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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为什么中国近代许多军人都当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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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0 05:4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什么中国近代许多军人都当过老师?

 杜若 国家人文历史 2022-11-17 23:41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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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约 4200 字

阅 读 需 要 11 min


古之学者必有师。教师常给人温文尔雅的书卷之气,殊不知,中国近代许多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的将领也有过当老师的经历——朱德,人民解放军元帅,当过体育老师;徐向前,人民解放军元帅,当过小学教员;谭政,人民解放军大将,也当过小学教师……


步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转而兴起新式学堂,曾自小接受传统私塾式教育的学生也逐渐转入学堂上学。

1906年,朱德转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开始学习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体育、美术等新式教育的课程。当时顺庆府中学堂的校长是张澜先生(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在顺庆府中学堂,朱德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曾在《顺庆府中学堂留别》一诗中写道:“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在校长张澜和老师刘寿川的建议下,朱德报考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附设体育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是适应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诉求,“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专门为培养体育教师而开设的。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学堂总理胡峻本着“教育以德智为重,健康以体育为先,强身才能强国”的理念办学兴教,朱德抱着“强身以强国”的宏愿入校求学。

在求学期间,朱德不仅专心研究体育科目,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还阅读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接触到了同盟会革命思想,逐渐接收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礼。毕业后的朱德回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体操教习兼庶务。执教期间,他积极提倡新学,不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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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阅读的朱德。来源/人民网

和朱德一样,青年徐向前同样担任过小学教员。

1919年春,徐向前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阎锡山创办的一所专门培育全省小学教员的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徐向前不仅学习新知识,还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他受到五四运动精神的感召,和当时众多青年一起,参加进步活动。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毕业后,徐向前被分配到山西省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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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生的爱国运动。来源/《山西新闻联播》截图

不同于朱德、徐向前,谭政就读的并非师范类学堂,而是湘乡县立东山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除了传统经籍外,东山学堂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等新科目,又设有英语、体育课,后来还增设学习东洋的军事操典等课目。谭政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教育,了解了国内外时事,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报刊杂志,初步具有了民主科学的思想和反帝思想。毕业后的谭政,在本乡自家门口的七星桥小学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务,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

朱德、徐向前、谭政在毕业后都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又为何“弃文从武”的呢?

近代教育体系的诞生


这和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可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倡导下,各种培育新式科学技术人才的近代学校应运而生。然而,因为当时科举制依旧盛行,正统的教育机关,如京师的国子监、各地官立学校、书房义塾等私立教育机构,仍以传统教育为中心。加之,后期洋务运动濒于破产,兴建的各种新式学堂也日益落寞。不过,当时也培养出一大批实学人才,开阔了国民视野,促进了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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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聘请洋人为顾问。来源/纪录片《船政学堂》截图

甲午战争后,“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日益强烈。在众多继续设立的新式学校中,康有为、梁启超大声疾呼“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康梁二人深知传统封建教育下培养的师资已然不能适应时代所需。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之举,便是建立师范类学校,培养出合格的教师队伍。

除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倡导的新教育外,一些封建官僚、买办也认识到兴办师范教育的必要性。1897年,大理寺正卿盛宣怀参照西方师范教育制度,在上海首创“南洋公学”,特设“师范院”,为公学培养教师,揭开了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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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1897-1904年间的楼牌式校门。来源/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

戊戌变法失败,维新运动的教育新政大都废除,然而其倡导的教育改革思想却发展起来。如梁启超所说:“政变以后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

庚子国变后,清王朝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恢复维新运动期间实行的“新政”。先是明令全国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第二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制度。其中,清末管学大臣张百熙遵旨拟定《钦定学堂章程》,是年为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成为系统的中国教育制度的开端。1904年,在张之洞等人主持下,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使得官员任用方面,科举合格者逐步削减,学堂毕业者逐步扩大。到了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开始创设学部。学堂教育开始向国民教育普及,中国近代教育体系逐渐走上正轨。
 
1911-1919年是近代师范教育改革时期。早年间,孙中山便意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视性,他曾直言“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1912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便命令教育部实行相关改革。这一时期相关的教育改革使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机构更臻完备,教学内容更加正规,师范教育的规模也有进一步发展。

据教育部统计,1916年全国师范学校,除北京师范和北京女子师范为教育部直属之外,各省报部立案的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共计141所,在校学生数为21397人。1923年,统计全国师范学校总数达202所,学生数共26713人。可以说,中国近代师范学校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培养出一批批具有一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新型教师和专门人才。

近代师范教育的吸引性及局限性


对于普通人家而言,接受教育是一种“奢侈”的选择。早年间,出身佃农家庭的朱德被父母倾囊送入私塾读书。家道中落的徐向前,也是父亲举全家之力送去私塾读书。当时,不少国人能顺利进入师范院校学习,除了家庭支持、个人努力外,和师范教育本身的相关政策也有密切关系。

首先,师范生在校期间待遇较为优厚。例如,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学生不仅免交学费,还由学校供给食宿,并酌量补贴必要的费用。学校还发给学生制服,包括寒暑季服装、靴子等,甚至医药费用亦由学校供给。此外,还按学生月考成绩,分别给予几元或十几元的奖学金。

其次,师范生毕业后的出路也比较好。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清政府明文规定师范出身的学生,可以破格从优以资鼓励。

同时,清政府还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做官相等,以示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师范生毕业后,考试成绩在中等以上者,一律作为师范科举人,最优秀者,以内阁中书优先补用并加五品衔等。经过考核后,可任教者发给教员凭证。

此外,对于毕业生的奖励还有一项规定,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而又有志深造的,可以选派到国外公费留学。这项规定非常有吸引力,尤其对于一些家境贫寒的子弟。

民国时期,教育部屡次实行改革,提高学校职教员待遇问题。例如,1926年11月2日、12月21日,连续颁布了《学校职教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和《条例施行细则》,具体规定了学校教职员的退休金和抚恤金具体实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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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出版《校友杂志》,使用了木铎的图案,寄托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教育理想。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官网

当时不少青年一方面有志于通过教育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另一方面也被师范学校的相关待遇所吸引,进而选择学习师范。不少接受新式师范教育的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鉴于我国自古以来的尊师传统,不少非师范学堂毕业的学生也选择成为一名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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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系列。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不过,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命脉,政府吏治腐败,地方封建势力也不断膨胀。尽管制定了一系列注重师范教育、注重提高教师待遇的措施和方案,终因旧中国的境地而缺乏实施的政治、经济基础,到头来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兑现。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中国推行新式教育,也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朱德正是遭到了当地土豪劣绅对新教育、新思想的反对和排斥,才意识到教育无力救国,进而辞去职务、弃教从军。徐向前也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封建思想,而遭校方两次辞退,进而投笔从戎。黄克诚尽管也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就读,但他毕业后没有当老师,而是直接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孙子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为将者需得足智多谋,赏罚分明有信,爱护士卒部属,勇敢果断,军纪严明。将领往往有着更高且更为综合的素质,所以才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说法。

得益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近代以来致力于革命事业的领袖们大多接受了新式教育,成为当时综合能力较高且思想较为先进的一批人。他们秉文兼武,成为教师时,在三尺讲台上传播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投身革命后,以更直接的方式,挽救国家于危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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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军. 朱德精神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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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钰滢.浅析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演进[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8(06):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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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青年网:“徐向前”,2018年4月4日。
[10]江苏党史学习教育网:“共和国元帅的1921”,2021年10月11日。
[11]刘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及教师待遇问题初探[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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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作者 | 杜若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苗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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