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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天地] 家务、肥料、恋爱的自由,这是30年前女人们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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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6 06:0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家务、肥料、恋爱的自由,这是30年前女人们的来信

 看客 看客inSight  2022-09-26 00:48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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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

一场信纸上的女性启蒙


打开1993年第一期《农家女百事通》,泛黄的纸张被情感、致富、法律各种栏目填满。“第一次试笔”栏目里女孩的文字有些稚嫩,这是读者来信投稿被编辑成的文章。


往后十余年,谢丽华带领编辑部先后开设主编信箱、春子姐姐信箱、大姐信箱,用来刊登读者来信,信札从广袤的农村地带寄往编辑部。


信中的文字有时缺乏章法逻辑,但全是农村女性的心声。李芬想读书,处女膜使云华发愁,丽琴不知道怎么购买肥料,婚姻又是为什么会让人苦恼。在隐隐作痛的生活里,情绪和疑问都缺乏出口。


写信的女人和回信的女人


“我很敬佩你,可是你把女人都教坏,说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你们是什么意思?想要干什么?”


19年前,谢丽华收到了来自高月琴前夫的信。男人在信中说,妻子不在家里相夫教子,反而离家出走,是缺少家庭责任。他指责谢丽华是罪魁祸首。那时38岁的高月琴从安徽巢湖第二次跑到北京。谢丽华邀请她到自己创办的“打工妹之家”组织工作的5个月前,高月琴前夫的信跟着追了过来。


高月琴与谢丽华结缘于一本名为《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农家女百事通》创刊于1993年,是中国妇联下属的一本面向农村妇女的杂志,在创刊伊始,谢丽华就决定这本杂志要以农家女为主角,因此杂志设立了书信栏目,刊登农村妇女来信,也鼓励她们写作投稿。


遇见《农家女百事通》是1998年,33岁的高月琴照常去邮局,偶然看到了一本97年的《农家女百事通》二月刊,“一本孤零零地睡在那儿,我看到‘农家女’三个字,觉得好亲切,就把它买下来了。我问邮局还有吗?他说不好卖,就这一本,这最后一本卖完就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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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百事通》杂志封面


当天晚上,看完杂志她当即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高月琴成长在安徽巢湖的村落里,十四五岁的高月琴觉得上学是一件读也行,不读也行的事情,为了帮哥哥带侄子,初中一年级她便辍学。十七八岁时,她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插秧,割稻。农村的女孩没有自由,“活动不自由,选择不自由,什么选择都没有,除了在家里做家务种地,什么主也做不了”。


19岁时,父母给她安排了结婚对象。无济于事的吵闹后,她决定逃婚。


出发去芜湖的汽车是一天一趟,从芜湖到上海的船票是六块八毛,钱是自己摸鱼摸虾、一毛两毛存起来的,那天的船是下午五六点出发。


同村里大部分的女孩默默接受了父母的安排。高月琴说女孩们嫁汉就像穿衣吃饭,没有太多的想法,可为什么自己会逃婚,她迟疑了,“也可能是我的想法多了些吧。”她顿了顿,“琼瑶、三毛、席慕容,这些人的书看多了想法不就多了吗?”


高月琴说自己“肯定”、“肯定”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她爱看《三言两拍》、四大名著,喜欢毕淑敏。从学校出来后高月琴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为了去村里的老师家借书看,她帮着老师家割豆插秧。


逃到上海的她当了半个月保姆,父母无奈将婚约解除,还赔了一笔彩礼。逃婚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又回了家。而当同龄人家的孩子纷纷上小学后,她成了那个在村子里晃荡、独身在家的耻辱,最后只好为了结婚而结婚。


婚后高月琴同丈夫一起做油漆工程,看书的习惯没有停止。城市的旧书摊、县城的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邮局都是她爱去的场所。


起初她以为婚姻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可当她被不平等对待的时又冒出很多疑问,无人倾听她的内心世界。她写信问主编谢丽华,“为什么我在农村爱看书反而会被别人嘲笑?打麻将的人反而理直气壮?”


那时候,谢丽华要求编辑部凡信必回,她觉得,这些农家女中,“有的人寄出了一封信,却寄托着她们生与死的人生抉择。”谢丽华给高月琴回了信,并在下一期将信登在了杂志上。


创办《农家女》杂志的那一年,谢丽华42岁。她有着精英女性的履历,在北京长大,就读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8岁入伍,19岁写诗、写剧本,在部队里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军旅诗人。退伍后进入全国妇联,8年中国妇女报社的记者生涯,一路升到副主编。


她有着充沛的精力,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于晚上9点入睡,凌晨3点自然醒,4点起床工作,到上班前,她已经工作了4小时。


谢丽华去年刚过完70岁的生日,一米五几的小个子留着耳上短发,她说话洪亮有力,总能把事情精确到年月日,两个小时的聊天里,谢丽华只喝了一口水。


上世纪90年代初,妇联鼓励记者创办新刊,增加营收。谢丽华原本打定主意去办一本叫《单身世界》的杂志,读者可以在里面交友,广告也会劈天盖地地飞来。但她递交的《单身世界》策划书很快被否决,领导说这本杂志有违传统文化,“不过有一本《农家女百事通》的杂志都批下来了,但没人愿意承办。”


那时候的谢丽华有做一番事业的野心,想自主做一件文化产品,因此不管是什么杂志,事在人为,她觉得都能够办好。虽然如此,对这份“又农又女”的杂志,她最初并没有什么信心,在第一、二本杂志的封面上,她甚至遮遮掩掩地把刊名中的“农家女”去掉,只剩下“百事通”三个字。


“在此之前,我不像现在一样觉得农村妇女是一座没有被开采的矿山,她们身上有无限的潜能,只要给她们机会她们就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现在的想法是跟这些人接触了之后才有的。”她的想法很快产生了变化。


寄往地安门西大街的信


中国妇女报社位于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报社四楼安置着《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三十多年前,一封封农村妇女的来信涌入杂志社的信箱里。


山东韩庄村的韩庆丽在杂志的“第一次试笔”栏目下讪讪地写下:


当你们看到这篇不怎么样的文章一定会笑我的,因为我怕别人笑,所以是偷偷写的。我,农村女孩子,19岁,幼稚,可笑,天真,特纯,特蠢......


四川泸县的李芬刚上初中,疲于家务劳作,她写信求助:“其实我还想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那已经是一场梦,一种幻想。阿姨,您能为我想想办法吗?”


甘肃酒泉的东东苦于婚姻的折磨,在信中问道:“唯一可走的路就是自杀吗?”


她们在情感、婚姻、生育、权益的漩涡当中挣扎,反复述说着遭遇的不公与绝望,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信件成了她们倾诉排解的渠道。


90年代,一部摩托罗拉要价2万,买一斤猪肉需要2块钱,8毛钱能打一斤豆油,寄一封信只要8分钱。有的读者用孩子的作业本作信纸,把带着油烟味儿的信寄到了平安里。


编辑部把原汁原味的信刊登了出来,信里甚至会保留一些错别字。“这是为了拉近他们的距离,你看看这样子的都能写,你们一定能行,鼓励她们都来写几笔。”


在来往的信里,读者们述说苦闷与忧愁,她们或是投稿写作,或是寻求帮助,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编辑部则在回信里给以慰藉或解决方法。


2004年,已婚7年的云华在信中控诉:我很难过,这该死的处女膜让我的第一次恋爱化为泡影,难道我的婚姻也要葬送在这层膜上吗?


谢丽华安慰她:


云华小妹,你好!


读你的信让我感慨万千,真没想到一个生活在 21世纪并已婚七年的女人,还在为“处女膜”的事而“非常烦恼”。我真的要为“造物主”的不公而愤怒了,为什么单单让女人有这么个东西,而让男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呢?你问过你的丈夫没有,他的“第一次”见红没有?还有你那个初恋的男友,他结婚生子后有没有象你一样的自责、愧疚呢?我说这些并非是鼓励女人不珍惜自己的“第一次”,而要看到附加在处女膜上那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专门束缚女人的贞操观。我很欣赏冰心老人的那句名言:“女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


大道理不能不讲,但你可能要的是具体的指点。我想你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解放自己,一定要从处女膜情结中解放出来,就像爬山时脚崴了,割草时手割破了一样,没什么了不起,也不证明你错了,没什么可以忏悔的。如果为此丈夫提出离婚,那就随他便吧。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评价自己,我们是人,是个大写的人,是个独立的人,是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人。而处女膜是人身上最没用的东西,它既不能影响你的生理,又不能影响你的吃喝,何必为此而自寻烦恼呢?


普凤琴在信上抱怨,自己想要一份自己的事业,丈夫却不让她干。


谢丽华回信告诉她,一定要走出家门:


我认为男人们不愿让女人走出家门,其实质就是怕失去女人,因为在他们的深层意识里,妻子是属于自己的,就像自己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他要好好保管她。


从信上看,无疑,你是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你爱学习,爱听音乐,爱思考,而且你还想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都是现代女人应具备的,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你能做到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再往前跨一步你遇到的困难就会更多,这,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当普凤琴写信时,她的丈夫不以为意:中国这么大,农民那么多,谁在乎你的一封信?


谢丽华在信中说:你告诉他,我在乎,我在乎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你还要告诉你的丈夫,如果他愿意,也可以让他给我写封信,让他对我以上的观点发表一下看法,我们来共同探讨探讨“为什么农村妇女走出家门这么难”这个话题。


8年的记者生涯里,谢丽华来往于城乡,在采访与走访中她发现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别。


“我们所获得的权益基本上是城市的女性,你到农村去会发现很多还是属于那种封建半封建的状态,随夫居,生儿防老,不生儿子的农村妇女还是抬不起头来,或者出现婚姻悲剧,妇女的问题非常突出。”


今年,老读者把谢丽华当年的话翻了出来,把这些“主编心语”放到“头条”上,隔三差五分享给她,因为20年前写的话“现在回头看,真的还一点儿不过时”。


为什么不过时?谢丽华解释道:“不过时就在于我是摸着地皮往前走的,这个地是万物生长,它再生长出什么也是这块土地。”


翻阅信件,妇女们在文字里亲切地称谢丽华为“谢大姐”、“谢阿姨”,来信的需求千奇百怪。


丽琴想买EM菌来改变地里粮食的产量,却联系不到卖EM菌的公司,她在信中请求“谢阿姨”帮她给这家公司转寄100元买EM菌。


2001年5月,晓瑜只打了1个市内电话、10个郊区电话,却交了42元的话费,到电信局查询无果后,她写信询问,“当我们感到自己的电话费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玉梅因种地没有本钱,又无人做担保,而无法贷款,她写信求助谢丽华帮她联系银行信用社,为她提供贷款10000元。


信上的要求她没有迁就,而是写信举例子告诉她们要靠自己,不是伸手去要。


信纸上的女性之声


做了18年的主编,写了18年的“主编心语”,写了1年的“大姐信箱”,为农村妇女办一本刊物,编辑不需要显露文学才华,需要把一件事情说清楚,把自己当作一个农家大嫂或者农家大姐,把说的话让读者听明白。


1994年,杂志还是32开小本,廉价泛黄的纸张上用镂空宋体字打印出大大的标题:女儿 该不该养老?


这样的主题探讨的灵感其实源于收到的大量来信。很多读者提出:有女无儿算不算“五保户”?儿子可以娶妻进门,女儿为什么非得出嫁?结了婚的女儿能不能在户口、责任田,以及财产继承方面与儿子享受同等的待遇?


编辑部认为这类问题很复杂,既有观念问题,也有法律问题,同时还牵涉到各地的户籍管理、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然而它决不应被视作不可更改、天经地义。编辑部选登了4篇与女儿养老有关的来稿,并推出“女儿该不该养老”的专题讨论。


河北刘季庄村的裴小勇为了赡养父母,结婚后未将户口迁至夫家,可村干部分地时却擅自注销了她的土地,并强令她迁至夫家。她写信询问编辑部:“他们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结了婚的女子可不可以将户口留在娘家?”


此后,编辑部接连策划了一系列专题讨论:“娶丈夫行吗?”“男女平等只是写在纸上吗?”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迎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编辑部联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征文。


在收到的近百篇论文里,有五篇是出自农村妇女。祁连山脚下的樊欣兰耗费两个月写出了一篇近2000字的论文。


她在文章《农村妇女教育与妇女地位》中提出:“要解决农村妇女尤其是山村妇女的地位,我认为关键是要从教育抓起,提高妇女文化素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给妇女以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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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华与樊兴兰的合影


谢丽华趁着去西北出差的机会,前往甘肃永昌县寻找樊兴兰,希望见一见这位西北女人。


从永昌县城关镇到直峡山村,谢丽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见到樊兴兰的那天,她头上蒙着甘肃农村妇女常裹的头布,只露出一双小眼睛。樊兴兰的妈妈见到谢丽华后,赶忙去田里把她叫了回来,她却直径跑回闺房,换好干净的衣裳才肯出来见谢丽华。


樊兴兰房间里的桌子上整整齐齐摆着齐全的《农家女百事通》,每一本都翻完做了笔记。在农村的文化沙漠当中,这本杂志对她来说是甘露。


世妇会前后,谢丽华走遍了五大洲。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印度,孟加拉,韩国,越南,不同于国内杂志彼时流行的三点式、比基尼,越露越潮流,她发现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完全跟世界接轨。杂志社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谢丽华带着这些农村妇女的问题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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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华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她认识到自己是和全世界女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真正要做的是,让劳动妇女有尊严,让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提升空间。”


去北京的列车


从1994年开始,杂志社每年举办一次通讯员培训,更多的农村妇女被汇聚到了北京。编辑部从收到的信中筛选出能说的、写作顺畅的、有想法的妇女,邀请她们到北京交流、培训,教授她们如何找选题,如何写作,什么是性别平等,如何应对家庭暴力。


王树霞第一次去北京参加通讯员班是1997年3月7号。家人把她送到了市里,她再坐汽车到达省城太原,又坐上79块钱一人的火车硬座,摇摇晃晃到达了北京。


那时候村里面的女孩最爱穿红毛项衣,到了大城市看上去却很土气。她便跟同去的姐妹到商场里买了大花项衣。在北京,她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看见公园里的情侣拉着手,第一次去菜市口的地下室报道,第一次登长城,第一次五点多起床看升国旗。


回到家后,她迫不及待地告诉姐妹们北京的生活,让她们也去北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狭窄。“每个人的胸怀格局应该大大的,但只有你走出去后才能打开。要多阅读,多写作,要多练。就像风铃一样的,我不断地传播这些,从1997年回来到现在,从没有停止过。”


1996年,谢丽华创办了“打工妹之家”公益组织,为前往北京打工的女孩们提供紧急救助基金和法律援助。1998年,她又创立了“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开设种植、养殖、创业、经营等短训班。


谢丽华回忆,那时候在昌平小汤山的“农家女”学校里,农村妇女们想学什么都能够学到,是一件很乌托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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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培训班


1998年,33岁的高月琴跟前夫协议离婚后,第一次去北京。她瞒着家里人,带着一本《农家女百事通》,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去了北京,心里却暗暗发誓不再回去。“那时候是很冒险的。除了这本杂志和一个老乡的电话号码,没有其他联系方式。”


她找到老乡,白天做油漆工人,晚上跟几个室友挤在八里庄的民房里。屋子又暗又小,但她非常开心。


“我觉得那完全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你想做什么,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阻拦你,没有人挖苦,没有人打击你。”


彼时,“打工妹之家”已经运行了两年,高月琴想多获得一些学习的机会,在工作之余请假去参加“打工妹之家”的活动。


小汤山的“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正在修建,因为高月琴是油漆工,她主动提出帮学校漆书柜、大门。一个月之后学校给了她 800 块钱,她没要,捐给了学校。


半年后前夫带着孩子来北京找了她两趟,赌咒发誓说要改。不忍孩子的年幼可怜,她回家又待了四年。


2003年高月琴第二次离家进京。呆在家的四年里,面对前夫反复的家庭暴力,她接受不了,“因为我在北京的半年里,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一些理念,我就更不能接受了。”


9月份的一天,她正在北京的工地上刷漆,谢丽华打了一通电话,邀请她去“打工妹之家”工作。高月琴接到电话后非常惊讶,连忙回绝:“我做不了,我不行,谢老师,我真不行。”


“你怎么就觉得你不行,我就觉得你行,你为什么那么不自信?为什么这么否定自己?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觉得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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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琴给小学生做性安全教育培训


2003年,樊兴兰,在信纸上论述农村妇女地位的西北女人也去了北京。作为发言的嘉宾,她被杂志社邀请前去参加杂志办刊十周年庆祝会。


谢丽华记得她的口音特别重,但她坚持要发言,为此还学了普通话。樊兴兰后来在当地的妇联兼职写稿,又在县城里创办了家政公司。


如果没去“打工妹之家”,高月琴觉得自己会做一辈子油漆工。后来她在公益机构里负责“农家女书社”的项目,也给妇女们搞参与式的培训,让妇女认识到自己的能力。


很多村庄里的妇女没有名字,是孩子他妈、是谁家的媳妇。高月琴便开展了“叫出自己的名字”的活动,让村里面的妇女们喊出自己的名字。


从甘肃到山西,从山西到河北,她总是在火车上,村里面的姐妹也调侃叫她“火车姐”。


这些年她独身一人,原本喜欢唱歌、摄影的她又喜欢上了写诗和吉他,跟朋友一块去拍新疆的赛里木湖,伊犁的杏花,霞浦的滩涂,坝上的秋色。她说,“我现在多自在,想干嘛就干嘛,干嘛要找个人来管自己?”


谢丽华在对话中五次提到高月琴,语气上扬而激动,“她在我们这儿受了20多年的熏陶,现在比我还坚定。”


参考资料:

《用心交流:写给农村姐妹的肺腑之言》,谢丽华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12。

《中国农村妇女感情自述》,《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课题小组,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2。

《沉默者的呐喊——农村妇女信札》,《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12。

《农家女百事通》1993-1997年合集


作者  丘炯  |  内容编辑  尼尼微  |  微信编辑  菠萝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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