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3个月的时间走向对方，分手。
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著名的长城分手之旅
笑称自己是“最出名的无名艺术家”。
▲
乌雷亚州首展吸引了众多关注（图为郭采洁与展览策展人来梦馨）并深入采访乌雷生前紧密的工作伙伴哈娜（Hana Ostan Ožbolt），与他为世界留下的丰富艺术财产。
撰文：朱玉茹
两人用一个拥抱结束了长城之行，与他们12年的感情
1988年，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来到中国，从长城两端各自徒步2500公里走向对方，以此为他们12年的感情划上句号。
这场历时三个月的分手之旅，时至今日依旧被视为最经典、动人的行为艺术和爱情故事。
乌雷作为男性，代表“火”，从四周沙漠环绕、戈壁边沿的嘉峪关出发向东走。阿布拉莫维奇则代表“水”，从位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向西行进。90天后，两人最终相遇，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紧紧拥住了对方。
作为第一对登上长城的西方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身后总有一群村民默默地跟着，投来好奇的目光。
乌雷对这一切感到非常兴奋。“他是个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一路上用宝丽来相机不停地记录着遇见的人与事。他后来把这批珍贵的相片带回欧洲，让欧洲的观众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真实的样貌。”乌雷基金会总监哈娜（Hana Ostan Ožbolt）说。
乌雷用宝丽来拍摄的沿途见闻（《中国——长城沿线》系列 1986—1989）在乌雷当时的日记中，手绘着他沿途看过的风景，张贴着他用过的粮票、人民币，还记录着他从村民以及随行翻译那里听来的中国诗人、思想家们的语句。他认认真真地用中文写道：“爱，犹如空气，无论在何处，我们都享有它。”“从这些记录中，你能感受到他是真的和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他在一步步地试图更贴近中华文化。”
当时的日记（《（长城）日记》1986—1989/2016）事实上，原本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是计划通过长城之旅确定彼此的感情，走入婚姻。奈何签证等问题，这一计划被耽搁了5年，两人的感情也在这期间走向尽头。
“很多人一直认为两人在走长城的时候还是恋人关系，是在这期间乌雷出轨才导致了最终的分手。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开始徒步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破裂，两个人总是在疯狂地争吵。但为了艺术，他们还是决定要去完成这件事。”哈娜告诉一条。
用相机记录在中国遇见的人们（《中国——长城沿线》系列 1986—1989）
用极具中国特色的剪纸重新演绎了与阿布拉莫维奇的长城之旅：当时的妻子丁小松操纵着纸人，最后将纸人点燃，暗示关系的终结（《情侣》1989）与阿布拉莫维奇分手后，乌雷与在长城徒步后遇到的翻译丁小松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中国，让他迸发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
一条远程连线乌雷遗孀、基金会管理人莉娜（右）与乌雷基金会总监哈娜（左）
“来中国办展览其实一直是乌雷在世时的愿望，”哈娜告诉我们。2022年9月，乌雷逝世2周年，这一心愿终于实现。乌雷亚州首次个展在北京马刺画廊举办，汇集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及包括日记在内一系列从未展出过的珍贵私人物件，全方位展现了这位先锋艺术家的传奇一生。“在最后的岁月里，他身体十分虚弱，只能躺在床上，却还在牵挂着来中国办展览的一些文件和资料。这次展览能得以实现，正是基于他生前所做的这些计划、他希望为中国观众带去些什么，”乌雷遗孀、基金会管理人莉娜（Lena Pislak）对我们说。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乌雷出生在战时德国的一间避难所内。父亲重病缠身去世，母亲精神失常。15岁，他就成了孤儿。
“战后消沉的氛围，加上原生家庭的问题，他没有感受过太多爱意、关心，甚至温暖。这样的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他渴望通过创作探索自己究竟是谁，哪里才是自己的归属，”哈娜说。
1970年代，乌雷开创了一种极其新颖的创作手法，介于摄影与行为艺术之间——用宝丽来相机拍下行为表演。
他在镜头前换装、扮演不同角色：把自己化妆成半男半女的样子自拍，将不同装扮的自己拼贴在一起……“你可以在外表上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体验不同的经历，重新去思考自己的身份、社会对这些身份的定位，这件事令他着迷。”
社会边缘群体是乌雷最感兴趣的对象，性工作者、跨性别者、流浪汉、移民…….“与这些同样没有归属感的人一起，他试图去建立桥梁，引发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讨论，这是他反抗社会规范、固化观念的一种方式。”
“这样的反叛精神贯穿他的艺术创作与生活。在这个被市场掌控的、高度统一的时代，他依旧希望去做那个不合群的人，去做一些主流之外、不一样的事情。”
▲
最为激进的一次“反叛”，发生在1976年。他从柏林的新国家画廊偷走了希特勒最喜欢的画作——卡尔·施皮茨韦格的《可怜的诗人》，并在警察的追击下，最终将画挂到一个贫困的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客厅里。
这一切都被另一位激进的艺术家记录了下来，这个人就是阿布拉莫维奇。
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初见可谓相当传奇。
1975年，乌雷在荷兰观看了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表演《托马士之唇》。表演结束后，阿布拉莫维奇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们去喝一杯吧。”乌雷很惊讶，“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两人从包里翻出自己的日记本，这一天的页面都被撕掉了。生日，关联着他们有关家庭与童年不好的记忆，是一年里最讨厌的日子。“我们就像是失散已久的双胞胎，身体和灵魂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阿布拉莫维奇曾如此回忆。
吸引阿布拉莫维奇的不光是那些与她惊人相似的地方，还有乌雷骨子里的前卫和无畏。“他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的生活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充满实验性。”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长达12年共同生活、创作的日子。他们开着一辆面包车四处游牧，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早上5点要帮农家放牧以换取必要的食物，挤羊奶、接山泉水喝，常年的居所就是一张1.5米的床垫。
“当物质的需求被降到最低，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生活只有那个你最爱的人，和你们最爱的那件事——创作，那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
他们写下了后来著名的艺术宣言：没有固定的居所，永远在运动，突破限制，敢于冒险，不重复自我，不预设结局……“所有的这些，决定了他们的作品注定是不凡的，”哈娜说。赤身裸体地站在博物馆的窄入口两侧，参观的观众必须通过两人间狭小的空隙才能进入，唯一可以选择的是面对裸体的乌雷，还是裸体的阿布拉莫维奇……
▲
《AAA-AAA》1978
彼此对立，在不断喊叫中逐渐靠近，到最后近乎嘶吼……
塞住鼻子，互相吸入对方呼出的二氧化碳，直到两个人都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
《静止能量》是两人公认做过最艰难的表演之一。支撑他们的，是相互之间绝对的信任。
乌雷持箭、阿布拉莫维奇持弓，他们以身体的重量将弓拉满，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稍不留神，箭就会离弦而出。两个麦克风记录了两人越来越剧烈的心跳和呼吸声。
有人曾问乌雷为什么不指向自己的心脏，他答，“可是她的心也是我的心啊。”这场表演最终持续了4分10秒，是乌雷说自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
《时间中的关系》1977
《明亮/黑暗》1977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每个人都能与之共鸣，是因为它如此极端、强烈，却又如此简单、纯粹。它探讨着人类最根本的一件事——关系，不单单是男女关系，是我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哈娜说。
“他们希望将人在关系中可能会遇到的冲突、伤害放大到极致，这与两人实际的关系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们愿意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情境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脆弱、最原始真实的反应，才一览无余。”
随着作品越来越出名，两人的关系却每况愈下。乌雷后来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过分共生的关系，也不希望成为名人，他更享受无名的状态。
1981年到1987年，两人进行了22场《夜海穿越》的表演：每天静静地坐在一张长桌的两头，彼此对峙七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重复性的作品其实更多是她的风格，不是我擅长的。后来我实在撑不住先离开了，但阿布没有，她选择继续下去。”
2010年，乌雷出现在阿布拉莫维奇MoMA个展现场1988年长城分手行之后，两人22年没有见面，也没有说过一句话。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声越来越大，到世界各地办展、演出，乌雷却很少再出现在主流艺术界的视野中。“当我受伤的时候，我就像一只猫，会默默地缩回去。但对阿布而言，爱破碎之后，就变成了恨。”乌雷后来回忆。
正当所有人以为这段旷世之恋已经终结时，2010年，乌雷惊喜出现在了阿布拉莫维奇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个展现场。
当时阿布拉莫维奇已经静坐了716个小时，与1500多人对视。她双眼坚定而寂静，纹丝不动，而她对面，有的陌生人却潸然泪下。
这一切因为乌雷的出现而打破。当乌雷在对面坐下，阿布拉莫维奇反应了片刻后，向他伸出双手，乌雷也握住了她的手，两人相视而笑，眼里满是泪光。
“这是我第一次做作品时打破规定，因为你不是随便的一个过客，你曾经就是我的生命。”阿布拉莫维奇后来告诉乌雷。
莉娜微笑着回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和好的故事
晚年的乌雷和莉娜，乌雷说是莉娜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这短短一分多钟的对视，在网络上引发轰动，上亿人感动落泪。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乌雷是在他的妻子莉娜陪同之下来的。“进去之前乌雷说，如果不是我，他根本就不会来。那时他们的关系真的非常不好。”莉娜在一条的采访中回忆。
可以说，是莉娜凭着一己之力，改善了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之间冷硬的关系。当我们问到她是如何帮助两人和解的时候，莉娜说自己“爱死了”这个故事。
2015年，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为了作品版权问题闹上法庭。“在法庭上，乌雷主动和阿布打招呼，但阿布完全不理她。”
“很巧的是那年12月，我和乌雷去印度一个很小的静修所，大概就30个人在。一天早上，我去做瑜伽，竟然发现阿布就在我前面。我心里惊呼，‘天呐，她怎么会在这里。’但很快，我们俩就开始聊天。”
“阿布对我说，‘当我爱的时候就是100%的爱，恨的时候就100%都是恨。’我告诉她，‘但是这次也许会不同，我们可以做到不那么绝对。’乌雷本来很抗拒，但后来他也加入进来，聊着聊着我们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乌雷和莉娜来到阿布拉莫维奇家中，路易桑那博物馆为两人拍了一部纪录片乌雷身体尚好的最后一个夏天，他与莉娜到阿布拉莫维奇家住了一个月。“这对他们俩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为他们感到自豪。看到他们能克服曾经的一切，重新找回对对方的尊重和爱真的太美好了。这对乌雷来说意义重大。他能够真正安心、平和地离开这个世界。”
“爱情其实是一种有非常多限制和条件的爱。和阿布最终能够和解，我想是因为我们真正学会了无条件地去爱。爱的最优结果，也许就是友谊。”乌雷在采访中曾感叹。
乌雷晚年作品：《自拍，低语系列》1993（上）《隐形的对手》2016（下）晚年的乌雷虽饱受癌症的折磨，却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回归到早期的探索路径，使用更大画幅的宝丽来相机，试图从根本上融合摄影与行为艺术。
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向年轻艺术家提供帮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能够持续喜欢他的创作，持续与他的作品产生共鸣，是最令他兴奋的事情，”哈娜表示。
莉娜陪伴乌雷踏上了为期一年的“告别之旅”，期间乌雷还在接受化疗2011年确诊癌症后，乌雷尝试了化疗、印度草药疗法、顺势疗法、针灸等一系列治疗方式，但最有效的，也许是“电影疗法”。“最开始医生告诉乌雷他最多只能活3-6个月了，他就说想要回到自己人生中那些重要的地点，去和他的每位朋友、每位合作过的人亲自告别。斯洛文尼亚导演达姆扬·科佐莱记录了这场旅程，做成了纪录片《癌症计划》。对乌雷而言，这是他对自己身体最后的，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场实验。”
“发生的一切都非常动人。我记得我们去参加阿布纪录片首映式的前3天，他才刚刚接受过一次化疗。但他永远表现得那么开朗、乐观、勇敢，充满生命力，你无法想象他背后经历着什么。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他又奇迹般地多活了10年。”对一条讲起这段故事时，莉娜有些哽咽，眼神中还闪烁着对乌雷的恋怀。
谈到乌雷人生最后几年的经历，哈娜也有相似的感慨。“最后一次表演作品，尽管坐着轮椅，承受着极大的苦痛，他依旧决定要去到伦敦去完成。后来他只能卧床修养，但每次我们去他家看他，他依旧充满了幽默感。”
2020年3月，乌雷逝世，为世界留下了一批风格、媒介、手法各异的重要作品。
“乌雷总是形容自己是一个‘跳跃’的人。别的艺术家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代表性的风格、手法，并会为了市场、大众维持这一形象。但乌雷的志向正好相反，每一次他都希望去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一旦他认为已经倾注了自己的所有之后，他便毫不留恋地开始下一个挑战。”
“对于乌雷而言，生命在于变化。永远做开创性的事，不断突破限制，更进一步，去享受这其中的乐趣。”部分图片鸣谢乌雷基金会、马刺画廊、莉娜、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档案、LIMA
作品版权为艺术家所有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9-16 07:55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