么好货色,很可能是跟刘阿四一伙的,想要骗光老王,还想要敲他徒弟竹杠,大家要提高警惕,把这个乌龟王八蛋赶出古玩圈”。

我父亲听了,让他赶紧把第二条“掐了”,否则,以蔡卫英的德性,肯定会赖账,还会跟他打官司。因为担心别的古玩玩家会盯上这尊药师佛,父亲又让矮胖子放消息时要刻意隐去“佛像”的信息,只说“要找到刘阿四这个人”。

父亲又专门跑了一趟福州路,到二手书店,差不多5块一本,淘了十几本拍卖图册。他托行里的朋友查了铜鎏金药师佛像在拍卖行的历年行情。那几年“佛像热”,价格水涨船高,老王的药师佛像在市面上很少见,可谓价值连城,绝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父亲本来对矮胖子的办法并不抱希望,之所以让他去放话,也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古玩圈是个“熟人社会”,有特定的“行规”维持圈子的秩序,“老法师”们就类似于宗族里的“族长”,矮胖子把找人的消息告诉给圈里的“传声筒”,一传十、十传百,肯定会传到“族长”的耳朵里,若哪个地方的“族长”肯派人帮忙,也许事情便可能有什么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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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是,矮胖子的方法竟然真的奏效了。

很快就有朋友向矮胖子透露,说刘阿四确实已经离沪,去了陕西铜川市落脚,有人见他去逛过几家古玩城。得到线索后,父亲马上收拾行李,想立即开车赶去铜川。

临行前,姑妈拦住了父亲,说给他介绍一个帮手,姓张,外号叫“倒爷”。这人父亲本就认识——当年他跟我姑妈谈恋爱,阿奶看不惯,觉得他不务正业,又整天想着发财,就骂他“枪毙鬼”。结果,还真被我阿奶说中了,1983年,倒爷因为倒卖黄金,被判投机倒把罪,在新疆阿克苏监狱坐了10年牢。

等他从新疆出狱回上海,就来找我父亲借了一套西装,穿上锃亮的尖头皮鞋,说“要弄一点腔调出来”,然后在上海音乐厅和逸夫舞台门口做起了黄牛,逢人便问“票子要伐?”不过,黄牛老张自己更偏爱“倒爷”这个外号:“北方话的‘倒爷’再怎么样也算是个爷,‘黄牛’生来就是给人家做牛做马,干苦力,不吉利。”

姑妈请来倒爷的说辞是:“你在新疆坐牢的时候,你家亲戚欺负你娘,是我和小宝出面摆平了。你放出来以后,小宝借给你的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你在藏宝楼摆过地摊,好像也是懂佛像的,现在小宝他有困难,该你报答他了。”

倒爷答应了姑妈,来与我父亲汇合,加上矮胖子,人就算是齐了。倒爷给这个寻宝小队取名叫“搪瓷七厂”:“这是上海闲话里的‘典故’,取的是谐音,搪瓷是‘躺’或者‘荡’,躺在家里、在马路上荡荡,‘七厂’就是‘吃吃唱唱’,说的就是我和矮胖子这种吊儿郎当的‘白相人’。”

那时我阿奶还健在,老太太对儿子带着一个市井无赖和一个曾经的劳改犯去“寻宝”非常不看好:“这到底是寻人还是去抢钞票啊?”也有朋友问我父亲,为啥老是喜欢跟这些“搪瓷七厂”混在一道,“酒味、臭味都相投?”父亲想了想,说他们有共性,那就是“不想上班”,还反问道:“要是他们全去上班了,谁还跟我跑到外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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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父亲去向师父道别。老王送给他一块和田玉雕,骑在马上的小猴被雕琢得活灵活现:“小宝你果然是属猴子的,上蹿下跳,说走就走,这件‘马上封侯’送给你,讨个吉利。哪天我要是不在了,你也可以留作念想。”

“师父你不要老是触自己霉头。什么‘万一你不在了’,这种话不好乱讲的,你教了我那么多,我还有些东西没学会,你就把我丢下了?”

老王抽着闷烟,许久才对我父亲讲:“要是你真的把佛像寻回来了,我奖励你一件大开门的‘宝贝’,要是实在寻不着,就算了,我再想想办法。反正你出去,记得‘安全第一’,你脾气不大好,凡事要忍,记住,和气生财。”



3


“搪瓷七厂”上路了,一辆灰绿色的三菱帕杰罗,父亲和矮胖子开。倒爷没驾照,坐在后排,带着两样特别的东西:一个是笔记本,他每天都要写日记;另一个是他在书报亭买的《故事会》,可一路上只翻了几页,“当时太累了,我没精力看,而且我跟你爸‘西寻’的这段经历,可不比《故事会》差多少”。

父亲和矮胖子轮流开了十几个钟头,到了铜川,三个人马不停蹄跑了几家古玩城分头询问刘阿四的踪迹。可大多数店主都说“不知道”,还有个别的店主一见到他们,就像躲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父亲追问一个店主原因,对方摆了摆手,不说话。倒爷假装要买店里的粉彩瓷盘,店主却下了逐客令。父亲他们刚踏出店铺门槛,身后的卷闸门就“哗”地拉了下去,仿佛从天而降的铡刀,砍断了仅有的线索。

父亲怀疑有人给这几个店主打过招呼,故意排挤他们,“刚到陕西就出师不利,我们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矮胖子也觉得蹊跷,拨了朋友的手机,面孔却朝着那面卷闸门大声嚷嚷:“你清不清楚现在到底是啥情况?为啥那些人看见我们像碰到吃人的妖怪?是不是有人存心在玩我们?有本事就滚出来,跟我碰一碰!”

那个朋友让矮胖子先别激动,说他们刚到,人生地不熟,也许那些店主欺生。又说联系了铜川当地的一个朋友给他们做接应,那个人姓黄,绰号“小四眼”,“正在拍卖行等你们”。

父亲他们赶忙去和小四眼会面。这个小四眼长得很斯文,身材瘦长,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厚,手里盘玩着珠串,我父亲跟他握了手,感到他“掌心黏糊糊的”。

小四眼很客气,说上海到陕西长途劳顿,让父亲他们不如先在铜川休息几天,等下他到旁边的宾馆,“帮你们借几个房间”。倒爷也和父亲说:“一天下来,咱们跑古玩城两只脚都快跑断了,吃力不讨好。小宝你以前提过,刘阿四喜欢去鬼市那种阴丝丝的地方,我们索性也跑一趟这里的鬼市,讲不定能寻着他。”

父亲便问小四眼知不知道本地的鬼市在什么地方,小四眼搔着头发,说:“铜川是文玩重镇,耀州窑口就在这里,鬼市当然有了,但我只是听说过,没有去过。”

矮胖子立刻掏出圆珠笔和白纸,请小四眼写下鬼市的地点和交通路线,父亲看了一眼,将纸头对折,放入内衬口袋。已经临近傍晚,小四眼表示想请父亲他们到饭店吃饭,父亲婉言谢绝,说他们这就去鬼市,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到时他先自罚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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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鬼市在古玩城后面的老街,摊主们身后大多停着电三轮,也有摊主把面包车停在街口,后备箱门高高抬起,车厢里放着高仿的东汉四神瓦、绿釉陶奁、耀州瓷盘和青铜剑。这些假古董在灰朦月色中,倒也多了几分古旧的气息。

“溜摊”到半路,父亲皱起了眉头——他和师父常去上海老西门的鬼市,也去过西安的“中山门”(小东门),这两处鬼市都是沉默的,摊主不吆喝,淘宝的人谈价也很小声,可铜川这个鬼市,却和白天的古玩市场差不多,买卖双方粗声大嗓,还有人当场搞拍卖,其他卖家跟着起哄。

来之前,父亲就“关照”过矮胖子,“做事先明忌”,鬼市讲究“三不”:不凑热闹;不能用手电筒照摊主的脸;不能问摊上的宝贝是哪来的。要是看中了摊头上的宝贝,就要及时拿在手上,打手电观察,宝贝若被别人拿了起来,就不能硬凑硬抢,否则容易惹出事端,“以前很多人在鬼市为了抢宝贝都发生过械斗”。

可矮胖子东看看西摸摸,看中了地摊上的一个青釉瓷碗,紧紧攥在手里,两只脚钉死了,拉也不走。父亲无奈,便掏出腰包里的手电筒,帮他“掌眼”,谁料手电灯泡频繁闪灭,没法长亮,这才想起来,昨晚在旅馆,矮胖子说要帮他改装手电筒,“又能防身又能照明”,结果就弄坏了。

“我真想抽你两记大头耳光。”父亲低声骂道,佯装要抽他,矮胖子嬉笑着躲闪。摊主见状,立马取出手电递给我父亲。父亲借光观察着瓷碗的底足,悄悄跟矮胖子做了手势,可是矮胖子并没领会,已经开始跟摊主杀价了。等他花了200元买下那个瓷碗后,父亲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将他牢牢栓在身边,不让他离开半步。

夜里风紧,倒爷裹着风衣,跟父亲耳语了几句,便溜去别处,借他人的手电光,凝神看那些地摊上的佛像,都是清代风格的铜鎏金佛像,一看就是用失蜡法翻模仿造的赝品。他提不起兴致,看了两眼便走了。

三个人从鬼市悻悻而归,在附近的夜宵摊吃炒面皮。矮胖子吃完面皮,又要了几瓶啤酒,很快喝得醉醺醺的,最后被我父亲跟倒爷拖进了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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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四眼安排的旅馆,矮胖子就四仰八叉地躺倒在床上,鼾声大作,倒爷翻了两三页《故事会》,也打起了瞌睡。我父亲正在冲澡,屋外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倒爷惊醒过来,起身去开门。三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外走廊昏暗的光线中,冷眼注视着屋内,一个老头,两个小伙子,老头看起来有点领导的派头。一个年轻的出示了警官证:“最近有一伙文物贩子跑到了铜川,倒卖出土文物,我们接到通知,到这里做突击检查,请你们配合。”

倒爷拉开了所有的旅行包,一件一件给他们往外翻东西,翻到矮胖子刚才淘的那个青釉瓷碗,隔着泛黄的旧报纸捏着瓷碗的边缘时,心跳得厉害:“当时我心里是蛮抖豁(上海方言,慌张)的,万一这个鬼市收来的东西不干净呢?这就讲不清楚了。但是我藏着不交出来反倒显得做贼心虚,就希望矮胖子是个‘掐巴眼’,打眼买了假货。”

倒爷把那瓷碗放到了电视机前的柜子上,在警察们的灼灼目光下,剥开外面的旧报纸,“那种感觉很难为情,搞得我好像真的是一个‘贼骨头’,东西刚偷到手,正好被他们捉牢”。那个老头戴上白手套,接过瓷碗,借着日光灯,仔细端详了足有一分钟。他放下瓷碗后,摘下眼镜,跟倒爷说:“如果这个瓷碗是‘坑’里的,你们就走不出陕西了。”

倒爷问:“你是不是文物局的专家?”老头眯眼微笑着,没有回答,朝两个年轻人挥了挥手,示意“走”。父亲冲完澡出来,望见这三个陌生人,便问倒爷发生了什么事,倒爷看着他们走出房间,说:“没啥事,公安例行检查,我出去抽根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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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早,父亲出去打听了一圈,才知道昨晚警察并没有盘查其他房间的住客,“好像是专门来查我们的”。倒爷说,他当时借口出去抽烟,其实是想跟着那三个人,看看是什么来路,“咱们房间在二楼,假如这个小队是全面检查,肯定还会上三楼,可他们从咱们屋出来直接就下楼了,出门开了一辆陕A牌照的马自达”。

“有人在玩我们!”矮胖子愤怒地掏出手机。

父亲立刻按住了他:“不要太依靠你那个朋友,我们在寻刘阿四,说不定别人也在寻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当成啥事也没发生。”

在旅馆待到下午2点多,矮胖子闷得发慌,出去逛地摊了。父亲也去了附近的一家古董店,给老板发了根“中华”,看到店里的佛龛中供奉了一尊铜鎏金无量寿佛,便掏出老王那尊药师佛的照片,与老板攀谈起来。老板很爽气,直言不讳地说:“你照片里这尊佛是‘大开门’的宝贝,这种品相不多见,谁看到了都会抢,你要想再找回来,估计凶多吉少了。”

这话让父亲有些灰心,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旅馆,正好矮胖子也刚回来:“我朋友刚发来短信,说刘阿四去过法门寺,现在跑到甘肃马场去找人了,要找的人好像叫什么‘小骠骑’。”

父亲坐在床边,目光飘向窗外,琢磨道:“刘阿四的腿脚本来就不灵光,又捧着一尊佛像,不可能到处旅游,也不太像是故意躲着我们,他去过的法门寺,还有他要去的甘肃马场,对他来讲,肯定有什么特殊含义。”

父亲又让矮胖子把那个小骠骑的情况问问清楚——听说,此人本名霍怀国,自幼在甘肃马场长大,据说是当地最快的骑手,在赛马大会上屡屡夺魁。他们仨立即决定朝甘肃马场进发,来送行的小四眼告诉父亲:“小骠骑他们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听赵兄(矮胖子)说你也会骑马,我跟他们说了,等你们事情办妥了,可以跟他赛个马。”

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去找小骠骑,其实小骠骑也在等我们,这一趟甘肃之行,比我想象中危险得多,差点闹出人命。”



4


小骠骑所在的马场在甘肃省西部,距离铜川1000多公里。父亲他们开车穿过河西走廊一路西行,车窗外是茫茫戈壁滩,若忘记把车窗关紧,烈风一下就能吹进来。父亲说,西北的风沙就像是有脾气、有刀刺,还有滚烫的炙热。等车驶入群山,云雾又打湿了挡风玻璃,父亲放慢车速,凉风吹拂下,雾气又化作青烟。

马场到了,父亲刚把车停下,就有人上前问:“要不要骑马?30块一个人,走嘛不走?价格好谈。”

“我们来这儿找人办事,办完了再找你骑马——你知不知道霍怀国这个人?”见男人一脸茫然,父亲又改了口问,“小骠骑在不在?”

男人“哦”了一声,朝南指了指,说:“我要是你,宁肯花钱找别人,也不要找小骠骑,找了也白找。你知道‘小儿马’不?就是没被骑过的马,小骠骑就像这种马,脾性怪得很,瞧不顺眼就拿蹄子蹬你。”

小骠骑很快就找到了,父亲道明了来意,对方却充耳不闻,只吩咐他的弟兄拿来几个大碗,放到父亲他们面前,又捧过酒坛子,把碗倒满。

“照这儿的规矩,喝干了我们马场的酒,你才有资格跟我谈事。”小骠骑伸出胳膊,做了个“请”的手势。

父亲闻着酒香,感觉这酒后劲十足。因为着急赶路,他们吃的东西不多,肚子空着,喝这种酒很容易上头。没想到,矮胖子却噌地站起来,手指头戳着小骠骑的鼻子骂道:“你这头野驴一点礼貌也没有,一进来就逼我们喝酒,连口吃的也不给,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说完还“呸”了一声。

这口唾沫把小骠骑的弟兄们惹毛了,几个魁梧黢黑的西北大汉围了过来,矮胖子见势不妙,反问小骠骑:“你们人多欺负人少,算什么英雄好汉,我就问一句,野驴子你敢不敢跟我拼酒?”

西北汉子们大笑起来,问:“你刚才是说,你们南方人要和我们拼酒?”

倒爷劝矮胖子少讲几句,矮胖子甩了甩手,越发来劲了:“这一路上,东西么寻不着,酒也不让我碰,开车累得我快要昏过去了,我肚皮里正好憋了一股邪火没地方撒,今天这头戆驴子算是撞到我枪口上了,要好好给他上一课!”

站着墙边的一个黑瘦汉子向小骠骑附耳低语,随即说他来和矮胖子比赛,“不用麻烦我们霍爷亲自出马”。矮胖子说“随你们便”,摊出手掌就讨吃的:“你们先给我弄点东西吃吃。”

小骠骑叫人弄来了几块饼子和一碟酱牛肉,碗盘被风卷残云,矮胖子吃完便拿起酒,“咕嘟咕嘟”灌进喉咙。黑瘦汉子也端过碗,一饮而尽,再把酒碗倒过来,展示“滴酒不剩”。

两个人站着拼酒,谁先醉倒就算输。矮胖子酒量不差,但是他平日喝的都是黄酒,倘若比拼喝白酒,未必有胜算。到了第三碗,他的身子就轻微有些晃动,倒爷趁对方倒酒的当口,假装过去看酒碗,实则暗暗用脚踢动凳子,抵住矮胖子的小腿肚子,好让他有个支撑。

喝到第四碗,矮胖子和那个瘦黑汉子的脸色都变了。父亲看着发急——倒不是怕输,而是怕徒弟喝出什么意外,他可是答应过矮胖子的父母要平安回去的。

第五碗喝完,矮胖子的左手紧紧抓住桌沿,低头欲呕。父亲上前轻拍着他的后背,犹豫着想劝他认输,他明白,徒弟舍了命拼酒,是为了给他这个师父争口气。父亲怒视着小骠骑,右手插进口袋——那里藏着一把锋利的小刀,我外祖父从新疆给他带回来的——“要是矮胖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管他们人多,直接扑上去拼命”。

拼到第六碗,周围起哄的人都不出声了。矮胖子死命苦撑着,额角青筋狰狞,对面的黑瘦汉子也到极限了——最终,随着一声闷响,两个酒徒几乎同时倒地。小骠骑带头鼓掌,告诉我父亲,这是他们甘肃马场独有的“将军酒”,是每年八一建军节赛马大会用来犒赏最快的骑手的,“你们喝的这个酒就像我们西北人,性子烈,干脆利落,不会喝酒的人几口就倒,会喝的最多喝个三四碗,我这兄弟算是海量了,没想到你的兄弟能跟他打个平手”。

父亲蹲在地上挽着矮胖子的头喂茶解酒,抬头瞪了一眼小骠骑:“现在可以讲正事了吧?”

小骠骑却说:“这才刚刚开始,还有第二场(比试),你们跟我来。”

父亲本想发作,可又想,如果此时搞僵,徒弟刚才就白喝这么多了。他不放心矮胖子一个人在这儿,便和倒爷扛着他的臂弯,一起跟随小骠骑步入马场。

小骠骑指着一匹栗色的马,转头对我父亲说:“我听小四眼说,你以前骑过马,有种就骑这匹‘小儿马’,好好跟我比一场。”

那匹马雄健剽悍,毛色在余晖下甚为润泽。父亲贴近观察,马就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它的两条后腿是典型的“战马腿”,似乎随时要蹬人。就像马场那个拉客的男人说的,这种“小儿马”危险性很强,小骠骑明摆着欺负人。

父亲转身推搡小骠骑,被几个汉子钳住胳臂。他对小骠骑吼:“你们在马场长大,让我骑‘小儿马’比赛,这不是耍无赖又是什么?”

“刚才你那个兄弟偷偷摸摸地踢椅子,算不算耍赖?”小骠骑努了努嘴,倒爷别过头,不去看他。

父亲没有再争辩,去摸刀的手又伸出口袋——这时候动手反而显得心虚。他问小骠骑:“怎么个比法?”

小骠骑环顾马场,说:“我们跑一圈,谁先过了那个棚子算谁赢,这匹马性子野,我给你一点时间驯它,害怕了就认个怂,又不会笑你。”

父亲的视线落在那匹马身上——严格来说,这只也不是正宗的“小儿马”,既然配了缰绳和马鞍,就说明是有人驯养的,只是没有在草原上驰骋过。他小时候在弄堂里做孩子王时,曾结伴去外地的马场玩,结果连马都没骑上去,还差点摔断腰椎变成瘫子,之后“江湖地位”一落千丈。为了挽回颜面,父亲缠着他姑父教他骑马,结婚后又跟我外祖父去新疆骑了当地的马,算是掌握了骑马的要领。不过,他从来没跟小骠骑这种草原骄子赛过马,倒爷后来跟我说:“那时候我看到这么危险的马,心里有点怕了,只好装傻。你爸胆子大,就走到马旁边去了,看他的腔势,好像还蛮兴奋的。”

三个西北汉子来到我父亲身旁,对马做了几个安抚动作,马立时温驯了不少。见我父亲上马费劲,一个汉子干脆蹲下来,双手交叉握拳,给他当作踏凳。父亲乘势跨上马背,手里紧紧攥住缰绳。

“我们不会欺负人,帮你上了马,接下来就看你自己本事!”小骠骑话一讲完,立刻翻身骑上他的黑马,速度快到倒爷都没看清。

父亲说:“看见他的马跑起来,我那匹马也冲了出去,它肯定憋久了,跑起来就像发疯了一样,性子野得要死,小骠骑的黑马追到旁边,快超过去了,这匹马比我还要急,马头转过去就撞、就咬,就是要把黑马甩到屁股后头,并排跑也不行。我本来有点心慌,一看到这马有血性,也就跟着来劲了,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血全都往头顶上涌,就想让它奔得再快点、再快点。它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越跑越快,四个蹄子都是腾空的。”

越过棚屋,父亲没急着勒缰,他和马都还没尽兴,想再跑两圈。小骠骑收住缰绳,在远处大声喊“停”,父亲只当耳边风。马越跑越野,扭头偏离了马场,倒爷怕我父亲发生意外,只顾着放声高喊。

父亲说,等他终于“跑够了”、勒紧缰绳时,那匹马扬蹄发出尖锐的嘶鸣,前蹄落地后,“天地大静”。他放眼望去,辽远苍茫的祁连山脉宛若静默的河流,“身下的马停下来了,我心里的那匹马也停了下来”。



5


回到马场,父亲下了马,小骠骑招呼他回屋里。倒爷责怪我父亲:“怎么变成了人来疯?”

醉倒在地的矮胖子试图爬起来,打着酒嗝,朝倒爷招了招手:“让我……我再吃碗老酒”,倒爷在他额头上敲了个“麻栗子”,骂道:“吃你个魂灵头!”

父亲跟随小骠骑进屋后,单刀直入:“我们酒也喝了,马也骑了,现在好谈正事了吧?”

小骠骑就问我父亲和刘阿四是什么关系,父亲如实讲了。小骠骑听完喝了口酒,说刘阿四确实来过马场,怀中还抱着一尊佛像,“和10年前带来的佛像一模一样”。

这话让我父亲和倒爷面面相觑。

小骠骑望着窗外的马场,讲了他和刘阿四是怎么认识的:

那是1997年的冬天,北风卷地,百草枯折,刘阿四背着一个硕大的绿帆布挎包,踏着磨破的解放鞋,只身来到甘肃,想找小骠骑的舅舅杨驰。那天杨驰去了马场看受伤的老马,是小骠骑接待的他。刘阿四给小骠骑说,30年前他和杨驰在西北插队,两人立下约定,如今已经是兑现诺言的时候。说罢,他将挎包轻轻放下,从中捧出一尊做工十分精致的铜佛。

小骠骑问:“你们当年立了啥约定?”刘阿四说他不用知道,只是再三嘱托他把佛像交给杨驰。小骠骑接过佛像说:“我舅晚上就回,外边风大,不如留在这儿等他,喝点酒暖暖身子。”刘阿四答应了。小骠骑说,当时他迫切想知道舅舅和这人的约定,就想着把他灌醉,方便套话。谁知刘阿四喝下两壶酒,反而越来越精神,还跟他讨了根烟抽。

“那刘阿四他到底为啥要送杨驰佛像?”我父亲禁不住好奇。

小骠骑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因为舅舅也对此讳莫如深,还闹过脾气,此后他就没再问过。

“他送你舅的那尊佛像现在供奉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开开眼?”倒爷插嘴说。

小骠骑长叹一声:“佛像一直供在我舅家里,后来有个兰州的古董商一眼就看中了,磨了我舅两年,才把佛像请走。你说这事也蹊跷,佛像请出去没到半年,我舅人就没了。”

小骠骑说,当年他给舅舅操办丧事,舅母私底下跟他说,那个古董商出了高价后,杨驰便托人鉴定佛像真伪。两个鉴定专家过来看过,一个讲“真”,一个说“假”,最后还吵了架。杨驰又找到北京的佛像鉴定专家,那个老爷子看了很久才说:“这药师佛像属于高仿品,但是艺术水平比较高,也值点钱。”于是杨驰就把佛像出手了。

就在5天前,刘阿四专程过来找小骠骑,相隔10年,直到来者重提佛像的事,他才想了起来眼前这个老头是谁。刘阿四问小骠骑杨驰最近过得如何,小骠骑回答说舅舅两年前走了,心脏病突发,夜里睡过去,早上没醒来,面容很安详。刘阿四默然片刻,问“佛像还在吗?”小骠骑摇头说,我舅两年前卖了。

刘阿四听后,表情很复杂,像是半边哭半边笑。小骠骑忍不住问,“当年为啥送一尊假佛像过来?”刘阿四却什么也没说,带着那个悲哀和嘲讽的表情,转身走了,只留下跛行的背影。

父亲叹了口气,以为线索又断了,没想到小骠骑又换了个话题:“你们认不认识王建发这个人?”

父亲和倒爷对视一眼,摇了摇头。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小骠骑说,刘阿四走后,就有人忽然到访,自称叫王建发,是刘阿四多年的好友,还说有一群坏人在找刘阿四的下落,接下来会到马场来,“请霍爷好好教训一下,让他们知难而退”。

小骠骑想起舅舅当年讲过的两句话:一句是“刘阿四他是个好人”,另一句是“刘阿四以后遇到困难,一定要尽力帮他”。“如今有人要害他(刘阿四),我不能忘了我舅的话,所以才让你们又喝酒又骑‘小儿马’。可我觉得你们不像是王建发说的坏人,倒是他感觉有点问题,想借刀杀人,反正你们以后多加小心”。

“那刘阿四有没有讲过他接下来要去哪里?”

“他提到一位老居士,叫净云,我估计是要去那里。我和净云也是老朋友,等下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你们也先别急着走,在这里玩两天,就当我给你们赔罪。”

我父亲实在推辞不掉,便在马场待了几天。看赛马、品醇酒、吃炒“拨拉”,“西北人的马攒劲,酒攒劲,人更攒劲”。

在马场的最后一天,父亲叫上了倒爷和矮胖子,向小骠骑郑重道别。小骠骑双手捧出一幅唐卡,交到父亲手上:“这是当年净云老居士送给我的,如果你见到他,就把这面唐卡给他看,他就知道你跟我的交情,以他的人品,会全力帮助你们。”

父亲双手接过唐卡,问这唐卡中的图案是何含义。小骠骑说:“这个图画复杂得很,我也没看懂,得去问净云。我本来应该打个电话给净云,先跟他打个招呼,说你们要过去,但修行人都喜欢安静,不一定接电话,我也不方便打扰。你们要在路上遇到难处,随时联系我,我和马场的弟兄们都在,替你们想办法。”

父亲将唐卡收好,又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新疆小刀,递了过去。



6


抵达敦煌后,父亲先拨打了净云居士的号码,却打不通。他顾不上许多,干脆按照纸上写的地址,去直接登门拜访。可到了地方,只见大门紧闭,问了邻居才得知,净云上个月已迁走,打了电话也没人接。

父亲很沮丧,他本来以为可以从老居士那里请回佛像,马上就回上海——这一路上的怪事不少,早点回去交差,免得夜长梦多——谁知又进了死胡同。

天色已晚,父亲他们找了旅馆,倒爷被车子后座颠得七荤八素,趴在床上就睡着了,连衣服都没力气脱。父亲去冲澡解乏时,矮胖子的手机响了,从卫生间出来,矮胖子告诉他,刚才小四眼打来电话,问他们在哪里、佛像找到了没有。

“你全告诉他了?”

矮胖子没敢出声,我父亲坐下来,责怪他缺心眼:“不要别人问什么你就什么都讲出来。”

父亲叹了口气,说一起下去吃点东西。矮胖子把倒爷摇醒,倒爷的油头散乱成鸡毛,冲他发火:“我刚刚困着就被你吵醒,你帮我带一份回来不就可以了?”矮胖子也光火:“你真是嗲死掉了,我再弄个调羹一口一口喂到你的嘴巴里好不好?”

结果他们三人刚到旅馆门口,就被一伙人拦住了去路——为首的是小四眼,他身后跟着两三个精壮的男人。

小四眼露出阴鸷的笑容问:“霍怀国给了你们什么东西?刘阿四他在哪里?”

父亲说:“我就说,上次我一看到你,就发觉不大对头。跟你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你是汗手,却盘着一串五台山出产的‘六道木’,这种珠子非常怕水,应该戴手套盘玩,你直接上手盘,就显得外行。但是我没想到,矮胖子那么相信你,什么都跟你讲,我更没想到,你们还特地跟在我屁股后面。”

倒爷也问小四眼:“上次警察专门查我们房间,叫我翻开旅行包给他们看,是不是也是你的‘功劳’?”

小四眼阴笑着说:“大家都是混口饭吃,你们把知道的消息告诉我,然后就可以回上海了,不该碰的东西不要去碰,不该问的也别问。”

我父亲他们自然不会开口,几番恶语交锋后,小四眼就来了硬的,带着那几个男人将我父亲三人逼到幽暗的窄巷里。父亲给我讲到那场殴斗时,双拳不自主地紧握起来:“我们跟小四眼打起来的时候,有个男人戴着银狗链,他下巴挨了一拳,然后就狗急跳墙了,摸了把弹簧刀,朝我劈过来,矮胖子伸出胳膊替我挡住了,他自己的手腕被砍了老大的口子……”

见到矮胖子流血,我父亲怒气翻涌,下意识地想摸刀,才想起来兜里已是空空如也,只好挥拳猛打对方的肚子,自己也挨了几脚。小四眼只远远地躲在路灯下,表情像在看笑话一样,眼镜后面冒着贼光。

倒爷身形瘦弱,打架只能用双手格挡,打着打着,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体剧烈抽搐,口吐白沫。矮胖子捂着淌血的手腕,朝着小四眼他们怒吼:“出人命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远处放哨的小四眼顿时慌了神,喊“收手”,带着那几个男人逃远了。我父亲没心思去追,赶紧蹲下来看倒爷,矮胖子捂着血手,说:“他好像发羊癫疯了。”

父亲掏手机想叫救护车,矮胖子迅速脱掉自己的塑胶拖鞋塞进倒爷的嘴里:“倒爷你不好咬到舌头的,要是你现在‘一脚去’()了,我和师父没法跟你女儿交代……”

“呸!”只见倒爷吐出拖鞋,一屁股坐起来,不断干呕,都流出了眼泪。他手指戳着矮胖子,劈头盖脸一顿骂:“你怎么那么戆?没看出来我是装的吗?你塞什么东西不好,把你臭脚穿的拖鞋塞到我嘴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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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没事,矮胖子手腕上的鲜血却还在不停地流,要立刻送医。

那道伤口很长,缝针的时候,我父亲就在一旁看着。徒弟替他挡刀的画面不断地在脑中重现,越想越愤怒,感觉“自己脑子上的血管快要爆掉了”。

他掏手机想联系小骠骑帮他报仇,被倒爷拦住了:“你先别急,万一小骠骑跟他们是一帮的呢?现在应该报警才对,敲小四眼他们一笔竹杠,敲不成就赶紧回上海,惹不起躲得起。佛像不要寻了,反正也寻不到,实在要跟老王交差,到浦西的东台路,随便请一尊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我父亲血气上头,只想要小四眼“血债血偿”,跟倒爷争了起来。矮胖子让他们别吵,倒爷转身又指着矮胖子的鼻子:“要不是你当初把啥都告诉小四眼,我们就不会挨这顿打,我都怀疑你跟他们也是一帮的。”

“你怪矮胖子做啥?他手上都缝了针,你眼珠子瞎掉啦?你就晓得窝里横,到了外面只会装死,一点血性也没有。”见倒爷骂自己的徒弟,父亲的火气又窜上来了。

倒爷气得发抖:“行啊,你讲的对,反正话都被你讲了。你什么都不听我的,那我还过来帮什么忙?”

“我也不要你帮!”

“好啊,你这人没啥良心,我算是看穿了,咱们现在就地解散!”倒爷转身便走。

我父亲了解倒爷的脾气,知道他只是做做样子,跑不远。果然,等矮胖子的伤处理完,师徒到了急诊大厅门口,就看见倒爷蹲在台阶上抽闷烟。父亲就站在他身后,到头来还是说了句“对不起”。倒爷长叹了一声,知道这已经算是破天荒的事儿了,就问父亲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如果我们现在就逃回上海,给别人看笑话不说,之前吃的苦头也全都白吃了。干脆一口气做到底,这两天你和矮胖子先休息一下,我一个人去找净云。”父亲说。

矮胖子在那边按完手机,骂道:“我那个朋友原来跟小四眼是一伙的!这个王八蛋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师父你别担心,我就是一点皮外伤,单只手就好摆平小四眼。”



7


第二天一早8点,父亲继续给净云打电话。这一次接通了,对方核实了我父亲的身份后,抛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先前有没有人找过你们?”

“您指的是哪些人?”父亲没反应过来。

“他们有没有问过我和刘阿四的下落?”

“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还砍伤了我徒弟,不过我们也没讲出来,何况我本来就不知道你们在哪儿。”父亲如实作答,听见电话那头不吭声,又赶紧补充说,“您别担心,我是小骠骑介绍过来的,您以前送给他一幅布面唐卡,现在他又送给了我,让我带着唐卡去见您。”

听到这句话,对方明显松了口气,报出了住址。我父亲记了下来,抓起车钥匙,即刻动身前往。矮胖子睡得正香,父亲看了眼他手腕上的纱布,就没叫醒他,只带着倒爷下楼上了车。

净云的住所很偏僻,他们找了半天才找到,敲门的时候,屋里有人应了一声,过了许久才来开门。净云将父亲他们请进屋里后,父亲才看清,他是圆脸,面容和善,大约70多岁,身子还算硬朗。

屋内陈设古雅,茶几上的青瓷炉插着一柱老沉香。我父亲驻足在一幅唐卡面前,净云向他介绍说,这幅唐卡上的图案是佛教中的“十相自在”,很多居士都会供在家中,祈愿自在圆满。

我父亲也赶紧将那小骠骑给的那幅唐卡展开,问净云这个外圆内方的图案是什么?净云说,图案叫“曼荼罗”,可以理解为“坛城”,最早是古印度的修行道场,里面的复杂结构蕴含着宇宙的奥义。千禧年来临之际,西藏的唐卡大师教他修复布面唐卡,这一幅便是他的修复作业。“后来我送给杨驰的外甥小骠骑,嘱咐他说,假如日后遇到有缘人,可以结缘转赠出去,他交给了你,证明你们的交情很深”。

父亲接过话茬,向净云细说了到访的缘由。净云坐在椅子上双目微闭,听完后睁开眼,说:“我跟刘阿四关系确实很好,前阵子他给我看了一尊药师佛,具体是怎么得来的,他说的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也不去深究。先给你们看一件宝贝——”

父亲跟随净云步入佛堂,看到佛龛上供奉的一尊铜鎏金药师佛像,与老王收藏的那尊极为相似,不禁脱口而出:“这是刘阿四带来的?”

净云摇头,说这一尊是刘阿四在1997年赠给他的,但前几天刘阿四又带来一尊相同的佛像,着实令他感到惊奇。

“除了这个,刘阿四还送了一尊给杨驰,加上我师父老王家里供的那尊,这样说来,药师佛像就有三尊。”父亲告诉净云,这佛像的工艺很特殊,每次只能铸造一件,大多都是孤品,如今接连出现了三尊相似的佛像,或许有伪作混入其中。

净云却说:“真伪暂且不论,你觉得这尊药师佛像跟市面上的有什么不同?”

父亲仔细观察了一番,说:“我最早在我师父家里看过的那尊,以为是明代的工艺,但是明代佛像大多都是‘额宽脸方’‘高鼻薄唇’。这尊药师佛的‘开面’就不太一样了,如果不综合来看,一下子很难断代。”

“你讲得没错,这是一尊唐密风格的造像。”净云说。

“唐密风格?我只听说过藏密,唐密倒没怎么听过。”倒爷忍不住插嘴。

“你们刚才问的‘曼荼罗’就和这个有关。”净云介绍说,唐密兴起于盛唐,当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这三位大师先后从印度来到中国弘传密法,被后世称为“开元三大士”,后经过惠果和一行两位宗师的发扬,便形成了“唐密”。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天下佛像剥金去铜,称量上缴,熔铸钱币,朝廷为了核验铸币的质量,还要求在这些“毁佛钱”的背面铸造州名或钱监名称。虽然在会昌法难之后这些钱币又大多重铸成佛像,但是唐密却已近绝传。

“那为什么说曼荼罗和药师佛像有关系?”倒爷问。

“这就回到了小宝刚才提的问题——刘阿四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佛像?我跟他交情很好,可很多地方他都不方便多说。我只能告诉你们,如果想要了解刘阿四,必须先了解曼荼罗。”

净云递给倒爷一本黄皮的册子,翻开,是一本剪报收集册。里面张贴的剪报已泛黄,混杂着淡淡的霉味。内容是:“1987年4月3日中午11时,沉寂在地下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

他回忆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后,到了1994年春天,时任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偕同专家组,经过大量研究比对,终于将这个庞大的地宫布局破译出来——这就是供养佛身舍利的“唐密曼荼罗”。当时他带着杂志找到了刘阿四,给他看了地宫出土的供养茶具上的曼荼罗图案,刘阿四当即对这种神秘图案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到处寻找资料,描摹了几十份手稿。

“难怪刘阿四这次经过陕西的时候还专门跑了一趟法门寺。”倒爷似有所悟。

我父亲耐着性子听完这些,说:“还好您及时给我们补了课,但现在我们就想找到刘阿四把佛像讨回来,我师父年纪大了,心心念念的就是那尊药师佛,我想完成他的心愿。您慈悲,如果有刘阿四的线索,请一定告诉我。”

净云喝了口茶:“我很理解你师父的心情,通常来说,家里供奉药师佛,都是为了解脱病苦、消灾延寿,这是老人的精神寄托。不瞒你说,刘阿四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说他已经料到有人会来找他,还说:‘要是他们有足够的诚意,就把我的地址报出来,让他们过来请(佛像)’。”

父亲有些愠怒——这明明是师父老王的佛像,却要去刘阿四那里花钱请回来,态度还要诚恳,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这就好办了,至少说明佛像还在刘阿四手里没有流通出去,就怕他急着转手。”倒爷赶紧给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父亲点头会意,马上记下刘阿四的地址。

就在父亲和倒爷起身告辞时,窗外炸响了闷雷,暴雨突至。倒爷站在窗前,望着急雨像鼓点般狂敲着玻璃窗,不禁焦躁起来。净云站在他身旁说:“下了大雨,就顺遂天意,不要急着走,我又沏了一壶茶,你们再坐一会儿,喝完茶再走也不迟。”

净云邀请他们坐回沙发,父亲又主动聊起药师佛。净云说,佛也被称为“大医王”,药师佛直接以“药”立名,施予法药,愿众生诸疾消除,身心安乐。净云举起茶盏:“刚才提到的法门寺地宫是用茶来供养佛身舍利,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茶供养’,茶性苦寒,可以降火清神,品茶就是修禅,人生有八苦,而茶味也苦,借茶悟禅,品尝苦味中的回甘,这就是‘禅茶一味’。”

这些话都被倒爷认真地记了下来,父亲看着他,有点忍俊不禁。父亲更想问净云:为什么刘阿四会去研究唐密曼荼罗?那个王建发又为什么急着想知道刘阿四的行踪?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问了,净云也未必会说。

雨停了,宾主告别。上了车,倒爷提议:既然净云再三叮嘱“要充分体现出诚意”,那就不能空着手上门。刘阿四和老王一样爱喝石库门老酒,这里买不到,那就买点别的老酒当作见面礼。父亲不悦,说这个刘阿四顶多就是贼骨头,不要惯着他,随便请他吃顿饭,合起来灌他老酒好了,“他偷我师父的佛像,我再把他偷的骗回来,这才算扯平”。

“刘阿四心眼多,他都能骗得过老王,难道我们还能是他的对手?再说,小骠骑当年都灌不醉他。老居士说态度要诚恳,就说明他吃软不吃硬,我们只能跟他捣捣浆糊,争取拿到佛像,早点回上海。”倒爷劝道。

父亲气得猛捶方向盘。



8


刘阿四家离净云家并不太远,老房子,没有门铃,父亲敲了好久门才开。刘阿四还是穿着那件磨损的蓝色工服,口袋里塞着半包烟,灰溜溜的眼珠透出绝望。地是水泥地,屋内陈设很破,像在毛坯房里随便添了几件旧家具,用倒爷的话来讲,“比贫困户还要夸张”。

好酒摆到桌上,刘阿四连看都没看,只抽出压扁的烟盒,发现烟抽完了,父亲赶紧让倒爷递上去一根“中华”。刘阿四接烟在手,鼻头闻了闻烟丝,听到父亲阐述来意,冷笑了一声:“老王他还真是滑头,我告诉你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刘阿四说,今年(2007年)年初,他遇上了急事手头缺钱,去找老王借,老王不肯,他就说用药师佛做抵押,老王才借给他钱。等刘阿四手头缓过来了想去赎佛像,老王却“说什么他要开一个私人的佛像博物馆,问我能不能把佛像留下来——我怎么肯呢,说哪怕倾家荡产打官司,也要拿回佛像,最后想了好多办法才把佛像讨回来”。

父亲一下怔住了——他师父以前确实提过要开一个“佛像博物馆”,如今这事的来龙去脉又多了一个版本,到底谁才是佛像的拥有者,谁又在撒谎?

倒爷看到刘阿四抽到了烟屁股还在抽,就又递过去一根:“佛像是你的还是老王的,这个先不去管,我们不是警察,也没有证据,不好冤枉谁。我心里有件事想不通,你得跟我们讲讲。”

刘阿四嗅着烟丝,让倒爷接着说。

“杨驰和净云这两个人,你肯定认得,他们手中都有你送的佛像,杨驰的已转手出去,净云供的佛像和老王家的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倒爷问完,见刘阿四想点烟,便掏出打火机,刘阿四抬起手,胳膊肘冲开倒爷的手腕,让倒爷很尴尬。刘阿四叼着烟,低头摩挲着他瘸腿的膝盖:“你讲了那么多,也就是想知道佛像的真假,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怎么会跟你讲?你也没有权利知道。”

父亲直接打断了他:“那王建发呢?他好像蛮惦记你啊,也不晓得在惦记什么。”

听到这个名字,刘阿四手中刚点着的烟一下滚到大腿上,可他居然不怕烫,指尖捏住燃亮的烟头,捡起来接着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一时间,气氛有些僵,倒爷只好缓和措辞:“我和小宝随便问问,你不想讲也没关系。你看我们大老远从上海跑到西北,就是想跟老王交差,我这个兄弟对他师父很好,实在不行,我们花点钱请回去也可以。”倒爷边说边按住我父亲的肩膀,示意他要忍。

刘阿四抚摸着残腿问:“你们能出多少?”

父亲说:“我们从上海大老远赶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身上也没带多少现金,你开个价吧……”

刘阿四开价1万,我父亲和倒爷联手杀价,最后压到了6千时,刘阿四松了口。我父亲马上付了现金,把药师佛像抱在怀里,说:“你腿脚不方便,如果你也要回上海,就坐我们的车,我们送你回家。”

“我不回去。”刘阿四揉搓着烟蒂,“你们快走吧,我警告你,要是碰见了王建发,千万别说我待在这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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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阿四那里出来,父亲坐在车里抽烟,观察着手中的佛像。倒爷问他:“这都出了门,药师佛也到手了,怎么还闷闷不乐?”

父亲说,他总觉得有猫腻——放到当前的古玩市场,花6千能请到这尊佛像,绝对算是“捡大漏”了,说出去谁也不信,他刘阿四又何等精明,怎么会轻易“放漏”?

倒爷说,别多心,刘阿四家里很穷,“三六九,拉现钞”,巴不得马上变现。

聊着聊着,父亲见倒爷盯着佛像眼睛都发直了,便问他看出什么问题。倒爷说,“咱们跑了两千公里路,不能白辛苦”,佛像既然已经寻到,而且捡了个大漏,要不直接“跳档”(绕过老王把佛像转手,他们几个再分钱)?

父亲晓得他没安好心,心想:此前还说什么来还人情债,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原来就是想过来捞一票。于是故意问倒爷:“你打算转手给谁?回去又怎么跟老王交代?”

倒爷说他有转手的路子,价钱不比拍卖行差多少,至于交差这件事,托人翻模仿造一尊就可以了。父亲屏住笑,又问了怎么分成。倒爷胳膊肘搁在车窗旁边,夹烟的双指放到右眼前面,摆出一副“搪瓷七厂”的腔调:“这样子,你六我四,是不是蛮公平的?矮胖子又没出过啥力,给个四五百算给他面子了。”

我父亲哈哈大笑,抱着佛像,假装要砸他的脑袋——他后来向我坦言,其实他不是没有产生过和倒爷类似的念头,可是“多年师徒成父子”,他不忍心就这么“跑小路”摆师父一道,更何况,佛像的真伪尚难定论:“那么珍贵的佛像,真的让我们‘捡皮夹子’了?照我看来,地上的‘皮夹子’基本上都是别人故意丢的‘炸药包’。”

倒爷听出我父亲原来是跟他“演滑稽戏”,正尴尬着,我父亲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矮胖子急切的声音:“你们跑到哪里去了?不晓得哪个赤佬把我们住的地方偷偷告诉了小四眼,现在他们就在楼下……”

父亲赶紧发动车子:“我们马上赶回来!”

“不行,你们千万不要急着回来,否则碰到了他们,又要受伤了。师父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办法对付小四眼……”

“手都伤了,你还对付个屁啊……”

父亲话还没讲完,矮胖子那边已挂断。父亲说,昨晚挨了小四眼他们一顿打,正想出胸中这口鸟气,今天小四眼又找上门,绝不能放过他,“倒爷你的任务就是待在车里保护佛像,我去收拾他们”。

“你一个人肯定不行,要吃亏的。佛像就锁在车里,我陪你一起去。”倒爷系上安全带,就打净云的手机,刚才和净云聊天的时候,净云说,王建发和小四眼是同伙,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令他深受困扰,只能东躲西藏。倒爷担心净云位置暴露,净云说他平安无事,反问我父亲和倒爷在哪里。倒爷一下愣住了——因为还是拿不准这个老居士是敌是友,万一他刚才说的是假话呢?

净云也猜出了倒爷在犹豫什么,解释说:“小张(倒爷),你不要误会,我在本地有几个熟人,说不定可以帮忙。你们能不动手就不要动手。”

见倒爷拿不定主意,父亲赶紧朝他点头,倒爷这才将旅馆的具体位置告诉了净云。

“怎么可能不跟他们动手?我徒弟被打这笔账,还没跟他们算清楚!”父亲猛踩着油门,倒爷的身子往后倾倒。倒爷看着车窗外路边的树木和景物飞速刷向后方,照这个车速,只要路况不堵,一小时之内必到。



9


车停到旅馆附近,父亲和倒爷下了车,刚走到旅馆门口,就看到小四眼一伙站在大堂,老板娘吓得脸色煞白,向倒爷使了个眼色。

小四眼一扭头,几个男人立刻冲了过来。倒爷见状,拉起我父亲就往外面狂奔。等我父亲反应过来,已被倒爷拽着跑了十几米,跑到车旁边,他停下来想开车门,倒爷拽走了他:“来不及了,快点逃吧!”

父亲体型胖,跑得气喘吁吁,手腕都被倒爷掐紫了。身后那群人越追越近,父亲说,他当时感觉紧追在身后的根本不是人,而是长着无数双手的鬼怪,拼了命要够着他,都能听见“指甲划到后背衣服上的声音”。

倒爷说,当时他俩身边有几个岔口,但不敢贸然冲进去,怕进了死胡同,又没有摄像头。可跑着跑着,前方修路,他们还是拐进了死胡同。一堵新砌的砖墙拦在面前,他转过身,那伙人的黑影已经封堵了路口。

我父亲弯腰扶膝,猛烈粗喘。借着路灯光,他抬头看清了对面的人——站在最前方的是小四眼,同样在大口喘气,他身旁有个男人,大约在60岁出头,穿着黑色夹克衫,头发灰白,尖嘴猴腮,肩头扛的一副长扁担格外显眼。其余几个男人排在后方,像黑压压的群山。

倒爷问:“你们到底想做啥?”

“你们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小四眼说,“要不是你们做贼心虚,为啥像老鼠见了猫,一看到我们就跑?”

灰头发的男人抄起扁担,指着倒爷的鼻子:“拿了东西就要还,这点道理都不懂?告诉我,刘阿四他人在哪里?你们手上的东西给我交出来,然后滚蛋!”

“关你屁事!”父亲瞬间冒了火,“我警告你,话不要瞎讲,手上的东西别乱指。”

手握扁担的男人步步紧逼,死胡同里边挤满了人。父亲被逼贴墙,闻到了水泥和砖块的气味,但仍然观察着那男人手中的扁担,“那副扁担非常特别,两副合在一块,中间扎着红色的尼龙绳”。倒爷刚掏出手机,又塞回兜里,“当时也来不及报警了,只好喊救命”。

“小四眼,侬这个宗桑!”矮胖子此时也从旅馆赶到了路口,高喊了一声。

小四眼回过头,怒声问:“矮胖子,你骂我啥?”

“我听得懂,他骂你是畜牲。”灰头发的男人说。

矮胖子身边还带了一条黄狗,冲着小四眼他们狂吠,似乎随时就要扑咬,让小四眼不敢轻举妄动,那几个威猛壮汉原来也怕狗,都像木头人似的呆在原地。

“小四眼,你们几个大男人还不如这条狗呢!”矮胖子开始激惹对方。小四眼气坏了,摸索出了一个黑色的物什对准矮胖子。倒爷上前两步,看清后倒抽一口凉气,嘴里咕哝着:“枪是哪来的?”

“来,你打我一枪试试看,往我的脑子上面打!”矮胖子逼上来,竟然像咬啤酒瓶盖似的,咬住小四眼的枪头。

父亲登时吓坏了,他愿意带上这个无赖徒弟来,确实是看中他胆子大、随时豁得出去,可是没想到矮胖子那么冒失,万一小四眼真的开枪了怎么办?父亲快步向前,紧贴在小四眼身后,想要绞住他的喉咙,此刻矮胖子却忽然松了口,右手两指像老虎钳伸进了后槽牙,夹出一小块黑色塑料,展示到小四眼面前,嘲笑他:“你他妈弄了把玩具枪啊,还是地摊货!”

双方僵持之际,远处闪烁起了刺眼的红蓝光。小四眼变了脸色,想独自溜走,却被矮胖子揪住领子又拽了回来。

没等警察开口,矮胖子的指头就戳着小四眼举报说:“他手上有枪,刚才还想一枪崩了我。”小四眼吓得愣了两秒,才把玩具枪甩了出去。警察出示了证件,说昨晚听到居民反映,旅馆附近有人打架斗殴,今天又有人报警说旅馆那里又来了一群流氓团伙寻衅滋事。父亲猜到是净云报的警,望了倒爷一眼,倒爷心领神会,抚胸舒了口气。

警察盯着小四眼说:“讲讲吧,你这把枪怎么回事?”

“我这是玩具枪,拉一下打一枪的,我跟他闹着玩的……”

小四眼还想解释几句,被我父亲打断:“警察同志,请检查一下他们的扁担,里面可能藏了东西。”

在警察的呵斥下,那个灰发男人极不情愿地解开尼龙绳,盖在上面的扁担“啪”落到地上,眼前的一幕惊住了所有人——一把锋锐的长刀,在路灯和警灯的交相映射下,透出慑人的寒光。

“你把刀藏在里面准备干什么?”警察厉声责问。

“他要砍死我。”矮胖子插嘴,被警长瞪了一眼,便不再多话,蹲下来抚摸着他的“小功臣”。

“我这把刀是在鬼市收的,想放到家里辟邪,但是不太方便携带,就找人借了两条扁担盖上去绑好,没伤过人。”灰发男人解释完,又指着我父亲,“我要举报这伙人倒卖文物,刚搞到‘地里上来的东西’,我们这是为法律伸张正义。文物被他们藏在车里了,你们一定要仔细检查。”

警察说,所有人都去一趟派出所。灰发男人非常抗拒:“犯法的是他们,我又没犯法,凭啥去派出所?”我父亲指着矮胖子包裹纱布的手腕,冲他嚷:“啥叫没犯法?他的手就是你们打伤的。”

“都别吵,全部跟我到派出所做笔录,把事情说清楚!”

一辆警用依维柯开了过来,两伙人鱼贯钻进车厢。看到矮胖子带着狗,驾驶员说“狗不能上车”,矮胖子死死地抱住狗,想闹,我父亲劝了他几句,他只好打了旅店老板娘的电话,将“小功臣”托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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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净云在电话中向倒爷透露:那个灰发男人正是他们一直只听过名字而没见过真身的“王建发”。他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过公安查询比对,发现他真实姓名叫“杨继发”,曾在2004年前后参与文物制假,并帮助犯罪分子洗钱。同伙落网后,他托人伪造假证,改名为“王建发”。而小四眼则涉嫌文物诈骗,跟他联手干过不少勾当。

当然,这些信息,父亲他们当时并不清楚,做完口供笔录,父亲问警察能不能走,对方却说:“你们暂时还不能走,那男的刚被上了铐就说他要检举立功,一口咬定你们涉嫌倒卖文物,希望你们也配合我们的工作,老老实实地讲,车上到底有没有文物、是什么来路?”

父亲说,车上是有老古董,但绝不是非法所得,来路也正。

警察说,最近省上发生了文物盗掘案,省公安厅高度重视,要求各单位联合,“限期速破”。派出所认为你们两伙人可能与近期案件存在关联,已经上报分局了,局里请了文物局的专家,马上就赶过来,“到底是不是‘坑里的’,你让专家看一眼,不就清楚了?”

父亲只好带着警察去车里取佛像。拉开车门的一刹那,父亲猛然想到,刘阿四的这几尊佛像真假难辨,来路不明,万一车里的佛像确实是真的,可能就“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那一刻,他反倒希望佛像是个高仿品,如此万事大吉。否则,万一被没收,那这一趟真就白忙了。

专家戴上手套,开始鉴定佛像。药师佛端坐在木桌上,在日光灯下神态安详,怎么看都像是真品。父亲紧张得要死,盯着老专家紧闭的嘴巴。过了10分钟不到,嘴唇张开了,吐出四个字:“仿得真好。”

专家摘下手套,问我父亲:“多钱请的?”

“6千,一个老瘸子出的。”父亲回答。

专家笑着眯起眼,起身离开,跟他说:“亏得不多。”

凌晨,父亲他们回到了旅馆。矮胖子就急着问黄狗,老板娘指了指,只见狗躺在牛皮纸板上,睡得很香。

倒爷说,他和我父亲本来商量好,第二天中午退房,下午1点多就打道回府。可次日早上7点,他起床上厕所,打着哈欠看到矮胖子还在打呼噜,另一边的我父亲却不见了。

他不知道的是,昨晚在派出所里,我父亲凝视着药师佛像,内心疑窦丛生:照行里的讲法,花6千请了个现代仿品,肯定亏大了,那个老专家为什么说“亏得不多”?刘阿四收藏那么多的佛像,到底是哪儿来的?师父老王家中的佛像究竟是真是假?如果是仿品,刘阿四又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拿走,火速逃离上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未完待续

《西寻(下)》

请移步今日二条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无 量

莲不著水,月不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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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30 11: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寻(下)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无量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7 08:5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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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时分,光线充足,锁一打开,一道光就从门缝中照了出来。父亲扬手遮眼,随着木门敞开,他见到了永生难忘的景象——“那简直是佛像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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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倒爷在旅馆中醒来时,我父亲已经开车等在刘阿四的楼下。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凌晨5点半就悄悄出发,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来到刘阿四家。见铁门紧锁,他还是不甘心,决定回车里“蹲点”。

刘阿四家住在六楼,父亲忍不住琢磨起来:这是一片老公房,没电梯,刘阿四腿脚不便,为什么还住在顶楼?

正想着,倒爷来电问:“你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连声招呼也不打?”

父亲简单说了自己的疑点,又说不忍再辛苦倒爷和矮胖子。倒爷劝他:“既然佛像已经拿到手,管他真还是假,抓紧时间赶回上海。小宝你不要钻牛角尖,这是老王跟刘阿四的私人恩怨,跟我们没……”

他没有讲完,手机里就变成了矮胖子的声音:“没关系,师父你去忙吧,反正我还要跟小狗多玩一会儿,晚一天回上海无所谓的,你好好给那个老东西上上课。”

电话被矮胖子掐了。后来,父亲苦笑着对我说:“别说给刘阿四上课了,我自己反倒被刘阿四上了一课”。


------

苦等了一上午,父亲终于望见熟悉的人影。刘阿四依旧穿着深蓝色工装,挎着中号的蛇皮袋,像个捡垃圾的一样走到楼下的单元门前,回头看了一圈,才爬上楼。他拖着瘸腿快爬到二楼的时候,父亲悄悄跟了上去,脚步放得很轻。

快爬到最顶楼,父亲听到了剧烈的粗喘声,他低腰躲在楼梯拐角,望见刘阿四衣服背后已经被汗水浸湿。他缓缓掏出钥匙开锁,前脚刚进门,铁门框就被我父亲扒住了:“刘阿四,有些事情我要找你问清楚。”

那一瞬间,刘阿四眼神惊惧,整个身躯抵在门后用力推,要把我父亲顶出去。父亲力道更大,往前一推门,刘阿四就被推到地上,他站不起来,只能扭动身子在地上爬,像在拼死守着什么。

我父亲心生愧疚,便跑到刘阿四身边扶他,却被他用尖利的金属钥匙划伤了虎口。见刘阿四握着钥匙乱戳,我父亲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刘阿四你不要怕,我不是来打你,也不是抢你东西,先起来再讲!”

刘阿四僵在半空中的手放下了,我父亲将他扶到椅子上,他的头靠着墙壁,右手按揉着瘸腿,不断地呻吟。我父亲便对他讲:“刘阿四你也蛮可怜的,刚才是我不对,你有什么要求就跟我提吧。”

没想到刘阿四毫不客气,把我父亲当成保姆一样使唤,父亲耐下性子,帮他烧了一壶热水,拿毛巾给他洗脸、擦背。

“佛像是你自己看走眼,就该自己担着,这点规矩老王他没教过你?”刘阿四说。

我父亲没理会,直接讲了专家鉴定的事:“那个老爷子说‘仿得真好’,我说花了6千请的,他说‘亏的不多’。”

“你自己觉得亏吗?”

“照这个价钱来讲,我觉得亏了。”这是父亲的心里话——15年后他也是这么对我说的,“但玩古董就是这样,有输有赢,谁都有‘打眼’的时候。你是我师父的朋友,也算我半个师父吧。给你洗脸擦身,是因为我心里过意不去,刚才不小心把你推到地上,跟你说声对不起。”

“老王跟我提过你,说你良心蛮好,待他很不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跑过来不会是给我当保姆吧?”刘阿四目光犀利。

“我是为了师父来的,也为了我自己。昨天一晚上我没有睡着,我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更想知道你跟我师父究竟是怎么回事。”

刘阿四指着墙上的挂钟:“快12点了,我得把五脏庙先供好,平常吃素很容易饿。”

父亲听懂了,走到厨房下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等刘阿四吃完,又擦桌子洗碗。再从厨房出来,刘阿四正在抽烟看报,他知道不能催,只好坐在椅子上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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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几个房间的门都开着,唯独刘阿四左前方的房间关着门,上面张贴着佛教护法神的画像。见刘阿四打起了瞌睡,父亲起身想偷偷过去看个究竟,又怕被发现。

“想看啊?”刘阿四突然在我父亲身后出了声。我父亲一回头,吓得打了个冷战——这个瘸子正直勾勾地盯着他。

父亲诚实地点点头,刘阿四叼着烟,撑着桌沿站起身,低声说:“跟我走。”我父亲想上前搀扶,刘阿四推开了他,摸出一串钥匙,其中一把贴着褪色的标签纸,上边画的图案已经磨花了。

晌午时分,光线充足,锁一打开,一道光就从门缝中照了出来。父亲扬手遮眼,随着木门敞开,他见到了永生难忘的景象——“那简直是佛像的王国”。

所有佛像都依照特定的位置安放,正对着光照的最佳方位,鎏金的佛身历久弥新,散发出耀目的光晕,形成殊胜天然的“背光”,佛阵四周悬挂五色幢幡,下方摆放着佛香和供品。父亲看得目眩,许久才缓过神,环顾着整个房间,那些佛像“开面”精致,静穆安详,他凝视着那一双双低垂的佛眼,问刘阿四:“这是不是‘坛城’(道场)?”

“对,也叫‘曼荼罗’,你懂这个?”刘阿四挑了一下眉毛。

“净云前几天给我做过讲解,也算懂了一点。”父亲心想:难怪净云说,若想了解刘阿四,必先了解唐密曼荼罗,此言非虚。

“那你就不要只看眼前的,好好看看最中间的那尊佛。”父亲循着刘阿四手指的方向望去——最中央的佛像,正是他苦寻的那尊药师佛。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刘阿四在铁柜中捧出一个银盒,交到我父亲手中,里面居然也装着一尊药师佛,与坛城中央的佛像非常相似,“你仔细看看这两尊佛,3分钟以后,告诉我哪个是真品。如果还是看错了,那你就回去吧。”

刘阿四说罢,便走出了房间,房门“啪”一声关上了。

父亲双手合十,朝着药师佛像礼拜,随后恭敬地将佛像请下来。两尊相似度极高的佛像摆在面前,他的心怦怦直跳。

父亲告诉我,文物鉴定很讲究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乱蒙,要以看过大量的实物作为基础。当时他的右脑像启动了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将过往见过的所有佛像造型、台座和铭文,全部调阅了出来。可一番思索后,“计算机”还是失灵了,似乎刘阿四不断灌输的负面暗示,让他变得不自信了。

按理说,坛城中央的佛像应该是真品,古雅大气,与老王家供奉的那尊佛像一样,可是银盒中的佛像也毫不逊色,线条自然,丝毫没有现代仿品的“火气”。我父亲重点观察佛像的磨蚀情况——伪品“做旧”要经过人工腐蚀和打磨,只要发现什么破绽,用不了3分钟,直接就可以开门说结果。可看来看去,两尊佛像都无懈可击,“我知道其中一尊佛像必定是仿品,那这个造假水平也相当高,造假的人肯定是下过苦功的”。父亲的急脾气又上来了,有一瞬间甚至想摔烂手上的佛像,可他当看到那尊从坛城中拿下来的佛像,竟然神奇地沉静了下来:“莫非这个是真品?”

2分钟已经过去了,父亲的掌心出了汗,见铁柜上方有副旧手套,他就戴好,捧起了佛像。

除了鉴别铜铸工艺,最关键的就是观察佛像底部,就像鉴定瓷器时要看“底足”一样,底部作为佛像的“身份证”,往往蕴含着大量的信息——刚从坛城上拿下来的那一尊,台座錾刻着神秘繁复的图案,好像是净云提到的“曼荼罗”——可在佛教造像中,底款刻年号的很多,留下曼荼罗图案的却没有先例。

“老王以前教过我鉴定佛像的口诀,‘一看二闻三掂’,看完要闻,也就是要闻佛像身上的气味,坛城上的佛像有供香的气味,和老王家的有点像,靠这点,我还是吃不准。”

只剩最后一招了,父亲双手各掂起一尊佛像,闭眼去感受它们的分量,才发现银盒中的佛像分量死沉。

最后1分钟,要没时间了。父亲走到窗前,借着明亮的光线,仔细观察坛城那尊佛像底部的“曼荼罗”,认定这个底款是“后刻”的,刀工乏力笨拙,缺乏唐密造像的气韵。

刘阿四开了门,说:“时间到了。”

父亲擦掉额头的汗珠,朝刘阿四点了点头,捧起了那尊刻有曼荼罗的佛像:“这件是真品。”

“讲讲吧。”刘阿四面不改色。

“佛像是老的,底款是近几年后刻的。一般来讲,伪款只有两种,‘真品伪款’和‘伪品伪款’,一般造假的人伪造底款都是刻年号,希望能售出高价,但是这尊佛像刻了陌生的‘曼荼罗’,刀工也很随意,价钱会大打折扣,这只有一种可能——你根本就不打算出手!”

仿佛被我父亲道出了天机,刘阿四一瞬间失去了平衡,身子往右倒。但他很倔强,坚决不让父亲搀扶,宁愿自己扒着门框慢慢直起身:“看来我小看你了——你到我这来,你是什么样的人,脾气性格怎么样,我现在心里都有数了。你从上海那么远跑过来,我也不会让你没法交差,我给你讲讲这里面的门道。”



2


按照刘阿四的提示,父亲在铁柜里找到了一个锦缎小盒。刘阿四开盒给他看,盒中躺着一张拇指大小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穿着衬衫,梳着两根麻花辫。这张老照片应该有年头了,边缘磨损黯淡,但是姑娘的双眼却透出清澈柔和的光,穿过岁月与尘埃,来到父亲面前。

刘阿四说,照片里的姑娘名叫秦茹,不是他的妻子,跟他相处的时间也不算长。“最早插队的时候,我跟秦茹就总打照面,但她不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她家离我宿舍也不算远,她隔三差五就塞点吃的给我。农忙的时候,我还赶过去帮她,结果差点摔坏了腰。后来有个杂种想欺负秦茹,我和杨驰冲过去把他打跑了,秦茹父亲知道以后,说这件事就算了,那个杂种是什么‘皇亲国戚’,真的打伤就麻烦了。我就把小木块削薄削尖,叫秦茹带在身边防身,后来我常去她家,算是老熟人了”。

在西北插队条件极为艰苦,知青们经常吃不饱。一天的黄昏时分,刘阿四饿得直冒冷汗,一个踉跄摔在河边。秦茹和她父亲恰巧经过,急忙把他扶去家中,喂了一些食物和水。刘阿四缓过来后,看到是秦茹救了自己,又看到她手上戴着一串佛珠,就问她是不是信佛。秦茹说,她全家是佛教徒,因为几年前一位僧人行脚至此,叩门化缘,她父亲很欢喜,便热忱供养,僧人临走前合十作礼,将一个紫色的包袱交给她父亲,并恳求他虔心供奉,切勿毁损。秦茹的父亲翻开包袱,是一尊铜鎏金的药师佛造像,此后就在家专设佛堂供奉。直到有好心人苦口相劝:“你怎么那么糊涂啊?现在外面查得多严,你还在家里放一个‘炸药包’?要是被人发现了,说你留下‘四旧’,不立‘四新’,到时候你和你家女娃都吃不了兜着走!”秦茹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委屈药师佛,将其藏在木橱里,并用黄布遮盖。

那天离开时,秦茹父亲跟刘阿四说:“我家闺女心地单纯,别人问了,她就啥都说。我也知道先前有坏人欺负秦茹,你和那个杨驰还出手帮过忙。但我还是要告诫你,今天你听到的、看到的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秦家必有灾殃。”

刘阿四用力点头:“你们今天救了我一命,这个恩情我会记住,咋可能恩将仇报。”

他走出几步,又听见秦茹在背后问他的名字,便转身告诉她:“我叫刘海明,我的养父母一直叫我‘阿四’,你们就叫我‘阿四’吧。”

刘阿四告诉我父亲,他是江苏宿迁人,因为从小被生父母遗弃,加上下巴有难看的胎记,一直少言寡语,和秦茹熟悉了后,这个姑娘就像姐姐一样照顾自己。有次他生病卧床不起,秦茹专门赶来送药。他醒来后,见秦茹坐在床边,落日余晖照在她的脸上,这个画面让他记了一辈子。秦茹有点大大咧咧,大嗓门,但是温柔纯良,“坐在她身边,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跟她吹牛皮,说我天不怕地不怕,玩过盒子炮,当过土匪,劫富济贫,最大的心愿就是‘干大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还年轻,并不知道我这辈子干过最大的事,就是帮秦茹完成她的愿望”。

讲到这里,刘阿四停顿了一下,又像在自言自语:“我养父母对我不太好,认识秦茹以前,我很少感受到温暖,她大我3岁,我也讲不清楚自己对她的感情,反正不像男女之情那么简单。”

那个年代,有人为自保当众把白瓷观音摔得粉碎,秦家那块黄布终究是挡不住红袖章的冲击的。秦茹父亲急得焦头烂额,偷藏佛像只会让情况更糟,如今砸也不是,藏也不是。看到秦茹也急得落泪,刘阿四就对秦茹父亲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救了我两次,我就是舍了这条命,也要帮你们把佛像保护好。”

秦茹父亲有些犹豫,但也实在想不到其他办法,只能让他冒险尝试。刘阿四在午夜将同在此地下放的杨驰约到河边,说自己遇了难事,求他帮忙。见杨驰听完面露难色,刘阿四伸出指头发誓,一旦出事,责任由他一个人担着,不会连累兄弟。杨驰赶忙说“有难同当”,便听刘阿四讲起他的计划——他和河对岸的老船夫很熟,想让对方把佛像藏在船里。刘阿四求杨驰帮忙打掩护,自称犯了急病,坐上马车前去医院,中间经过渡口时和老船夫交接。秦家的药师佛躺在马车的草堆中,老船夫收到后,就藏在船板之下。

谁料,刚太平了几天,刘阿四就被关进了牛棚,原因是有人举报他“私藏佛像”。在牛棚里,有人抄着胳膊粗的棍子,逼问他佛像是谁的、藏在何处、同伙是谁,刘阿四的嘴巴像缝了针,怎么都扒不开,唯一说的话就是痛骂对方,还吐了几口血痰,最终被打得不成人样。秦茹担心刘阿四出事,四处打听,得知管事的“头儿”叫杨继发,就去求他,谁也不知道,这个姑娘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把刘阿四救出来。

“秦茹后来告诉我,那天我被人抬出来时,身体上红的黑的紫的都有,不管她怎么叫我摇我,我还是昏着。她哭得连话都讲不清楚了。”刘阿四望着手中的照片说。

第三天傍晚,刘阿四终于醒过来了,刚下床就摔了狗吃屎。秦茹支支吾吾地说,医生说他即便从鬼门关那里拽回来,那条右腿也废了。刘阿四像新生儿一样重新练习走路,摔了成千上万次,总算能蹒跚前行,可右膝始终往左内倾,右脚跟歪斜出来,无法伪装成正常人。

往后的日子,他刻意疏远了秦茹,就算秦茹登门,他也坚持不见。除了自卑,他还有另一层考虑:被关过牛棚后,他身上就多了特殊的标签,秦茹救出自己以后,人们已经私下议论纷纷,不能再连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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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入冬,有人跑来跟刘阿四说:“秦茹快死了,你再不去,就见不到她最后一面了。”刘阿四瘸着腿想坐马车赶过去,却没人敢载他这个“罪人”。不知走了多久,快到秦家时,他在路边绊倒了,下巴和掌根磕出了血,痛得站不起来,只能爬过去抬手敲门。

秦茹父亲望见地上的刘阿四,赶紧把他抬进屋。可秦茹已经走了,她患了难治的怪病,肌肤上长满了像梅花一样的诡异红斑。秦茹父亲说,女儿临死前很痛苦,可是刘阿四却看见秦茹遗体的嘴角微微扬起。

后来刘阿四帮着秦茹父亲整理遗物,无意中看到这张一寸照,出于私心,就偷偷将照片放入怀中,藏了40余年。

秦茹父亲说,女儿生前的愿望是建造药师佛坛城,如今他年事已高,很难弥补这个遗憾了。刘阿四就主动说,他来完成秦茹的遗愿,并询问坛城的建造方法。秦茹父亲低头望着刘阿四的瘸腿,说:“你为了我们家断了一条腿,不能再让你受苦了。”不管刘阿四如何哀求,老人始终缄默不语,他只能拖着瘸腿黯然离开。

几年后,刘阿四依然牵挂这事,就想着先把坛城的“主角”药师佛讨回来。老船夫舍不得,说“这佛像很灵”,藏进船板以后,他长年的腰病就不再犯了。佛像要回来了,秦茹父亲却猝然离世,刘阿四把佛像抱在怀里,一时茫然无措。他也打起了退堂鼓,“可我经常梦到她(秦茹),听见她在喊我的名字,说‘阿四,我疼啊,疼啊’。我记得跟哪位居士讲过,他说这是‘魔境’,梦中的秦茹是妖怪变的,最好念经驱邪。可就算真的是妖怪,我也舍不得赶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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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78年11月的一个午夜,秦茹又来到他梦中,与他长谈到天明。具体谈了什么,他记不全了,只记得秦茹不停地哭。那天醒来,他郑重立下誓言,为她建造药师佛坛城,此生无悔。那天过后,秦茹在他梦里就没有再喊疼过。

提及这个横跨阴阳的誓言,刘阿四的话让我父亲很是震撼:“我这条命就是秦茹救的,40多年前秦茹死了以后,刘海明就死了,只有刘阿四像狗一样活着。”

每年农历十月廿九秦茹忌日那天,刘阿四便会翻出他珍视的照片,往昔的艰难苦恨浮上眼前,涕泗横流。为了实现秦茹的遗愿,他后来请教了许多居士,才得知药师佛坛城有专门的仪轨,除了药师佛像本身以外,还需要“左右胁侍”和“十二药叉神将”,以这尊药师佛为中心,依照特定的位置摆放。而且,其他佛像最好也是铜鎏金造像,这样才能统一。

可刘阿四又能去哪收这么多佛像呢?



3


1986年夏天,刘阿四乘火车来到上海,想去发小所在的纺织机械厂谋个差事。他在工厂大门前站了很久,不敢进去,工人小吴骑着自行车,脚一撇,问他是来找谁。刘阿四报了发小的名字,小吴说那人已经不在单位,去找新的财路了。见刘阿四是“跷脚”,好心的小吴便想骑车带他一段,问他到哪里去?见刘阿四茫然地摇着头,小吴又问了下他的情况,随后对他讲:“我弄堂里厢的阿婆做点小生意,正好缺个帮手,你愿不愿意帮忙?这样你至少有个地方住,‘螺蛳壳里做道场’,挤一挤总归好待下去的。”刘阿四连连点头,便坐上小吴的自行车。

此后,小吴时常过来看刘阿四,还经常顺手送一包花生米,成了他在上海唯一的朋友。很多年前,野孩子们在弄堂里玩弹弓,不慎射瞎了小吴的左眼,工友们就叫他“独眼龙”,自从右手食指被车间的铣床卷掉后,小吴的话就更少了,只有在刘阿四身边时才会多讲几句。

同是天涯沦落人,刘阿四也向小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提到秦茹时,刘阿四很动情,小吴也跟着掉泪。刘阿四说,建坛城还需要其他佛像,他很难集齐,上个礼拜他在城隍庙的地摊上见过一尊佛像,感觉是假的,也花不起那个钱。小吴随口说了一句:“佛像又没有真假之分,只要人的心是诚的,佛像就会灵。”

这句话点醒了刘阿四,让他动了自己造佛像的念头,可是铸造佛像需要许多专业知识,他无从下手。小吴知道了,下了班就骑车去旧书摊,淘了很多佛教相关的书籍送他。刘阿四翻看这些资料,越发摇头。小吴又帮忙问了懂行的人,对他讲:“阿四,行家说西北的佛教造像非常多,让你到西北去多看多学,总比耗在这里要好。”

小吴出钱帮刘阿四买了火车票,他又孤身回到了曾经插队的地方,“就像轮回一样”。此番“西寻”学艺,他先去找了杨驰。多年后再聚首,这对兄弟抱头痛哭,听了刘阿四说的难处,杨驰干了杯酒,说:“造佛像我也不懂,帮不上你,但我在甘肃有个老朋友是学佛的居士,他可能懂你说的,我把你带过去,介绍给他认识。”

这位居士正是净云。听完刘阿四的讲述,他深受触动,便说:“造佛像本就具有殊胜功德,你为了报恩,想学习造像技艺,又遇上了我,这些都是因缘注定,我会尽力帮你。有一位造佛像的老匠人跟我交情不错,他在青海,明天我们坐车过去,让他带你学艺。”同时,净云又特别警告:佛像功成之后,严禁欺诈牟利,否则因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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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青海后,那个老匠人见到了刘阿四,说造佛像要下苦功,刘阿四这副小身板未必受得了,看在净云的面子上,勉强先带他半年。

学艺初期,刘阿四只是不停地画图、做蜡模。老匠人脾气火爆,稍不满意就骂,每次看到刘阿四歪曲的瘸腿,挥起的巴掌就又落下来。刘阿四忍了半个月,老匠人偷偷把他叫出来,说:“这半个月就是考验,你能沉住气,说明你是这块料。我说个心窝里的话,这边的手艺不外传,我也没办法啊,只能悄悄说给你。”

老匠人当初讲的“窍决”,刘阿四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造佛像就是“把一套金属工艺串起来”。比如“失蜡法”,就是先绘制佛像的设计图、做蜡模,“要在蜡模外面上好几层泥,当年老师傅讲给我的用料配比是古法,是秘密,我没法告诉你……”

后来绘制佛像的身量比例时,刘阿四参照过《造像度量经》,这本经典,是净云从青海的寺院恭请过来供他参考的,典籍中的佛脸有“如来满月面”、“菩萨鸡子面”等特定规范,大多数用手指作为量度单位,对刘阿四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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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像度量(作者供图)

1994年3月的一天,净云手中拿着一份佛学期刊专程来找刘阿四,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净云告诉他,历经7年,吴立民等佛学专家成功破译出法门寺地宫的“密码”——原来那是个精绝壮阔的唐密曼荼罗世界。

刘阿四茫然地望着净云,不知道这个“唐密曼荼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净云向他解释,咸通十四年,唐懿宗驾崩,僖宗为了完成父皇的遗愿,将佛骨迎回到法门寺供养,寺院地宫正是李唐王朝供养佛骨舍利的“大曼荼罗”(坛城):“阿四,你不也是为了实现恩人的遗愿么?这也是一种巧合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唐密曼荼罗,‘曼荼罗’的意思就是‘坛城’,跟你大有关联。”

望着那些繁复绮丽的图案,刘阿四一下子被迷住了,他后来又委托净云搜寻了大量的“曼荼罗”资料,尝试在纸上临摹。

讲到此处,刘阿四随手拉开铁柜的抽屉,翻出了大量的“曼荼罗”手稿:“铸造佛像首先要有扎实的绘画基础,要懂得审美,这40年我一直在练,从来不敢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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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荼罗示例:金刚界九会曼荼罗之第三会“三昧耶会”(来源自《大正藏·图像部》,作者转采自罗炤《法门寺塔地宫及其藏品的几个问题》)

父亲注意到,他的手稿上标注了许多红圈,便问其缘由。刘阿四告诉他,这“曼荼罗”大有讲究,为什么说法门寺地宫是“大曼荼罗”,“唐密曼荼罗”究竟蕴含了什么,“我这么做就是想弄清楚其中的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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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久经磨炼的刘阿四,终于在作坊里成功仿造出了两尊药师佛像,最满意的一尊赠给了净云,另一尊送给了杨驰。往后两年,他又翻模仿制了三尊药师佛像藏在家中。净云听闻此事,担心刘阿四误入歧途,便问他仿造那么多药师佛像的原因。

刘阿四向他道出实情:秦茹的唐密药师佛像极为珍稀,这十几年来,有太多人在打佛像的主意,让他不得不防。“这么说倒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想保护好唐密药师佛,最好的法子就是‘反其道行之’,多仿造几个赝品,迷住别人的眼睛”。

“看到这尊唐密药师佛像,你是怎么断代的?”讲到这里,刘阿四突然发问。

父亲回答说:“一开始我以为是明代的工艺,但我后来推断出佛像的铸造时间,应该比明代要早。”

“没错,这是一尊辽代的唐密药师佛造像。”刘阿四说,会昌法难之后,唐密失传,只在辽代尚存余脉。辽代的唐密佛像头戴高峨富丽的宝冠,纹饰繁复,衣褶流畅自然,仿制起来绝非易事,“你看药师佛的‘左右胁侍’,也就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这两座造像,我耗费了3年,才仿造出来”。

刘阿四告诉我父亲,唐密药师佛坛城要配备“十二药叉神将”,对应十二生肖:“你看这个青色的‘摩虎罗’大将上面有什么?”

我父亲走近观察,发现神将的纹路上残留着漆痕,便说:“这个造像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我家里供了一尊‘哈气佛’,当初我亲戚为了躲过那些‘红袖章’,先在佛像上抹上香灰,用来保护纹路,再涂上红漆,这样一来,佛像就伪装成普通的漆料,可以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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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家中阁楼的“哈气佛”,伸懒腰的双手像托起了整片天(作者供图)

“你没猜错,这个‘摩虎罗’是我当初在铜川鬼市的地摊上收的,市面上不多见,当时我也觉得这件宝贝经历过很多沧桑。再后来我照葫芦画瓢,给他找几个伴,不然他太孤单了。”刘阿四说,“你刚才提到的明代佛像,以前王建发倒是托我伪造过,明代的佛像工艺很精湛,不太好造假。”

“那你和净云为什么要躲着他?”

“唉,当时我到上海找小吴,没想到王建发专门到上海去找了我。”



4


90年代末,工人下岗潮,刘阿四担心小吴,就买了车票回了上海。小吴已经不在厂里,呼了“拷机”也联系不上,刘阿四到处打听,才见到人。见刘阿四衣衫褴褛,小吴脱掉了蓝色工服送给他,说:“我下岗了,这身工服也用不到,你先拿去穿。”刘阿四套上衣服,到九江路买了一副时髦的蛤蟆镜叫小吴戴上:“当年你帮过我的忙,我都记在心里,现在我手头有点钱了,先买一副墨镜送你。”

“他给我的衣服,我一直穿着,我送他的蛤蟆镜,他也一直戴着,他很喜欢那副墨镜,到死的时候他也戴着。”刘阿四说,小吴戴上墨镜以后,刚好遮住瞎掉的左眼。

父亲听到这里,回想起一个月前,刘阿四在上海的邻居提到的那个在下雨天也戴墨镜的男人,想必就是这个小吴了。

刘阿四继续讲:千禧年过后,“佛像热”来了。当年迫害他的杨继发后来也干起了古董生意,听说刘阿四学会了造像,便赶到上海来找他,约在福佑路碰面。刘阿四知道杨继发心里的算盘,可他那时的技艺陷入瓶颈,若想突破,需要更优质的原材料和场地,而对方刚好可以提供,他也就答应了下来。

在去造像作坊前,他跟杨继发提了唯一的要求,“带上小吴”。杨继发很警惕,见面时先让小吴摘下墨镜,看到那只瞎掉的左眼后,嘲讽说“你们兄弟俩挺般配”。之后,他们上了一辆长安面包车,连夜开往安徽。

刚到制假作坊,杨继发就看中了刘阿四随身带的那尊秦家的佛像,问起了来历,刘阿四佯装镇定,谎称这是他仿的赝品,杨继发又看了一眼,也没多说什么。

很快,刘阿四就发现了这个作坊的猫腻——杨继发虽然做佛像生意,但对佛像鉴定一窍不通,他想仿制明永乐宫廷佛造像,却只提供了佛像的正面照。刘阿四曾抱怨说,佛像用真品翻模仿造的效果最好,即便拿不到真品,也要对其多角度拍摄,如果就给一张正面照,侧面和背面的纹饰细节根本看不到,只能自行改动,很容易被行家看穿。杨继发却说,最要紧的不是质量,是速度,看不到的地方随意发挥,“只要像那么回事就行了”。

杨继发给刘阿四派了一个学徒工,表面上是学艺,实际上负责监视。那个学徒有过造像经验,他把自造的释迦牟尼佛像交给刘阿四点评,刘阿四只是摇头,一句话不说。学徒缠着他追问,刘阿四被问烦了,就说:“你又不是造藏传的‘玛哈嘎拉’(护法神),为什么要让佛像皱着眉?”见学徒不服气,刘阿四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假如佛的脸上还有火气,那还能叫佛么?”

学徒不再争辩,继续看着刘阿四錾刻纹饰。刘阿四也曾有心教他,奈何他太心高气傲,根本听不进去。此后刘阿四也不再多讲,反过来从学徒口中套话。给铜佛鎏金的时候,学徒告诉他,杨继发让他们用“电镀法”给佛像上色,刘阿四听后哑然失笑:用水银古法鎏金,色泽自然沉稳,远比电镀的效果要好。

杨继发嫌刘阿四手脚太慢,又请了安徽本地的谢师傅过来帮忙。两位仿造“圣手”稍有空闲,便切磋技艺。刘阿四和老谢斗过法,讨论明永乐、宣德的宫廷造像如何仿制,才能躲过专家的火眼金睛,老谢眯眯眼,甩给刘阿四一本翻烂的书,是金申先生写的佛像鉴定书籍。刘阿四看到书中满是划线和笔记,一部分彩图和段落还被裁剪下来,由衷感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藏家在看这些书,制假的人也在看,甚至看得更仔细、更认真,“搞佛像鉴定果真是斗智斗勇”。

刘阿四想看老谢常翻的另一本旧书,老谢摆手婉拒,反过来问刘阿四那些泥料配比是跟谁学的。刘阿四留了心眼,谎称是在西北鬼市捡到一本红壳笔记薄里写的。老谢又问他有没有自己的“台子”(造假师傅背靠的厂子或作坊)?见刘阿四茫然地摇头,就骂他浪费自己的本领,否则不说大富大贵,最起码也是吃喝不愁。老谢说,“盛世兴收藏”,当今明清佛像备受藏家追捧,相关的仿制品也形成了流水线,混入全国的古玩市场,“你想这是一块多大的肥肉”?

往后的日子,老谢不断地暗示刘阿四造完这批佛像,就到自己的“台子”与他“双剑合璧”。刘阿四装作很为难,继续錾刻纹饰,没有声响。这么多年了,刘阿四的内心也动摇过,但他忘不掉净云当年的告诫,至今不敢违犯,再者,他这十几年的精力都放在“坛城”上,专攻唐密造像,其他年代的佛像他研究得不深,也不敢碰。

不过跟老谢聊得越久,知道的就越多,逃走的念头就越强烈。可造假作坊到处都是杨继发的眼线,他没法跟小吴明说,只得偷偷递了纸条。小吴很聪明,看完后跟刘阿四做了手势,将纸条揉成团,扔进火炉。

“你当时发现了什么?”我父亲问。

刘阿四在桌上抓起一颗官帽核桃,从左手放到右手掌心,然后望着我父亲。父亲立时领会,朝他点了点头。父亲后来给我讲,这个“左手交右手”,代表洗钱的手段——不法之徒先委托杨继发批量仿造佛像,再带到拍卖行“自拍自卖”,以此达到洗钱的目的,或者借此向官员“雅贿”。

“老谢是专门造假的,晓得行里的禁忌,说杨继发这么弄早晚要‘关进去’。我怕杨继发被公安抓了以后牵连到我和小吴,这样药师佛坛城要拖很久才能造好了。”刘阿四告诉我父亲,“老谢本来想拉我入伙,我是动过心的,可他瞧不起人,老是笑我的瘸脚,我就不想跟他一块弄了。”

小吴溜到销赃的窝点,淘了一辆“黄鱼车”,准备载着刘阿四逃跑。出逃的那一夜,刘阿四已经参照明永乐文殊菩萨坐像的照片,仿制了几尊,他对这些“试验品”很不满意,觉得线条绵软乏力,器壁剁痕粗略,分量死沉,行家一眼便能看穿,便将佛像留在桌上,算是交差。

小吴手脚麻利,两三分钟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但刘阿四很磨蹭,台子上的模具他舍不得扔,用蓝色工服包好,让小吴扛在肩上。他们的动作很轻,生怕杨继发突然惊醒——背叛是杨继发最痛恨的事,要是被他捉住,另一条好腿肯定废了,说不定还要砍手。

小吴给黄鱼车开锁的时候,铜锁头敲到车轮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刘阿四吓得够呛,打望着四周,确认安全后才爬上车。那天的夜很黑,看不见星星,“我跟小吴就像两个瞎子走夜路”,到了路灯多的地方,也离杨继发的造假作坊很远了,刘阿四让小吴骑快点,黄鱼车放肆的噪声响彻黑夜,“10年后还在我梦里吵”。

天亮了,小吴问刘阿四打算去哪儿,刘阿四说:“回上海等于自投罗网,我们先到西北避一避风头。”他带着小吴坐火车去了甘肃找净云,到了净云家中摊开包袱,却意外发现拿错了一本账簿,上面记录的正是杨继发的“灰色交易”。

净云翻完账簿,随后点了一柱佛香,说:“这是他的犯罪证据,我等会儿就交到公安的朋友手里,不然他会发了疯一样到处找你们两个。”

这时,小吴也从腰带那里抽出一本卷好的记录簿交给了刘阿四。只瞥了一眼封皮,刘阿四就傻眼了——这正是老谢随身携带、从不给任何人过目的那卷手抄本。书中字迹十分潦草,是古文写成的,占据了2/3的篇幅,最后十几页画着奇形怪状的咒语和图案,刘阿四看不懂,便向净云请教。净云看后,也摇了摇头。

刘阿四问小吴为什么偷老谢的东西,小吴说老谢平常总是羞辱刘阿四,他就想在出逃前,替他狠狠报复一下老谢,还想这破本子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老谢就算发觉了也没法报警。

刘阿四说:“这个手抄本是老谢的财路,你偷了他的饭碗,等于要了他的命。”小吴听后,耸了耸肩,觉得无所谓,净云则在旁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5


2005年9月,那个文物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杨继发侥幸逃脱,改名为“王建发”。净云曾跟倒爷讲过,杨继发有前科,1992年与人结伙在浙江金华抢劫了一块金表,此后在白茅岭监狱服刑,刑满释放后,他召集了当年的同伙,想帮他们挣个饭碗,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后来他得知儿时的玩伴因盗掘文物被关进了大牢,起初很不理解,觉得挖点破破烂烂至于吃官司么?懂行的人告诉他,他发小盗的都是国宝,够枪毙好几回了,要是那些宝贝换成了钱,几辈子都花不完。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继发就这样逐步踏入那片灰色地带,借用文物制假来“左手倒右手”。刘阿四深夜潜逃后,他的制假窝点被捣毁,“左膀右臂”也全进了监狱,他原以为是刘阿四举报,托人打探之后,才知道净云在其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此后,改了姓名的杨继发与小四眼联手从事文物诈骗的同时,一直派人四处打听刘阿四和净云他们的下落,伺机报复。他也想知道老谢当年被偷走的“破本子”上面究竟记录了什么——刘阿四偷逃后,老谢到处翻箱倒柜,又摔又砸,又哭又叫,从此就疯了,整天睡得死沉,醒来就乱叫,不断地磕头,把脑袋瓜都磕烂了,窝点被捣毁前,杨继发叫人把老谢扔了出去,任其自生自灭。

净云推测,2007年中秋节过后,杨继发应该是看到矮胖子在古玩圈里发的寻人消息,听说所寻之人正是刘阿四,而且刘阿四还拿走了别人的“东西”,就想趁机报复刘阿四,再拿走“东西”,一箭双雕。于是,他才委托小四眼勾搭上了矮胖子,给我父亲他们下了连环套。

净云曾跟倒爷在电话中坦言,当年他其实不想趟这摊浑水,可不向公安举报,刘阿四就处境堪忧。这两年,他和刘阿四已明白“王建发”正是当年的杨继发,只能被迫玩起了猫鼠游戏。


------

在净云那里躲了几个月后,刘阿四和小吴在冬天再度回到上海。迫于生计,刘阿四找了一些失败的“试验品”到老西门的鬼市摆地摊,小吴则在他附近的牌楼下边卖炒面,算彼此有个照应。摆摊的时候,刘阿四认识了老王,两人聊得很投机。后来刘阿四不小心得罪过其他的摊主,都是老王出面帮他摆平。

2007年1月,刘阿四敲开了老王的房门,想用药师佛作为抵押,借款2万元。

“你师父多么精明,我能给他赝品么?”刘阿四苦笑着对我父亲讲,“我没跟他说借钱的用途,其实小吴生了大病,拖了一段日子,没熬过春节就走掉了。小吴苦了一辈子,我想让他有尊严地走,好好办他的丧事,但是时间非常紧迫,我手头缺钱,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只好找你师父借。”

老王当然想“捡漏”,跟刘阿四讲,“我就花2万块把佛请下来吧,你也不要还我钞票了”。刘阿四连连摇头,低头写下借据,还在末尾做了补充说明,到了还款日,一个人还钱,另一个人归还佛像。

办完了小吴的丧事,刘阿四的嗓子也哭哑了,他不愿再待在上海,也不想再和任何人说话。2个月后就是秦茹逝世40周年的忌日,如今最后一尊药叉神将也已铸成,就只差留在老王家中的“主角”了。刘阿四忍痛卖了几尊仿品以及他在鬼市收的宝贝,又找净云借了8千块,还了老王的钱后,略施计谋,终于将药师佛成功赎回。

供药师佛“坛城”的地点在老公房的顶楼,原先是净云的房子。起初,净云觉得刘阿四腿脚不便,想为他另找一间房。可刘阿四坚持,依照仪轨,“坛城”最好供在最上方,这里的采光很好,他便租借了下来。就在前些天,最后的“主角”放进了坛城中央,刘阿四在台座上铭刻了一段秀丽的小楷:“岁在丁亥年九月……弟子刘海明敬造坛城,愿令亡姐秦茹值遇诸佛,常与三宝共会。”

刘阿四告诉我父亲,这段话是他在佛学期刊上抄录下来的,很适合刻在上面。父亲凝神细看,确认台座上刻的是“亡姐”而非“亡妻”——此前他一直以为刘阿四在头脑中已经把秦茹当作自己的妻子。

刘阿四夸赞我父亲“青出于蓝”,我父亲便压低了声音问:“我师父绝对不会漏掉这么‘开门’的宝贝,你到底是怎么讨回去的?”

刘阿四说,当初他早就料到老王不会轻易将佛像交还,便带着他仿制的药师佛来到老王家中。老王平常喜欢搓麻将,那天刚好打了通宵,精神萎靡,看着面前两尊近似的佛,还以为自己“老花眼”,刘阿四好说歹说,他终于归还了佛像。至于他们具体交谈了什么,刘阿四含糊其辞,我父亲也知道没法刨根问底了,便转入正题:“你是为了秦茹,我也是为了我师父,你帮帮忙,让我好回去交差。”

刘阿四甩了甩手,叫他带走高仿的佛像——这在我父亲的意料之中,再过两个礼拜就是秦茹的忌日,刘阿四断然不会交出真品。我父亲又问刘阿四,当初给老王佛像的时候,这上面有没有刻“曼荼罗”图案?

刘阿四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你按照这个样式再刻一个,我带回去以后,至少还能蒙混过关。”

刘阿四笑着说了句:“你跟老王一样精明。”然后弯腰拿出抽屉里的雕刻工具,在阳光下刻了起来。

下午4点半,刘阿四刻完了图案,又捧出柜子里的景泰蓝香炉,送给我父亲,语气不容推辞:“你放心,今天你帮了我那么多忙,我也不会让你吃亏,你把佛像和香炉都带走,不要也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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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阿四赠送的景泰蓝香炉(作者供图)

父亲找了些废报纸,将佛像和铜炉包好,问:“你百年以后,这些佛像打算怎么处置?”

“我把佛像全部托付给净云,这几十年他帮了我太多,是我的恩人,我必须报答。以前净云劝过我,最好把秦茹的药师佛捐赠给博物馆,但我不肯,想埋进秦茹的墓地,可是过了那么多年,我不一定还能找到秦茹的坟地了,只能放到以后再说了。”

“我以后有空来看你,要帮忙就找我。”父亲望着刘阿四的背影说。

“不要假客套了。”刘阿四还是背着身子,摆了摆手,“我跟你不可能再见面,等我把佛像交给了净云,我就要走了。”

父亲长叹一声,走出门的一瞬间,他回望了一眼远处的“坛城”,晚霞在上面“炽然照曜”,折射出壮烈的火光。刘阿四坐在门口的小木凳上,俯首打磨着錾刀,身形精瘦,蓝色工服衬出算盘珠似的脊椎骨,后脑的头发已斑白。

父亲抱着药师佛和香炉孤身下楼的时候,联想起刘阿四跛脚爬楼的画面——那大概就是他悲恨相续的人生缩影吧。



6


在刘阿四家的一整天,父亲的手机都是静音,等他回到车里,才看到十几通未接来电。回拨过去,对方怒声责骂他:“你怎么老不接电话?”

父亲正要解释,就听到对方说:“我是老王的朋友阿民,老王他走了。”乍一听到这个消息,父亲不相信也不接受:“上个月他还好好的,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走’掉了?我警告你话不要乱讲,为啥触我师父霉头?”

“我没事触他霉头做啥?”那边说,“今天早上9点多钟,老王他快不行了,还在牵记你的名字,老是讲‘小宝他人呢?怎么还没回来,你们叫他当心一点……’”

父亲心里“咯噔”了一下,手机掉在副驾驶座上。

他在车里坐了很久,看着后视镜中自己憔悴的面孔,忽然想抽自己耳光:“当初就应该听倒爷的,早点回上海,这样师父也不会有遗憾。”

回到旅馆,父亲瘫倒在床上,将老王过世的消息告诉了倒爷:“我为了师父才去追药师佛像,现在师父没了,佛像要回来还有啥意思呢?”

倒爷说,只要抓紧赶回去,参加老王的追悼会还来得及,他也急着回上海,最晚明早必须出发——过两天是他母亲的忌日,他要提前去超市,买一点母亲喜欢吃的条头糕。

“要是再待下去,矮胖子他早晚要闯祸的。”倒爷讲,“他找的流浪狗跟他一样,没事喜欢惹别人,3点多的时候,惹了两条野狗,追着它们跑了老远,还好没咬到它们。”

次晨8点,父亲他们退了房,快要上车时,那条黄狗一直跟在矮胖子后头,眼神委屈巴巴的。矮胖子回过身,摸着狗的脑袋:“你要是再跟着我,我就把你带了跑。”黄狗好像听得懂,伸出舌头,嘴角微笑起来。

倒爷说什么也不肯:“把狗带到车上有股味道的,它半路上撒了泡尿,车子弄脏了怎么办?”

“他妈的又不是你的车。”矮胖子转头看向我父亲,“我这条狗不是流浪狗,身上不算龌龊的,前几天它从别人家逃出来,就一直跟着我。”

我父亲望着黄狗,那条狗也趴下来望着他。他对倒爷讲:“我们大老远跑过来,跟这条小狗也是缘分,而且它也帮过我们,就把它带回去吧。”

矮胖子一把抱起小狗,在倒爷嫌弃的眼神中,钻进了车厢。狗的名字是在半路取的,到达休息区,它一下车就在倒爷的皮鞋上撒了泡尿,像蓄意报复似的。倒爷边冲洗鞋子,边骂它“小呆X”,矮胖子一拍脑门,说:“就叫它‘小呆’吧!”

下一程的方向盘交给了矮胖子,我父亲靠在副驾驶上发愣,与师父相处的画面又在脑中浮现出来,他摸出那块“马上封侯”,想到当初接过玉雕的时候,上面还残留着师父手掌的余温。“难怪他给我的时候,说了那些触霉头的话,原来他料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车里放着《恋曲1990》,三个上海爷叔跟着唱了起来,父亲有些动容,他们这“搪瓷七厂”,确实是“倦鸟已归时”。


------

返回上海后,父亲来不及休息,就赶去参加师父的追悼会。老王的儿子小王数落他:“你当初为啥不随便收一个佛像,这样敷衍他一下也好,他也就不会死前还想这件事。你说你现在傻乎乎地抱着这个佛像有什么用呢?他人都没了……”

小王不依不饶,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父亲实在忍不下去了,索性撕开了他的画皮:“你以为我不晓得情况?师父跟你的关系闹得很僵,你平常从来不会去看他,也没有尽过哪怕一次孝道,现在你到我这儿装什么孝子?师父他走了,你倒急吼拉吼跑回来了,以为我不清楚你在想什么?”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小王脸上挂不住,溜到殡仪馆门口抽烟。其实我父亲骂他的话已经晚了,就在他们快马加鞭赶回上海时,小王已经带人赶到老王家,用那个阿民的话描述,“他们就跟鬼子进村一样,把家里值钱的、不值钱的,统统搬到卡车里面,一件东西不留”。

阿民说,老王死前跟他讲过,“好多东西是留给小宝的”。在小王赶过来“抄家”的时候,他本想拦住小王,可话讲到一半,就被对方噎死:“老王有没有写遗嘱?你当时自己也没录像,没纸头没录像你还跟我讲什么屁话?”

阿民建议打官司,我父亲摇了摇头,先不说胜诉的可能性不大,打官司本身就是“兄弟相残”,假若老王泉下有知,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父亲拿着当初立下的赌约,到了蔡卫英家里“想给自己争回一口气”。蔡卫英的老婆接待的他,说老公跟冒牌拍卖行“做搭子”,联手诈骗老人的鉴定费和宣传费,“现在被关进去了,捞也捞不出来”。父亲打电话问了圈内好友,证实确有其事。他看了看蔡家陈列的古董,绝大多数都是赝品,黄花梨书柜也没了踪影,便起身告辞。

至于师父老王与刘阿四之间的恩怨,就无人能对证了,他说:“师父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做人蛮‘老卵’(自大)的,他肯定没想到自己看不起的刘阿四竟然是造假高手,还让他漏掉了药师佛,这对他的打击不小。我太了解他了,他赌性大,我怀疑他跟刘阿四打过赌,赌什么我不清楚。他平日里香烟老酒碰的多,还有糖尿病,赌局输掉以后,等于雪上加霜。我也不好怪刘阿四,他也算我半个师父,教了我蛮多东西。”

不过,倒爷倒是给我讲了他的看法:“我听别人讲,老王跟蔡卫英做局打赌,赌你老爸能不能把佛像寻回来,老王赌你老爸能够追回,老蔡赌你爸根本就寻不回来,就算寻回来了,也会私下‘跑小路’。我和你老爸还有矮胖子,包括刘阿四那个‘跷脚’,都在老王的局里。当然了,老王已经走掉了,老蔡也去吃官司,我自己也不晓得他们两个到底下了啥赌注。我老早听你爸讲,老王的手气臭得要死,赌什么都是输,他这辈子最后的赌局,竟然赌赢了。”



7


父亲没想到,吃了师父的“豆腐饭”后,很快又要再吃一顿徒弟的。

2008年3月的深夜,矮胖子约朋友去大排档吃烧烤,酒喝得太快,醉了,有人要送他回去,他不愿意,硬要自己回去,结果过马路的时候闯了红灯,被一辆白色的金杯牌面包车撞飞了,脑袋磕在路牙边上,流了一大滩血,虽然人立刻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却没有抢救过来。

父亲半夜接到电话,见到时人已经走了。他又气又伤心,拍着矮胖子的肚子:“叫你不要吃老酒,你怎么不听话呢?!”

矮胖子的父母已经年迈,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父亲不忍心,帮忙整理遗物时,给他们包了钱,还在里头加了一枚硬币,“这种钱是绝对不能送双数的,这是规矩”。小呆一直站在门口,孤零零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追悼会那天,倒爷骑着助动车到了矮胖子家,小呆还是坐在家门口,等着矮胖子回来。倒爷低头看着小呆一直在苦等,心里头发酸,便蹲下来跟狗说:“矮胖子他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陪它最后一程吧。”

上车时,包车司机说狗不能上。小呆失落地待在原地,眼泪不停地流,下巴剧烈颤动着,车子缓缓蠕动,它哭得更伤心了,紧跟在车辆后面。倒爷紧贴着车窗,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让司机停车。刹那间,倒爷猛然想起了当年自己死活不让小呆上车,跟矮胖子斗嘴的情景。

开追悼会的时候,小呆溜进大厅,又被人拦了下来。我父亲光火了,把工作人员臭骂一通:“矮胖子还在的时候,小呆跟他关系是最要好的,凭什么不让它进来开矮胖子的追悼会?你们谁要是挡在我面前,我他妈放狗咬死谁!”

没了阻拦,小呆奔进了大厅里,在棺材旁嗅了很久很久,呜咽得很大声,像小孩子痛哭的声音,整个大厅都撼动了。父亲和倒爷蹲下想安慰狗,没说两句,却也都跟着哭了起来。

倒爷后来收养了小呆,可小呆吃不下东西,睡醒了就嚎叫着哭,怎么劝怎么骂都停不住,送去宠物医院也总是闹。两个月后,倒爷醒来给它倒水,发现它“睡过去了,好像急着要下去陪矮胖子”。

倒爷说,安葬了小呆后的那段时间,他总在想人这辈子有什么意思,也想起了当年在甘肃跟净云讨教的佛法。很久没和净云联系了,他想打个电话过去,让对方解释当年讲的偈语。可净云的手机打不通了,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老居士已于2008年3月25日晚上10时舍报入灭。

痛惜之余,倒爷翻开当年的日记本,翻到当时记录的那一页,握起圆珠笔,仿佛在做注脚似的,写下一行字:“平生几度失意,何必苦恋风尘?”

父亲听到这则消息,猛然想起当初刘阿四的话——在净云往生后,刘阿四在坛城供的佛像,又将托付给谁?转赠他人还是流入市场?刘阿四也没带过徒弟,谁也不知道秦茹留下的唐密药师佛最后到了哪里。

2021年6月,父亲在古玩店迁址途中不慎遗失了刘阿四仿造的药师佛像。他非常痛心,沿途找寻了一整天,还托了派出所的朋友和联防队员一起帮忙,还是没有消息。此后几日,他独自坐在新店铺里发怔,遥想14年前的“西寻”,不禁喟然长叹:“当年我跟矮胖子和倒爷去找,怎么寻也寻不到,可以说是‘无处可寻’,我找到以后又弄丢了,这成了‘实无所得’。可我总感觉,它好像并没有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无 量

莲不著水,月不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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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9-30 11:4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代新深圳人,落败于一场婚姻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温荫 人间theLivings 2022-09-28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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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走妈的老路,两口子没完没了地消耗,最后自己落下一身病痛,一辈子就完了,一个人平静地生活更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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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今年2月14日,我站在自家小区附近等红绿灯时,看见斑马线上有一只红色的宠物狗鞋好生眼熟,便捡起带回了家。傍晚,我拎着狗鞋敲响了宋姐家的门:“姐,这鞋好像赵萍家狗子的,你问问她有没丢?”

宋姐与赵萍都是武汉人,还是同班同学,她俩来深圳之前就对彼此知根知底,平常也没少走动。我刚提起赵萍,宋姐却突然变了脸色,小声说道:“赵萍没了,刚走的。明天元宵节,没她的份了,命啊。”

我呆住了。

赵萍离去得太匆忙,对她而言,都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一种“解脱”。



1


1994年,我从四川老家只身南下来到深圳,举目无亲。走出火车站,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来到了一个与西部截然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大街干净整洁,树木葱郁,行人安静少语,都在匆匆赶路。当时最高的建筑是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贸大厦,听说有50层高,楼顶有一家旋转餐厅,但我囊中羞涩,没勇气上去瞧瞧。

后来,我进了一家集装箱维修公司做采购,公司在深圳东部的码头附近。我跟着同事去码头食堂吃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里面的服务员宋姐。得知我在找房子,宋姐就介绍自己的老同学赵萍给我认识,说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市里的怡景花园,三房二厅,还有一个小房间空着,想往外租。

后来我才知道,这套房子其实并不是赵萍的,而是她大姐名下的资产,他们一家三口也是借住。一年后,赵萍的单位给正式职工分房,因为她家是“双职工”,就分到了盐田港后方陆域小区的单元房,装修时我跟去看过几次,大两房大两厅,足足有90平米,令我羡慕不已。

赵萍把房子还给大姐后,我无处可去,就跟着宋姐一家搬去了海边的疍家渔村——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渔村内遍地都是瓦房,矮墙是黄色石头垒砌起来的,靠避风塘水边的人家还会将渔船系在自家院子的石凳上。过去,这里的人靠打渔为生,来深圳的外地人多起来以后,他们就渐渐上岸,靠租房和村委分红成了深圳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房东和租客混居在一起难免有矛盾,大家在隔膜中相互鄙视,于潮起潮落、船来船往中过着各自的日子。

转眼到了2000年,我的工作稳定了下来,成了家,儿子也有半岁了。有了孩子,人就不想再四处漂泊了,我和丈夫看中了某花园小区的电梯房,每平米4千多元,于是凑钱全款买了一套100多平的三房。宋姐夫妇看了也心动,就在同小区买了一套高层,价格要稍微便宜一点。我们两家人终于在深圳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就等着选个好日子搬进去了。

一个周末,赵萍突然邀请宋姐和我们夫妇去她家里吃晚饭——那时我们三家时常走动,但几乎没在谁家里吃过饭,都是轮流在外面的大排档里请客。毕竟有两家人还在渔村租房住,做饭不方便,在外面点几个麻辣香嘴的菜,配几瓶啤酒,大人小孩吃得热热闹闹,更心满意足。

知道赵萍爱干净,上门那天我特地洗漱打扮了一番,给儿子带上更换的衣物,才和丈夫拎着水果出了门。赵萍家所在的小区比较成熟,绿化也做得好,我们过了小区门禁绕过花坛,又穿过长长的林荫道,跨过大草坪,才找到她家。

赵萍居家穿着还挺随意,她顶着一头大波浪头,罩一身浅粉色睡衣裤,趿拉着拖鞋来客厅招呼我们。一番客套后,她引我们落座,我瞧见布艺沙发上竟铺着一张旧床单,上面还有几处没洗掉的黄色斑点。我环顾四周,发现这房子虽已入住了四五年,但简直与新房无异,家具崭新发亮,屋顶、墙壁、地板更是白得耀眼。

相比之下,宋姐家的出租屋门边、过道的墙面,从低往上是逐级升高的乌黑痕迹——那是她儿子云仔扶墙跑进跑出留下的“杰作”。可赵萍的女儿果儿年纪也小,几年下来,竟没在墙上抹一个手印,画一个小点。我好奇地问了一句,赵萍就颇为得意地说:“她想涂想画呀,我就时时盯着,看她敢不?!”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我怀中的儿子倦了,张着小嘴打哈欠,我顺手就将孩子放在沙发上。赵萍像被火烧着一般,叫了起来:“哎哟!等等,等等!”

我儿子吓得睁开了眼,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赵萍冲进里屋,拿出一块厚厚的旧棉垫,应是果儿小时候用过的尿垫。我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赶忙解释说孩子出门前已经穿好了纸尿裤。但赵萍仍说“再垫一块厚的保险”,她边说边将垫子放在沙发中央,示意我将孩子放下去。

我有些无奈,也真怕孩子醒后流点口水、鼻涕遭人嫌弃,于是推说他已经醒了,我自己抱着就行。赵萍这才放下心,又看了几眼棉垫子,转身进厨房帮忙。

厨房里,几个大人或蹲或站,边干活儿边聊闲话,笑嘻嘻的。赵萍的老公付哥负责掌勺,炒花甲,煎带鱼。赵萍立在洗菜盆旁,清洗那些即将要用的碗盘,她把自来水拧得像一条线那么细,几乎听不见水流声。她做事时一丝不苟,也不出声,但付哥每每扭头看她一眼,脸上的笑意便要收敛一次——看得出,他的情绪在愉悦与紧张之间来回拉锯。

我也感到一种无形的紧张,便抱着沉手的孩子退回沙发,端坐在旧床单上。果儿与云仔伏在茶几上画画,默不做声,严肃得像两个大人。

等待开饭的时间似乎变得漫长起来,一时间,我开始怀念起吃大排档的轻松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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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手多,饭菜陆续搬上桌,气氛渐渐热了起来。

3个男人划拳行令喝开了,女人孩子喝汤吃菜,我心里刚打上的结稍稍松动了。我端起橙汁与两位姐姐碰杯,那边的男人们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付哥大着舌头笑道:“你俩多喝点,我昨晚陪领导喝多了,那股劲还没过。我半杯,你们倒满!”

“不行!不行!”宋姐的丈夫刘哥将3只酒杯统统倒满,提议道,“这一杯,我敬两位小弟,咱们一口干!”

话刚说完,刘哥提起杯子一饮而尽。我丈夫见状,二话不说也跟着干了。两兄弟握着空杯,一齐望着付哥,根本没注意到桌上的赵萍正死瞪着付哥,一脸的杀气腾腾。

我心里的结又收紧了。可能是有酒精壮胆,可能是压根没看到老婆的脸色,付哥还是端起了酒杯。可他的嘴唇刚碰到杯口,赵萍就突然爆发了:“婊子养的,嘴贱得很!让你喝!让你吃!”她抬手掀了桌子,“哗”的一声,大小碗盘尽数滑到地上,汤汁四溅。

霎时间,我儿子大哭起来,几个大人都愣住了。赵萍依旧旁若无人地骂骂咧咧,并转身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手上的汤汁一滴滴掉落在那层薄床单上,可能已经玷污了底下的宝贝沙发。

聚餐不欢而散,我们讪讪告别,离开了赵萍家。一路上,刘哥气鼓鼓地埋怨付哥不听劝:“苕样!跟他说在外面吃,不听,还不知道自己老婆是么事(什么)人么?”

刘哥比付哥大两岁,两人都是退伍的文艺兵,一个擅长拉小提琴,另一个能吹萨克斯管。因为志趣相投,刘哥老爱在人前人后叫付哥“拐子(兄弟)”——说起来,赵萍还是刘哥与宋姐的“媒人”呢,当年,活泼外向的宋姐老被陷入爱河的赵萍拉去做伴,一来二去就被刘哥看上,成就了一段姻缘。

不同于赵萍的暴躁,宋姐的性子很体贴,她安抚刘哥,让他不要怪罪老付:“这都是赵萍的主意。见大家都要搬新房了,怕我们先在自己家请客,她想抓住最后的机会显摆一下有房的体面。”

想想也是,我们新家所在的小区与赵萍家相隔不远,都可以望得到。新房的设计肯定要更先进,比如我们的房子里就有赵萍家没有的管道煤气。可是赵萍要是真爱面子的人,怎么能当众掀桌呢?我不能理解。

宋姐没有过多解释,只说:“赵萍从小就这种公主脾气,稍不顺心就起毛,就要炸。”



2


后来,我从宋姐的口中,才渐渐了解了一些往事。

赵萍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父母都是南下干部。她头上有2个姐姐,从小被父母严格管教,可到了她头上实在没空管,就把她送去老家给外婆带。赵萍到了上学的年纪才被接回武汉,由于童年缺少父母的关爱,性格有些孤僻古怪。父母自觉亏欠了小女儿,于是凡事顺着、宠着,慢慢的,赵萍就变得刁蛮任性起来。

赵萍的2个姐姐不仅学习好,能力也强,加上家里的帮衬,大姐很早就调入深圳团委工作,二姐也在深圳罗湖区当了老师。3个女儿当中,只有赵萍贪玩厌学,她勉强读完初中就早早参加工作了——家里托关系安排她在一家电影院卖票,不累。

后来,就是在这个电影院,赵萍与付哥相识了。

那时付哥家境贫困,不时会将居委会发的电影票拿出去换钱。他常在电影院门口徘徊,每次晃过售票处都显得有些心虚。窗口里,一个扎着高马尾、小眼睛、白皮肤的小个子姑娘坐在那儿卖票,有时望的次数多了,两人的目光会直直地碰上。

没多久,赵萍就看出了门道,她想主动帮帮这个小伙子——他长得像她的偶像蔡国庆,大高个子穿海魂衫,招惹人。那天,赵萍从售票处走出来,站在付哥面前小声说:“你可以来窗口买平价票,再高价卖给那些不想排队、耍朋友的伢们。”

付哥恍然大悟,之后他真做起了这门小生意。

不久之后,赵萍再次找到他,仰头递给他2张电影票,说道:“这个不能卖,我请你看电影,我等你!”

两人成了男女朋友之后,有才又帅气的付哥表现得十分体贴。赵萍想把这份爱情牢牢地抓在手心,于是提出要带他见家长,商量婚事。付哥深知两家家境悬殊,门不当户不对,心里直打怵,于是支支吾吾,一直回避。

几个回合下来,赵萍玩起了心眼儿,她去付哥的单身宿舍准备了好酒好菜,然后趁酒劲儿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从那以后,付哥便老实了。赵萍再次提起见家长时,付哥没有反驳,他买了袋水果,跟在她后头踏进了那座大院。

赵家父母并不势利,他们对这个谦逊诚恳的小伙子很满意,毕竟自家的小女儿性格乖张,整天也没个正形,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人生大概能平顺些。很快,两人的婚事敲定了下来。婚后,岳父有意扶助付哥一把,就安排他学开车,进了一个单位当货车司机——在当年,这可是一份让人挤破头的好工作。

这大概是付哥第一次尝到这段婚姻带给他的“甜头”。


------

1990年,付哥的女儿果儿出生了。这年春节,在深圳工作的大姐二姐回武汉团年,见到孩子欢喜不已。单身的大姐热切地表示,等过几年孩子大一点,就把他们一家三口接去深圳定居。

那时的深圳可是一片热土,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淘金宝地”。付哥再次见识了这段婚姻带给他的“红利”,于是对岳父岳母的照料更加上心,对赵萍的脾气也更包容忍让了。

1992年,果儿会走会跑,小嘴能溜溜地讲话了。大姐没有食言,她以招调工的形式给小妹一家落实了工作:付哥进深圳东部码头的操作部,当货车司机;赵萍进码头饭堂,干后勤。随后,付哥一家三口迁了户口,成了第一代“新深圳人”。

那时深圳码头的员工以本地人居多,付哥不会讲粤语,一时融不进去。就在他孤独苦闷的时候,单位开始招合同工,他立马就想到了武汉的“拐子”——那时,刘哥在武汉一家工厂干了机修工,码头工程部正需要他这样的人,再加上大姨子帮忙打招呼,就真把刘哥顺利拉来了深圳,宋姐也跟着进了码头饭堂干临时工。

因着这层关系,两家人的关系比从前还要亲近了。



3


相比别的外地人,刚来深圳时赵萍起点并不低——她一进单位就是正式工。可她只在码头饭堂干了将近4年,到了女儿要上小学时,大姐便帮她办理了停薪留职:一来是因为赵萍学历低,在食堂干活的收入不高,请保姆照料孩子不划算;二来洗碗洗菜辛苦,大姐心疼她。

赵萍成了全职太太后,整天买菜做饭,早中晚接送孩子,日子就在紧凑匆忙中一天天溜走了。到了2002年,果儿上了寄宿中学,只在周末回家一次,赵萍就闲了下来。这期间,她的父母相继离世,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她回武汉奔丧,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好像有很多东西从她体内跑出去,不见了。回到深圳,她找宋姐倾诉,宋姐建议她重新上班,哪怕做个保洁也行,但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落魄到这个地步,果断拒绝了。

后来果儿上了高中,学习更紧张了,在家待的时间就更少了。而付哥开货柜车,加班、倒班是常态,无事可做的赵萍需要独自面对那大片大片的独处时间。

一开始她不太适应,觉得自己像一只陷入沼泽的困兽。她想回原单位上班,可那时的码头食堂已经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想回也回不去了。再去社会上寻一份工作?太辛苦,她从小到大轻松惯了。要不同邻居阿婆、主妇打打牌?她又觉得拉不下身段,自己好歹也是高干家庭的子女,怎么能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为伍呢?

站在穿衣镜前的赵萍看到自个儿蜡黄的脸、冬瓜一样的身形,开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与危机感。而她的老同学宋姐这些年却没闲着,她利用业余时间考会计证、助理会计师证,后来离开了码头饭堂,去了一家港资公司做了会计。

两个武汉女人的生活与视野,就这样渐渐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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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赵萍那一生未婚未育、专攻仕途的大姐因乳腺癌倒在岗位上,匆匆结束了差几个月就该退休的一生。单身一辈子的大姐生前就留了遗嘱,说去世后把自己多年攒下的现金及股票分给了做老师的大妹——她觉得小妹赵萍脑子少根筋,就把那套我也曾租住过的怡景花园的房子留给她傍身。

没了后台,单位很快就通知赵萍,要她马上缴纳一笔“管理费”,否则就要对她做除名处理。

赵萍六神无主,眼圈红红地望着老公,付哥却一点也没慌乱,安抚道:“你放心,管理费我会帮你缴的,一直缴到你领退休金那天,不会让你饿死的。”

这时的付哥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穿海魂衫倒卖电影票的穷小子了,这一次,赵萍感觉自己在他面前坍塌了,渺小了——这是她过去从未想到的。

一天,付哥下班后准备参加部门聚餐,就打电话给赵萍,说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后来一帮司机吃饱喝足还想找找乐子,部门主管就请大伙到梧桐山脚下的山海KTV唱歌。期间,赵萍打来电话询问付哥什么时候回家,付哥如实相告,并把KTV的地址、房号都汇报得一清二楚。

毕竟是文艺兵出身,当晚付哥一开嗓就镇住了所有人。领导同事听得如痴如醉,就起哄让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正当付哥和文员小妹对唱歌词惹火的《萍聚》时,包房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推开了,赵萍发疯似的冲了进来,先“啪啪”抽了文员小妹两耳光,又抓起茶几上的西瓜扔了付哥一脸。

一时间,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还是付哥的部门主管先站起来向赵萍解释,叫她别误会。赵萍转身指着他,劈头盖脸一通吼骂:“你是什么领导?带着员工瞎搞!深更半夜不回家,你想干嘛?带头使坏,破坏职工家庭……”

主管无语,一个劲儿地摇头挥手,让付哥赶紧带老婆走。一场开开心心的部门聚会就这么被搅散了。

这件事,赵萍好像又赢了,她再次拿捏住了丈夫。付哥忍让了大半辈子,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对她“量刑”。漠视与冷淡有时出现在他的表情里,有时出现在他的言语中,赵萍不可能感觉不到。



4


两人拧巴到了果儿高考结束。拿通知书那天恰逢女儿18岁生日,付哥心中便有了办酒宴的想法。他跟赵萍商量此事,赵萍只回了声:“可以。”

付哥在盐田区政府对面的海鲜酒楼摆下了10桌酒席,众多亲友都赶来捧场。果儿身着粉裙,付哥着衬衫西裤,父女俩喜在眉梢。赵萍也是一袭盛装打扮,但不知为何,她的眉眼间似乎闪烁着一丝隐隐的哀愁。

这场酒宴宾主尽兴,最后席散人去,有两对母女喝多了。果儿怕同学和家长出意外,就让老爸开车送她们回家,自己拉着妈妈走向公交站台。回家后,赵萍就问果儿那喝醉的女同学的爸爸是干什么的?果儿说不知道,只知道其中一个女同学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一直跟妈妈过,和爸爸都不太熟悉”。

那同学家也不远,开车来去两个钟头足够,付哥10点钟就该到家了,可赵萍在客厅坐到了12点,才听到门外传来脚步声、钥匙声。要放在从前,她一定抓起啥就扔过去了,但经历过长时间的冷战后,她也知道得收敛。可一看到推门进来的付哥,她还是没忍住内心的怨愤:“人家孤儿寡母的,你也不知道避嫌,这么晚才回来,干嘛去啦?”

“没错,孤儿寡母的。帮一家换了灯管,又帮一家通了下水道,耽误了点时间。怎么啦,有意见?”付哥怕吵醒女儿,就压着火解释。

“个婊子!爱心都献到寡妇家去了,咋不留下过夜?今天不给老娘说清楚,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其实赵萍不在意付哥做了什么,只是不满他跟自己说话的那种态度,心中的怒火便“腾”地燃烧起来。付哥却出奇地平静,好像已经料到她要说什么了。他将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大步进了房间,把自己的衣物一件件往包里塞,之后几步蹿到门口,丢下一句:“你终于说对了一句话,咱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这儿留给你,我去住市里那套房。”

说完,他开门出走,一气呵成。


------

赵萍又气又怕,一夜未眠。第二天,她跑去了市内的怡景花园。

那天付哥下班推开门,见赵萍正直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吓了一大跳。赵萍一反常态,又是道歉又是下跪,求付哥回自己家去住,不要离开她。她深知女儿入学之后会更加远离父母,付哥虽然没啥文化,但他会做人,升了班长,手下还管着10多名司机。他们父女俩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前行,只有自己像无根的浮萍,不知道该飘向何方。

见赵萍一会儿焦躁暴戾,一会儿卑微求全,付哥也顺着台阶下,并警告她:“反正我不怕你吵,现在有两套房,你烦我,我就过来住,眼不见心不烦。”

赵萍随即回道:“那我们把这房子卖了吧,死人住过的,瘆得慌。”

当晚,夫妻俩一块回了家,睡了一觉后,就去中介把大姐的遗产房挂了出去。赵萍签了委托书,付哥负责一切交易手续,3个月后,房子卖了,房款悉数打进了付哥的银行户头,赵萍连具体的金额都不知道。写着她名字的红本本,就这样消失了。

尽管如此,夫妇二人的关系依然紧张,有时闹得太激烈,甚至想把对方掐死。几年后,果儿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俩人就协议离婚了。不过,付哥是“离婚不离家”——单位分的那套房产没做分割处理,房产证上还是他一人的名字。

离婚后的赵萍像经历了一场大病,病痛是消除了,可轻飘飘的乏力感却紧紧包裹着她,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觉着一切都不重要了,“无所谓,怎么都行”。

一日,付哥提议去隔壁新楼盘买个高层小户型,把这套一楼的旧房子拿出去收租。两人的年纪渐渐大了,一楼房子潮湿,一下雨腿就痛。赵萍听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2014年,他们搬进了高楼里的一房一厅,40平,产权落在果儿的名下。果儿偶尔回家就跟母亲住房间,付哥在厅里打地铺,像个寄居客。看着这四分五裂的家,果儿心生厌恶,第二年春天她便与相识不久的男友闪婚,然后搬去与潮汕公婆同住了。



5


2015年夏天,赵萍开始按月领取退休金了。每月突然有了四五千的固定收入,比干到财务主管、早几年退休的宋姐还要多出一千来块,赵萍的头抬高了,整个人从里到外鲜活起来,声音也响亮了。

她想,自己有了固定收入,付哥指不定会求她复婚,于是成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刘哥组建的社区艺术团凑热闹。可2月后的一天,付哥趁她在河边亭子里唱歌时,打包了自己的东西,放下钥匙,彻底走了。

回到家,赵萍只看到一张纸条,上写着:“不要找我,我搬走了,早该走了。”

一夜之间,赵萍有了衰老的迹象,白头发多了,背也驼了。有时她一天只吃一餐饭,有时甚至都不记得自己是否吃过饭。昏昏糊糊中,冬天来了,海风凛冽,一阵阵撞过来,似男人的手在猛烈拍打着门窗。赵萍有些怕,也清醒了一些,她突然想起小房的水电煤气管理费还挂在前夫的账号下,还有旧房子的租金也好久没收了。她觉得自己该振作起来,于是收拾一番,抱着她唯一的伙伴——那只宠物白狗出门了。

当她走进那个住了20年的小区,恍若隔世,回忆和泪水先涌了上来。到了曾经的家门口,她敲门喊人,一个年轻女子来开门,问她找谁。一番交谈之下赵萍才知道,付哥早把这套老房子卖了,过户都快一年了。

她像挨了一记猛拳,晃了晃头,稳了稳身子,才拖着步子离去。一路上,她慢慢想明白了,付哥“离婚不离家”,表面上是想等她们娘儿俩安顿好,暗地里是打着独吞房款的主意。他不让赵萍操心小房的水电煤气物业费,其实是怕她问老房子的房租去了哪里。

“还好,他多少有点良心,拿两套卖房款的零头买下了一处小房,不然我去哪儿安身呢?”赵萍想哭,但挤不出泪来。


------

这年除夕,女儿随女婿回了潮汕婆家过年,赵萍独自在家。她没买盆栽年橘,没摆瓜子果盘,只在傍晚走进厨房煮了一碗鸡蛋面,算是年夜饭了。

夜里,赵萍想了很多。从前身边那么多人吵吵闹闹,最后一个个都离开了自己,有的去的天堂,有的去了异地,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人一辈子不就是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从生到死这么个过程吗?以前我逞强好胜,执扭偏激,有意思吗?简简单单,和和气气一样可以活到现在的年纪”。

想通后的赵萍睡了,待她睁开眼来,又是崭新的一年。她原本打算通过刘哥联系上付哥,把小房的水电物业费账号过一下户,但现在她改变想法了:老付若不愿意付费了,自然会联系自己的,由他去吧。

赵萍尝试着将往事留在旧年里,年后她给自己的小白狗买了红衣服、红鞋子,打扮了一番,又在小阳台养了盆芦荟。她常常立在那拔草、培土,狗儿就在她脚边绕着圈圈。人,狗,盆栽,较着劲地活着。赵萍想,如果余生就这样平平静静过下去,也不错。

后来,我在菜场门口遇到过赵萍一次,她还是那么讲究。当时她烫着粟米色卷发,穿绿衣白裤、高跟鞋,嘴唇抹得红艳,是一贯的都市贵妇人的打扮。她怀里紧搂着那条纯白色的、穿着宠物鞋的卷毛狗。那肥肥的狗子像一座山似的堆在她的胸前,以至于她要吃力地向前挺着腰身,脸涨得通红。

我跟赵萍开玩笑,说这狗又不是儿子,“放地上走呀!”

赵萍根本不理会,只瞟了我一眼,说地上有细菌,踩脏了回去会把她家给弄脏,“你知道的噻,我几爱干净!”

是的,赵萍爱干净已经到了近乎洁癖的程度。除了对卫生有着极高的要求,她对生活中的许多事都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标准。



6


2018年秋天,赵萍不时感到腹部隐痛,偶尔还便血,她去医院检查,查出了直肠癌,已经是中晚期。医生要求她尽快住院,她平静地说自己要回家准备一下。

推开家门,白狗用两只前脚紧紧抱住她的腿,赵萍弯腰抱起狗,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把狗托付给宋姐照管,又打电话给二姐,希望她能在术前帮自己签字,“先不要告诉果儿,她正坐着月子”。

随后,赵萍住进了医院,医院离大姐送她的那套房不远,只有两站公交的距离。她想,那套房子是自己初到深圳的落脚点,如果活不下来,在不远处了结此生,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治疗过程十分痛苦,赵萍一度想要放弃,二姐陪她流泪,又拿大姐当例子鼓励她:“你要坚强,当初大姐闷不吭声,安安静静地接受治疗。各人有各人的命,你也要对自己的命负责,大姐行,你也一样行……”

二姐已经退休,但还得帮儿子带孙子,有时媳妇儿子实在忙,她就只能留在家里。她怕小妹想不开起轻生的念头,左思右想,还是拨通了前妹夫的手机号码——付哥变现了那么多的家产,拿钱给赵萍治病也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天一早,付哥拎着热干面和豆浆,轻手轻脚的出现在赵萍的病床前。因为身体难受,赵萍老早就醒了,四目相对时,她心里一阵悲凉一阵喜悦,眼圈先泛了红:“你来啦,生白发了。”

赵萍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多少次,她都想问他,为什么出手两套房,现金一点都不分给她,就那么恨她吗?可人到了眼前,她竟忘了问。

那天早上,他们一块慢慢吃早餐,付哥不时拿纸巾帮赵萍擦嘴,俨然一对恩爱的老夫老妻。同病房的人问赵萍:“这是你家老公吧?怎么才来呀?”赵萍笑吟吟地说,他前面出差去了,付哥冲人笑笑,算是默认了。

付哥接手护理任务后,二姐便很少出现在病房里。到了做手术的那天,亲人们都到齐了,赵萍躺在推床上欣慰又释然,觉得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无怨了。

手术很顺利,后面还有小半年的化疗流程要走。付哥将赵萍接到了自己的出租屋照料——3年前,他离开东部海边的高层小楼房后,便租了套一室一厅住。这几年,他一直在看小两房,打算自己住一间,给女儿留一间,只等房价稍稳定一点就入手。可深圳的房价早已飞涨,一月一个价,直到房价翻倍到手上的现金已经不够买一套小两房的时候,付哥才惊觉自己已经被时代远远地抛下了。

那天,他们远远地望见大姐留下的那套房子,付哥说自己的肠子都悔青了。赵萍安慰他:“冇事,卖就卖了。你人好好的,比啥都强。想几多做么事,不想了,咱不想了。”


------

化疗结束后,付哥把赵萍送回高楼的小家里。她恢复得还不错,生活能自理,付哥每周去看她两次,顺便送些生活物资,两人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过着。

到了2021年下半年,赵萍突然感觉胸部疼痛,去医院检查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她的肺部、肝脏,连骨头里都有了。医生认为放疗、化疗都已没了意义。

一天,果儿正在病房给母亲擦身,赵萍突然严肃说:“你过来,跪在妈面前,发誓把婚给离掉,不然妈咽不下这口气。”

果儿的婚姻一直是老付和赵萍的一块心病。当年她为了离开父母、离开家,仓促结婚,婚后才发现跟丈夫性格不合,夫妻俩三天两头吵架,她都很少笑了。为此,付哥很自责,总觉得是自己没教好女儿。

“你不要走妈的老路,两口子没完没了地消耗,最后自己落下一身病痛,一辈子就完了,一个人平静地生活更好过。”赵萍说。


------

后来医生开了药,让赵萍回家养着,付哥向公司请了2月的长假,像照顾婴儿那样寸步不离。他每天给赵萍擦身、清洗造口,得空就唱歌、吹萨克斯给她解闷儿,还变着法子烧煮他们年轻时爱吃的饭菜:排骨藕汤、鱼头泡饭……可是因为疼痛,再美味的东西赵萍都难以下咽了。

2022年的大年初十,赵萍开始陷入昏迷,付哥和果儿将她送进医院,靠打点滴维持着生命。到了元宵节的前一天,寄养在宋姐家的白狗在中午时分溜出家门,它跑出小区,朝赵萍家的方向冲去,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车子撞飞,当场丧命。

到了傍晚,赵萍也静静地走了。临终时,她没向任何人交代后事,可能她早已厌倦了说教,此生不想再多嘴多舌了。



后记


上月初,付哥退休了。他供职一生的国际码头从最初的西港区已经扩展到了五期人工智能港,而他个人好像又回到了起点——还要为吃住发愁。

到手的退休金付了房租就吃不起好饭菜,要是吃好喝好,那租房便成了问题。他想来想去,就带着余下不多的卖房款,重新回到了那个高层小房,与离异的女儿及外孙女共同生活。

那天,他费劲地摆挪客厅的沙发床,说:“当初买稍大一点的就好啦!”

这句话在他心里撞来撞去,竟然飘了出来。一旁的女儿听见了,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付哥没敢与女儿对视,默默低头搁置床铺,安放自己的余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崔袁



温 荫

痴迷于阅读,

也享受写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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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4 01:2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西北保姆说,流泪不如跳舞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兰舟容与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1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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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到底没能出人头地,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大儿子工作的城市,帮他带娃。但她从不后悔来北京,这十六七年,她见识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做过很多之前在大山里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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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7点半,北京某大学里的户外舞场,慢四乐曲“跳舞女郎”的优美旋律准时响起,场上已经有两三对在翩翩起舞。还有些舞伴没到的,就在边上等着,有认识的人就站在一起聊天。

淑英今天穿了一条新裙子,深紫色,略有些不规则的裙摆,垂度很好,摸在手里滑滑的,配着白色上衣,整个人看起来颇有气质。

几个平日关系不错的姐妹围着她,有的拿手摩挲着裙子的面料,夸淑英眼光好、会穿衣服,有的夸淑英皮肤白,衣服很衬她。

有女人追着问:“这裙子在哪儿买的?怕是要花500朝上吧?”

淑英就说:“在北旺商城买的,不贵,哪要500块呀。”

“啧啧啧,北旺商城的衣服可不便宜,你这条裙子500拿不下——”

淑英笑笑不再反驳。

其实这条裙子是在大红门买的,才200块,那里的店专做批发,衣服好,价格便宜。北旺商城里,一模一样的裙子得要五六百,她舍不得,但说是在北旺商城买的,她觉得“有面子些”。

正聊着,她的舞搭子郑勇来了,见淑英穿得精神,也不由得上下打量她。淑英有点不好意思,忙说:“看啥呀,还不跳舞啊?”郑勇赶紧走上前来。

不久,人就多了,彩灯闪烁,音乐的节奏也快起来,大家都跳得恣意,但淑英还是觉得,很少有人比自己和郑勇跳得好。

他们已经搭伴跳舞快7年了,论默契,论花样,这个场子里谁也比不上他俩。更何况郑勇高大修长,淑英也纤细高挑,两人的舞姿天然就比别人好看——毕竟,这个舞场里都是中老年人,到这个年龄还能保持这么好的体态,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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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勇和淑英(白色衣服)在大学的户外舞场上起舞(主人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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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姓李,老家在甘肃天水市下面的一个村子里,2007年来北京打工,一转眼十二三年过去,她都61岁了。

郑勇是河北人,比淑英小5岁,在这所大学里烧锅炉,已经干了快20年,为人忠厚老实,待人也真诚,算是淑英在北京交到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他们相识于2014年,这也是淑英觉得自己运气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她离开北京解放军309医院,不再干照顾病人的累活儿,成了王教授家的住家保姆,工资还翻了一倍;这一年,她开始学跳舞,并很快恢复了清瘦的体型,还和郑勇成为这个舞场上公认的最潇洒漂亮的一对儿。

当然,这“一对儿”仅仅是指舞伴,不是“那种关系”。郑勇家庭和美,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在河北老家生活,他独自在北京打工,但逢年过节他都会赶回家去跟家人团聚,一家人有情有义,十分幸福。

淑英则不同,她来北京是因为跟丈夫常年不和,打了一架离开家时,她发誓不闯出点名堂来就再也不回老家。



2


淑英是19岁那年嫁给丈夫尤志强的。

尤志强家在甘肃农村的深山里,家里只有两眼破窑洞遮风避雨,兄弟6个,食不果腹。淑英当时不肯嫁,被她妈一顿打,到底还是嫁了。

不是淑英妈心狠,她家也是一样的情况,兄弟姐妹多,又穷。尤志强读过书,高小(小学高年级)毕业,有文化,当时还在一家厂里做临时工,对淑英来说,算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很难维持,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打架,处得跟仇人一般。淑英性格急躁、好强,做任何事情都想比别人做得好。尤志强则没什么上进心,每天吃个冷馍馍就觉得心满意足。而且,他还看不惯淑英,总是拦着她干自己喜欢的事。

淑英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手很巧,看看服装杂志上的图就能照着样裁剪出衣服来。刚结婚那阵子,她说想开个裁缝店,尤志强死活不同意,觉得妇道人家不在家种地、带娃,出去干生意,会让人看不起他这个当家的——他宁愿受穷,也不肯丢面子。

后来,淑英又自学了理发,剪出的发型好看又新颖,比村里的剃头匠强多了,乡亲们都排队来找她。她想去镇上租个门脸儿开理发店,又被尤志强一顿骂,“在理发店干活的女人都不正经,你就是不要脸”。两人为此打了几天架,淑英到底没能如愿。

就这么风风雨雨半辈子,淑英也不知道怎么还能跟尤志强生了两个男娃娃。多少次她都想离开这个家,但看在娃娃的面上,始终狠不下心来。

淑英还记得1983年那次干仗,她被尤志强打成轻微脑震荡,彻底失去了对他本就没多少的感情。然而,等她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家时,7岁的大儿子抱着她的腿哭:“妈妈,你别走。你走了,我的鞋子烂了谁给我缝。”淑英抱住儿子,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

婆婆也在一旁劝她忍一忍,“村里哪家不是这么过的,哪个男人不打媳妇?老了就好了,男人脾气变得柔韧,力气也小了,就知道对媳妇好了。”

婆婆确实是这么过来的。公公后来瘫痪在床好几年才死,喂饭擦身,端屎端尿,全都靠婆婆照顾——这时候当然不会再打她。淑英一想到自己可能也要这样过一辈子,就绝望得浑身发冷。

但为了儿子,淑英终究还是忍了。那以后,她种地、养鸡、养羊,在本地小工厂搬砖……为了赚钱,什么事都肯干,可大半辈子还是穷,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买过。

一直到了2007年。淑英49岁了,儿子们都大了,各自娶妻生子、生活稳定。婆婆已经去世,尤志强也变成了老尤,唯一不变的还是经常打骂她,瞧不起她,说她是“啥也不懂的农村妇女,还总爱逞强”。

最后那次打架,淑英已经想不起他们为何动手了,只记得当时被打晕在地,等醒来时,家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尤志强竟然打麻将去了,根本不管她的死活。

淑英一动不动地坐在破窑洞里,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撤离这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夜幕降临时,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外面闯一闯,去她最喜欢的北京闯一闯,找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让苦日子把自己彻底磨平。

尤志强听了又骂她:“像你这样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去北京能干啥?连路你都不认识,讨饭你都吃不上热的。”

“你放心,我要是混得讨饭了,不会回来丢你的人。”

淑英丢下这句话,背着行李走了。



3


去北京闯荡,并不是淑英空口说大话,她是有准备的。

那两年,但凡有乡亲从北京打工回来,她就一定会去打听打听,问别人在北京干啥活儿,多少工钱,怎么找到活儿的,有什么介绍人……

乡亲告诉淑英,像她这样的年纪,也没上过学,“正经工作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但北京医院里奇缺护工,对年龄没有限制,“只要不怕脏、不怕苦就能找到活儿”,中介家政公司还管吃管住,护工的钱由患者出,公司抽成。淑英觉得这活儿她也能干。

到了北京,淑英立刻托乡亲找了家中介家政公司,中介很快就谈妥了医院,让淑英去做护工。淑英很高兴,觉得自己来对了。

淑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大,高楼大厦,大马路,大桥,就连山也很大。还有就是人多,热热闹闹的,半夜里都不停歇,不像她在山里的老家,8点之后连灯光都没有,只能听见虫鸣、鸟叫,偶尔还有狼嚎。

淑英被派去解放军309医院做护工,医院南接颐和园,北靠百望山森林公园,西临西山风景区,东衔京密运水河,都是好地方。只是淑英在医院干了7年,从没想过要出去转转,看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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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英当护工的医院住院部(主人公提供)

她在病房里没日没夜地忙,只要给的工钱够高,再脏、再累的活儿,她都能接受。唯一令她难受的,就是熬夜——护工夜里只有一张简易躺椅可以休息,而且说是休息,其实得随时关注患者的情况,基本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最让淑英崩溃的一个活儿,是护理一个换肾的病号,每次进食、进水、小便全都要详细记录,再加上换药、换吊水,整夜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淑英照顾了这个病号19天,狠狠哭了3场,怨自己命苦,怨男人心狠,怪父母没让自己读书,现在就只能干这些又苦又累的活儿,也恨北京这么大,这么多高楼大厦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不过,也正是那几年,为记录病人情况,淑英硬是逼自己识了字,最后都能用手机给人发信息了,也算是初步摆脱了尤志强喊了她半辈子的“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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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到了2014年,淑英在医院干了快7年。有一次,她白天太累,夜里陪床睡得忒死。患者要上厕所,叫了好几声,她也没醒,只好按铃叫护士。第二天,医院就投诉到中介公司,淑英丢了活儿,还被扣了工钱。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干不动这个活儿了。

淑英犹豫着是不是该回家了,可这些年不是给大儿子“帮忙”,就是给二儿子买东西,手里一点钱都没存下,这么回去,要怎么生活呢?淑英又想起尤志强那副轻蔑的样子,觉得不行,护工干不成还能干保姆,就是不能回去受气。

2014年底,淑英被介绍到王教授家。中介也不瞒着她,直言王教授虽然是教授,但“骂起人来又脏又狠”,家政工都不肯去他家做保姆,但王教授给的工资高,是淑英当护工的两倍,而且还只是照顾王教授老两口,他们都能跑能动,“去他们家,每天只要买买菜、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就行,比做护工轻松多了”。

淑英点头应允。末了,中介特意嘱咐她,“到时候去面试,看在钱的份上一定要忍着,千万别生气。”

王教授这年79岁,但看起来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头。他太太跟他同岁,是个瘦小的老太太。了解完淑英的基本情况后,王教授一点不掩饰轻蔑与傲慢,“你们甘肃人都是穷鬼,跟我们北京有天壤之别。”

“那你别让穷鬼伺候了。再说,北京这么好,你的孩子为啥不肯待在这里。”淑英突然犯了倔,一句话就怼了回去。中介跟淑英说过,王教授的子女都在美国定居,只有老两口留在北京。淑英这么一说,王教授脸都气黑了,没再说话。

面试不欢而散,淑英以为没戏了,愁得哭了一晚上。没料到,次日一早就接到中介电话,让她去开工。原来,淑英走了之后,中介打电话问王教授情况,王教授说淑英人不错,就是脾气直,“但脾气直的人没有坏心眼。”

后来淑英才知道,王教授此前受了不少保姆的坑害,怕了那种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使坏的,遇到淑英这样敢当面怼他的直率人,反倒很喜欢。



4


王教授家是五室两厅,只有夫妻两人住,因此淑英也有了独立的房间,比之前中介公司安排的地下室不知强了多少倍。

老两口吃东西也简单,早上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荤一素,晚上稀粥,天天如此。每天吃完晚饭,才六点半,老两口感情好,有时下楼散散步,有时就坐着看看电视聊聊天,从不找淑英麻烦。淑英收拾了碗碟,拖了地,就可以回房休息了。

生活悠闲起来,没多久,淑英就猛长了十几斤肉。

这天早上她买菜回来,被邻居家的保姆刘姐拦住,“小李啊,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咱这年纪一天天上去,可不能胡乱吃,健康第一。”

淑英脸红了。刘姐说:“你晚上要是有时间,跟我一起跳舞去,减减肥。20块跳1年,也便宜。”

淑英问:“跳舞?那不是年轻人干的事?”

“谁说年轻人才能跳舞?你年纪不大,思想这么老套。咱们这所大学里有个露天舞场,全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跳舞,可有意思了。你有空跟我去亲眼看看,保证你会喜欢。”淑英听了很好奇,当即说定晚上就跟刘姐去看看。

晚上见到刘姐,淑英眼前一亮,刘姐穿着一条漂亮长裙,头发喷了定型胶,浑身香喷喷的,跟她白天干活时简直判若两人。

舞场就设在一块空地上,一台音箱外放着奔放的舞曲,旁边的树上缠了几圈彩灯,明明灭灭,倒很像那么回事。

刘姐说:“小李,你下次穿条裙子来,看有没有男士愿意带新手,你跟着跳几次就会了,简单。”舞场上跳舞的的确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连四十出头的都算年轻。

“慢三、伦巴、平四、探戈都可以跳……”还没等淑英消化完刘姐口中的这些新名词,刘姐的舞搭子就来了,两人迅速跟着音乐跳了起来。两个人贴得很近,几乎像是搂抱着在舞场上旋转,淑英不好意思盯着看,偶尔偷偷一瞥,又觉得他们跳起来确实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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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渐暗,舞场上,起舞的人越来越多,有十几对,有的跳得潇洒自如,有的跳得跌跌撞撞,样子滑稽。

“女士,可以请你跳个舞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淑英耳边响起,她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舞池,冷不防地被吓了一跳,转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人,长脸,五官端正,穿着得体的衬衫、西裤,看起来很有风度。

淑英的脸发烫,赶紧回绝:“我不会跳,我头回来,你请别人吧。”

男人似乎松了口气,笑着说:“我也是刚学没几天,第一次请人跳舞,也不怎么会跳,要不咱俩一起学学。”

“不不不,我今天也没穿裙子。下次吧,你请别人跳吧。”淑英连连摇头,紧张得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

男人见她窘迫,就笑着说:“好嘞,明天再来请你跳。”

那天,刘姐在场上跳了一晚,淑英看了一晚,心中十分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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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淑英把压箱底的蓝裙子找了出来,又配了坡跟皮鞋,兴致勃勃地跟着刘姐去了舞场。昨天那个男人果然又来请她跳舞,这次淑英同意了。男人搂住她的腰,淑英的脸一下就红了,但想着要学会跳舞,就不能扭捏、矫情,便也没有拒绝。

此前,淑英以为男人说不会跳舞是谦虚,等真跳起来,她才知道男人说的是实话,他真不会。两人不是你踩了我的脚,就是我踢了你的腿,在手忙脚乱中才完成了第一支舞曲。这个男人就是郑勇。

两人跳得一塌糊涂,刘姐却说她和郑勇身材匹配,水平也相当,“不如凑一对舞搭子,一起练”。舞场上有个80岁的老太太,舞跳得好,人又热心,自告奋勇做了淑英和郑勇的舞蹈老师。老太太花了1个多月,把自己会跳的舞都教了他们一遍,两人便已经可以跟得上音乐的节奏了,剩下的就是磨合与熟练的问题。

淑英越学越喜欢,越跳越欢喜,整天都想着跳舞的事,干活也起劲儿。她觉得,一跳舞,什么伤心的事情都忘了,脑中只剩下耳边的旋律,脚下的节奏,旋转的度数。

王教授给的工钱高,淑英手头也宽裕不少,特意给自己置办了几身漂亮裙子,后来还买了化妆品,学起了修饰打扮,气质愈发显好了,整天都笑嘻嘻的,不像以前那样愁眉苦脸。

用郑勇的话来说,“淑英走路带风,好像获得了新生”。



5


在这所大学里,退休教授基本家家雇佣保姆,年轻一点的老师也都用着钟点工,似乎家政工们跳舞是一种风气,舞场上到处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淑英记得有一天,有位五十多岁的女人来舞场看了看,撇着嘴说了一句:“这个舞场都被保姆占了,咱们本校员工都跳不成。”

其实,曾经有段时间,这个舞场跳得最好的一对儿就是学校员工,只是因为换舞搭子的事,后来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舞搭子不能轻易换的“潜规则”,淑英也是从这件事才知道的。

那是淑英学会跳舞的第二年,她和郑勇越跳越默契,每天都期盼着傍晚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有次,王教授感冒,淑英忙着照顾他,去舞场晚了一阵,就看见郑勇被几个女人围着,一个接一个的,都让他带。淑英心里不痛快,正好有个男人过来请她跳舞,她就答应了。没想到男人手脚僵硬,两人一点儿也不合拍,还没跳完一支舞,淑英就累得够呛。

郑勇看到淑英跟别人跳舞,赶紧过来,怒气冲冲地把淑英请走了。

“你是我的舞搭子,怎么跟别人跳舞?”郑勇问她。

“我看那么多女人围着你,怕你忙不过来。他过来邀请我,不跳,抹不开面子。”

郑勇声音低了一点,还是不高兴:“舞搭子不能随便换,为这事打架、闹事的多了去了。万一他是有舞搭子的,被人家看到,你要倒霉的。”

淑英这才回想起,此前这一年多,两个人的确都没和别人跳过舞,但淑英觉得那只是两人搭配默契,也不是什么强制约定。她不相信跳个舞还能这么吃醋拈酸,又不是谈对象。没想到,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才让她彻底明白了——这是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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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大学食堂来了一个山东女人,名叫周跃红,在食堂里做主管,40多岁,长得白净漂亮,身材纤细高挑。淑英跟周跃红关系好,经常给对方带点好吃好喝的,还一起去大红门买过衣裳。在淑英的鼓励之下,周跃红也来学跳舞。

周跃红一来,舞场就轰动了,见她没有舞搭子,男人们都想找她跳。最后,她选了身材好、舞姿优美的段彦军做舞伴。

但周跃红不知道,段彦军是有固定舞搭子的,甚至还因为他老婆反对他跟这个舞搭子跳舞,跟老婆分居3年多了。

段彦军是退伍军人,临近退休,在这所大学的后勤部门工作,算是个小官;原本的舞搭子叫刘青,刘青的丈夫也是大学里的教职员工,刘青自己是全职太太,负责照顾一家老小。他们认识也有七八年了,天天搭伴跳舞,是这个舞场跳得最好的一对。

周跃红和段彦军跳舞的这段时间,正赶上刘青家里有人住院,刘青照顾病人来不了,但周跃红抢了她舞搭子的消息却很快传入她的耳朵里。

这天晚上,淑英接到周跃红的电话,她惊慌失措,说话时喘气都不连贯了:“李姐,你救救我,刘青带了好多人要打死我……”

淑英一惊,赶紧让她先过来找自己,然后去跟王教授夫妻讲了这件事,王教授挺仗义,马上说:“你叫她来家里住,别闹出事情来。”

周跃红背着个大包跑了过来,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伤。原来,就因为她和段彦军跳舞的事情,刘青这天一早就来找她,气势汹汹地骂了一顿还不解气,最后还动手扇了她一巴掌。周跃红立刻还了手,刘青很快就落了下风。原以为,事情就此结束,谁知,刘青回去找了十几个人来,扬言要打死周跃红。幸亏段彦军提前打来电话,周跃红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一大早,淑英就把周跃红送上了回山东的火车,看着她仓皇离开的背影,心里挺难受。

这件事情后来闹得很大,段彦军被大学开除了公职,老婆也跟他正式离了婚,刘青老公也被调离了大学,不知去向。从此,这所大学露天舞场上跳得最好的一对再也没有出现过。

刘姐说:“舞场就是是非场,男男女女,天天抱在一起跳舞,能不跳出感情吗?”

淑英心里想:我跟郑勇不是挺好吗?就是跳舞,啥别的感情也没有。



6


淑英三哥有个女儿叫海霞。海霞也是个心强命不强的孩子,初中毕业就不愿念书,急着去沿海打工赚钱,没几年就跟工厂同事结了婚。到了2019年,25岁的海霞离了婚,带着个2岁的娃娃回了老家。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淑英在北京干得好,海霞就来找淑英,也到淑英所在的中介家政公司干了。海霞年轻,会打扮,有初中文化,公司老板自费让她去考了金牌保姆的证书。学成后,工资12000/月打底,半年时间,海霞就买了一辆尼桑轿车,穿着打扮愈发时髦了。

淑英也没想到侄女这么能干,很为她高兴。可不知怎的,海霞却总躲着她,不愿意跟她见面。淑英一打听才知道,海霞跟公司老板黄冰好上了,而那辆尼桑车就是黄冰送给她的礼物。淑英不敢相信,黄冰比她三哥的年纪都大,秃头大肚子,淑英都不会接受这种男人,更何况才25岁的侄女。而且最关键的是,黄冰有老婆孩子,海霞这算啥?

淑英赶紧找到侄女,劝她离开黄冰,“年纪轻轻的姑娘家,有手有脚干啥不行?给人家当二奶,被他老婆发现了要挨打的。”

谁知海霞却冷笑道:“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还不是找了个长期的姘头,天天抱在一起跳舞。”

淑英听到她这话,如五雷轰顶,想要解释,却不知道该说什么。跳舞是淑英特别引以为豪的事,也是她来了北京才有机会参与的“高尚活动”,因此,她经常在公司保姆群里分享别人帮自己拍的照片和视频。想不到,这在海霞眼里变成了一件污秽的事。

海霞显然也没兴趣听她解释,挥挥手说:“行了,什么也不要跟我说。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海霞匆匆走了,淑英又羞又气。

许是怕淑英回家说她的丑事,海霞干脆恶人先告状,把淑英跳舞的照片和视频发给老家好多人看,还添油加醋地说淑英在北京“不干正经事儿”。

淑英的妹妹打电话给她说起这些,淑英气得不行,妹妹还说海霞回老家时,特意把这些照片、视频都拿给尤志强看。淑英心里一紧,问:“那他说啥了?”

妹妹答道:“他说,我对不起她,这些年她跟着我受苦了,她是有本事的人,应该过好日子。”

淑英完全想不到尤志强竟会说出这么明事理的话,一时愣住了。

其实,来北京后,淑英每年也都回老家过春节,但从不跟尤志强说话。在北京看过不少恩爱夫妻,再想着自己跟尤志强结婚后受的那些委屈,她打心眼里恨他。

淑英也不是没动过跟他离婚的念头,但两个儿子死活不同意,更不要说在那封闭落后的西北山区了,她敢提离婚,唾沫星子都能淹死她。



7


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淑英整天心慌。果然,王教授的老婆生了一场病,不到3个月就走了,走之前,特地握住淑英的手,说:“小李,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你人很善良,我们都看在眼里。老王脾气不好,容易得罪人,别人我不放心。你把他服侍到老,他会给你留一笔钱,足够你回家过上好日子。”

望着老太太浑浊又充满期待的眼神,淑英点头同意。淑英明白她说的“老”,就是死的意思。

淑英此前在309医院见得多了,单身老人最后少有体面舒服的。她想自己既然已经答应了老太太,就一定要遵守诺言,再怎么艰难,都要把王教授照顾到“老”。再说,这些年王教授夫妇待她不薄,淑英妹妹来北京看病,王教授还帮忙联系医生,让她住家里,最后还给“报销”了几千元医药费。

但没想到的是,自从老太太走了后,王教授就变得越来越糊涂,常常认不得人,还经常忘事,对淑英的态度也越发恶劣,简直像是有仇一样。

王教授很喜欢吃牛肉,老太太去世之前,他三天两头让淑英给他买卤牛肉吃。这天,淑英又买了一块,王教授却说自己“刚刚补了牙”,根本不能吃牛肉,淑英就是自己嘴馋才买牛肉,这牛肉钱要淑英自己付。王教授一贯大方,这是第一次因为十几块钱的牛肉跟淑英发脾气。淑英觉得莫名其妙,只得把买牛肉的钱掏给了他。

后来,他又不肯让淑英去跳舞,说自己身体不好,晚上得有人陪着才安心,“凭什么你拿了工资不干活,天天晚上出去快活”。

淑英痛苦极了,跳舞是她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也是她最爱的运动,整天在家里坐着不让动,实在太痛苦了。淑英觉得王教授变了,似乎在故意找茬儿,可看在这些年来王教授对自己的好,她也忍了。

直到2021年初的一天,王教授没穿裤子就出门遛弯,把左邻右舍吓得够呛。淑英这才明白,王教授是病了,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无药可治,只能任凭它恶化,忘记一切。

淑英给王教授的儿子和女儿都发了信息,两个人赶回来,飞速办好手续,把王教授送去了养老院,房子挂出去出售,而淑英则主动提了辞职。

王教授的儿女都很客气,结清工资后,还多给了她一笔钱,感谢她这近7年的付出,希望和她以后常联系。但淑英知道这些都是客气话,从王教授开始忘事儿的那一天起,她在这个家的痕迹就像是被一场潮水都冲走了。



8


这一年,疫情反反复复,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家政工都回了老家,淑英重新回到解放军309医院,干回护工的活儿。可年龄又长了几岁,熬夜更难容忍,睡过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这一次,她开始认真考虑,如果回家能做些什么。奇怪的是,她这时最发愁的竟然是怎么去跟郑勇解释自己不能再跳舞的事。但疫情“救”了她,舞场已经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敢聚集在一起跳舞了。

中介公司又给淑英安排了一个高工资的活儿,也是伺候一个老爷子,一个月的工资比在王教授家里还高一点。中介把老爷子的基本信息告诉淑英:级别很高,82岁,在309医院住了6年了,靠呼吸机吊着命。

淑英问这么高的工资怎么没人干,还要找自己这么大年纪的去伺候,难道是在床上拉屎拉尿?中介说不是,老爷子干净着呢,绝对不会在床上拉屎拉尿的,但他有些特殊癖好,“年轻的去了干不长”。淑英没懂,但因为工资高,就同意了。

等淑英去,跟上一位保姆交接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老爷子喜欢“上下其手”——那也是他唯一能动的地方了,“护士、保姆、钟点工,都难逃那魔手一摸”。

淑英听说以后,只能尽量离老爷子远一点,时刻提防着他的动作。虽然也没被咸猪手摸到。但老爷子看她的眼神确实令人不舒服,像看着一盘好菜,馋涎欲滴的样子。

老爷子的儿女也不在国内,只有老婆天天给他送饭,照顾他。他们家距309医院有两三公里远,老太太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自行车,腿脚不方便,更加不敢坐人多的公交车,每天都是走过来,晚上跟淑英换班,再走回家。

有一天,老太太没来,他们儿子打电话回家,也没人接。最后,让亲戚去看,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去世了,前一夜就已经走了。没有老伴儿细致的照顾,老爷子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淑英干了不到3个月,也就此结束。


------

夏天一来,又是跳舞的季节,可惜学校管得严,淑英再也不能进去跳舞了。郑勇说,现在处处都不让人聚集,暂时没法跳了,但只要情况一好转,他找到能跳舞的地方,就跟淑英说。

淑英本想休整一段时间,再去找找别的活儿干,没想到这时接到大儿子的电话,说媳妇儿生了二胎,要她回去帮忙带孙子。儿子认为这是她这个当妈的理所应当的责任,他的大女儿也是淑英从出生带到3岁,才被他接到城里的。

淑英到底没能“出人头地”,眼下,不得不离开北京,去大儿子工作的城市帮他带娃。但她从不后悔来北京,这十六七年,她见识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做过很多之前在大山里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她识了字,学会了护理的知识和技能,这让她有了自信,知道一个女人活着不光是围着老公孩子转,还可以有自己的职业。她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只要有机会,她一定还会再次跳起舞来,无论在哪里。

临走那一天,淑英去养老院看望了王教授。在他家干活,她算是过了七八年的好日子。要是王教授好好的,也许这段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兴许还能更长一点,可惜,王教授已经完全不认识她了。

郑勇把淑英送到火车站,塞了一堆北京土特产给她,“我以后也许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舞搭子了,要是你以后还回北京,一定跟我联系。”

见淑英点头,郑勇又说:“要不,你留下来吧,我能养你。”

淑英一惊,连连摇头,红着脸转身匆匆走了。

淑英坐在火车上,想起北京的秋天,金色树叶落在砖缝里,昏黄路灯下喁喁细语的情侣,舞场上翩翩起舞的男女,火车一路奔向西北,热气与湿气从淑英的皮肤上逝去,北京已经离开了她。

(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兰 舟 容 与

走遍天下,只为寻找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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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14 01:3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被网课改变的高中三年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无尽夏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3 08:08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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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时,班上的40个同学,还有一小半她都不熟悉,“可能只是收发作业或站队的时候讲过几句话”,这让她觉得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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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2022年7月9日上午9点,上海考生董绘名考完英语口语后从考点走回家,心情平静,刷着手机开始查高考考生买电子产品有哪些优惠。而此时,在1个月前已经按照正常考试时间考完的黑龙江考生张冰冰和山东考生陈兴,正在紧张地等待着志愿大学的录取结果。

随着上海高考英语听说测试结束,2022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分处于不同省市的高考生,虽然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考试科目,却有着类似的集体记忆:

2020年2月,正值高一的他们随着疫情开启了“网课生活”。此后的2年,疫情的阴霾或浓或淡地萦绕在他们身边;今年3月,在“备战”高考前夕,疫情在一些地区卷土重来,他们或在家重拾网课,或在学校接受封闭管理,或者迎来高考延期。这种“非常态”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

2022届高考考生,是在疫情下完成高中学业的一代,也是大规模使用网络教学的一代。正如有媒体将他们称为“网课一代”。



1


庚子年的春节分外冷清与紧张,新冠像一头怪物在各地肆虐,让节日气氛全无。或许是受大人们紧张情绪的影响,还在上高一的张冰冰,对于即将到来的下学期,感觉“特别害怕”。

张冰冰在黑龙江某地级市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上高中,班级是“尖子班”。黑龙江作为“老高考地区”,高中还是传统的文理分科。高一开学刚两个月时,她在班级里排名还不错,不知道自己适合学文还是学理。由于怕物理学不明白,她最终选择了学文。

可真到了文科班,她才发现自己对文科不太感兴趣,“学不懂,也不爱学”。她的成绩直线下降,“在班里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学校实行“末位淘汰制”,已经有同学被淘汰去了普通班,这让她压力特别大,“很怕下一次会掉到后面的班级”。

“尖子班”按成绩排座位,同学之间似乎隔着无形的屏障。张冰冰不敢主动交朋友,别的同学也不主动接近她——她寻思,自己成绩排名垫底,可能下一次就被“淘汰”出去了,即便交了朋友,关系也不会特别长久,“人家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她在班里基本没有朋友。

因为成绩,她也成了老师的重点关注对象,几乎每节课的课间10分钟都会被老师拽着去办公室,“这个老师拽完,那个老师拽”,“特别特别烦”。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张冰冰很害怕高一下学期的生活,连学校安排的寒假补课都没参加。直到接到学校突如其来的通知——“下学期要上网课,不知道上到什么时候”——她才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没有和同学社交的压力了,也不用再体会和老师面对面时那种紧张害怕了,能“自己在家好好学习”了。

网课是从3月3日开始的,时间安排和在学校上课时差不多:每天早晨6点半先上早自习;之后上3节正课,每节50分钟,中午11点半下课;下午的正课1点半开始,也是3节,5点下课;晚自习照旧是从晚上6点上到9点半。

早自习一般是早测(测验),晚自习一般留给学生写作业。高一的作业不算多,张冰冰到晚上8点就差不多能写完,然后躲在摄像头的一边玩手机——老师们以前从没有过网课的经验,不知道要学生上课时“全程露脸或者露手”,这就给了学生们“可乘之机”。张冰冰经常玩手机到凌晨1、2点才睡,以至于第二天听课、做题时都一直犯困。

张冰冰的网课能如此“自由”,也跟她妈妈同样需要“上网课”有关——妈妈是小学美术老师,每天要给孩子们上一两节课。因为上课时间紧,下课时间短。张冰冰和妈妈每天只能利用上午和下午的“两个大课间”吃两顿饭,上午9点吃一顿,下午3点一顿,草草果腹。

张冰冰说,母女俩都关在家里上网课,“那种感觉挺奇妙的”,就像妈妈陪着她上课一样,让她十分放松。她和以前没分班时的同学交流一圈,发现大家上网课的状态都差不多:开始觉得挺新鲜,慢慢地,因为不用和老师面对面接触,没有老师看着管着,就都松懈下来了,上课的时候偷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写作业也没有在学校时那么认真了”,有人干脆抄同学的——结果就是,大家“成绩都不怎么样”。



2


董绘名就读于上海一所市重点中学,上网课的时间比张冰冰早半个月。

2月17日,学校就安排学生们开始上录播课——老师把讲课视频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学生每天按照课表,对着电脑自学完相应的课程。可能是发现教学效果不好,从第二周开始,学校又开始改用腾讯课堂了。

刚上网课时,董绘名每天6点多就起床,精神得如同打了鸡血,等新鲜劲过了,慢慢就变成了8点才起床,洗漱完吃过早饭,差不多就到上课时间了——学校没有安排早晚自习,每天早上8点半开始上课,上午和下午各4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20分钟,下午5点下课。

上海作为2020年全国14个高考综合改革的省市之一,取消了文理分科,改用“3+3”模式,即常说的“大三门”和“小三门”。前者指语、数、英为必考科目,每科满分150分,以高考卷面分计入高考成绩。其中外语考试包括笔试和听说测试,考生可选择参加1次或2次外语考试,较高一次成绩将被计入高考总分;后者指在物、化、生,政、史、地这6门中选择3门作为选考科目,每科满分70分,按等级赋分计入高考成绩。

高一上学期结束,学生们就要选择好“小三门”。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董绘名做完后要拍照上传到学校的网络平台。通常,语文是“积累整理的作业”,数学是“每天2到3面的A4纸练习题”,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写完;英语“每周做一两套模拟卷,具体(分解)到每天,基本上是几篇阅读理解”;地理和生物每周上3次课,“作业都不到半小时的量”——唯独物理,虽然作业同样不多,但“网课教学没有线下教学那么好懂”,“把知识点搞懂就要比较久”。

历史和政治没有作业,她没选化学,所以对化学作业也就放松了。每天写完作业,她就“摸鱼看番()”,在B站追《某科学的超电磁炮》《CLANNAD》《月刊少女野崎君》。有时即便在写作业,也会“以不同的姿势摸鱼”——除了看番剧,她还经常玩音乐游戏《BanG Dream!》,常常拖到上传作业的截止时间前才写完。

她自嘲地说,自己大概“每隔两三天就会迎来一次ddl(Deadline)危机”,紧迫之下,偶尔也会一鼓作气“鸡血地把之后的作业一口气提前写了”。

那时上网课,学校也不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老师管理也不严格,“上课人在,作业交了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上课时,她也会开小差,“和同学在QQ群聊天聊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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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董绘名还不是最早上网课的那一批高一学生——2020年的2月8日元宵节,高一的陈兴于开学前一天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说因为疫情学生不能返校,“要在家里上网课”。

陈兴在山东某县的一所民办中学读书。学校是当地口耳相传的“名校”,以“教学质量高”和“一本率高”闻名,每年报考的孩子趋之若鹜。前几年,学校成立了教育集团,在山东省内外开了多所分校,陈兴从初中开始就在其一所分校就读。

对于上网课,陈兴当时第一感觉是“开心”。他家在邻市,距离学校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平时每月只能回家一次。而在家学习就显得比较放松,“自己也有很多空余时间”。

他的网课课程设置跟在学校时差不多:7点半“早读”,8点上课,上午4节课,上到中午11点50分下课;下午2点开始上课,上3节课,5点半下课;晚饭时间后,从6点到9点是2节晚自习;晚自习后的半个小时,他要在学校发的本子上写“今日总结”,制定第二天的学习计划,拍照上传到学校系统里“打卡”;之后的时间就可以自由安排了,“还是比较充裕和自由的”。

老师们教课靠钉钉直播或者定期发起视频会议。一开始,陈兴会偷懒,“基本上一起床就接到钉钉电话”,来不及吃的早饭只能在第一节课或者第二节课的课间去垫一垫。网课的前几天,老师主要是检查假期作业、让同学们预习新课、做练习题。等开始讲新课了,老师就把新的知识点做成课件或录成视频,发给学生们自己按时看。

“课堂”上,老师会通过抽签点名的方式提问,检查学生们对新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起初陈兴还觉得这种方式挺有趣,新鲜感一过,老师的提问就让他觉得害怕了。

因为没有老师监督,自制力比较差的学生在上课时不乏有“划水”的,大家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逃脱老师的检查,比如用“拿本书把自己挡起来”、“假装网卡了”企图蒙混过关。陈兴自认为是“比较听话的那类学生”,他会在课下按时完成作业,课上认真学习,但有时也会忍不住偷偷玩手机,“看视频、刷抖音、听音乐”,都干过。

曾有一个同学发现了钉钉的bug——开着摄像头时,如果把软件界面切换成小窗,摄像头就会发生卡顿,停留在退出时的画面。于是,那个同学常常在上网课时冲着摄像头摆出认真听课的姿势,然后将软件切成小窗口,自己再偷偷去干别的事。

一次上语文公开课(年级主任和校长都在线上旁听),语文老师看这位同学听得非常认真,就点名让他回答问题——当时他应该是在和同学打游戏,没有关麦克风,只听见他吆喝:“那个人在山上,快把他干掉,把他干掉我们就赢了!”

当时语文老师“非常无语”,但也只能留言让那个同学“下课后解释清楚是什么情况”。



3


网课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张冰冰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紧张情绪有所缓和,也让她从更客观的视角,发现了老师的“另一面”。

高一寒假结束后突然要上网课,老师和学生都没有任何准备,“什么教材也没有”。老师们冒着黑龙江零下20多度的严寒,用最快的速度把用心准备好的教材、一摞一摞的练习册和试卷,亲自往每个学生家里送。对那些住在郊区和村里的同学,老师会把教学资料放在指定的地方,打电话让家长去取。若实在偏远,还有专车去送。总之,上网课的几个月里,从来没有出现学生缺教材、缺练习题的情况。

张冰冰觉得自己的老师都很负责,尤其是班主任——考虑到上网课,电脑屏幕上的内容会“一闪而过”,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每天讲完课后,他都会把本节课的重点问题标记出来,写成笔记,发到班级群里。遇到新题型,他也会发到群里让同学们看看,偶尔还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同学们加课。

张冰冰和同学们每天做完作业后,要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再由老师批改和评分。老师们会指出每一道错题,语音留言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改。同学们听到后,要用红笔修改,并在旁边写上错因,再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给老师们再看一遍。

鉴于很多学生贪玩,每天熬夜晚睡,第二天上课犯困,老师就会给家长们打电话,让他们帮忙给孩子“做心理功课”,保证“不在上课时溜号”——这种方式颇有成效,张冰冰说,后来同学们上课时“就比较认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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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能见到老师真人,但陈兴觉得可以通过钉钉、微信、QQ问老师问题,这样倒更方便了,不像平时在学校去办公室里找老师问问题,老师不在就等于白跑一趟——软件一般都有“已读”功能,当老师“已读”了,回复也很快就收到了。因为经常交流,他觉得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更密切了”。

当然,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丝毫不会少。大家经常一起聊天和吐槽,除了聊“今天老师的课讲得怎么样”,他们同样关注每天的头条新闻、娱乐八卦、国际事件——在家里上网方便,陈兴觉得跟同学能聊的话题也更多了。

陈兴的学校倡导一种独特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一个班的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为4个档次,不同档次的4个学生要组成1个“学习小组”,由“一号同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担任组长。网课期间,学习小组也挪到了线上,陈兴本是组里的“二号”,因为组长喜欢睡觉,他就接过了“督促组员”的任务。

学校要求学生早上6点半“打卡”,他差不多6点就得起床,自己“打卡”后挨个给组员打钉钉电话,叫他们起床“打卡”。到了晚上,他还要再提醒组员写“今日总结”并“打卡”。平时还负责收作业的他蛮自律,但其他3个组员,联系不到人、上课缺勤、不交作业的情况,经常发生。

整天在家里学习,时间长了,学生们难免感觉无聊和压抑。学校考虑到这点,也会组织一些线上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了督促学生们锻炼身体,学校会要求陈兴他们在“大课间”做韵律操,要录成视频上传到学校系统“打卡”。

网课一上就是3个多月,清明节、端午节和劳动节,陈兴都是在家里过的。每逢节日,学校就会在系统里发起线上活动,让学生拍摄活动的照片上传到系统里,由老师评级,量化成学分,计入班级日常评价。

比如会召开节日主题班会,让同学们介绍节日的来源、习俗。还会搞些亲子活动,比如端午节让家长和学生们一起看龙舟比赛、包粽子和做香囊——在2020年端午节,受限于条件,陈兴只能和妈妈一起包粽子。他包得很不熟练,在妈妈严厉的指导声中,一下午才“顺利包了3个”。不过,他和妈妈一边包一边笑,感觉“挺好玩的”。

陈兴喜欢读书,居家上网课那段时间,他读完了《明朝那些事儿》《围城》《我们仨》和《复活》。从初一开始就住校的他,一个月才见家人一面,很少有如此长的时间和家人相处——做生意的父母,因为淡季和疫情几乎天天在家里,读研的姐姐此时也同样在家上网课。

每天,一家人吃饭时都会聊天,他喜欢和爸爸讨论国内外的新闻,互相交换看法,“见识增长了不少”。空闲时他会做些家务活,饭后刷刷碗。他说,那段时间,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亲密无间”,温馨的家庭氛围让自己“每一天都非常的愉悦”。



4


2020年5月18日,董绘名的学校复课了。网课期间,每次小测验前她都会临场抱佛脚,“把欠下的(知识点)尽量搞懂”,好掩盖摸鱼的事实,所以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挺好。但她也意识到了网课对同学们成绩造成的分野,“适应网课学习模式的进步很明显,不适应的会有所退步”。

董绘名后来总结,高一的网课经历,让自己“初步知道了‘自学’是怎么一回事”,“还有放纵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多少也为升入高三后的自学提供了经验。

而对于2020年的返校的时间,陈兴同样记得很清楚——六一儿童节那天上午,老师跟他们说:“恭喜同学们喜提开学。”

当天下午,在家待了3个多月的陈兴和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老师第一时间开班会强调,虽然恢复了线下的学习,但是疫情形势还是非常严峻,要做好日常的防护。教室里每天早中晚要消毒一次,因为陈兴的座位靠近窗户,所以开窗通风、喷84消毒液、拖地,都由他负责。

出于防疫需要,学校制定了很多规范。以前是全班50个同学,大概分为12个学习小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4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现在为了防疫,把桌子重新分开了,恢复成一排一排的,还加大了间距。学习小组则改成了“前后桌的4个人为一组”。

学校要求,上课时老师和同学都要戴口罩,后来变成了老师讲课时可以摘下口罩,学生必须全程戴口罩。此前上课时有小组讨论的环节,课下同学之间也经常继续讨论问题,如今,老师说特殊时期,“非必要不讨论”。同学们也听话,自觉减少了讨论问题的次数,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或者是需要合作的事情,才小小讨论一会儿。

同样,在人员密集处,必须全程戴口罩,平时尽量少说话,不能两个人并排走——为了防止学生们在路上不自觉地并排走,要以班级为单位,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下课后排队去食堂吃饭;吃饭时也不能挨着坐,一个人的左右两边要各空一个位子,也不能面对面坐,桌子两边的人得错开坐;吃完饭后还是排队回宿舍,到了宿舍楼下,男生、女生再分开走。至于上厕所,可以自由行动,但是得戴着口罩——总之,只有在宿舍里才可以不戴口罩。

这些新校规让陈兴“非常不舒服”,“很不适应”,他希望回到疫情之前“同学们一起玩儿、一起闹”的校园时光,但显然不可能。

每周六下午第三节课后的4点半到6点,是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他们可以回宿舍洗衣服、收拾东西、洗个澡,也可以去操场打打球、跑跑步、散散步。只有在空旷的操场上,人流不密集时,才可以摘下口罩,放松一下。

新规之下,同学们自然一直非常关注疫情的情况,陈兴他们每天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多媒体教学设备,在百度上搜“山东疫情”,看哪里新增了多少确诊,哪里“被封了”,哪里“解封了”。当时疫情形势尚不明朗,他们也会恐慌,老师一直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1日放暑假(学期延长了1个月),疫情形势终于好转,学校管理也不像之前那么严格了。陈兴他们也可以在上课时可以戴着口罩讨论问题、吃饭时可以面对面坐,平时也可以并排走了。开班会、开年级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了。

而黑龙江的网课则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才结束。夏天返校后,张冰冰的第一感觉是:“不是特别适应”。

她的同学们也是如此,上了一整个学期的网课,大家似乎都不爱学习了,返校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惨不忍睹,“尖子班”的数学考试平均分只有40多分。后面的一两个月的线下教学,老师“特别努力地拽”,同学们的数学平均分才逐渐回到90、100多分。

返校后,张冰冰另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假期少了很多”——网课期间,学校每周日会放一天假,遇到“五一”小长假,也会放1天半左右。而返校之后,每两周才能休息一个周日,节假日几乎不会放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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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2021年,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

但对于陈兴而言,虽然高二一整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高一网课的“后遗症”似乎一直存在——从前一年学校复课后,他以为老师会把网课期间的课程“重新过一遍”,结果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他们要准备“合格考”和信息基础通用考试,时间紧张。虽然很多同学高一上网课时学得不扎实,但也只能跟着老师的教学进度走,继续学习新内容。直到后来,“估计是老师看不下去了”,才在期末考试前,专门拿出半个月把高一时网课的内容“稍微过了一遍”。可陈兴觉得,网课时的那些课程,就像没有打牢的地基,一直影响着他高二后搭建的知识框架,他只能通过问老师和自学,尽可能去弥补。

这一年上海也很安稳,董绘名重新适应了线下学习的节奏,对于上一年网课期间“欠下的债”,她只能通过“刷题”来弥补——不过这仅限于理科,她不重视文科,也没投入时间去追赶,以致于高二后她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2021年4月,黑龙江突发疫情,张冰冰又上了大约1个月的网课。对于这次短暂的网课,她没有觉得恐慌,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发生的地方距离她比较远,另一方面,突然“从特别有压力的”在校学习变成回家上网课,对她来说“心里其实挺轻松的”。

第二次上网课,老师们更有经验了,都是在学校的教室里用在线课堂上课,让同学们看着班级的黑板,让学生们“会有一种更容易学进去的感觉”。

当时,正值高二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张冰冰也有了学习的自觉,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晚上8点到9点写完作业后,她会自己刷题到11点左右,然后上床睡觉。

此时,她的成绩已经慢慢提了上去,她也敞开心扉,在学校里交到了一些朋友。



5


2022年春节过后,黑龙江疫情不断,已经进入高三下学期的张冰冰开始了自己高中生涯的第三次网课。

这次的网课上得断断续续:寒假期间,网课上了20天;2月份开学,恢复线下上课没几天,3月3日后因为本地大规模做核酸,又断断续续上了好几次网课;到距离高考还有60天左右的时候,防疫需要,又上了一周网课;回到学校上了一两天课之后,学校又通知学生们回家上网课——一直折腾到高考前40天,张冰冰才回到学校。

此时的“网课”大多是与“核酸”关联在一起的:一旦周边城市出现病例,张冰冰所在的城市就要做核酸。上午在社区做完核酸,下午居家上网课,等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显示阴性才能返校。

起初,核酸基本上是一周做一次,后来不管有没有疫情,每周都要做。张冰冰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做过多少次核酸、上过多少次网课了。

刚开始上这种短暂的网课,张冰冰“没有很慌”,可后来总是这样,她就“特别慌了”,那是一种对未知的恐慌——她不知道网课会上到什么时候,每一次会上多久;不知道今天回到学校,第二天会不会突然又有疫情;也不知道网课会不会一直上到高考前,那她再也无法见到老师和同学了。

每次学校发完上网课通知后,会留出一段时间让学生们收拾东西。张冰冰和同学们都很紧张,她和几个朋友用打赌的方式互相鼓励,约定“一定要好好学习,下次回来测试谁的成绩下去了,那就要对谁有一些惩罚”。

春末夏初的黑龙江,天气仍凉,张冰冰就在线上迎来了“二模考试”。老师根据家庭住址,将住得比较近(同小区或相邻小区)的四五个同学划分成一组。一共考4科,每人负责取一科试卷——大概在考试前10分钟,取卷子的同学拿着刚从老师那里拿到的试卷,来到小组约定的集合点(两个小区中间那条道路或者某一个商店门前)分发试卷,大家再赶紧跑回家,打开视频,考试。

考完之后,每个人要在5分钟内再次跑到小组集合点,把试卷交到对应同学的手里。同学收齐试卷,报告老师,再马不停蹄掐着时间给老师送去。因为有的小组离学校远,送卷子需要乘车,所以试卷到达老师手里的时间无法统一。那也要尽快,好免去作弊的嫌疑。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会在学校门口接应,然后把收回的试卷分给各科老师。再之后,跟2年前一样,老师批改完,拍照,上传到小程序,让学生们更正。

距离高考仅剩40天时,学校终于复课了。为了抢时间复习,学校干脆实行半封闭管理,让学生早上6点半到校,晚上10点出校,中间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为了让平时走读的张冰冰安心复习,妈妈每天都给她送饭。最后40天的高考冲刺,张冰冰的回忆是,“当时真是又害怕又烦,还挺期待着毕业”。期间充满了细碎的不适应,比如午休时楼上班级太吵睡不好,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手和脚都会麻。

为了让学生们放松,学校领导想办法“开辟出一些娱乐时间”,比如在午饭后到午休前以及晚饭后到晚自习前的这段时间,不让学生们在教室里学习,而是轰他们“出去溜达”。

高一、高二时,学校每年都让学生劳动,在学校的花园里种李子树、松树。张冰冰和同学们在长高的树下挖野菜或捡松果,“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她说,“玩儿的时候很快乐,会忘掉那种乱七八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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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就在张冰冰断续上网课的时候,上海在新一轮疫情之下,已经开始实行居家隔离。3月14日,董绘名也开始重新上起了网课。

董绘名的妈妈是护士,疫情期间基本每天都要上班,家里只有她、居家办公的爸爸和一只猫。因为医院的同事确诊,妈妈曾被拉去酒店隔离过一周,董绘名对她的辛苦感同身受。在一线的妈妈会告诉她疫情防控的真实情况,多少缓解了一些她在网上看到传闻后引发的焦虑。

家里不缺食物,只是食材单一,“天天吃大白菜,也会有些厌烦”。在高三最后的日子里不能去学校上课,她觉得挺遗憾,因为此前的高三生活“挺开心的”,但是疫情来了就都回不去了。

高三的网课,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学校用腾讯会议上网课,上课时要求学生开摄像头,露脸,考试时,手和脸要同时出现在画面里;老师和同学互动的频次多了一点,上课如果答非所问,也会被批评;数学老师有个专门的师生群,会把做的不认真的作业拿出来“处刑”;有同学被抓住“写作业或者考试用了作业帮”,被罚写检讨……

在漫长的居家期间,董绘名一直尝试调节自己的状态,建立学习和生活的秩序。5月底,她在网上更新心情,剖析了网课对自己学习状态的影响。

她觉得自己“高中这几年,在学习上都会侥幸地依赖外界环境”——这轮疫情前,她喜欢选择在比较有学习氛围的环境里学习,比如,平时住校,她会在教室或宿舍里自己刷题,寒暑假她会去家附近的图书馆。她总觉得在这些地方学习效率比较高,一旦周末回到家,自己就会“变成一条咸鱼”。

高一网课时,她在“打鸡血”和“摸鱼”之间摇摆,靠着“临场抱佛脚”应付测试。这种依靠外界压力驱动的学习方式,弊端在高三网课时全部暴露了出来——她成了“全日制而非周末限定咸鱼”,感觉自己“做不动题了”,“每天写完作业就觉得很累”,也没有办法像在学校时那样和同学、老师畅快地交流学习了。

这一切都让她觉得很无力:“高一是在学新东西,漏了的会明显暴露出漏洞,高三下学期主要是复习,欠缺的不会明显暴露,只会像温水煮青蛙那样,慢慢地没有了做题的手感。”



6


与张冰冰和董绘名不同,2022年3月初,陈兴被封在学校里了。

刚开学一个月,疫情蔓延到陈兴的学校所在的县城后,原本应该放“大周”回家的那天,学校突然宣布“封校”——其他年级学生都回家上网课了,只有高三学生留在学校里。虽然理智上知道这是应对高考的无奈之举,但陈兴心里还是非常不爽。

刚开始,他和同学并没有把这轮疫情当回事,“以为顶多两周就会解封”,然而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随着确诊人数不断增加,周围几个县相继“静默”了。疫情开始牵扯同学的注意力,每到课间,大家就打开教室里的多媒体教学电脑查看当天的情况。陈兴同桌的爸爸是一名警察,在一线抗疫。那段时间,同桌就成了班里的话题中心,大家经常围在他身边,向他打听消息。

为了防疫,学校不允许家长给孩子们寄送东西。到后来,衣服就成了一个难题。2月16日(正月十六)开学时,学生们穿着冬衣来学校,陈兴身上最薄的衣服是件保暖内衣。封校一直到4月,山东天气转热,他只好穿着保暖内衣去上课,还是汗流浃背,“汗出多了,浑身都痒,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还有的同学穿着羽绒服和棉袄,实在热得受不了,就穿拖鞋上课。“开风扇根本不管用,学校还不让开空调。”

另一个难题是理发。学校后勤处统一派老师过来,随便找一个教室,谁想剪头就报名,据说“那个老师的手艺不咋地”。学校的超市也关门了,实在没零食吃,陈兴听同学说医务室有卖巧克力和糖,就过去买零食,正好碰到医务室的阿姨拿着推子给她丈夫理发。

见阿姨手艺不错,他便问能不能帮自己理。阿姨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帮你理,但你别对外说啊。”就这样,他花10块钱,买了大拇指肚大小的3块糖,1块巧克力、1块软糖和1块奶糖,还顺便理了发。回去后,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他头发理得好,纷纷问他在哪儿理的,他只能忍着不说。

封校期间,学校食堂供应的饭菜,种类倒是和往常一样,每顿1个肉菜、3个素菜、1份汤或粥,但取餐方式由自助式变为了定额分配,肉菜数量有限,去晚了就没。陈兴说,封校倒是让学校饭菜的味道提高了不少,往常是大锅菜,如今只剩高三学生了,菜“做得有滋味儿了”。

一次,陈兴在教室里多学了一会儿,去到餐厅时发现他们班的就餐区就只剩他的舍友还在。舍友把盘子里鸡腿夹给他,说是给他留的。他问舍友为啥不走,舍友说:“如果我走了,你哪里还有肉吃?”陈兴感动得不行。

留在学校里的高三学生们,每天依旧是复习、考试、讲评,和平时没什么区别。生活单调,每天中午听学校广播里放的歌,是陈兴唯一的调剂。歌单是固定的,第一首是李玉刚的《万疆》,他觉得很好听,第二首是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他每次就只听这两首,然后就进食堂吃饭了,后面的歌就听不见了。

封校期间,校长和所有高三老师都留在学校里陪学生。当时学校的财务出了一些问题,有些老师拿不到工资,也依然坚持认真工作,让陈兴“感觉是非常负责的”。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2个月。4月底,全市高三学生要参加第二次模拟考试。考完的那天晚上,陈兴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喊:“终于放假了,终于放假了!”刚开始他还不相信,等他回到班里,才知道这是真的。同学们都非常高兴,“真的都快乐疯了,终于能回去了”,一群男生搂在一块儿,又跳又叫,“感觉都快把整栋楼给掀了”。

不过,依然有同学因为家在“封控区”不能回去,其他同学就帮忙给他们带吃的、穿的、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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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一天天逼近,董绘名陷入了焦虑,她觉得漏掉的知识点很多,而自己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她与初中同学交流之后,更是感受到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她的学校,每周考一套“语文整卷”,老师就觉得很难了;而她的同学在更好的高中读书,之前都是一周考两套卷子,现在才减到一周考一套。

董绘名在“初升高”的时候,3次自主招生都去了上海的“牛校”,中考填志愿时却戏剧性地“高分落榜”,进了这所普通的市重点中学。她心底一直埋藏着一股不甘,“从得知录取结果的初三暑假就开始努力”,这3年,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保持在年级前列,可看到原来成绩差不多的初中同学如今享受着“各式的午餐、400米的绿茵大操场、真正能改变学习生活的社工部Q&A”后,她还是憧憬不已。

她一面被各种情绪缠绕着,一面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转折点出现在她尝试了“无纸化学习”之后——高三需要打印很多复习资料,一大堆A4纸堆在一起,“有种‘白色恐怖’的感觉”。她后来发觉自己不愿意做课外习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想打印。于是,她做作业、刷题,都用平板电脑。开始是觉得新鲜、有意思,后来发现无论是整理资料还是查找资料,都很方便,她干脆自己在网上找各种“模卷”做。

董绘名认为,能做到“没有他人的审视却能自处的人,才是真正会学习的人”。本来她就觉得“想要让这个能力(自控力)增长挺难的”,所以才尽量借助外物约束自己。可疫情期间,她没有办法依靠外界了,只能依靠自己朝这个方向努力。她开始在家里做运动锻炼身体,为了避免自己摸鱼,会直接把手机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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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冰冰倒是觉得网课对自己帮助挺大。高一的网课帮助她度过了那段害怕面对老师和同学的时光,让她获得了喘息和成长的空间。她自认是“不太喜欢听老师讲课的学生”,上网课老师不会占用太多自习时间,她就有了更多时间自学。

她自学的方式主要是刷题。她的数学成绩稳定排在班级前列,刷题不多。除语文外的科目,都是靠这招提分。比如她一直都不感兴趣的英语,因为高三时老师天天鼓励她、抽查她,她“大概刷了四五本题,单词背了几遍”,成绩从折完后的五六十分,提高到了一百一二十分。对于“一直学不明白”的文综,以前35道选择题她能错将近20道,刷了四五本选择题后,35道题就只错5、6道了。

高三网课期间,张冰冰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挺感谢当时的自己,虽然当时真的挺累,看不懂题,也一直看不到效果,就特别特别烦,但是其实后来结果还是挺好的”。



7


高考前一个月,张冰冰一直失眠。紧张、激动、害怕、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她有时候深夜11点躺下,凌晨2点才能睡着。但是高考那3天,她倒不紧张了,“考完一科,解放一科,挺放松的”。

老师和家长想各种办法帮考生们缓解紧张:考完数学后,老师在班级群里发同学的表情包,帮助他们放松心情;女老师穿着旗袍,男老师穿着马褂,站在校门口为同学们们加油;她的妈妈和小舅,拿着花、奶茶和一堆好吃的去接她;还有航拍记录高考的场景……她觉得整个过程“都很高兴”。

经过疫情和网课,张冰冰对老师的印象改观了,对于之前那几个感觉“不太喜欢自己”的老师,上过网课之后,她“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她说,高中3年多亏了这几位老师,“他们真的特别好”,“真挺用心的”,班里很多落后的同学都是被老师们用心理辅导、单独补课的方式,“一点一点拉上来的”。

张冰冰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疫情期间,为了满足她馋面包、饼干的愿望,不太会做饭的妈妈上网学做各种吃的。为了缓解她的压力,妈妈会带她出去散心,有时她的情绪不稳定发脾气,妈妈会陪着她,疏导她。经过疫情,她发觉自己更加爱国了,有时听到爱国歌曲,会产生“特别想学习”的感觉,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因为高中时间被网课占去不少,也让张冰冰特别珍惜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时间。因为疫情,成人礼、运动会之类的活动都取消了,“同学之间不像以前那么团结”。高中毕业时,班上的40个同学,还有一小半她都不熟悉,“可能只是收发作业或站队的时候讲过几句话”,这让她觉得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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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前,陈兴说自己的状态“平淡无奇”——每天按计划来,“成天做卷子、讲评、纠错、做卷子、讲评,这种无限的死循环”,学校在高考前1周才让他们“自由回扣(复习)”。他感觉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后期同学们都非常紧张,觉得时间不够用。

高考前,学校放了1天假。外市的学生不能回家,只能家长过来,订好酒店把孩子接出去住一晚。陈兴的爸妈、姐姐都来了,他在周六上午出校门见到家人,吃了几顿好吃的,换洗了衣物,睡了一个饱觉,周日上午又返回学校。

高考那3天,他的心态很平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的数学题很难,考场上他旁边一个女生,考数学时把笔一扔,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监考老师连忙安慰她。

回顾高中3年,陈兴感觉上网课和学校封闭管理期间,他和同学、老师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上网课时,大家在网上畅所欲言;“封校”期间,同学和老师“成天在一块儿,没事聊聊天,互相送个吃的、喝的”。

他觉得,疫情“封校”的经历对他影响挺深的,让自己的“抗干扰能力有所提高”。这让他明白了,凡事不要心急,要更加清醒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其他该来的总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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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上海市发布了“2022年高考延期”的消息。董绘名松了一口气,觉得“还有时间还有机会”。此前高强度的“冲刺”,已经让许多同学筋疲力尽,“有挺多同学不想延期的”。

6月6日,在张冰冰和陈兴上考场的前一天,上海的高三考生迎来了线下复课。学校住宿部不符合防疫规范,不允许学生住校了,董绘名成了走读生。依然是每天上8节课,只是几乎每天都在考试。

每天早上8点半上课,班主任要求学生们7点半就到学校,先自习1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则自由安排。一般,董绘名在学校就把作业写完,回家后自己查缺补漏。为了避免晚上忍不住“网上冲浪”,她强制自己每天晚上10点睡觉,第二天凌晨4点半起床,洗漱完就学习。她觉得自己在早上效率更高,而且“看日出很治愈”——她拍了很多张上海日出的照片,用看日出的方式激励自己早起。

她依然在网上偶尔更新自己的心情,重复写着“拥抱变化”,鼓励自己“适应不确定的日常”,“感受到平庸生活中也有奇迹”,“每天尽量做得比昨天更好一点”。

原本应在2022年5月初举行的“物化政史”4科等级考试,因为疫情推迟到了6月。6月18日,她参加了物理的等级考试——她在高二选择了地理、生物和物理作为“小三门”,在高二下学期(2021年5月)已经进行完的地理和生物等级考试,成绩已经计入高考,极大减轻了她高三备考的压力。

7月7日至9日,上海的高考在延期1个月后如期开始。董绘名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半年前,她已经参加了春季高考,语数英3科里的英语成绩可以保留为高考成绩(和夏季高考的英语成绩对比,取最高的那一个)。

从高二等级考,到高三春考,再到高三等级考,最后到正式高考,董绘名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更不紧张了”。最后的3天正式考试,她感觉自己已经“放开了”。考试过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是,考完2个小时的数学后,她排了1个小时队去做了个核酸。



尾声


7月底至8月初,高考录取结果揭晓。

张冰冰考上了黑龙江一所211大学的中外合办专业,学习金融。她从小就喜欢法医,疫情发生后,她很想去学传染病学,可选择了学文,就没办法报法医和临床医学专业了。她利用暑假学习滑板,考了驾照。

因为今年数学试卷偏难,陈兴的数学的劣势削弱了,数学成绩居然从往常的班级三四十名跃至前十五六名。最终他考取了山东省内的一所普通本科院校。因为喜欢文学和英语,他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暑假,他在考驾照之余又读了几本文学名著。

董绘名的高考分数超出预期。她本来一直挺想去川大学8年制口腔医学,但考虑到回上海就业压力,参考老师和长辈的建议,她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名校的工科专业。暑假期间,她学习了大学的先导课程,并去教育机构做经验分享,还第一次独自离开上海到外地游玩。

9月,天气由热转凉。大学开学后,各地疫情依然偶尔爆发。张冰冰在入学后经历了开学“封校”、军训期间“解封”,目前又处于“封校”中。现在她在宿舍里上网课,可以在校园内活动。因为专业需要学俄语,她经常跟朋友们“吐槽”俄语难学。

陈兴在大学开学报到时也遇到了疫情,学生还未到齐,学校就“封校”了。之后军训取消,学生在教室里上网课。最近疫情形势好转,学校恢复了线下上课,学生才可以出校门,不过有时间限制,最多只能外出4到8小时。他加入了学校和院系的学生会,正在和现代汉语和英语阅读“搏斗”。

董绘名的大学,线下正常上课。她觉得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大部分的学习和生活都要靠自己安排,目前主要的困恼是“课程难度有点大”——因为大一结束时要分流(分为计算机、微电子等),需要“卷绩点”。

夏去秋来,他们的大学生活陆续进入轨道。他们和所有的2022年高考考生一道,与高中3年告别,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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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4 08:3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初三辍学后,我试错了7年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风听旧事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7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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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学生时期叼着烟耍酷时最爱说的一句“社会语录”——“人不行,别怪路不平”,有一天会用来描述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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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1


2015年5月初三下半年,我从衡水第七中学辍学了。离校那天,同学们还在上课,我的青春却提前散了场,唯一的遗憾是没留下一张毕业照。

上学时我成绩不好,爱上课睡觉,老师也不多管,只警告我别影响其他同学。为了发泄学习上带来的压抑和自卑,我开始追求一种“刺激”的生活方式——做同班“大哥”身边靠谱的“打手”,帮他稳固“江湖地位”。

那是一次放学后,“大哥”单独过来找我谈话,说大课间时掰腕子,觉得我力气不错,承诺每月给我50块作为“打手费”,主要负责保护他打群架时的“安全”,问我干不干。百无聊赖的我正愁没“组织”,一听竟然有直接“被收编”的机会,当时就飘了!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从那之后,学校周围的打架都少不了我“仗义”的身影。

那时的我真是中二少年,傻,还觉得自己挺牛掰。开始游走江湖“混圈”后,我起初很兴奋,热血英雄啥的谁不爱呀?学校是走读制,每周五放学后,校园周边的偏僻角落里都会上演打群架的戏码,挑事的由头也都很扯,基本分三类:争夺“扛把子”地位;所谓的帮人“平事”;打给女人看的。每逢周末,外校的人也会混杂其间搞事,甚至还有些“全职混混”“大哥的大哥”,带着一票小弟收保护费。他们跟我们这些学生不同,我们无非是比划几下,摔几个跟头,但他们打架是真的狠,下手也重,打进过医院,也招来过警察。

我跟着“大哥”瞎混的时候,亲眼见过“大哥的大哥”的书包打开后全是整条的荷花香烟,他还经常用“鸿门宴”的伎俩,把想揍的对象约到包间,然后锁上门就指挥小弟们开打。我一般是负责摔倒“敌人”,其他人负责打。我们也被硬性要求每周必须去老城区的一个指定酒吧消费,因为那里是他表哥经营的场子。我们在酒吧被来检查的警察堵过门,得到人通风报信后,挨个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去跑路,有时是从三楼。

耳濡目染,我也沾上了烟酒,一次和狐朋狗友们散了生日聚会之后,我去了一个同学家玩。那天他爸妈没在家,我也有点喝高了,听着他电脑音箱里播放的“如果有天你难堪,挂帅出征在杨帆”“既然疆场你已输,我怎还能继续哭”,情绪上头的我胡言乱语起来。同学也说我纯傻X,跟着混有什么好果子,小跟班一个。我自尊心强,一生气给了他一拳。他跟我打起来,我腾出右手又是一拳,把他鼻梁干骨折了。最后这事以他报警、我家长赔5000私了结束。回家后我爸打了我一顿,从晚上7点打到10点多,擀面杖、皮带、毛巾、书本、衣架……基本家里能摸索到的称手的东西都用了一遍,他一边随手找东西打我,一边跟我念叨别人家孩子怎么样,考多少分,“看人家再看看你”。

我怕我爸,他脾气不好,所以我在家一向是夹着尾巴做人。即便如此,挨打之后我在学校仍没丝毫收敛。校规和老师的管教常让我觉得是在“限制我”,我对班主任有成见,认为这个“老班猪”就是个来混班的,以分数差别对待学生,任何时候我犯事之后的待遇就是被请家长,领回家,停课。有次我妈很快到了学校,结果班主任在办公室里锁上门,根本不和我妈沟通——也是,和一个顽劣差生的家长有什么好说的?

我跟老师就像有仇似的,他有次在课堂找我茬儿,明明知道那题我不会,还故意让我去讲台写答案。我写不出,老师捶了一下我胸口,劲儿有些大,但可以承受,只让我往后退了两步。不过众目睽睽,我不要面子的吗?我干脆倒下,捂着胸口不说话,借着生气满脸通红,谎称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老师明显害怕了,慢慢扶我起来,给我倒了杯水。我说水太凉了,他又去水房兑了热水端回来让我喝,问我好点没。当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捶了两下胸口对老师说:“一点事没有。”

干着这些荒唐事,我“混圈”越混越迷茫,最初的新奇刺激很快过去了,我后悔过,想当时掰手腕输给“大哥”就好了。这些单纯靠着“面子”驱动的日子,最后只让我再次感到空虚。眼看着中考临近,我心里清楚自己考哪儿都费劲,更唯恐考个低分落榜被人耻笑,便毅然决然选择了辍学。

受“大哥”们的各种野路子前车之鉴影响,我那时并不觉得辍学是什么坏事。没学上以后,我整天不是在家里晃来晃去,就是去网吧打游戏,亲妈见了心烦,老爸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喊我“傻大个”。

我受不了这种冷嘲热讽,又不敢跟我爸正面对抗。一天趁他不在家,我给我妈帮厨择菜时就和她发牢骚。我妈问我想干什么,又念叨我不学习,出路很窄。不懂事的我听后很反感,直接拍起桌子:“我怎么知道我要干啥?我就想玩啊!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有错吗?如果生活这么难,为什么要生我?你看我这情况,你们能帮什么?就会说风凉话!就算我考上大学又怎么样?你们供得起吗?”我说完后,我妈很生气,把这事告诉了我爸。我爸更激动,让我滚出家门,好像还说了“断绝关系”。

血气上头的我一听这些更炸了:亲爸亲妈都这样,和那个破老师有什么区别?都是一锤定音式地判定我的未来。我气不过要跳楼,我爸还给我打开了窗户。我家在八楼,凑近窗边一看,我怂了,不敢了。正犹豫中,我妈把我拉回来了,双手抱起我后给我撂倒在地。那是我头一次觉得我妈这么有劲。我妈关上窗户后跟我爸打了起来。我爸一动不动,也不说话。

那天晚上我拍下了阳台的那个窗口。想着也许某一刻,自己身体里的那个“孽畜”已经跳下去,死了。



2


我辍学后成了全家重点关注对象。

我家里经济条件普通,没有任何资源和门路。我姑再三劝我继续上个学,哪怕去个职业学校。但我不想,只觉得学习是自讨苦吃,落下的基础知识太多,我没啥信心能补上进度。我没有规划,只想再玩几年,可是再花家里的钱,又有点不忍心。

6月,我去了本市一家大酒店应聘后厨打荷工。当时我16岁,头天老板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入职,表示他们这里绝对不招收童工,但第二天我就进后厨开始忙碌了——是厨师长私下联系我的,通知说明天9点半来上班,试用期3天。

进后厨之后我才发现,跟我搭档的小哥也是个童工。有一段时间我很好奇,像我这样的辍学童工究竟有多少?显然没法得出具体答案,毕竟这是个灰色职位,相当于职场“黑户”,没法统计。我也疑惑过,为啥老板非得冒风险用童工?事实是,对于大酒店来说,打荷岗位最不怕人多——来了之后能分担不少活,工资还少。录用原则也很简单:只要能干活,后厨就是你的第二个家。童工不会签任何合同,老板每次都是用现金结算工资。

初入职场,我属于“新猪”,还会怕开水烫,让干啥就干啥,往往别人一摆脸色,我就忙前忙后不敢停。我既没有相关经验,年龄和阅历又处于社会食物链的最底端,常被高一个小级别的老油条算计,下个套,挖个坑,各种套路屡见不鲜,连年纪大、资历深的洗碗工都可以使唤我。大半年时间过去,我对那些套路、算计、挖苦、正面一套背后一套,已经见怪不怪了。

工作让我的生活看上去暂时步入正轨,但这工作真是个体力活。

每天早上,厨师长要组织开“早会”——其实就是喊喊口号,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是:“我自信我成功,不为失败找借口,只为成功找理由。”很明显,口号是随手抄来的,属实有点跟后厨的工作不挨边,现在回想起喊口号的场景,我还是感到很尴尬。

我在后厨最喜欢干的工作是帮忙装饰、画盘子。我自诩颇有艺术风范,想借此施展创造力和才华,但后来意识到,画盘子这事真正成全的并不是我的艺术造诣,只是暂时将我从其他更无聊的工作中解救出来而已。在画盘子之前,一般都需要我们先搬盘子,从洗碗区到荷台大概20米,初来乍到,我光搬盘子就差点累进医院。单个盘子不沉,但为了提高效率,我都是一次搬上一摞,架不住上午搬十几趟,下午再搬十几趟。到了晚上,我的手臂就会感受到剧烈的酸痛,恢复好要近半个月。

另一个主要工作是备料,算是个展示刀工的时刻。我自诩有武术功底,小小菜刀不在话下,菱形姜片、蒜片、蒜末、葱花……小料切好后,就等着出单做菜。厨师们炒菜时脾气很差,如果不提前给备好盘子和所需的辅料,一定会被勺子敲手。我跟同为打荷的搭档每天下班后都会数一下,看今天谁挨打多、挨了多少下敲,然后再一起臆想着怎么反击那些厨师——但也仅限于想想——至今厨师们叫我名字的声音还时不时在耳边回荡,即使现在,我也不敢杀回那间厨房进行所谓的反击。

如果说厨师拿我们发泄情绪属于“明枪”,那老板的脾气就是“暗箭”,冷不丁地就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了。有次我倒垃圾回来,手太脏,随手把大垃圾桶放到了酒店大堂,就去洗手间洗手了,想着回来马上就推走。当时刚进入社会,考虑事情很不周到,好巧不巧,老板正好看见了那个大垃圾桶,当场在大厅大声吼道:“这是谁放这的?!”我连忙擦手出来说是我干的。愤怒的老板直接把我头上的帽子打掉,训斥道:“大厅什么地方,谁让你走大厅了!”原本我觉得这事真是我做错了,想求个原谅,但毕竟在大厅呢,老板倒是好歹给个面子啊!看着他咄咄逼人的气势,我一下变得特别不服,顶撞了几句。最后,老板比我还激动,直接让我“滚蛋”。

我当时摔了个前台的杯子,扭头就走了,连被押的一个月工资也不要了。大厅里看热闹的人一定看过瘾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影视剧里的主角一样潇洒。我早想离职走人了,那个工作环境太压抑了,我每天都感觉自己是一个设好了程序的机器,只剩下不停地运转。在学校时的江湖幻想侵蚀着我,使我无法认清自己在社会上就是个“鼠辈”。离开饭店的时候,我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满身油渍地走在街上,满是挫败感。

第二天,我觉得还是挺郁闷的,就乘火车去石家庄玩了一天,本想放松心情,结果心情更沮丧了,真正体验到了行尸走肉的感觉。回家后,我又重新找了一阵子工作,都无疾而终,最终还是回到了后厨,在另一家大酒店重新干打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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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后厨,我只想好好干,争取跟大师傅学到些真本事,混出个人样。可是对我这种“小壮丁”来说,实际情况艰难得多。

在后厨里,厨师长、厨师、配菜的、甚至面点师,任何有点老资历的都会对我这种初来乍到的小破孩“立规矩”,以彰显他们的地位和分量。在打饭和值班时,这些爱教训人的“老人”会少干活,不值班,早点打饭,早跑路回家,只留下我们这些小孩加班。我赚到的最低月薪是1800元,工资不高,该干的活还不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随时会被任何人喊去做事,换大厅窗帘、擦指定区域的大厅窗户……还有很多明明是该保洁干的活,也会落到我头上。

二楼包间重新装修的时候,老板也让我们后厨帮忙搬砖。那一车的砖,将4米2的小卡车装得满满的,我和同事们平均每人搬了七八趟,虽然是轻质砖,但感觉比搬盘子还费力。对于搬砖,我是极度抗拒的,一直想着:我这和秦朝修长城的壮丁有什么区别?虽然没有监工抽我鞭子,但无形的鞭子从未停止抽打。

酒店上上下下的人,脾气一个赛一个暴躁——也可能是只对我们这些资历浅的年轻人暴躁。每次只要营业额下滑,任谁都会不时来后厨找麻烦,挨个点名批评。一次,老板把他的丰田霸道停在门口后进了后厨,指着我说:“你这打荷的可不行,动作一点不利索。”我不紧不慢地回应:“我累了,活儿不多也不着急,慢着点歇会儿。”老板就找另一个打荷的出去,数落了他一顿。

我也被上手教育过。那时是夏天,原本天气就热,后厨更是“夏天里的夏天”。每天从上午9点半进厨房到下午2点,再从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这期间身上的衣服就没干过,一直流汗,不停地流汗。每天光喝水就要喝两升多,不然人都容易直接热脱水。我喜欢去冷库拿东西,因为那里很凉快,还能吃到一些鲜货。有次我主动帮配菜的去冷库里拿鲽鱼,顺便偷吃了里面的一个桂花糕。可能是有人打了小报告,老板从监控回放里确认了我偷吃东西后,马上下到后厨,连扇了我后脖梗子好几下。

挨罚和被扣工资也是家常便饭。一次负责配菜的同事跑过来提醒我,说我负责的热水器擦得不行,上面水珠太多,容易挨罚,赶快重新擦。我想着热水器呼呼地吹着热气不断,怎么可能没有水珠呢,就懒得再去收拾了。结果没有任何通知,当月工资就硬生生被扣了50块。工作中还有很多太过多细碎的事让我难受:看错单子,厨师多做了一款葱烧海参,给酒店的“补偿”还是从我工资里扣的,这让本不富裕的我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厨师长一直说给我“升职”去做配菜,工资给涨到3500,但很快又反悔嫌我切东西慢——做事时我只要手脚慢下来就是累了,想歇会儿而已,这有错吗?当时后厨有个配菜小哥,经常切排骨、牛肉等肉类,23岁就已经脊柱侧弯了,也还干着呢,连工伤都没申请,厨师长还在背后说他“比原来磨蹭了”。

小时候课堂走神,我想着风花雪月并非是高不可攀的,而现在面对血淋淋的生活,光柴米油盐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直呼难上加难。生活中的难处太多,比从小学到初中这些年加起来的作业都多。在学校时的作业,哪怕写得再烂,成绩再不好,我都能以视而不见、满不在乎的心态去逃避,闯出什么大祸都能人模狗样地混着,食堂顿顿饭都有很多肉,配上米饭,我能吃两大碗。可进入了社会,生活的难题要是解决不好,根本没有逃避的可能。解决不了问题,顶不住压力,到头来不单是自己痛苦,还要忍受别人乘以倍数的轻视。



3


2017年,我的工作环境和内心状态依然没有多少改善。我不想继续在后厨干了,顺着一家私人修理铺的小广告摸到了新东家,打算改行去修车。

这个私人修理铺就两间屋,里屋放工具,也留出了一些休息和吃饭的空间,外屋全都是待修理的老旧小汽车,最好的车也就是大众迈腾。修车厂的工作时间比较规律,也有很多技术活可以学习,我又觉得,或许成为修车的大师傅也不错。

我刚去是做学徒工,负责打杂,主要处理车胎漏气、换车门子等杂事,同时还在旁边一家洗车打蜡的店里兼职,洗车外身,一辆5块钱,几乎每天手都被染得乌黑。没实力就是这样,看着在转行业,实际上能做的都只是最低级的、基础的工作,但也并不能去怪谁。只是我没想到,学生时期叼着烟耍酷时最爱说的一句“社会语录”——“人不行,别怪路不平”,有一天会用来描述自己的处境。

刚修车时,大工教我制作“暗器”——那是在修车手套里藏着的、略小于手掌的一块铁片,上面斜焊着一颗钉子,手套会盖住它,只漏出钉子上一点尖,不仔细看手心处,根本看不出异常。检查轮胎时,我们左手拎着水壶往轮胎上洒水,右手边摸轮胎假装查看漏气口,边趁机用钉子刺破轮胎。这样,本来只扎了一个眼儿的轮胎,就变成了两个甚至三个眼儿,补胎费直接翻倍。这是件丧良心的事,但大工说,有了它,咱们就有外快了,20元变成40元、60元……多出来的钱就成了我们晚上的下酒菜。第一回刺轮胎的时候,我很紧张,再后来,无论身边围着多少人,我都能面不改色地把钉子刺进去。

在维修厂时间一久,我发现自己“学技术”的梦又一次破碎了。砸轴承,卸轮胎,拧螺丝,凡是力气活儿,均由我承揽,都没有丝毫技术含量可言。一次大工喊我拆发动机,我以为能学到些东西,结果只是被叫去拿着扭矩扳手拧螺丝,螺丝搞好后就支开我去换手刹线。我不动,站在原地看他修发动机,他也停了下来,开始玩手机,显然不太想让我看到具体步骤。刷了会儿手机后,他故意转身装作刚意识到我的存在,一脸诧异地说了句:“手刹线换好了?”这句话从他嘴里一出来,我顿感一阵寒意。我回应说“还没”,只是想看下发动机修理步骤。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也看不会”。就这样僵持着,他打发我去把发动机的传感器配回来,急用,然后摆摆手进内屋去沏茶喝了。我骑上电瓶车顺着南外环一路飞奔,拿到配件后记好账就火速返回,怕晚了错过学习拆卸步骤的机会,甚至以为大工会等我回去再修。

我回来后一看,等着我的工作只剩下拧螺丝了。这是一部奇瑞QQ,外观老旧,车内零件更是乱糟糟的,很难处理。我拧完发动机螺丝又开始换手刹线,还没处理好,大工突然喊我名字,快速跑过来“指导”:“呀呀呀咋搞的,来,你看看,这个发动机底下的机油螺丝咋不拧上呢?我这一加机油可好,全流走了,你说这算谁的吧?”我当时承认是自己疏忽了,但事后一想,或许大工就是要对我施压,让我认错为那260元的小桶美孚机油买单吧。

可还是得给大工帮忙做一些额外的活儿。他态度非常不好,我被繁杂的工作搞得已经很累了,忍不住怼了一句:“我帮你忙你得知道感谢吧,你得说我好。”他很生气地说:“你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被人说好的,让你干啥就干啥,哪来那么多废话!”这句话一下提点了我——“讨好”是打工人最大的忌讳,我一直以为讨好他人会换来包容和温暖,但实际得到的是相反的。

大工也不是一直脾气差,下班后没有工作时,他会挺亲切地跟我天南海北地闲聊。但一干起活儿,他就变了个人。这让我觉得,他“关心”询问我个人和家庭情况的话,全是在“打听”我,知道我“背景单薄”之后,就肆无忌惮地教训我。这种感觉让当时年纪尚小的我郁结难开,长大了才知道,人在利益面前有不同的面孔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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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汽修店老板常要求我半夜留下来加班,到12点才能回里屋睡觉,还没有加班费。这导致我白天工作时常常靠走神获得歇息时间。老板看出我的不情愿,西装革履地站在我面前“画大饼”,不断强调着:“这是个好机会,别老看干得多,干完了你懂得也多啊,你在其他地方根本接触不到这么多本领,赶快趁年轻好好学吧。”

我想辞职了。老板的态度让我心累,他哪怕是象征性地多少给点加班费或者买个夜宵,也算为我着想了。不过后来我也反问自己:人家凭什么为你着想,凭什么费力讨好一个学徒工?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杂活,换谁不能干?人家平心静气跟你说些洗脑的话,算是够看得起你了。

我原想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就离职,不过老板很聪明,没有答应。我盘算着辞了之后前路茫茫,就又继续干了一阵,希望能学到些什么也好。那段时间见我认真干活儿,老板把工资给我从800涨到了1500。家里时常也给我打电话,我告诉爸妈,我很好,吃的很好,这里的人也都很照顾我,不用担心之类的。放下电话,顺着和家人通话后的短暂温馨,我开始回想曾经对生活的幻想,然后意识到,它们就像我的过去一样,在我生活中消失了。

那年,同家族的表姐和表哥高考,一个考上了西安交大,一个去了哈工大。即便已经辍学,我也很清楚考上这两所大学意味着什么——当我跟同事谈论和处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时,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已经接触了外国的教授;当我满手油污洗不净拿着馒头吃午饭时,他们可能在为人生的后半段预备着充足的过冬“食粮”;当我为社会江湖讲义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真的在为社会做贡献了。等过年回家,总避免不了要见面,到时,我都不知道地缝能不能容得下我。

在这种心理落差和对比之下,我感到了自己的“落后”——学习学习不行,工作后房价高不可攀,工资却稳如老狗,被快速发展的社会狠狠地甩掉了不知道有多少回。我似乎只能日复一日地做着简单而费体力的机械操作,在五线城市做一个最为廉价的劳动力,作为最底层的工人被人吆五喝六,当着工具人榨取着那点剩余价值。

12月,大雪落在街上,身旁有情侣走过,不过那浪漫不属于我。打学徒工时间长了,我真有点撑不住了,本领没学上,被人当傻子用的时候也不说了,关键是一种暗无天日的感觉,很是糟糕。难道我一辈子就顺着这样的感觉走到尽头吗?每天身累,心更累。说起来竟有些讽刺——那个精力充沛的青年竟然累了。昔日,在教室里,我可是课堂上最欢实的“艺人”,一会儿客串郭德纲,一会儿扮演周星驰,在校内多多少少有点小小的名气;而在校外,我也叱咤过娱乐场所,拿着爸妈的辛苦钱喝过不算太贵的高端酒,是打过按小时计价台球的“高级别人物”,还能在网吧能熬着大夜包宿做夜猫子,在游戏里风头无两。

谁能想到,仅仅两年,那曾经灵动的眼睛就变得呆滞丢了神呢?

我是真累了。此刻历经社会磨难的我,真心想做出改变,想追求更高的学历,或者任意一种高新的技术,等积累了资本再干别的也好——不过这也是以后的事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做出改变。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得继续在生活中忍气吞声。



4


2018年9月,我在午休吃饭时打开QQ空间,灵魂又一次被震撼到了。初中同期的同学们都已高考完进入大学校园,发的动态是清一色的闲适:今天约个奶茶,明天吃个海底捞,吐槽校园某处设计太不合理,饭菜肉太多不利于减肥和大学里千奇百怪的活动……

放下碗筷,我走到修车铺附近的荒地上,正午的阳光刺眼地照着,天上晴空万里,我眼里所见却暗淡无光。毒辣的光,白到能点燃一切的辐射线,透过浅薄的单层玻璃,探进没有空调电扇的简陋出租屋里。我躺在地板上的床垫上,用一把大街上发小广告给的小塑料扇,时快时慢地扇着,我尝试睡觉,却止不住地流汗。墙上有一句我用烟头碾出来的字:“来人间一趟,要看看太阳。”

春节回老家过年,想到自己的工作几年也没什么起色,整个人也迷茫没有方向,感觉挺对不住爸妈。但是家里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是说有几个别人介绍来的姑娘,一听我还在汽修店做学徒工,就没下文了,再这样下去,没法找对象。

奶奶强烈要求我去旧城宝云寺找“大师”算命,我自己不信这些,但为了让家人安心,还是去了。“大师”打坐了10多分钟,打了个哈欠,说托菩萨看过我了,又看了看我的手相面相,问了生辰八字后,让我上了柱香,说要观察香灰形状。香烧了一会儿,大师就得出了结论:我是“童子”,得送走,即可化解各种不顺——他的意思,是要帮我做3个“替身”烧掉,要1200元。

我费劲巴力修一个月车才拿1500,他打个盹说两句屁话就挣1200?本着尊重他的“专业”的态度,于情于理我都有必要再追问他一下。一番交锋后,即便他说出花来,那些论断也都只是起个心理安慰作用。

我自己调整好心态,比什么都强。人生百般滋味,际遇和心境起起伏伏很正常,我还是得继续忍耐和熬着。

回家,亲戚聚餐时,姨夫有意介绍我去他所在的建筑集团内蒙分公司做钢结构技术员。他正需要人手,承诺找个懂行懂技术的师傅带我,让我边干活边学习。我很感激,敬了姨夫满满一杯酒,说还是想先自学一下相关知识、提升一下自己再过去。我半开玩笑地说着“别去了给衡水老白干丢脸”,心里知道,自己是受够没文化的滋味了。

春节后,我辞掉了修车的工作,回到之前工作的酒店做服务生。这次工资高些,每月2500块。家里帮忙联系了一个成人教育机构,在机构老师的推荐下,我报名了中央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费3500元,一年毕业。等读下来这个成人中专后,就达到报考二级建造师的最低门槛了。与此同时,我跟着网上的课程自学钢结构BIM建模应用,虽然实操还是得找份蓝图试手,但我感到生活在逐步走上正轨。

边学习边打工的日子里,打工居然不累了。教育机构的老师说我不用自己花时间刷课,后台会有人帮忙的。我很困惑,不学,考试能过吗?老师却打包票说绝对能过,最后都是考选择和判断题,而且不限制考试次数,不及格可以立即重新考,“就没有个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坚持自己刷课时,里面有些内容我听着很深奥,一度质疑自己的认知水平不够,连中专知识也看不懂。经历了两次重考后,我终于顺利结业,然后报了二建考试,但因为复习不够充分,没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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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开春,我入职了姨夫所在的公司,月薪3000,对于还“一张白纸”的我来说,真是不低了。工作的钢构厂位于城市的新区,往南不远是黄河,往北5公里左右是市区,再向北10几公里外就是土黄色的大青山。办公楼是装配式钢结构,共10层,每层平台梁纵向铺设楼承板现浇混凝土,用电插座全部在地面铺设在每个工位上。食堂一天3顿饭,宿舍在办公楼顶楼,外地员工可以留宿。

褪去了曾脏兮兮的迷彩修车服,之前的“大土猴”也干净了起来。办公楼整洁得像是没沾染过一丝尘土,人在这种环境下上下班,只会更爱干净。我对这份写字楼里的工作很珍惜,认真对待每一个任务,不计代价地加班。我知道相比别人自己没有什么优势,学历拖后腿使我在刚入行时不能很快掌握行业经验,只能蜗牛慢爬,有时别人三天就干完的活,我得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但我不敢快,忙中出错,错了更麻烦——逐渐熟悉业务后,我制图和反馈的速度是变快了,同时却也开始出错了。

到了10月底,内蒙已经相当冷,开发区还有5天就开始集体供暖。我穿上防寒服,打着哆嗦要从出租屋去马路对面的便利店买零食,但还没过马路就被一个电话紧急召回了,是公司的合伙人周总,说有个着急的活——甲方要建一个疫区临时粮仓,现在就差檩条没建模了,想今晚就拿到加工图,明一早安排生产。

檩条其实就是C型钢,属于主次结构之外的第三类构件。我打开电子版蓝图,看着五光十色的彩图,心想:这好办,数好数量,算好长度及孔位后用CAD(软件)画“详图”就行了,还建啥模型呀,不够费事的,再说建模也来不及了。

周总的微信消息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催命一般。凌晨时,他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最后叮嘱我:“小杨啊,一定得加班搞完呀,你不像其他人那样的,又不肯加班,又不以厂为家的,我对他们非常不满意的。小杨啊,我非常看好你,你是大有前途的,所以年底是不会给他们发奖金的,年底奖金周总在这里提前给你准备哈。”

我顺着电话表示感谢,挂断后继续计算檩条孔位。我加班有我的理由,其他人不加班也有各自的道理,毕竟他们学历、证书齐全,就算辞职,第二天就可能有公司平替招收,可谓无经济损失,自然对加班不妥协。我显然不具备跳槽的条件,我对公司只有一句话:我只有你了。

凌晨2点半,加班6个多小时后,图纸出来了。打包,压缩,发送,睡觉。

差不多一星期后,这批檩条送到了工地。不久,现场施工队却向周总反馈,说好多檩条孔位都穿不上螺栓,编号和蓝图对不上,太影响安装了。周总立刻打电话来问我:“你建的模型唻?”我只能说因为当时赶时间没建模型。周总批评了我,又说现在施工队安装不上,在现场急得跳高,误工费、吊车台班费都是损失,工期延误,甲方又要罚5万块的。

想着这一连串后果,我着实吓得不轻,赶紧回头看图核算,真的是有几种檩条孔位计算错误!是那天晚上着急忙慌,在输入数字时,把6打成9了——其实6和9分开单独打,怎么都错不了,但是和其他数字放在一起,比如8309、8306,就容易混淆看花眼,8和9在CAD上也易看花……我追悔不已——如果当时老老实实建模,就不会出问题了。

后来还是姨夫出面,给施工队和监理请客送礼,让施工队暗地里背着甲方业主直接把檩条焊接上了,没有安装螺栓。虽然不符合规范,但由于是临时建筑,这样也算是唯一的办法。但这一下,我被公司开了4000元罚款单,年底执行。

我郁闷地在罚单上签了字,发誓谨慎小心,永不再出错。姨夫收拾完烂摊子,心情一定不好,少不了“批斗”我,我也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他只是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别着急别着急,宁可慢也不出错,这次不建模是不对的,以后一定全部建模,谁再着急,催得再紧,也要建模。”

我连连点头,心中说不出什么感觉。但心里坚持一点,再出现错误是不行的,这极容易被打发卷铺盖走人。那晚我郁结难解,不单是为错误发愁,更是心疼4000元罚款——我一年的开销也没有这么多吧。

那晚我是用半斤多的二锅头结束的,结果第二天上班迟到1小时。

行吧,又扣50元。



5


2021年的家庭聚会上,我第一次有了点“衣锦还乡”的感觉。然而席间,姨夫将我图纸出错的事在饭桌上提了起来,我顿觉难堪,心中埋怨。

果然,听完事情原委后,我爸端着酒杯生气道:“这孩子再不听话、不认真,虎了吧唧的就削他。别人催就傻干呀,让他们等着去,管他姥姥的。”话音一落,里屋吃饭的姥姥往外屋看了一眼,表情略显茫然。我爸略显尴尬,赶紧用敬酒词盖过去了。

我以为等待我的又是一顿教育,姨夫却表示:“孩子是好孩子,犯错其实是成长,谁也会犯错,我二十好几那会儿给北京奥运赶工期焊临时小管廊,步骤搞错还焊塌了一个呢。人非圣贤嘛,错了就改,这不现在越来越好了嘛,有时候让孩子走走弯路不是坏事。现在啊,社会发展快,有些事当大人的都提前想不到,不能帮孩子提前预防,也只能事后诸葛亮,唉!”姨夫的这一句“唉”说进我心里边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点坦诚相待的温暖。据实论事,坦诚布公,把事情摊开了,铺平了,话说开了,情绪疏解了,我才能对错误怀有愧疚的同时,又有力量面对未来。一开始我极其反感姨夫在大庭广众下揭我短,可酒席没散我就想通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以及“大丈夫敢做敢当”,错了就不怕人尽皆知,改了就好了,耗费精力藏着掖着没有意义。

姥姥家走亲的聚会就像是对我的年度评比,好的鼓励奖赏,坏的批评纠正。对我这种好面子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制。只有面对自己问题的人才能进步。我初中辍学时就老想着,以后的日子过得不能比现在差,但在学校时,自己只是活在看上去光鲜的幻象里,甚至没有勇气面对中考的失败。现在在公司,我看到自己和很多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知识差距,也知道他们中很多人在暗暗孤立我、忽视我,很多人听说我挨罚了,高兴得就像中了彩票似的。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抵制通过亲戚走后门的我,我也理解,换我可能也不舒服。但不管怎么样,我能做的就是承认我的不足,认真地对待现在的工作机会,减少失误。

春节过完,3月1日,公司开工大会和年度价值考核一起进行。考核的奖项分为原材损耗、产能、返修、税务、配件劳保易耗品、工伤、成本控制、施工图纸八大类,涉及的岗位有财务、技术员、车间主任、质检岗位、油漆班组长、库管岗位、安全员、项目经理、后勤。我没有获奖,这在情理之中,但也进一步激励了我,我每晚学习钢结构专业知识到10点,然后给自己留出时间玩会儿手机。我这个“初中辍学生”也有了自己的学习方法,那些知识并不难,方法对了,事半功倍。记笔记很重要,但笔记不是抄写,完全回想所学内容后默写在本上、全部化成自己的文字,理解到的东西才会更深刻,工作中需要用到时,回忆起来也能更从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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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姨夫让我试着接触工程,我没在施工现场盯过工地,他美其名曰“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正好来现场积累一些实地经验”,但实际上,是他信不过别人。
名义上我是工地的技术员,但工程师老师傅们干活熟练得很,在工作中我们基本互不打扰。他们对我很友善,我想和姨夫是经理不无关系。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摘掉自己“走后门”的帽子,但有时候也不免“无耻”地感激这样的保护和机会。在现场,最触动我的是老师傅们的踏实,他们不懂理论,就是会做具体的工作。这也是我在之前的工作中缺乏的心劲,我不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初中没上完”的阴影,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人生选择和道路。
在现场,我开始频繁地要处理应酬。姨夫告诉我,迎来送往是天天都得做的。以我有限的体验和粗浅的了解,越是在传统行业,“饭局上平事”和劝酒的风气就越强烈。很多时候劝酒的人明知道对方不想喝酒,也知道喝酒对身体不好,但在这种场合下,“喝酒”几乎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潜台词是:“你不是有求于我吗,那你就得表达彻底的服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是投名状,也是让一些大佬开心的手段。
一次酒局,我喝了七两,姨夫快一斤,俩人都摇摇晃晃了,工程监理那方看把我们灌得差不多了这才罢休。两面三刀的酒,在瓶子里安安静静的,一进肚子,就翻江倒海让人吐。
那天回单位后,姨夫说起以前签合同跟人喝酒时,甚至有人让他学小狗舔酒喝。那会儿公司的业务少,没钱,尊严要不起,只有把人哄高兴了,合同签下来才算值了。姨夫看我酒量不算差,想让我以后帮他挡酒,但我着实不想喝。我不想为了挣些钱,喝坏身体,还是喜欢建模工作时的健康作息。

在这以后,姨夫也是尊重我,没再要我参与过工程人的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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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司的标牌上写着:“先别急着赚钱,先让自己变得值钱。工作并不需要你,而是你需要工作。”而我之前打荷的酒店职工标语是:“不准在厕所抽烟,违者罚款200!”

对很多人来说,这两句都是属于不会去关注的洗脑话语,但它们却总在提醒着我,这几年试错的代价和成长的改变。衡水是我的家乡,我在那里成长,但我不忍再看那些熟悉又压抑的街景。现在的我还是想远离自己那段蝼蚁一般的过去,除非衣锦还乡,不然我没法回去。

我的月薪已经涨到了6500,还有上升至8000的可能。虽然也要每天加班,还有很大的工作压力,但我感觉自己累对地方了,内卷?卷对了地方就不怕。现在的卷,不比修车强?不比打荷强?

7年之前,我16岁;7年之后的今天,我是“7”岁。很多想法并不成熟,但是没关系,我还有改的机会。希望未来再勇敢些,管它雷鸣下雨,无风就是好天气。

编辑 | 牛嘉宇     运营 | 龚禧     实习 | 崔袁


风 听 旧 事

我,一个处于

炮坑的假文化人,

庆幸没挨真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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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4 08:3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谜团重重的“圣母”男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偶尔 人间theLivings 2022-10-19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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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重新回溯了张军的过往,他“营造”的那个伟大的赎罪人设,开始变得合理而真实。至于我那些没有实现的“预言”和猜忌,也不能说是错误,如果让我给自己辩护,我会说那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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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20年春天疫情暴发那段时间,我和弟都被封在河南,他在商丘,我在南阳,各自守着一座停业的加油站,孩子都放在老家。生意停摆,人心焦虑,弟在那时候萌生了发展副业的想法。解封后,他回山东老家探亲,不久打来电话,说要接手一家烧烤店,询问我的意见。

那家烧烤店开在老家的镇上,上下两层,500来平米,虽说地方不小,但是位置太偏,镇上客流也有限,我劝他再想想。弟说去烧烤店核算过资产,转让费6万,等于白捡,而且租金便宜,换个招牌,雇上师傅,10来万就能开张。

见他满腔热情,我没再泼冷水,只是问他怎么兼顾加油站和烧烤店。他说邀请了一个朋友做合伙人,把烧烤店交给朋友打理,这样他就可以两头跑了。我问他“哪个朋友”,他说是以前在内蒙古认识的,叫张军,“军哥开过饭店,有经验,正合适”。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感觉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人。听弟的话头,对这个朋友挺认可,我也就没有多过问。

弟做过不少行业,交友广泛,但他嘴短心软,没少吃“朋友”的亏。我了解他的性格弱点,烧烤店试营业后,就跟弟妹通电话,叮嘱她多掌握一下烧烤店。结果从弟妹那里,我了解到更多情况,心里越发不踏实:

弟对烧烤店进行了一番装修升级,总账比预算超了近一倍,搞得手头十分紧张。而所谓的“合伙人”张军,没有投入一分钱,是拖家带口从外省过来的,带着2个孩子,一个9岁的男孩,一个7岁的女娃。张军夫妻俩分别负责后厨前厅,每月拿6000元工资,弟还许诺收回投资后,每月再给他们10%盈利分红。

对此,弟妹颇有意见——如果张军能把厨房顶起来也没问题,可是他并不会烤串,弟只能又花高价雇了个烧烤师,签了3个月合同。更让弟妹无语的是,弟同意管吃管住,让张军一家住进了店里,还帮他们小孩办入学,请客送礼花了3000多块,而张军从未有所表示。有次和张军两口子在店里吃饭,弟妹有意提了一嘴,却被弟转移了话题。回去的路上,两人为这事吵了一架。

弟的这种反常行为,让我大为不解,我怀疑他是不是欠张军钱。弟妹说,她有这么想过,问过才知道,反而是张军欠弟一笔钱,是早年弟在内蒙古做电料生意的时候遗留的欠账——我当年陪弟去内蒙古要过一次账,欠账的客户很多,我忘了那些人的模样,却忘不了内蒙古的冬天。

弟妹说,她打算结工资时,把这些费用包括以前的欠款都跟张军说清楚,一次还不清就从工资里按月扣。她一定会这么做,哪怕和弟打一架呢!

想不到,店还没做几天,家人之间倒先出现了不和。我对欠账不还的人没有好印象,给弟打电话,说出对张军的顾虑,让他谨慎合作。弟表示,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但他相信军哥的为人。我劝他不要天真,别忘了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弟不以为然,表示人都安顿下来了,只要能好好帮我们赚钱,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提醒他,不要因为外人而伤了家人和睦。



2


加油站恢复营业后,事情多,我不便离开。等能回老家时,弟的烧烤店已经运营了3个月。

那天是母亲生日,路上听弟说,生日宴安排在烧烤店,可我下了高速后,接到母亲电话,让我回村里老宅吃饭。

进了家门,见母亲独自在家,脸色不太好,我再三追问,她才打开话匣,跟我讲了和烧烤店有关的糟心事:

烧烤店开业第一个月,凭借活动,刚好“收支平衡”,到了第二个月,进账都不够发工资的。弟妹在县城一家商贸公司做主管,只能下班后去店里帮忙,弟要经常往加油站跑,一走就是好几天,店里的事务就由张军夫妇掌握。因为母亲平日除了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间很多,弟妹便请她去店里协管一下。

在母亲的描述里,张军老气横秋,少言寡语,他的女人叫陈婷,面无喜相,脾气乖张,根本不是会做生意的人,每当母亲出现在店里,她的脸色就变得又冷又硬。母亲心思细敏,知道对方越抵触她,背后就越有问题,于是就更加执着地去店里帮忙,结果真就发现了陈婷的“猫腻”——她报给弟妹的消费账单,有时候和顾客实际的用餐情况有差别。

母亲告诉了弟妹,弟妹去店里调取监控想要核查,还没有查出结果,就被陈婷看出了用意,和母亲吵起了架。弟妹劝开两人,没再查阅监控,事情暂时放到了一边。等到弟从加油站回来,不知道张军两口子跟弟说了什么,弟就让母亲以后别再掺和烧烤店的事情。母亲诧异又生气,把弟臭骂一顿,从此不近烧烤店半步。

母亲眼眶发红,说让她难过的不是张军夫妇,而是弟的态度。我听完心里也挺气懑——当初那么提醒弟,不要为了外人而伤了家人和睦,想不到这才多长时间,他就丢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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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完心里话,母亲的情绪缓解了许多。弟和弟妹也带着孩子们回来了。他俩带回来一桌子菜,后面还跟着一个提着酒箱的跛脚男人,以及一个抱着蛋糕的小男孩。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军,仔细回忆那次内蒙之行,确认我们未曾谋过面。他身材高大,却驼着背,头发稀疏,脸上了无生气,带着些病容。弟给我们做完介绍,他也说不出客套话来,只是露着干巴巴的笑容,眼神飘忽不定。

小男孩叫做宏文,身体细瘦,面相清秀,但是看起来心思沉重,像个时刻都在思考人生的“小大人”。他一步不离地跟在张军身旁,有些怯生。张军的手搭在孩子肩膀上,父子俩一言不发地坐在我们家人之间,气氛很是拧巴。

孩子们先吃饱了,就去一旁玩耍了,剩下我们几个大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有外人在场,我们家人之间也不能畅所欲言,张军也不自在,他几次目光望向我母亲,似乎想要说话,但见母亲不用正眼看他,他的目光又数次落下。

有一阵儿气氛安静下来,大家都在吃菜,张军突然起身向母亲祝酒,磕磕巴巴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把整杯白酒一饮而尽。我们很意外,有些尴尬,母亲也是,脸上的表情舒展不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算好的,然而张军坐下没一会儿,脸色先是变成红色,又褪成惨白,一阵剧烈咳嗽,额头开始冒汗,突然倒了下去。

一阵惊慌失措,我和弟送他去了医院。到了才知道,原来张军感冒吃过头孢,还好是两天前服用的,不然可能要出人命。我们刚擦了把汗,陈婷过来了,铁青着脸问明情况,闯进病房对张军一顿斥责。张军虚弱地躺在床上,闷声不吭,倒是站在床边的宏文,气鼓鼓瞪着陈婷,像是有仇一般。

我们没有掺和,交完医药费回去了。家里的孩子们吓得不轻,母亲也是心有余悸。好好的生日宴被破坏了,大家心情都不好。

弟解释说:“军哥来了这么久是第一次喝酒,也是想表达心意。”

看他还在维护对方,我心里来气:“他可能就是想要这个效果,演戏罢了。”

弟怪我把人想得太坏了:“蛋糕是军哥订的,菜也是人家做的,就为了借这个机会给咱妈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

眼看我们哥俩激动起来,母亲摆摆手,离开了座位。她累了,回去了房间。

多少年了,这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红脸。冷静下来,我俩决定去宵夜摊好好聊聊。说到烧烤店现况,弟坦承生意不如预期,也挺苦恼。他也交代了实话,陈婷的确在账单上动过手脚,贪污了1000多块,被点破后,很快就补了回来。

他说,陈婷和母亲吵架那天,张军给他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提出辞行,说管不了陈婷,只能带她离开,以免伤了大家的感情。两口子打包了行李,就等给孩子办退学。他问张军准备去哪儿发展,张军也说不出个计划。

静下心来,弟觉得这事只是“女人家的小贪欲”,既然已经弥补了损失,念在两个孩子需要安稳的生活,就又让他俩留了下来。

我说人家是两口子,“你怎么确定这事和张军没关系?”弟说,张军和陈婷是“露水夫妻”,两人只是各带个孩子搭伙过日子——这是他在给孩子们办入学时知道的,宏文在张军的户口下,女孩娇娇在陈婷户口下。

这让我想起病房里宏文的眼神。但这不能证明什么,我还是不能理解,弟对张军为何这么宽仁,想知道两人到底有什么交情。

“那你还记得吧,那年咱们去宁城要账,有个失踪的老板,那人就是张军……”



3


2009年,弟20岁,在赤峰做了2年的五金线缆批发生意以失败告终——下游零售客户欠他一堆账,他欠上游批发市场的老板们一大堆钱。到了冬天,几个上游的老板不断催款,还有一个老板放话要起诉。于是弟决定去内蒙古要账,担心他的安全,我就陪他一起去了。

到了宁城,打开账本,大大小小欠账的客户30多家,分布在各个乡镇。我们买来一张地图,按路线做好标记,花了几天时间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受尽冷脸,只结了几笔小款。

心情沮丧,旅馆里歇息一天后,我俩打起精神,决定重点回访欠款上万的客户,拿下一家就算不虚此行。

其中有一个大客户,欠款3万多块,所在的乡镇距离宁城最远,快到了敖汉旗。弟说这个客户挺有钱,“人也不错,有很大希望可以结款”。但去了3次,店都没人,手机也关机。向左右邻居打听情况,人家得知我们是来要账的,都讳莫如深。

最后,弟从派出所耷拉着脑袋走出来,告诉我,店老板失踪了,这笔账没希望了。

我俩都很无力,顶着大雪往宁城返,在车里谁也没说话。走到半路,卡车抛锚了,弟抱起一块石头,把车头盖子砸了个大坑,红着眼睛说:“要不是你跟着,我会去抢银行!”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能告诉他,我们还年轻,天无绝人之路——实际上,我脑袋里也有这种念头。

我俩带着要来的万把块离开了宁城,回老家找那些老板们求情。从那以后,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宁城那个寒冷的伤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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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张军就是当年那个失踪的店主,我不禁感到离奇,同时也涌来更多厌恶——要知道,当年因为那些欠账,我们差点走上绝路。

弟说,他那时也恨张军,不过这恨意没保持太久,因为后来张军又有了音信。

那年的除夕夜,弟给宁城那些欠账的客户挨个发了拜年短信,没有人回应。过完春节,有一天,弟忽然接到张军的电话,让他尽快去趟宁城,如果他还想要账的话。

犹豫一下,弟就叫上两个朋友去了宁城,直奔镇子,到了地方,发现那家店铺敞着门,货物已被清空,只剩下货架。门口等候许久,张军终于拄着拐杖出现了。弟看了好几眼才认出来——张军以前身形魁梧,样貌富态,但眼前的男人却是形销骨立,面容憔悴,看起来老了十几岁。

坐下说话,张军告诉弟,自己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花光了积蓄,门店生意也荒废了,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院封了房子和店铺。前几天他还能以货抵债,可惜弟来晚一步,店里的货已经被另一个供货商拉走了。

话没说完,法院的人就拿着封条出现了。他们都被请了出去,张军把钥匙交出来,一瘸一拐走出门店,带弟他们去了藏身的地方——镇子边缘一处停工的工地里。这是张军一个朋友的恩惠,让他在这里看门,每月2000块。走进一间铁皮屋,张军从床铺里拿出一沓钞票,是上个月的工钱,交给弟,说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

屋里冻得待不住,抽了半截儿烟,弟就拿上钱走了。车开出老远,弟又突然折返回去,把钱还给了张军。张军很意外,写了一张欠条让弟带走,叮嘱说,两人以后不管谁换了号码,都要通知对方。

弟说,虽然那次没要到钱,但心情却比上一回来宁城轻快。回去的路上,他给张军发了条短信,说以后有过不去的坎儿就来找他。

我不解他返回去把钱还给张军是出于什么心理。弟说,2000块钱对他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但那可能是张军过冬的钱,还不如索性做个好人,就当是一笔“人情投资”。我摇着头,佩服他真“伟大”。

那次一别,两人就没再联系,过了一年,弟换了手机号码,打给张军,发现他手机欠费了,给他充了话费也没有打通,就把这个人“放弃”了。直到2013年夏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到张军的声音,才又重新想起这个人。

张军告诉弟,他被人骗到山西黑煤窑做了2年半苦力,没有人身自由,差点死在里面。直到黑煤窑被政府取缔,他才被解救出来,一出来就通过来电记录找到弟的号码。他身无分文,想借1000块渡过难关。当时弟在北京卖熟食,手头宽裕,就给他转了2000块。弟说,当时也有“赌”的成分,抱着最后一次帮张军的念头,反正钱也不多,如果这个人再消失,就当自己瞎了眼。

张军没有再失联。那年秋天,他出现在北京,和弟见了一面,说要先去衡水办点事。此后两人没再见过面,只偶尔逢年过节发个信息,知道人还在。一晃7年过去,疫情之后,张军又联系弟,想再借点钱。弟正好需要人手做烧烤店,得知张军开饭馆赔光了钱,无业可做,便让他过来,以合伙的名义一起创业了。

弟说,凭他这些年接触人的经验,他认为张军是个好人,只是命运不济,“假如他没有良心,恐怕早就跟我断联了”。

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弟不是“菩萨转世”,那就是脑袋迷糊了。我问弟:你们中间有很多年没有实际交往,张军经历过什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谁也摸不清楚,怎么就能断定他是个“好人”呢?你所谓的“好”,无非就是张军当年“主动还账”这一件事,后面的几次,都是张军向你索取帮助,而从来没有回报过你什么,又何谈“良心”?

弟被我问住了,脸色僵硬起来。

我又想起弟妹之前说要把张军的欠款从工资里按月扣除,问弟有没有那么做,他摇头。

我说单凭张军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兑现那笔欠账这一点,就很难说这个人值得交往。我提议可以试一下,每月给张军扣笔钱,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弟神情怏然,目光落在酒上,沉默起来。我能看出来,那眼神里含着没能说服我的沮丧,也带着许多思忖。



4


那天从宵夜摊回到家,想起弟的失落神情,我也反思了一下——也许我不能仅凭不愉快的印象,就去否定弟认定的人,如果连我也公开抵制张军,只会让弟更难堪。

次日去医院里再见张军时,我在态度上很尊重,也随弟称他“军哥”。他应声的时候很是恭逊,这一点挺让人舒服的。那会儿我觉得,弟可能就是被张军的这种恭敬的姿态给迷惑了。我不能说那姿态是佯装出来的,但一想到张军比我们年长一轮,又曾经是个小有辉煌的老板,就感到不踏实。

隔天是周末,我带孩子们去烧烤店参观。店里的环境确实比以前上了档次,可惜白天没客人,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

张军一家住在二楼一间封闭的包厢里,房间收拾得挺整洁,最大的家具是一张床。我想象不出来,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是怎么挤在上面的。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我也有些羡慕,张军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个女人不舍不弃——陈婷脾气不好,但十分年轻,不知道张军身上有什么本事。

楼上楼下回荡着孩子们的欢闹声。我儿子和2个侄女,跟宏文兄妹俩相处得很开心。宏文比我儿子大1岁,在这次我回来之前,两个男孩就已经是好朋友了。我跟小家伙询问学习情况,他爱答不理的样子,弟告诉我,宏文听力不好,不爱说话,但是很聪明,会玩各种棋。

上次生日会我对这孩子并未太注意,这天细看,却发现他的五官跟张军简直连相仿的地方都没有。我觉得蹊跷,又仔细从宏文的年龄推算他出生日期,心里不觉一惊——那时候张军正在黑煤窑里。

我觉得这张军周围真是处处是疑点,便问弟知不知道内情。弟皱皱眉,悄声说:“宏文是军哥收养的孩子,具体怎么回事,他没有多讲,我也没有细问。”

我挺意外,感叹这孩子命苦。不过看到张军对他很是上心,一会儿听不见动静就会呼唤寻找,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

我对张军的过去更加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弟下去忙了,我也没再向他多问。看着宏文在教我儿子下象棋,我想,如果张军两口子能一直留下来,等孩子们长大了,倒是也会成好哥们儿。

可晚上看到烧烤店生意冷清,又意味着这个远景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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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议弟趁着夏天还没过去,赶紧把烧烤店转出去,不然到了冬天生意更难,损失更大。我知道,弟已经进退两难——商丘的加油站效益不好,不久前因为税务问题还被罚过一笔款,几个月的利润清了零,南阳的加油站还能稳定进账,那是我们最后的“钱袋”,也是我一直守在站上的原因。

我提醒弟,商丘加油站和烧烤店之间必须放弃一个,不然两边都难做,我们耗不起。他表示再等等,会做出选择。

晚上忙得差不多了,坐下跟店里人吃工作餐,张军两口子同坐。陈婷拿来半瓶白酒,跟我们说是客人剩下的。她给自己倒酒,倒了一半又停下,问我和弟要不要。我们要开车,都摇头。她就把酒杯倒满,举杯独酌。她看起来是个自我又高傲的人,年纪应该跟弟妹差不多大,脸上没化妆也有几分姿色。

我很纳闷,她和张军之间没有血缘纽带,目光里也没有爱情的光芒,她又为何甘心委身于一个贫穷的老男人呢?她喝酒时流露出来的落寞的眼神,使我对她和张军之间的故事,多了几分联想。



5


2020年秋天一过,弟就从商丘加油站退出股份,专心经营起了烧烤店。我再回家已是牛年春节。

那次回家,我对张军有了些许改观。听弟妹说,张军在9月份私下向她提出每月扣3000块——2000块作为以前欠账的还款,1000块当作他们一家人在店里的吃喝费用。他能有这个表态,很让弟妹心里舒服,所以每月只扣他2000块。

陈婷的变化也不小,眼神虽然还是无光,脸上却有了妆色,长发剪成短发,看着比以前有气质多了。我去店里几次,看她招呼顾客时挺热情,和院里的邻居也处得不错,有了喝酒的朋友。

看起来,这两人是真“以店为家”了。

除夕夜,弟带着醉意,神秘兮兮向我透露,说正在研发一道“主打菜”,如果成功的话,烧烤店一定会火起来。看到他目光里迸射着光,我也挺期待。

回南阳后,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收到一只包裹,拆开后是两只真空包装的烤鹅。打开品尝,一嘴惊艳。弟打来电话,骄傲地跟我说:“这就是我研发的‘主打菜’,已经在店里试卖了挺长时间,很受欢迎。”

到了夏天,烧烤店举办周年庆,我抽空回去了一趟,家里人的脸上都挂着明亮的喜悦。弟告诉我,自从推出烤鹅,很多顾客从县城慕名而来,人手忙不过来,弟妹就邀请了谭哥过来协助。

谭哥是弟妹的舅家表哥,在我的见证下,他们明确了合伙关系:烤鹅从烧烤店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生意项目,弟占六成股份,谭哥占三成,剩下一成作为干股留给张军。听说张军不投钱,谭哥眼神放光,表态要占四成,弟没有争取,同意了。

谭哥离开后,弟让张军别有想法,说会从自己的股份里给他分一成干股。张军摇着头,表示自己无所谓分红,弟能赚到钱就好。陈婷也说不在乎,“你们赚上100万,我们不也才分10万嘛”。

我在远处看着这两口子,觉得他们并非对分红无所谓,而是不看好烤鹅生意能做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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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烤鹅专卖店在县城亮相了。通过前期的口碑积累,加上线上线下的营销活动,生意迅速火了起来,2个月不到就收回了开店的本钱,有了不少盈余。

这个结果超出了所有人预期,给了弟很大信心。过了中秋,开分店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分店开业后,生意依旧火爆,弟很快把烧烤店停了,一楼全部改成厨房,专做烤鹅生意。张军两口子一起负责烤鹅出品,没有底薪,出品一只鹅提5元,加上匀出来的盈利分红,算起来每月至少能得上万块。

收入增加了,按说应该开心,然而陈婷却面若冰霜,张军也是鲜有笑脸,见面打招呼时很少再有那种恭逊谦卑的姿态了。

我有次回家时察觉到两人的异样,心里很不踏实。后来去店里闲坐,听清理生鹅的小时工大姐说,张军两口子经常在楼上吵架,通常是陈婷骂张军,而张军总是逆来顺受。

我问大姐,两人一般因为什么吵架。大姐说多是一些小事,有时候因为孩子,有时候因为钱。陈婷经常向大姐吹嘘自己以前多么风光,有多少男人追求,最后选择张军,是因为受了他的欺骗。很多时候,张军就在现场干活儿,像个聋子一样任凭自己的女人向外人揭短。大姐觉得张军很窝囊,“摊上这么个女人,这辈子算完了”。

我也觉得陈婷嘴上没把门的,换作其他男人不可能这样忍受。不过,这似乎也能证明陈婷说的是真话——我更加确定张军善于伪装,一定还有另一张面孔。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我的判断。

有一天去店里,大姐说张军两口子又吵架了。“不过今天是张军骂陈婷,并且动了手!”大姐笑着说,“想不到窝囊的男人也硬气了一回,打完就开车走了。”我问因为什么,大姐说好像是为孩子的事儿,具体没听清楚。

我往楼上去,听见茶室里有动静,进去瞅了一眼,见陈婷瘫坐在沙发上,鼻孔塞着卫生纸,嘴巴眼角都是青紫。我赶紧退了出去,想着半路夫妻为了自己的孩子都够拼的。

张军半天都没有回来。晌午,我接到弟的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宏文早上跟妹妹闹别扭,被陈婷揍了一顿没去上学,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张军已经报了警,弟让我也去帮忙找找。

我立马开上车出去在镇上转了几圈,网吧台球馆都没发现孩子,正犯难,接到一个做辅警的同学的电话,约我去喝羊汤。接上同学去羊汤馆的路上,他跟我透露了一个关于张军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晚些时候,我收到信息,说宏文被民警找回了——原来小家伙走田间小路去了县城汽车站,要坐车去找姑姑,被司机发现后交给了车站民警。

回到烧烤店已是晚上,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张军正在楼下用长条桌铺床,宏文垂着脑袋站在角落。我进去看了一眼,想跟张军问点什么,见他脸色阴翳,便把嗓子眼里的问题吞进了肚里。

到家后,我睡不着,约弟出来见面,犹豫再三,讲出了辅警同学告诉我的事:张军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做接警登记,发现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被识破后,他才又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警察把他的身份输入系统,就跳出了他的犯罪记录——他曾因非法持有枪械罪,蹲过2年半监狱。念在他着急找孩子,派出所把他放走了,但是也把他作为“重点关注人员”登记在册了。

弟没有惊讶,派出所已经找他问过话了,他也承认了,张军说过谎——在失联的那2年多里,张军并不是在黑煤窑里做苦力,而是在铁窗里蹲大狱。可弟依然嘴硬,说这是个人历史,不管张军以前做过什么,至少没有伤害过他,现在也没有伤害我们。

我想弟弄错了重点,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这个男人。我把陈婷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事说出来,告诉他,这个男人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无能,翻起脸会非常心狠。我又劝他留个心眼,做好张军跟我们散伙的准备——我一直有这种预感,而且,我更担心若真散伙,张军会不会对弟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6


2个月后的冬天,我的预感应验了。有天我正在加油站的洗车房里擦车,收到了弟妹的语音信息:张军两口子要和别人开店,弟和他们闹翻了。

我好像听到弟的脸上传来一声耳光,扔掉抹布就启程回家。

回去见到弟和弟妹,听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天早上,陈婷发信息约弟见面,说有事要谈。弟以为两口子又吵架了,等到去了烧烤店,见两人还在一起干活儿,心里就感觉不对劲。后来去茶室坐下,两人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神色。犹豫许久,才由陈婷开口,说对面开幼儿园的王老师接手了一家火锅店,邀请他们合伙,每月8000元工资,再加四成干股,他们决定接受这份好意。

王老师是镇上有名的人物,50多岁的老鳏夫,名下有2家幼儿园,还在镇小学挂着职务。他以前是烧烤店的老主顾,隔三差五就有酒局,对弟也是拍肩搭背、称兄道弟,当初给宏文兄妹办入学时,弟还找他帮过忙。

弟看向张军,张军目光闪避,一直低着头不说话。陈婷就说开店的事张军不清楚,是她和王老师商量好后告知他的。

弟不想再多问,压抑着怒火,说既然王老师开这么好的条件,他也不反对两人离开,不过他请两人考虑清楚,在镇上开火锅店恐怕不赚钱,要不然上家也不会转让。

陈婷说,不光经营火锅,“还会加上烧烤和烤鹅”。

听到这儿,弟才明白,这女人其实是在通知他,他们要和别人去做烤鹅生意了。王老师有财力,人脉广,他一旦做上烤鹅生意,肯定不会止步火锅店,如果以后也开分店招加盟,走我们的路线,势必会成为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

弟被气笑了,问:“如果不同意你们做烤鹅会怎么样?”

张军闷头不语,陈婷也不客气了,托出了老底儿,说他们已经把菜单做好了,“烤鹅是火锅店的主打菜,非做不可”。

这下,弟被气炸了,跳起来拍着桌子让张军说话,张军依旧沉默,弟“啪啪”给了自己俩耳光,骂自己瞎了眼,带着愤怒离开了烧烤店。

回到家,弟黯然神伤,弟妹好声追问,他才说出原委。弟妹气得马上要去烧烤店找张军两口子,被弟拼命拉住了。弟妹心里堵得难受,很快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谭哥和我。谭哥知道后带人去了烧烤店,张军两口子已经走了,谭哥不知道两人住址,只好给张军发了威胁信息。

赶回老家后,我冷静下来,让弟马上去把烤鹅配方申请专利,以此来阻止张军。弟却说就算有专利也没实际作用,张军可以在配方上稍作调整和改进,烤鹅的口味也就大同小异,打官司赢不了。而且,之前研发烤鹅的时候,张军提过不少建议,配方也有他的功劳。

弟面若死灰,身体陷进沙发里,虚弱地喘着气。弟妹没再叨扰,让我们早些休息,明天再想办法。

爬上床,我给张军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我连夜回来了,明天找他谈谈。很意外,他发来了回复:“大哥错了……”

我把聊天截屏发给弟,弟也给我发来信息,说张军承诺不做烤鹅了。我告诫弟别被他迷惑了,弟问那又能怎么办?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有了新主意——既然张军已经答应不再做鹅,那就趁机和他签个“竞业协议”,用法律合同封住他的手,哪怕往后拖个一年半载,给我们时间把周边市场覆盖住,到时候他们就算想开展烤鹅生意,也会掂量掂量。

弟也觉得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于是,第二天我们草拟一份“竞业协议书”,带去了烧烤店。

说实话,我和弟当时心里都没谱儿。张军口头上有了承诺,但如果他看完协议书不签字,那就意味要撕破脸。想到那个场面,我心里就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个曾经玩过枪又坐过牢的人,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我们走进了店里,张军独自在厨房里干活儿。弟过去帮了会儿忙,完事后,我把两人叫到了楼上的茶室。

关上门,坐下来,和我想象的不同,张军面色和悦,眼神里看不到冷光。我忽然想起年夜饭那天两家人欢乐开怀的画面,心里很是感慨。叫他一声“军哥”,我告诉他,我预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但绝没有想过会是今天这种场面。

我说:“你面前的这个人,我的弟弟,一直把你当作老大哥看待,甚至为了维护你们这一家,和老婆、亲妈,还有我这个亲大哥,都吵过架。你有没有想过,你这辈子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兄弟了?对他来说,就相当于胸口被最信任的兄弟插了一刀,能不伤心吗?”

弟抽噎了,张军满面涕泪,说自己也不想走,只是做不了陈婷的主,活得无奈又压抑,云云。

我保持着冷静,趁他眼泪没干,拿出竞业协议书请他过目,没意见的话就签字画押。他看也不看,立刻就要签字,我有点意外。弟抹掉眼泪,叹了口气,也签字画押。我想起张军以前用过假身份证,又让弟在名字后面写上身份证号码,再让张军补上。张军没有迟疑,留下一串数字。

我把协议书拍了照片发给张军,原件收进包里,对他说,其实这就是一份“君子协议”,如果他以后反悔,我们也不会真的跟他索要50万赔偿。不过我提醒他,王老师不可能像弟这样把他当兄弟看待,多些提防,别被老头利用完扔掉,“如果哪天遇到了难题,请记得我们兄弟还在,随时欢迎他回来”。

张军又流出泪水,紧紧握住我和弟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离开了烧烤店,我和弟都松了口气。我看着协议书,觉得别的没问题,就是需要查一下张军的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弟说不必了,肯定是真的。我提醒他不要被张军的眼泪欺骗了,那家伙哭起来像个演员。弟怅然叹息,不再说话。

之后,张军和弟妹办理了交接,把烧烤店和工具车的钥匙交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我落实了身份证号的事,回了南阳的加油站。

没多久,火锅店开业了,王老师请弟和弟妹过去吃饭,席间又聊起想要卖烤鹅的事,弟没有同意,王老师借着酒意说了一些气话,不欢而散。弟妹很担心张军不会遵守协议,打电话问我,要是王老师逼着他做鹅怎么办,我说这就全在张军的选择了,我猜大概率这个人会失信于我们,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吧。弟妹叹气,说弟不这样想,还跟张军有联系。我说,那他就等着再被打脸吧。

可没想到,这次被打脸的是我。



7


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开春,弟要接手一家小型食品厂,让我回去帮他看看。可在我到家之前,他就谈妥了一切。我又看到了他当初接手烧烤店时的冲动,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只能表示鼓励。

不过,转而听说他要请张军来厂里负责生产,我的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这人早已被我在心里判了“死刑”,我以为再也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了,想不到弟还没长教训,我问他脑袋是不是中毒了。

弟让我别急,告诉我我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

火锅店开业当天,他和王老师谈红了脸,事后老头要求张军做烤鹅,张军就把竞业协议的照片摆了出来。王老师看完协议书气得够呛,却也无可奈何。

火锅店开了1个多月,过完年,老头又劝说张军把烤鹅手艺教给他在邻市的一个亲戚,说这样就可以规避竞业协议了,张军拖了许久,最终也没有答应。陈婷为此和他闹起了别扭,把他和宏文赶出了房子。张军带着儿子无处可去,便又联系了弟,弟就让爷俩又回到了烧烤店暂住。弟妹、谭哥听说张军和陈婷不可能再和好了,也都同意张军“归队”。

听完这些,我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没再接到弟妹的电话。看来是我把张军想错了,他还是有点信义。但我还是有疑问——当初张军可是受了陈婷的撺掇才离开我们的,现在又怎么轻易和陈婷分道扬镳呢?

弟说他也说不准,不过有传言说王老师和那女人有私情,可能张军也发现了,所以才不配合老头,最终离开了他们,“要不然,为什么陈婷还被王老头留在火锅店呢?”

后来我去镇上帮忙搬家,特意绕路经过火锅店,停下瞅了一眼,远远瞧见陈婷烫了头发,衣着洋气,坐在窗前嗑瓜子,俨然一副老板娘派头。

随后来到烧烤店,见到了正在搬东西的张军,晃眼望去,发现他又消瘦了许多。看见我,他露出笑容,喊我名字,我过去和他握了把手。后来一起干活儿,看到张军很卖力,累得气喘吁吁,我也接受了他的重新归来。

想到我们都是单身父亲,领着一个孩子,我便想趁几天后我儿子过生日,邀请他们父子俩聚聚,跟他交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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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食品厂事情多,张军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等到我儿子过生日,他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只派了宏文做代表。

几个月不见,宏文长高了不少,但是面黄肌瘦,脸上没有笑容。小家伙没有空手来,把自己钟爱的炮子枪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儿子,儿子拿着枪啪啪地跟我炫耀。我让儿子也挑样玩具送给宏文,那孩子却摇头拒绝。我请他不要客气,叮嘱两个孩子以后要做好兄弟,并说等他过生日,会订一个大蛋糕。

我俯下身问宏文什么时候过生日,他说在下雪的时候,不过又耷拉下脑袋说“不喜欢过生日”。见他的模样很让人心酸,我摸摸他的头,忍不住问他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他揪着衣服角说:“陈婷就是我妈妈,但是她不喜欢我。”

我心里一震——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到更让我不寒而栗的话。

“长大了我要杀死她。”宏文用淡淡的语气说。

屋里其他人也听见了这话,都安静下来看着宏文。我马上冷静下来说:“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不然会被关进小黑屋的。”

小家伙再也没说话。

等送走了他,我问弟:“宏文到底是谁的孩子,不是说抱养的吗?”

弟说,宏文的亲生母亲确实是陈婷。我很是迷糊,弟说这是以前张军无意中说出来的,至于背后的故事,他也不清楚。

当晚和儿子一起睡,他把炮子枪放在了枕头边上。我把炮子枪拿走了,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宏文的脸庞。虽说童言无忌,但现在的孩子心智早熟,他已经10岁了,真不想看到他几年后变成一个“弑母杀手”。我更想找个机会跟张军聊聊了,关于孩子,关于我心中的许多疑惑。

厂里的工作一切就绪后,张军又病倒了。弟多雇了2个工人,减少了他的工作量。我看张军的面色,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想让弟跟他说说,别干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可弟还没来得及讲,张军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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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3月10号,晚上在食品厂的小厨房里,张军安排我们坐下。他说以前都是我们请客,今天作为老大哥,他也坐一回庄,炖了几斤羊蝎子,配了一瓶老汾酒。

他拧开盖子,给我们倒上酒,自己也倒了一杯。吃了没几口,响起一声抽泣,抬起头,泪水从张军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他放下手里的肉,埋下脸哭出了声。我们停下来,不安地望着他。

哭了几声,张军忽然起身出去,往隔壁瞄了一眼,回来把厨房门关紧,回到座位上。我明白了他在担心什么,厨房隔壁就是他和宏文的卧室,那孩子还没有睡。

他抹掉眼泪,说:“今晚这顿饭是为了表达歉意。”

弟问他怎么了,张军摇着头,眼泪又掉下来:“对宏文,我已经力不从心了,再这么下去怕会害了孩子。所以,要跟你们辞行了。”

张军带着无奈的叹息,说以前不常关注宏文的思想,最近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到孩子的内心想法,他怕了。昨天夜里他烧了日记,还打了孩子,可是非常后悔,想起来,他认为这一切都怪他自己,如果当初没有带着宏文跟陈婷生活在一起,也许孩子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没说日记里具体写了什么,但我能猜到大概内容。

不过我还是糊涂,再次向他确认:“宏文是陈婷的儿子吗?”

他叹口气,点了点头。

他看着弟,说过去有些事情确实没有说实话,因为不是光彩的事,还有些事情,是他这辈子都不敢碰触的回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夹,打开来,从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是一张合影:他,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他自己没有看,把照片背面朝上放在桌上,告诉我们,照片里是他的发妻和亲儿子,而亲儿子,因为他的过错不在了。

话音落下,房间里一阵寂静,我和弟僵固在座位上,看着他。

他拿了支烟,点燃,抽了几口,烟雾和着泪水从鼻孔淌出来:“我有罪。”



8


2001年春天,24岁的张军和结发妻子走进了婚姻。两人在深圳恋爱2年,感情十分甜蜜。妻子是四川人,学历比他高,工作也体面,但为了爱情,不顾家人反对,坚定地追随他回到内蒙古的小镇。

张军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带着妹妹嫁到了赤峰市,家里只剩父亲留下的一套老宅。张军出去打工早,在工地学会了装修手艺,也存了一笔钱。他用这笔积蓄修缮了老宅,夫妻俩有了温馨的小窝,儿子也出生了。

张军的母亲身体不好,赤峰距离宁城也远,没法帮他们照看孩子。但妻子天性乐观,毫无怨言,独自承担起养育孩子的事,让张军放心地出去赚钱。照顾妻子出了月子,一心想让母子俩过上好日子的张军就回到了工地,可装修工地粉尘多污染重,他疏于防护,肺出了毛病,花了不少钱,治愈后身体素质大不如前。妻子心疼他,不让他再回工地,拿出了自己在深圳工作时攒的钱,让他去开门市。

张军知道妻子这笔存款是她给自己和孩子留的“保险钱”,能把钱交给他,就说明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依靠。妻子让他放心做生意,说如果赔了,娘俩儿也能吃咸菜。

2004年春天,张军买了一辆面包车,在镇上开办了一间小门市,主营水暖五金,兼接室内装修。那时候镇上还没有开发,盖房子的也不多,门市开起来少有顾客。几个月后,生意没有起色,妻子也看出了他的窘迫,但没有抱怨。没过太久,妻子就通过QQ聊天的方式,谈到了一个水暖改造的单子——那是位于敖汉旗的一家老宾馆,老板刚学会网络聊天,妻子是他的第一个网友。

张军心里有些膈应,但待他去了敖汉和宾馆老板一见面,就完全打消了顾虑。那是个60多岁的老伯,很热情,也很正派,那项工程在愉快的氛围里完成了。而且老伯还成了他们的贵人——宾馆改造完工后,老伯很快又给他们介绍了2个工程,加上妻子在网上联系的其他活儿,冬天还没到,他已经赚回了妻子拿出来的本钱。

那年春节,张军带着妻儿去拜访老伯,无儿无女的老人把张军妻子认作了干女儿,还给孩子封了一个大红包。后来,老伯病了一场,干不动了,把宾馆以很低的价钱盘给了张军妻子,2年不到,老人在医院耗尽积蓄,撒手人寰,他们给老人送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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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受了老人在天之灵的佑护,张军和妻子的事业也在那时候走上了正轨——镇上搞商品房建设,他接到了其中2栋楼的水暖装修工程;敖汉旗搞旅游开发,妻子的宾馆生意也越来越好。不到2年,他家成了镇上的“首富”——至少牌场上的人们是这么传言的。

张军发福了,酒量也大了,天天被狐朋狗友恭维,牌场上出手阔绰。他起初玩牌是为了消遣娱乐,后来经常赢钱,就觉得自己赌神附体,没想到被“朋友”下了套,一夜间输了几十万,还押上了车,几乎是光着屁股被赌场的人送回家的。妻子见到赌债欠条,二话没说就去取钱还了账,先把车赎了回来。在把车钥匙交给他之前,妻子让他写了一封保证书——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就是离婚。

张军写了保证书,心里却因妻子用离婚的话威胁他而觉得“不平”。他看到妻子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像个女强人,越来越不需要他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她心里的分量和地位。

2008年秋天,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旅游,在鸟巢广场的人群里拍下了那张合影。在那之后,张军和妻子因为去哪儿吃饭吵了一架——妻子订了一家川菜馆,而他不想再吃辣了。

从北京回去后,张军不再爱吃妻子做的菜,甚至看到辣椒就反胃。冬天,他去赤峰办事,在浴场认识一个“身世可怜”的女子,很快也变得不爱回家了。次年春天,结婚8周年的日子,妻子撞见了他和情人在一起的场面,回家平静地拿出了离婚协议。这反而让张军恼羞成怒,一把撕掉协议,还打了妻子。而这一幕,被他7岁的儿子看到了。

那次,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四川的娘家,张军经过反省,和情人一刀两断,去四川用下跪的方式,把妻儿求回了家。

然而裂痕未平,很快又发生了悲剧。

2009年的暑假,为了改善自己的父亲形象,张军独自带着儿子去海边度假,玩了几天,儿子和他亲近多了。在准备回家的前一天,为了实现孩子梦寐以求的海边野炊,他们去了一片无人管理的野湾滩。在那儿,父子俩吃上了自己做的海鲜盛宴,张军喝了些酒,有些困乏,看到儿子在沙滩上痴迷地做“城堡”,便眯了一会儿。可等到醒来,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城堡”不见了,孩子横躺在附近,不动了……

讲到这里,张军停下来,静默了好一阵儿,突然打起了自己耳光。我和弟都没有阻止他。我心里想,如果换作是我,那天的大海就是我的坟场了,而他还活着。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张军缓了口气,又继续讲——接到消息的妻子赶来,眼睛是红色的,手上提着刀,见到他就扑了上来。他没有躲避,还侧过脸把脖子露出来。不知道妻子是手软,还是个头不够高,刀刃偏了,落在了肩膀处——他扒开衣服领子,给我们看肩胛骨,那里竖着一条10多公分长的刀疤。

妻子想砍第二刀的时候,被后面的人抱住了,他才没有毙命。他在床上躺了几天,一个律师送来离婚协议书,冷冰冰给他两个方案:要么签字,要么打官司。

他选择了签字。律师告诉他,他妻子把属于自己的产业委托给了事务所处理,带着孩子的骨灰远走高飞了,说等什么时候不想砍张军了,再来找他办离婚。律师说,他妻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千万别再刺激她了。



9


张军也知道没脸再见妻子,想等处理完离婚的事情就去死。抱着这样的念头,他从海边回到了镇上。镇上很平静,这件事似乎无人知晓,人们见到张军依旧像以前一样打招呼。但他已无心事业,把门市和手机关掉,每天闷在家里用酒精麻醉自己。他构思了很多自杀方式:上吊,烧炭,跳楼……在妻子出现之前,他已在脑海里把自己杀死了几百遍。

2009年10月,律师终于有了消息。在宁城民政局外面的马路上,张军和妻子见了面,两人都变了模样,几乎不敢相认。领完离婚证出来,他想要开口说话,女人没有给他机会,头也不回上了车。律师打来电话,代转达:请他好自为之,从此永不相见。

他跪下去,伤感了一场,也明白了有些罪过,不可原谅。

当天晚些时候,张军开车回敖汉,在距离镇子不远的一条山坡弯路处,和迎面而来的一辆货车相撞,他的车滚下山坡,人被卡在座位里,奄奄一息。我问,车祸是自杀的一种方式吗?张军说,那是个意外,那时候他虽然还有想死的念头,却没有了自杀的勇气。

那场车祸让他花光了积蓄,变成了瘸子。生意荒废还不上钱,最后除了那套老宅,他几年来赚的资产全被收走了。他说,当年有很多供货商一趟趟来找他,有些他躲过去了,有些他主动联系打算以货抵债,我弟就是其中之一——他并不是因为和我弟关系好才联系他,而是打开手机看到的是弟的拜年短信,而不是威胁的话语,才会让他过来。

可惜我弟白跑了一趟,提起来,张军就说,当时我弟把2000块钱还给他的做法很让他触动,他之所以写欠条,是真想以后有了钱就还。他的脑海里常有自己东山再起锦衣玉食的画面,但最后总会因为想起死去的孩子而破碎。他认为自己不配再拥有那种好日子,所以,就躲在那间铁皮屋里沉沦着,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直到有一天,被一个穷哥们找上门。

那是2010年冬天,大雪封门,穷哥们带着一个陌生人过来向张军要欠账,张军当时没有钱,求对方缓一缓。穷哥们就让他“帮个忙”,完事后不仅欠款一笔勾销,还会给他分点钱。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那个穷哥们蹲过大狱,张军知道对方肯定没有什么好事,爽口答应只是为了脱身。但他想错了,两个男人在铁皮屋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拉着他去了山西。路上,他无意中看到那个陌生男人身上露出了手枪,明白自己上了贼船。进入山西在一家小镇旅馆投宿时,他动了报警的念头,可半夜爬起来没走多远,就被那男人撵上了。

男人早就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儿,用一顿胖揍警告了他。穷哥们也摊牌了,讲出了他们准备抢劫金店的计划,并用张军母亲和妹妹的安危威胁他“完成任务”。

张军只能认命了。

不久,他辗转跟着两个男人到了吕梁地区的某县,目标金店就在那里。他们更换了一台套牌车,做了几次路线演练,最后动手时间选在一个大雪天气。张军被安排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开车接应得手后的两人,自始至终不用下车。

那天的雪很大,街上人少,3个人把车开到金店附近,蹲守了一上午,待到中午金店员工轮流吃饭,穷哥们和那个男人下了车。张军按照事先计划把车开到另一条路上等候两人,但是直到传来警笛呼啸声也没见两人踪影,他就独自逃窜了。

握着方向盘跑到天黑,他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转而又想,自己这么活着并不比坐牢好到哪儿,就停了下来。他又冷又饿,回头去后车座上翻找食物,扒拉开两条军大衣,却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手枪?

他打开车厢的灯,仔细瞅,果然是把手枪。他猜测,如果那两人不是各有一把枪,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个男人下车时把手枪遗落了,然后进金店掏枪唬人时傻了眼,被金店的保安当场打伤或是制服了,才没有再回来——这个猜测在他后来被抓后,得到了警察的证实。

我问张军:“那你很快也被抓了吗?”

他摇了摇头,又往门口瞥了一眼,告诉我们,他被抓是1个月后的事了,而在这中间,他遇到了陈婷。



10


那天夜里,张军找到两根火腿肠垫了肚子,裹上棉衣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枪藏在脑袋下面,想着如果明天没有冻死,就去投案自首。

可次日到了最近的乡镇警务站,警察问他有什么事儿,他一瞬间有点结巴了,只说自己饿了,没钱吃饭。警察便问他是不是流浪人员,需不需要帮他联系家人。他编了些瞎话,把自首的话咽进了肚里。民警给他搞了桶泡面,趁对方去上厕所,他悄悄离开了警务站。

通过这一趟“试探”,张军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受到通缉,既然这样,也没有必要去自首了。

再次开车上路,他感觉自由了。他已不想再回内蒙古,决定去个温暖的地方落脚。开着车往南走,汽油耗尽后,他在临汾的一座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吃饱喝足睡了一觉。

没想到第二天他发烧了,没爬起来,一停就是几天,身上的钱很快所剩无几。他去街上找工作,雇主们见他拖着一条残腿,说话又闪烁其词,没人敢用他。他打算去个更大的城市找机会,便想把那辆车卖掉换个路费,在旅馆后院收拾车子时,不小心把藏在军大衣里的手枪抖落到了地上,他慌忙捡起来。

然而这一幕,已被旅馆窗口里的某个住客看到了,那便是宏文的妈妈,陈婷。

张军觉得,两人的相遇就是天意——如果他之前被抓或是自首了,他就不会和她住在同一个旅馆;如果他没有带着那把手枪,那天她也就不会敲开他的房门,说出杀人计划。

也许是看到了我和弟的震惊表情,张军停了下来,又到隔壁房间看一眼,才放心回来讲:“宏文睡下了。”

他说,遇上陈婷的时候,她才21岁,一张秀气的娃娃脸,却挺着一个大肚子,怀胎9个多月了。

这些信息在陈婷进入他房门之前,他就已经从旅馆老板娘的嘴里知晓了——此前他有两次在柜台处和陈婷相遇,那老板娘是个碎嘴头子,告诉他,这个河北衡水来的大肚子姑娘已经在店里住了小1个月了,“真怕哪天孩子突然从她裤裆里掉到楼梯上”。

那天夜里,他把房门打开,陈婷自报家门,一口气说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以及肚子里的孩子月份——跟旅馆老板娘透露的信息差不多。陈婷说话时语气冷淡,眼神里毫无畏惧,反而让张军有些忐忑。他问陈婷为何要跟他说这些,他马上要走了,并不想交朋友。陈婷反问他,是想去抢钱,还是抢到了钱?又说知道他的名字,来自哪里,还知道他是个穷鬼,在找工作,最值钱的东西除了那台快要报废的小轿车,“就剩一把手枪了”——想必除了手枪,其他情况也是旅馆老板娘跟陈婷说的。

可听到陈婷说出“手枪”两个字时,张军很是心慌,又有点恼怒,就问她想干什么。陈婷让他把门关上,他照做了,关好门回过头来,陈婷已经坐在了床上,屁股下面压着军大衣——手枪就在军大衣的口袋里。张军慌了神,更不敢轻举妄动。

陈婷很快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负心汉的,她要趁着自己还没有生产,把负心汉杀了,这样她可能顶多判个死缓。她想用8000块换张军的枪,杀完人她会去自首,绝不向警察出卖他。

张军冷静下来,分析陈婷的话,摇了摇头。他不相信这个姑娘不会出卖他,宁愿去卖车,也不会卖枪。陈婷又说,那他可以把枪扔到一个地方,她再去捡枪,审讯的时候她就告诉警察枪是捡的,这样就跟张军没有关系了,而且那时候张军也已经带钱远走高飞了。

张军思索许久,同意了。陈婷当即从衣服里掏出一沓钱,说是定金,等明天找个地方交接完手枪,就把剩下的钱给他,为了防止他溜走,她要和他住在一起。

在房间里尴尬地和衣睡了一晚,第二天,两人分乘出租车去一个公园交接了手枪。回到旅馆,陈婷把剩下的钱补给张军,张军迅速退了房准备离开。

就在张军启动车子那一刻,陈婷又拦下他,索要子弹。他泄了气:枪里只有2枚子弹,交接的时候被他取下来,随手丢进了公园的草丛里,想不到这么快就露馅儿了。

我问张军为什么把子弹丢掉,他说没有子弹的枪就不会伤人,他只想赚钱,不想害人。

他当时骗陈婷说,子弹需要单买,1000块一颗。他是想让陈婷回去拿钱,趁机跑路,但是陈婷反而拉开车门钻进了车厢,说自己已经身无分文,让他送一颗子弹。

不得已,张军只能坦白了把子弹丢在公园的事。陈婷不相信,硬是黏住了他。他担心碰坏她的大肚子,没敢使用强力让她下车,只好带上她一起走,想办法路上甩她。他给车子加满油,开出了县城。陈婷似乎看出了他的用意,死活不离开车厢,连撒尿都在车上。后来在一个小镇吃饭,他弃车从饭店后门溜走,拦下一辆出租车走了很远,回想起陈婷已经身无分文的话来,又让师傅返回去了。

回到饭店,陈婷正坐在地上哭嚎。他远远看一会儿,过去把她扶了起来。


------

两人又一起上路了。在另一座县城的小旅馆里,陈婷才向张军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父母都是不务正业的人,她也很早就离开学校混起了社会,16岁时就跟了一个在衡水开台球馆的山西男人。对方一直许诺,等她成年了就娶她,转眼她过了20岁,对方非但没有实现诺言,还离开了衡水。陈婷跟男人去过山西,待了小半年,发现对方早有家室,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陈婷本想就这么一刀两断,却又发现自己怀了孕。她以为怀孕可以让男人回心转意,然而对方却不承认是他的种。这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去做亲子鉴定。男人没料到陈婷会有这个决心,等得知她已经怀胎8月,才感到麻烦来临,赶回衡水软硬兼施把她弄去医院打胎。结果,医院怕出人命官司,不敢在没有直系亲属签字的情况下做引产术。离开医院,两人在车上吵了一架,男人又动了手,把她掐晕了过去。

陈婷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躺在树林里,身上盖着一堆树叶。爬起来没多久,看见男人的车又出现了——男人带着一把铁锹跳下车,朝树林走来。陈婷顿然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迅速藏起来,男人在树林里扒拉半天,最后扔掉铁锹跑了。

她躲过了劫难,暗下决心要为自己复仇,于是独自来到山西,在男人的县城里找个旅馆住了下来。她分析,凭自己的身体条件,只有用枪才能杀死男人,便通过各种方式买枪,却被骗了好几次,就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偏偏遇到了张军——那把亮闪闪的枪,让她又燃起了复仇的希望。

听完陈婷的故事,张军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可怜陈婷的遭遇,佩服她的勇气,也鄙视那个负心汉。在陈婷的泪光里,张军答应不再丢下她,并想办法弄到子弹,协助她复仇。陈婷也说,如果他能帮自己复仇,她就不去自首了,以后做他的女人,跟着他流浪天涯。

张军带着陈婷回到之前的县城,找了几天子弹,无果。陈婷很是焦躁,催张军用其他方式动手,张军却没有勇气。陈婷开始动不动就发脾气,终于在一次争吵中破了羊水,生下了儿子。

张军在旅馆里照顾母子俩,过了一周,一天买奶粉回来,床上只剩下了婴儿,陈婷则带着枕头下的钱不见了踪影。等了几天,没听到县城里发生凶杀新闻,他想,陈婷应该是放弃了复仇,也放弃了孩子。



11


我和弟都舒缓了一口气——有那么一刻,我真担心这两人完成了复仇,然后我和弟发现了一对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亡命鸳鸯”。

张军说,他当年确实动过杀人的念头,之所以没有实施,关键是因为那个快要出生的孩子:当他看到陈婷复仇的决心那么坚定,就想过她肚里的孩子以后将会是个孤儿,也许这是老天爷的安排,让他和这个注定是孤儿的孩子相遇——婴儿的哭啼声就像是他那死去的儿子的召唤,他决意要把他当作亲生骨肉来养育,用余生赎罪。

他把那辆套牌车按废铁价卖了几百块,抱着孩子踏上了回内蒙的汽车。车厢上有人怀疑他是人贩子,报了警,警察把他请下去,结果从他的行李中翻到了那把枪,将他铐了起来。

讯问室里,张军隐瞒了孩子的来历,只说是在路边捡的,但坦白了被胁迫参与金店抢劫的事情。后来他才知道,那两个主谋并没有把他供出来,而他和手枪的出现,让他们又增加了几年刑期。他因为受过胁迫,又有坦白和立功表现,最后被以非法持有枪械罪起诉,判了3年。狱中表现良好,又减刑半年,最终在2013年夏天出狱。

我问那孩子去哪儿了?他说知道自己要被判刑后,就坦白了孩子的来历,可警方没有找到陈婷,就把孩子送进了福利院。出狱后,他跟当初办案的警局取得了联系,在吕梁的福利院找到了孩子。不知算不算缘分,小孩患有先天性右耳失聪,又体弱多病,在福利院待了2年半也没人领养。他就跟我弟借了笔钱,打点关系,费了很多曲折,又把自己的妹妹求过来,才把孩子领养出来。

张军说,那时候多亏了妹妹和妹夫的帮忙,宏文才健康了一些。妹妹很疼爱这孩子,说宏文很像以前的侄儿——这话总让他泪目。如果当初一直由妹妹抚养宏文,也许会更好。但张军心里有个执念,想找到孩子的生母,于是又去了衡水,没花多长时间,就打听到陈婷的消息。

那时陈婷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还欠了很多外债,成了信用黑户,生活艰难。她同意跟张军去内蒙古生活,条件是:如果债主找来,张军要替她还债。

张军答应了她。就这样,两人带着两个孩子组建了“家庭”,为了躲避债主,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陈婷既因为张军赚不到大钱、无法替她还债而讨厌他,也因为需要张军的掩护而离不开他。她把当年对那个山西男人的憎恨转移到了宏文身上,对孩子很是冷漠,从没有给孩子过一点母爱。张军曾经以为时间会让陈婷放下当年的怨恨,但是他错了,有些仇恨是无法消融的。

我问张军怪不怪陈婷。他叹口气,摇了摇头。我又隐晦地提了一下王老师和陈婷的关系,他明白我的意思,还是摇头。

他说,很早就看出来王老师对陈婷有那层意思,两人去年夏天就有了私情。他有过痛苦,但更多的是无奈。在外人眼里,他们是一对夫妻,实际上,陈婷从不和他过夫妻生活。自从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有了勃起障碍,所以对陈婷是有心无力。在他心里,早已把陈婷当作妹妹看待了,她要是遇到一个有能力帮她还债的“下家”,他也乐意离开。

我问,那现在的结局是你的有意“安排”咯?

张军点了点头。

弟问他准备带宏文去哪里。他说没别的去处,为了宏文考虑,只能回赤峰投奔妹妹一家。如果弟同意,他会在赤峰开家烤鹅店,有个营生。弟听了,就让他回去后放心开店,说我们会全力支持他。张军感激地点着头,眼里又泛起了光。

后面张军出去解手,剩下我们两个。弟说,赤峰开店大概也会不错,让军哥在那里发展加盟,对厂子也有益处。我说如果能做起来当然是好,但是看他身体状态,可能干不长久。弟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出了心中预感——张军不像长命的人。

弟叹气,问我哪来这么多预感。见他神情悲悯,我不禁摇头,问:你这就被张军打动了?难道就一点不怀疑他的讲述?

见弟一脸茫然,我说,我是不理解会有这样的人,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想着收养孩子,明知被戴了绿帽子,还跟着人家去开店,真是奇人。

弟皱起眉头,反问我:“那他编造这些假话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他就是想营造伟大人设,好方便以后再向我们求助吧,而且你刚才已经入了他的套了。”

弟转过脸去,摇头叹息。他心里肯定又在说我,我不怪他,我想等他再收到张军的借钱请求,就会明白了。

张军回来跟我们喝完了剩下的酒,我们握手告别。次日下午,父子俩被弟送上了火车。我也回到了加油站,闲下来常会想起那晚的谈话。


------

然而,两个月后,我等来的不是张军借钱的消息,而是他的死讯。

弟去了一趟赤峰,从张军妹妹那里了解到更多信息。

张军回赤峰没到1个月就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结核晚期。那是个“穷人病”,张军怕花钱,没在医院长待,出去就把宁城那套老宅过户给了妹妹,又把1万多块现金放在妹妹家的茶几上,下面压了张留言,大致意思是说自己早该死了,是宏文又让他多活了10年,请妹妹接替他抚养好宏文,他要去地下给逝去的儿子做父亲了。

5月初,张军妹妹接到来自某海港城市的电话,说有个人死在了野湾滩,让她辨认。

弟回来跟我讲起这些事来,流了许多眼泪。见他伤感,我默默承认,他和张军之间存在真真切切的友谊。

我也重新回溯了张军的过往,他“营造”的那个伟大的赎罪人设,开始变得合理而真实。至于我那些没有实现的“预言”和猜忌,也不能说是错误,如果让我给自己辩护,我会说那是人性。



后记


张军妹妹想把哥哥的死讯告诉前嫂子(张军的发妻),却找不到联系方式,就想通过我弟问一问陈婷知不知道,可是陈婷已经拉黑了我弟和弟妹。

曾经一起过来的“两口子”,都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伤感过后,没有人再提起以前的事,就像他们从未来过。

放暑假的时候,儿子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带他去内蒙古,他答应宏文哥哥放假去看他。我问他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有,并反问我:“你不记得了吗,你让我们做好兄弟?”

我说不出话来。

不久前,我刷到一条陈婷的朋友圈,是她在市场采购的视频。点开头像,我都忘了什么时候和她加的微信。我想跟她问些事情,最终也没有发出去——还是不打扰吧,人活着,不是为了给谁答疑解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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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4 08:4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等待墨西哥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小杜 人间theLivings 2022-10-20 08:06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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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四十,感觉就像九十分钟的球赛踢完了上半场,疲惫中带着一些茫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战术调整,没有轮换,没有替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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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1


我爱踢球,爱踢野球,从中学一路踢到了中年,脚指甲曾为此染红过,然后又变成了可耻的铅灰色,夏天都没法穿凉拖鞋。右眼角的那一道疤,蚯蚓形状,争头球顶的,没顶着球,球门框倒顶得一颤。去医院皮上缝十针,肉里缝十针,针走起来线也跟着走,最后针和线一起在皮肉里膨胀,燃烧,那感觉一辈子忘不了。

1994 年世界杯,我家那台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频道,不跳的是中央一台,跳的是省台,所以我一场球也没看成。倒是我爸每天带回一份省里的报纸,体育版有图,有文,有专栏,被谈论最多的当然是意大利人罗伯特·巴乔——“一个让我爱上足球的名字”、“用灵魂与球共舞的忧郁剑客”——类似文风的专栏标题,让年少的我一度以为职业足球是一种跟偶像剧差不多的玩意儿。

上了大学,读巴乔的自传《天上的门》,才知道他在1984年一场意甲联赛中撞折了右腿关节骨,被他自己形容为“感觉像一把刀子插进腿里”,医生用电钻在他的胫骨上钻孔,用手术刀割断肌腱,再通过胫骨上的孔洞拉紧,最后连缝二百二十针固定。此后,巴乔的职业生涯——包括被省报的专栏作家们评为“用灵魂与球共舞”的1994年世界杯——都是用一条半腿舞完的。所以,这算是职业足球的本相么?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家里买了立式彩电,能影影绰绰从隔壁邻居家收到中央五台。那时我读高二,家里防我看球甚于防贼。在巴西淘汰荷兰那场比赛的第二天早上,父亲打开电视,发现频道虽留在了中央一台,音量却是静默的,才明白我半夜偷偷看完球,从央五调回央一,忘了归复音量。父亲当下把遥控器锁进了柜子,余下的淘汰赛,我只能靠学校小卖店的电视回放解馋。

决赛已是暑假。凌晨,父亲叫醒我,问我看不看球。我摇头,因为不想让他发现自己的晨勃。被窝里熬了一会儿,还是弓腰起来去看了,跟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那天隔壁的信号格外强,我家彩电格外清晰,闭幕式上跳舞的女模特们的薄纱裙也格外透明,跟没穿差不多。父亲保持着沉默,我先挺不住了,嘟囔一声“太困”,落荒而逃。再从被窝儿爬起来,尚未秃顶的齐达内已顶进两个球了。



2


初中时校门口常堵着几个混混,要钱,要烟,我也被他们堵过。正哆嗦着,走过来一个同学,跟混混们谈笑几句,就让我回家了。这位同学叫强强,一口四环素牙,一头遮眼中分,十六开的历史课本里夹着一柄刀,土黄色的军挎被撑得四四方方。

有一次我蹲在教学楼的墙脚,听他讲打群架时刀的用法:不能捅,不能砍,会住院,会死人,要一片一片划,杀伤面积大,架势很屌,却只伤皮肉。正说到酣处,操场上滚来一个足球,是初三那帮人踢过来的,叫我们两个初一的捡。强强甩开中分,夹克里掏出三叶甩刀,慢慢捧起那球,一刀一刀戳,戳成一团烂皮,再塞进半块砖头,才笑着扔了回去。那帮初三的怒又不是,走又不是,在操场上对着那团球不球砖不砖的东西发呆。

后来强强打群架,并没有施展那套“一片一片划”的刀法,而是把人捅得露出了肠子。他家里在市场卖菜,为他闯的这大祸赔了个底儿掉。从拘留所里出来,他就不念了。我们再碰见,是在南二道街的菜市场,我穿高中校服,他剪了板儿寸,一个往家里买葱,一个帮家里卖葱,相互装着不认识。

很快,班里又转来一个留中分的,姓林,不背军挎,课本里也不藏刀,下课自己捧着个球出去,颠起来没完。据说他家是市里的,而我们当时对“市里”没什么概念,过后才知道,他那套邮购的尤文图斯队服,还有脚背三道杠的阿迪达斯球鞋,加一起比我们两年的班费还多,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市里”意味着什么,便一起叫他“小林子”,跟他踢球混了。

操场上一群初中生追着一个皮球疯跑,与其说是踢球,不如说是以小林子为中心进行的人体布朗运动。初三那年我们搬到四楼,雪天,老师压堂,我哼了几声黄家驹,被罚出教室,隔着走廊窗子,看见小林子在练习任意球。学校的球门没有网,白茫茫的雪中立着一个黑铁框子,再加上一人一球,远看就像一幅抽象而孤独的简笔画。

我的脸贴着窗户,默默数着他的任意球,总共三十脚,一半进了,一半没进。雪越下越大,整个操场一片迷茫,可是他脚内侧搓出的弧线,每一道都清晰无比,散发着诱惑。我忍不住跑下楼,直扑操场,和他轮流罚球守门。雪还没停,我俩都被老师给拎回去了。我的棉鞋湿透了,耳朵冻得又热又胀,再从窗子往下看,操场上的鞋印和皮球画出的轨迹隐没在了雪中。

小林子家在县里有亲戚,是一位开饭馆的朝鲜族大叔,小林子住在他家的三节小楼上。大叔很好客,每次我去,都会招待狗肉年糕辣白菜,盘盘碟碟摆满一桌子。那时的小林子不但喜欢看球,还喜欢画画,更喜欢睡觉,尤文图斯的比赛偏又在后半夜,他就用夏普录像机录下来,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回放,进球要往回倒,越位也往回倒,一场球往往抻上四五天才能看完。

临近中考,小林子问我能不能搬进小楼住个把月,给我一千块钱,算是陪读。我没拒绝,也没答应,装着糊涂混过中考。全县发大榜,我的名次正数,他的倒数。但高一的重点班上,我和他又成了同学。这样的重逢,让我对“市里”二字又有了新的理解。我对没有答应他陪读这件事感到愧疚,他却笑着送了我一张铅笔素描,尤文图斯的当家10 号皮耶罗,还没画完,好像楼盖到一半,脖子以下是一片小小的方格子。

高中有高考压着,球不敢放开了踢,只能课间十分钟匆匆捅两脚,简直就像野合。小林子却大张旗鼓,班里班外拉起一支球队,自掏腰包租中巴去附近县市踢比赛。赛前大家一起看他录的意甲,赛后吃烤肉喝扎啤,据点便是朝鲜大叔的馆子。他问我去不去,我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又装糊涂混到了高三。

因为会画画,小林子踢球总少不了女生围观。既然有女生看球,男生就更有动力跟他混球踢了。他自己垫上一笔钱,订了十来套尤文图斯队服,谁想上场就按原价买一套,大家自然争先恐后。有人凑不够钱,便找人合买一套,上半场你穿,下半场我穿,井然有序。有人说那些尤文图斯是假货,小林子赚了不少,黑心着呢。但没谁相信这一套,大家都叫他“林老板”了。

林老板当然要穿10号,而且10号底下必须印着大写的“LIN”。LIN和LIN的球队一时风头无二。大雨滂沱,LIN打了一脚侧挂,虽然没进,却惹得一个外班的女生尖叫——她在雨中看了整场比赛,衬衫下的胸罩清晰可见。回家发烧,大病一场,她把这理解成了爱情。

县客运站后面新开的旅馆,能洗浴,能住宿,LIN 开了一间房,在电话里告诉她房间号,还说他带了画笔、颜料和画布。她跟家里撒谎,说晚上住学校的宿舍,结果在房间里等她的却是尤文图斯9 号,ZHANG。

高三下学期,LIN要备考术科,林老板的球队便散伙了。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鲁美”,我惊诧莫名,没想到鲁迅先生居然和这号人物联系在一起。好在他最后没去沈阳,而是去了北京的一所艺术学院。球队那十来个人,成绩都很烂,大部分家里条件一般,留校重读。小部分家里有钱,当年走了。至于那个外班的女生,数年后在县里开了一家美容瘦身馆,嫁给了当民警的ZHANG。

高中三年,没人知道LIN 家在市里到底是干嘛的,他自己更讳莫如深。倒是那三节小楼,后来被朝鲜大叔一把火烧了,连同老婆孩子。

我在省城读书,大四那年和小林子联系上了。他说要北上来一趟省城,给他的导师跑一个艺术特长班。于是十月的某个深秋,戴黑框眼镜羊绒围巾的小林子站在我的面前,那一身北京艺术学院范儿跟这座省属院校格格不入。在校门口的“大伟火锅”,就着涮羊肉,他问我毕业想干吗。我说读研吧。

“读研?你丫整个儿一奇爱博士!”他笑着甩京片子,“看没看过库布里克?”

“没看过。”

“那就好好看看《巴里·林登》,随便一个镜头就能上框儿挂到美术馆里。”

那天我们踢了一场球,踢完去大学生浴池蒸桑拿,没想到他脱掉衣服身上会多出那么多肉。他在球场上不怎么跑,有球没球都是原地溜达,所谓大保健球王踢法是也。既是他烟酒太甚,也是过去在球场上甩掉的热量,都找回到了身上,一个卡路里也不少。



3


大学里风靡漫画《灌篮高手》,女生每天聚在篮球场上搜寻她们的樱木花道。我们这帮踢球的身高不占优,不招她们待见。久而久之,班里还在踢球的男生,只剩我和老颓了。

老颓本人就像一个球,脸像,腰更像。可到了场上,我才知道他那传球和意识,绝对是踢核心的料子,就是跑不快,而且兜风。他见谁都一团熟络,在学校里踢了四年球,来一茬大一的,走一拨大四的,最后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喜欢用外脚背撩球的小胖子叫老颓。

院里有院队,队长读大四,看球,打麻将,推四国,宿舍走廊夜夜通宵,一双金鱼眼又鼓又红。他来我们新生寝室招人,一屁股坐我床上,指着膝盖上的疤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那么啥是理想?”我们惴惴地问。

“踢球啊!给院队踢球就是理想!”

我听了无动于衷,老颓却满脸通红,当下买了院队队服,皇马的黑色客场,一百多块,沾水就掉色,掉成浅灰色就不再掉了。新老队服一起上场,乍看就像两支皇马。

院队每天早晨六点半训练,其实就是大一陪大四的踢小场。大四的总熬夜,体力不好,所以大一的还不能玩儿命踢,必须得让他们赢。让又不能让得太过,太过会被骂一届不如一届。等校里举行比赛,谁主力谁替补和训不训练没有关系,和请没请大四的喝酒很有关系。酒成箱成箱喝,赢球要喝,输球也喝,走廊水房逮哪儿吐哪儿。

球,老颓场场首发,酒,更是顿顿不落,“反恐”“星际”也都跟大四的学会了,在队里混得如日中天,结果一路挂科挂到大四,把自己也挂成了队长,推开新生寝室的门,拍着圆滚滚的肚子说,大学四年怎么可以没有一点理想。

2001年中国队踢世界杯外围赛,老颓场场不落。踢西亚的客场多在半夜,宿舍十点就熄灯了,老颓和几个大四的便把电视电源接到水房的灯上。几个大一的刚被忽悠进院队,买了啤酒鸡爪卤水花生过来伺候。老颓还拆了条红河烟,烟雾缭绕间一时其乐融融。水房电压不稳,屏幕跟着灯一起闪,遇到关键球还断电了。电断了要骂,球断了更骂。

记不得是哪场,中国队被断了个七佛出世,水房便骂得如涅槃重生,连带着摔酒瓶子。第二天要考六级英语,我们寝老三爬起来,问水房能不能小点声,影响他睡觉。

“影响你睡觉?”大四的横了他一眼,“没他妈看见中国队落后呢么?”

六级兹事体大,老三也是狠人,一剪子掐掉了电线。大四的也有酒了,抄起酒瓶就抡,幸亏老颓中间挡着,不然当晚肯定有人住院。

沈阳五里河,中国队提前出线,学校餐厅爆满,满地的啤酒沫子,进了世界杯举校皆欢。老颓又喝多了,居然哭了出来,看得我不知所措。到了2002年的韩日赛场,国足三场小组赛,餐厅又挤满了人。结果呢?国足为同组另外三支球队奉献了九个积分,九粒入球,草草收场。当年爆满的沈阳五里河,据说后来被拆掉了,原因不详。至于老颓,好歹也毕了业,挂的那些科,连他自己也算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钱才搞定。

2014 年我回国,在省城和老颓联系上了。我们重游校园,发现当年尘土飞扬的操场换成了塑胶假草,只是铁门上挂了铁锁,不让学生进去踢球。老颓有了妻室,隔着铁门,望着绿得很真的假草,问我还在踢么。我点头,问你呢。

“都脂肪肝儿了,”他摇头笑,“早就挂靴了。”

喝了一顿酒,互加了微信,就此再无联系。



4


在厦大读了两年研,上弦场踢了一两百场野球,塑胶草坪铺满了比咖啡豆还细碎的黑胶粒。闷热黏糊的海风,黄昏的太阳像掉在了海里,被越泡越大,海面挂上一层光晕,与球场只隔一条环岛公路,仿佛一个大脚就能把球开进海里。

来上弦场踢的多是厦门本地的中年“阿伯(bèi,闽语)”,个个光着膀子,在夕阳的余晖下泛起古罗马的古铜色。上弦场通常下午五点开始上人,六七点是黄金档,整个大场分成若干小场,四五十口人在上面混踢。八点多日头落尽,人才慢慢退了。我踢完一般会去逛南普陀寺附近的小胡同,有龙岩花生,有大白鲨啤酒,有闽南风味的麻辣烫,不麻不辣不烫,加了很多油而已。小胡同里铺着一块块石板,石板间的缝隙填满了菜叶和污水。我的球鞋里还灌进不少胶粒,倒出来黑黑麻麻的,仿佛是从球场跟回来的一群小蚂蚁。

上弦场的边上总是坐着一个女人,无论天气多热,都长袖长裤戴着竹笠。她的脸一团黑,不知是竹笠的阴影,还是被晒出来的,根本看不清她的模样。她用扁担挑了两大竹筐的矿泉水,盘腿坐在地上。有时球滚过来了,她立刻站起来,一只手摆着臂,一只手捂着竹笠跑去捡,腿的频率很快,姿势就像个孩子。

有一次我没停住球,顺着海风滚到场外,她又以那孩童式的姿势去追。我赶紧跑过去,说大姐我捡吧。

“阿弟呀,要不要买水?”她停住了,笑着看我,闽南口音很重,黝黑的脸上满是皱纹,眼里的期盼让我觉得羞愧。

我掏出十块钱,发现她那两个竹筐装满了全中国所有品牌的矿泉水。她的水卖五块五一瓶,说不好找零钱,不如十块钱卖我两瓶吧。我就付钱拿了一瓶王力宏,一瓶孙燕姿,打开喝一口,像馊了的温水。下次她再帮着捡球,还会问阿弟要不要买水,眼里依旧是期盼,我却不为所动了。后来干脆球也不捡,看着她手捂竹笠,追逐隐没在棕榈树间的皮球。

后来上弦场又多出一个法国老头儿,细高的个子,乱蓬蓬的白发,穿10号齐达内的法国队球衫,胳膊腿晒得漆黑。每次他来到球场,先摆上一圈橙色的橡胶锥,给他的队员们占好场地。那些队员都是本地的聋哑少年,统一穿着黄色的训练背心,由他用哑语指挥,用长腿示范,默默跑圈,默默传球,小圈练抢断,大圈演绎攻防。

刚开始我们这帮踢野球的很不屑,在一旁指指点点。后来看那些少年球员踢对抗练习赛,虽然一个个因沉默而显得文质彬彬,但球感位置感都甩我们好几条街,而且没有拖泥带水的多余动作,我们才服了,私下里叫那法国老头儿齐达内。

训练完毕,齐达内收起橡胶锥,在一旁看我们踢了会儿野球,用英语问能不能加他一个。我们说来呗,都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结果呢?我踢了这么多年球,没见过动作比这位头发花白的齐达内更慢的,没见过拿球比他更稳的,也没见过传球比他更舒服更优雅的。散场后我们问齐达内技术是怎么练的。

“足球可不是技术,”齐达内拢了拢炸向两边、如同孔雀开屏的白发,“足球是一门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艺术。”



5


读完研去的美国,刚开始时没车,也就无球可踢,因为球场无论室内室外,都在十英里开外。幸好认识了一伙美国人,带头大哥叫吉姆,其实比我年轻好几岁,却非往老里拾掇,所以显得胡子拉碴儿,满脑袋白头发。吉姆开一辆同样老气横秋的雪佛兰,外面刮蹭得不成模样,里头塞满了球鞋球袜狗粮狗毛。每次约完球过来接我,都车速奇快,就差没超前面的警车了。我坐在一股狗腥味儿中问他不用上班么。

“上班?”他变戏法似的在车里摸出一个汉堡包,“上个屌班儿!”

他的汉堡其实藏在驾驶座底下,永远是最便宜也最垃圾的麦当劳芝士堡,吃完抹嘴就上场开踢。以一般美国人的野球水准来说,吉姆的脚法算很棒了,尤其是正脚背射门,大毛腿一抡,球像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在一起混熟了,我才知道他给本地中学的女子球队当教练,按小时收费,不够养活他和他的雪佛兰还有三条狗,所以还去麦当劳打零工,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就是这么来的。

吉姆没有固定住所,只有一辆载满狗腥味儿的雪佛兰,照我们中国人的标准,他介于无家可归者与社会闲散人员之间,按说很落魄,但每次踢球他都有本事带过来一个女孩,而且样式五花八门,有扎耳钉穿鼻环的,有腿上刺骷髅头的,还有在大学当助教的,郑重其事跟大伙介绍,这是南希,这是妮可,这是苏米。

“难不成都是你女朋友?”我忍不住问。

他大笑:“随便搞搞而已。”

渐渐地,他带来的女孩固定下来了。她叫珍妮,一个白人姑娘,上身扁平,大腿粗壮,射起门来腿上的肉都发颤。我被她放横铲过,没法回敬,只能祈祷自己跟她分到一伙儿。不过负责分伙儿的人是吉姆,他总把自己和珍妮分在一起,专门在珍妮身后喂球,要是珍妮被断了就抢回来再喂,直到她抡起大粗腿一脚打飞为止。

珍妮凶得很,明明自己浪射,却非让吉姆捡球,还骂他传得不好,天杀的、狗娘养的,什么难听骂什么。我们要是劝她,也会被骂个狗血喷头。吉姆却甘之若饴,一边挨骂一边喂球,踢完请大伙儿去喝一杯,当然还是奔着珍妮去的。

珍妮是急诊室的护士,经常值夜班,应对的全是重病急病车祸,抬进来未必能走出去。这份工作压力大,作息又不规律,是故脾气暴戾,不过薪水极高,不知道算不算吉姆钟情于她的一个理由。

2010—2011年欧冠决赛,巴萨对曼联,珍妮请我们去她家看球,房子和泳池都不小,足够住下十个吉姆。吉姆穿着曼联球衫,在后院里支上烤架,燃起炭火,扒拉着烤肠,自己那三条狗满院子乱窜,俨然一副男主人的模样。珍妮略施粉黛,穿了巴萨的球衫,粗腿下十个脚趾涂得猩红。

尽管巴萨三比一拿下曼联,珍妮还是当众骂了吉姆,嫌他的意大利烤肠糊巴了。吉姆依旧不恼,脱掉曼联球衫,单膝赤膊跪地,献上婚戒,我们一起打口哨,珍妮杯里的葡萄酒洒了一地,狗们迅速围上来,摇着尾巴乱舔。

液晶屏幕里的梅西无人可挡,屏幕外的美国人用英语闲聊。我呷着啤酒,蓦然想起多年前在省城的某个寒夜,雪花飘扬,十点寝室熄灯,中央五台九点五十分开始转播意甲,老颓把电视搬进水房。雾气弥漫的梅阿查球场,罗纳尔多痛苦地倒下了,全世界都安静下来,外星人膝盖软骨的断裂声无比清晰。1998年世界杯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中间隔着遥控器。父亲睡着了,我摁了消音键,电视屏幕闪烁跳跃,齐达内顶进的第二个球无比真切。夏普录像机敦实厚重,尤文图斯在录像回放中踢得酣畅淋漓,场上的10号从皮耶罗变回巴乔。LIN的画纸上,黑白箭条衫化为两匹斑马,彼此交叠着脖子,默默站在草原上。

20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对阵日本,吉姆和珍妮乐颠颠飞到德国去看球,顺便度个蜜月。可惜美国输了,俩人大吵一架,珍妮提前飞回来,跟我们出来踢球,嘴上还骂着“那个狗娘养的混球”。

2013-2014年欧冠决赛,两口子没再请我们看球,既是因为他们都讨厌皇马,也是因为珍妮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就此挂靴,天天在网上晒娃。吉姆把脸刮得铮亮,雪佛兰也换成了适合一家四口出行的休旅车。他不打零工了,也不再吃驾驶座底下的芝士堡,身体迅猛发福,乐呵呵地当他的中学女足教练。也许再过几年,就能带自己的女儿踢了。



6


一起踢球的美国人多是外地来的学生,一到感恩圣诞,都回家过节。吉姆球瘾太大,停不下来,便拽来两个墨西哥人充数。墨西哥人一老一少,状如父子,都是黝黑的脸,长而卷的头发,五短三粗的马拉多纳身材。俩人又都是非法移民,只是老的出来一黑好多年,黑出绿卡,黑出国籍,黑出一栋小房子,总之是在美国黑出头了,却坚持用自己的西班牙名“Agua”,意译是“水”,我却更喜欢音译“阿瓜”。少的那个刚黑出来,英语单词蹦不出几个,却取了英文名“Tony”,托尼小子,跟吉姆在同一家麦当劳打工,因为爱开下流玩笑,所以有了外号“肮脏的托尼”。

因为年轻,托尼的长发乌黑铮亮,好似抹了一层油,毛茸茸的小腿又粗又圆,像各塞进一个足球。阿瓜叔的长发就灰白且干燥,踢球时必须扎起来,否则根根奓立。大概是年岁的缘故,他的腿很光滑,因为毛都掉光了。托尼喜欢自己带球狂奔,野蛮、生猛,冲起来像头小牛犊,周围的草皮都会因为他震动。阿瓜叔在场上绝大部分时间都慢慢悠悠的,像在闲逛,只是临门一脚突然提速,球射得既刁且贼,尤其擅长穿裆捅射,经常搞得身高腿长脚下活儿糙的白人火大。

这小镇上刚黑过来的墨西哥人,都把阿瓜叔的小房子当成窝点,这其中就有托尼,所以他和阿瓜叔总是同出同入,可俩人却互相看不上:阿瓜叔笑他闷头瞎带傻小子一个,托尼则抱怨阿瓜叔房租太黑,还天天逼他下厨做饭。然而骂归骂,俩人在球场上一个生猛无比,一个老奸巨猾,倒也相得益彰。到了场下,外人看来也是如父如子。

“他真是我儿子,”阿瓜叔对我眨眨眼,拢起花白的长发,“不信你翻他护照,跟我一个姓。”

“去你妈的!”托尼啐了一口,继续带球往前冲。

“他就是缺个女人啊!”阿瓜叔摇头叹道。

除了穿裆,阿瓜叔还喜欢绊人,脚往上一勾,一米九的白人大汉便轰然倒地。他却一脸无辜,还弯腰去扶人家。白人怒挥老拳,冲过来挡在阿瓜叔身前的,还是托尼,他护照本上的儿子。下次白人约球,阿瓜叔依旧来了,脸上挂着淤青,悄悄对我说:“妈的一群美国猪。”

圣诞节走了不少白人,吉姆叫墨西哥人来充数踢室内,阿瓜叔却端起架子,迟迟不过来。

“再等会儿狗娘养的墨西哥人。”吉姆很恼火,汉堡吃得又急,放了一串响屁。

室内用的足球比室外要小一圈,分量轻,皮子又薄,踢起来感觉近似于排球。阿瓜叔偷偷教了我一招:用脚背和脚尖连抽带捅,射出的弧线很诡异,像一道走火入魔的流星。冬天时室内足球很流行,租用场地的人多,我们只能抢到午夜场的时段,不算门将五对五,攻防节奏和篮球差不多。平底球鞋在快速跑动中与地板摩擦出特有的胶皮味道,再混上每个人的呼吸和汗味儿,令人莫名兴奋。刚上场肺部还没跑开,有一些喘不过气,等浑身都踢开了,便急剧释放多巴胺,热量、快感,以气体的形式,澎湃于千万个肺泡之间。那真是大快朵颐的两个小时,想把后半夜也一口气踢完。

“再等一会儿吧。”

吉姆一边苦等,一边颠球。但我们心里都明白,等待墨西哥人的这几分钟,是最兴奋也是最漫长的几分钟。

托尼后来从墨西哥“搬运”来一个女孩,叫玛丽亚。俩人都是矮矮墩墩的身材、黝黑的脸庞,乍一看不像夫妻,倒像兄妹。除了给他当老婆,玛丽亚还是托尼的球迷,大半夜的微笑着站在场边,一站就是俩小时。托尼也剪了长发,蓄起山羊胡,笑着跟我们说她刚过来,不会英语,找不着活儿干,除了睡觉就是看我踢球。

有了玛丽亚,托尼下脚就温顺了,阿瓜叔却越发生猛,不但破天荒地无球跑动,肚子上还缠着减肥专用的收腹带,踢完摘下来,勒出了一圈紫红色,远看像套着个救生圈。

托尼拽玛丽亚的手,阿瓜叔就喊别碰我女儿,自己却把球往外挑,逗那玛丽亚去弯腰捡,只为了瞥一眼乳沟。托尼也不恼,捻着山羊胡,轻蔑一笑。托尼有时对玛丽亚很凶,阿瓜叔用英语说你再装就没人陪你“嘿咻”了,一边说一边还上手比画。托尼忍不住笑了,玛丽亚听不懂,安安静静站在那里,眼神放空。

一老二少就这样过着小日子。来年再踢室内,玛丽亚大着肚子站在场边,吉姆说这样不行,被球砸着危险。阿瓜叔却说没事儿,肚子大了他们晚上就会安静些,他能睡个好觉。

托尼除了在餐馆打工,还帮人搬家、割草、换房盖、锯大树,无所不包。“孩子生下来之前,”他说,“我欠玛丽亚一个婚礼。”

后来,还真被他挣出一个婚礼,郑重其事请一起踢球的这帮人参加。我们嘴上说恭喜,却谁也没去。等新郎再来踢球,我们都跟他抱歉说有事儿,新郎笑说没关系。

二十出头的托尼,从新郎升级成父亲,英语也越说越溜了。开始带娃的玛丽亚不再来看球,托尼也挂靴了。他拿到绿卡,买了辆车开出租,拾掇得很干净。玛丽亚又生下老二, 四口人搬了出去,阿瓜叔的小房子顿时空下来了。阿瓜叔说无所谓,反正俩孩子吵得他睡不着。他的白头发掉得差不多了,跟我们一起踢球的新人还以为他是个秃子。

阿瓜叔给我看他跟“马拉多纳”的合影,我惊诧莫名。他很得意,说那不是正版老马,是墨西哥的盗版模仿者。阿瓜叔对C罗和梅西都很不屑,说他们缺乏性格,而老马那个时代的球星,拉上台就是能唱摇滚的。当然了,如果回到老马那个时代,阿瓜叔的头发也会像托尼那样油光黑亮。

阿瓜叔再没找新的房客,也不绑收腹带了。夏天踢球,依旧光着膀子,身上的肉又老又颤。有一次他被人在场上放倒了。一向以绊人为乐的他,在场上滚了两圈,疼得用拳头猛捶草皮。新入伙的美国人不认识他,掐腰站着,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墨西哥人脚踝骨废了,”后来吉姆嘟哝了一句,“粉碎性骨折。”

所以在美国人的嘴里,早已入美国籍的阿瓜叔,也还是一个墨西哥人。



7


后来我换了工作,离开小镇,搬到另一个州。一人一车,大雨中连开五百英里的高速,副驾驶上摞着球衫和短裤,底下是许多双球鞋,既是有瘾,也是人生过半,踢一场少一场,少一场就要更珍重一场。

到了新地方,家没搬利索呢,就已经用微信扫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球群。群名叫“足疗院”,群主爱穿皇马7号,脚法一般,但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总是待在后场,偶尔前插上去一脚打飞,嘿嘿一笑就撤回去了。

这位“足疗院”带头大哥在场上虽然没有魔力,但到了场外,在我见过的所有中国人拉的球群里,却是最认真负责的一位群主。比如说他做了一份在线表格,列出每次来踢球的人员名单,按人头收钱支付租场地的费用。不用说,这种事费力不讨好,好在大家基本上很配合,都提前把钱转给他。有两个一时忘了的,他就在群里提醒。可到底还是有个访问学者,欠着二十多美金回国了,连群都退了。这一点亏空,大家提出集体补偿,群主笑笑说算了,不够麻烦的,最后他自己掏的腰包。

八月踢球最热,群主每次都会抱一个西瓜过来,踢完切开,沙瓤,无籽,可是有股葱蒜味儿,来自于切瓜用的菜刀。“从家走得急,换一把刀就好了。”群主涨红着脸解释,切下两片瓜皮飞快地擦着刀身。

他还买了自带内存的摄像头,开踢之前在场边架好,回头把视频传到网上。刚遇到他这种操作我有点不屑:我们踢的是要脚法没脚法、要硬度没硬度的养生足球,拍下来到底给谁看?可是很快我又要搬去东海岸。临走前踢最后一场,群主自己剪了个一分多钟的视频,是我的射门集锦,用的就是平时用摄像头拍下的素材。除了有一丝愧意,心头更是一暖。


------

我大抵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却不可救药地爱上足球这项集体运动,何其讽刺。据说男性过了三十岁,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会逐年递减,这足以解释我在球场上的爆发力和耐力的不断下滑。更何况还有膝盖:长年累月的急转急停、扭转变向、突然发力,都在残酷地损耗着半月板。现在我坚持服用骨关节保健片,上场前绑膝盖绑带,球袜里塞护腿板,两条腿弄得跟变形金刚似的,整套拾掇完得十来分钟。

也不看新的比赛了,没时间,对现在的球星也没感觉。不是他们踢得不好,而是纯粹没有感觉。偶尔看看过去喜欢的球星,看他们的进球,看他们的告别赛,看他们的眼泪——毫无例外,没有谁是笑着离开绿茵场的。

“这该死的时间!”

奥林匹克球场的告别式上,托蒂发出含泪的诅咒。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罗马王子踢意甲,还是2001年的初夏,宿舍楼水房的窗子都开着,夜风漫过,凉快、通透,夹在老颓胖手指间的烟头忽明忽暗。

波士顿的盛夏潮湿闷热。下午在公司餐厅接了一杯冰咖啡,电视上正转播法国女足世界杯,中国对阵西班牙,美国的评球员报着中国球员的名字,吃力而又突兀,在我听来别有一番滋味。二十年前美国女足世界杯决赛,两个国家第一次在我的生活中通过足球对接起来。电视里的姑娘们看起来很焦灼,因为她们谁都不知道九十分钟后的功败垂成。沙发上的我也很焦灼,因为彼时我刚结束高考,不知道接下来这四年的球,自己会去什么地方与哪些人一起踢完。

人到四十,感觉就像九十分钟的球赛踢完了上半场,疲惫中带着一些茫然。没有中场休息,没有战术调整,没有轮换,没有替补,只能硬着头皮把它踢完。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黎欧






小 杜

独立文学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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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0-24 08:4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郊区,与衰老和死亡作伴的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李清新 人间theLivings 2022-10-21 08: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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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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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霞西镇算是上海的神经末端了,巨大的地铁网络如密布城市的血管,其中一条血管上的两个点滋养着镇中的两块土地。

像霞西镇这样的郊区,发展总是要比市区滞后许多,所以镇子既有大城市千篇一律的规整,也还保留着村镇自由生长的痕迹。出了地铁往镇子的边缘走,就能从城市逐渐走进乡村——当然是经过整饬后焕然一新的新农村,整洁的街道和花木扶疏的绿化带,不逊色城市的任何一处角落,只有老旧的房舍来不及重建,堪堪重刷了外墙,勉强装点门面,像是为了同后辈们合影匆匆换上自己最体面服装的老人家,拘谨里夹带着三分不合时宜。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位老人家——严谨点说,应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分中心”。因为“总院”新落成不久,和马路对面新建的住宅小区一样,带着浓烈的摩登城市气味。那里的楼宇和设备都是新的,连在内工作的人好像也更有活力一些。但是“分中心”这里就全然没有那样的场景,没有门诊,也不怎么接待外人,连看门的保安都在打瞌睡——除了上下班时给几个医生护士开下门,他的睡眠几乎不受任何人打扰。

从前的社区医院只看门诊,后来为方便片区居民,就开设了住院部。然而这里的住院部和大型医院的住院部相比,只是顶了个相同的名号,职能全然不是一回事:大医院的患者来住院,是为了治疗康复后出院回家,继续正常的生活;而病人若进了社区医院的住院部,则是漫无尽头的住院时光,大多数时候,直至走到生命尽头,才会再次跨出它老旧的大门。

所以,在本院职工口中,这个住院部有个更贴切的名字——“护理院”。



1


既然是护理院,那么最重要的岗位之一,自然是护工阿姨。

胖阿姨是护理院里众多阿姨中的一员。她其实算不上胖,作为一名中老年女性,她和许多同龄的农村女性一样,有着稍显膨隆的肚子和略微浮肿的脸庞,因此即使四肢纤细,也会给人留下“胖”的第一印象。而余下的十几位女护工们又实在太精瘦了些,靠她们衬托,让胖阿姨“胖”到了鹤立鸡群的程度,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胖阿姨就失去了姓名。

不过,其他阿姨们在医生和护士面前也没有名字,她们是小红小丽,或者是小周小陈。我想这些称呼,主要取决于每个护工的姓氏和同事们的有没有重合,胖阿姨大概也是姓周或者是陈的,只是因为小周、小陈被旁人占去了;或者她先成了胖阿姨,就可以把小周、小陈让给其他人。

我很抱歉没有记住胖阿姨的名字,她有时候会在工作服的上臂位置别着胸牌——照片职位都是空的,只有姓名一栏是她自己歪歪扭扭的手写字——我看过几次,也没记住。刚工作那会儿,为了表现得礼貌一些,我试图叫她“某(她的姓氏)阿姨”,但叫了许多次也没人应和,或者是另外一个护工阿姨答应了,再扯着嗓子帮我叫:“36床是谁的?36床的阿姨呢?”

胖阿姨远远应了一声,帮我叫人的阿姨就会说:“哦,原来是胖阿姨你的(床位)啊?我听医生叫了半天,还以为是新来的额。”

当然,用床位号来称呼一位护工阿姨是更加方便的选择,连小周、小陈都不用记。作为医生,我知道哪些病人归我负责就好,病人当然也可以用床位号来代替——尽管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叫他们的名字显得更温暖,但是哪有床号来得方便呢?

“36床,医生你可晓得?36床这个老嫲嫲,昨天晚上要自杀哩!”胖阿姨匆匆跑过来,耸起肩膀用衣服揩了一把脸上的汗。之前她喜欢直接撩起衣服的下摆擦脸,被我笑过一次太不雅,就改成了用衣袖擦。

自杀?!我悚然一惊。在这个住着百来号人的小小护理院里,每天需要处理的事情并不多,一位病人的自杀未遂,无疑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

我赶紧越过胖阿姨,径直走向病床前,老太太安稳地朝左侧卧着,正沉沉地睡着。她是个右侧乳腺癌的病人,原发癌肿已经重度溃烂了,所以只能朝左边侧躺,即便左边的臀腿已经出现压疮,也不能更换姿势。

我扭头瞥了一眼,老太太床头的杂物都被清理干净了,堆在了床下的两个塑料盆里。胖阿姨跟在我身后气呼呼地走进病房:“你看她现在睡得像死人一样,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夜不睡觉呢!”

胖阿姨说得不全准确。病人确实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安稳,她的呼吸很急,一口气没有完全吐出来又赶忙吸进去,吸得太短促,短到完全不够支撑完成这一呼吸的动作似的。

“氧气呢?怎么没有吸氧了?”见到病人好端端躺着,我悬着的心算是落回了胸腔。

“还氧气呢!你都不知道这个老嫲嫲昨晚干了什么好事!”

在胖阿姨的描述里,最早出现的自杀端倪是在昨天傍晚,36床的老太太用2张湿纸巾盖住口鼻,试图让自己窒息。但是这样的行为不会被谁当作“自杀”,胖阿姨只当是她又在乱丢纸巾了。36床常把纸巾丢在枕头下、被窝里,像是私藏什么宝贝一样。因为湿纸巾会弄湿床铺,胖阿姨会用大嗓门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大声呵斥她。

“聋啊,不说大点声音她听不见。”胖阿姨如此解释,虽然她对着医生讲话也是极高分贝。她说,到了凌晨,36床采取了第二次行动。这次她直接将纸巾塞进了嘴里,为了快点死亡,她还用上了吸氧管——这条是为她供氧、使她顺畅呼吸的塑料管,被她缠绕在自己的脖颈上,用来勒死自己。

这也是胖阿姨没有继续给老太太吸氧的直接原因——为了不给她“自杀”的道具:“你说这个老嫲嫲,是不是没事找事?她子女那么孝顺,你们医生护士对她那么好,她还成天要死要活的,不是叫大家都没得脸么!”

胖阿姨所谓的“对病人好”,主要是指我们每天给36床腐烂的伤口清洗、换药。每次拿掉最外层的隔尿垫,就能看到伤口深处渗出的脓液已经将纱布染成灰绿色,随着纱布一层层揭开,原本弥漫着花露水气味的房间很快就会充满腐臭味。最内层的纱布总是紧贴着腐肉,即使用凡士林纱布隔开也无济于事。蚊蝇从窗户缝里钻进来,趁我们转身夹取消毒棉球或者丢纱布、胶带的空隙落下来,在发烂发臭的胸口短暂地栖息一下,似乎那几秒钟能给它们莫大的慰藉。

胖阿姨不喜欢36床的病人,萦绕在她身边的浓重腐臭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36床刚刚住院时胸口只有拳头大小的溃疡,还可以坐在凳子上,那时候胖阿姨是很喜欢这个老太太的——哪个护工阿姨会不喜欢一个能完全自理的病人呢?可后来每次提起36床刚来护理院时的病情,胖阿姨总要抱怨一通:“老嫲嫲太作,早些做了手术,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每次我也都要跟她强调,可能病人当时就已经是肿瘤晚期,失去了手术机会。

随着肿瘤细胞的扩散,36床逐渐不能下床,不能自己穿衣、吃饭,连大小便都需要胖阿姨的帮忙。她总是叫疼,每次胖阿姨稍微碰一碰她,便不停地呻吟。可是不碰她怎么行呢?胖阿姨每天都要给她擦拭身体,换干净的衣服、尿布,要给她喂饭喂水……胖阿姨说自己的手像是有刺,一挨着老太太,她就能叫唤个不停。

“我想碰她啊?她这个烂肉,谁闻着不反胃?也就苍蝇蚊子喜欢。我喷这么多花露水都盖不住她这个肉臭味,一开窗户蚊虫都往房里飞!赶都赶不赢!要不怎么说你们医生对她好呢,天天给她换药,就是亲女儿也没这么孝顺的。”胖阿姨念叨了许久,从抱怨自己的辛苦又转到夸赞起医生来。我叫她不要总当着病人的面说臭不臭的话,她不以为然:“她聋呢,听不见,听得见就好咯!”

我似乎看见36床的眉眼微微耸动了下,不知道是在忍受疼痛还是在假寐,但我知道她的神志一向清楚,便示意胖阿姨噤声,有什么事等查房的时候再说。



2


走到办公室门口,听着里面叽叽喳喳一团,同事们大约也是在聊36床自杀的事情。医生、护士、药房、化验室……听起来,似乎这天上班的人,都凑在了一起闲谈。我隔着门听了两句,觉得莫名烦躁,转身去了空无一人的操作间。

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护士的专用场地,存放着各种药水、针管,一些柜子上挂着锁,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可能就是停在角落的抢救车了,不过来这所医院以后,我从未抢救过谁。

抢救车里的药品很少,我打开一格一格的小抽屉,慢慢查看,回想上一次用这些药品时候的场景。

我曾经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工作过几年,算是见过一些生老病死。那里的病人住不长久,好转了就得出院,好不了的毛病,就等加重了再回来,所以就会有反复就诊的“老病人”。

老病人会有一些优待,比如弄到主治医生的私人电话。医生和老师一样,倘若公开了私人联系方式,就可能面临无止境的打扰,所以他们一般只会留下电子邮箱或者座机号码。但是一个病人跟你这儿看病久了,跟你要手机号,就不太好意思拒绝,况且他们心里有数,也不会无事骚扰。我在呼吸科的时候也曾有这样一个老病人,是个肺癌晚期的患者。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床位是10号,便称他为10床吧。

当时10床的儿子打来电话,说他父亲这两天咳嗽又有加重的迹象,还咳了两口痰,里面带血丝,询问近期有没有床位可以住院。我们叫病人立刻住院,那边还有些犹豫,说想处理一些事情,等过完周末再入院。

但是老病人的好处也在这里,他们对医生百分百信任,依从性极好,你叫他来住院,他不会怀疑你是想赚他钱。上午11点打来的电话,下午2点钟,10床和他的儿子就来医院了。午休时间刚过,几个同事都有点昏沉,机械地做着手头的文书工作,按着常规准备收一个病人。

谁也没料到10床来得那么声势浩大。他的儿子跟我们说,他爸上了电梯,轻咳了一声,像是有痰却咳不出的声响。电梯里人挤着人,他也是压低了嗓子,可没想到下一秒,就咯出一大口鲜血。很多人对疾病没有清晰的认识,但都会对血有天生的畏惧,于是拥挤的电梯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原本挨挨挤挤的人群,硬是给10床周边空出了一圈小小的缝隙。

10床咳一声咯一口血,从2楼到12楼。电梯门开的瞬间,人没来得及出来,先喷出了一摊血。昏昏欲睡的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骚乱拉回了魂儿,默契地投入紧张的抢救。吸痰的吸氧的,从轮椅到推床,叫来各科的紧急会诊,插管补液。

除了10床本人,周遭都在高速运转着,只有他慢慢丧失了意识,心电监护仪上机械的数字显示他的心率、血压、脉氧持续低走,气管插管后仍有大量鲜血从管子里溢出来。这时他已经停止了咳嗽——事实上他连自主呼吸也没有了,床边气管镜下去只能看见一片红,那是血栓堵住了左侧支气管。升压药和止血药反复打进血管,医护之间除了报药名,没有多余的交流,轮替着进行胸外按压。

10床仍然没有恢复呼吸,渐渐地,连心跳也不能维持,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的魂儿像是忽然被放回了自己的身体,看了眼时间,15:30。家属接受了死亡告知,放弃尸体解剖。

“就差一点点,我爸就睡上床了……”10床的儿子哽咽着说。

我们才想起来,这个病人还没有办完入院手续,这1个多小时的手忙脚乱,都是在医院走廊的一张推床上进行的。没有入院,没有告病危,没有签一个字,所有的用药、抢救都只有口头医嘱,甚至来的会诊医师都不是通过系统叫来的,而是呼吸科医生凭私交一通电话搬来的熟人。10床是我分管的床位,这个时候,纵使再不合时宜,我也得把该补的文书材料都补齐。

于是我硬着头皮,朝10床的儿子说:“那个……你能不能先下去办一下入院手续?还有这边一些的同意书需要你签字……”

“应该的应该的。”他抹了一把脸,哆嗦着手开始签字。走廊上,护工开始清理血迹,旁的病人在门边看着,不知道是国人看热闹的传统,还是物伤其类,隐约有克制的呜咽声,不知道是谁。

10床的病人到底没有睡上10床。消毒后的床铺上,塑料床袋都没有来得及掀开,他的一应物品也没来得及放进对应的柜子里。

回到办公室后,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默默擦拭自己手上、腿上、脚面上沾上的血迹。10床的儿子办好了手续敲门进来,朝我们深鞠一躬:“谢谢你们。”他开口前的吸气声很重,每一个字也都咬得很重。

现在再也没有那样惊心动魄的抢救了。

以前我从未思考过,那些在大医院里抢救回来的高龄老人们,他们出院以后去了哪里呢?他们带着胃管、尿管,在所谓的“生命体征平稳”之后,要如何继续生活呢?子女们在他们住院期间已经分身乏术、照顾不周,需要医院的护工们帮手,指望他们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简直是痴人说梦。

直到我来到了这所护理医院,才明白了那些我成功抢救下来的病人,如今可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座小小的护理院,将是这些病人此生的最后一站——如果殡仪馆不来争抢的话。



3


我每天查房的房间里,躺着4个女性病人。除了神志清醒的36床,其余3个已经都失去了意识。她们都太老了,80岁,90岁,100岁……年纪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意义,病例上记载着的是他们来时的岁数,再加上他们住院的年头,才是他们真实的年纪。

没有人真的在意这里病人们的具体年龄,因为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的老。他们年轻时住院的时候,也许还会嫌隔壁床比自己小10岁的人太幼稚,现在他们躺在一起,对外人来说没有区别。

年龄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模糊自己的界限。他们露在被单外的脸,不过是在颅骨上绷了一张布满老年斑的面皮,牙齿也不齐全了,头发稀少雪白,眼窝深陷,倘若没有睁眼,你甚至不能确定那其中是不是还能盛得下一颗眼珠。

他们衰老得已经失去了性别特征,不光是无法通过面容分辨,即使掀开被子,也很难看出究竟是男是女。被子下面最刺目的当数赤裸的双腿了,只有少数人的腿能够笔直地伸展着,大部分人的腿就像两根离开树干太久、干枯的枝桠一样,交叠出奇怪的形状——那是长期维持不当的姿势所导致的,根本不能强行将其掰成正常的形状,仿佛生来即是如此。他们的臀部,因为大小便失禁而包裹着雪白的尿不湿。再往上,是一件为了方便护工替他们擦拭身体而反着穿的病号服,衣服完整的背面用来覆盖住他们的胸腹部,纽扣散开在身体两侧。宽大的上衣勾勒不出女性下垂的乳房,偶尔能看出消瘦患者极度凹陷的腹部,像一艘破旧渔船的船腹,勉强装得下一个想要渡去彼岸的灵魂。

“老样子,没得事情。”查房的时候,阿姨们常对我说这样的话,手里不停地忙活着自己的事情,给病人翻身、拍背,擦身、喂水。她们一般独立照顾七八个病人,病人反正天天就那样躺着,没有变坏,也不可能变得更好。

胖阿姨手里端着一碗满满当当的茶水样的液体:“车前子的叶子煮的水,我们煮了一大锅,夏天喝了好的。”她用50ml的大针管抽了满满一管的液体,慢慢地朝着一个病人的胃管里打了10ml,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病人。3个简单的流水线操作结束后,就轮到了难度较大的36床。

先把病床摇高,再用干净的隔尿垫兜住病人的脖颈,哄小孩一样哄着哼哼唧唧的病人喝一口水。36床倔强地紧闭着眼睛,好不容易喂进去的一口水也不愿乖乖咽下,顺着侧歪的嘴角,一点点流下来,洇湿了胖阿姨未雨绸缪铺好的尿垫。尿垫真是极好用的东西,干净,不必清洗,还很便宜。

“这个老嫲嫲不肯吃东西了,水也不肯喝。除了吗啡(镇痛用),其他药也都不肯吃了。”胖阿姨叹了一口气,她说和36床的家属沟通过了,病人这样不配合,哪怕她有心照顾,也做不到更好了。

喂完了36床,胖阿姨又转回到了第一个病人床边,推动注射器喂下第二“口”10ml,然后是下两个病人。一针筒的液体分5口喂完,如果是半流质——正餐里的菜、饭和汤放在破壁机里打出来的灰褐色的糨糊——则需要次数更多一些。胃管进食不能太快,否则病人会呛咳或者呕吐。不过这难不倒经验丰富的胖阿姨,每个病人喂一口,一个房间里的病人轮流着喂下来,时间正好。然后换到下一个房间,对另一拨病人再做一遍相同的流程。

“能不能给这个老嫲嫲也插根胃管?再这么不吃不喝……”胖阿姨拉住我,声音压得低低的,而后干脆噤声摇头,意思是恐怕病人撑不了多久。

插管是护理院里许多护工阿姨极乐于促成的事情。上面插根胃管,下面插根尿管,这样的病人照顾起来就非常方便:一日三餐都打成糊,不用管病人喜不喜欢、想不想吃,从胃管里直接推进去就行;喂水也方便,医生让喂多少就从胃管里打进去多少,能精确到喂了多少毫升;喂药更省心,不必再盯着病人、担心他们偷偷吐掉,通通碾成粉末和在碎成糨糊的饭菜里;插上了尿管,就不用天天再替病人换尿不湿,只需要每周换一根新尿管——而那是医生的事情。

阿姨们照顾这样一个插管病人,就和照顾走廊上她们养的花花草草一样,土干了就浇些水,盆脏了就擦一擦,不需要反馈,也不期待互动,一盆花死掉了,自然会有新的花把空置的盆填满。

不过胖阿姨并不热衷于给尚能自主吞咽、排便的病人插管,反而病人每次新插一根管,她都会用那种过来人的惆怅的语调说:“这管子一插,又是要到死才能拔下来了哦……”

这个时候,36床的老太太忽然就不聋了,她有气无力地嗫嚅着说:“我不要插管。”

“那你要吃饭,你不吃饭,我就叫医生给你插管。”胖阿姨趁机端起车前草煎的水,给她喂了一小口。

我一时分不清胖阿姨是真心想叫我给36床插管,还是只想恐吓一下这个老太太,就像一个母亲恐吓年幼的孩子说,不睡觉就会被大灰狼抓走。



4


护理院的前身是一家乡卫生所,听老资格的同事说,2000年之前这里就被改造成了护理院,就像这里的病人们不必区分年纪、胖阿姨无需考证的工龄一样,也没有什么人在意这里的历史。过去二十余年里,护理院被翻新过两次,我来之后,即将迎来第三次全面装修。胖阿姨总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以前的环境是如何糟糕。

更早一批的护工阿姨们已经离开了,胖阿姨算是现在这一群护工里的“老资格”。早年的病人年轻一些,年轻到可以支起个小桌子打长牌。不过病人有活力就不好“伺候”,胖阿姨说他们“刁钻”。而病人“刁钻”,护工阿姨们就格外团结。病人们抱团挤兑阿姨,阿姨们则互相作证,向医护证明彼此都做好了本职工作。等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从坐着变成躺着,从牙尖嘴利变得沉睡不醒,护工阿姨们的精气神好像也在日复一日的枯燥护理照料中磨尽了。

家政公司在护理院常驻的领导也老了,常常说等自己老了也要住在这里,和阿姨们一起。护工阿姨们便陪笑,却从不正面应和说“好”。

“住这里要钱的哩!光是护工费一个月就要3000块,还要吃饭哩,还要买尿不湿,还有床位费、吃药……”胖阿姨掰着手指头跟我算,边算边摇头,“我们哪住得起哟?她(领导)想住就自己住吧。”

“钱”是一个不太能绕过去的话题。虽然说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死神都会准时来临,但有钱的话,似乎能在临终前的那段时间活得更体面一些。

我从医后送走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个有钱人,如果别的病人可以用床位号取代名字,那她则需要用楼层——那时医院的22楼整整一层都是特需病房,各个科室的VIP病人都可以住进去,而各科医生护士则需要专门跑去22楼对其进行诊疗。在医院等电梯很误时,就像等一辆随心所欲的公交车,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它经过时会不会停,更不知道它停下来以后你能不能挤上去。

电梯门打开,22楼装修得不像医院:走廊里的地板和墙面是木制的,灯光是温暖的橘色,所有的绿植都栽在灰白色的陶盆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多植物都养在塑料饭盒中。这一层的房间内只有一张病房,余下的空间则是沙发茶几,还有电视。

我第一次上22楼时觉得很震撼,就觉得“有钱真好”。但22楼毕竟不是我们习惯的病区,有时候我们忙忘了,会好几天不上楼,这个时候VIP病人的家属就会找过来,提醒我们该去看一眼。

22楼的病人是个瘦削的老太太,第一次见她,是她的腹腔引流管堵了,要上去帮忙冲管。她躺在摇高的病床上,电视机在放一档本地的访谈类节目,又尴尬又吵。她的儿子看见我,很是客气,满口“麻烦您了”。

老太太状态已经很差了,皮肤巩膜都泛黄,腹围有她身子两倍粗。我想起来朋友曾经形容我的话——“一个麻团插了两根筷子”,拿去形容这个老太太更贴切些——她除了一肚子积液,浑身上下都是骨头。

我给她冲好管子,起身捶了捶腰。我平时腰就酸疼,倒不是因为这一会儿工夫累到,但老人家很快转过来,满是歉意地冲我说:“辛苦了,老是麻烦你们。早点死了就好了。”

我害怕这样的论调,因为在这样的话后面我说什么都很苍白。我只能说:你不要多想、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每隔几天,总有人会想到这个老太太,彼此问的是:“你今天去看过22楼的吗?”在特需病房,我们科就只有这一个病人,于是“22楼”就成了我们医生之间一个约定俗成的代号。因为总等不到电梯,谁有空儿,就吭哧吭哧爬楼梯上去,也做不了什么,去露个面,大概也算是在表个心意:我们还记得你。

某天,我们忽然就接到22楼护士打来的电话,说老太太不行了,要抢救。其实也没什么好抢救的,因为她住院的时候已经全放弃了,不止“有创(指心外按压、气管插管等会造成创伤的抢救措施)”,连药物抢救也不要。所以,护士其实是通知我们去拉一张没有丝毫起伏的心电图,宣告一下死亡。

上去以后,22楼已经走了。接上电极,她干瘪的四肢和胸部皮肤都冷冰冰的,很干燥,毫无生气。

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从前人是有尾巴的,人年轻的时候,尾巴也是年轻的,“朝天翘着”。我没见过人的尾巴,只能想象得意的狗的样子——乡下的土狗,尾巴上的短毛熨帖地贴着骨头,细细长长一根,弯弯地指向天,指向自己的脊背。但奶奶又说,一旦年老或者生病,人的尾巴就会变得焦黄,预示着大限将至,命不久矣,所以看到一个尾巴失去神采的人,所有人都报以同情,他自己也会陷入巨大的悲伤和恐慌中去。人们害怕直面死亡的逼近,最后就忍痛切掉尾巴,从此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没了尾巴之后,即使死亡明天就来,人也能在今天活得没心没肺。

但我觉得,22楼肯定在死之前看到了自己的尾巴。衰老和疾病,就是一个不断靠近死亡的过程,即使切掉尾巴,也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像坏掉的钟表不能停止时间。



5


一个人的时间定格了,其他人依旧还按部就班地朝前走。这个护理院已经送走了很多老人,而今依旧住满了老人,外面还有许多老人等着住进来。

这些年去去来来的也不光是老人,也有护工、护士,还有和像我一样年轻的医生将老去退休的医生们替换下去。大家都习以为常,只有胖阿姨试图去“忆往昔”。她爱念叨许多已经去世的病人,比方我查房到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她就要联想到住在同一张床上的“前任”。

比如医生问:“20床的血压怎么样?”

胖阿姨就像是一个思维散漫的精神科病人,配上她难懂的苏北口音,语句破碎,突然蹦出来许多话:“20床的血压好得很——从前住在这张床位上的老爷叔,不肯好好吃药,血压老是高,一量高到200多,满脸红光……”

医生听不明白胖阿姨全部的话,只能捕捉到“不好好吃药”、“血压高到200”等关键信息,急忙测血压、查看医嘱。等一套忙完,胖阿姨才后知后觉地强调:“不是他,是原来的20床哩。现在的20床好得很。我说原来的20床,也是个高血压的,已经走了好多年了……”

“走了好多年你还提他干嘛?管好你现在的病人!”医生没好气地说。

既然不被允许讲已故的病人,胖阿姨就只能讲讲她负责过的住院时间最长的病人了。第一次听她介绍的时候,我饶有兴致地听了10多分钟,在同事们已经去查下一个病房后,我仍旧在听胖阿姨讲故事。

那是一个已经在护理院住了将近10年的老人,脑梗、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一切和衰老相关的疾病在他身上都集全了。胖阿姨入职护理院后不久,这个病人便也来了。医生护士尚有岗位调动,只有这位躺在43床的病人长久地陪伴着胖阿姨。

“43床,43床的命可是我救回来的哩。”胖阿姨在讲解完那个病人的一般情况后,难得降慢了语速,略有神秘地说,“43床当年差一点就死了啊,家属都放弃了,所有人都放弃了,只有我不甘心呢!”

在胖阿姨的故事中,43床在7年前出过一次护理院,因为腹胀腹痛(那时43床神志还清醒,知道痛)去了某外科医院治疗。在专科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病人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于是外院的专家委婉地劝家属放弃。

“就回来了呀,带着寿衣回来的哩!”胖阿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现在43床已经毫无意识了,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充当除我之外的唯一听众。

“外科医院的医生说是肠梗阻,怎么可能是肠梗阻呢?他每天都有大便的,当时就两天没解大便,我就说不可能是肠梗阻啊。可是没人听我的。我自己的病人,再没人比我更清楚的了!”胖阿姨说到了关键之处,激动得眉飞色舞,“人就不是肠梗阻,他们(外院的医生们)当肠梗阻治了一个多月,所以越治越重哩!”

确诊肠梗阻当然不会只凭大便的情况,专科医院也不像设备简陋的护理院,一个多月的住院时间肯定把相应的检查都完善了,应该不会存在如此漫长的“误诊”。不过胖阿姨说得飞快,根本没有给我插话的间隙,我便也不去试图纠正她了。

“送回来不就等死了么。我们这里又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我左思右想就不服气,我说他就不可能是肠梗阻哩,我照顾了他好几年,他一出气我就知道他哪里不好了。依我看,他就是肺不好,是个内科的毛病。我就打电话给他家属,劝他们去内科的医院试一试。”胖阿姨顿了顿,像是吊人胃口的说书人,“结果你猜怎么着?”

前面胖阿姨说“外科医院”,我还能联想到几所以手术为主的专科医院,等“内科医院”几个字从她嘴里冒出来,我便觉得这个故事她杜撰的部分过多了。但出于礼貌,我还是配合地问了句:“怎么了呢?”

“就好了呀!内科的医院一看,根本不是什么肠梗阻,就是重症肺炎。又挂了半个月的水就好了呀!”

同事见我久未跟过去,又调转回来这个病房,解救了正听着胖阿姨喋喋不休的我。

“你要是想听,可有得听了。她要颠来倒去说个不停的。”同事说。

“43床当时是肠梗阻吗?”我好奇地问。

“这我哪记得?病史上都有的。”同事抽出几本病历夹递给我,快步走入下一间病房。

7年前护理院还没有启用无纸化办公,病史即便保存着,大概也尘封在病案室的某个角落里吧。等我查完房路过43床门口时,胖阿姨似乎在那里等着我,还想续上之前被打断的话题:“要不怎么说,43床的命是我救回来的哩!”

只有胖阿姨记得43床那次是带着寿衣回来的,不过病人家属好像并不是很感激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没有人来问她病人的情况了。在这所小小护理院中,所有家属与病人的关系都逃不过护工阿姨们的眼睛——如果家属“宝贝”病人,总会追着她们问病情,即使病人今天和昨天相比根本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即使病人明天的饮食和今天的毫无不同,那也要每天问上几句,让阿姨拍几张照片或者打几分钟的视频电话;如果家属“不宝贝”病人,就需要阿姨们反过来催促他们:太久没有送过水果、奶粉,或者作为必需品的尿不湿、纸巾即将用完。在胖阿姨的回忆里,这一家人曾经很“宝贝”43床的,不然也不会花大价钱去外院给他看病,但是后来就变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嘛。”我故作深沉地说。

“那是的呦,老人太长寿了不好呐,都是后辈的寿命换的。”她又说起,43床回来后的7年多时间里,儿子和女儿都先后离世,之后儿媳和女婿也走了,现在轮到孙辈们在支付他的住院费用了。

“没有的事,都是您照顾得好,老人家才长寿呢。”我怕又被胖阿姨拉住长谈,赶紧结束了对话。



6


病人们是护工阿姨的“衣食父母”,阿姨们拿的算是“计件工资”:照顾一个病人,每天的报酬是100元,多劳多得。以往一个老人去世,新的老人会很快入院填补上,今年因为疫情,护理院进行封闭管理,不再收新的病人。护工阿姨们就陷入了手头上的病人“死一个少一个”的窘境。

比起其他阿姨们,胖阿姨负责的病人还算安稳。不知道是她平时就把病人们照顾得好,还是这些病人的求生欲望格外强。他们反复发热、咳嗽,但每次只用了一些基础的药物之后,竟又慢慢平稳了。细菌好像也明白,弄死了这个宿主自己也难逃陪葬的命运,总是折腾三两个礼拜就罢手了,仿佛只是来刷一波存在感。

在这里,对于病人的离世,没有家属会抱怨,更不会细究到底是护工还是护士或者是医生的责任,导致了老人的死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家属出不了小区,有一个死去的老人便直接从护理院被送去了火葬场——不知道后续家属与火葬场如何联系了——一切都那么水到渠成。护理院在大上海的角落里自顾地涌动,像是湍急河水里的一处慢流。

病人越来越少,护工阿姨们显得有些无聊了,忙完手头几个老人的一日三餐、翻身擦洗、喂水喂药等活计,她们就坐在床边或者走廊上刷着手机短视频。如果没有疫情,她们本可以让别的阿姨帮忙照顾一下床位上的病人,自己短暂地休几天假,回老家看一看。但是现在不可以,哪怕只照顾寥寥四五个病人,她们也只能困囿于这小小的护理院之中。

“还回家哩,我都一两年没出过这里的大门了!”胖阿姨挂断了和女儿的视频电话,想了想,说,“上次家去(回家)有好几年了,还是2018年哩。”

她希望女儿也能去医院做护工,但是女儿并不愿意:“()我们这儿钱少,说大医院钱多。”

“大医院做护工多少钱啊?”我调侃地问。

“大医院,我听说300()一天哩。”

那确实很多。照顾一个病人,300元/天,即使是大医院的护工,也少有一对一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护工同时照顾4到5个病人,倘若护工人手不足,价码更高。遇上病人治疗顺利或者家属出手阔绰,还会额外给护工一些报酬。做护工吃住都在医院,一年到头穿统一的制服,开销基本为0,日薪高达1000到2000元。粗略算了一算,我忍不住感慨:“比大部分打工人都高得多了。”

“那肯定还是没有你们医生高的。”胖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藏不住的骄傲。

“我工资可比您差远了。”即便按照每人每天100元的护工收费标准算,胖阿姨的日薪也有900元,确实比拿着几千块月薪的我高得多。

“你刚工作么,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胖阿姨又笑,忽然话锋一转,“医生,能帮我看看我的体检报告么?”

我接过那薄薄的报告书,觉得这个文件夹似乎在办公桌上见到过,便试探性地问:“你不是前几天找黄医生还是谁看过了?”

“我让王老师看是看过了……这不是想着您是研究生,水平高一点,想让您再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么……”胖阿姨有些尴尬,黑黄的面孔微微泛红。

护工阿姨们不算社区医院的职工,隶属于第三方的劳务公司,所做的体检项目只有简单的基础项,两眼便看完了。在有限的指标中,胖阿姨的几项血脂都偏高,数字后面伴随着向上指着的箭头。

“就血脂高点,王医生也这么说的。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吧?”她问。

其他的项目并没有检查,我委婉地表示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她便紧张地问:“那我要不要自己去做个大一点的体检?”

看多了终日躺在床上的病人,护工阿姨们的健康意识非常强。她们常常忧虑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失去意识躺在床上任人摆弄,转念又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财力买来这样细致的照料——既然没有钱,大概是吊不了这么长久的命的,于是便又放下心来。不过若有个疼痒的不适,忧虑就会再次袭来,她们抓住每一个医生反复询问,比对不同人的解释,试图找出最优解。

全面的体检项目要花费几千元,还要请半天假去大医院,胖阿姨犹豫再三,决定先减减肥,让血脂指标恢复正常再说。

我想起疫情之前因为身体不适请假回老家的一位护工阿姨,随口问了一句她什么时候回来,替换她的阿姨做起事情来不够麻利。

“你说的是夏阿姨啊?她不来了。当时说身体不舒服,回家一查是血癌(大概是指白血病,或是血液系统的疾病)。”胖阿姨捏着自己的体检报告,盯着上面认不太全的字,语气有点沉闷。

我想起夏阿姨走的那天,还是来办公室叫我帮忙打出租车。因为镇子偏远,我还问她要不要送她到最近的地铁站再转地铁去火车站。当时夏阿姨说不用,要直接打车去火车站,贵就贵一点。她拖着两个行李箱和几个包裹,几个我分不清楚谁是谁的阿姨们送她到了护理院的门口。

“来这么多年,净窝在这乡下了,还没看过上海的高楼有多高呢!”夏阿姨上车的时候,伸手拉开了驾驶室的门,她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想来那个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些自己的病情了吧。我说:“那怎么不就在上海治病呢?别人都生了病往上海跑,她怎么还回老家?”

“在上海看病要多少钱哩!我们又没得医保。”胖阿姨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反而显得我的问题幼稚极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开口问道:“夏阿姨,叫什么名字?”

“夏红琴,红颜色的红,弹琴的琴。”胖阿姨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写这几个字。

我默念了两遍这个名字,却始终没有在脑海中拼凑起夏阿姨的脸来。

(文中地名为化名)


编辑  | 许智博  运营 | 嘉宇   实习 | 吴问



李 清 新

误入歧途的躺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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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1 09: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女友失踪后,他演了13年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陈旭 人间theLivings  2022-10-29 07:40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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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你从戴青办公室拿走的几本日记,还在你手里吗?能给我看一下吗?”

“日记?什么日记?!我什么时候拿过戴青的日记?你见过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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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golo




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1


2002年4月的一个周一,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戴青没来上班。一开始同学们以为她只是临时请假,但一周后,学校却直接给我们班安排了新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那是我们机械厂子弟学校变化最大的一年。上学期3班的刘老师调去了市三中,春节后教英语崔老师也被外校挖走,那段时间我们的任课教师总在换,化学老师一学期就换了3位。

但戴青老师的离开实在太突然了。母亲埋怨,“明年你们就中考了,她该带完这学期再走的”。父亲则说,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中师”(师范中专)学历的老师都走了,戴老师身为凤毛麟角的大学生,肯定不会留在这里跟子弟学校玉石俱焚的。

的确,那年戴青老师才23岁,本科毕业,正是“往高处走”的好时候。早有传闻说她当年入职就是个“意外”,来子弟学校只是临时过渡,“鸡窝哪容得下凤凰呢?”

在我的回忆里,戴老师几乎是个完美的老师——她脾气好,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不像那些从工厂转岗来任教的老师,动不动就对学生抡拳头;她很漂亮,乌黑的长发配一件青色碎花连衣裙,像是电视里的广告明星;更重要的是,上她的课本就是一种享受。我作为语文课代表,得到过她很多额外的照顾:自从发现我喜欢写作,她便常常指导我,送给我很多相关书籍;她周末去文化市场给班里的图书角买书时也会带上我,遇到我喜欢的书,就花自己的工资买给我;那时我经常生病住院,她还带着课本去厂办医院给我补过课……

可直到最后离开,她都没有跟我们道一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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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我就听说了,戴青老师并不是“离职”,而是“失踪”。

消息最开始是学校里几位教师子弟传出来的,他们从父母口中听说,戴老师是突然不知去向的,那段时间,学校、家人、厂保卫处和派出所都在到处找她。之后,母亲也告诉我,厂里的职工中同样有传闻,说子弟学校教语文的戴老师“离家出走”了。对于这些传闻,校方先是沉默,后来也承认了,还公开发了通知,说如果有哪位学生或家长知道戴老师的下落,或者近期见过、联系过戴老师的,请来学校提供线索。

看到通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戴老师失踪前的那个周末,我见过她——那天在校门外的胡同里,她正在和张景春吵架。

张景春是戴老师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他并不是子弟学校的老师,只是在学校办了个物理补习班。补习班是偷偷办的,学校并不知情,用的是学校的教室,每节课20元,比外面的辅导班便宜得多。我的物理成绩不好,母亲便在戴青老师的建议下给我也报了名。一起补课的同学有十几个,我们在周末悄悄溜进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再悄悄溜出去。

我和同桌钟源一直担任补习班的值日生,课后负责打扫卫生和锁门,走得也比别人都晚。周日下午补习课结束后,我俩正好撞上那一幕——当时张景春背对着我们,挥舞着手臂冲戴老师喊着什么,情绪似乎很激动,戴老师的脸色很难看,她一定看到了站在胡同口的我和钟源,但并没有搭理我俩——我俩见情形不妙,就赶紧走开了。

我把这件事讲给母亲,问她要不要告诉学校。母亲担心惹麻烦,没同意。钟源同样保持了缄默,他爸说人家情侣吵架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且,那学期他的物理成绩提高了不少,“我爸还让我找机会单独去问张景春,能不能上那种‘一对一’的辅导”,因此不让他在外面乱讲话。

学校公开向学生和家长征集线索后,校内一时间各种消息乱飞,以至于有老师在课堂上说:“长得漂亮不论在哪儿都吃香,一朝出了事,不仅男老师坐立不安,连男学生都伺机而动。”后来学校大概看情形不对,先是收回了之前征集线索的通知,很快又禁止学生在公开场合讨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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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假前,学校照例要在假期装修教学楼,我和班上几个同学被叫去语文组办公室帮忙收拾卫生。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张景春和另外一位陌生男子,听老师们介绍说,那是戴青老师的哥哥。

戴老师失踪后,张景春的物理辅导班也停了,从那之后我一直没见过他。那天在办公室,我们一起收拾了戴老师的物品,公家的留给学校,私人的由他们二人带走处置。戴青老师的书放满了一整张书桌加大半个书柜,她哥哥见书太多,出去找三轮车了,留下张景春和我们一起打包。中途有人从办公桌的柜子里找到几本戴老师的日记,之后张景春便一直坐在旁边读日记。

收拾完后,戴青老师的存书被捆扎成几大摞放在墙边,其他物品装进几个大塑料袋,被张景春和她哥哥一并带走了。望着空荡荡的办公桌和空出三格的书柜,钟源很伤感:“看来戴青老师真的不回来了。”

钟源也是机械厂子弟,我和他坐了3年同桌。当年他写满“戴青”的周记本被同学瞧见过,虽然他一再解释本子上写的是一位与戴老师同名的港台明星,但他暗恋戴老师的事还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没办法,“证据”太多了——他的QQ昵称一直叫“爱戴”,后面跟着一串非主流字符做修饰;戴老师当年在班里的任何号召,他总是第一个响应;戴老师叫值日,无论他是不是值日生,总是操起扫帚就开干;平时还爱跑去语文组办公室忙前忙后,发现戴老师的暖瓶空了,拎起来就往水房跑;戴老师提议大家报周末的物理补习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报名的,一口气买了60节,连戴老师都劝他:“不要买这么多,张老师不一定会上这么久……”

那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钟源拿出两个徽章一样的东西,把其中一个递给我,说是刚刚从戴老师办公室抽屉里偷拿的,没给张景春他们,就当留个纪念吧。

我接过徽章,上面是一只米老鼠,而钟源的那个徽章上写着“XX师大话剧社”。我随手把米老鼠塞进书包口袋里,钟源看到了似乎有些不高兴:“咋了?不喜欢?不喜欢的话还给我。”

我没有还。



2


新学期开始后,语文组办公室来了新老师,戴青老师以前的办公桌和书柜里又摆满了各种书和杂物。打那以后,钟源不再往语文组办公室跑了,1年后,我们结束了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初中生活,分别考入了不同的高中。

高中3年,我和钟源有时会在电话里聊到戴老师,询问一下彼此有没有关于她的消息,但谁都没有。

高二那年冬天,借着机械厂子弟学校办校庆的机会,我和钟源回了趟母校。当时子弟学校成功转为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还在马路对面的楼盘里开了新校区。校庆结束后,当年接替戴青老师做我们班主任的林民请我俩在学校新盖的教职工食堂里吃饭。钟源问他:“学校这几年有没有戴老师的消息?”老师没有正面答复他,一脸坏笑地说:“咋了钟源?你个小毛孩子还挂着人家呢?”

钟源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在他幼年时病故,父亲也再没续弦。钟源从小跟父亲生活,父亲对他的管教甚是严格,甚至有点残暴。小时候,钟源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他父亲关在厕所里收拾,他家住一楼,他被打得哭爹喊娘,声音总会清晰地传到街上。大院居民大多知道钟源他爸的臭脾气,很少有人去管闲事。

所以,钟源从小也是个固执的孩子,初中时,他坚持要在学校做完全部作业再回家,于是经常晚上8、9点钟才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有段时间他决定晨跑减肥,于是在一个暴雨磅礴的大清早,我就看见他一个人绕着学校操场疯跑。

跟他做同桌后,我发现他身上时常带着各种伤痕,他说都是拜他爸所赐。那时唯一能够且敢于拯救钟源的大概只有戴青老师。戴老师住的地方和钟源家相邻,每次听到钟源的惨叫声,她便会立刻赶去钟家。钟源他爸最初几次还打算跟戴老师“理论”,但很快就被戴老师驳得哑口无言。

戴老师让钟源挨打的频率大幅降低,机械厂改制的那段时间里,钟源他爸顾不上回家,钟源就每天跟着戴老师在办公室吃饭,然后一起回家。面对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钟源更是骄傲地声称,戴老师还给自己洗好了衣服。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钟源在之后的若干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寻找戴青老师下落的根本原因,但至少,对钟源而言,她肯定不仅仅是一位老师。在寻找戴老师这件事上,钟源把他这种一根筋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戴老师失踪之初,四处打听她去向的男生数不胜数。等后来学校把这股风潮压下去后,唯独钟源还在坚持,他一改放学后留在教室写作业的习惯,下课铃一响,收起书包就往校外跑。有几次,我看到他钻进与机械厂家属区一墙之隔的某科研单位试验田,或者在戴老师曾经住的筒子楼下探头探脑,就问他在做什么,他就说在找戴老师。

我一度以为这家伙魔怔了,找人咋还能找到试验田里去?钟源就站在试验田边,望着墙那边的筒子楼家属区说,他曾见过张景春来过这里。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段时间钟源应该是在跟踪张景春。

那时钟源的父亲还是机械厂下属某车间的主任,是中层干部,跟保卫处的领导有些交情。从父亲口中,钟源得知警察也在怀疑张景春,只是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本来钟父找保卫处打听张景春的情况,是为了衡量还要不要让儿子继续报张景春的物理补习班,而信息传到钟源这里,却成了他进一步怀疑张景春的理论依据。

私下里,钟源经常悄悄给我透露一些从他父亲那里打探到的“内部信息”,比如:“前天张景春被派出所叫走了,关了一整天,又放了”“昨天下午保卫科有两个人被警察带走了”“戴老师的妈妈过来了,在厂保卫处办公室里扇了张景春两个耳光”,等等。

但这些事大多没有下文,到后来,可能钟源父亲发现儿子找他打探这些消息的初衷跟自己的并不一致,便拒绝再向儿子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了。

钟源的这些举动,林民自然也看在眼里,一次,他在班会上语焉不详地说了句话,没提事也没点名,但目光却是瞥向钟源的:“我警告班里的某些同学,要明确自己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事情归学校管,学校管不了还有警察管,你整天上蹿下跳的,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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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后,钟源提议我们一起去趟海边。我俩在省内的几个沿海城市里选择了烟台,表面理由是去烟台旅行的花费少,但其实还有个心照不宣的原因——那里是戴青老师的故乡。

我俩并不知道戴老师的老家在哪里,也没有她家人的联系方式。但钟源还是找到了一片沙滩,言之凿凿说,戴老师小时候住的地方一定就在这附近。我问为什么,他说是戴青老师上课时说的。我不记得戴老师在课上提过,但钟源却当场背诵了一段课文——那篇文章叫《赶海》,是我们初中时校本教材里收录的戴老师的文章。

那年的校本教材里有两篇戴老师的作品,《赶海》写的是她小时候的事,还有一篇《虎山游记》,写她的大学时代。我对后一篇很熟,却不怎么记得前一篇。钟源一边背课文,一边向我指点周围的景色:“看,站在这个位置,正好看见那个山头……你朝南看,那边能隐约看到渔港……我查过这片地方,以前是个渔村,97年后才开发成现在这样的。”

说着,钟源忽然换了话题,说自己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几年前收拾戴老师办公室的东西时,没有看一眼她的日记。我说你这算什么遗憾,老师的日记你怎么可以随便看?钟源却说,为什么张景春能看?我说人家是男女朋友,能一样吗?

“我敢打赌,那些日记戴青老师肯定不想让张景春看,不然怎么会藏在办公室里?这东西不该放在家里吗?”钟源说,当年我们在收拾办公室时,张景春一直蹲在旁边看戴老师的日记,他也一直在旁边观察,总觉得张景春看日记时的状态不对劲,“也不知道戴青老师在日记里写了什么,把张景春气得脸都扭曲了。”

我对那几本日记有些印象,因为当年戴老师给我讲写作技巧时,就用自己的文章做过案例,而那些文章就出自她的日记本。但我并不记得张景春看日记时“脸都扭曲了”。

钟源接着说,那天他看到张景春把戴青老师的3个日记本都塞进了自己的随身挎包,没有像其他物品那样打包进黑色塑料袋,很可能根本没把日记本交给戴老师的哥哥。我说这倒有可能,或许张景春只是想留个纪念而已。

“留纪念?你的意思是他一早就知道戴老师回不来了?”钟源问我。

我说算了,我不跟你争了,你又上那股子劲了。



3


高中毕业后,我并没有和钟源同步去上大学,而是又复读了一年,于2007年考入本省师大。戴青老师同样毕业于这所学校,我和她差了11届。

新生入学时,钟源来学校找过我。那时他已在青岛的一所大学读大二,说要来给我做“新生向导”。他带我走过西联教室、大学生活动中心、南区宿舍,又去了学校后街。让我震惊的是,他甚至连师大附近哪家卤肉饭好吃、哪家网吧包夜便宜都一清二楚。我说钟源你又不是这儿的学生,怎么对师大这么熟悉?钟源笑了笑,说还能为啥,“女朋友在这儿呗,也是文学院的,你见了面得喊声师姐”。

我说你们学校没女生吗?还大老远跑来我们学校谈恋爱?不会也是因为戴老师吧?

钟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把我带到了一棵树下,问我还记不记得这棵树。见我摇头,钟源有些失望,又问我记不记得戴老师以前贴在子弟中学教学楼大厅“教师风采”栏里的那张照片?说着,他跑过去站到树下,摆了个造型。

但我依旧没有任何印象。钟源只好从书包里找出一个本子,又从本子里翻出一张照片——果然,当年的戴老师长发披肩,站在树下,一身青色的碎花连衣裙和一双白色布鞋——没想到,钟源竟把戴老师的照片都“偷”走了。

“我不拿别人也会拿的。”钟源说。

当天晚上,钟源和他女友一起请我吃饭,那位师姐很漂亮,同样长发披肩,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

“张景春是物理系96级的本科生,现在叫物理工程学院。戴老师是文学院的,我让小慧打听了他们当年的同学——物理系有个讲师,姓霍,是张景春的同班同学;文学院这边,对外汉语的辅导员是戴老师的同学,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另外学校学工部还有一位王老师……”钟源如数家珍般向我叙述,我反而有些怀疑他和小慧恋爱的目的了。

“你来了也好,有些事小慧不方便知道,更不方便做,你来做的话好些……”那顿饭的最后,趁女友去买单时,钟源对我说。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他。

“我想知道张景春和戴青老师大学时的事情。”钟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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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9年夏天,经过多方努力,我才通过一家户外单车俱乐部和物理工程学院的霍老师搭上了线。一次骑行活动间隙,我跟他讲了戴青老师失踪的事,又谎称自己的父亲是省城承办这起案子的警察,想了解张景春的情况,霍老师这才开了口。

“张景春是青州人,家庭条件不好,据说为了生他,他爸妈先给他生了5个姐姐。”霍老师说,大学时张景春心气很高,成绩也不错,原本可以保送本校继续读研的,但他一心想考名校,毕业当年报了清华,没考上,第二年报了复旦,又没考上。后来听说张景春又考了几年,也不知结果怎样。

“张景春这个人不太好交往。读书那会儿他没什么朋友,大家都觉得他挺‘假’的,不好交心……”霍老师用了一个方言词汇“爱演道”来形容大学时代的张景春,大体就是“爱装X”“不实诚”的意思。

提起张景春和戴青的关系,霍老师说这事儿他记得。当年戴青是文学院有名的才女,长得又漂亮,追求者甚多,其中不乏很优秀的男生,但不知为何最后她竟然选了张景春。“我就记得当年学校剧团演话剧,戴青总演女共产党员、女英雄,张景春总演汉奸、翻译官,那‘三七分’一梳,配上他那两撇八字胡,演得全校闻名。但谁知道后来他俩居然在一起了,你说这不是扯嘛……”

通过钟源女友小慧帮忙联络,我又从学校学工部的王老师口中得到了一些消息。王老师和戴青是烟台老乡,大学时代做过2年室友,关系很不错。她说,戴青之所以会和张景春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张景春对她确实很“用心”——两人交往前,戴青琴棋书画都拿得出手,而张景春除了成绩好,其他的一窍不通,但为了追求戴青,张景春强迫自己培养这些“爱好”,后来还真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师大男女宿舍分处校园两端,直线距离接近3站路公交,张景春每天早上都来给戴青送早点,无论刮风下雨,两人在一起后也没间断过;而在与张景春交往之前,戴青有个大她两届的男朋友,但那男的毕业后公派留学,一出国就跟戴青分了手,那段时间正巧赶上张景春大献殷勤,戴青便被攻陷了。

王老师也提到了话剧团的事:起初,张景春因为形象问题一直进不去,于是他自己写了剧本出去投稿,专门给戴青设计了一个“女英雄”的角色,又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个“翻译官”。那个剧本在校外比赛中拿了奖,话剧团这才勉强招张景春进团做了“特型演员”,专门跟戴青搭戏。“放到现在,哪有男生肯费这番心思?”

戴青和张景春的关系确定得很突然。当时戴青身边还有几位追求者,其中有个研究生,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戴青也挺喜欢,但就在一次假期旅行过后,戴青却和张景春在一起了,“好像是那个研究生毕业后也有出国的打算,戴青一听对方又是这想法,便立刻拒绝了……”

王老师说,她起初还感觉张景春只是相貌不佳,但两人恋爱后,她才知道张景春吃喝花销全靠戴青资助,就有点看不过去了:“张景春这家伙除了嘴皮子比较溜,没啥特别的。据说他成绩不错,可我们不是一个专业,也都是听旁人说的。他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吃女朋友的软饭,我就觉得这人不靠谱。”

我心想,在“吃软饭”这点上张景春倒算是“从一而终”,大学毕业后戴老师也是一边上班一边帮他在学校招生办辅导班。

“你觉得戴青当年爱张景春吗?”我问。

“说不好。”王老师说,她见过戴青爱一个人时的样子,但不是在张景春身上。那时同学们都觉得戴青只是暂时没遇到爱的人,碰巧张景春贴上来,临时过渡一下而已,只是没想到“过渡”了那么久。她问我为什么打听这些,我这才把戴老师失踪的事讲给她。她一脸惊愕,继而口气略带惊悚地问我:“不会是张景春对她做了什么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才来找你打听嘛。



4


我觉得钟源对张景春的调查属实没太多意义。无论张景春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和戴老师谁爱谁多一些,都不能改变戴老师失踪的事实,而且对寻找戴老师的下落也并无任何作用。但钟源觉得有意义,很多年来,他一直笃定张景春就是戴老师失踪的始作俑者。

“你看看他的博客和QQ空间!”钟源发给我几条链接,里面各有上百篇日志和多到数不清的照片,访问量和粉丝数也很惊人。

我随手打开几页,竟然全是他外出寻找戴老师的记录,还有些媒体报道的链接——一家本地报纸刊载了很多张景春骑在摩托车上的照片,摩托车后座绑满了行李,行李上插着一面旗子,配图下面标注的拍摄地点是东北某省,报道最后还挂了捐款链接。文章下面的评论里,满是对张景春的称赞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