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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天下之中,为什么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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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 05:1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天下之中,为什么是这里?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3-01-17 22:57 Posted on 广东


相传,上古伏羲时,黄河流经今河南孟津县一带,有龙马浮出水面,伏羲根据其背上“河图”,演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起源。


另有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之畔有神龟背驮“洛书”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划天下为九州。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些古老的传说见载于先秦文献《尚书》《周易》中。尽管河图洛书的故事带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征,但说明先民将河洛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河洛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中心,位于黄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称洛水)交汇之处。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周公说:“此天下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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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地形图。图源:河南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河南省地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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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是指河洛地区,即成周洛邑一带。


1965年,一件出土于陕西宝鸡的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赶紧将其收回。后来,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样,便称之为“何尊”


何尊铭文穿越了三千年时空,讲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说:


周成王在位时,在河洛营建成周都邑,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周武王灭商后,又在河洛地区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赏,作尊纪念,以示荣耀。


何尊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爻民。”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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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图源:图虫创意


周人以河洛为“天下之中”的普遍认识,并非出于主观臆断。


当年武王伐纣、统一河洛之后,为如何统治商的故地而忧虑得夜不能寐。于是,为了宣告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营建成周洛邑,作为周朝新都,并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


周公来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设置了一座测影台,立圭表,测日影,才得出结论:河洛是当时的“天下之中”。


到了东周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周王室东迁的庇护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余里处建了一座东周王城。


古人发现,夏商周三代定都于河洛,《史记》有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6袢司脊欧⒕颍⑾衷谖髌鸾Ш印⒍临仁Φ穆逅酰そ黾甘锏木嗬肽冢帕凶盼宕蠖汲且胖罚ǘ锿�(夏王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与隋唐洛阳城遗址,号称“五都荟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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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都荟洛示意图。图源:最爱历史


从地理形势来看,河洛地区以古都洛阳为中心,西起华山,东至荥阳,北依太行山南麓,南达秦岭东段支脉外方山南麓的汝、颍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阅尽世间沧桑,数千年来人才辈出。


漫长的岁月中,“中国”的概念从河洛向周边缓缓延伸,绵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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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驾六马坑,发掘于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为古代礼制的一种,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马拉的马车。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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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离析却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河洛地区成为诸多思想家活跃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国家图籍。


有一次,孔子从齐鲁远道而来,向老子学习周礼。


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告诉孔子,君子要审时度势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劳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怀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因为这些“皆无益于子之身”。


孔子带着弟子们回去后,在半路上说:“天上的鸟,我知道它能飞;水中的鱼,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至于龙我就无从得知了,据说龙乘风云即可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像龙一样啊!”


孔子见老子,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两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后来,老子弃官而去,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余字《道德经》,从此飘然归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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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老君山。图源:摄图网


战国时期,韩国公子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早年求学于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韩非著有《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者于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国家,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后,得到了秦王嬴政的关注。


当时,秦军东出,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据河洛地区的韩国。韩非见韩国日渐衰败,几度谏言韩王,呈上富国强兵之法,但得不到韩国重用。


秦王嬴政读过韩非的书后钦佩不已,对大臣李斯说:“嗟乎,吾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韩非的老同学,十分忌惮韩非的才能。


后来,韩非从河洛入秦,虽然得以觐见秦王,却遭到李斯等人谗言陷害,下狱而死。韩非虽死,他的法家思想却流传下来,影响此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


先秦时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洛地区,从拥有人类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标志——城池、青铜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国,再到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先秦历史的典型代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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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与李斯曾是同学。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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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东进吞并河洛之后,在此地设三川河内河东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统天下,修建驰道,这条“东穷燕齐”的高速公路从河洛地区穿过,荥阳附近的黄河岸边修建起了当时黄河上规模最大的转运仓——敖仓,将关东地区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


西汉建立之后,河洛作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本来定都于洛阳,后来听从娄敬与张良的建议,才确定了定都关中长安的大计。


汉代文学家扬雄对这段历史有过评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


齐人娄敬是最早劝说刘邦迁都关中的人,他因为此功被赐姓改名刘敬。


娄敬当时对刘邦说,关中之地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现危急情况,也有百万之众可以备战,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当真是“天府之国”啊!如果大汉进入关中建都,拥有秦国的故地,就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刘邦的老部下多是关东人,仍劝刘邦建都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靠黄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撑其险要。”


但谋士张良进言道:“洛阳虽然也有险固,但地方狭小,不过数百里,容易四面受敌,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函,右有陇蜀,沃野千里,南部连接富饶的巴蜀,北方毗邻胡人的牧场,可阻挡三方来犯之敌,独以一面牵制东方的诸侯。天下平定后,关中可以利用黄河和渭水的水道来输送粮食,供应京师。这就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娄敬说得对啊!”


史书记载,刘邦听完张良的话后,当天就从洛阳移驾长安。


历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认为,河洛的战略地位不如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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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司隶部。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实际上,河洛也有号称“天下治乱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环山,西有崤山、中条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东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黄河,黄河南岸的邙山成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阳免于黄河水患的侵扰。


总体上看,洛阳地势西高东低,境内山川丘陵交错,地势复杂多样。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区作为古代的交通枢纽,控制着南北向的晋楚孔道与东西向的豫西走廊,构成一个十字架状的水陆交通大动脉。


针对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说:“挟崤渑之险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洛阳名园记》)


西汉以前,周武王伐纣克殷、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有控制河洛的战略目标。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刘邦迁都关中二百年后,东汉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再度将汉室江山托付于河洛。东汉以洛阳为都,将政治中心转移到了河洛,开创了光武中兴、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东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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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白马寺。图源:摄图网


汉代的河洛地区在一场血与火的灾祸中走向落幕。


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占据洛阳的军阀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


入主洛阳时,董卓废帝改立,独揽大权,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残害百姓,董卓本人还奸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内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经济,却非要当“懂王”,毁坏汉朝使用已久的五铢钱,收取洛阳及长安的铜器铸成更小的钱,导致物价飞涨。


迁都之时,董卓的军队又对洛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


董卓死后,长安发生动乱,汉献帝在部分大臣的护送下返回洛阳,只见洛阳城满目苍夷,宫室被烧毁殆尽,百官只能在荆棘之间艰难求食,有的被活活饿死,有的被乱军所杀。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载王朝兴盛时的荣光,也要忍受王朝没落时的苦痛。


三国时期,曹魏建都洛阳,河洛一带免于战乱,得到恢复发展,洛阳、河内、河东、弘农等郡县,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区。


然而,曹魏的政权最终被河洛地区门阀势力的代表司马氏篡夺。西晋初年,晋朝的达官贵族生活荒淫、竞相奢侈,司马家族的宗室内部勾心斗角、互相攻伐,最终酿成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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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图源:网络


永嘉之乱,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此后每逢中原板荡,战乱不休,常有士庶避乱南徙,南迁的汉人常怀“河洛之思”,他们带着对中原故国乡音、乡貌、乡情的眷恋,将生活、饮食、起居、婚丧等习俗传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直至今日,南方诸多地区仍以传承河洛文化为荣。


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到北京大学,对同胞们热情洋溢地做了一番演讲,他说:“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


河洛郎,是中原后裔的自称,中国东南沿海的闽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们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宋代靖康之变等历代人口迁移事件中南迁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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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河洛地区在历经战乱后得以复兴。


北魏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决定将都城从靠近草原地区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河洛地区的洛阳。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他们久居漠北,精于骑射,但入主中原后,部分鲜卑贵族逐渐受中原文化洗礼,移风易俗,学习汉文化。


此外,平城一带容易发生旱灾,造成粮食减产或绝收。有一年,平城从春至夏饱受旱灾困扰,“野无青草”,孝文帝不得不开仓放粮,赈恤饥民,并鼓励民众出关就食。


从战略意义上来看,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尽管北魏在靠近阴山山脉的北部边境设立了六镇,但平城一带仍然避免不了游牧民族的威胁。


于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迁都洛阳的计划。他对宗室大臣拓跋澄说:“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圣,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认同河洛是迁都的理想之地,他对孝文帝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


但北魏的宗室并非都支持变法与迁都,当时有不少人反对迁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个实行迁都大计的计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黄河上建造浮桥,并下诏免除南迁路上经过地方的军粮,随后借口南征,率领百官与步骑三十多万从平城出发南下。


行至洛阳,正值夏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兵疲困不堪,很多人都不愿意继续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车驾前,请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体人员进驻洛阳,以此“定迁都之计”。去洛阳反对派肯定不乐意,但南征路上困难重重,他们更怂,只好随孝文帝到洛阳。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诏,迁都洛阳。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迁都大计,实现了以河洛为政治中心的战略构想,也为北朝统一黄河流域,以及日后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础。


北魏灭亡后,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后又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继承北周的隋朝南下平定陈朝,使天下重归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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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魏地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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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融合的浪潮之中,河洛文化迎来了隋唐的鼎盛时期。


西魏之后,关陇集团崛起。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隋文帝杨坚定都关中,营建大兴城(即隋唐长安城),但他当时已经发现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因此对河洛地区十分倾心。


开皇四年(584年),关中闹饥荒,隋文帝带着后妃、官员和将士等大队人马到洛阳“就食”,一连度过了冬春两季,等到青黄不接的季节过去,才返回关中。


由于关中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供应多依赖关东的输送,隋文帝有意通过改善漕运来解决这一难题。他命人在蒲州、陕州等地招募壮丁,设黎阳仓、河阳仓等储存粮食,并由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利用渭河开凿水渠,这条水道从长安城东通往潼关,长达三百余里,称为广通渠。


隋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东巡,始终没有下决心迁都。这个庞大的工程,由他那个背负骂名的儿子隋炀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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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画像。图源:网络


隋炀帝即位后,有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建议他迁都洛阳。章仇太翼利用隋炀帝的迷信心理,上书说:“陛下的本命是木命,而长安所处的雍州在五行中属于金,金克木,对陛下不利,长安不可久居。开皇年间,有童谣说:‘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经被封为晋王,正好应验。”


史载,隋炀帝“览表怆然,有迁都之意”。


于是,隋炀帝当即巡行洛阳,进行实地考察。他登上洛阳城外的邙山,向南眺望伊阙,感慨道:“这不就是龙门吗,古代的一些朝代为何不建都于此?”一旁的大臣苏威赶紧说:“自古非不知,而是在等陛下。”隋炀帝大喜,“遂议都焉”。


隋炀帝下了一道诏书,宣布营建东京洛阳,声称这是为了继承隋文帝的遗愿,并重申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所谓“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越暨于今……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


大业元年(605年),尚书令、营东京大监杨素和将作大匠、营东都副监宇文恺等大臣奉命营建东京。新的洛阳城从汉魏故城西移十八里,建在东面瀍河、西面涧河的地带,北面为地势雄伟的邙山,洛河从城中横穿而过,河上建有浮桥,称“天津桥”。


整个城区由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天津桥北通往皇城,桥南通向外郭城的丁鼎门,连通两个门的大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被称为“天津街”。


隋唐时期,洛阳是与长安齐名的世界级都市,唐人韦述评价河洛地理时说:“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为了这个国家级工程,隋朝的百姓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施工时间紧急,劳动量巨大,数十万民工有近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另一项工程——大运河,也与营建洛阳息息相关。河洛,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由四段组成,以洛阳为中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


东京洛阳建成后,于大业五年改称为“东都”,此后,隋炀帝有四年时间带着群臣在洛阳办公,占了其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


但其余时间,隋炀帝更多是沿着大运河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或带兵征战外族,他的好大喜功,耗费了隋朝的国运。隋末,饱受盘剥的民众揭竿而起,野心勃勃的军阀起兵造反,而隋炀帝本人最终在他醉生梦死的江南遇弑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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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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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再次陷入战火,但天下之中的河洛,始终吸引着雄主的目光。


唐朝初年,隋炀帝的表侄子唐太宗李世民就多次动议修复洛阳。作为关陇集团的继承者,唐朝建都长安,但李世民曾在唐朝开国的征战中与洛阳结下不解之缘,也十分重视河洛的政治地位。


当初攻下洛阳后,秦王李世民命部下封守洛阳的府库,并让房玄龄搜集洛阳遗留的书籍。看到隋炀帝在东都修筑的奢华宫殿时,李世民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随后下令焚烧洛阳紫微宫的乾阳殿。


嘴巴说不要,身体还是诚实的。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命人重修乾阳殿,以备巡视。大臣张玄素认为此举是重现隋炀帝当年的暴政,因此极力反对。尽管唐太宗阐明他重修洛阳城的理由是“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但为了避免被戴上昏君的帽子,他还是虚心纳谏,停止动工。


唐太宗恢复洛阳盛景的愿望,后来被他的小老婆兼儿媳妇武则天实现了。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一度将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到河洛。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在巡幸洛阳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高宗改洛阳为东都,前后七次巡幸东都,时间长达十一年。在此期间,唐高宗因患病难以处理政事,遂让武后参决朝政,朝臣将帝后称为“二圣”


永淳二年(683年),唐高宗在洛阳病逝,留下遗诏,欲归葬李唐的大本营关中。


继任的唐中宗为了满足父亲的遗愿,护送其灵柩回到关中安葬。但当时身在洛阳的陈子昂上书谏阻。这篇文采斐然的奏疏说,关中连年遭受灾荒,田园荒芜,丁男承担兵役、徭役,已经无力供应护送灵驾的人马,营建工程浩大的陵寝,而河洛一代地势险峻,风景秀丽,还有唐高宗已去世的儿子李弘的恭陵,在河洛营建高宗陵墓,再合适不过了。


陈子昂的这次上书没有奏效,唐高宗最终还是归葬于关中的乾陵,但唐中宗并没有亲自护送以尽孝心,因为他第一次登极只当了55天皇帝,就被他母后废黜。


之后在位的唐睿宗,也没能掩盖母亲强势的光芒。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夺取李唐皇室的政权,定都洛阳,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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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女皇武则天在洛阳称帝。图源:影视剧照


洛阳,是武则天时期的“神都”。


有学者认为,武则天之所以坚持定都洛阳,是因为她出自关东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也就不需要尊崇长安的地位。


一代女皇将东都改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这也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


为了改朝换代,武则天迫切需要在河洛实行新政。


她将佛教的地位确定在李唐的“血亲”宗教道教之上,自己假托弥勒佛转生,代唐为帝,在洛阳修建明堂和天堂。史书记载,明堂有三层,高度约为88米,中有通天柱上下贯通,而天堂更宏伟,一共有五层,中间放置一尊大佛,仅佛像的小指就可并坐数十人,这是中国文献记载中规模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


她为了提拔关东庶族,安抚天下士子,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广开入仕之门,从而推动庶族新兴阶层进入朝堂,使门阀士族走向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之举。


为了彰显革故鼎新的合法性,武则天登临中岳嵩山封禅,将嵩山南麓的嵩阳县改名为登封县,阳城县改名为告成县,这两个地名沿用至今。


文人传言,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引发洛阳种植和观赏牡丹的狂热现象,从此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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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地势图。图源:锦绣人文地理


神都的时代,随着武周的覆灭而成为历史。


武则天去世后,此前已复辟的唐中宗让她同丈夫唐高宗合葬,并取消皇帝的名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乾陵的朱雀门外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没有镌刻文字,被称为“无字碑”,一如武则天的一生,是非功过,难以评说。


此后的唐朝皇帝虽然仍记挂着河洛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但都有意疏远与洛阳的关系。


有一年,关中灾情严重,山东、江淮的粮食迟迟没有送到。群臣建议唐中宗东迁洛阳,美其名曰“巡幸”,其实就是讨饭吃。唐中宗勃然大怒,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中宗这次发怒,除了对漕运不济感到不满,心中或许还有对洛阳的排斥。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五次巡幸东都,却不胜其烦。李隆基早年在洛阳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小皇孙,但因为武氏执政,他遭到软禁监视,每天活得战战兢兢,对洛阳可没有什么好回忆。


第五次巡幸洛阳之际,唐玄宗听从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改善关中漕运问题,疏浚沿线水道,使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再沿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之后经渭河运往关中,从而使关中漕运更加便捷,运送的粮食比唐高宗时增加了十多倍。


唐玄宗从此不再前往洛阳,而是留在关中安逸享乐。他当时重用的宰相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得意洋洋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


但是,十一年后,渔阳鼙鼓震碎了唐玄宗的盛世美梦,河洛也陷入一片战火之中。


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当唐朝皇帝最后一次迁都洛阳,帝国已经敲响倒计时的钟声。


唐朝末年,河南军阀朱全忠(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


此时,唐昭宗早已是孤家寡人,沿途没有军队护送,只有十几个小宦官追随。到达洛阳不久后,唐昭宗就被朱全忠的部下所弑。朱全忠得知唐昭宗遇害后,假装震惊不已,趴在唐昭宗的灵柩上哭得死去活来,随后另立了一个小皇帝,史称哀帝或昭宣帝。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接受了唐朝末代皇帝唐哀帝从洛阳发出的禅让诏书。次年,被迫退位的唐哀帝被毒杀,后唐时改谥为“昭宣帝”。


大唐王朝的兴衰存亡,在河洛地区画下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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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图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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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代的政权兴替之后,北宋定都于开封,以洛阳为西京,对唐末以来频繁遭受破坏的河洛城邑进行修缮。北宋时期,河洛人文荟萃,文化昌盛,洛阳作为西京,成为文人集团和失意政客的聚居地。


精通《周易》的邵雍中年隐居伊川,晚年长居洛阳,一生倡内圣外王之道,提出以心为本体、视天道(天地之心)与人性(圣人之心)为一理的“性命之学”,却耕于陇亩,大隐于世,受到世人尊敬。


邵雍晚年病重时,关学的创始人张载来到洛阳看望他,问邵雍:“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


邵雍回答道:“世俗所谓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矣。”


张载只好说:“既曰天命,无可言者。”


平生擅长象术之学的邵雍,不相信所谓的命运。他生前为其父亲在洛阳伊水之畔,死后也葬在其父之侧。


邵雍在世时,常与“二程”程颢、程颐论学。


程颢、程颐兄弟长期在洛阳居住、著述和聚徒讲学,他们仕途不顺,退而著书立说,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他们以“理”为核心,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


程颐说:“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邵雍之子邵伯温问程颐:“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


程颐回答说:“然。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


二程所说的“理”,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既是指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也是指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由邵雍、二程等开创的洛学,发祥于西京洛阳,开宋明理学之先河,这是河洛文化对后世的又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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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应天门夜景。图源:图虫创意


来到洛阳的失意文人中,还有北宋名臣司马光,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从东京开封退到西京洛阳任闲职。


在洛阳期间,司马光与同僚呕心沥血,前前后后历二十年之艰辛,编写卷帙浩繁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洛阳书写这部心血之作,也为河洛的历史烟云感慨万分。他用一句诗道尽河洛王者之里的兴亡成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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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97年

[唐]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

[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97年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杨海中:《图说河洛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丁其善:《洛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郭绍林:《洛阳隋唐五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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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南朝子云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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