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你从戴青办公室拿走的几本日记，还在你手里吗？能给我看一下吗？”
“日记？什么日记？！我什么时候拿过戴青的日记？你见过她的日记？！”
2002年4月的一个周一，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戴青没来上班。一开始同学们以为她只是临时请假，但一周后，学校却直接给我们班安排了新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那是我们机械厂子弟学校变化最大的一年。上学期3班的刘老师调去了市三中，春节后教英语崔老师也被外校挖走，那段时间我们的任课教师总在换，化学老师一学期就换了3位。但戴青老师的离开实在太突然了。母亲埋怨，“明年你们就中考了，她该带完这学期再走的”。父亲则说，人往高处走，鸟往亮处飞，“中师”（师范中专）学历的老师都走了，戴老师身为凤毛麟角的大学生，肯定不会留在这里跟子弟学校玉石俱焚的。
的确，那年戴青老师才23岁，本科毕业，正是“往高处走”的好时候。早有传闻说她当年入职就是个“意外”，来子弟学校只是临时过渡，“鸡窝哪容得下凤凰呢？”
在我的回忆里，戴老师几乎是个完美的老师——她脾气好，说话从来都是低声细语的，不像那些从工厂转岗来任教的老师，动不动就对学生抡拳头；她很漂亮，乌黑的长发配一件青色碎花连衣裙，像是电视里的广告明星；更重要的是，上她的课本就是一种享受。我作为语文课代表，得到过她很多额外的照顾：自从发现我喜欢写作，她便常常指导我，送给我很多相关书籍；她周末去文化市场给班里的图书角买书时也会带上我，遇到我喜欢的书，就花自己的工资买给我；那时我经常生病住院，她还带着课本去厂办医院给我补过课……
可直到最后离开，她都没有跟我们道一声别。
很快，我就听说了，戴青老师并不是“离职”，而是“失踪”。
消息最开始是学校里几位教师子弟传出来的，他们从父母口中听说，戴老师是突然不知去向的，那段时间，学校、家人、厂保卫处和派出所都在到处找她。之后，母亲也告诉我，厂里的职工中同样有传闻，说子弟学校教语文的戴老师“离家出走”了。对于这些传闻，校方先是沉默，后来也承认了，还公开发了通知，说如果有哪位学生或家长知道戴老师的下落，或者近期见过、联系过戴老师的，请来学校提供线索。
看到通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戴老师失踪前的那个周末，我见过她——那天在校门外的胡同里，她正在和张景春吵架。
张景春是戴老师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他并不是子弟学校的老师，只是在学校办了个物理补习班。补习班是偷偷办的，学校并不知情，用的是学校的教室，每节课20元，比外面的辅导班便宜得多。我的物理成绩不好，母亲便在戴青老师的建议下给我也报了名。一起补课的同学有十几个，我们在周末悄悄溜进学校上课，上完课后再悄悄溜出去。
我和同桌钟源一直担任补习班的值日生，课后负责打扫卫生和锁门，走得也比别人都晚。周日下午补习课结束后，我俩正好撞上那一幕——当时张景春背对着我们，挥舞着手臂冲戴老师喊着什么，情绪似乎很激动，戴老师的脸色很难看，她一定看到了站在胡同口的我和钟源，但并没有搭理我俩——我俩见情形不妙，就赶紧走开了。
我把这件事讲给母亲，问她要不要告诉学校。母亲担心惹麻烦，没同意。钟源同样保持了缄默，他爸说人家情侣吵架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且，那学期他的物理成绩提高了不少，“我爸还让我找机会单独去问张景春，能不能上那种‘一对一’的辅导”，因此不让他在外面乱讲话。
学校公开向学生和家长征集线索后，校内一时间各种消息乱飞，以至于有老师在课堂上说：“长得漂亮不论在哪儿都吃香，一朝出了事，不仅男老师坐立不安，连男学生都伺机而动。”后来学校大概看情形不对，先是收回了之前征集线索的通知，很快又禁止学生在公开场合讨论此事。
2002年暑假前，学校照例要在假期装修教学楼，我和班上几个同学被叫去语文组办公室帮忙收拾卫生。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张景春和另外一位陌生男子，听老师们介绍说，那是戴青老师的哥哥。
戴老师失踪后，张景春的物理辅导班也停了，从那之后我一直没见过他。那天在办公室，我们一起收拾了戴老师的物品，公家的留给学校，私人的由他们二人带走处置。戴青老师的书放满了一整张书桌加大半个书柜，她哥哥见书太多，出去找三轮车了，留下张景春和我们一起打包。中途有人从办公桌的柜子里找到几本戴老师的日记，之后张景春便一直坐在旁边读日记。
收拾完后，戴青老师的存书被捆扎成几大摞放在墙边，其他物品装进几个大塑料袋，被张景春和她哥哥一并带走了。望着空荡荡的办公桌和空出三格的书柜，钟源很伤感：“看来戴青老师真的不回来了。”
钟源也是机械厂子弟，我和他坐了3年同桌。当年他写满“戴青”的周记本被同学瞧见过，虽然他一再解释本子上写的是一位与戴老师同名的港台明星，但他暗恋戴老师的事还是在同学中不胫而走。没办法，“证据”太多了——他的QQ昵称一直叫“爱戴”，后面跟着一串非主流字符做修饰；戴老师当年在班里的任何号召，他总是第一个响应；戴老师叫值日，无论他是不是值日生，总是操起扫帚就开干；平时还爱跑去语文组办公室忙前忙后，发现戴老师的暖瓶空了，拎起来就往水房跑；戴老师提议大家报周末的物理补习班时，他是班上第一个报名的，一口气买了60节，连戴老师都劝他：“不要买这么多，张老师不一定会上这么久……”
那天从学校回家的路上，钟源拿出两个徽章一样的东西，把其中一个递给我，说是刚刚从戴老师办公室抽屉里偷拿的，没给张景春他们，就当留个纪念吧。
我接过徽章，上面是一只米老鼠，而钟源的那个徽章上写着“XX师大话剧社”。我随手把米老鼠塞进书包口袋里，钟源看到了似乎有些不高兴：“咋了？不喜欢？不喜欢的话还给我。”
我没有还。
新学期开始后，语文组办公室来了新老师，戴青老师以前的办公桌和书柜里又摆满了各种书和杂物。打那以后，钟源不再往语文组办公室跑了，1年后，我们结束了机械厂子弟学校的初中生活，分别考入了不同的高中。
高中3年，我和钟源有时会在电话里聊到戴老师，询问一下彼此有没有关于她的消息，但谁都没有。
高二那年冬天，借着机械厂子弟学校办校庆的机会，我和钟源回了趟母校。当时子弟学校成功转为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还在马路对面的楼盘里开了新校区。校庆结束后，当年接替戴青老师做我们班主任的黄林民请我俩在学校新盖的教职工食堂里吃饭。钟源问他：“学校这几年有没有戴老师的消息？”黄老师没有正面答复他，一脸坏笑地说：“咋了钟源？你个小毛孩子还挂着人家呢？”
钟源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在他幼年时病故，父亲也再没续弦。钟源从小跟父亲生活，父亲对他的管教甚是严格，甚至有点残暴。小时候，钟源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他父亲关在厕所里收拾，他家住一楼，他被打得哭爹喊娘，声音总会清晰地传到街上。大院居民大多知道钟源他爸的臭脾气，很少有人去管闲事。
所以，钟源从小也是个固执的孩子，初中时，他坚持要在学校做完全部作业再回家，于是经常晚上8、9点钟才背着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有段时间他决定晨跑减肥，于是在一个暴雨磅礴的大清早，我就看见他一个人绕着学校操场疯跑。
跟他做同桌后，我发现他身上时常带着各种伤痕，他说都是拜他爸所赐。那时唯一能够且敢于拯救钟源的大概只有戴青老师。戴老师住的地方和钟源家相邻，每次听到钟源的惨叫声，她便会立刻赶去钟家。钟源他爸最初几次还打算跟戴老师“理论”，但很快就被戴老师驳得哑口无言。
戴老师让钟源挨打的频率大幅降低，机械厂改制的那段时间里，钟源他爸顾不上回家，钟源就每天跟着戴老师在办公室吃饭，然后一起回家。面对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钟源更是骄傲地声称，戴老师还给自己洗好了衣服。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钟源在之后的若干年里，一直坚持不懈寻找戴青老师下落的根本原因，但至少，对钟源而言，她肯定不仅仅是一位老师。在寻找戴老师这件事上，钟源把他这种一根筋的性格诠释得淋漓尽致——戴老师失踪之初，四处打听她去向的男生数不胜数。等后来学校把这股风潮压下去后，唯独钟源还在坚持，他一改放学后留在教室写作业的习惯，下课铃一响，收起书包就往校外跑。有几次，我看到他钻进与机械厂家属区一墙之隔的某科研单位试验田，或者在戴老师曾经住的筒子楼下探头探脑，就问他在做什么，他就说在找戴老师。
我一度以为这家伙魔怔了，找人咋还能找到试验田里去？钟源就站在试验田边，望着墙那边的筒子楼家属区说，他曾见过张景春来过这里。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段时间钟源应该是在跟踪张景春。
那时钟源的父亲还是机械厂下属某车间的主任，是中层干部，跟保卫处的领导有些交情。从父亲口中，钟源得知警察也在怀疑张景春，只是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本来钟父找保卫处打听张景春的情况，是为了衡量还要不要让儿子继续报张景春的物理补习班，而信息传到钟源这里，却成了他进一步怀疑张景春的理论依据。
私下里，钟源经常悄悄给我透露一些从他父亲那里打探到的“内部信息”，比如：“前天张景春被派出所叫走了，关了一整天，又放了”“昨天下午保卫科有两个人被警察带走了”“戴老师的妈妈过来了，在厂保卫处办公室里扇了张景春两个耳光”，等等。
但这些事大多没有下文，到后来，可能钟源父亲发现儿子找他打探这些消息的初衷跟自己的并不一致，便拒绝再向儿子透露这方面的消息了。
钟源的这些举动，黄林民自然也看在眼里，一次，他在班会上语焉不详地说了句话，没提事也没点名，但目光却是瞥向钟源的：“我警告班里的某些同学，要明确自己来学校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事情归学校管，学校管不了还有警察管，你整天上蹿下跳的，想干什么？”
高考结束后，钟源提议我们一起去趟海边。我俩在省内的几个沿海城市里选择了烟台，表面理由是去烟台旅行的花费少，但其实还有个心照不宣的原因——那里是戴青老师的故乡。
我俩并不知道戴老师的老家在哪里，也没有她家人的联系方式。但钟源还是找到了一片沙滩，言之凿凿说，戴老师小时候住的地方一定就在这附近。我问为什么，他说是戴青老师上课时说的。我不记得戴老师在课上提过，但钟源却当场背诵了一段课文——那篇文章叫《赶海》，是我们初中时校本教材里收录的戴老师的文章。
那年的校本教材里有两篇戴老师的作品，《赶海》写的是她小时候的事，还有一篇《虎山游记》，写她的大学时代。我对后一篇很熟，却不怎么记得前一篇。钟源一边背课文，一边向我指点周围的景色：“看，站在这个位置，正好看见那个山头……你朝南看，那边能隐约看到渔港……我查过这片地方，以前是个渔村，97年后才开发成现在这样的。”
说着，钟源忽然换了话题，说自己一直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几年前收拾戴老师办公室的东西时，没有看一眼她的日记。我说你这算什么遗憾，老师的日记你怎么可以随便看？钟源却说，为什么张景春能看？我说人家是男女朋友，能一样吗？
“我敢打赌，那些日记戴青老师肯定不想让张景春看，不然怎么会藏在办公室里？这东西不该放在家里吗？”钟源说，当年我们在收拾办公室时，张景春一直蹲在旁边看戴老师的日记，他也一直在旁边观察，总觉得张景春看日记时的状态不对劲，“也不知道戴青老师在日记里写了什么，把张景春气得脸都扭曲了。”
我对那几本日记有些印象，因为当年戴老师给我讲写作技巧时，就用自己的文章做过案例，而那些文章就出自她的日记本。但我并不记得张景春看日记时“脸都扭曲了”。
钟源接着说，那天他看到张景春把戴青老师的3个日记本都塞进了自己的随身挎包，没有像其他物品那样打包进黑色塑料袋，很可能根本没把日记本交给戴老师的哥哥。我说这倒有可能，或许张景春只是想留个纪念而已。
“留纪念？你的意思是他一早就知道戴老师回不来了？”钟源问我。
我说算了，我不跟你争了，你又上那股子劲了。
高中毕业后，我并没有和钟源同步去上大学，而是又复读了一年，于2007年考入本省师大。戴青老师同样毕业于这所学校，我和她差了11届。
新生入学时，钟源来学校找过我。那时他已在青岛的一所大学读大二，说要来给我做“新生向导”。他带我走过西联教室、大学生活动中心、南区宿舍，又去了学校后街。让我震惊的是，他甚至连师大附近哪家卤肉饭好吃、哪家网吧包夜便宜都一清二楚。我说钟源你又不是这儿的学生，怎么对师大这么熟悉？钟源笑了笑，说还能为啥，“女朋友在这儿呗，也是文学院的，你见了面得喊声师姐”。
我说你们学校没女生吗？还大老远跑来我们学校谈恋爱？不会也是因为戴老师吧？
钟源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把我带到了一棵树下，问我还记不记得这棵树。见我摇头，钟源有些失望，又问我记不记得戴老师以前贴在子弟中学教学楼大厅“教师风采”栏里的那张照片？说着，他跑过去站到树下，摆了个造型。
但我依旧没有任何印象。钟源只好从书包里找出一个本子，又从本子里翻出一张照片——果然，当年的戴老师长发披肩，站在树下，一身青色的碎花连衣裙和一双白色布鞋——没想到，钟源竟把戴老师的照片都“偷”走了。
“我不拿别人也会拿的。”钟源说。
当天晚上，钟源和他女友一起请我吃饭，那位师姐很漂亮，同样长发披肩，穿了一件碎花连衣裙。
“张景春是物理系96级的本科生，现在叫物理工程学院。戴老师是文学院的，我让小慧打听了他们当年的同学——物理系有个讲师，姓霍，是张景春的同班同学；文学院这边，对外汉语的辅导员是戴老师的同学，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另外学校学工部还有一位王老师……”钟源如数家珍般向我叙述，我反而有些怀疑他和小慧恋爱的目的了。
“你来了也好，有些事小慧不方便知道，更不方便做，你来做的话好些……”那顿饭的最后，趁女友去买单时，钟源对我说。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他。
“我想知道张景春和戴青老师大学时的事情。”钟源说。
直到2009年夏天，经过多方努力，我才通过一家户外单车俱乐部和物理工程学院的霍老师搭上了线。一次骑行活动间隙，我跟他讲了戴青老师失踪的事，又谎称自己的父亲是省城承办这起案子的警察，想了解张景春的情况，霍老师这才开了口。
“张景春是青州人，家庭条件不好，据说为了生他，他爸妈先给他生了5个姐姐。”霍老师说，大学时张景春心气很高，成绩也不错，原本可以保送本校继续读研的，但他一心想考名校，毕业当年报了清华，没考上，第二年报了复旦，又没考上。后来听说张景春又考了几年，也不知结果怎样。
“张景春这个人不太好交往。读书那会儿他没什么朋友，大家都觉得他挺‘假’的，不好交心……”霍老师用了一个方言词汇“爱演道”来形容大学时代的张景春，大体就是“爱装X”“不实诚”的意思。
提起张景春和戴青的关系，霍老师说这事儿他记得。当年戴青是文学院有名的才女，长得又漂亮，追求者甚多，其中不乏很优秀的男生，但不知为何最后她竟然选了张景春。“我就记得当年学校剧团演话剧，戴青总演女共产党员、女英雄，张景春总演汉奸、翻译官，那‘三七分’一梳，配上他那两撇八字胡，演得全校闻名。但谁知道后来他俩居然在一起了，你说这不是扯嘛……”
通过钟源女友小慧帮忙联络，我又从学校学工部的王老师口中得到了一些消息。王老师和戴青是烟台老乡，大学时代做过2年室友，关系很不错。她说，戴青之所以会和张景春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张景春对她确实很“用心”——两人交往前，戴青琴棋书画都拿得出手，而张景春除了成绩好，其他的一窍不通，但为了追求戴青，张景春强迫自己培养这些“爱好”，后来还真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师大男女宿舍分处校园两端，直线距离接近3站路公交，张景春每天早上都来给戴青送早点，无论刮风下雨，两人在一起后也没间断过；而在与张景春交往之前，戴青有个大她两届的男朋友，但那男的毕业后公派留学，一出国就跟戴青分了手，那段时间正巧赶上张景春大献殷勤，戴青便被攻陷了。
王老师也提到了话剧团的事：起初，张景春因为形象问题一直进不去，于是他自己写了剧本出去投稿，专门给戴青设计了一个“女英雄”的角色，又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个“翻译官”。那个剧本在校外比赛中拿了奖，话剧团这才勉强招张景春进团做了“特型演员”，专门跟戴青搭戏。“放到现在，哪有男生肯费这番心思？”
戴青和张景春的关系确定得很突然。当时戴青身边还有几位追求者，其中有个研究生，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戴青也挺喜欢，但就在一次假期旅行过后，戴青却和张景春在一起了，“好像是那个研究生毕业后也有出国的打算，戴青一听对方又是这想法，便立刻拒绝了……”
王老师说，她起初还感觉张景春只是相貌不佳，但两人恋爱后，她才知道张景春吃喝花销全靠戴青资助，就有点看不过去了：“张景春这家伙除了嘴皮子比较溜，没啥特别的。据说他成绩不错，可我们不是一个专业，也都是听旁人说的。他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吃女朋友的软饭，我就觉得这人不靠谱。”
我心想，在“吃软饭”这点上张景春倒算是“从一而终”，大学毕业后戴老师也是一边上班一边帮他在学校招生办辅导班。
“你觉得戴青当年爱张景春吗？”我问。
“说不好。”王老师说，她见过戴青爱一个人时的样子，但不是在张景春身上。那时同学们都觉得戴青只是暂时没遇到爱的人，碰巧张景春贴上来，临时过渡一下而已，只是没想到“过渡”了那么久。她问我为什么打听这些，我这才把戴老师失踪的事讲给她。她一脸惊愕，继而口气略带惊悚地问我：“不会是张景春对她做了什么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才来找你打听嘛。
我觉得钟源对张景春的调查属实没太多意义。无论张景春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和戴老师谁爱谁多一些，都不能改变戴老师失踪的事实，而且对寻找戴老师的下落也并无任何作用。但钟源觉得有意义，很多年来，他一直笃定张景春就是戴老师失踪的始作俑者。
“你看看他的博客和QQ空间！”钟源发给我几条链接，里面各有上百篇日志和多到数不清的照片，访问量和粉丝数也很惊人。
我随手打开几页，竟然全是他外出寻找戴老师的记录，还有些媒体报道的链接——一家本地报纸刊载了很多张景春骑在摩托车上的照片，摩托车后座绑满了行李，行李上插着一面旗子，配图下面标注的拍摄地点是东北某省，报道最后还挂了捐款链接。文章下面的评论里，满是对张景春的称赞和敬佩。
“这么多年了，他还在找戴老师？”我问。
“我呸，张景春明显就是以‘寻找女友’为噱头出去旅游顺带骗点击量和捐款——如果换成你，你会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找你失踪的女朋友吗？”钟源啐了一口。
我说你这就有点对人不对事了，人家这样做倒也能理解，或许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影响力，万一真有人看到了新闻给他提供线索呢？
“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张景春有问题！”
我说那你毕业之后回家考警察吧，专门查戴老师失踪的案子。他说好，我们一起去考。我说你见过我这个专业当警察的吗？他想了想说，确实没听说过，还是我自己去考吧。
但命运弄人，大学毕业后，我倒是真去外地做了警察，钟源却先一步回到老家的机械厂子弟学校做了中学数学老师——那时子弟学校已经转为公办，改名叫致高中学了。
大概是回去后总是触景伤情，有一次钟源微醺着问我：如果当年我俩把戴老师和张景春吵架的事情告诉学校，会是什么结果呢？
“打我头一眼看见张景春，就觉得他不像好人——你看，瘦长脸，八字胡，中分头，怎么看怎么像电视剧里的汉奸！所谓‘相由心生’，好人会长成这样？你说戴老师当年那么漂亮，怎么会看上他？”钟源絮叨着。
“那你当时还想着继续跟他上补习班。”我揶揄道。
时隔多年再次回忆起少年时的悸动，钟源大方承认了自己对戴老师的感情：“是的，当年我确实喜欢戴青老师，没啥丢人的，都是那个年纪过来的嘛。你看，后来我谈的女朋友或多或少都有点她的影子，我现在的老婆，不也是中学语文老师嘛！”
他同样也表露出对自己父亲的不满，说当初就不该听他爸的，如果一早把戴老师失踪前和张景春吵架的事情告诉学校，查他一下，八成能查出问题来。
“你是不是把人家当成情敌了？你看你这副嘴脸，嫉妒让你面目全非。”我开玩笑说。
“哎，当时你咋也不跟学校说呢？你爸又不逼你跟张景春上课，我还指望着你能把那事儿告诉学校呢！”钟源反问我。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说？
“你说了？你跟谁说的？结果呢？”他追问。
“说了，跟黄林民。”
我当时不仅跟黄老师说了他们俩吵架的事，我还告诉了黄老师另外一件事——戴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她有离开学校的打算。
一次在跟戴老师去文化市场买书的路上，她说自己“可能也要走了”。虽然那时我对学校老师一个接一个离职已经司空见惯，但知道戴老师也要走，心里还是很难过。我问戴老师调去了哪所学校，她说她不是“调走”，她已经考上了研究生，下半年要去南京上学了。
那时在我浅薄的认识里，“大学本科”已经是学历的天花板了。戴老师看我不太懂，只解释说“就是老师又去当学生了”。之后她又问我，如果她走了同学们会不会想她。我说肯定会啊，而且我肯定是那个最舍不得你走的人。她很开心，说平时没白给我“开小灶”。
后来她又问我，如果她走了，我们还会不会报张老师的补习班？我说我不想报了，张老师课讲得挺好，但脾气太差了，经常吼人，还动不动用教杆抽黑板和讲桌——其实这些早就有补习班的同学给戴老师反映过，但那时她的回复是：“张老师吼你是为你好，他怎么不去吼别人？”但这一次，戴老师却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我回家后就把戴老师要去读书的消息讲给了父母，他们有些惋惜，但都说戴老师的选择是正确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问戴老师去南京读研的事时，她却说“不一定会去了，因为张老师没考上研究生”。我不能理解她话里的逻辑，但觉得她不走挺好的。可回家讲给父母后，他们却说戴老师真是犯了糊涂。
母亲说：“管她男朋友考没考上呢，她先考上她先走呗，咋了？非得两个人一起走？”父亲则若有所思：“哎呀，恐怕不是戴老师不想去读，而是她对象不让她去读吧。”母亲说，怎么可能，这关口考上研究生多不容易？父亲却说，这真说不好，如果戴老师去读研究生，她和张景春两人恐怕会“黄”。
我也搞不懂父母这番对话中的逻辑，但后来向黄老师“举报”戴、张吵架一事时，为了增加说服性，还是特别“补充”了一句：“我觉得戴老师考上了研究生，张老师没考上，张老师不让戴青老师去上研究生，所以两人在胡同里吵架，然后戴青老师就失踪了。”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黄老师听我说这段话时眼皮都没抬。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让我回去把数学自测题本拿过来给他检查。
“结果呢？”钟源追问。
“没有结果啊，一个初二学生的话，谁会当真呢？”我说。
2014年春节，我和钟源一起喝酒时，他又问我在省城有没有公安系统的朋友，他想查一个人。我问他要查谁？他说查黄林民。
那时的黄林民已经是致高中学的校长助理兼初中部数学教研室主任了，是钟源的直属领导。当年黄林民当我们数学老师时，钟源是课代表；黄林民当班主任后，钟源是副班长；而现在两人既有师生关系、又是同事、还是上下级。我开玩笑说，钟源你可是黄老师正儿八经的“嫡系部队”，有朝一日他当了校长，至少得提你当个教导处主任吧，“咋了？他对你不好？不该啊，上学那会儿在班里他最喜欢你了”。
钟源说黄林民对他很好，只是回到中学这几年里，他听到了一些早年的传闻，感觉可能跟戴老师有关系。
在2013年的一次饭局上，老师们私下里八卦，说黄林民正在遭遇一件不太能摆上台面的麻烦事——他与一名学生家长传出绯闻，他的妻子为此闹到学校，搞得满城风雨。酒桌上，一位颇有年资的老教师借着酒劲说，“黄林民这家伙有前科，十几年前就跟那个失踪的戴青之间也有点不为人知的故事”。老教师还说，他当年曾亲眼在学校附近的新北超市看到已婚的黄林民和戴青手牵着手，“戴青的事情没查到他头上，是他走运，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到底还是出事了吧？”
饭桌上的多数人对“旧闻”都一笑了之，但钟源事后又去找那位老教师，可对方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不想触了黄林民这位未来领导的霉头，还警告他不要拿着酒局上的话乱嚼舌头。
“实话说，当年我也觉得黄林民和戴老师之间关系挺暧昧的，数学组和语文组的办公室隔着一层楼，但我去语文组找戴青老师，经常遇到黄林民。我还纳闷呢，他怎么总去戴青老师那儿。”钟源说完这话后又有些怅惘，“黄老师再好，也是结了婚的人，戴老师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呢？”
在我的印象里，黄林民也是当年机械厂子弟学校教师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他是数学专业出身，早年却是我们的地理老师，后来还教过一阵子英语。他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在当年是少有的精致。2000年初学校刚给每个教学组配了台式电脑时，黄林民自己的ThinkPad在办公桌上格外显眼，在手机还是个稀罕物的时候，黄林民上课前的招牌动作就是走上讲台，掏出手机放在讲桌上。这种跨专业授课的全能，加上高大帅气的外形，让他在学生中的拥趸不比戴青老师少。
同衣着、用品一样，黄林民在工作上高调得有些霸道——集体活动时他带的班级永远会占据最好的资源和位置，假如他班上的学生与外班学生发生冲突，处分重的永远是外班学生。讲课时，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质疑其他老师的水平：“这块儿按我讲的学，别听XX老师的，他个干钳工的，知道个屁！”
如此看来，霸道的黄林民当年真从张景春那里“横刀夺爱”，也不是没有可能。经钟源这么一提，我也想起一些碎片：比如一个傍晚我和同学翻进学校踢足球时，曾看到过戴老师和黄林民两人压操场，虽然没有牵手，但从行走时相隔的距离也能感受出两人关系甚是亲密；又比如，黄林民代理5班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和5班频繁一起去校外搞各种活动，森林公园，科技馆、博物馆，每次都是黄林民和戴老师带队，还让班干部帮他俩单独合影。
“我觉得戴老师看黄林民和张景春两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钟源说，他觉得戴老师看黄林民时是“盯着看”，“眼睛一闪一闪的”，而看张景春时则是“撇着看”，“眼神飘忽忽的”。
我问钟源想找人具体要查什么，他挠了半天脑袋，却说不出自己的需求。我说算了吧，既然戴老师身边同事都知道的事情，警察肯定也早知道了，当年没动黄林民，就说明跟他没关系。钟源却说，你不觉得这事儿奇怪吗——黄林民听你讲了戴老师和张景春在胡同里吵架的事情，不应该很积极地告诉警察吗？他和张景春可是“情敌”啊。
我说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似的？你别忘了，张景春和戴老师是正常恋爱，黄林民要是跟戴老师有什么，可算是婚外情了，真捅破了，谁倒霉还不一定呢。
“那倒也是。”钟源点了点头，不过又不服气地说，当年也就是黄林民结婚了，如果没结婚，他八成会把戴老师“撬走”。
我问为啥这么讲，钟源说，他上班后听同事们聊得多了才知道黄林民这人不简单：黄父退休前是机械厂领导，黄林民是戴着“太子”的光环进子弟学校任教的。2003年黄林民拿了南京大学数学系的硕士，2009年又拿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历至今在致高中学都无人能及，当年完全是出于父母要求才回来当老师。黄林民将近1米9的身高，“正面人物”的长相，与张景春“鬼子翻译官”的形象是鲜明对比，“当年就张景春那条件，要不是黄林民结婚早，他能留得住戴青？”
“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小，想问题也简单，压根不知道里面会有这些道儿道儿。现在我们到了张景春、黄林民当年差不多的年纪，有些事也能看明白了，回头看看，还真是复杂……”钟源说。
“你现在又开始转头怀疑黄林民了？”我笑着问钟源。
他想了一会儿，问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戴青和黄林民确实有“故事”，而且一同考上了南京的研究生。张景春本就怀疑二人，发现两人又去同一座城市读研，醋意大发，然后……
我说你这构思能力也是一流，要么去当编剧，要么去做警察，做数学老师真是屈才了。
我说这话是带有几分佩服的——这些年里，钟源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朋友”“关系”了解到一些线索，但都跟当年从他爸口中套来的“内部消息”性质差不多，大多有头无尾。
“张景春2002年9月从机械厂家属区搬走之后，先在化工厂小区住了半年多，后搬去了高新南路，2008年他住在陈庄东路，之后我就没再查到他住哪儿，但应该没离开省城。”
钟源还查到，从2002至2014年间，张景春先后在6家教培机构当过物理老师，考过2次编制教师，1次公务员，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保险推销。他把所有能查到的东西都记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多年下来，攒了几大本。可惜信息确实有限，他能做到的无非是在能力范围内监视张景春的一举一动。后来当现实中失去了张景春的踪迹，他只能把重心转移到网上。
那天喝完酒后，我也在想，算起来，戴老师已经失踪12年了。
上班之后，我曾在公安内网上查找过这案子，可惜省际间的公安系统并未联网，况且戴老师失踪那年，公安机关还未实行网上办案，这案子也就不太可能上网。
酒醒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我俩虽然一直在找戴老师失踪的线索，但多数时候其实都不得要领，更不知道这起失踪案在官方记述中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许警方已经对戴老师的下落盖棺定论了呢？
2014年6月，我借着办理户口迁移的机会，找到了社区民警李警官。李警官50多岁，我入警时省厅政治部派人来我的户籍所在地政审，就是他负责接待办理的。此后我们一直算是朋友圈里的“点赞之交”。
我本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李警官提及了那起案子，碰巧他就是当年负责案子的主办民警。听说我想了解当年的案情，他一下来了兴致，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线索要提供。我说不是，只是想了解一下案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的兴致一下消去了一大半，又问我是不是戴青家的亲戚。我说也不是，我只是她以前班上的学生。
那天，李警官考虑了一番，大概是看在同行的面子，才给我讲了这个案子。
在警方的在侦卷宗中，机械厂子弟学校初中语文教师戴青失踪于2002年4月13日夜。
案卷记载，戴青的同居男朋友张景春时年24岁，与戴青同住机械厂家属区筒子楼307房间。张景春说，当晚8点左右自己独自下楼散步，40分钟后回到家中，发现女友戴青外出。他起初没当回事，但直到10点钟时戴青还没回来，他有些担心，于是出门寻找，无果。
4月13日夜，戴青彻夜未归，张景春一夜未眠。4月14日一早，张景春先去了机械厂家属区保卫科，又在保卫干事陪同下去了东郊派出所报案。民警联系了戴青的亲属、同事和朋友打听其下落，未果。4月15日，周一，戴青没有上班，学校方面也联系不上她，警方开始立案调查。
依张景春的叙述，戴青出走时身着红色上衣，灰色运动裤，白色运动鞋，除此之外没带走其他行李物品。警方问及戴青失踪前的状态，张景春说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已经到了准备谈婚论嫁的阶段，不知戴青为何会突然离家出走。
警方在走访中了解到，同样住在机械厂家属区筒子楼的居民刘明文，在4月13日当晚见过戴青。刘明文系机械厂冲压车间职工，住筒子楼302室，与戴青、张景春的房间相隔5户。4月13日刘明文上夜班，工作至14日凌晨2点时不慎伤到了脚，车间领导安排工友乔顺陪他在机械厂附属医院处理好伤口后回家休息。
上楼之后，刘明文和乔顺见到戴青当时就坐在家门口，好像在等人。刘明文喊了声：“戴老师，怎么了？”戴青没回答，也没做任何反应。刘明文本想上前查看情况，但无奈自己行动不便，只好先行进屋，嘱咐乔顺出门时看一下。等乔顺离开时，戴青已不见踪影，他以为人进屋了，便没在意。两人对戴青当时的外貌描述都是：“长发，身着红色运动外套，灰色长裤，白色运动鞋，靠在307室门口，可能睡着了。”刘明文由此猜测，戴青大概是当晚因事外出，回家后发现没带钥匙，便在门口等男友张景春。
门卫室的值班保安说，14日凌晨，张景春叫他开过大门。由于家属区夜间仅留一侧小门供人出入，张景春骑摩托车外出需要他开大门放行。当时张景春神色焦急，一边催促他开门，一边询问有没有见到女友戴青外出。值班保安并不认识戴青，也不可能一直盯着进出的居民，也记不清张景春出门的具体时间，只能凭记忆推测大概在凌晨2点钟以后——因为门卫室凌晨2点钟换班，他给张景春开门时刚接班不久。
但另一名在上半夜值班的保安回忆说，13日晚上10点左右，他“似乎见过”戴青。他的女儿在子弟学校读初中，他认得戴青。之所以说“似乎见过”，是因为当时有一辆白色富康车开出大院，他感觉坐在副驾驶上的女子像是戴青。这条线索比较重要，警方查找了那辆白色富康，但没找到。保安也说那车应该不是家属区居民的，因为之前他没见过。
查到这里，警方已经有点糊涂了：张景春说戴青的离家时间在4月13日晚8点到8点40分之间，保安看到戴青的时间是晚上10点，邻居刘明文看到戴青的时间则是4月14日凌晨2点。这3个时间段，戴青都去了哪里呢？
2002年时视频监控还是个稀罕玩意，机械厂厂区都没有。警方只能一边走访，一边联系戴青的家人和朋友，打听她的去向。
对于那辆白色富康轿车，张景春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自己曾见过一辆白色富康送女友回家，戴青说是同事的车。警方立刻协调子弟学校查询教职工的私家车辆，也没找到。张景春随后又说，他怀疑戴青的出走可能与黄林民有关，因为黄林民曾追求过戴青，并在戴青明确拒绝后仍一再骚扰，很不道德。
黄林民因此被警方调查，但他坚决否认张景春的说法，称自己和戴青是同事关系，只因在同一个年级组任教，平时交往多一些而已。警方调查了戴青失踪当天黄林民的动向，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大概是出于泄愤的目的，黄林民同样举报了张景春，说张景春大学毕业后不工作，借“考研”的由头吃戴青的软饭，而且张景春和戴青的感情并不好——由于戴青长得漂亮，张景春总疑心她在外“勾三搭四”，之前就曾跟踪过她，还偷偷来过学校“查岗”，“如果戴青出事了，张景春的嫌疑最大”。
黄林民和张景春的矛盾当时确实引起了李警官的警觉，“有矛盾的地方就有突破嘛”。随后，李警官分别对黄林民和张景春二人进行了重点调查。但很可惜，依旧没有结果。
子弟学校的老师们当年都没有提供有关黄林民和戴青之间存在感情纠葛的线索，张景春也拿不出黄林民“骚扰”戴青的切实证据；至于张景春“跟踪”“查岗”戴青一事，黄林民很快承认自己也就那么一说，他说自己在张景春周末借用学校教室办物理补习班一事上帮了大忙，张景春非但不感谢，还跟警察说这种连累人的话，的确很让人恼火。
我这才知道，当年物理补习班周末上课时，教室钥匙是黄林民帮戴老师从总务科拿到的。黄林民在学校面子大，校领导都敬他几分，总务科明知违规也不愿得罪他。换做其他人，张景春的补习班是没法那么明目张胆的。
“张景春的嫌疑，当年你们是怎么排除的？”我问李警官。
李警官说，戴青的案子归根到底只是一起失踪案，张景春虽有嫌疑，但在没有实质涉案证据的前提下，只能把他排除。
“他和戴青的感情非常好，好到让我们感觉他应该不会做伤害戴青的事情……”。
李警官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当时张景春废寝忘食地找人，在街上看到长得像戴青的姑娘便上去拦住人家，为此不惜被人当做流氓扭送派出所；又比如戴青失踪后张景春重病一场，但他拖着病体依旧四处找人，几次累晕在路上被人报警送回医院；再比如他印了很多寻人启事四处张贴，李警官甚至在离省城100多公里的另一座城市的电线杆上都见过。
“大概2002年底吧，下大雪，那天张景春又来派出所找我问戴青的事儿。碰巧他来的时候所里有点急事我得出去，于是跟他随口说了一句，本意是让他明天过来细聊。那天忙完公事已经凌晨了，没想到回到所里就看到了张景春。当时派出所大门已经关了，他坐在院门口墩子上等我，跟个雪人似的。我问他怎么不回家，他说戴青走了，家就没了，回去也是等消息，不如在这儿等。”张警官说，自己当时感动得不行，事后证明那个线索跟戴青没关系时，他还有些愧疚，觉得辜负了张景春。
戴青出事后，她的家人都来过东郊派出所。后来戴青哥哥留在省城找人，期间由张景春一直陪着。戴青哥哥最初对张景春的意见很大，甚至动手打过他几次，但可能最后也被感动了，渐渐原谅了张景春，听说后来两人关系还不错。
在戴青失踪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李警官一直和戴家保持着联系。戴青哥哥和张景春经常来派出所，拿着各式各样的“线索”请李警官帮忙核实。外地警方也反馈过一些协查信息，戴青哥哥和张景春总在一收到李警官的消息后就马上赶赴当地。但遗憾的是，那些信息都跟戴青无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底，之后戴家的问询电话就逐渐减少了。李警官明白他们是准备放弃了——寻人是一件复杂且成本极高的事情，绝大多数亲属都坚持不了太久，戴青家人找了一年半，已经是特例了。
“最后连戴青哥哥都不联系我了，只有张景春还时不时跑来找我问案子，每次问完都要请我吃顿饭，他好喝酒，一喝酒就说起戴青，一说起戴青就开始掉眼泪，唉……”李警官叹了口气。
我听出了言外之音，应该是张景春做到这一步，他觉得这人不存在什么嫌疑了。
我又问了李警官一个问题：你认为戴青现在还在人世吗？
李警官笑了笑，说12年了，你也是警察，你觉得呢？当然，如果是被拐去了深山，那个另说，但中学老师在家中被拐走，几率极小。
李警官的想法和我一致，于是我提出自己的两个质疑，分别针对张景春和黄林民。
我把2002年4月13日下午在胡同里看到张景春和戴老师吵架的事告诉了李警官，他有些吃惊，再三让我确定，我说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李警官问我还记不记得两人当时为了啥事吵架？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可能凑上去听，只记得当时张景春情绪很激动，张牙舞爪的。
李警官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早年也听到过一些传闻——戴青当时有一位关系不错的朋友，叫姚丽，戴青失踪后张景春还去她家找过戴青。姚丽当年给李警官提过，戴青失踪前，和张景春是有矛盾的，为此她还劝过戴青。
按姚丽的说法，当时两人的矛盾在于“结婚”。那段时间张景春一直在催戴青结婚，理由是他父亲身体不好，想赶紧抱孙子。虽然两人已经恋爱4年，在省城也同居了近2年，但戴青依旧很犹豫，她说学校面临转制，前景未卜，想等转制落地后再考虑结婚的事，张景春不认可，两人为此经常吵架。姚丽明白戴青的心思，但她没把话挑明，只是委婉地劝戴青，如果不想跟张景春结婚，就赶紧分手，免得夜长梦多。戴青当时没表态，只是说回去考虑一下，之后就再没提过。
李警官回头找张景春核实这件事时，张景春极力否认，并拿出两人已经提前拍好的结婚照以证明姚丽的话纯属子虚乌有。看到照片后，李警官便相信了张景春。
“你说的这个事，如果早些年告诉我的话还有些用处。至于现在，可能连线索都算不上了。”李警官说。我说早年我就把这事儿告诉黄林民了，他是我班主任，我以为他会跟警察说呢。
然后话题就引到了黄林民身上。我把钟源听到的当年有关黄林民与戴青的私情告诉了李警官。当听说有人曾看到两人在新北超市手牵手时，他又是一惊，急忙问我要钟源的联系方式。我打给钟源，想叫他来趟派出所，但钟源不肯——大概是黄林民现在还是他的领导，万一传出去不太好。
临走前，我跟李警官要张景春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他问我要这些干啥，“你不是我们这边的警察，不能碰戴青的案子”。我说我不碰案子，张景春毕竟教过我，虽然只是补习班，但也算我半个老师，听说他还在带补习班，亲戚的孩子物理不好，我去帮他找张景春报个班。
李警官应该并不相信我的说辞，但最后还是把张景春的地址和电话都告诉了我。
2014年国庆假期，在我再三请求下，李警官终于同意陪我去一趟张景春家——他也没有问我为什么给亲戚小孩找个辅导老师还要叫上他。
张景春的住处位于省城西边的一个“新村”。那里是60年代统一盖的一大片工厂家属区，里面住着包括4家国棉厂、2家电器厂和1家皮鞋厂的职工家属。这些企业基本都在90年代破产，自那时起，这个“新村”便成了市里最大的出租房集中地。
李警官带着我七拐八拐，中途还给张景春打了几通电话确认楼栋号，临近中午才在一座破旧的5层红砖楼下见到了出门等待我们的张景春。这是我时隔12年后头一次见到张景春本人，如果不是李警官介绍，我根本认不出眼前这个发福的中年方脸男人就是当年戴老师的男友。他刮掉了标志性的八字胡，退后的发际线也不太可能再梳出“三七分”。他穿着黄色T恤、草绿色短裤和一双皮凉鞋，一脸油汗，频繁地拎起领子抹脸。
他大概已经等了我们一段时间，看见我们，离着老远就伸出右手迎了上来。
“这位是小陈警官，我的同事。”李警官向张景春介绍我。他也没认出我，听到介绍后，只是憨憨地冲着我笑，然后礼貌性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张景春住在顶楼，上楼时他走在最前面，扭动着臃肿的身体。看着他的背影，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戴老师的样子——如果12年前戴老师没有失踪，会不会和眼前的张景春结婚呢？如果两人结了婚，现在的戴老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张景春住的房子目测不超过50平米，是60年代老公房的标准规格。屋里收拾得还算干净，唯一有点特色的是墙上挂着很多相框，桌上也有，大多是风景照，还有少数他和别人的合影。进屋后，李警官先是和张景春聊家常。从他俩的对话中我大致了解到，张景春这些年一直没结婚，辗转于培训机构当老师，偶尔接一些家教的活儿，收入还算说得过去。
聊着聊着，李警官逐渐把话题引到了戴青身上。张景春说他这些年还在坚持寻找女友的下落，之所以没有找个稳定工作，也是因为他随时需要外出找人，“一年至少出去三四个月吧，你也知道，找人这事儿需要花不少钱，我看手里的钱攒得差不多了，就骑车出去。等钱花得差不多了，就回来继续挣钱”。
李警官略感吃惊，问他这些年都去过哪些地方。张景春说，他从2003年起平均每年至少跑一个省，经济宽裕的话还不止去一个省，这10多年，已经跑遍了全国的大多数省份。说着，他从屋里抱出了电脑，给我们看了一些他在路上拍的照片，从新疆到黑龙江，从河南到海南，大部分照片我都在他的博客和QQ空间中看到过。
“你去这些地方的理由是什么？”我问张景春，担心他不理解，又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你是得到了什么线索，还是想起了什么事情？毕竟戴青从大学到工作都在本省内，你跑去云贵川这些省份找人，总要有个理由。”
张景春哽住了。半晌，他摇了摇头，说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线索，只是想去找找看，万一有什么线索呢？也总比待在家里干等着强吧。
“有发现没？”我接着问他，但这个问题明显没有意义——如果有发现，李警官应该一早便知道了。
果然，张景春说“没有”。他叹了口气，说最初两年自己心里还有些期许，毕竟那时戴青失踪不久，同事朋友也会提供一些看似有价值的线索。但越往后这种期许越小，现在他再出去，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能讲讲你当年跟戴青的感情经历吗？”我说。
这个问题或许出乎张景春的意料，他看向李警官。李警官给我圆场，说小陈警官刚来，还不太了解情况。张景春点点头，在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里，给我讲述了和戴青的过往。与我之前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说与戴青在大三时通过学校话剧团相识，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当然，在讲述中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比如他没有讲那个“抓汉奸”的剧本，把自己大学时代的蹭吃蹭喝说成是戴青对他的体贴。
当张景春讲到自己陪戴青来到省城工作，一同住进机械厂家属区的筒子楼时，我打断了他：“你觉得戴青爱你吗？”
张景春的叙述戛然而止，半晌，他反问我：“你这话什么意思？”
看得出这个问题让他很生气。我赶紧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她平时对你怎么样”。他赌气般说了句“很好”，就把目光移向了别处，似乎在表达对这个问题的不满。
我又抛出了一个带刺的问题：“戴青大学时有个前男友，早你们两届毕业，公派出国留学了，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知道！”张景春回答得干净利落，不给我追问的机会。
“戴青失踪前，你们之间发生过争吵或冲突吗？”
“没有，我们感情很好，平时很少吵架，她失踪前更没吵过架。”
“你确定没有吗？不只是戴青失踪前，当天或者两天之内的吵架都算……”我并不想立刻揭穿他，只打算继续试探一下。
但他还是说“没有”，“确定没有”。
“当年你从戴青办公室拿走的几本日记还在你手里吗？能给我看一下吗？”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一次，他突然发作了：“日记？什么日记？！我什么时候拿过戴青的日记？你见过她的日记？！”
看到他这般反应，我急忙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可能是我记错了，你们接着聊。之后李警官接过话题，又跟张景春聊了一些闲话。大概个把小时后，我们提出了告辞。
还没走到楼下，李警官立刻问我，“日记”和“戴青的前男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必要瞒他，待我讲完，李警官有点生气，说为什么不提前把这些事告诉他，我说这些都是道听途说的，没法证实跟案子有关系。
李警官说：“那现在确定有关系了？”
我说不能完全确定，但感觉在“日记本”和“前男友”这两件事上张景春可能撒了谎。李警官说可能是你问得太直白了，伤了他的自尊。
我说照常理是不该这么问，但我想试探一下张景春在那段感情中的真实感受，因为当年排除张景春的嫌疑，底层逻辑就是“他和戴青的感情很好，因此不会加害戴青”。但如果两人的感情并非如我们先前认知的那样，张景春是不是就有了嫌疑呢？我觉得，无论戴青和黄林民之间有没有瓜葛，张景春和她都到了快结婚的地步还出现这种信任危机，不就表明两人当年的感情可能是有问题的吗？
李警官点了点头，问：“你还是怀疑张景春？”
我说当然，黄林民同样有嫌疑。除此以外，在张景春家中的相框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张戴青的照片。他是一个喜欢“拍照留念”的人，又说两人当年都拍了结婚照，既然如此痴情，那为什么没有一张合影的照片呢。
李警官说他对这点也感觉有些奇怪。另外，他很在意我刚提到的戴青的日记，返程路上五次三番问我记不记得那些日记本长什么样子，里面写了什么。我说自己确实见过那些日记本，但是对内容并不知情。但我估计，如果钟源记忆中的场景没有出错的话，能让看日记的张景春产生那种反应的原因恐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里面是和出国前男友的感情经历，要么是后来跟黄林民的情感纠葛。我建议李警官联系一下戴青的家人，确认一下张景春当年有没有把几本日记交给戴青哥哥。李警官在车上便立即联系了戴青的哥哥，然后告诉我，“从来没有”。
临别前，李警官问我手里还有什么有关戴青失踪案的线索，干脆一并告诉他。我说暂时没有了，但上次听你说案子的时候有个细节我有点在意，保安说戴青失踪当晚看到她是坐一辆白色富康车离开机械厂家属区的，那年头厂里有私家车的人很少，黄林民的经济条件可能是为数不多买得起私家车的人，你们当时有没有查过他？
李警官说查过，没有结果，“这种线索怎么会放过呢？你也太小瞧老前辈了！”
我说那黄林民的朋友呢？他有钱有势，结交的朋友应该也差不多，万一哪个朋友恰好有这么一辆车呢？李警官说没查过，也没法查，当年保安没记住车牌，机械厂家属区又没有监控。警方原本也没怀疑到黄林民头上，更不会去查他的朋友。李警官也承认，当年调查黄林民时，受到了来自机械厂方面的压力——毕竟是“太子”，来“打招呼”的人挺多，所以他们简单调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便赶紧把他排除出去了。
我说现在还有可能再去查吗？
李警官笑了笑，说：“你觉得呢？”
的确，12年过去了，估计那车子早都报废了。
见过张景春后，我给钟源打了电话，一来把见面的情况告诉他，二来想问他记不记得当年黄林民有一辆白色富康轿车。
钟源在电话里扯着嗓子说：“我就说吧，张景春肯定有问题！我对天发誓，亲眼看见他把日记本塞进自己包里带走了。”至于张景春屋里没有戴老师照片一事，钟源说得更直白：“他敢吗？戴老师是他害死的，他把戴老师照片摆在卧室里，半夜不怕鬼魂来找他索命吗？”
可对于车的事，钟源说记不得了，但可以在学校打听一下。
我以为钟源只是随意应承一下，然而他却真查到了那台车。2014年底，钟源打听到黄林民有个叫程立虎的朋友，2002年左右时有一辆白色富康——他是在浏览学校某位老师的QQ相册时，在一张拍摄于2008年的照片里发现那辆白色富康车的。那是张一家三口的郊游照片，车子出现在背景里，他抱着有没有枣打一杆的心思，跟那位同事打听那辆车，结果那位同事说，车是他妻子刚拿下驾照时花几千块买的练手车，卖车的人他不认识，“是黄老师介绍的”。钟源想方设法查到了车的前任车主叫程立虎，尔后又装作不经意地在黄林民面前提起了此人。黄林民没有防备，承认程立虎是他朋友。
我说钟源你可真牛X，警察12年前查不出来的事儿，你现在都能查到。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事儿即便查出来，意义也很有限——当年黄林民的朋友程立虎有一辆白色富康车，那又说明什么呢？既不能确定保安那晚看到的就是这辆车，也没法确定坐在车里的女人就是戴老师。
不过我还是把这个线索反馈给了李警官。虽然他也不抱太大希望，但还是答应我，由他出面接触一下程立虎和黄林民。
过了半个多月，李警官来电话，说真查出来了：“基本可以确定2002年4月13号晚上保安看到的那台白富康就是程立虎的。”
程立虎说，他和黄林民是发小，关系一直很好，当年黄林民还在程立虎上班的公司投了一些股份，算是自己“老板”之一，两人平时走得很近。黄林民和戴青开始秘密交往后，经常把程立虎拉上。一来程立虎有车，来去方便，黄林民常让他在周末和节假日开车带自己和戴青去省城的南部山区“约会”——黄家在那里有套房，是黄父用来“避暑”的；二来，程立虎的出现可以帮黄林民和戴青两人打掩护，“三人行”，不至于引起外人的怀疑。
他记得，4月13日那天黄林民刚从外地弄到一批平时不常见的食材。晚上10点多，程立虎去机械厂家属院接上戴青，3人在黄林民家附近的一家大排档见了面。吃过饭，程立虎又开车送戴青回了机械厂家属院，时间大概是12点。那时家属院大门已经关了，戴青在门口下的车，步行进院，之后程立虎也驾车回了家。
之后程立虎并没有听到戴青失踪的消息，直到几天后，黄林民打电话给他，问他那晚有没有把戴青送回机械厂家属区。程立虎照实说了，黄林民也就没再说啥，只是嘱咐程立虎以后不要再开车去子弟学校找他，不要跟外人提他和戴青的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把3人一起吃饭这事儿说出去。当时程立虎心里还奇怪，几天后当他从其他渠道听说戴青失踪后，紧张得急忙再次联系黄林民。黄林民那边似乎并不着急，又问了一遍那晚程立虎送戴青回家的细节后，嘱咐的还是那3件事。
黄林民的前两个要求，程立虎心里大概明白，唯独搞不懂那句“万不得已的时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候。黄林民也没明说，只让他“自己把握”。他就想，如果有警察问到自己就实话实说，如果没人问那就烂在自己肚子里算了——结果并没有人问过他。
李警官问程立虎对戴青失踪这事儿怎么看，程立虎说这些年来他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觉得戴青的失踪应该跟黄林民无关，两人关系很好，没听说有什么矛盾，而且那晚是自己把戴青送回了机械厂家属区，又目送她进了家属楼；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黄林民在戴青失踪这件事上的态度很奇怪，即便两人是“情人”关系，戴青失踪后黄林民也不该是那种态度。
不过程立虎也说，黄林民可能是担心自己在学校搞婚外情的事因为戴青失踪而曝光，况且当时他岳父还在省城某机关主要领导的任上，所以最后才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
李警官又去接触了黄林民，这次黄林民算老实，承认自己当年确实跟戴青有婚外情。他说，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政治联姻”，见到戴青后便动了离婚的念头。当时戴青对男友张景春也不满意，同样有分手后和他在一起的想法。两人本来商定一起去南京读研，这样既能在单位掩人耳目，又可以为之后一起生活做打算——一旦两人都拿到研究生学历，调去更好的工作单位不成问题，黄林民也就不用再巴结自己的岳父了。
但黄林民坚称戴青的失踪与自己无关，当年之所以向警方隐瞒，只是因为担心婚外情曝光。
我说黄林民怎么这么痛快就认了？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婆闹到学校去了呢。李警官说，他现在的确无所谓了，因为前段时间那档子事儿，他已经跟原配离婚了。
按照李警官的调查结果，戴青失踪前是与黄林民和程立虎见过面的。于是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张景春的笔录里，当晚8点40分他回到家时戴青就不见了；而程立虎说他10点之后等戴青时，把车停在了距筒子楼不远的职工医院门口，眼看着她从楼里出来上的车——除非戴青在筒子楼里还有一间屋，否则这俩人中必然有一人说了谎。
我说如果单论动机，张景春的嫌疑大一些，毕竟他在与戴青的感情中属于受害方，与黄林民的竞争中属于失败者，因爱生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李警官也提出：“黄林民一直说，如果当时没有结婚，或者前妻家的背景不是那么得罪不起，他肯定离婚然后娶戴青，程立虎也这么说。他俩的目的大概是想通过表达‘两人感情好’来免除嫌疑，但越这么说，我越觉得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戴青逼婚，黄林民反目，联手程立虎制造了她的‘失踪’。”
我说如果是这样，戴青在“逼婚”前不该先跟男友张景春分手吗？否则她逼得哪门子婚？就算“假设戴青的事情是黄林民做的，那得是怎样的流程呢？”
李警官说只有一种可能：当夜黄、程两人又把戴青以某些理由约出去了，在外面做了案。刘明文和乔顺最后见到戴青的时间是4月14日凌晨2点，人坐在门口。之后乔顺再出门查看时，戴青已经不见踪影，她既可能回了家，也可能又出了门——而那个时间戴青进不了家门，很有可能是因为张景春刚好外出寻她，两人刚好错开了。
然而我凭借手头的信息判断，即便戴老师的案子是张景春做的，案发地点也极可能在机械厂小区外。无论是张景春的摩托车还是程立虎的轿车，只要进出家属小区，都得经过那道必须由门卫打开的铁门。如果我的假设成立，张景春和程立虎、黄林民又有了同等嫌疑，我们依旧判断不出究竟是谁制造了戴老师的“失踪”。
我又想起一个问题——通话记录。如果黄林民深夜约戴青出去，肯定要提前联系她，查一下当年的通话记录，看那个时间段有没有人打给戴青不就行了？
李警官说当年案发时他们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没有结果：“说白了吧，这起案子一开始就走偏了，偏在没当成杀人案来查。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当年按照杀人案侦查，也不会一直放在派出所，早上交刑警大队了。”
“估计这案子还是无解，咱还是各忙各的吧，以后有时间回来探家，我请你喝酒。”最后，李警官说。
2015年元旦过后，我第二次去见了张景春。李警官当时推说有事走不开，让我自己去的。
那次见面的氛围并不友好，张景春连杯水都没有给我喝。见面后，他立刻要看我的警官证，当看到我警官证上的工作单位并不是东郊派出所时，立刻发了飙：“你是哪里的警察？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他的质疑完全合理，我只好现编了一个借口，说自己刚调到东郊派出所，证件还没来得及更换。然后告诉他，我当年是戴青老师班上的学生，也上过他的物理补习班。但这些话对张景春没有丝毫触动，他火气依旧很大，不断对我重复着一些车轱辘话，说这些年他为了寻找戴青既无安稳工作，也没娶妻成家，不知吃了多少苦，警察不但没找到人，反而依旧怀疑他。又说黄林民当年和戴青搞婚外情，案发当夜叫戴青出去宵夜，那么大的嫌疑，警察却不把他抓起来。说到后来，他脸上青筋都暴起了，面部肌肉也在不断颤抖。
我只好不断跟他解释说，警察做事是有规矩的，有了新线索，所有涉及的人和事都得核实清楚，不会带着感情倾向去判断查谁不查谁。再来核实一些事，并不意味着警方针对你。反复解释了好久，张景春的情绪才稍微缓和了些。他不再叫嚷，只是坐在客厅的板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试着提出想拷贝一份他这些年寻找戴青时拍的照片和视频，他冷笑一声，说：“怎么着？说了半天，这不还是怀疑我？”
我找不到继续坚持的借口，只好在临走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张老师，你和戴老师恋爱时，去过Z市的虎山吗？”
他夹着烟的手似乎抖了一下。
“没有。”他说，但顿了顿，又补充说，“可能去过，我忘了。”
之所以向张景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他QQ日志的一篇文章里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在2006年11月写的一篇名为《九仙山记》的日志中写到：“1998年，我和戴青一同游览九仙山，并在碧霞祠外交换彼此的爱情信物。从那之后，这座山便成为见证我与戴青爱情的地方……”
九仙山是师大所在地以北20多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主峰海拔500多米，在当地勉强算是一处风景区，但外地人基本不知道，我读大学时去过几次，风景一般，略显荒凉。但不得不说，张景春的文笔不错，在他的描绘下，九仙山的风景甚至与相隔不远的泰山有得一比。那篇日志的主旨是他旧地重游，却物是人非，给人一种凄凉的苦楚。有4000多次点赞，300多个留言，大多是安慰和鼓励。
但我依稀记得，戴老师和张景春确定恋人关系的地方并不是九仙山——而是虎山——因为中学的校本教材里收录的戴老师的那篇《虎山游记》，我读了很多遍。
2001年，我写了一篇游记准备参加省报征稿，找戴老师指导。她看完我那篇天花乱坠的文章后直言：“文章不是流水账，也不是堆砌词汇，得有深度，描绘的景物之中要蕴含自己的情感。”之后，她便开始教我如何让文章“有深度”“蕴含情感”，用的范本，正是那篇《虎山游记》。
虎山是Z市境内的一座山，后来被当地开发成了风景区，跟九仙山差不多，也是离了当地便鲜有人知晓。戴老师写下了自己大学时去虎山游玩的经历，通篇2000多字。在她的讲解中，我学会了如何在描写季节交替中表达“把握现在，展望未来”的中心思想；学会了如何用“秋天”表达悲伤、用“夏天”表达热烈、用“春天”表达希望；同时也隐约明白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山之所以备受她的青睐，是因为那里曾见证过她的爱情。
结合文章中明确出现的时间——1998年秋天——我判断虎山应该就是戴老师和张景春恋爱开始的地方。但为什么张景春却写了那篇《九仙山记》？是他记错了？还是戴青老师在《虎山游记》中表达的并非是她和张景春的爱情？
更令我意外的是，在我第二次见过张景春后不久，钟源告诉我，张景春突然清空了他在QQ空间和新浪博客里发表的所有内容。我心里一惊，急忙上网查看。果然，QQ空间已不对外开放，博客里也删得空无一物。
钟源问我那天跟张景春说了什么，我把当天的情况复述了一遍，钟源分析说：“难道是你提的那两件事惊了他？”
我说我现在也拿不准——在常人看来，要照片和问定情之地这两件事并不过分，张景春为何会被“惊到”呢？
好在张景春发在网上的那些日志、照片和视频一早就被钟源下载保存了，他说再去研究一下，我也说再去研究一下那篇《虎山游记》，看是不是自己先前理解错了。
钟源花了很长时间又把那些日志、照片和视频看了一遍，之后给我打电话，说发现了一个“可能说不上是问题的问题”：“张景春发在网上的照片和视频，六成是在省内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本身看不出什么，但我核对了他拍照的所有城市，省城周边的6座城市里，只有Z市他没留下任何照片和视频——有点怪，我不知道是他没去，还是没拍照片，或者是没有上传照片。”
这个结论听上去貌似有些无厘头，但虎山也在Z市，又感觉冥冥之中预示着某些事情。
再次读那篇《虎山游记》，我同样感受到了一些异样的情绪。戴老师的文章里有大量对秋景的描写和诸如“我追着风”“秋叶包裹着我”“风离我而去”“我答应秋叶，陪它看春暖花开”之类的语句，感觉她在落笔的时候，似乎也夹杂着对现况的丝丝怅然——谁是风？谁是秋叶？谁离她而去？她陪谁看春暖花开？她说人生要“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可为何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对往昔的回忆？难道美好的过去更值得怀念？之所以“更值得怀念”，难道是因为今不如昔？
我想到了一些事，但不知道自己的思路是否正确，于是分别打给了李警官和师大学工部的王老师，求证一些事。
记得李警官说过，当年戴青失踪后，警方曾调查过她那个不辞而别的前男友。我问李警官那个男人是哪里人，李警官很快给了回复：Z市人。
我也记得王老师说过，戴青和张景春的恋爱开始于一次假期旅行后，我想知道两人当年去了哪里。王老师接到我的电话非常意外，说她早已忘了，但答应帮我找以前的同学打听一下。几天后我接到她的回电，说是几经辗转，打听到了：也是Z市。
“当年他们是故地重游吗？”钟源知道后，结合着《虎山游记》的字句，不由得纳闷起来。我说不排除这种可能——多年前，戴老师的前男友曾带她去过Z市的虎山。前男友不辞而别后，她和张景春又去了那里，在那里，张景春向她表白。两个画面在戴老师眼前重叠，她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游记。
钟源感觉不可思议，说如果张景春知道戴老师的前男友带她去过虎山，他为啥还带戴老师再去？身边的女朋友爱着她的前男友，这不是自找没趣吗？省内这么多知名景点，去哪儿不好？那时虎山还是个没开发的荒山吧？
的确，戴老师的前男友是Z市人，两人去虎山不足为奇。但张景春是青州人，虽说离Z市不远，但偏要去虎山，难道真是为了故地重游？
更为蹊跷的是，在后来“寻找女友”的岁月里，张景春又似乎在刻意忽略Z市与虎山的存在。
2015年春节后，我和李警官通了几次电话。听说张景春删光了网上的照片，李警官虽也觉得有点意外，但并没有表现出更多兴趣。我理解他的难处，我和钟源可以靠回忆和文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只有那些能落地的线索对他来说才能叫线索。
不过李警官对Z市这个地方颇感兴趣。我问为什么，他说：“假如张景春害死了戴青——我是说假如哈，他要怎么处理尸体呢？”
我说无非是埋尸和抛尸，机械厂家属区不存在埋尸的条件，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次规模不小的改造，张景春要是埋尸的话，肯定一早就被发现了。他当年有台摩托车，倒是有抛尸的条件，但如果是抛尸，他是什么时间、又用何种办法把戴青的遗体运出机械厂家属区的呢？
李警官说，之前对案件的推理就是卡在了“尸体如何离开机械厂家属区”这个点上，以至于想到戴青或许本就是在家属区大院外遇害的，现在不妨先把这个点绕过去——假设张景春用某种我们并不知道的办法成功把尸体带出了家属区，他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说，找个安全的地方处理掉呗。
李警官说：“对，但这下抛尸和埋尸的‘适用性’便反转了。抛尸的案子基本是陌生人做的，如果张景春选择抛尸，一旦戴青的尸体被发现，他第一个被怀疑。埋尸的案子大多是熟人做的，尸体不曝光，案子就没得查，戴青就永远是‘失踪’。”
我一下明白了李警官对Z市感兴趣的原因——它在省城东边，而机械厂家属区在省城东郊，两地相隔不远，夜里骑摩托车通勤，快的话只需个把小时。张景春去外地处理尸体，往东跑，最方便。
“张景春在Z市有没有亲戚？”我想，如果张景春选择埋尸的话，必须找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底线是“知根知底”，保证埋尸位置近期不会有被挖掘的可能。张景春不是Z市人，缺少了解土地留置情况的渠道，但如果在当地有信得过的朋友或是亲戚的话，这件事就另说了。
李警官说，容他查一下。
2015年4月，我休假回了趟家。李警官告诉我，张景春在Z市的确有个亲戚，是他的舅舅，在当地一家矿上工作。这是他从戴青哥哥那里打听到的，但戴青哥哥只是凭早年的记忆，并不知道张景春舅舅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李警官之后拐弯抹角地确定了张景春舅舅的身份信息，但很可惜，老人早已去世，只有老伴还健在。
几天后，我带着李警官给的地址信息去了Z市，站在张景春舅妈家的小区门口。我心里有些失望——看来又是我想多了，这小区和机械厂家属区差不多，张景春实在没必要大老远跑来这里处理尸体。
张景春的舅妈已经快80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我简单表明来意后，她告诉我，老伴已经过世快10年了，外甥张景春她也多年没见过了。我提起2002年张景春的女友戴青失踪的事，老人很震惊，说自己没有听说过。
我正准备告辞，老人又说起，早年间张景春曾带着女友来过她家一回。我连忙问她时间，还有张景春女友的姓名。老人说时间是“九几年”，张景春还在上大学，女孩的相貌和姓名她记不清了，只记得长头发，挺漂亮的。她还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她觉得当年老伴的待客方式不当，后来两人为此事争吵了多次。
那时张景春的舅舅领会错了外甥的意思，以为外甥是因为自己家里穷，不好意思带对象回家，而他这边好歹是国企职工，面子上过得去，所以才把姑娘领到这儿来。为了招待张景春二人，舅舅割了地里的菜，杀了家里下蛋的鸡，做了一大桌子菜，还按照本地风俗给姑娘封了个红包当“见面礼”。结果却发现，根本不是他们想的那么回事。两个年轻人只是来Z市玩，顺带到家里落个脚，事后很快就走了。
老太太说起这事时，言语中依旧透露出哀怨，说当时老伴还嫌菜少，要不是自己拦着，恨不得把院里看门的狗都宰了炖给他俩吃。
听到她说家里有院子能种菜养鸡，我奇怪了起来。老人说，当时他们还没搬到现在的小区，住的是郊区平房，老伴伤残退养后单位把以前的苗圃划给他一小块，平时种菜养鸡，算是额外增加点收入。老伴2006年去世后，单位收回了那块地，也给她换到了现在这套楼房里。
在我的一再恳请下，张景春的舅妈答应带我去以前居住的老房子看看，但路上又告诉我，去了也看不到房子和地了，土地被矿上回收后转租了出去，现在是一家驾校的练车场。我说没关系，我就认认地方。
老人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继续跟我聊一些有关张景春的事情。她说自己和老伴一辈子没孩子，早年间小姑子家里穷，家里孩子多，他们一直想过继一个外甥女到自己名下，虽然这事儿后来没成，但老伴也没有停下对张家的资助。几个孩子里老伴尤其喜欢这个外甥，张景春考上大学后，小姑子家凑不出学费，老伴二话不说就把学费生活费包下来了。
读大学时的张景春对舅舅舅妈也很上心，隔三差五就来，还帮舅舅种菜卖菜。大学毕业后，张景春去了省城，离Z市更近了，起初两年还时常过来，但忘了什么时候，突然就不来了。当时老人还很纳闷，不知是不是自己和老伴哪里得罪了外甥。起初老伴帮外甥开脱，说他工作忙，时间不像上大学时那么宽松，后来可能也是被问烦了，只是叹气，然后甩下一句：“不来就不来了，又不是亲生的，哪有义务天天来？”
“他舅过世之后，他就彻底不来看我这个老舅妈了，唉，人家说‘娘舅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却是‘死了娘舅断了亲’……”
我随口开解老人几句，但她却摇头，说就是因为老伴去世之后，张景春这个外甥心里也就没了自己这个老舅妈，“其实他不是不来，只是不来我家了。”
老人说，搬进楼房后，她无聊了，或者夜里做梦想老伴了，便偶尔会去以前住的房子转转。那时老房子还没拆，地也荒着，有一年她还悄悄在地里撒了种子，算是个念想。那两年，她有好几次在老房子附近见到过张景春。她很诧异问外甥怎么人都过来了，却不跟她说声，也不来家里坐坐，结果张景春只说是路过，然后便走了。
“你说都是亲戚，有他这样‘路过’的吗？不就是他舅走了，这门亲戚他也就不想认了嘛，亏当年我和他舅对他那么好……”
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他来了Z市，不去你新家，却去你老房子那边转悠，他是不是要看什么？”
老人说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看的，他舅埋在公墓里，即便上坟也用不着去老房子吧。”
我心里有了一种预感——恐怕张景春要看的，并不是他的舅舅吧。
十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地方。正如张景春的舅妈所说，那里已经变成了驾校练车场硬邦邦的水泥地面。老人站在空旷的练车场上想了一会儿，又把我领到车场西南角的位置，说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块儿。
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回到省城后立刻把情况汇报给了李警官。李警官想了想，说这事儿有点难办，一来那块地不在他的辖区，不好协调，二来那老房子现在不是荒地了，破坏性挖掘，要么先给人个说法，要么得跟人谈好事后的补偿。“如果真能挖出来什么，那一切都好说，但如果啥也挖不出来，这笔赔偿谁来出？”
我也理解，如果是规规矩矩走查案子的程序，线索和证据走到这儿了，李警官拿着手续去找当地公安机关协调好，雇台挖掘机作业即可。但问题是眼下这情况只是我推测出来的结果，既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也办不出合理合法的手续，平白无故去凿人家驾校的练车场，确实说不过去。
经过一番商量，李警官还是决定试一把。几天后，经过协调，可以挖了。动工前，李警官私下跟我商量，如果最后真的什么都没挖出来，我们得自费赔给驾校一笔钱，加上雇挖掘机的钱，一共大概万把块吧——当然，如果真的挖出了什么，这笔钱就算进办案经费里。
我把钟源也带去了挖掘现场，机器轰鸣下，水泥地面被凿开。之后挖掘机上场，很快，在一米多深的位置上，一具用被褥包裹的骸骨被挖了出来。
我和钟源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都沉默了。
我没有一丝日常工作中的那种破案后的兴奋感，瞥了一眼身旁的钟源，隐隐看见他的眼角有些湿润。李警官从远处走过来，他没见过钟源，有些意外，我本想介绍他俩认识，但钟源伸手在背后轻轻戳了我几下，意思是不用了。
“唉，应该就是她……到这一步，往后的工作就交给我这边来做吧。这案子，谢谢了。”李警官说，远处的工地已经停工，刑侦技术人员已经在路上了。
“破案之后，可不可以把当年……”我想说，可不可以把当年张景春行凶的原因和经过告诉我。话还没说完，便被李警官打断了，他说没问题，到时我回来，他请我喝酒。
回家路上，钟源说等李警官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了，我也给他讲讲。但临分别时钟源却又对我说：算了，如果当年的情景太惨，就别跟他说了。
2015年国庆节假期，李警官按照先前的约定，在东郊派出所旁的小饭馆里给我讲述了2002年戴青老师遇害案的整个过程。
凶案的直接起因是那年戴老师考取了南京一所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张景春也参加了考试，但是没考上。对于女友考研，张景春意见极大。他说，之前自己报考清华、复旦时，戴青一直劝他“脚踏实地”，因此那次考研他选择了省内的山东大学，但不承想，戴青却一头扎去了南京。
按照张景春的规划，戴青应该先跟他结婚，然后等他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戴青再去读研，这样两人的经济压力也会小些。原本戴青是这样答应他的，但2002年初却突然变了卦。张景春把戴青的变化归结于黄林民的出现。
张景春一早就知道戴青对自己并没有多少感情，他本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自认为成绩好、有才华，找的女朋友温柔漂亮，除了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之外，其他方面自己都走在了同龄人前面。家里穷这件事，自己眼下改变不了，未来能赚大钱就好了。
只是，来到省城后的生活却给了张景春很多打击。他连续3年全脱产复习考研，却死活考不上。他原本还以“自己考的是名校，要求高”为理由自我安慰，但不承想戴青只考了一年，同样是名校，却一矢中的，他的心态崩了。那时他坚定地认为，黄林民家背景深厚，肯定在南京帮戴青走了后门，这是他俩之后双宿双飞的第一步，戴青一直拖着不跟自己领证，就是最好的证据。他要求戴青不准去南京读研，留在子弟学校，年底前领证结婚，戴青自然不同意，两人为此发生了多次争执。
“话说回来，这戴青也是，既然一直看不上张景春，为啥不趁早把话挑明了？那样大家都好……因为张景春对她好？也并不好嘛，她还得养着张景春，图个啥？还有那个黄林民，也真是个王八蛋……”李警官说。
据张景春交代，他与戴青4月13日下午的那次争吵，起因也是黄林民。他觉得，那天明明是周末，黄林民却偏偏来了学校，而且自己上课时戴青也没跟往常一样跟他待在教室里，肯定是趁自己上课去办公室跟黄林民“约会”了。
黄林民当天出现在学校，的确是被戴青叫去的，是为了帮忙协调张景春的补习班。那时张景春的“外块”一定程度上还得靠着黄林民，只是张景春本人并不领情。两人的争吵和冷战一直持续到晚上，当晚在家发生的事情，张景春也在讯问中进行了重新叙述。
2002年4月13日晚，张景春没有像往常一样下楼散步，只是8点半前后去了一趟超市，买了挂面和牙膏。回到家时，正巧遇到戴青挂断电话。张景春就犯了疑心病，觉得戴青挂电话是在刻意躲着他。他质问戴青电话是谁打来的，戴青说了句“你管不着”，两人就又吵了起来。最后，戴青摔门而去，张景春一个人坐在屋里生闷气。
9点左右，戴青回到家，10点钟左右接了一个电话，换身衣服又要出门。张景春问她：“这么晚了去哪儿？”戴青说了句“用你管”便走了。
张景春追到楼下时已经不见了戴青的踪影，他并没有看到戴青被程立虎开车接走的一幕。回到家后，张景春越想越气，一个人喝起了闷酒。等到凌晨戴青回家，张景春又质问她干啥去了，这次戴青没隐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跟黄林民吃饭去了。
两人又一次爆发争吵，戴青索性给张景春摊了牌，说自己不想再继续这段关系了，让张景春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就搬出去吧”。
“戴青是子弟学校的老师，家属区筒子楼的房间是学校给戴青安排的，她赶张景春走，没什么不妥。但这句话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景春被激怒了，借着酒劲，彻底失去了理智……”李警官说。
凌晨1点左右，张景春在殴打过程中失手致戴青死亡。“张景春说他也回忆不起是怎么杀死的戴青，他既没使用凶器，也没用多大力气，只是推了戴青几下，戴青先撞到墙上，又倒在床上，之后人就不行了。张景春的这些话眼下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法医检查了张景春舅舅家老房子地里的那具遗骸，DNA比对确定是戴青，但具体死因，恐怕查不出来了。”
当然，这并不影响最终对张景春的量刑。
至于张景春对戴青尸体的处理，李警官说过程并不复杂：戴青死后，张景春的酒也醒了，看着倒在床上的女友，张景春意识到自己也完了。求生欲让他选择了转移尸体，隐瞒真相，想到了自己的舅舅——那个多年来一直资助自己，而且家里有一块菜地的老人。
“张景春说把戴青埋在舅舅那里，不但人不知鬼不觉，而且——”说到这里，李警官顿了顿，“而且他还能经常去看看戴青。”
“他是把戴青的遗体从筒子楼东头的窗口顺出去的。筒子楼本就在家属院东墙边，墙另一边就是试验田，进出没有人管。他把尸体从窗口顺到试验田边上，自己骑摩托车绕进试验田，带上尸体，然后去了Z市。”
我想起了当年钟源跟踪张景春去试验田的往事，但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他骑摩托车咋携带戴青的尸体？放麻袋里？”
“不是，用绳子把尸体和自己绑在一起骑回去的。凌晨路上没几辆车，张景春也交代了，说如果路上被人发现报了警，自己也认了。”
但有一点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当年刘明文和乔顺的证词是什么情况？他俩不是看到戴老师坐在家门口吗？刘明文不是还喊了戴青两声？
李警官说，张景春交代，当时他不记得有这件事。我说怎么可能呢？刘明文和乔顺的笔录里可是清楚写着，戴青穿着“红色上衣，灰色长裤，白色运动鞋”，你们现场挖掘出来的戴青遗体是不是穿着这些衣服？
李警官说是这几件衣服，但张景春已经认罪，这件事也没有继续调查的必要了：“查什么？如果不是张景春把戴青搁在那儿的，就是闹鬼了，查什么？查鬼吗？可能是张景春当时太紧张，忘了，也可能是他不想再费口舌解释了。反正杀人埋尸的大罪都认了，无非一死偿命，还扯那么多干啥呢？”
张景春最后说，他舅舅当晚知道他杀死了戴青，帮他把尸体用被子裹着埋进了自家地里——但这一点警方也无从考证了。
案子落幕之后的一个早上，我收到了钟源的信息，他说昨夜梦见戴老师了，在中学的语文课堂上。戴老师在表扬他，但究竟是为什么表扬，醒来他却忘了。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我也梦到了戴青老师，却是在师大校园里——她穿着那件青色碎花连衣裙，身旁却站着张景春。我想起了多年后的凶案，想上前把她从张景春身边拉开，但伸手触到她的瞬间，梦就醒了。
（文章人名和部分地名为化名）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