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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做诗人,是一个菜农想过上的体面生活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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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3 11:12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做诗人,是一个菜农想过上的体面生活 | 人间

 卢国强 人间theLivings 2023-02-02 07:05 Posted o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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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诗人啊,作家啊,都是狗屁!只有钱的光环是持久的、永恒的,别的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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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站台》剧照





单从外表看,大家很难想象白乙拉会与诗歌发生关系——他是个农民,天天与土地、大粪打交道,晒得又黑又瘦,两腮的皱纹深刻醒目,身上的衣服裤子好像一年也不洗一次,这使他浑身散发出一股酸菜发缸时才会有的独特气味。

我认识白乙拉的时候,他刚出版了一本诗集,呼伦河文联专门为他召开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当天,有记者来采访、电视台录像,虽然白乙拉发言时磕磕巴巴、毫无逻辑,但仍旧风光无限,这让我好生羡慕。

晚宴时,本地作协主席又补充介绍了白乙拉的创作经历,三杯酒下肚后,白乙拉也不再客气,主动把自己的事儿和盘托出。



1


白乙拉的老家在科(尔沁)左()中旗,那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镇。1984年,高中毕业的白乙拉无所事事,整天在镇子唯一的一条土路上闲逛。他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看不下去,就通过关系把他介绍到苏木(内蒙古自治区特有的乡级行政区),专门给一个机关食堂管理大棚。

在那时候的东北,塑料大棚绝对是新鲜事物。白乙拉没有种菜经验,但他从书本上学,起早贪黑付诸实践,终于在数九寒冬种出了芹菜、韭菜、油菜等各种蔬菜。这个新闻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白乙拉的媳妇儿也就有了着落。她身子板周正,干活麻利,两条麻花辫油汪汪、香喷喷。

婚后,白嫂也帮着白乙拉种菜,但工资只有一份,几年后,他们有了一双儿女,日子开始过得捉襟见肘。一天,书记蹲在大棚门口耐心地看俩人干了半天活,之后语重心长地问白乙拉:“离咱这800里之外有个呼伦河煤矿,急需各种专业人才,你们两口子种菜技术不错,去那儿发展肯定大有作为。我有一个同学正好在那儿当领导,你去试试不?”

白乙拉心里明镜儿似的——指不定是谁家亲戚看中这片大棚了。但他权衡再三,还是认为外出打拼也是个机会,值得冒险。于是,白乙拉揣着书记亲手写的介绍信来到呼伦河,在书记同学的引荐下,与一位姓于的村民签订了土地承包权转让合同。老于家有现成的三间土屋和一栋锈迹斑斑的铁制大棚,白乙拉放下行李,立刻开始了改造。

就这样,白乙拉在呼伦河开发出了绿茵茵的一片菜园。到了收获的季节,他起早贪黑地采摘,白嫂蹬上三轮车到菜市场门口摆摊卖菜,夫妻俩齐心协力,家庭收入比过去多了不少。

手头有钱之后,他们给三间土坯房包了一层红砖,又陆续建起了猪圈、驴圈和鸡架。到后来,他们抓住了时机,在大棚另一侧的空地上盖了属于自己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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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白嫂从菜市场带回了一张旧报纸,白乙拉无聊时展开看,发现上边刊有诗歌、散文和漫画。他顿时眼睛一亮——他曾在高中时代做过一阵儿作家梦,甚至给《哲理木报》投过稿,可不知怎么回事,文章发表了,署名却不是他的。后来他高考落榜,作家梦也就跟着碎了。

眼下,白乙拉已经不再为生计犯愁,一张小小的报纸点燃了他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他准备重新开始写作。不久之后,白乙拉的第一篇文章就在《呼伦河矿工报》上发表了。当100元稿费拿到手,他激动得语无伦次——要知道,当时矿区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才700元左右。

白乙拉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而且相比起早贪黑卖力气,他认为靠写作吃饭更有面子。之后,他又捡了几首得意的小诗投出去,也发表了。诗歌似乎向来只属于某些特定的文化人群,仿佛所有写诗的人,脑袋上都罩着一圈耀眼的光环。而“诗歌”一旦与“菜农”产生联系,那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一位记者嗅到了信息,专程来采访白乙拉,随后他“农民诗人”的事迹就出现在了《通辽日报》上。《内蒙古日报》的记者也随之而来,白乙拉成了自治区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学新星。

呼伦河很小,经过媒体的宣传,“农民诗人”白乙拉很快就出了名。他决心趁热打铁出版一本诗集,因为他觉得,只有出了诗集才是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为此,白乙拉四处奔走呼号,最后在呼伦河宣传部门和文联的资助下,他的第一本诗集顺利出版。

从此以后,白乙拉不是在创作,就是在创作的路上。用白嫂的话讲,就是“不务正业了”。他的饮酒量在变大。以前他干活累了,只在晚饭时喝一杯解乏,可自打诗集出版后,他迫切地需要更多的创作灵感,于是晚上举杯邀明月,早餐用酒醒酒,到了中午还要用酒催眠——他的很多诗,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2


2012年夏天,白乙拉突然敲开了呼伦河作协主席办公室的门。他头顶热气腾腾,脸上汗渍斑斑,一只裤腿挽到膝盖,两张光脚板穿了一双千层底布鞋,虽然在门外特意剐了剐脚底,但仍有黑色的泥污落在洁白的地板砖上。

见到作协的刘主席,他急切地说:“刘主席,你快帮帮我,我家大青和黑毛丢了,快发动人马帮我找找。”刘主席吓了一跳,以为是他的家人走丢了,白乙拉连忙解释:“大青和黑毛是我家的两头驴,昨天半夜我还给它俩填料来的,今早到驴圈一看,两个畜生都不见了。你发动发动作协成员,帮我找驴去。”

基层作协是民间组织,从主席到会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写作对大家来说只是个爱好,与下象棋、跳舞和打麻将没有太大的区别。作协当然没有帮会员找驴的义务,刘主席让白乙拉赶紧报警,可白乙拉说自己已经连续打了十多个报警电话,没人接,所以一来气,就走了十多里地来找刘主席帮忙:“你看咋整啊?要不然你陪我去公安局,给他们施加施加压力?”

这个要求有些离谱,但熟悉白乙拉的人知道,他的性格中就是有一丝天真。他是蒙族人,说话做事直来直往,有些事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他就会特别较真儿。

刘主席推说自己工作脱不开身,果断拒绝了他。从办公室出来,碰了一鼻子灰的白乙拉又一口气跑到公安局,他进门就大喊大叫,说公安局的人不作为,盖这么好的大楼没人办公,不如黄摊子得了。他在大厅里撒泼打滚、胡搅蛮缠,目的只有一个,让公安局赔他两头驴。

后来那两头驴一直没找到,公安局副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并亲自开车把白乙拉送回了家。刘主席也登门看望白乙拉,想安慰安慰他。没想到刚一进门,满身疲惫、脸如白纸的白嫂就拉住刘主席的手开始诉苦:“求求你,可别让俺家白乙拉写诗啦!他写起诗来啥活也不干,眼睛整天直勾勾的,嘴里默默叨叨的,快得精神病了。”

原来,在诗集出版后那几年,白乙拉的自信心陡增,他不再满足于在塑料大棚和菜市场之间徘徊,要到广阔的草原上去寻找灵感。丢驴之前,正巧通辽市作协举办了一个文学笔会,白乙拉放下手里的农活欣然前往。五天后他回来,看见自家院门大开,两头驴不知去向,而白嫂已经高烧两天了。

驴丢了,白乙拉仍然没有反省,继续借酒抒发情怀。他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酒,三天两头出去参加文学活动,屋里屋外、炕上炕下的活儿,全落到白嫂一个人的身上。冬天,东北的室外温度降到了零下20度以下,新鲜绿色蔬菜的价格便涨了起来。塑料大棚里的土地可谓是“寸土寸金”,刚收获这一茬菜,就得马上播种下一茬。每天清晨,白嫂先去潮湿闷热的大棚里摘菜,有时早饭都来不及吃一口,便冒着严寒到菜市场卖菜。驴没丢之前,她还能赶驴车去菜场,驴丢后,她只能骑着一辆散了架的“倒骑驴”(一种三轮车)。

操劳时间长了,即便是铁人也要被压垮。2014年,白嫂再次病倒,这次她不但发起了高烧,双脚也如发面馒头一样肿起来,送医检查,结果显示她双肾囊肿且大部分组织已经坏死。白乙拉这才放下了诗歌。他领着白嫂去通辽、沈阳、北京等各大医院治病,短短3年时间,他们就把卖菜攒下的十几万家底消耗殆尽了。



3


一天,呼伦河文联主席接到了主管文化宣传的副市长打来的电话,对方声音严肃:“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文联主席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自己哪块工作没做好,她忐忑地敲开了副市长办公室的门,问:“您有什么指示?”

“你认识这个人吗?”副市长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文联主席转身一看,白乙拉正坐在那里,一脸的谄笑。文联主席说自己认识白乙拉老师:“他是咱的农民诗人啊!”

副市长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说白乙拉老师是咱呼伦河文学领域的一面旗:“他家里出了大事,文联不知道吗?为啥不管?”

文联主席一头雾水,忙问白乙拉家里出了啥情况,咋不直接跟她说?白乙拉这才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媳妇病了,已经发展成了尿毒症:“这几年到处治病,我们的家底被彻底掏光了。我也是实在没法子,这才找到政府,看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现在,我连给媳妇透析的钱都没有了……”

副市长问文联的账上还有钱没有?文联主席一脸无奈,苦笑着说:“文联是啥单位您又不是不知道,全年办公经费还不到4万元,现在账户里一分钱也没有。”

“那怎么办?”副市长问。

文联主席说可以找红十字会帮忙解决困难,副市长如梦初醒,给他们写了个条子,又交代文联主席务必亲自领白乙拉过去:“无论如何帮帮他。农民作家嘛,是咱呼伦河的一面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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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乙拉越级反映情况让文联主席很被动,她强掩住内心的不悦,领着他来到红十字会。

没想到,办公的小姑娘一看白乙拉就皱眉毛,说会章有规定,每个困难户最多扶持3000元,白乙拉情况特殊,他们已经捐助过他2次了,一共6000元。文联主席赶紧拿出副市长的批条,小姑娘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楼把会长喊了下来。之后,红十字会的领导们临时开会,特事特办,最后又给白乙拉批了3000块钱。

把白乙拉送走后,文联主席给作协刘主席打电话,请他组织呼伦河的作协成员给白乙拉的家属捐款。虽然最后筹集了1万多元,但大家心里都不太舒服——给白嫂捐款本应采取自愿原则,如今上级把捐款当成任务指派下来,味道就全变了。

可白乙拉对此浑然不觉,甚至认为自己没有白找一回市长。因为白嫂病重的消息传到市政协和市人大那里,他又获得了2万多元捐款。此外,每天都和小商小贩打交道的城管大队也为白嫂捐了1万多元。

社会各界献出的爱心帮助白乙拉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时光,他打心底感激这些好心人,一篇篇讴歌党和政府的赞美诗也随之被他创作出来。



4


谁都没想到,债台高筑、急需用钱的白乙拉种菜还是不上心。除了带白嫂去医院,他完全沉浸在了诗歌的创作之中,有时遇到作协组织活动,他扔下菜园子和媳妇,说走就走。

不过时代已经变了,《呼伦河矿工报》和地方文联主编的《作家报》均已停刊,作协成员发表作品的“阵地”都渐渐消失。白乙拉也试过给几个省级报刊投稿,均石沉大海。他四顾茫然,觉得要再创辉煌,就只剩下出书这一条路了。可自费出书并不容易,书号和印刷费用不断上涨,白乙拉再次到呼伦河文联寻求帮助,被拒绝了。

感到灰心沮丧的文学爱好者当然不止白乙拉一个。为了振奋士气、凝聚人心,新上任的呼伦河作协主席老赵在一次聚会上提出了“集资出书”的主意。

那天的饭桌上有12个人,7个是写诗的,白乙拉也在其中。如果把出书的经费均摊,每人出几千元就行。其他人都有工资、退休金,拿钱并不困难,唯独白乙拉经济拮据。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直眼看他。

但白乙拉毫不犹豫地说:“钱你们不用管,我去张罗。”

赵主席说:“算了吧,为了出书犯不上。咱再议。”

白乙拉急了:“不用再议,我回家就张罗钱!”

现场的气氛发生了微妙变化,大家估摸着这事儿八成要因为经费问题而流产。就在这时,一位喝高了的暴发户一拍胸脯,挺身而出:“白乙拉的钱我出了!”

白乙拉像遇到救星一样,赶紧起来给他倒酒,俩人手拉手美美地干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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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问题解决了,白乙拉回家赶紧翻出自己的作品,从中挑出了20首比较满意的诗,抄写在稿纸上。晚上,他骑着自行车把手稿送到赵主席的手里,赵主席浏览了一遍,差点哭出来:“白乙拉啊,这都啥年代了,你还拿这些顺口溜应付我。你看这首、还有这首,啊?这都是啥玩意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白乙拉说那首五言绝句非常有艺术价值,因为它是个藏头诗,“不信你竖着念,正是‘呼’、‘伦’、‘郭’、‘勒’这4个字。”

赵主席说他们将要出版的诗集代表了整个呼伦河的文学水平:“你这老干体不是老干体,顺口溜不是顺口溜,把它放进去不是打作协的脸吗?”

白乙拉不服气,可还是回家换了一批诗,但仍旧没通过赵主席的审阅。白乙拉无奈,又给刘主席打去电话,希望他出面说说情。刘主席说自己已经退到“二线”了,不好过问这事儿,委婉地推脱了。白乙拉又给我打电话抱怨:“我是呼伦河的农民诗人,呼伦河作协出版诗集不带我,成何体统?”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大家在作协里混,心里大多都很清楚自己根本算不上什么“作家”“诗人”,顶多是个打酱油的文学爱好者罢了。至于作品好不好、有没有影响力,除了作者本人,根本无人关心,更不存在什么“缺谁不可”的情况。我憋了半天,只能说自己对诗歌创作不了解,对出版诗集这事儿更是一窍不通,让他联系其他人。

白乙拉便真的挨个给作协其他成员打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的委屈。最后所有人都不胜其烦,纷纷把他拉进了“黑名单”,连原准备赞助他出书的那个“大款”也改口了,说最近资金紧张,他自己都不想参加这次出版诗集的活动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白乙拉终于放弃了。

后来,那本《诗歌七人行》诗集还是如期出版了,其中没有白乙拉的名字。呼伦河文联召开新书发布会,诗人们轮流上台讲话,出尽了风头,白乙拉在台下又羞又恼,又怨又恨,从此便和作协的几位领导结下了梁子。

以后的日子,每当赵主席、刘主席在作协微信群里发表公告或作品时,白乙拉总能从字里行间挑出一两个错,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来,并且强调:“这种错误发生在作协主席身上,有损呼伦河文学形象。”如果有人想出来打个圆场,白乙拉便会上纲上线,跟对方纠缠不清。次数多了,刘主席和赵主席便主动退群,呼伦河的作协群就由我代为管理。

渐渐地,大伙儿再组织聚会、采风,都只在私下联系,不带白乙拉了。一方面是怕一言不合闹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安心在家照顾白嫂。白乙拉发现之后,很生气,可又毫无办法,索性也不跟我们来往了。



5


2015年腊月,白嫂终于从没完没了的透析中解脱,白乙拉落了个人财两空的结局。此时,他们的大女儿已经远嫁,小儿子还在上大学,家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白乙拉再没有心情写诗了。

2016年我开了一家旅行社,“十一”期间,我带领2台大客车前往阿尔山旅游,在96名游客之中,竟然看见了白乙拉。他没想到我是这家旅行社的经理,而我也没想到他还有闲心出来旅游。

那天晚上,在酒精的刺激下,白乙拉披着被子来找我,又聊起了那本《诗歌七人行》 :“那本诗集你看了吧,7个人的作品,篇篇都是精品吗?我看有的还不如我写的呢!他啊,不是看不上我的诗,是瞧不起我的人!”时隔几年,白乙拉仍然愤愤不平:“刘主席不给我找驴,赵主席不许我出书,他们狗眼看人低!”

骂够了,白乙拉又跟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当年他到处找人倾诉,但并没有获得多少同情和支持,情急之下他去了呼和浩特一趟,到内蒙古作协反映情况。领导们热情接待了他,但具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们闪烁其词。此后,白乙拉又两次奔赴呼和浩特,一次是汇报工作,另一次是请求加入内蒙古作协。

他随身带了一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里边装着这些年他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他小心翼翼地捧出那些报纸和杂志,作协领导仔细翻看了一遍后,就安慰白乙拉不要着急:“加入内蒙古作协得由基层作协推荐,我给您一张表,您回去慢慢填。完事让呼伦河作协领导签字盖章,然后再把表给我邮来。呼伦河到呼市两千多里,您就别三番五次往这跑了。”

白乙拉也不傻,他知道自己成了一个被踢回去的皮球,于是他没填表,也没找人盖章。他动情地问我:“呼伦河作协领导班子里只有你没把我拉黑,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烦我,我真那么令人讨厌吗?”

我想了想,说:“你别气馁,他们还是不理解你。另外,文联内刊取消后,作协没有凝聚力,会员们普遍缺乏创作热情,别说找他们办事了,现在你连人都找不到。”

白乙拉说自己已经泄气了,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就应该老老实实种菜。”    

这显然是气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白乙拉。这时,我脑子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不如把作协群群主的位置让给白乙拉,这样我不但能全身而退,还能成全他的一片热忱之心。我立刻跟白乙拉摊牌,恳请他不计前嫌,勇接重担,白乙拉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以为我在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是真心实意请您当群主的,我就是没有权,我要是有权,我请您当作协主席。”

白乙拉脸上的表情逐渐由怀疑转变成了窃喜,他激动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双脚并拢,“啪”的一声,给我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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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做了群主,白乙拉整天整宿泡在作协的微信群里积极发帖,有时还会发号施令、训斥人,俨然把自己当成呼伦河作协的领导人了。

没想到,我的鲁莽行为既成全了白乙拉,也害苦了他。他扑在作协会员群里,甚至无心种菜,蔬菜大棚里的油菜生了虫子,他忘了打药;茄子、西红柿熟透了掉在地里,他没空捡,腐烂的气味飘出很远很远。

一年后,白乙拉的儿子大学毕业回到家,只见大棚杆锈迹斑斑,绿油油的菜地早已消失不见了,别说吃饭了,他在家连一块干爽的不漏雨的床铺都找不到。儿子到了找对象的年龄,可他们家的情况,即便是个瞎子也不愿意嫁过来。

正在父子俩一筹莫展之际,白家的外墙上被人画了一个大圆圈,中间还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不得不说,白乙拉的命太好了。他赶上了拆迁,也因此获得了将近40万的补偿款和一套回迁房。



6


有钱有房的白乙拉精神抖擞起来,除了潜心创作诗歌,他还积极“扩群”。

呼伦河这种弹丸之地,喜欢文学的人凤毛麟角,但白乙拉愣是把他的小学同学、老乡甚至菜市场卖干豆腐的小贩都拉进来充数,其中还不乏一些女性,据说全是他的“忠实粉丝”。这些人在群里胡言乱语、乱发广告,每当白乙拉把自己的大作上传到群空间,他们就立即冲出来鼓掌点赞,溢美之词迅速铺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作为群主,白乙拉积极组织各种文学聚会,还特地到商场给自己换了一身行头,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文化人。聚会上,那些女粉丝全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还在我的旅行社报名,结伴去全国各地游玩。

2019年夏秋之季,白乙拉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各旗县作协走访交流。第一站是开鲁,当地作协请他吃饭,11人作陪,宴会非常隆重;第二站是科左后旗;第三站是中旗,第四站是扎鲁特旗……回忆起这段经历,白乙拉眉开眼笑:“他们挨个给我敬酒,一口一个‘白老师’。他们对农民诗人、农民作家那是敬重得很。”

外出走访交流,如果不回请也不是那么回事。2020年夏天,白乙拉主动邀请各旗县的文学爱好者来呼伦河采风交流,自己花了不少钱。可无论他怎样折腾,呼伦河作协群的人气还是越来越差——疫情期间,大家都为生计烦恼,文学创作的热情好像在一夜之间被白毛风给刮跑了。

一次,我正在接待游客,白乙拉突然来电话,说他刚从通辽回来,准备陪同两位诗人去呼伦河草原采风:“现在刚下火车,看看你能来陪陪客人不?”

那两位诗人我都认识,但交情不深,我的第一反应是白乙拉需要我开车拉他们去草原玩;第二个感觉是他们吃饭住宿没有人买单。后来,我还是开车拉着他们深入草原腹地,当时天空飘着雪花,天鹅混在一群鸿雁的队伍里准备南迁。两位诗人见此美景非常尽兴,他们在饭桌上激情澎湃,吟诗数首,可买单时非常尴尬——白乙拉没钱了。

最后,那顿饭是诗人的一个本地同学付的款。酒没喝好,俩人连夜坐火车回通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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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夏天,我趁疫情平缓的空隙,组织了4次远游,可报名的人寥寥无几。我突然发现,往日喜欢领着女粉丝到处采风的白乙拉已经1年多没联系我了,而且他也不怎么在作协群里发言,至于在各种文学活动上更是不见他的身影,他好像突然在呼伦河消失了。

酒桌上,偶尔有人提起白乙拉,都说他没钱了,“在家眯着呢”。

10月,我帮一个朋友搬家,往小区的垃圾箱里扔垃圾时,突然和白乙拉撞了个满怀。一聊才知道,他和我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白乙拉热情地请我进屋喝茶,我没有拒绝。

他的家是一套两居室,房间、厨房、卫生间都很小。白乙拉的卧室里一片狼藉,衣服、袜子、鞋子、烟盒、报纸胡乱放在一起,另一间屋子里更是堆满了旧家具和旧电器,上边尽是灰土和包浆。

他告诉我,他的儿子结婚又离婚了,他始终是一个人生活,那几个女粉丝没有一位升级成他的伴侣,究其原因是他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拆迁补偿款早就被他挥霍没了,他又没有退休金,现在每个月只能靠政府发放的低保生活。有时在家待得无聊,他就在小区里帮居民免费理发,疫情期间出去当志愿者,帮助维持秩序。

他说,这是一个文化人的良知。

“天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白乙拉一边感慨一边给我沏茶,又说,“什么诗人啊,作家啊,都是狗屁!只有钱的光环是持久的、永恒的,别的都是浮云。”

我笑而不答。



后记


2023年1月10日,呼伦河文联突然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因为通知不到位,一些会员没能参会并投票,于是在白乙拉管理的作协群里炸了锅。

白乙拉感到非常被动、难堪,他给我发微信诉苦:“你把作协群扔给我,又没给我任何权利,连文联换届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有人想参加却参加不上,这让我很下不来台。”

白乙拉和我聊了很多,话里话外,他对作协会员们颓废的精神状态表示遗憾,又对文联和作协新任领导班子充满期待。看得出,他对文学创作仍然痴心不改。

(文中人物、地名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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